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博士论文范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经济博士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数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与系统化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国内外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大数据等发展趋势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集导师团队建设、学术交流小组、国际联合培养和企业合作交流于一体的“四维一体”培养模式，总结了改革的进展，并对进一步完善培养模式的建设提出了建议。

第一篇：经济博士论文范文

谁接受了博士教育：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

摘要： “谁获得了教育”意味着“谁将会走在最前面”。博士是国家高级人才，越来越多的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接受博士教育以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对2017年全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2017年调查的硕士毕业生中，19.31%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5%选择出国留学，两者均以“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居多;在博士教育阶段，家庭背景仍然对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院校类型、专业分布为重要中介变量;相对于在国内读博，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倾向于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

关键词：家庭背景;教育机会获得;博士教育;海外留学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9-07-06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战略发展基金。

作者简介：刘凌宇（1995-），女，陕西榆林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沈文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蒋凯，通讯作者，北京大學教育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一、引言

在对所有可获得数据的工业化国家或正在工业化国家进行分析后发现，“谁获得了教育”意味着“谁将会走在最前面”[1]。我国从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受教育机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1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①;2017年研究生在校人数达到263.9万人，是20年前的14.9倍②。2019年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达到290万，较2018年增长21.8%③;另外，近年来，出国留学已经成为硕士毕业生除选择直接工作、在国内升学外的第三条重要出路[2]。自1978年以来的40年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到585.71万人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中国顶尖高校，2017年选择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分别占到硕士研究生阶段升学总人数的40.96%和36.43%⑤。

不可否认，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本科文凭贬值及经济增长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研究生教育越来越成为个体获得体面职业的重要前提，对社会分层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3]。在全球化时代，博士学位获得者已经成为国家培养的高级战略性人才。随着就业方向的多元化[4-5]，博士学位获得者在非学术职业领域越来越多地扮演着知识创造、传播及应用的关键角色[6]，足以直接影响到一个行业、领域甚至国家的创新与进步，对社会经济长足发展也肩负重任[7]。

目前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总人数持续增长。那么，究竟是谁接受了博士教育？作为教育公平问题所关注的焦点——家庭背景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家庭背景对个体选择读博地点（国内或海外）有何影响，我国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去向何方？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第一，博士生作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提高其培养质量的第一步是能够吸引优秀的学术人才入学，这就要求必须打破选拔阶段可能存在的出身背景歧视，以营造客观公平的学术环境。第二，教育公平问题是教育社会学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由于教育所具有的累积性特征，教育阶段越高，家庭背景的作用可能变得越隐匿和封闭。尤其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社会阶层流动下家庭背景对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识别。第三，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加快了人才在全球流动的速度，分析讨论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与流出对我国人才战略制定与培养体系的健全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学者就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获得问题进行了讨论[8-11]。但针对博士教育阶段的研究尤显不足，对于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尚未达成研究共识，实证研究比较缺乏。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重点转向研究生教育[12]。本文试图利用2017年全国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调查数据，用实证的分析方法探索性地回答以下问题：（1）家庭背景对个体继续接受博士教育是否具有影响？如果存在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2）家庭背景对个体选择在国内或海外读博的决策具有何种影响？

二、文献述评与研究假设

教育公平是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谁获得了（更好的）教育”。随着高等教育大幅扩招，学者对教育机会获得的研究从“进入大学”转移到“大学之后”，即研究生阶段[13]，但对博士阶段的单独关注还十分有限。已有研究对研究生升学问题的关注大致集中在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背景、学业成就等方面[14]。其中，家庭背景对个体教育发展的影响已经被多次证明[15-16]。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代际传递的社会不公平中都扮演着中心角色[17-18]。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MI）认为，即使高等教育大量扩招，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仍然会产生持续影响。只有当拥有大量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时，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19]。中国高等教育在优势阶层尚未达到饱和，所以家庭背景依然在造就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20]。同时，“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MI）认为，即使某一级别教育达到饱和，优势阶层也会通过维持更高级别的教育获得可能性和占据含金量更高的教育机会来有效维持教育的不平等。与MMI假设相比，EMI更加关注同一级别教育的分化现象[21]。在获得不同质量、不同专业学科的高等教育方面，家庭背景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

这种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佐证[22-26]。如，杨东平通过对比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部分高校硕士与博士生的家庭背景构成，发现较低阶层子女在研究生阶段的优势已经逐渐消失。优势阶层可能会设法占据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入更好的大学。同时，家庭所积累的不同资本类型可能影响着个体对于学科志向的选择。

随着我国本科与硕士教育规模的扩大，接受博士教育可能会成为优势阶层保持其地位身份的途径与手段。这种优势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还会表现在质量方面。笔者由此提出第一组假设：

H1：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H2：控制院校类型后，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直接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

H3：控制专业分布后，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直接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

李忠路的“减弱的不平等”预测认为，随着教育阶段的提升，家庭背景对于个体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在不断弱化。一方面，教育阶段的上升必然伴随着筛选行为的增加。弱势阶层的不断淘汰，使得各阶段参与入学竞争的个体及其家庭出现同质化，而这种同质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家庭背景的影响[27-28]。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竞争与个体地位的获得会更多依赖于教育水平、学业成绩等能力标准，家庭背景等因素的作用会不断弱化[29]。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博士研究生教育，其本身非常强调个体的学术能力与知识创新，选拔过程也具有较高且硬性的“门槛”，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家庭背景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第四项假设：

H4：学术表现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相比于“誰获得了教育”，教育公平也同样关注“谁获得了更好的教育”。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父母选择让子女去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海外学历相比国内学历具有更高的竞争力。这不仅取决于大众对海外名校的推崇，更来自于出国留学的高录取门槛、高素质要求及其背后的高求学成本。依据教育理性选择理论[30]，海外读博的成本远高于国内读博（时间成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需要承担的教育风险更大。相对于一般家庭，家庭条件更好的硕士毕业生更能负担海外求学的成本，即赴海外攻读博士学位可能成为优势阶层维持其地位声望的重要途径。由此，本研究提出第五项假设：

H5：家庭背景条件越好的硕士毕业生，越有可能去海外攻读博士学位而不是在国内。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年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与跟踪调查”项目。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与跟踪调查数据以问卷调查形式收集，以院校（培养单位）为单位进行抽样。问卷内容涵盖学生的家庭背景、过往教育背景、硕士培养状况、学术表现、毕业去向等多个方面。此次调查对象为全国2017届学术型硕士毕业生，范围涉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涵盖包括“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内的72所高校，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5 763份。

现有教育机会获得的定量研究大部分使用教育决策意愿（意向）指标作为因变量。虽然教育意愿本身对行为具有很强的预测作用，但个体意愿与行为之间的偏差会使得实证结果产生估计偏差。考虑到这一点，本文采用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行为结果指标，将数据收集时间定为毕业季（2017年6月至7月），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个体教育决策结果的准确性。

（二）变量

1.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为硕士毕业生的读博行为结果，即该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录取结果），包括三类：直接工作、国内读博、出国读博。在问卷调查中的具体问题为：（1）“您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项设置为“是”“否”;（2）“您攻读博士学位的国家（地区）是     ？”通过填空内容识别个体是在国内读博，还是前往国外读博。

2.自变量

本研究自变量分为五个部分：家庭背景、学术表现、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和控制变量。

（1）家庭背景。家庭背景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相对于男性，我国女性承担了更多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是家庭事务的主要管理者[31]。为了能够更加全面衡量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母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从事职业两个代理指标：①母亲受教育程度分为三类：“初中及其以下”“高中至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②依据现有研究对职业类型的分类，将母亲从事职业分为四类：“体力劳动人员”（包含无固定职业）、“一般工作人员”“专业管理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

（2）学术表现。博士教育相较于本科教育和硕士教育，更看重个体的学术能力。本文通过三个指标来测量硕士毕业生的学术表现：①论文发表数量，包括在国内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和在国外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考虑到学科差异，本研究对论文发表数量进行了赋权处理，即：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国内期刊数量*0.3+国外期刊数量，人文社科类学术发表数量=国内期刊数量*0.6+国外期刊数量;②学生参与国内外学术会议次数;③学生参与科研课题数量。

（3）院校类型与专业分布。重点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往往集中了不同学科领域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对个体专业能力发展、学术能力培养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我国博士研究生培养点大多集中于重点高校，硕博连读名额和直博生名额也远多于其他高校。本文将学生的硕士毕业院校分为四类：“双一流”建设高校A类（包括中国科学院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双一流”建设高校B类、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其他高校。同时，现有专业被划分为六类：人文类、社科类、理学类、工学类、农学类、医学类。

（4）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学校特征两类：①个体特征为性别、政治面貌、是否为保送生、是否出于学术兴趣读研、是否由学校承担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费用;②学校特征包括学校所在地区、导师满意度。

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19.31%的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51%的学生选择在国外读博，即当前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中，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学生会在毕业后攻读博士学位。与选择直接工作的人群相比，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大多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论文发表数量较多，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都比较高。总体来看，随着母亲文化程度的提高，子女在国外继续接受博士教育的比例呈逐渐升高趋势，而国内读博的比例则随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呈先降后升趋势（见图1）。专业分布方面，母亲未接受过正式教育的硕士生，大多分布在工学专业（36.47%）、理学专业（22.01%）和社科专业（20.28%）;而母亲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学生，其专业分布比例前三位为社科类专业（35.5%），工学专业（26%）和人文类专业（19.5%）。总体上，随着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分布于理学、工学和医学类专业的硕士生比例在不断降低，而人文和社科类专业的分布比例有所上升。

（三）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内容及因变量类型，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t、多项Logit回归模型估计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以多项Logit模型为例，个体是否接受博士教育共包含三种决策方案，即直接工作（j=1）、国内读博（j=2）和出国读博（j=3）。不同教育决策方案概率之和为1，且相互排斥。个体的决策结果不仅取决于自身特征 i ，同时还取决于不同方案所带来的效用大小。只有当方案j带来的效用高于其他方案时，个体才会选择 j 方案。以直接工作（j=1）为参照系，个体 i 选择其他方案的概率可以表达为[32]：

其中，x为自变量，βk为估计系数。

四、分析结果

（一）家庭背景对读博的影响

表2为影响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Logit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仅纳入家庭背景变量和控制变量。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学生的1.138和1.367倍，说明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的学生与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人员的学生相比，更容易获得博士教育机会;母亲职业为中高级管理人员对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并无显著影响。

学术表现是影响硕士生毕业后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模型2在控制家庭背景和控制变量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的学术表现变量。结果表明，论文发表数量与参加课题数量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数量对硕士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假设4被证实。模型3在模型2基础上考虑了院校类型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硕士毕业院校类型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学生较一般高校的学生更倾向于直接就业;而毕业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生与一般高校硕士生相比，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更高。模型3纳入院校类型变量、学术表现变量后，家庭背景对学生是否选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系数有所降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对学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已无显著影响。总体来看，家庭背景对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

为了进一步比较家庭背景与学术表现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效应，本文考察了Logit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在同一模型中可直接通过系数绝对值进行比较（见表3）。模型3结果显示，与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相比，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和本科及其以上的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高出2.2个百分点、4.7个百分点。与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相比，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专业管理人员对子女硕士毕业后继续读博的影响效应更大。在学术表现方面，论文发表数量对硕士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最大，达到0.052。每多参加一次学术会议，硕士生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增加0.5%。在模型3中，论文发表数量的作用均大于各类家庭背景指标的作用，家庭背景与学术表现对于硕士生继续深造均存在重要影响。

（二）家庭背景对国内读博与海外读博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接受教育。研究样本显示，4.5%的硕士毕业生选择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占到总读博学生人数的26.7%。在所有出国读博的学生中，80%以上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继续接受博士教育。

表4呈现了硕士毕业生是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多分类Logit回归模式结果。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大学本科及其以上的硕士毕业生，其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概率分别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的学生的1.276倍和1.488倍;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至专科的学生，相比于直接就业，其选择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其以下的学生的1.283倍。母亲职业为专业管理人员的学生，其选择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是母亲职业为体力劳动者的学生的1.218倍和1.844倍;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的硕士毕业生，相比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出国，假设5得到支持。与直接工作相比，母亲职业为一般工作人员或中高级管理者对子女是否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无显著影响。

与选择直接工作相比，硕士毕业生的论文发表数量越多，其选择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就越高。参加课题数量每增加1个，硕士毕业生选择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几率与直接工作相比增加6.1%。相对于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学术表现对个体选择在国外还是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没有显著影响，这也说明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和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生在学术表现方面并无明显差异。在院校类型方面，相比于直接就业与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较一般高校学生更倾向于出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与一般高校学生相比，一流学科建设大学的学生更希望直接就业而非选择在国内继续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三）中介效应检验

家庭背景究竟如何影响硕士毕业生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已有文献表明院校类型、专业选择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33-34]。本文嘗试对此进行讨论，探究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机制。作为间接效应的一部分，中介效应存在需要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严格自变量对严格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2）严格自变量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影响;（3）中介变量对严格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4）加入中介变量后，严格自变量对严格因变量的显著影响会降低甚至消失[35]。

根据以上说明，对本研究的中介变量——院校类型、专业分布进行检验（如图2）。如图2（1）所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满足条件一;如图2（2）所示，母亲受教育程度对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具有显著作用，满足条件二;如图2（3）所示，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影响，满足条件三;如图2（4）所示，加入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变量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减小，满足条件四。

基于此，院校类型、专业分布在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同理，专业分布在母亲职业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决策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在图2（6）中，母亲职业对个体就读的硕士院校类型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依据温忠麟等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36]，采用Sobel检验进一步探究，其检验系数为7.854（p<0.01），说明院校类型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由此可见，在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的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选择影响过程中，院校类型和专业分布具有中介作用，假设2和假设3被证实。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全国学术型硕士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索性地展现了家庭背景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影响及其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调查的学术型硕士毕业生中，约五分之一的学生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4%左右的学生将在海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大多来源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其家庭背景和学术表现均优于毕业后直接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家庭背景好的学生，其硕士专业大多分布于人文社科类专业，相反家庭背景一般的学生多分布于理工科专业。

第二，家庭背景确实对硕士毕业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在硕士毕业后越有可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与李忠路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说明持续的不平等观点在博士生教育阶段依然成立，院校类型、专业分布为重要中介变量。

第三，硕士毕业生学术表现越好越倾向于攻读博士学位，个体能力水平仍然对博士生教育机会获得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相对于在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家庭背景越好的硕士生越倾向于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将教育公平问题的视野扩展到了博士教育阶段，并发现在这一阶段，家庭背景仍然持续地对教育机会获得产生影响，并通过获取更优质教育资源的方式进行，如就读于更好的硕士学校或进入海外高校攻读博士学位等。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后，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教育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获得了同等质量的教育[37]。本研究发现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及相关政策可能提供的参考包括：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学术表现与家庭背景对个体获得博士教育机会都具有重要作用，在海外教育资源的获取中，家庭背景的作用仍然强大。本科阶段与硕士阶段教育规模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性地引发了博士规模的扩展。社会再生产的逻辑认为，教育作为一种阶级再生产的场所，传统精英为保证其社会特权会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和延长教育过程，表现出排他性[38]。部分硕士毕业生对于海外留学的偏好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学术论文发表对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机会获得影响很大，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博士的教育机会获得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公平。因此，继续保持博士招生制度的客观公正，尤其在当前部分院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实行申请审核制度后更应该加强对公平公正因素的关注。

其次，与本科阶段、硕士阶段的教育不同，博士阶段的教育成本较高，尤其海外高校具有较高的学术考核标准，其培养周期长，毕业难度大，且经济成本非常高。另外，学术职业作为博士毕业生的重要就业方向，收入回报并不算太高。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来看，不具备阶层优势的家庭对博士教育往往会采取保守的态度。但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较低阶层，大部分家庭对子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具有积极的态度，且相对更加倾向让子女在海外接受博士教育。这种现象可以被解释为“马太效应”。强者愈强，是不同阶层应用资源与优势努力向上流动或避免向下流动的表现，但与此同时也会导致阶层差异的扩大，让弱势地位的社会成员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应适当向该部分弱势家庭倾斜，尤其需要关注其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

最后，与在国内接受博士生教育相比，“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硕士毕业生更倾向于出国留学。这种现象也客观说明了目前中国家庭、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对于国外博士研究生学历的追捧。从研究结果来看，选择出国留学与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毕业生在学术能力上并无明显差异，但这两类人群在毕业后获得的职业地位、薪资水平、社会声望等却具有一定差距，这也客观体现了劳动力市场对海外高校的师资队伍、培养考核机制、课程设置等方面的认可，为我国博士生人才选拔及培养体系的改革完善提供一定启示意义。

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的分析对象仅为2017届学术型硕士生，未能从长时段和宏观角度更加全面地考察家庭背景对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相对忽略了客观社会经济环境对家庭及个人教育决策的作用。同时，由于缺乏成绩等学业表现数据，仅从学术表现角度测量了个人能力对硕士毕业生读博的影响，难以准确比较家庭背景与个人能力所带来的影响大小。家庭背景对个体博士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未来可从更宏观、长时段角度进行深入考察。

参考文献

[1] Treiman D J，Yip K B.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21 Countries[A].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C].London：Sage Publication，1989：373-94.

[2] 李忠路.家庭背景、學业表现与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J].社会，2016（03）：86-109.

[3] Lindley，Joanne，Machin.Stephen J.Rising Wage Inequality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EB/OL].https：//ssrn.com/abstract=1933338，2011-09-25.

[4] 鲍威，杜嫱，麻嘉玲.是否以学术为业：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职业取向及其影响因素[J].高等教育研究，2017（04）：65-74.

[5] 高耀，沈文钦.中國博士毕业生就业状况——基于2014届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分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6（02）：49-56.

[6] Garcia-Quevedo J，Mas-Verdú F，Polo-Otero J.Which Firms Want PhDs？ A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Demand[J].Higher Education，2012（05）：607-620.

[7] Enders，Jürgen.Serving Many Masters： The PhD on the Labour Market，the Everlasting Need of Inequality，and the Premature Death of Humboldt[J].Higher Education，2002（3/4）：493-517.

[8] 刘志民，高耀.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1（12）：18-27.

[9] 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03）：58-63.

[10] 陈晓宇.谁更有机会进入好大学——我国不同质量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2（02）：20-29.

[11] 侯龙龙，李锋亮，郑勤华.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的影响——社会分层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8（10）：39-45.

[12] Wakeling P，Laurison D.Are Postgraduate Qualifications the“New Frontier of Social Mobility”？[J].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2017（03）：533-555.

[13] 闵尊涛，陈云松，王修晓.大学生毕业意向的影响机制及变迁趋势 基于十年历时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J].社会，2018（05）：182-213.

[14] 沈文钦，刘凌宇.性别、院校类型与读博结果——基于2016年全国硕士毕业生调查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8（12）：65-72.

[15] Mullen A L，Goyette K A，Soares J A.Who Goes to Graduate School？ Social and Academic Correlates of Educational Continuation After College[J].Sociology of Education，2003（02）：143-169.

[16] Bachsleitner，Anna，et al.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in the Transition to a Doctoral Degree–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German Prospective Study[J].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2018（57）：24-34.

[17] Boudon R.Education，Opportunity and Social Inequality：Changing Prospects in Western Society[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4（02）：220-605.

[18] Illich I.Deschooling Society[J].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1970（05）：116.

[19] Hout R M.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Reform，and Opportunity in IrishEducation，1921-75[J].Sociology of Education，1993（01）：41-62.

[20] 杨中超.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J].社会，2016（06）：180-208.

[21] Lucas，Samuel R.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Track Mobility，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1（06）：1642-1690.

[22] Zarifa D.Persistent Inequality or Liberation from Social Origins？ Determining Who Attends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Schools in Canada's Expanded Postsecondary System[J].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2012（02）：109-137.

[23] 杨东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01）：19-25.

[24] Li P S，Li L.Postgraduate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A Case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Western China[J].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 Management，2007（02）：143-158.

[25] 丁小浩，梁彦.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化程度的变化[J].高等教育研究，2010（02）：1-5.

[26] 王伟宜.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1982—2010年我国16所高校的实证调查[J].高等教育研究，2013（12）：35-44.

[27] Mare R D.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80（75）：295-305.

[28] Mare R D.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1（01）：72-87.

[29] Sewell W H，Haller A O，Ohlendorf G W.The Educational and Early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Process：Replication and Revis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0（06）：1014-1027.

[30] Breen R，Goldthorpe J H.Explain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Towards a Formal Rational Action Theory[J].Rationality and Society，1997（03）：275-305.

[31] Gerber T P，Schaefer D R.Horizontal Strat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Russia： Trends，Gender Differences，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J].Sociology of Education，2004（01）：32-59.

[32]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92.

[33] 陈彬莉.教育获得之中的路径依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04）：93-106+190.

[34] 方长春.家庭背景與教育分流：教育分流过程中的非学业性因素分析[J].社会，2005（04）：105-118.

[35] Lai C S，Chiu C J，Yang C F，et al.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Brand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Brand Equity and Corporate Reputa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03）：457-469.

[36] 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05）：731-745.

[37] 洪岩璧，钱民辉.中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公平：一个文献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64-76.

[38] Bourdieu P.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J].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1984（01）：98-99.

（责任编辑  陈剑光）

（下转第121页）

作者：刘凌宇 沈文钦 蒋凯

第二篇：数量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四维一体”培养模式探索

摘 要：数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与系统化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国内外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大数据等发展趋势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集导师团队建设、学术交流小组、国际联合培养和企业合作交流于一体的“四维一体”培养模式，总结了改革的进展，并对进一步完善培养模式的建设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四维一体”;人才培养模式

数量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相结合，以数量方法进行经济分析、预测和决策研究的交叉学科，它包括数理经济学、统计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经济学分支。数量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学界自己提出并命名的，学者们不断在理论上创新并尝试使用各种计量模型和方法分析并解决各特定时期的经济现象和热点问题。时至今日，运用计量方法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及其变化规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数量经济学研究日趋科学化与规范化，正逐步显现出巨大的功能性和普适性(齐建国，1997;邓创和赵珂，2017)。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数据背景下，为了深入理解并把握经济的运行规律，萧政(2019)基于大数据的三个特征分析了大数据方法对计量经济学建模、预测以及评估或模擬社会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为经济分析和预测开辟了新的可能，但大数据并不是灵丹妙药，只要现实世界仍存在不确定性，基于概率论的统计分析以及对经济学、制度和历史背景的理解依然是必要的。

结合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数量经济学的地位不容忽视。在“双一流”背景下，为了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提高数量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不同学者分别就国内外高校对数量经济学博士生培养现状进行研究并建言献策(刘美秀和张晓琳，2017;苏梽芳和肖威，2017;陈磊，2009)。目前对于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安排，鲜有研究涉及博士培养模式中涉及的其它环节及可能的形式。

综合国内各大高校的数量经济学培养情况，数量经济学博士培养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博士生导师与所指导团队结构不合理。2.学术研讨小组结构不合理与管理制度不科学。3.博士生国际联合培养资源利用不充分。4.传统的导师培养模式重理论而轻实践。针对上述四个方面，本文着重对于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除课程以外的培养环节及培养模式进行研究，提出集团队导师建设、学术交流小组、国际联合培养和企业合作交流于一体的“四维一体”培养模式，并对目前实行的措施进行介绍，希望可以对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机制与培养模式的建设有所启示。

一、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义

(一)导师团队建设的意义

传统博士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为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一个良好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平台。导师团队的建设方法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团队建设的质量，进而影响到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和科研水平。由于博士生导师规模的扩大以及兼职博士生导师的增多，如何科学、有效地进行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管理成为一个必须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科学的管理，才能充分发挥导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保障导师队伍的素质，维护导师与学生的关系，营造良好的培养环境，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二)学术交流小组建设的意义

学术交流有助于快速高效地了解到金融数量分析领域及相近领域的学术发展前沿，有机会获取当下实时资讯和宝贵资源。借由学术研讨与学术会议，开拓学术思路，激发科研灵感与创新，进而丰富研究思路，发展研究生当前研究，同时能够促进学生不断重新进行自我认识、自我评估，提高科研鉴赏能力，提高学术品味。而学术讲座则主要锻炼博士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表达自己观点和沟通能力。学术交流活动无论对于博士研究生本身的学术素养还是职业发展均有着积极作用。

(三)国际联合培养的意义

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部分，是国家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柱。由于研究生教育连接着学生、导师、教学、科研及学科建设，因而推动博士生出国联合培养，加强博士生培养国际化建设，既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同时对促进学科发展、国际化教学、前沿科研、师资培养等都有着重要意义。基于导师合作间的“共建实验室”机制有助于深化联合培养目的，丰富中外双方研究团队构成，进而孵化学科前沿科研成果，同时借助于回国博士生的后续优势，能够提升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

(四)企业合作交流建设的意义

传统的导师培养模式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对专业领域的知识原理较为熟悉，而与社会、真实的企业工作环境接触较少，对所在专业的工作现状和走向了解较少，对学生以后的发展和就业方向不够明确。校企合作模式是一个符合经济发展和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潮流的选择。财经类院校的校企合作是高校谋求自身发展、实现与市场接轨、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的有效途径，企业也能通过校企合作获得适合自身发展的最前沿科技成果和人力资本(邹景璐，2012)。博士研究生通过进入企业、行业协会走访，可实际接触到企业、行业协会的工作环境，了解业界当前的研究需求，与已经工作的校友进行交流，从而对企业的文化、运作情况以及本专业就业发展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助于更有效地提升学生职业竞争力，使学生能力满足企业需求。

二、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四維一体”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导师团队建设

导师团队指导建设主要通过对博士新生定期约谈、制定未来学习计划、确定研究方向、共同合作成果等方面开展，通过积极引导学生交流为基础，搭建适合每一个学生的个人指导计划。研究方向的选择结合专业的具体研究方向，比如在实施的过程中根据团队内学生的研究方向，我们确定了如下五个方面的研究方向：1.非线性金融时间序列模型;2.高阶矩投资组合问题研究;3.高频金融数据分析;4.混频数据模型研究;5.情感计量金融大数据分析。导师根据不同学生的研究方向与学生共同阅读文献、撰写论文、汇报研究成果等。组间也有讨论与互动，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拓展了研究中的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方面需要在“做中学”，另一方面，学科基础知识也将为未来从事的研究奠定基础。因此，基于导师组设置专业课程金融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级金融计量经济学，高级微观计量经济学，高级金融时间序列分析，高级非参数计量经济学等数量经济学专业课程。同时，当今时代的人才的培养模式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点，现有的数量经济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大数据背景。因此，将超高维数据分析，机器学习，金融计量经济学R语言应用等课程引入数量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学习。通过合理的课程安排，能够使博士生更快投入到学术研究中，更有效率的完成学习计划。

(二)学术交流小组建设

通过博士生建立学术交流小组，强化博士生之间的交流，促进博士生的讨论与合作，产出更多高质量的论文。学术交流小组主要以举办学术研讨会，学术讲座及学术会议，研究生论坛和会议这三种形式进行建设。主要内容为：

1. 学术研讨会

学生根据研究方向自主开展每周一次的定期学术研讨，阅读文献、撰写论文、共同攻关、汇报研究成果等。此外，学术交流小组借助学校的各个平台参与各学院组织的专业相关度较高或其他具有借鉴意义的研讨，以达到学科融合的目的。

2. 学术讲座及学术会议

在每学期初，通过网络查询，利用其他优秀高等院校资源，获得本专业领域内在全国各大高校或知名学术交流组织机构所开展的学术会议安排和基本日程，组内学生赴国内外参加优秀的学术会议，并争取机会作学术报告。小组重点关注相关学科领域，参加海内外学术造诣高深、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主讲教师的学术演讲，学习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

3. 研究生论坛和会议投稿

导师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积极关注所研究方向领域论坛投稿，鼓励博士研究生合作投稿，通过投稿研究生论坛参与研究生的学术论文交流、学术问题研讨、专题报告、学术讲座以及科技创新成果与创新文化展示，积极参与邀请了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或学术讲座的论坛，以论文投稿的形式就本学科领域及其相关领域发展前沿热点和有关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进行深入广泛的学术交流。

(三)国际交流合作

国际化是目前国内数量经济学博士培养的一个趋势，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量经济学博士生，就很有必要加大数量经济学博士的国际交流合作。第一，以导师合作为主导的博士生培养需积极搭建国内外合作平台，推荐博士生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和学校出国留学项目，与国外一流大学的高水平研究学者联合培养优秀博士生;第二，开展导师小组和导师团队的国际学术交流，鼓励或带领所指导的学生赴国外高校、学术组织及机构参加国际交流，参加海外学术造诣高深、教学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主讲教师的学术演讲，学习并掌握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前沿和最新成果;第三，以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为轴心，邀请来自国外著名专家和研究者进行长期或短期的交流访问，鼓励博士生以自身研究成果为载体进行交流学习，不仅节省了一定的国外访学成本，同时也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拓展了国际视野;第四，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定期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议，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校开展研究，宣讲其最新研究成果，举办相关学科前沿问题的 Workshop，以开拓博士生科研视野，进一步深化课题组间的国际合作。

(四)企业交流合作

为更好契合数量经济学研究领域与学科建设方向，以了解企业行情和就业为目的，分行业积极开展企业交流活动。随着发达国家金融制度创新步伐的加快，金融控股公司也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探索与争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金融竞争变得日趋激烈，金融机构间的跨行业、跨国界收购、合并，以及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必将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为更好的把握就业形势，从金融市场政策法规、宏观背景、市场供需状况等方面入手，与金融控股公司进行详细的企业合作。此外，也可以利用数量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评估，为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活动提供参考。通过前期对券商以及互联网公司等进行调研，尤其侧重从市场行业现状、发展模式、竞争格局、经营策略、发展动向等角度进行了解，进一步分析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并探索合作机会，为企业交流合作的建设做铺垫。

结合项目规划，团队成员去往高校研究机构、券商以及互联网公司进行调研。通过本次调研，对于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式有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从项目角度出发，可以参考的方面具体包括：

1. 宽口径、厚基础：借由学校与学院提供的资源，夯实学生在数学、统计、计算机、金融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让学生对于金融数量分析的发展方向有所了解，同时为进一步确定未来发展方向打好基础。

2. 为学生提供锻炼的平台：借由学院与新网银行合作的数据分析大赛等平台，为学生提供提前接触业界的实际数据并进行建模的机会，让学生“做中学”，学以致用，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利用学院的资源尝试与金融机构建立联系，让学生有机会了解业界情况。

3. 一专多能：帮助学生明确自己未来发展方向，业界不同领域与有意从事科研的分別形成小组，定期对相关材料进行研讨，也可以一起参与相关的竞赛。在研讨和竞赛中，一方面增强专业性，在讲解、互动和思考中提升对专业的认知，另一方面，在研讨和竞赛中提升团队中成员的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

三、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总结与展望

数量经济学在国内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数量经济学专业应正确认识并发挥自身特色，在人才培养中注重经济学素养的培养;另一方面，经济金融领域的数据量激增、金融服务日趋多样化、复杂化，除了传统的结构化数据，经济学研究中开始引入新闻报道等非结构化数据，这对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提出新的要求。本文根据已有研究及实践经验，在导师团队建设、学术交流小组建设、外导联合培养、企业交流合作四个方面，根据财经类院校学科特色和优势，提出数量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四维一体”的培养模式，制定合适的导师团队建设措施，从而形成导师队伍，在此基础上完善课程设置;建设多方向交叉的学术交流小组;借助学院的平台，导师的合作拓展教学资源，以联合培养形式丰富学生视野;此外，依托实践基地积极开展多途径多方式的实践教学。最终形成面向科研和业界，体现学校办学特色和数量经济学专业特色的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达到导师指导、自主学习、聚焦科研、服务实体、立足本土，接轨国际的目标。

数量经济学专业如何应对大数据时代席卷而来的浪潮，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与探索。这方面的探讨与实践任重而道远。如何针对科研与业界的需求分层培养，如何完善考核机制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而不施加过度的科研压力，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来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些都是我们在培养过程中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齐建国.数量经济学发展概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0)：76-82.

[2]邓创，赵珂.数量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新机遇与新挑战——2017年度数量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长春)会议综述[J].数量经济研究，2017(2)：145-152.

[3]萧政，周波.一名计量经济学家对大数据的展望[J].财经智库，2019(01)：126-139+146.

[4]刘美秀，张晓林.数量经济学学科素养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2)：117-119.

[5]苏梽芳，肖威.数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改革研究[J].大学教育，2017(09)：11-13.

[6]陈磊.数量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的中外比较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2)：146-157.

[7]邹景璐.财经类院校校企合作问题探讨[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2(10)：116-117.

作者：鲁万波

第三篇：瘦羊博士见精神

博士，在中国古代是学官的名称，出现在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秦朝设有诸子、诗赋等博士，汉朝有五经博士。其职责除了传授学问、培養人才外，还负有保管国家的文献档案、编撰著述、掌通古今、备帝王顾问的重任。博士的选用，除采取荐举等办法之外，还要经过考试，只有那些学识渊博的鸿师硕儒才能被选拔上。

东汉创立不久，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大兴土木，创建太学，该遗址位于今天的洛阳市伊滨区佃庄镇太学村附近。东汉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古代的“国立大学”，到汉质帝时，这里的学生人数有3万多名，连北方匈奴的子弟都来此求学。这里的“教授”，也就是博士，都是国家的“智库”。皇帝在国家大事上有什么疑难都要咨询博士听取建议。洛阳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学者杨雄把“模”与“范”二字相联，首创“模范”一词，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可说代表了当时对太学教师的看法。

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不乏鸿师硕儒，如孔安国、匡衡、董仲舒、贾逵、许慎等，都曾在太学“掌教弟子”。东汉洛阳太学的高才生们的卓著贡献、名作佳篇至今仍为后人所传诵。如张衡的浑天学说、发明的地动仪、赋作中的典范《二京赋》，以及“杂文”《七辩》等。董仲舒将儒学与阴阳灾异之学融合为一体，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局面。“通儒”贾逵精通天文学和数学，认为月球的运动为不等速，大力推介民间天文学家傅安的测量结果，主张历法计算中应按黄道计量日、月的运动，东汉灵台上用的黄道铜仪就是在他的倡议下建造的。马融学兼百家，为一代学者和音乐大师。王符博通古今，是著名的政论家，直到现在，他的《潜夫论》还是研究汉代社会的重要资料。而崔瑗精于文史，又多才多艺，精通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学能够有如此宏大的规模和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影响一时风流的大人物。东汉洛阳太学，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名校!

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北海人甄宇官居青州从事，后来担任博士。他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忠厚，有德行，深受学生尊敬。

当时，光武帝刘秀对太学的博士非常重视和爱惜，每逢腊月三十，就特别下诏赏赐每位博士一只羊，让他们高高兴兴地过节。有一年的腊月三十，光武帝又把羊赏赐了下来，可太学的长官博士祭酒领着大家来分时却遇到了一个难题：羊有肥有瘦，大小不等，怎么分才公平合理呢?博士们七嘴八舌，众口不一，有人建议把羊杀了，平均分取羊肉;有人建议用抓阄的办法来分羊。甄宇对斤斤计较的分羊办法感到羞耻，站起来说：“我看不必宰羊，也不用抓阄，还是我先牵一头。”便走到羊群中，挑出了那只最小最瘦的羊，自己牵走了。别的博士看到他的行为，脸都红了起来，不再争论，你谦我让，很快就把羊分完了。

事情传开后，洛阳城的人无不被甄宇的高风亮节折服。这件事传到汉光武帝刘秀的耳朵里，他感到十分欣慰。后来每逢朝会，汉光武帝都会问道：“‘瘦羊博士’来了没有?”因此，甄宇“瘦羊博士”的雅号传遍了京师。人们在论待遇、分财物时都会以甄宇为榜样，挑瘦让肥，谦恭礼让，一时蔚然成风。

当今的社会，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很多矛盾比解决“分羊问题”更为复杂、敏感，利益就像一块大蛋糕，人人都想分一块，如何去处理和化解，需要每个公民都有“瘦羊博士”的心胸。如果每个公民都像甄宇一样，多替别人着想，互相谦让，社会很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许慎在《说文》中写道：“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王筠则曰：“羊大则肥美。”段玉裁进一步说：“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羊大则肥美。”作为博士的甄宇当然知道这些名言，但他挑了一只又小又瘦的羊，其肉味肯定不如大羊肥羊美，但他以自己的行为做表率，促使其他博士也各自牵走了自己“中意”的羊。这种基于奉献精神而分得的羊，相信每位博士必能食之有味。

作者：李兴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