法律法制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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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法律法制论文范文

法律清理,让法制肌体更健康

“反革命分子”、“指令性计划”、“投机倒把”……倘若这些依附于特殊而遥远年代的陌生词汇出现在法律语言中,倘若一些“年龄”已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古董法律”依然“现行有效”,是否令人不可思议?

2009年6月下旬和8月下旬,随着两份废止和修改部分法律的议案进入立法机关的审议程序(废止部分法律的议案在6月下旬已先行通过),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潜伏已久的“硬伤”纷纷浮出水面,一场史无前例的法律清理行动也掀开了国家法制建设的最新篇章。

史上最大规模的法律清理

所谓“法律清理”,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对一定时期制定的或一定范围内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从体系、内容上进行审查、分析和整理,并做出继续适用,需要修改、补充或废止决定的活动。废止不符现实的过时法律或修改法律,调适立法冲突等弊端,以维护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乃是法律清理的功能和意义所在。

建国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4年和1979年先后两次作出过具有法律清理性质的决议。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78年底制定的134件法律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废止了其中的111件,改革开放之前的法律体系几乎被全部推倒重来。

此后二十多年,这种集中清理再未启动。这意味着,最近三十年所制订的法律,从未接受过法律清理的检验。

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正是中国历史上重建法制、高速立法的黄金岁月。统计表明,截止2008年年中,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已达229部,三十年前“无法可依”的尴尬,已经被基本“有法可依”所替代。

然而自1979年后,中国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中,改革开放初期制订的一些“应急”法律,很多缺乏预见,再加上立法技术不足、部门利益分割等因素,一些法律与现实严重脱节,法律之间不相协调甚至相互“打架”等现象日益突出。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因为有了三十年法制建设的积淀,法律滞后、立法冲突等弊端才得以充分暴露,而大规模的法律清理才可能有的放矢。近年来,学界建议法律清理的呼声不断,而一些人大代表亦不断提出相关建议。

更重要的时代背景是,我国法制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到2010年形成现代法律体系,对现行法律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已是必然选择。

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要点中首次提出了开展法律清理工作。随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法律清理工作小组,建国后最大规模的法律清理行动就此启动。

在此次法律清理行动中,全国人大有关机构、国务院法制办、“两高”等有关部门纷纷参与其间,先后对200多件法律提出了1972条清理意见和建议。清理重点则集中于一些法律的明显“不适应”、“不协调”,主要解决法律中的“硬伤”。

2009年6月22日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废止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修改决定”)同时提交审议,这标志着,此次史无前例的全盘式法律清理历时一年多后,进入了以立法形式确认清理成果的“收官”阶段。

67件法律进入废改行列

两个“决定”拟废止和修改法律67件,几近法律总量的30%,数量之巨,堪称空前。

“废止决定”建议废止的法律有8件,主要是一些建国初期或者改革开放早期制定的法律,目前已明显不适应现实需要,有的规定已被新法规定所代替,有的法律的调整对象和所设定的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已不再适用。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华侨捐资兴办学校办法》等4部法律,它们都是制定于上世纪50年代的“古董法律”,早已束之高阁。其中,《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居然还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提高革命警惕”等特定时代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用语。而在《华侨申请使用国有的荒山荒地条例》中,也有“公私合营”等早已消逝于时代风雨中的企业形式。

“修改决定”则建议修改59件法律,涉及141个条文。主要集中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制定的法律,有的规定已明显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实际已不再适用,也有的规定由于新法的制定或者其他法律的修改,出现了不一致、不衔接的立法冲突,并且适用立法法规定的法律适用规则也难以解决。

典型样本是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规定了民事活动不得“破坏国家经济”、“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无效。1988年出台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也有一些要求企业根据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经营的规定,如“企业必须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政府或政府主管部门“统一对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等等。这些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规定,与日益推进的市场经济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被建议删除。

这些带有强烈历史荒诞感的法律规定,实际上源于中国法制建设与经济改革的不同步。自改革开放以来,“立法改革”和“市场经济”构成了中国社会最鲜明的两条精神线索。但与1979年就启动的立法航船相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直到1993年才正式推开,这就必然使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制订的大量法律陷入困境。而这种“滞后”、“过时”效应,日后也造成了大量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乃至冲突。

比如,《计量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铁路法》、《烟草专卖法》等4部法律中都有追究“投机倒把”或“投机倒把罪”刑事责任的规定,而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投机倒把”早已正名,1997年《刑法》修订后,也明确取消了“投机倒把罪”的罪名。无论从形势变迁还是法律适用来说,“投机倒把”都成了法律制度设计中的一处“硬伤”,因此,“修改决定”建议对上述4件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除了“废止”和“修改”外,对于此次法律清理中发现的其它一些问题,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

比如,此次法律清理的一个重点议题是解决一些法律操作性不强的问题。经过清理发现,有22件法律需要尽快制定配套法规,另有18件法律中有关罚款的规定缺乏配套规定。据此,将通过抓紧制定相关配套法规或修改法律加以解决,并由全国人大有关部门对国务院和有关部门予以督促。

经过清理,一些需要作出统筹修改完善的法律,也被建议早日提上议事日程。其中,行政、民事、刑事三大诉讼法等重要法律,已被纳入人大立法规划或立法工作计划。而《国境卫生检疫法》等5件制订于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的法律,则被建议条件成熟时纳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不过,此次清理也遗留下了一些未决议题,由于“目前修改或者废止的时机、条件尚不成熟”、“认识尚不一致”等原因,有5件已明显滞后的法律被暂缓修改,其中就包括社会普遍关注、关涉户籍制度改革的1958年制订的《户口登记条例》。

6月27日,“废止决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顺利通过表决,《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等8件法律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修改决定”则拟在两个月后继续进行审议。8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对59件法律作出相应修改。

“包裹立法”助推法律清理常态化

此次法律清理最引人注目的亮点是,将59件拟修改的法律,以一揽子“打包”的方式,在一个议案中提出,这与每件法律案单独形成议案、分别审议表决的传统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立法技术,在西方国家被形象地称为“包裹立法”。

由于采取了“包裹立法”技术,此次法律清理不仅严格遵循了立法的正当程序,而且实现了程序正义与立法效率的合理平衡。如果按传统模式将67件法律逐一单独成案、审议,其成本之高、效率之低可想而知。正因此,“包裹立法”的制度创新,或将成为未来法律清理活动和立法制度变革的一个历史性拐点。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是史无前例的立法丰产期,同时也伴随着最为剧烈的体制变革和社会变迁,如此必然加剧我国立法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律的滞后速度、立法冲突的发生概率等等,远较其它国家为甚。

基于我国法制建设的特殊国情,频繁废止、修改法律必然成为我国立法的主要特征。随着我国立法不断触及体制改革“深水区”,未来因制订或修订一法而引发多法冲突、变动的情形将时有发生,由此付出的修法成本也将极其昂贵。

正因此,法律清理应由目前的集中式转向日常式,否则,“运动式”清理虽然能解除一时的法制积弊,但随时可能衍生新的法律滞后、冲突等等,仍将造成巨大危害。事实上,在审议两个“决定”时,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发出了法律清理应当常态化、定期化的呼声。

值得注意的信号是,吴邦国委员长在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闭幕式上已经指出:“今后在制定和修改法律过程中,对可能出现与其他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衔接的问题,应当同时对相关法律规定一并作出修改,以保证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而“包裹立法”技术,显然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条理想路径。可以设想,今后每次制订或修改法律,凡有可能引发立法抵触等问题,都应采用“包裹立法”方式,在立法的同时一揽子修改相关法律,使每次立法行为都附随相应的法律清理,即时消解法律之间的不协调、不对应等问题。如此,既能提高立法效率、节约立法成本,同时也能产生“倒逼效应”,促使立法机关在立法之初就全面检视、梳理相关法律,通盘考虑法律内部的协调、衔接问题,将可能的立法缺陷制止于萌芽状态。

不过,“包裹立法”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也对立法机关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每次立法都采取“包裹立法”的方式进行法律清理,对相关法律条文的整理、比对等工作量势必十分惊人,其审查、清理过程也必须十分谨慎。有鉴于此,立法机关能否加强相应的机构建设、人员配置,值得期待。

尤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法律清理,还是“包裹立法”技术,目前都缺乏制度化的规范和确认。因而有必要通过修改《立法法》或制订其实施细则等方式,尽快填补这一制度盲区,以保障清理活动合法、有序、常态、高效地运行。

现代意义的法治,并不仅仅是有法可依, 更重要的是有“良法”可依。正因此,将“包裹立法”等立法技术上升为废改法律的制度化效率机制,时时保持法制的新鲜活力和统一尊严,对于创造一个“良法”时代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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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立法”的起源和国外实践

“包裹立法”是指为了达到一个整体的立法目的,立法机关在一个法律性文件中对散布在多部法律内的有关规定,一次性地作出“打包”修改。

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错综复杂与法律规范的严密,一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往往导致其它法律也必须加以修改,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必须分别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为了避免这种僵硬的审议方式,德国等国家逐步发展出“包裹立法”的立法技术,立法者在制定新法或修改旧法时,一并将所涉及的其他法律加以修改。

德国是使用“包裹立法”最多的国家。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施行法就属于典型的“包裹立法”模式,共修正了17部与民法抵触的法律,废止一部法律。目前,“包裹立法”在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使用非常普遍。英国、美国、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立法中也经常采用。实践中,“包裹立法”在以下几个领域运用最为广泛:

其一,预算立法。在德国等国家,预算案是以法律案的方式提出的。由于预算法案涉及公务员薪俸、社会福利给付、公共费率等多项法律,因此在该预算法案中将涉及的法律一并修正,待预算年度开始后,可以通过新的法律保证预算的有效实行。德国1981年通过的第二次预算结构法共修正38部法律,废止1部法律,制定3部法律。奥地利1996年通过的预算结构调适法一并修正了98部相关法律。在美国,“包裹立法”也大都运用于预算案方面,称为“公交车式立法”。

其二,经济立法。由于经济法律必须及时适应经济、贸易和国民收入等情形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因此对经济法律的修改也常常采用“包裹立法”的形式。如德国1981年通过的补贴裁减法,共修正了18部法律;1996年通过的税法修正法案,共修正了38部法律;同年通过的税法补充修正法案,修正了25部法律。英国在财政法案中,一般都是以“包裹立法”的形式对相关法律尤其是税法进行修改,有时一次会涉及数十部法律。

其三,涉及国际条约的立法。在国家按照所加入的国际组织或者缔结的国际条约的规则对国内相关法律作出修改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包裹立法”的方式。如瑞士1994年为加入世贸组织通过《瑞士法》时,一并修正了16部法律。

作者：阿 计

第二篇：中国的法制进程和法律范式

摘 要：哈贝马斯提出西方社会经历了四波“法制化”：专制国家的法制化、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法制化、民主立宪国家的法制化、社会福利国家的法制化，伴随四波“法制化”，西方也经历了三大法律范式：经典自由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法律范式，社会福利的法律范式，奠立于言说伦理、交往沟通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中国正处在法制化的道路上，中国的法制因其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性，不可能经历以上四波法制化和三大法律范式。

关键词：哈贝马斯;四波法制化;法制进程;法律范式

德国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提出，近三百年间的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经历了四波“法制化”进程，分别是专制国家的法制化、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法制化、民主立宪国家的法制化、社会福利国家的法制化，伴随着四波法制化进程，西方法制化也经历了经典自由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法律范式，社会福利的法律范式，奠立于言说伦理、交往沟通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三大法律范式的递进展开，那么这四波法制化进程和三种法律范式是否适用于中国目前的法制化进程呢?笔者认为由于中国法制化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法制体系和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哈贝马斯提出的西方社会的四波法制化进程和三种法律范式在中国有所适用但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及其法制化进程。

一、哈贝马斯的四波“法制化”进程与中国的法制进程

哈贝马斯提出的四波法制化进程中第一波法制化进程是“专制国家的法制化”。这是欧洲专制主义国家的阶段。在此阶段，专制君主独揽大权，私人的契约性权利义务受到政府管制，不仅在于彰显绝对君主的权势，同时，顺应了新兴资产阶级开放市场、便利货币交易的诉求。一方面从事商品买卖的个人都要遵循资本主义的司法，他们都作为平等的人而缔结交换上的契约;另一方面主权国家享有对于强制权的垄断。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是民主集中制，提倡广大人民的民主，已经脱离了专制的体制，明显不属于“专制国家的法制化”阶段专制君主独揽大权的性质，中国目前的各种制度都已超越了专制国家的法制化阶段的各项国家制度，其公平正义也在此之上。

哈贝马斯提出的四波法制化进程中第二波是“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法制化”，表现为19世纪布尔乔亚向君主争取个人权利，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应予宪法明文保障的政治主张。我国从1954年宪法以来每一部宪法都明文规定公民的个人权利。我国宪法第13、33、35、36、37、38、39条等宪法条文体现了我国宪法对个人权利如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保护。哈贝马斯认为，在这个阶段上，国家权力、经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这里公民的生活世界得到保护，而且只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出版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得到了保护。但在这个时期公民还不能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过程，国家虽然依法治国，但是却不是公民广泛参与的民主的法治国家。中国目前的宪法法律都致力于保护公民的权利，在公民的参政权上也做了具体的规定，中国公民可以通过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中国目前法制化亦不属于“资产阶级立宪国家的法制化”阶段。

哈贝马斯提出的四波法制化进程中第三波是“民主立宪国家的法制化”，在此一阶段个人自由的观念已经以成文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样的国家里，公民参与政治意志形成的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公民获得了社会权、参政权，不但展示了公民对于政治秩序之塑造，而且，还进一步使得国家的权力民主化。社会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对其物质和文化生活积极促成以及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主要包括生存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的一组权利。目前我国公民的社会权受到了保障，但在有些方面还有很多不足，在公民受教育权方面还没有达到普遍平等的地步，其他权利也没有达到完全普及;在公民的参政权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公民实施参政权的很好途径，是实现民主的很好方法，但是目前这一制度在实行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在努力增强公民对政治秩序的塑造，加强人民民主和国家权力民主化。中国目前法制化在很多方面都与民主立宪国家的法治化有着共同点，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目前就属于民主立宪国家的法制化阶段，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中还有很多超前的制度，这些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法制化。

哈贝马斯提出的四波法制化进程中第四波是“社会福利国家的法制化”，表现为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第一次受到立法的束缚，使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利获得保障并达成平衡，而足以对抗市场的盲目操纵。福利国家的建立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要控制经济系统，从而通过政治力量来控制阶级冲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制化的进程就是要通过法律的手段来限制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力量，比如保证劳动在经济过程中竞争的自由，保证人们对抗政府的自由，但是这些法律形式本身却开始干预生活世界本身，使人的自由生活受到威胁[1]。中国是由计划经济体系转变到市场经济体系，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其本身的经济体系必然受到立法的束缚。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没有达到福利国家的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国家的法制化并不能在中国完全实行，至少是现阶段不能，社会福利国家所需要的条件还不是现阶段的中国能够满足的，虽然中国的法制化中有与社会福利国家法制化相同的部分。

二、哈贝马斯的三大法律范式与中国的法律范式

哈贝马斯将近三百年来的法制化进程分为四波，而伴随着凡此“四波”进程，西方法制经历了经典自由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法律范式，社会福利的法律范式，奠立于言说伦理、交往沟通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等三大范式的递次展开。经典自由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法律范式目的在于促进司法正义，把正义化约为权利的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的法律范式强调实质平等，但却无法顾及个体的自主与尊严。奠立于言说伦理、交往沟通和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经此沟通和讨论，旨在使社会成员既能明智立法，又能甘心接受法律的拘束，实现立法者与守法者的真正的统一，达成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平等，从而克服第一、二种范式的缺陷。此三种模式在近三百年的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得以适用，反观中国的法律模式则发现中国法律的模式并不完全和此三种分类一致，只能说是在部分法律系统中有所相似。在中国司法领域内，例如民法、商法等法律，很多法律原则、习惯皆由学习西方法律甚至照搬而来。自由、平等、正义、权利、契约等理念乃司法精神之所在，同时也体现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原则。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2]。因此体现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原则自然能体现法治的要求和原则。我国司法所体现的就是促进法律观的形成和将正义化约为权利的公平分配。在我国私法领域属于经典自由主义和布尔乔亚的法律范式。但是在我国公法领域内则是不同的情况，我国公法领域则属于威权主义的范畴，社会经济基础还不强大的国家走向发达的一种政治上的过渡状态，即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以达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中国社会就处在这样一种过渡状态，中国社会目前也存在着这样的通过政治强制性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

中国法制化进程和法律范式的不同也存在着其他的因素。首先，中国法律是跨越式发展。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时间很短，而西方国家则是通过数百年的发展，从君主专制的国家逐步向社会福利国家发展的，他们的发展是跟随着社会经济逐步发展、社会秩序逐步建设而来的，在经济和法制建设中逐步发现问题然后通过一步步的立法来完善自己的法律体系。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直接从封建制国家走向了社会主义国家，这中间法治国家建设时间更短，中国无法通过传统的一步步发展、找寻问题、完善立法，中国是通过跨越式发展，在几个阶段都进行建设从而缩短总的建设时间，在各个阶段共同发展中找寻问题，解决问题，实现发展。

其次，哈贝马斯的四波法制化进程和三种法律范式的分类是通过研究西方特别是欧洲近三百年法制进程而得到的，其基础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国家性质为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有所差别，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法制建设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是促成对个人权利重视的根本原因。而从14世纪开始，欧洲大陆兴起的文艺复兴强调对人的重视，这就从理论上奠定了个人权利在西方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之后几百年的发展中，如何更好地维护个人的权利就成了西方法律永恒的中心。反观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强调个人对国家(准确来说是皇帝)的绝对服从，个人在国家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国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就造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大相径庭的局面。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的法制化发展是与西方世界不同的，虽然在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中中国对西方的法律采取的是拿来主义，吸收了很多西方国家的法律理念。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与哈贝马斯的四波法制化进程和三种法律范式的分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与之又不完全相同，在各种进程和范式中都有所涉猎，哈贝马斯提出的西方社会的四波法制化进程和三种法律范式在中国有所适用但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及其法制化进程。中国拥有与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所具有的思维方式也与西方不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国法制所要走的道路是与西方不同的，所经历的过程也是不同的，因此需要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一致的法制社会。

参考文献：

[1]王晓升.哈贝马斯的现代型社会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69-277.

[2]李先波，杨志仁.论我国私法精神之构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4)：57-61.

作者：杨洋

第三篇：传统法律思想与当代法制建设

【摘要】我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在取得大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如意的地方。要想走出我国当前法制建设的困局，就必须科学全面地分析我国传统法律思想，在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对其精华进行继承与发展，使其全面服务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关键词】传统法律思想 当代法制 现代化法制建设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社会主义的法制化建设属于非常关键的一部分，科学认识我国传统法律思想与当代法制的关系，势必会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有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科学全面地分析我国传统法律思想，在结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对其精华进行继承与发展，使其全面服务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传统法律思想的涵义

所谓传统法律思想，其实质就是能够在一定时期范围内对法律内容进行有效支配的根本原理。我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即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的不同时期起到支配法律内容的根本性原理，也就是在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儒家文化才是其实质，它是我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关键部分。在汉初，儒家文化逐渐升华为将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融合为一体的新文化，该文化的确立除了标志着我国封建正统思想的形成之外，还促进了“外儒内法”在我国封建时代的贯穿。

在近现代中国，对于西法的引进，或称移植，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各种弊端。事实上，要想建立起先进的制度，就必须先有先进的文化。在西方的法律制度被我国引进时，我们只引进了躯壳，并没有将先进的法律文化引进来。

我国的传统法律思想仍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现代法制发展过程中，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法律是一个国家中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治理控制的一种有效的工具。

其次，所谓“德治”，从表现看很人性化，实质上可能暗含着独裁的思想；第三，在法律教育中着重于义务说教。正因如此，我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制约着我国现代化法制的建设与发展。

我国传统法律思想对当代法制的深远影响

传统法律思想中法的价值对当代法制的影响。“法”的价值含义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法的功能，而且包括法的作用，同时还包括法的社会作用需要达到的目的，其整体上反应了法律制度需要实现的社会理想。现代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并没有在我国传统的法制思想中充分地体现出来。现代意义上法的价值是指自古罗马以来，法学、哲学等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在我国，通常考虑最多的是法的功能与作用，也就是说法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在我国的传统法律思想中，是没有宗教的，传统法律思想的精华体现在儒家文化与礼法文化上，它主要追求的是社会的安定团结，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统治人民与治理国家上。思考法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思想法理，但是在近代社会，法制现代化可以说就是传统法理体系解体与近代法理体系确立的过程。

法律是我国国家意志的重要体现，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说法律是进行政治控制的有效工具。我国传统的法律思想在对法的价值的考虑方面主张：法是统治人民、治理国家的工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了思想解放运动，法制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法学理论逐渐建立起来，对于传统法律的反思，以及对其价值的思考等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具有理想主义的法学者还一致认为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今社会并没有彻底清除传统法理体系，在我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法律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这一理论也没有被完全否定，甚至仍然在当今的法律中体现出来。

传统法律思想中的人治思想对当代法制的影响。就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而言，我国现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果断否定了人治思想。也就是说，法律是不允许人治代替法制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法制建设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人治的行为。在没有法律的时代，道德通常被人们视为法律，这样的法律势必带有感情色彩。理论上讲，法律是没有感情色彩的，不管怎样的感情，都必须要服从于法律的规定。我国的法制建设在近二十年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以德治国也为我国所提倡，以德治国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社会认可的，这是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如果掌握不好可能会与社会法制建设不相协调。在当前的法制建设中，法制仍然不够健全，人治可以说是影响法制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要想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实现法制建设的目的，就必须弥补政党政治的缺失，必须要正视我国传统法律思想中人治观念对当代法制的影响。

传统法律思想对当代普法教育的影响。要想实现法治，就必须要将全民的法制观念提升，因此普法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要宣传法律，加强普及法律知识。从古到今，我国的法律教育传统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在最初的刑书中，就已经明确公布了实现教育是刑书的主要目的。法家也曾经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将法律公布于天下，其目的也是为了使天下的百姓不犯法。正是刑书公布在教育方面造成的影响，刑书在我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地位，以及法在治国方面的功能，导致传统法律思想中的权利意识异常淡薄，法律宣传的途径多为义务说教。这样的传统对我国现在的普法教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进行普法教育，不论国家机关还是社会团体，都进行积极、全面的法律知识普及。同时各个报社、电视台、通讯社、出版社，以及文学艺术界等都把法律知识的宣传作为主要工作来做。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普法教育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截止目前，我国的普法运动已经走过了数十年，实现了数个五年计划。

与此同时，我国的普法教育仍然停留在义务宣传的低级阶段，停留在允许做什么、怎么做，不允许做什么、做了会怎样的层面。在公民有权利做什么、受到了侵犯如何维权方面的普法教育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普法工作也出现了一定的转型。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建立法律文化是建设政治文明的基础。曾经有人用木桶理论来形容我国的法制，出现这种情况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所谓的普法教育仍然停留在义务教育上，缺乏权利教育。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普法教育的效果，实现当代法制建设，我们就必须要提高权利文化在法制建设中的地位，进而推动我国当代法制的健康发展。

我国当代法制建设的发展方向

如今，我国已经逐步迈开了法制建设的步伐，法制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为我国的法制建设保驾护航。就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而言，最大的成就在于立法，具体体现在立法的数目与速度上。但是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完全公道可行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更不可能与当代的法制观念相符合，如果没有良好的价值追求体现在当前的制度中，那么这些制度的可疑性都是非常高的。我们需要的法律制度不仅仅要具备一般的规则，更要体现出人性要求，否则制度很有可能是与判定标准相违背的，提供不了本应有的确定性。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没有正义，或者正义不充分的制度是不可能具备法律这个神圣的名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的法律制度恐怕很难让人乐观。我国的传统法律思想从本质上是对西方的自然法思想排斥的，但是当代法制的根本又源于自然法，这也就导致我们在吸收传统法律思想的同时，又学习当代法制文明，二者之间会产生冲突。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要想促进我国当代法制建设的成功，还必须要对传统法律思想有所批判，要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基础上建设现代法制文明，培育属于我国现代化法制文明的权利文化，即给予人充分的尊重。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的法制基本上都是对人的压制，因此曾经有人说在我国只有天子一个人享有人的待遇。在历史上，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治理人的武器，除了天子，其他人是没有尊严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吸收传统法律思想的精华，摒弃传统法律思想的糟粕，在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法制文明的基础上，促进当代法制的建设。

结语

我国的传统法律思想除了对我国现代法制建设起到重要的影响以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世界的法律文化。当前全球化不断深化，我们不仅要加强当代法制的建设，而且要继承并发扬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紧紧抓住我国法制发展的良好机遇，在继承传统法律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构建起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征的法律制度，促进我国尽早进入现代化法制国家，进而实现我国的法制理想。

【作者分别为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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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宏　陈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