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博士研究论文范文
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研究综述
[摘 要]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创新水准。从博士生创新能力内涵、培养现状、影响因素以及测量评价等四个方面出发，对国内外关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对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概念界定仍然不是很清晰;以博士生为调查对象的大样本研究相对较少;影响因素从关注学术性环境和个体特征因素开始扩展到社会性环境因素，但仍忽略了博士生在学期间的动态发展变化等对其创新能力产生何等影响的复杂机制，测量评价指标则过于倚重客观的论文产出。今后应进一步理清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内涵，注重探究过程性因素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丰富博士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词]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影响因素; 评价与测量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原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 2017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报告：进无止境(2017)》指出，创新人才是全球化和国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重视创新发展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当前国际主流趋势。我国紧跟国际步伐，将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2004年2月，教育部出台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建立研究生科研创新激励机制，营造创新氛围，强化对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2015年1月发布的《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战线共同的任务”。而博士研究生(下文简称“博士生”)教育是学历教育中的最高层次，也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渠道。从高校培养博士生的目标来说，创新能力是其学习结果输出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其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1]。同时，提升个人的创新能力也是博士生自我发展的迫切需求。只有那些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等良好品质的博士生，才能成长为适应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然而，从目前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的现状来看，还存在创新意识不足、科研成果创新性较低等诸多问题[2][3]。因此，了解国内外博士生创新能力的研究现状，厘清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内涵，探索影响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复杂机制，对推动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研究和提高整体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内涵研究
关于“创新能力”，常见英文翻译主要有“innovation”和“creativity”，对应动词为“innovate”和“create”，可以解释为“更新、变革、创造新的事物”[4]。在教育学领域，有学者从教育学的角度将个体创新能力表现划分为探寻机遇、生成想法、形成调查、拥护、应用等5个阶段[5]。对于博士生而言，其创新能力是创新个体、创新行为和创新环境交互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6]，也是其努力将新的构想或问题解决方案诉诸于实践的能力[7]。从其具体表现来看，它是指博士研究生为了适应社会进步、知识创新与自我发展的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开发已有的知识、技能和内外条件，创造出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方法、理论、技术、工艺和产品等新成果的综合能力。如对知识发展做出贡献、找出知识之间的关联，或清楚的研究方法、明晰的概念框架、明确的研究设计、准确的研究方法等[8][9] ，可以将其划分为外显的创新能力(即创新成果)和内隐的创新能力两类[10]。从创新能力构成的层次分布来看，它是由相互间呈递进关系的创新人格、创新倾向、创新潜能、创新显能、创新成果等组成的[11]。
在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里，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科研创新能力是其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博士生作为一名科研者应具备的重要特征。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是指其运用知识和理论在自己的专业学习领域中发现、分析、解决问题，并在创新精神激励下提供具有经济、社会、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其前提和手段是良好的学术思维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最终目的和归宿是创新、创造[12]。主要包括科研创新意识、科研创新精神、科研创新思维、科研知识结构和科研创新技能等5个方面[13]。博士生应重视其科研成果的原创性[14]。
二、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测量与评价研究
目前，对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测量和评价主要依据两个维度：一是依据博士生学位论文创新的标准来衡量;二是根据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内涵，从创新特征、创新思维、创新知识、创新成果等维度编制相关量表进行测量。大多数学者认为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是博士生创新能力、科研能力、掌握和运用知识能力以及书面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15]。学位论文也是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其创新水平则是衡量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准。菲利普斯教授还归纳和总结了15条衡量“独创性贡献”的标准，如继续前人做出的独创性工作，提出一个独创性的观点、方法、视角、结果或解释，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等[16][17]。博士學位论文创新的切入点主要集中在探索未知的新领域、论文选题的新高度、文献资料的新发现、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对概念术语的新阐释、谋篇布局的新思路、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学科知识的新融合、理论观点的新突破以及成果应用的新价值等10个方面[18]。目前，国内外关于博士生学位论文评价标准主要集中在学术创新水平、选题与综述、写作水平[19]、论文成果的创新性[20][21]等4个方面。
另外，有学者依据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内涵、特征等编制了相关测量量表。如李志平等人从课程成绩、论文发表、论文水平、科研能力等维度出发，构建了农科研究生(含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22];孙彩云基于“卡特卡16PF人格特征量表(修订版)”编制了博士生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23];吕红艳等人从创新特征、创新个性、创新思维和创新知识等4个维度出发[24]，编制问卷来测量博士生的创新能力[25];Brodin从创新思维和创新行为两个维度出发，编制问卷来测博士生的创新思维程度和表现[26];刘贤伟参考Kleysen 和 Street 研究中采用的量表[27]，从产生创新构想的能力和执行创新构想的能力两个维度出发[28][29]，编制了测量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问卷[30]。以上学者主张的博士生创新能力测量指标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创新思维和素质的测量(关注个体本身);二是关注创新成果(科研成果、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
三、博士生创新能力的现状研究
从国内外学者对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来看，国外高校较为重视博士生课程开设形式、导师指导、科研训练等要素。如，德国在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呈现出以下特点：课程形式多样，注重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自主科研能力培养;选课方式开放自由，重视合作(导师组)和资源互补;坚持传统师徒制度与研究生院制相结合的方式;内外协作(老师、学生、第三方)，多阶段、多层次评价教育质量等[31]。从美国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的经验来看，高校在招生方面非常重视读博学生的学习动机，在招生方面只招收有能力的本意学习者(具有纯粹的学术意愿)，强调课程学习要以“问题为本”(以研讨课“专题”的形式开展)，重视师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以及多导师指导(成立博士生指导小组，并且成员并非固定不变的)[32]。我国在博士生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较为重视博士生的系统科研训练过程、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方式和频率等，创新培养过程和制度的雏形基本形成[33]。
从目前国内博士生创新能力存在的问题来看，尽管相关实证研究表明博士生群体具有较强的创新动机，但存在创新能力和原创能力不强等问题。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相对低下主要体现在科研实践参与程度偏低、论文被引次数偏少[34]，以及原创性能力不强等方面[35]。2004年，对34所重点高校 84 位博士生导师的问卷调查发现，在所列12项“博士生的问题与不足”的表现中，认为“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不足”的居于首位(26.2%)[36]。其后，相关调查结果进一步显示我国博士生的原创能力较差。主要体现在创新意识差、参与创新研究机会少、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少[37]和创新能力满意度相对较低[38]等方面，且博士生导师认为，博士生创新能力一般或较低的比例约占7成以上(70.3%)[39 ]。2013年，相关实证调查结果进一步表明，尽管超过6成的博士生具有较强的创新动机，创新个性突出，但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自身的创新思维整体水平不佳，在创新知识上自我评价较低[40]。
四、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差异性研究
由于博士生在年龄、性别、就读院校、学科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创新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笔者从年龄、生源学历、招考方式和年级、高校类型以及学科等5个方面对此予以考察。从年龄来看，40岁及40岁以上的博士生的创新能力随着内部人身份感知(包含隐形的社会情感资源，如来自组织的帮助关心和认可)差异的减少而逐步降低[41]。对于其他年龄阶段博士生创新能力可能存在的差异，暂未有人开展相关调查。从生源学历来看，博士生的生源背景对博士生的科研绩效影响程度较小[42]。其中，本、硕学历对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均没有显著性影响[43]。在招考方式和年级方面，硕—博连读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显著高于本科直博生和公开招考生。但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博士生的一二年级，到博士生的三四年级时则逐渐消失[44]。贯通式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高于本科直博生和分段式博士生。且与分段式博士生相比，随着年级的升高，二者的科研创新能力差距持续增大[45]。另外，还有研究显示：人文社科的本科直博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优于硕—博连读生和公开招考生，工学类的硕—博连读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强于本科直博生和公开招考生，但这种优势随着年级的升高而逐渐减弱，直至消失;理学类3种招考方式中，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无显著差异[46]。同时，博士生创新能力在就读高校类型和学科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211工程”高校、“985工程”高校、省属高校3类高校的博士生在创新动机、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个性等方面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47]。针对理工科博士生的研究发现：现就读于不同等级高校的工科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存在显著性差异，且第二等级高校的工科博士生的科研能力最强[48]。工科博士生的内部人身份感知对其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相比于文科生而言，更显著[49]。
五、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从已有研究来看，影响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特征、学术性环境、社会性环境和综合性背景等4个方面。
(一)个体特征因素
博士生学生身份的发展观、使命感[50]、创造性特质(自信、思维、意志)、创新动机(内在动机、报酬动机)[51]、创新性意识和智力水平、批判性思维[52]、先前学习经历、对个人学者的身份认同[53]等都会影响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其中，创造性特征对其创新成果具有显著的正向和预测作用[54]，批判性思维对创造性思维具有正向的影响[55]。同时，Pyhalto等人的相关研究表明，融入学术共同体的博士生拥有更高水平的内部人身份感知，在面对研究困境时更有毅力并倾向于采取更多创新行为[56]。而学习中的科研压力可负向预测博士生的科研自我效能感，进而导致学术不端行为。显然，这不利于前沿性的创新研究[57][58]。
(二)学术性环境因素
从培养环境的内部因素来看，导师指导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影响是主导性和关键性的，且随着学科不同而存在部分差异[59][60]。导师满足学生探索性需求的能力[61]、導师的学术人格、学术能力与造诣[62]、学术指导质量、指导关系[63]等显著性地影响着博士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性成果。对博士研究生而言，导师指导越得力，其产生创新成果的数量应该越多，质量应该更高[64]。跨文化督导(intercultural supervision)中融合多种形式的文化知识间接地影响博士生的创新能力[65]。相反，导师所从事的事务性工作与博士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呈负相关，即导师参与事务性工作越多，越会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质量[66]。另一方面，导师的学术权力过大反而会扼杀博士生的创新能力[67]。从宏观的培养环境来看，国外短期访学经历拓宽了博士研究生的国际视野，提高了他们的创新能力[68]。相关研究也显示，留学经历对博士生论文创新成果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作用[69]。管理环境、学术环境(学术传统、科研团队氛围、科研经费投入)[70]及项目参与[71]、科研实践[72]等对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创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跨学科学习对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没有明显的作用[73]。同时，从制度层面来看，激励机制(学术支持、经济资助)[74]、招生机制、论文保障机制[75]均对博士生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和预测作用[76]。淘汰机制的构建有助于培养博士生的创新意识。合理的淘汰机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负激励机制[77]，对于甄选出具有自主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博士生具有特别的意义[78]。
(三)社會性环境因素
从培养的社会性环境因素来看，学术、政治和经济议程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79]影响着博士生的多样化发展[80]，也间接影响了博士生的创造力[81]。评价体系(培养环节和学位论文的要求)是培养博士生创新能力的保障因素 。Perry-Smith的研究发现，个体网络位置和强度对于创新能力有明显的促进或抑制作用[82]。张雁冰等人发现，研究生(含博士研究生)的导师网络、同学网络、外部专家网络和科研自主性皆正向影响着研究生的创新能力[83]。马永红等人通过对 175 名联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调查数据进行层级回归分析发现，高校社会资本和院所社会资本皆对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校所组织临近的认知邻近、制度邻近、社会邻近则对该关系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84]。这与张雁冰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也间接验证了Perry-Smith 的研究结果。另外，相关研究进一步发现，家庭环境(家庭收入、生活保障)对个体的创新绩效并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85]。
(四)综合背景因素
从综合性背景因素来看，学术动机、学术环境、学位要求、经济资助、学习方式、师生关系等方面均能对博士生学术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解释率为则33%)。其中，明确博士生的学位要求对学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最大，而经济资助产生的影响效应偏小;以学位要求、学习方式和师生关系为核心的过程变量是影响博士生学术创新力最重要的因素;博士生的学术动机对其学术创新能力影响效应较大，尤其是“学术动机——学位要求——学术创新力”这条路径产生了典型的中介效应(学位要求为中介变量)[86]。另外，博士生的创造性表现受到宏观和微观环境的共同影响。宏观因素包括研究生教育文化和学科文化;微观因素包括地点场所、导师、同行与其他教师、院系部门等[87]。
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各种影响因素来看，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受到个体特征、内外部因素等方面的共同作用。其中，生源质量(心理资本、学术动机、创新素质等)是前提;培养条件(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社会网络与资本、论文、学位要求和适度科研压力等)是保障;导师指导(治学态度、学术品格、学术造诣、指导频次、师生关系等)是关键。
六、研究述评与展望
国内外学者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研究涵盖了内涵解读、测量评价、现状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笔者通过对目前已有研究的成果和不足进行整理，籍其为今后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一)研究述评
博士生创新能力是衡量我国博士生整体质量的重要指标，关注其创新能力的发展对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已有研究成果为我国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但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后续学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尽管目前关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大多数研究以研究生为对象，选取的研究对象只包涵少数博士，指向性不强。同时，已有研究并未将性别、年龄、学科背景、学校类型等作为背景因素加以控制。其次，从研究方法来看，基于思辨视角分析的多，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不够，部分研究是依据个人经验进行的思辨式阐述或者浅层次的描述统计分析。再次，从研究方法和结果来看，前人对博士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测量和评价的研究较为全面，调查博士生创新能力的量表已经很多，但质性研究似乎不足，过于注重“变量导向”(variable-oriented approach)，忽视了相互补充的人本导向 ( person-oriented approach) ，对博士生在学期间的创新能力动态发展变化等影响因素并未展开深入研究。另外，从博士生创新能力的评价来看，除博士生自身进行自我报告和高校评价外，缺乏第三方机构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因此，是否有必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使得测量更为客观和真实，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未来展望
在当前的人才竞争时代中，高端人才的创新素质和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博士研究生评价指标体系，发挥评价的导向功能，不断促进博士研究生将创新知识和创新实践转化为创新成果，是当前各高校和研究机构关注的热点话题。但目前由于国内前沿科学对论文成果的过度倚重及其在各种评审中的核心作用，导致为数不少的科研成员和某些学术期刊甚至结成为牢不可破的学术共同体，这种趋势反而不利于我国学术的前沿创新和创新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因此，基于已有研究的发现和存在的不足，今后需进一步完善博士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将个体的自我报告、高校和第三方评价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而不能仅仅将创新成果(期刊级别、影响因子、被引次数等)作为考核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同时，应关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的人本导向因素创新能力的影响，从主客观影响因素入手，采取相应举措，提升博士生的整体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Committee on Graduate Education Reports and Recommendations[R].Washington：AAU，1998.
[2]Andres， L.，Bengtsen，S.S.E.，del Pilar Gallego Casta?o，L.，Crossouard，B.，Keefer，J.M.，& Pyh?lt?，K..Driver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Doctoral Education Today：National Comparisons[J].Frontline Learning Research，2015(03)：5-22.
[3]Hakkarainen，K. P.，Wires， S.， Keskinen， J.，Paavola， S.，et al.On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Dimensions of Agency in Doctoral Training：Medicine and Natural Science Programs[J].Studie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2014(01)：83-100.
[4]师英杰.人的创新能力的哲学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09.
[5][27]Kleysen R.. F.，Street C.T..Toward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Individual Innovative Behavior[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01(03)：284-296.
[6][30][84]刘贤伟.社会资本、组织邻近对校所联培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影响[J].高教探索，2018(10)：36.
[7]金凌志，王小敏.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的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J].高等教育研究，2011(04)：49-53.
[8]Trafford V.N.，Leshem S. S..To Achieving Your Doctorate[M].Berkshire： Opening University Press，2008：38.
[9]Damanpour F..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 Meta-analysis of Effects of Determinants and Moderators[M].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1(03)：555-570.
[10]吕红艳.博士研究生创造力内涵及提升路径[J].江苏高教，2013(05)：101.
[11][13][23]孙彩云.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特征识别与创新能力倾向测评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7.
[12]尹晓东，高岩.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主要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以西南大学首届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为例[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3)：171-177.
[14]胡仲明，崔国富.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J].高等农业教育，2003(10)：78-80.
[15]Baptista A. F.，Liezel H.，et al.The Doctorate as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 Conside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iginality，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J].Frontline Learning Research，2015(03)：51-63.
[16]陈学飞等.西方怎样培养博士——法、英、德、美的模式和经验[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7-18.
[17]王建梁，郭亚辉.英国博士论文“独创性”标准的研究及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2006(07)：15.
[18][21]董泽芳.博士学位论文创新的十个切入点[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 (07)：12.
[19]顾剑秀，罗英姿.学术抑或市场：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的逻辑与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2016(01)：49-56.
[20]Turner G.Pres 2015：The Research Student Journey[R].Higher Education Academy，2015：1-40.
[22]李志平，韩蕙鹏.农科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构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高等农业教育，2007(11)：71-74.
[24]Amabile T.M.，& Hill，K.G..The Work Preference Inventory： Assessing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s [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4(05)： 951-970
[25]吕红艳.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3.
[26][55]Brodin E.M..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Nexus：Learning Experiences of Doctoral Students[J].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6(06)：971-989.
[28]卢小君，张国梁.工作动机对个人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J].软科学，2007(06)：124-127.
[29]顾远东，彭纪生.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南开管理评论，2010(01)：
30-41.
[31]陈正.德国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探析[J].高校教育管理，2012(01)：53-57.
[32]张凌云，贾永堂，张晓明.美国高校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深层经验[J].外国教育研究，2009(09)：67-71.
[33][62]王昕红，张俊峰，何茂刚，张晓明.博士生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和制度保障——基于全国100名博导的调查结果[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05)：30-33.
[34][37]袁本涛，延建林.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三次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查的結果[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02)：12-20.
[35]董泽芳.博士生创新能力的提高与培养模式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9(05)：52.
[36]孙燕.高校博士生培养现状与对策[J].大学教育科学，2006(05)：103.
[38]许长青.高校博士生教育质量满意度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2)：136-145.
[39]陈洪捷，赵世奎，沈文钦，蔡磊砢.中国博士培养质量：成就、问题与对策[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06)：40-45.
[40][54][76]吕红艳，罗英姿.创新环境、创新特征对博士研究生创新成果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十二所高校的实证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10)：78-85.
[41][49][58]马永红，杨雨萌，孙维.博士生内部人身份感知何以影响其创新能力——基于学习投入和导师督导的视角[J].中国高教研究，2019(09)：80-86.
[42]陈小满，罗英姿.生源背景、博士生培养与科研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教育公平的视角[J].复旦教育论坛，2019(03)：46-51.
[43]刘佳.本科就读院校层次对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影响[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3(06)：20-24.
[44][46]刘宁宁.不同招考方式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存在差异吗?——基于33所研究生院高校的调查[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04)：60-66.
[47]梁慧云.贯通式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D].南京大学，2019.
[48]刘宁宁.不同高校生源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差异研究——基于1007名工科博士生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7(11)：54-59.
[50]Macfarlane B.. Re-framing Student Academic Freedom： a Capability Perspective[J].Higher Education，2012(06)：719-732.
[51][70][85]金凌志，贺伟.理工科博士生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识别[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03)：133-139.
[52]Brodin E. M.，Frick L..Conceptualizing and Encouraging Critical Creativity in Doctoral Educ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Researcher Development， 2011(02)：133-151.
[53]Frick B. L.， Brodin E. M.. A Return Wonderland：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Academic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Creativity during Doctoral Education[J].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ternation-al， 2019(05)：1-11.
[56]Pyhalto K.， Stubb J.， Lonaka K..Developing Scholarly Communities as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Doctoral Studen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Academic Development，2009(03)：221-232
[57]张永军，廖建橋，赵君.科研压力对博士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13(04)：99-107.
[59]王昕红，张晓明.博士生教育中创新人才培养的现状及评价——基于八所大学的调查[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04)：124-127.
[60]杨晓明，冯茜.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06)：38-41.
[61 ]Frick，B.L.，Brodin E.M.，&Albertyn，R.M..Learning Space Design in Higher Education[M].Faringdon：Libri Publishing，2014：241-262.
[63][66]黄海刚，白华.博士生需要什么样的导师?——基于对全国44所高校博士生的问卷调查[J].高教探索，2018(08)：35-43.
[64]罗英姿，吕红艳.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五所大学资深博导的访谈结果[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2(05)：16-21.
[65]Manathunga，C.Intercultural Supervision： the Centrality of Place， Time and Other Forms of Knowledge[J].Arts and Human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17(01)：113-124.
[67]Brodin，Eva M.The Stifling Silence around Scholarly Creativity in Doctoral Education：Experiencesof Students and Supervisors in Four Disciplines[J].Higher Education，2018(75)：655-673.
[68]高会军等.国外短期访学对博士生创新能力提升作用探析[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6(03)：63-66.
[69]顾亚琳.“人文社科类”博士论文创新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南京大学，2017.
[71]许丹东，吕林海，张红霞，顾亚琳，邵然.人文社科类博士生学术经历对博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影响[J].复旦教育论坛，2019(03)：60-66+112.
[72]李晓娟.理工科博士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实践与探索——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谈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03)：1-4.
[73]徐国兴.跨学科学习对博士生科研创新能力影响的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02)：15-18.
[74]邵延峰.实施激励机制 提高博士生的创新能力——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05)：9-13.
[75]孙士海.服务现代农业的博士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9.
[77]朱青梅，孙晓燕.知识团队成员的负激励管理探析[J].生产力研究，2009(19)：161.
[78]张凌云，梁传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博士生教育改革的关键[J].中国高教研究，2011(01)：45-49.
[79]Enders， J.，&De Weert，E..The Changing Face of Academic Life： Analy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M].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09.
[80]Elmgren，M.，Forsberg E.，LindbergSand ?.，Sonesson，A.The Formation of Doctoral Education2016[EB/OL].https：//uu.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916582/FULLTEXT01.pdf.
[81]Brodin E.M..The Stifling Silence around Scholarly Creativity in Doctor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of Students and Supervisors in Four Disciplines[J].Higher Education，2018(75)：655673.
[82]PerrySmith J.E.，Shalley C. E..The Social Side of Creativity： A Static and Dynamic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3(01)：89106.
[83]張雁冰，张淑林，刘和福等.社会网络与科研自主性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研究[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4(06)：3237.
[86]白华，黄海刚.博士生学术创新力的影响路径模型研究——基于全国1454位博士研究生的实证调查数据[J].高教探索，2019(06)：46-53.
[87]Lovitts B.E..The Transition to Independent Research： Who Makes It，Who Doesn't.and Why[J].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08(03)：296-325.
(责任编辑：刘新才)
作者：蔡芬 姜月
第二篇：统计学博士在研究什么
摘要：本文收集了从开始授予博士学位以来至2004年我国经济与管理类统计学博士论文。对这些博士论文的选题及其研究内容进行考察与点评，分析其变动的轨迹和特点。
关键词：经济管理;统计学;博士论文
收稿日期：2006-06-21
作者简介：曾五一(1953-)，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统计学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统计学科组评委等;陈安全，(1975-)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统计学博士生、厦门理工学院讲师。
参加本报告资料收集与初步分析的同志还有，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夏帆、黄建、赵楠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统计学博士是我国经济学与统计学科研的重要力量，是一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生力军。博士们研究的课题和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我国经济管理类统计学科研的热点和前沿，代表了我国统计科研的水平。对统计学博士论文的选题及其研究内容进行考察，分析其变动的轨迹和特点，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对今后的科研选题以及进一步提高经济统计的学术研究水平也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此，我们收集了从开始授予博士学位以来至2004年，各校经济管理类统计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大部分学位论文的论文提要与部分学位论文的全文。资料的取得通过互联网搜索，主要渠道有：国家图书馆网站以及各高校的图书馆网站。
二、基本情况分析
我们一共收集了196篇统计学博士论文。从授予统计学博士学位的单位看，以博士论文数量为序，依次为：厦门大学63篇、中国人民大学55篇、东北财经大学25篇、天津财经大学21篇、上海财经大学16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1篇、西南财经大学5篇。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论文分为七大领域：(一)统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二)国民核算问题研究;(三)宏观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四)金融问题研究;(五)保险与精算研究;(六)投资决策与评估研究;(七)博弈分析与其他研究。各类文章的分类构成如表一所示。由该表可以看出，全部论文中各大类选题所占的比重依次为：宏观经济和社会问题(27.04%)，金融问题(26.53%)，统计基本理论与方法(17.35%);国民核算问题(9.18%);保险与精算(8.67%);博弈分析与其他(6.12%);投资决策与评估(5.10%)。
为了进一步观察论文选题变动的情况，我们又将收集到的论文分为两个时间段，分别观察其论文数量，计算其所占的比重。由表1可以看出，统计基本理论与方法以及国民核算这两个统计学传统领域在博士论文选题中所占的比重明显有下降的趋势，金融问题以及保险与精算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其他几类所占比重则无大的变动。
三、金融问题研究点评
在金融领域，最早出现的统计学博士论文是厦门大学池金明的《证券市场的统计研究》(1994年)。早期的博士论文主要是介绍国外的有关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领域较窄，同时缺少结合我国现实开展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动向：一是引进一些新的理论与方法。例如，厦门大学黄诒蓉的《中国股市分形结构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2004)，将分形理论引进资本市场的研究。厦门大学林嘉永的《资本市场的实验研究》(2004)，利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与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投资者的行为进行研究等等。二是研究的内容逐渐丰富，领域进一步拓宽。微观金融方面涉及：可转换债券、股指期货、基金管理与评价、股市的有效性、股市泡沫、关于风险评价与防范等。宏观金融方面则主要有：汇率研究、货币供求与调控等问题。三是更多地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开展细致认真的实证分析。这方面，西南财大史代敏《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与效率的数量研究》(2002)[1]是一篇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该文运用多种现代统计学方法(如GARCH模型、Grange因果关系检验)，对股票市场波动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以及数量界限进行多角度分析，获第七届全国统计优秀科研成果博士论文二等奖。
目前，关于金融问题的研究已成为我国经济管理类统计学博士论文选题的最热门的领域。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对金融问题进行研究，需要有较强的数理背景。不仅要掌握数理统计、随机过程等相关的知识，而且还要熟悉计算机分析软件，掌握建模、数据处理等实证研究的工具、方法，统计学专业的博士生明显有这方面学术背景上的优势。第二，与其他领域相比，金融领域数据比较容易获得。如股票交易等数据，有年度与季度的数据，甚至还有按小时、分钟的高频数据。第三，金融学研究这几年正处于更新换代之中。西方的以微观金融为主的金融学研究范式，逐步被介绍到国内。新的领域，最容易爆发出思维的火花和参与的激情。第四，近年来，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在该领域出现了大量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货币政策的实施方案与影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调整问题，资本市场的健全与完善等等，这些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也吸引着统计学的博士生投身于这一方面的研究。
四、宏观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点评
统计学博士研究的宏观问题主要涉及以下领域：
(一)竞争力研究。竞争力研究主要是在构建相关统计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来考察国家、区域，行业以及企业之间的竞争力。这一领域最早的统计学博士论文是中国人民大学彭丽红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理论与实证研究》(1999)。这一领域指导论文最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赵彦云教授。
(二)可持续发展研究。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种是从国民核算的角度将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进行综合考察，另一种是构建多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我们将后者归入本细分类。这一领域最早的博士论文是天津财经大学孙向阳的《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统计研究》(1998)。
(三)总供需平衡研究。该领域的统计学博士论文全部出自厦门大学。最早的博士论文是王春新的《社会总供需及其平衡调控的统计研究》(1991)。此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还有曾五一的《总供需平衡统计：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2]，该文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方法，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总供需平衡统计的理论与方法。在该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获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四)经济增长。该领域最早的博士论文是天津财经大学毛迅的《论经济增长的统计规律》(1995)。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天津财经大学雷钦礼的《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分析》(2003)[3]，该文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经验与教训，提出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并利用实际的统计数据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获第七届全国统计优秀科研成果博士论文二等奖。
(五)区域经济。统计学的博士结合本专业的知识对区域发展协调和地区差距进行统计测度和研究，为区域经济研究提供了更细致和深入的定量分析。该领域最早的博士论文是东北财经大学白雪梅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1997)。
(六)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研究。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利用统计方法进行数量分析，能够提供更有价值的结论。该领域最早的博士论文是上海财经大学石良平的《论结构性通货膨胀》(1995)。
(七)投资、储蓄、消费问题。该领域最早的博士论文是天津财经大学于洪彦的《消费者行为研究》(1996)。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天津财经大学顾六宝的《中国居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测度与最优消费路径研究》，该文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拉姆齐模型，建立了中国消费动态最优化模型，并且提出估算跨期替代弹性和风险回避系数的具体测算方法，获第七届全国统计优秀科研成果博士论文一等奖。
(八)其他宏观问题。除了上述几个领域外，统计学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还涉及到其他一些领域。如人力资本计量及优化配置、政府经济职能、科技与创新的统计研究、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以及收入分配格局等方面。其中，厦门大学施建军的《科技与创新的统计研究》对科技创新方面的统计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是该领域有代表性的成果。
五、统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点评
统计基本理论与方法是统计学研究的“固有阵地”，也是统计学学科特色的集中体现。该领域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计思想。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比较广阔的视野，因此有较大的难度。其中，中国人民大学袁卫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应用统计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1988)是该领域最早的博士论文。
(二)抽样调查。厦门大学吴国培的《我国抽样调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1992)是统计学博士在该领域最早的研究成果。另外，较具代表性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金勇进的《非抽样误差分析》[4]，该文对非抽样误差问题作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获得第四届全国统计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三)数量方法。内容涉及经济计量学、数据挖掘、多变量模糊时间序列等。其中最早的成果是中国人民大学任若恩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论》(1988)。
(四)综合评价。这方面的成果一半以上出自东北财经大学。其中，邱东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系统分析》[5](1990)是国内在该领域最早的研究成果。厦门大学苏为华《多指标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问题研究》(2000)，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综合评价方法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在该文基础上撰写的专著获第六届全国统计优秀成果二等奖。
(五)指标与指数理论。这一方面最早的博士论文是东北财经大学王庆石的《统计指标导论》(1993)。另外，厦门大学徐国祥的《指数理论与指数体系研究》[6](1999)对指数及其应用作了比较系统与深入的研究。其中关于我国股票指数和债券指数编制的研究，对完善我有关指数的编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六、其他各类研究点评
(一)国民核算。该领域属于经济社会统计的固有领域。此次收集到的论文共有18篇，其中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指导的占一半。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该领域统计学博士论文的重点大多是吸收和消化SNA的理论与方法，并探讨其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全国第一个统计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蔡志洲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统计资料应用于经济分析研究的方法论》(1987)是该领域最早的博士论文。此后一段时期，相当一部分论文是在(SEEA)框架体系内研究绿色GDP或EDP。其中，厦门大学戴亦一的《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研究》(1999)是这方面最早的博士论文。进入新世纪以来，又有一批论文开始研究非市场服务核算问题。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东北财经大学罗良清的《非市场服务产出核算问题研究》。该文获第七届全国统计优秀科研成果博士论文二等奖。
(二)保险与精算。这一领域指导论文最多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袁卫教授。内容涉及社会养老保险、机动车保险、寿险、医疗保险以及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等。最早的博士论文是中国人民大学耿修林的《我国社会保险统计指标及其体系研究》(1995)。
(三)投资决策与评估。统计学在如何度量风险、系统的评估，如何做出决策方面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厦门大学吴世农的《投资项目经济效益评估方法的系统分析》(1992)是该领域最早的博士论文。领域指导论文最多的是厦门大学的黄良文教授。
(四)博弈分析与其他。博弈分析内容涉及保险市场、银行业监管、企业家决策行为以及粮食供给等问题。其他主要是有关微观问题的研究，内容涉及上市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企业合约、人力资源开发等。
七、我国统计学博士研究的特点与存在问题
根据对收集到的统计学博士论文的考察，可以看出我国统计学博士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能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选择研究的课题。
(二)能够有意识地将统计方法服务于各相关学科和各领域，在促进这些学科和领域发展的同时自身也获得极大的发展。我国统计学博士论文中得到社会承认的获奖成果大部分都是统计学与其他学科领域密切结合研究的结果。
(三)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发展规律。一是各高校都有其比较优势的学科领域。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与其导师的特长和承担的课题密切相关。二是各领域早期的研究较多是对国际上相关研究的跟踪和评介。目前，参与研究人员较多的一些领域已经越这一阶段，开始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同时，在各个领域，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入和细致。
我国经济管理类统计学博士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最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创新性还不够，特别是具有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尚未出现。
从1999年开始，至2005年，教育部一共进行了6次优秀博士论文评审共评出688篇优秀博士论文，其中经济管理类统计学所在的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科评出7篇，而统计学专业至今仍然是空白。这固然与在我国统计学上目前还属于弱势学科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统计学博士论文自身的原创性还不够。
第二、一部分博士论文统计学科的特色不够鲜明，“统计”味道不浓。
统计学是一门方法论的学科。正宗的经济管理类统计学博士论文理应将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将社会经济领域统计方法(包括如何测定社会经济现象与指标的设定)的开发与应用作为研究的重点。无论从“问题带方法”的角度，还是从“方法带问题”的角度，都不应该忘记统计学所具有的方法论的特色。遗憾的是相当一部分博士论文并未做到这一点，统计学的特色不够鲜明，与经济学或管理学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没有明显的区别。个别论文甚至只有文字的论述或数学公式的推导，而很少统计方法与统计数据的应用。
我们相信，只要能够统一认识，正视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下决心去解决，我国经济统计学研究的水平和统计学博士的培养水平一定会有较大的飞跃。
参考文献：
[1]史代敏.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与效率的数量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曾五一.总供需平衡统计：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3]雷钦礼.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4]金勇进.非抽样误差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5]邱东.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的系统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6]徐国祥.指数理论及指数体系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鲍观明)
作者：曾五一 陈安全
第三篇：我国博士生社会化研究综述
[摘 要]博士生社会化的过程涵盖了学术社会化和职业社会化双重因子。对博士生社会化的研究兴起于国外，我国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国内学者对博士生社会化的内涵解读、影响因素探索、阶段划分仍进行了相对完善的研究，并从理性认识博士生社会化和通力合作推动博士生社会化两个方面分析了实现策略。未来的研究任务很艰巨，需要在学习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加强中国的本土化研究，真正解决我国博士生的社会化问题。
[关键词]博士生;社会化;学术社会化;职业社会化
[文献标识码] A [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09.027
博士生教育處于国家教育体系的顶端，肩负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艰巨任务。当下，博士生培养质量成为高等教育领域中热议的话题，究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机构培养的博士生所掌握的技能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不匹配[1]。博士生教育以提供学术训练、培养学术能力为核心，随着知识生产模式2(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2)、“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等概念的提出，高等教育的职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的内在学术性和外在社会性要求博士生培养也要兼顾学术和市场，博士生面临着身份的双重社会化，即角色的社会化和职业角色的社会化[2]。这种双重社会化不是单一的线性模式，而是复杂的多元互动模式，二者相互交织与影响，共同促进博士生的学术社会化和职业社会化。这是他们成功地走向学术劳动力市场和非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可见，博士生社会化研究理应是博士生教育的重要内容，对博士生社会化进行系统的研究也是内部学术环境和外部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客观要求。
一、博士生社会化的内涵研究
研究博士生社会化，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社会化(Socialization)。社会化是社会学研究的常用术语，社会学家默顿(Merton)将其定义为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习得特定社会、团体或组织所需要的各种技能、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处事态度和知识体系，从而获得成为该社会、团体或组织所要求的成员资格[3]。对于博士生而言，这里的特定社会、团体和组织被认定为是他们从事学习活动与研究活动所在的学校、研究生院、学系及其相伴随的文化环境，是博士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有其自身的一套规范和准则，这些规范和准则都是博士生社会化的重要内容[4]。
博士生在学校组织内部的社会化是一个双重社会化的过程，即博士新生作为博士研究生的角色获得过程和他们通往未来职业的预期社会化过程[5]。博士生在此过程中实现身份的转换，即从学生到独立的研究者，从职业自然人到职业社会人的过程。据此，可以将博士生社会化分为学术社会化(Academic Socialization)和职业社会化(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其中，学术社会化以获取学术共同体所认可的学术规范和专业技能为主要目标，旨在促进博士生顺利进入学术劳动力市场。它以学术为核心，突出了博士生教育的学术逻辑[6]。职业社会化是与学术社会化同生共进的一个概念，是指博士生通过院系的规训、个人的学习以及与教育环境的互动，获得将来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职业意识与价值观、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行为规范，从而适应职业角色的过程。对于博士生而言，学术社会化属于其内生属性，职业社会化属于其外衍属性，二者相互交织与耦合，共同促进博士生个体的社会化。
二、博士生社会化的历史研究
用社会化理论对博士生教育进行研究主要来自于美国，也集中在美国，这与美国博士生教育的特殊情况不无关联。在美国，博士生学业年限过长以及流失率过高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资源的高消耗，也给博士生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7]。学者围绕这一难题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学术共同体缺失[8]、师生关系僵化[9]、学习与生活失衡[10]、跨学科难融合[11]等社会化因素导致了这些问题的产生，由此构成了博士生社会化研究的内在原因。此外，大量的博士生开始涌向非学术职业，限于学科范围内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和适应学术性研究工作的技能对于大学和研究所之外的劳动力市场是不契合的[12]，这就构成了博士生社会化研究的外在原因。在此背景下，针对博士生社会化的研究开始在美国兴起，并逐渐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我国博士生的流失率虽然没有美国那么高，但其培养模式受内部基因与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13]，博士生社会化问题也成为近些年值得关注的课题。传统上，博士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学术研究人才[14]。学术职业被视为博士生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毋庸置疑的职业选择[15]，但随着学术经费的相对紧张、学术环境的相对恶化，学术职业面临着来自职业薪酬、职业压力、职业发展等各方面的挑战[16]，学术职业在博士生心中的神圣地位发生撼动，学术职业的吸引力减弱[17]，学术职业与博士教育从紧耦合转变为松耦合，甚至是解耦状态[18]。评判博士培养质量的标准也开始变得模糊和多样化，市场需求与高校的培养要求不完全一致[19]，博士生教育面临着学术劳动力市场与非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双重压力。如何达到博士生教育与职业发展的有效衔接是当前博士生教育的内部基因[20]。
与博士生内部基因相伴出现的就是博士生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20世纪末以来，知识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与大学、政府和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埃茨科瓦茨(Henry Etzkowitz)和雷德斯道夫(Loet Leydesdorff)所说的“三螺旋模型”[21]。同时，知识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知识生产更多地表现在应用语境中，更多地来源于现实中的实际问题;知识生产的场所也出现了社会“弥散性”和“异质性”，这些特质被吉本斯(Gibbons)等人概括为知识生产模式II[22]。变化了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使得博士生培养除了具备学术传承性之外，还要回应市场的需求[23]。在此背景下，博士生就业面临着双重桎梏：一方面，学术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博士毕业生在学术职业领域谋职难度增加;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学术界外部对博士人才的需求旺盛[24]，但高校培养的博士生所掌握的技能与社会需求不匹配[25]。这种桎梏对我国博士生教育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任务，即在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如何平衡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如何协调学术职业的生存现状和非学术职业劳动力市场的变化[26]，实现博士生个体层面学术社会化与职业社会化的一致性[27]。
以上研究构成了博士生社会化研究的历史起源，也是审视博士生社会化及其研究的大背景。
三、博士生社会化的横向影响因素研究
个体的社会化都是独特的完整过程，且在社会化过程中受到来自不同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对于博士生社会化的由来与内涵，关于博士生社会化过程中的横向影响因素更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通过梳理博士生社会化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发现个体、环境以及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是学界关注的主要论题，进而总结出影响博士生社会化的两类因素，即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其中，个体因素包括博士生的身份背景、教育背景和经济背景3个变量;环境因素主要是指教育環境因素，包括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2个变量。
(一)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对博士生社会化的影响可以具体化为身份背景因素、教育背景因素和经济因素3个变量。博士生群体正处在成家立业的黄金年龄，但通过调查发现，已婚博士生在读期间不断推延生育时间，未婚博士生不断后推婚期，这其中就掩盖着社会化中学习与成家的冲突、学习与生活的平衡等问题[28]。教育背景主要关注博士生本硕阶段所在的学科专业、学校以及学业的延续性对其社会化的影响。边国英在对1所重点研究型大学社会学、教育学2个学科的10名博士生进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发现，个人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个人先前的学术背景与当前学术研究的契合度高有利于促进博士生的社会化，她借用隐喻的方法将其称为“植物生长的过程”[29]。同样，其他学者也指出，本硕博就读学校类型起点越高、连贯性越强，越有利于博士生的社会化，且博士生走向学术职业的比例也越高[30]。此外，经济因素也是影响博士生社会化的重要变量，尤其是对于博士生而言，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的投入、日益贬值的文凭，再加上与同年龄段昔日同学的经济对比时常会让其产生心理落差[31]。博士生在求学阶段最为注意的就是学校补贴、导师补助和其他经济收入。经济因素是博士生产生社会化冲突的重要因子[32]，求职和就业是博士生教育阶段社会化的归宿[33]，在求职和就业上，经济因素也是博士生选择学术职业和非学术职业的关键因素[34]。基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博士生社会化中的身份背景、教育背景、经济背景对其个人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其社会化。
(二)环境因素
教育环境也是影响博士生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这里的教育环境可分为物质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其中，物质环境主要指图书、仪器等物质条件;制度环境主要指研究生院以及系部关于博士生培养的规定，包括课程考核、资格考察、学位论文规定、导师要求等制度性文件和管理条例;文化环境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氛围，包括导学关系、同伴关系、院系学术氛围等[35]。在现有的文献中，对博士生社会化中设施与资源等物质条件的支持鲜有涉及，学者们讨论得更多的是博士生社会化过程中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研究发现，学院对博士生培养计划的不足、课程质量的低劣、知识训练的狭窄、组织方式的无序、管理的宽松对于博士生社会化具有消极影响，导师的引导、学术共同体的建构等因素对于促进博士生社会化的深化与整合具有积极影响[36]。同时，学科文化也会影响个体生活，博士生只有遵循所属领域的学科文化，才能在特定的“场域”建立社会身份[37]。当前，博士生社会化发展状况堪忧，各种因素的综合使得博士生社会化问题日益突出，博士生社会化之路任重而道远[38]。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博士生的社会化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其自身的内部因素，也有环境等外部因素。博士生正是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社会化的。
四、博士生社会化的纵向发展阶段
博士生的社会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博士生心理上不断从不适应到逐步认同并内化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研究涉及到博士生社会化的发展阶段及每个阶段所面临的任务与挑战。
传统的博士生社会化理论认为，博士生社会化是线性发展的模式，即导师基于一定的标准录取学生，用规定的方式培养学生，学生通过专业学习获得毕业[39]。随着博士生社会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根据博士生教育中学习活动与研究活动的进度，将博士生社会化分为初步社会化、中期社会化、社会化的深化。其中，在初步社会化中面临着身份适应和教育环境的适应任务;在中期社会化中面临着学术定位与知识整合的任务;在社会化深化阶段面临着学位论文创新与写作的任务[40]。另有研究者将博士生群体视为学术职业的后备力量，并依据他们身份的转换，将博士生社会化过程分为“高级学习者”“受训中的同事”“低级同事”3个阶段，且每个阶段在课程学习、资格考核、论文撰写中都有不同的要求[41]。与以上两类划分不同的是，有研究者指出，博士生的社会化是动态的，各个阶段都会感到角色的不清晰，对院系的培养方案、论文要求、角色期待以及一系列培养计划模糊不清，且相对于低年级博士生而言，高年级博士生尤其在进入论文的撰写阶段后，更经常体验到模糊的感觉[42]。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尽管博士生社会化过程划分的阶段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博士生从单一的个体逐步融入到学术共同体，他们在不同阶段面临的角色冲突与任务也反映了其在自我身份认知上的差异性。
五、博士生社会化的实现策略研究
尽管我国的博士生社会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对博士生社会化的研究理应成为一种趋势和研究的重点，应通过实施一系列可操作的策略实现博士生的社会化。
(一)正视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对博士生社会化的影响
传统博士生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和科研能力，学术职业也是博士生就业的主要选择。随着高校外部环境的变化，博士生的培养模式更加多元，博士生的社会化也更加复杂。有学者指出，学术性是博士生的培养的根本属性，但社会对博士生的多样化需求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内在的学术逻辑和外生的市场逻辑之间要寻求一种平衡，这种平衡的基础就在于平衡博士生培养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知识创造的学术价值与市场价值[43]。博士生就业的多元化趋势倒逼博士生教育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博士生教育不仅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也要为非学术界提供后备力量[44]，对于这一趋势，要正确审视并重新定位博士生的培养理念[45]。总体而言，学者们都肯定了博士生教育是学术创新和学术人才培养的最顶层教育，但同时也呼吁博士生培养要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学生的职业发展，如能做到平衡与兼顾，将对博士生的社会化大有裨益。
(二)通力合作，推动博士生顺利实现社会化
博士生社会化的实现既需要理念层面上的顶层设计，更离不开实践中各利益相关者的通力合作。博士生社会化是从博士生开始进入或准备进入博士生角色到博士生就业的完成的过程，其中最核心的环节就是对博士生的培养和教育。首先，要注意区分博士生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并针对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46]，包括拓宽课程面[47]、促进多学科融合、实现跨学科培养[48]、加强可迁移能力的训练等[49]。其次，要明确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文化属性和知识属性，为博士生提供符合學科和专业文化的教育与指导。第三，要为博士生社会化营造和谐的外部环境[50]，包括营造多元参与的学术共同体，对博士生社会化发展起到情感支撑作用的家庭共同体、师生共同体和同辈共同体。最后，要加强博士生培养的校企合作，包括高校与产业的合作、产业教授和兼职教授的评聘等。博士生社会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多方配合、鼎力合作是博士生顺利实现社会化的根本走向。
六、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国内学者对博士生社会化的研究涵盖了对国外理论的解读、社会化影响因素及阶段的划分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梳理与消化，才能与前人进行理论对话，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一)博士生社会化研究述评
博士生社会化研究在我国尚属于新生事物，国内刮起了博士生社会化研究的春风，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全球博士生教育的变革，对博士生社会化的研究迫在眉睫。目前，国内关于博士生社会化研究的直接文献屈指可数，但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这些文献一方面为关于博士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社会学视角，另一方面能对现有的博士生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提供新的解释，也能为博士生教育的改革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在肯定当前文献价值的同时，也应理性地审视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从研究成果上看，关于博士生社会化的研究存在概念凌乱。目前，对博士生社会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杂乱且不统一，现有研究用“学术社会化”“学术职业社会化”“职业社会化”“专业社会化”等概念替代博士生社会化，一方面概念存在窄化，另一方面各概念间存在交叉。其次，从研究内容上看，关于博士生社会化的研究多为国外翻译与介绍，本土化思考不足。这一问题也可以用来解释研究成果概念的凌乱。国内学者对博士生社会化的研究更多的是在介绍西方的理论研究成果，重介绍、轻比较，没有结合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情进行本土化思考，而是直接套用国外的社会化理解直接解释中国的问题。第三，从研究方法上看，关于博士生社会化的研究较多的是思辨研究，实证研究相对匮乏。这一问题也可以用来解释研究内容的国外译介。博士生社会化因个体的独特性而呈现出差异性和不可复制性，且社会化更多的是个体主观感知和切身体验。从这一层面来看，访谈法在博士生社会化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方法，这与国外研究也是相一致的。另外，限于访谈法本身的局限性，在博士生社会化研究中，也理应配合问卷调查法。总体而言，我国的博士生社会化研究尚处于方兴未艾之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研究任务艰巨，道路且漫且长，这恰为学者后续的研究提供了前进的动力。
(二)未来研究的展望
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需要建立在雄厚的理论积淀的基础上方能负重前行。基于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在两个方面加强思考与强化：第一，加强国外资料的学习与消化。博士生社会化研究源于国外，尤其集中在美国，选取美国博士生社会化研究高产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研究，在内容上具有承接性，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对这些文献的系统性学习与思考有利于丰富博士生社会化的理论积淀，并在与前人对话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研究。第二，加强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美国博士生社会化研究的缘起根本在于博士生的高流失率和较长的学习年限，但借用国外博士生社会化理论研究中国博士生教育问题时，需要放在中国文化背景和特定的语境下进行。
基于此，对于博士生社会化问题的研究，可重点考量中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现状、中国博士生社会化冲突的表现与根源、解决中国博士生社会化问题的路径、博士生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可为与难为、探寻不同学科学术共同体营造的策略、市场环境下如何恪守博士生教育的根本、高校如何在学术与市场的双重风向标下找准博士生教育的方向等问题，这些都有待后续的研究与思考。
参考文献：
[1][22]陈洪捷.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与博士质量的危机[J].高等教育研究，2010(01)：57-63.
[2]Chris M.Golde.Beginning Graduate School： Explaining First-Year Doctoral Attrition[J].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1998(101)：55-64.
[3]R. K，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M].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57：365-387.
[4]Susan K.Gardner.The Dispositions and Skills of a Ph.D. in Education： Perspectives of Faculty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One College of Education[J].Innovative Higher Education， 2007(5)：287-299.
[5][42]牛梦虎，徐永.美国博士生流失问题的若干理论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4(11)：59-63.
[6][13][23][43]顾剑秀，罗英姿.学术抑或市场：博士生培养模式变革的逻辑与路径[J].高等教育研究，2016(1)：49-56.
[7]BS，Smallwood. Doctor dropout[J].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2004(50)：120-129.
[8]Barbara E. Lovitts. Leaving the Ivory Towe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eparture from Doctoral Study[M]. 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1.
[9]Chris M.Golde.The Role of the 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 in Doctoral Student Attrition： Lessons from Four Departments[J].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2005(6)：669-770.
[10]Susan K.Gardner.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doctoral student socialization in chemistry and history[J]Higher Education，2007(54).723-740.
[11]Susan K.Gardner. Socialization to interdisciplinarity： faculty and student perspectives [J].Higher Education，2014(67).225-271.
[12]芭芭拉.M.科姆.博士生教育去向何方?——全球变化背景下欧洲的新举措[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4)：66-75.
[14][19][47]沈文钦，王东芳，赵世奎.博士就业的多元化趋势及其政策应对——一个跨国比较的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15(2)：35-45.
[15]Ruth Neumann，Kim Khim Tan. From PhD to initial employment： the doctorate in a knowledge economy[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2011(5)：601-614.
[16]郑盈盈.中国学术职业吸引力的制度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7.
[17][34]张英丽.我国博士生的学术职业选择及影响因素[J].高教探索，2009(2)：22-25.
[18]王轶玮.知识转型下学术职业变革与博士教育发展：特征、挑战与行动[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12)：1-7.
[20]胡德鑫，金蕾莅，林成涛，王轶玮.我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工科博士职业选择多元化及其应对策略——以清华大学为例[J].中国高教研究，2017(4)：72-77.
[21]方卫华.创新研究的三螺旋模型：概念、结构和公共政策含义[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11)：69-73.
[24][44][49]徐贞，牛梦虎.就业多元化趋势下博士生教育改革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7(9)：64-71.
[25]顾剑秀，罗英姿.学生职业发展需求视角下博士生培养满意度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省8所高校的经验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16(2)：72-78.
[26]鲍威，杜嫱，麻嘉玲.是否以学术为业：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职业取向及其影响因素[J].高等教育研究2017(4)：61-70.
[27]刘秋颖，施晓光.学术型博士生学术适应力建构与濡养[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7(2)：31-35.
[28][32]王晓焘.博士生社会化冲突与压力调查及思考[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39-42.
[29]边国英.社会科学博士生学术研究体验：隐喻的方法[J].现代大学教育，2010(3)：28-33.
[30]关辉.跨学科博士学科认同的危机与重构[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2)：16-20.
[31]Chris Woolston.Graduate suvery：A love–hurt relationship[J].Nature，2017(7677)：549-552.
[33]羅英姿，张佳乐，顾剑秀.毕业博士调查：博士生教育质量评价的新工具[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6(11)：22-27.
[35][36][40]边国英.知识历险与身份转换：社会科学博士生专业社会化过程研究[D].北京大学，2012.
[37]黄雪梅，王占军.美国博士生学术职业社会化影响因素———个体、学科文化与制度三维分析[J].江苏高教，2017(9)：100-105.
[38]郝国良.社会化视角下理工科高校博士生学术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2.
[39][46][50]郑觅.博士生专业社会化理论研究概述[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4(2)：62-66.
[41]郭丽君，吴庆华.试析美国博士生教育为学术职业发展准备的社会化活动[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3(7)：66-70.
[45]王传毅，赵世奎.21世纪全球博士教育改革的八大趋势[J].教育研究，2017(2)：142-151.
[48]顾剑秀，罗英姿.是“管道的泄露”还是“培养的滞后”———从博士毕业生的职业选择反思我国博士培养变革[J].高等教育研究，2013(8)：46-53.
(責任编辑：申寅子)
ocialization. And analyzed the realization strategies of doctoral socialization from two aspects， which is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doctoral students’ socialization and cooperation to promote the socialization of doctoral students. The future research task is still arduou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localization research in China based on study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foreign countries， so as to truly solve the socialization problems of doctoral student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doctoral students; socialization; academic socialization; 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
作者：郭月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