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社会类型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社会工作模式及其本土化反思〔主持人语〕社会工作模式是架通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桥梁,也是贯穿于整个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的一条红线。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的积累完全可以通过概念化设计与经验化总结,使之上升到对同类事件或案主的服务指导上,以提高工作效率。
第一篇：社会类型论文范文
4～5岁幼儿焦虑的类型及其社会适应特征
[摘 要] 焦虑是学前儿童群体中常见的一组情绪障碍。学前期的焦虑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干预，很可能会扩散到儿童期甚至成年期。为了解4～5岁儿童焦虑的类型及其社会适应特征，为识别和缓解儿童焦虑问题提供参考，本研究选取上海市2所幼儿园296名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探究学前儿童焦虑问题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别儿童在社会适应特征上的差异。结果显示潜在剖面分析得到三种焦虑类型，分别为危险型、依赖型、安全型;三种焦虑类型都以躯体伤害焦虑最严重，强迫性神经障碍最低;危险型和依赖型的社交恐惧更严重，而安全型的分离焦虑更严重;危险型儿童的社会性、外化问题高于其他两组;危险型女生的内化问题显著大于其他两组，依賴型男生对教师的依赖高于其他两组。教师和家长应针对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促进儿童的认知与社交能力发展，同时要帮助高焦虑儿童缓解其内化和外化问题，促进幼儿的社会适应。
[关键词] 焦虑;社会适应;潜在剖面分析
一、问题提出
焦虑是童年期常见的一种情绪体验，它涉及轻重程度不同但可过渡的一系列情绪，最轻的如不安和担心，其次是心理的害怕和惊慌，最重的如极端恐惧等。[1]由于儿童身心发展水平有限，在应对压力和冲突时，往往容易产生焦虑情绪。近年来，儿童的焦虑问题日渐严重，学前儿童的焦虑患病率达10%左右。[2][3]焦虑情绪通常伴有：肌肉紧张、出汗、呼吸急促和心悸等身体症状，以及注意力涣散、恐怖、冲动、易怒、孤独、自责、敏感、回避等心理问题。[4]许多儿童时期和成人时期的心理症状往往都始于学前期的焦虑问题。[5]
学前期的焦虑问题主要以躯体伤害焦虑为主，且随着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6]相对于6岁儿童，4～5岁儿童的焦虑问题更加严重，而4岁、5岁儿童之间的焦虑特征差异不显著。[7]对于刚刚从家庭进入幼儿园的儿童而言，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容易让他们产生不安和恐惧，儿童面临着与家长分离的痛苦，以及与教师、同伴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问题，可能会引发焦虑情绪。在对4～5岁幼儿的追踪研究中发现，4岁和5岁幼儿的焦虑问题具有相同的模式，即以躯体伤害焦虑为主，其次为社交恐惧和广泛性焦虑，最低为强迫性神经障碍。[8]因此，4～5岁是儿童焦虑从发展到逐渐缓解的一个时期，儿童如果能在这一时期解决焦虑问题，将有利于儿童的适应;反之，将可能产生一些适应不良问题。
焦虑情绪通常伴有社会功能受损，影响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9]社会适应是指个体调整自身的生理与心理状态，达到社会所期望的发展目标的程度。[10]从家庭进入幼儿园后，学前儿童面临的主要适应问题是学会与他人互动、适应幼儿园环境、减少问题行为等。研究者通常把社会性、外化和内化问题作为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的指标。[11]例如，儿童主动果敢、受同伴欢迎、积极顺从都是良好社会适应的表现，而儿童出现攻击、违纪、害羞、退缩都是社会适应不良的表现。以往研究表明幼儿焦虑与儿童社会适应不良有关。在内化问题上，广泛性焦虑与社交恐惧能够预测幼儿的内化情绪问题，与社会和学校适应困难呈正相关，[12][13][14][15]儿童分离焦虑往往会妨碍个体的日常行为和身心发展，同时会伴有过多的想家念头以及对学校的恐惧。[16]儿童焦虑会导致消极的自我概念进一步恶化，表现出一系列的内化问题，如抑郁、孤独等。[17]在外化问题上，有焦虑特点的儿童比一般儿童更容易出现交流差、多动等行为问题。[18]在社会性上，有焦虑情绪的儿童往往倾向于逃避社会交往，面临着同伴交往困难的问题，包括同伴欺负、同伴排斥、低同伴接受、朋友少的情况。[19]焦虑儿童通常在教师和家长的报告中的消极评价也较多。[20][21]
这些研究都是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通过判断被试在某个指标上大于或者小于特征值，来筛选出有焦虑症状的儿童。该研究范式假定，被试总体上是同质的，其结论主要是基于样本平均水平的数据。但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难以体现一类特质的跨情境一致性，不能够帮助区分不同焦虑类型的儿童，以及解释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的特点。[22]例如，许多研究中根据某一焦虑维度的相对水平来判断个体是否为焦虑个体，这样容易造成同一个体在不同群体中判断结果不一致的情况。另外，焦虑是一组情绪问题障碍，包含不同的方面，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焦虑问题的组合，以往研究中一般只倾向于研究某一焦虑维度的特点，未能统合不同焦虑特征在儿童身上的组合情况，这些不同焦虑组合特点的儿童在社会适应上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模式。
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提供了了解幼儿焦虑问题的新思路。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强调，发展是个体的整体发展，而不是某一个变量或者特质的发展，个体发展是一个动态而复杂的过程，不能用变量的发展来描绘个体的发展，而应该整体地看待个体的发展过程。对于焦虑的研究同样应该注重的是有焦虑特点的儿童，而非焦虑特质。个体为中心的研究强调鉴别具有不同特征模式的个体。在学前儿童焦虑领域，相比于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更好地识别各个不同的焦虑症状在儿童身上是如何组合的。通过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可以了解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了解每个类别个体的心理或行为的独特组织与结构。
许多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结果表明，幼儿焦虑与幼儿的社会性、内化问题、外化问题等相关联，这些结果为研究幼儿焦虑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是对家长和一线教育工作者而言，了解这一时期不同幼儿焦虑类型以及其社会适应特点有着更重要的实际意义，而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能够帮助识别不同的焦虑特质在幼儿身上的组合模式。鉴于此，本研究以4～5岁幼儿为对象，了解这一时期儿童焦虑的类型，并对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的社会适应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教育建议，为了解和识别幼儿焦虑问题，制订缓解幼儿焦虑策略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选取上海市区2所幼儿园中班和大班儿童，共296名学前儿童(Mage=4.74，SD=0.59)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166人，女生130人。大班139人，中班157人。对各个班级的主班老师以及儿童母亲(Mage=33.72，SD=3.40)进行问卷调查。
(二)研究工具
1. 儿童焦虑。
采用由Spence 和McDonald等人开发的学前儿童焦虑量表(Preschool Anxiety Scale， PAS)，该量表是测查学前儿童焦虑症状的评估工具，由王美芳等人修订。[23][24]包括分离焦虑、躯体伤害焦虑、社交恐惧、强迫性神经症障碍、广泛性焦虑5个维度，28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各维度得分越高，说明焦虑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以母亲报告的各个维度得分作为焦虑的指标，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0.58、0.73、0.78、0.70、0.72。
2. 幼儿社会适应特征。
采用儿童行为教师评定量表(Teacher Behavior Rating Scale， TBRS)，为3点计分，共31题，包含外化问题、社会性、内化问题等6个维度。[25]由儿童所在班级的主班老师对儿童行为进行评定，分数越高说明某一特征越明显。本研究选取外化问题、社会性、内化问题3个维度，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0.84、0.79、0.79。其中社会性用于了解儿童社会性中的同伴交往情况。
采用师生关系量表(Student-Teacher Relationship Scale， STRS)，共28题，5点计分，包含亲密、依赖、冲突3个维度，该量表适合于中国被试。[26][27]由兒童所在班级的主班老师对自己与儿童的关系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说明特征越明显。各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分别为0.74、0.75、0.69。用以了解幼儿社会关系中的师幼关系。
(三)研究程序
在研究开展之前事先获得儿童的“知情同意权”，向幼儿说明研究目的与意图，尊重幼儿的自由选择、自由表达和保持沉默的权利。此外，还需要向班级老师说明研究目的并征求同意，并与幼儿家长签订知情同意书，获得测验的许可。经由上海师范大学学术伦理委员会批准，开始正式测验。由幼儿园向儿童母亲发放《学前儿童焦虑量表》，各个班级主班老师完成《学前儿童行为评定量表》和《师幼关系量表》。数据获取时间为2015年10月。
(四)分析方法
近年来，在心理、教育等诸多领域中开始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对变量的群体异质性进行分析。该方法避免了传统聚类分析中指标不充分的缺点，充分利用所有样本的数据对所有个体属于哪个类别的概率进行估计，探究不同类别的异质情况。该方法关注个体之间的异质性，不但能更准确刻画个体之间的量化差异，同时还能整合个体间多维的质化差异。[28]本研究拟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探究儿童的焦虑类型模式，通过该方法了解不同焦虑特征在幼儿群体中的组合情况，区分出不同焦虑特点的儿童。并比较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的社会适应特征。
采用Mplus 7.0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分析学前儿童焦虑的类型群体，并基于个体从属某一类型的概率来判断个体所从属的类型，借助拟合指标来确定最合理的类别，从而保证分类结果的准确性。在潜在剖面分析中常见的拟合指标有：罗蒙代尔鲁本校对似然比(LMRT)、信息熵(Entropy)、赤池信息量(AIC)、贝叶斯信息量(BIC)等，其中Entropy越高，AIC、BIC越低，LMRT达到显著，则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越高。数据分析采用Mplus 7.0进行潜在剖面分析。采用SPSS 22.0对潜在类型的社会适应特征进行差异检验。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
以被试在5个维度的标准分作为外显指标建立潜在剖面分析模型，对学前儿童焦虑的潜在剖面进行分析拟合。不同类型剖面模型拟合指数见表1。根据表1可知，在4分类时，LMRT没有达到显著性，不满足要求。再比较1类、2类、3类，发现3类的AIC、BIC水平低于1类和2类，且2类和3类的Entropy相差不多，因此分成3类最为合适。随后对男生样本、女生样本，以及2个随机生成的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3类样本最为合适，说明潜在剖面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根据3类别的结果，1类型儿童127人，占42.90%，2类型儿童45人，占15.20%，3类型儿童124人，占41.90%。为了比较不同焦虑类型学前儿童在各个焦虑特征上的差异，以焦虑类型为自变量，分别以5个焦虑特征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表2，特征在各个类型上差异显著。
进一步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在所有特征上，2类高于1类和3类，3类高于1类。在以类别为组间变量，以焦虑特征为组内变量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显示：各个类别中都以躯体伤害焦虑为最高，以强迫性神经障碍得分最低。1类中次高为分离焦虑、社交恐惧;2类中，次高为社交恐惧、广泛性焦虑;3类中，次高为社交恐惧、广泛性焦虑。各个类型焦虑特征见图1。
(二)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的社会适应特征比较
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的社会适应特征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为了分析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社会适应特征的差异，分别以儿童行为教师评定量表和师幼关系量表中的各个维度为因变量，以焦虑类型、性别为自变量，控制幼儿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结果显示：外化问题(F=4.02，P<0.05，η2=0.03)、社会性(F=4.40，P<0.05，η2=0.03)、内化问题(F=6.67，P<0.01，η2=0.05)、依赖性(F=3.82，P<0.05，η2=0.03)的主效应显著;在内化问题和依赖性上，性别和类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3.84，P<0.05，η2=0.03;F=3.67，P<0.05，η2=0.03)。
对外化问题、社会性，通过对类别主效应的事后两两比较分析，结果显示：2类儿童的外化问题显著高于3类(P<0.01)，与1类的外化问题差异不显著(P>0.05);2类儿童的社会性显著低于1类和3类(P<0.05;P<0.01)，1类和3类儿童的社会性差异不显著(P>0.05)。
通过对类别和性别的交互作用做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男生中不同类别的内化问题差异不显著(P>0.05)，在女生中2类的内化问题显著高于1类和3类(P<0.001;P<0.001)，1类和3类内化问题差异不显著;在男生中，3类的依赖性显著高于1类和2类(P<0.05;P<0.01);在女生中不同类型的依赖性差异不显著。
以上分析结果显示：2类儿童的外化问题较高，社会性比其他两类低，女生2类中表现出更多的内化问题，因此，将2类命名为危险型。这类儿童的焦虑水平较高，躯体伤害焦虑和社交恐惧较高，表现出明显的社会适应问题。1类儿童和3类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差异不明显，但1类儿童的总体焦虑水平较低，主要以躯体伤害焦虑和分离焦虑为主，3类儿童的各个焦虑水平高于1类，主要以躯体伤害焦虑和社交恐惧为主。3类儿童中的男生对教师表现出更多的依赖性。因此将3类命名为依赖型，将1类命名为安全型。
四、讨论
本研究以学前儿童个体为中心，根据个体在不同焦虑维度上的反应，区分不同焦虑类型。相对于以往基于变量中心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个体中心的分类方法更能体现焦虑特征在个体上的组合情况，体现的是个体的焦虑结构特征。基于变量的分类方法在面对单个或者两个分类指标时适用，但在参照多个指标时就会因为指标划分范围太多而显得复杂。剖面分析方法克服了以往使用聚类分析时，判别标准不够的缺点，使用了准确性更高的验证分析，同时又能兼顾多个指标。通过比较不同焦虑特征的儿童在社会适应特征上的差异，有助于了解不同焦虑特征的儿童，为识别和缓解幼儿焦虑问题提供参考。
(一)学前儿童焦虑的类型及其人数分布
本研究结果发现，学前儿童焦虑存在明显的类型区分，支持3个潜在类别的划分，分别为安全型、依赖型、危险型。危险型的个体在焦虑的各个特征上都高于其他两组，而安全型在各个特征上都低于其他两组，依赖型的所有特征都处于另外两组之间;在所有组中，躯体伤害焦虑都高于其他焦虑症状，而强迫性神经障碍都低于其他焦虑。虽然不同类型的焦虑程度存在差异，但总体上所有焦虑群体中，都以躯体伤害焦虑为主，其次为分离焦虑或社交恐惧，较少出现强迫性神经障碍，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的结果相一致。[29]可能是因为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有限，知识经验相对缺乏，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不足，加上成人在教养过程中的不恰当吓唬(如黑夜里会有妖魔鬼怪出现等)，从而使儿童高估外界的“威胁”，进而引发内心的紧张状态，产生高的躯体伤害焦虑。同时，学前儿童依恋对象依然是父母，在与父母分离时可能会表现出紧张不安的情绪。在以往研究中发现，母亲报告儿童因为“没有您(家长)陪伴不愿入睡”“怕黑”“怕狗”“怕昆虫或蜘蛛”的频率较高。[30]这提示，有效缓解分离焦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学前儿童的焦虑水平，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在危险型和依赖型中，社交恐惧的得分较高，而在安全型中分离焦虑的得分高。说明学前儿童的焦虑特征存在着不同的类型特点。安全型儿童除了害怕躯体受到伤害外，主要问题还是分离焦虑，原因可能在于儿童将母亲或者抚养者视为防止外界伤害的庇护所，而并没有向教师和同伴寻求庇护。而依赖型和危险型儿童，除了害怕躯体受到伤害以外，在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后，产生了对同伴交往的诉求，害怕在同伴交往中受到拒绝而产生较严重的社交焦虑。
本研究还发现，焦虑类型的分布情况在性别和年级中的差异不显著，说明在大班和中班儿童中，危险型的个体相对较少，而安全型和依赖型的个体较多。以往研究中发现，学前儿童中的分离焦虑、强迫性神经障碍、广泛性焦虑的检出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级差异，但躯体伤害焦虑在女生中的阳性检出率高于男生，中班儿童的社交恐惧阳性检出率较高，[31]这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躯体伤害焦虑和社交恐惧这两个特征的不一致可能是所采用的分类方法不一致造成的。阳性检出率是一种基于变量为中心的方法，个体只要在某一特征上高于特定的分值就给予阳性报告，而剖面分析的方法是根据个体的多个指标的特征来判定的。总体上，儿童焦虑类型以安全型和依赖型儿童为多。
(二)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的社会适应
本研究进一步探究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的社会适应特点，以便更好地识别和帮助缓解幼儿的焦虑问题。
本研究发现，不同焦虑类型儿童在社会性、外化问题上差异显著，危险型的儿童往往具有较低的社会性和较高的外化问题。儿童在进入幼儿园以后，有了更多的同伴交流机会，在同伴交往过程中，如何融入集体中，与同伴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是儿童要解决的问题。危险型的儿童表现出更低的社会性，这与各个焦虑类型中社交恐惧的得分较高相一致。儿童因为社交恐惧而回避幼儿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同伴互动，又会加重幼儿的社交恐惧，产生更多的社会退缩行为。除了以回避的方式来应对社交恐惧，幼儿还可能将自身的社交恐惧诉诸外化问题。在外化问题上，危险型比依赖型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外化问题，以往研究中也发现儿童的焦虑问题通常伴随着外化问题。[32]学前儿童在处理自己的焦虑问题时，通常不能采用正确情绪调节方法，而将焦虑问题诉诸违纪、发脾气、多动等行为，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关注。[33]因此，在看到儿童发生外化行为问题时，更应该关注幼儿行为背后的原因。
焦虑的主要表现为过分恐惧和担忧，是一种情绪障碍，因此属于内化问题的范畴。而当焦虑情绪的程度逐渐恶化时，更容易产生害怕、驚慌、恐惧等不同程度的情绪问题。女生中，危险型儿童的内化问题更为严重，而男生中不同焦虑类型的内化问题差异不显著。可能原因在于，在应对情绪问题时，男孩倾向于使用发泄手段，而女孩往往会通过认知重构和自我安慰的方式来解决情绪问题。[34]女孩以这种自省的方式来解决情绪问题时，容易因为自身认知能力有限，不能缓解焦虑问题，使得焦虑问题逐渐演化成为更严重的内化问题。
儿童早期与老师的积极关系能够使儿童更好地适应幼儿园，对以后的学业和社会适应也有重要作用，高质量的师生关系中，老师能够给予儿童积极的行为支持并帮助其发展社会技能，而低质量的师生关系会限制老师支持儿童社会技能发展的积极行为。[35]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的师幼关系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不同焦虑类型的儿童与教师关系上都是一致的。但依赖型男生对教师有更多的依赖。可能原因在于，危险型的儿童因为害怕、紧张很少向老师求助，而安全型的儿童能够处理好自己的情绪问题，不需要向老师求助，因此相比之下依赖型儿童更可能向老师寻求帮助。另外，教师对儿童的看法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认为女孩应该保持安静和顺从，而男孩应该比较活跃。[36][37]这可能导致男孩在遇到焦虑问题时，更加愿意表达自己的焦虑情绪，向教师寻求帮助，对教师更加依赖，而女孩在遇到焦虑问题时更倾向于自我排遣。
五、教育建议
本研究通过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识别出不同焦虑特征的儿童，比较了不同焦虑类型儿童的社会适应特征。根据本研究结果，提出以下针对识别幼儿焦虑问题，促进社会适应的建议。
第一，幼儿焦虑问题主要以躯体伤害焦虑为主，教师和家长应该注重引导儿童的正确认知，通过让儿童正确认识事物，如让他们意识到黑夜和狗等事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缓解有关躯体伤害的焦虑。另外需要了解不同焦虑儿童的特点及适应功能，并给予不同的支持。高水平社交型焦虑危险型的儿童通常有高的内化、外化问题，低社会性的特点，应该通过情绪症状、社交情况来发现儿童的问题，在对话时更要有耐心，注意安抚。对依赖型儿童需要鼓励其建立同伴关系，提高自主能力，以减少对教师的依赖。对安全型的儿童，应该注重缓解其对家长的分离焦虑，培养其对幼儿园生活的热爱。
第二，鼓励和培养儿童的自主意识，培养儿童的社会技能，加强情绪和行为自我管理能力。儿童焦虑的对象主要来源于同伴和家长，家长和教师在应对幼儿焦虑问题时，应该注重培养幼儿处理焦虑问题的能力，而非回避焦虑问题。因此，适当地鼓励幼儿独立自主，同时加强社会技能的训练，使幼儿能够控制和管理好自己的行为和情绪，避免出现内化、外化问题，有利幼儿的社会适应。
第三，发挥教师、同伴、家长的作用。教师要注重与儿童建立良好的师幼关系，对儿童的内化情绪进行疏导，对外化行为问题要正确理解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同时避免让儿童产生依赖心理。家长和教师需要鼓励幼儿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发挥同伴在社交情境中的作用。不仅要鼓励幼儿的社交发起，建立友谊，同时也要教会幼儿如何正确回应他人的社交发起。
参考文献：
[1][8][29]王美芳，王玉廷.学前儿童焦虑状况的追踪研究[J].学前教育研究，2008(5)：32-34.
[2]XIN Z， NIU J， CHI L. Birth cohort changes in Chinese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2，47(4)：287-295.
[3]MIAN N D， GODOY L， BRIGGSGOWAN M J， et al. Patterns of anxiety symptoms in toddlers and preschool-age children： evidence of early differentiation[J].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2012，26(1)：102-110.
[4]胡義秋，方晓义，刘双金，等.农村留守儿童焦虑情绪的异质性：基于潜在剖面分析[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3)：346-352.
[5]WHALEN D J， SYLVESTER C M， LUBY J L.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n preschoolers： a review of the past 7 years[J].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2017，26(3)：503-522.
[6][23]SPENCE SH， RAPEE RM， MCDONLD C， et al. The structure of anxiety symptoms among preschoolers[J].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2001，39(11)：1293-1316.
[7][30]赵金霞，王美芳.学前儿童焦虑的发展特点[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7(6)：723-725.
[9]LANG P J， DAVIS M， OHMAN A. Fear and anxiety： animal models and human cognitive psychophysiology[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2000，61(3)：137-159.
[10]CAVELL T A. Social adjustment， social performance， and social skills： a tri-component model of social competence[J].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 Adolescent Psychology，1990，19(2)：111-122.
[11]梁宗保，胡瑞，张光珍，等.母亲元情绪理念与学前儿童社会适应的相互作用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32(4)：394-401.
[12]石秋霞，吴国连，魏晓娟，等.学龄前儿童广泛性焦虑与家庭养育环境和社会生活能力的关系探讨[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6，24(9)：920-923.
[13]魏晓娟，石秋霞，吴国连，等.学龄前儿童社交焦虑与家庭养育环境和社会生活能力关系的探讨[J].山西医药杂志，2018(1)：14-16.
[14]COPLAN R J， CLOSSON L M， ARBEAU K A.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behavioral associates of loneliness and social dissatisfaction in kindergarten[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2007，48(10)：988-995.
[15]OOI L L， NOCITA G， COPLAN R J， et al. Beyond bashful： examining links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young children’s socio-emotional and school adjustment[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2017，41：74-83.
[16]王力娟，杨文彪，杨炳钧.分离焦虑研究述评[J].学前教育研究，2008(4)：28-33.
[17]张光珍，梁宗保，陈会昌，等.早期气质对焦虑退缩行为的影响：社会适应的背景性作用[J].心理学报，2013，45(1)：70-81.
[18][31]吴国连，白丽霞，石秋霞，等.学龄前儿童焦虑与行为问题关系的探讨[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6，27(10)：1172-1175.
[19]ZHU J， OOI L L， LI Y， et al. Concomitants and outcomes of anxiety in Chinese kindergarteners： a one-year longitudinal study[J].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7(52)：24-33.
[20][29]KINGERY J N， ERDLEY C A， MARSHALL K C， et al. Peer experiences of anxious and socially withdrawn youth：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al and clinical literature[J]. ClinicalChild &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2010，13(1)：91-128.
[21]XIN Z Q， ZHANG L， LIU D. Birth cohort changes of chinese adolescents’anxiety：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1992-2005[J].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0，48(2)：208-212.
[22]高丙成.学前儿童入学准备的类型及其与自信心、焦虑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30(5)：504-511.
[24]王美芳，赵金霞，白文.学前儿童焦虑量表中文版的测量学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1)，21-23.
[25]NELSON L J， HART C H， YANG C， et al. An examination of the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subtypes of nonsocial play among Chinese preschoolers[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2012，58(1)：77-109.
[26]PIANTA R C.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s and the process of adjusting to school[J].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 Adolescent Development，1992(57)：61-80.
[27][52]张晓，陈会昌，张桂芳.母子关系、师生关系与儿童入园第一年的问题行为[J].心理学报，2008，40(4)：418-426.
[28]苏斌原，张洁婷，喻承甫，等.大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识别：基于潜在剖面分析[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31(3)：350-359.
[32]MIAN N D， GODOY L， EISENHOWER A S， et al. Prevention services for externalizing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low-income children： the role of parent preferences in early childhood[J]. Prevention Science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Prevention Research，2016，17(1)：83-92.
[33]EGGER H L， ANGOLD A. Common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in preschool children： presentation， nosology， and epidemiology[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 Psychiatry，2006，47(3-4)：313-337.
[34]張育珊，洪黛珊.父母应对方式与5～6岁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J].学前教育研究，2017(1)：53-63.
[35]EWING A R， TAYLOR A R. The role of child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teacher-child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children’s behavioral adjustment in preschool[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2009，24(1)：92-105.
[36]JIM DUFFY， KELLY WARREN， MARGARET WALSH. Classroom interactions： gender of teacher， gender of student， and classroom subject[J]. Sex Roles，2001，45(9-10)：579-593.
[37]ALTERMATT ET， JOVANOVIC J， PERRY M. Bias or responsivity? Sex and achievement-level effects on teachers’ classroom questioning practice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98，90(3)：
516-527.
作者：谢庆斌 胡芳 李燕
第二篇：论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及其基本类型
社会工作模式及其本土化反思
〔主持人语〕社会工作模式是架通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桥梁,也是贯穿于整个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的一条红线。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的积累完全可以通过概念化设计与经验化总结,使之上升到对同类事件或案主的服务指导上,以提高工作效率。随着社会工作实务的发展,世界各地逐步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社会工作模式,这些模式大多是建立在社会工作理论基础之上,不仅对社会工作实务具有重要的指导与示范价值,也起着积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今天,随着中国社会工作的蓬勃发展,人们在越来越关注社会工作实务领域推进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和总结各种有效的社会工作模式,希望通过对社会工作模式的归纳和提炼来提升服务技能,增强服务效果。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一组有关社会工作模式的理论文章。文军从社会工作模式的总论出发,着重论述了社会工作模式的涵义与特征、形成路径与发展历程,并对西方已有的各种社会工作模式类型做了很好的梳理和分类介绍。彭华民则从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出发,提出以人的需要为本是本土社会工作模式建立的核心,并重点讨论了这种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的基本涵义和实务方案。刘继同等人则从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本质区别出发,以中国精神健康领域社会工作实务模式的构建为例,从社会政策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本土社会工作模式的建构必须嵌入在中国现有的社会制度体系之中,社会制度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制约和规范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但也为新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从制度或政策层面来讨论社会工作模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摘要〕 社会工作模式是以社会工作理论为基础,贯穿于社会工作整个实务过程中的一种概念化设计与经验总结。从其形成路径来看,社会工作模式既可以是从社会工作实务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也可以是从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中演绎而成的。如果我们从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工作模式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并具有不同型态的类型划分。近十多年来,随着全球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多元整合,各种带有综合性的社会工作整合模式也开始出现,并大有引领社会工作潮流之趋势。
〔关键词〕社会工作模式;现代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社会工作实务
〔
现代社会工作既是一种助人自助的专业化思维理念和工作方式,也是一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的现代精神与人生信念。在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工作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作理念和实务方法,而且也逐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服务体系。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一个集中体现。可以说,社会工作模式是架通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桥梁,也是贯穿于整个社会工作服务过程的一条红线。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与实务方法的独特性都浓缩在社会工作模式之上,掌握社会工作的各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就等于掌握了社会工作服务的全部奥妙。
一、社会工作模式的涵义与特征
尽管目前社会工作模式的类型越来越多,但对社会工作模式本身的探讨并不是很多。社会工作研究者更多的是把关注力放在对各种具体社会工作模式的归纳和总结之上,对于模式本身所具有的涵义、特征及内容的探讨还有待深入。
所谓“模式”,又可称为“范型”、“模型”。一般指的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1〕。《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模式”的解释是:模式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在很多情况下,模式是以结构化形式对实务中发生的事情进行普遍性的描述。西柏龄(M.Siporin)认为,模式是“一个符号、一种概念的描绘结构,用隐喻命题来关切一个特定的问题,或一组现实,以及其如何工作”〔2〕。相同地,戈德斯坦(H.Goldstein)认为,模式是 “吻合其所企图表达的现实”〔3〕。也就是说,模式通常是暂时性的现实建构或隐喻,它不像理论是可以直接验证的。它本身不被验证,而其所发展出来的假设是可验证的。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 ( G.Ritzer)认为,“模式”是对客观事物的综合描述和科学抽象。它由与研究对象有关的因素构成,体现了各种因素的特征及内在逻辑形式,并对现实具有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4〕
由此看来,学者们对“模式”的理论解释大体是一致的,大多倾向于认为模式是用来描述复杂现实的一种概括化方式。然而,学者们对社会工作模式的解释却不尽相同,如美国学者佩恩(M.Payne)认为社会工作理论与社会工作实务理论是一个概念,而社会工作实务理论又与社会工作模式是一个概念,经常被交互使用。台湾学者林万亿则认为,社会工作模式是指在社会工作理论的支持下,对一系列案例用组织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描述。〔5〕内地学者朱眉华、文军则提出,所谓模式主要指的是从经验中提升出来的、一种相对固定并且具有普适性的工作方式。社会工作模式相应地指的是在社会工作实务开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普遍性工作方法。〔6〕
通过对“模式”和已有的社会工作模式的解释,笔者认为,社会工作模式是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形成的,在相对固定的理论架构指导下的具有普适性指导价值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社会工作的每个模式对其服务对象都持有某种理论假设,强调运用某种研究方法,需要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做出解答。社会工作模式通过外在的、系统的方式将上述方面展示出来。也就是说,社会工作模式不仅包含着基本的理论观点,也包含着理论应用的处置原则、实务技巧等内容。因此,理论预设、基本场景、解决方案 (处置原则与实务技巧)便构成了社会工作模式的基本要素,其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工作模式联结了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是二者的中介桥梁。社会工作模式是面向实践的,具有鲜明的应用导向。其不仅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且还能够指出实务中需要注意的处置原则和具体实务技巧。因此,社会工作模式可以看作是社会工作理论的一种简化形式,也是对社会工作实务中诸多问题和关系的直观、简洁描述,它能够向人们表明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①(注: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社会工作理论都最终形成了实务模式。有些理论没有经过严格的实证检验,过于抽象,无法提供给社会工作者具体的实施方法,限制了它们在实务工作中应用的价值。)
第二,社会工作模式具有普遍的、规范的实务指导性。不同于感性化、主观化、个体化的自发助人行为,社会工作模式指导下的社会工作服务强调工作者应该针对服务对象的不同特征和不同境遇选择相应的模式,在该模式的基本框架下开展科学服务。同时,在同类型的助人服务中,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具有普适性,在运用模式之前,效果也是可以预估的。因为一种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往往是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总结提炼出来的,是特定场景下的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
第三,社会工作模式针对的是特定的目标人群,要解决的是某个类别的共性问题。不同的模式面对的是不同的服务对象和问题,虽然模式之间在面对具体事件时会有交集,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不同的模式聚焦的问题并不一致,有着各自的偏重,在评估服务对象环境时选取的指标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从理论上讲,只要有一再重复出现的现象或对象,就可能存在某种模式。社会工作模式就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来的规律,是解决社会工作问题的经验总结,对解决同一类别的共性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社会工作模式不仅有助于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也有助于增强服务效果。社会工作模式的提炼使社会工作超越了感性摸索的主观局限,进一步走向了专业化的普及推广,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工作服务效果。在实际服务过程中,尽管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不同,其面临的问题也不尽一致,但是,我们可以摆脱这些表面差异,采用某种统一的工作模式来进行服务,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提高服务技能,也有助于增强服务效果。
第五,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社会工作模式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具有明显的历史性特征,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工作逐渐从个体化的慈善行为上升为制度化的专业学科和专门职业,中间经历了学科的阶段性发展。因此,作为社会工作发展成果之一的社会工作模式也打上了生动的历史痕迹,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专业学科和专门职业。可以说,社会工作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第六,社会工作模式需要不断汲取本国本土的养分。社会工作服务对象是在某种环境中生活的具体的人,与其本土生活环境与历史文化形态息息相关。这意味着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不能全球统一化,而应充分考虑地域、民族、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差异。尽管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处置原则可能是一样的,但具体的服务方法和技巧不应该照搬照抄。也就是说社会工作模式还需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二、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及其主要路径
社会工作模式是以社会工作理论为基础,贯穿于社会工作整个实务过程中的一种概念化设计与经验总结。它介于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之间,既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工作理论实践化的一个环节,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工作实务抽象化的一个部分。
因此,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首先离不开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因为社会工作实务是社会工作模式形成的土壤,没有社会工作实务就不可能有社会工作模式。然而,正如大卫 • 豪 (D.Howe)所说的那样,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社会工作处于“调查”阶段,社会工作者只关注所从事的实际工作,而很少对社会工作的本质、过程与方式方法进行理论的思考,因此在这个阶段,社会工作模式是隐藏于社会工作实务中,而未被人们所明确认知的。〔7〕直至1917年瑞奇蒙德(M.Richmond)的《社会诊断》一书问世,才吹响了社会工作科学归纳的号角。《社会诊断》一书是瑞奇蒙德对自己多年慈善组织协会工作的总结,也是多年慈善研究的归纳,开创了以“诊断”为中心的个案工作模式。〔8〕随后,社会工作各个模式伴随着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而相继问世。在借用其他学科理论之外,社会工作在不断的摸索实践中也形成了若干完全基于自身实践而生长起来的模式,如人本主义模式、任务中心模式、社区发展模式、一般系统模式等等,从微观到宏观,各种模式层出不穷。这些模式都是由社会工作者不断总结自己服务的具体案例而来的,它重视实际操作和服务效果,并经过长期的概念化、规范化而逐渐被广大社会工作者普遍接受。①
可见,社会工作模式具有双重性,它既是生成的,又是描述的。从本体论的观点来说,模式的生成属性是指模式的内容,即指反复出现的事物的自身;从认识论的观点来说,模式的描述属性是指模式的形式,是我们捕捉并表述这一事物的方式。如果我们从社会工作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不同的时期:
1.模式探索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被公认为专业社会工作的形成初期,正如这一时期缺乏社会工作理论一样,社会工作模式的发展也处在摸索期。社会工作者根据自己的服务经验,有了一些零星的工作总结,但很难说形成了具体的服务模式。因为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基础上,没有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方法的积淀,就很难,甚至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工作模式。
2.经典模式初步形成期:20世纪20年代-50年代。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工作三大传统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形成和逐渐被社会工作界所接受,在各自内部也初步形成不同的社会工作模式。如个案工作中的人本中心模式,1951年卡尔•罗尔斯(C.R.Rogers)出版了《案主为中心的治疗法》 (Client-Centered Therapy)一书,正式标志着人本中心模式的初步形成。〔9〕这一时期的社会工作模式依然处于探索状态,虽然社会工作三大传统方法已经形成并运用于社会工作实务中,但是依然缺乏对社会工作模式的抽象化操作,而这一时期正是社会工作三大传统方法广泛运用于社会工作实践,为经典模式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并且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已经折射了社会工作模式的雏形,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认定为经典模式初步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之所以没有出现过多的社会工作模式的原因,还与缺乏关键性人物的总结与提炼有关。
3.各种模式的总结与多元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借由前一个时期的积累和沉淀,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之间,社会工作界广泛地开展了对社会工作模式的总结,如帕佩尔(C.Papell)和罗斯曼(B.Rothman)于1966年对小组工作模式进行了划分,将其划分为:社会目标模式、治疗模式、互动模式;〔10〕1979年,罗斯曼将美国社区工作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出社区工作的三大模式:地区发展模式、社会计划模式、社会行动模式。〔11〕與此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工作理论也逐步走出心理学分析的唯一范式,开始走向社会学、认识论等多学科的理论,这也带动了社会工作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4.多维视角下模式的繁荣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 80年代以后,社会工作逐渐引入新视角,在新视角下形成了新的社会工作模式。在这些多维视角中,首当其冲的是生态主义视角及其衍生的生态系统模式。进入90年代后,社会工作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视角,如女性主义视角、叙述分析方法等,逐渐形成了女性主义模式、叙事治疗模式等等。新视角的加入,为社会工作模式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社会工作模式也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但同时,随着全球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多元整合,各种带有综合性的社会工作整合模式也开始出现,并大有引领社会工作潮流之趋势。
当然,如果我们从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路径来看,至少存在两种基本的类型:其一是“由实地工作资料中累积,然后就这些资料系统化地构建出来的一般模式”。其二是“由理论概念着手,再借着线性逻辑推演出一个可供运作的基本形式”。〔12〕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一种是从社会工作实务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一种是从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中演绎而成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社会工作模式是联结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桥梁,是社会工作实务的概念化和社会工作理论的具体化结晶。因此,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需要建立在一定社会工作理论基础之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工作模式是由社会工作理论衍生而来,同时,又对社会工作实务具有较强的指导价值,其与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社会工作模式与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的关系
然而,如果我们从不同模式形成主体的角度考虑,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条具体路径:
第一,一线社会工作者的总结。一线社会工作者是直接从事社会工作实务的人员,他们跟案主的联系最为密切,最能感觉和洞察案主群体的变化。同时,就目前全球的社会工作专业化趋势来看,社会工作者都经过基本的社会工作专业培训,掌握了一定的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和技巧。在日常的社会工作服务中,能不断地检验已有的社会工作模式,同时加以修正、补充和完善,也能够凭借自己丰富的实务经验加以归纳、总结和提炼。
第二,社会工作研究者的归纳和演绎。社会工作研究者一般具有较为深厚的社会工作学术功底,对社会工作各种理论较为熟悉,同时也密切关注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态势。研究者一般从以下两种途径进行社会工作模式的研究:一是由已经存在的理论经过验证而衍生出一整套的理论基础、处置原则和实务技巧,形成实务模式;二是在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实际服务中寻找共性,在实践中进行抽象化、流程化从而上升为实务模式。
第三,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工作实务机构的引导。政府对社会的各项制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宏观把握,社会工作被认为是一种为了应付社会问题而采取的制度安排,因此,社会工作模式的形成也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引导。而这种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社会工作模式的整体态势、发展方向的牵引和认可,以便使社会工作模式能在政府制度安排的框架内更好地发挥功能。同时,社会工作实务机构为了增强社会工作的服务效果,一般也会想尽办法积极提炼、引导和推广相对成熟的服务模式。
三、社会工作模式的主要分类及其特征
类型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它能将研究对象化繁为简,以清晰地把握事物的特征。至于社会工作模式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我们既可以从社会工作理论和价值观的角度来进行划分,也可以从社会工作方法和技巧的角度来划分,还可以从社会工作运作形式和发展样式的角度来划分,从而形成社会工作的理论模式、实务模式和区域模式(注:社会工作区域模式是因不同国家、地区社会工作发展状况不同而形成的带有区域性特点的运作模式,如在中国,以政社合作为主要特征的“上海模式”,以民间运作为主要特征的“深圳模式”,以政府运作为主要特征的江西“万载模式”,都是具有区域性特征的社会工作运作模式。本文在此不对区域模式及其特征做专门的分析,而是侧重于对理论模式或实务模式的分析。)等不同的分类方法。尽管社会工作模式分类的出发点不同,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已。由于社会工作实务性强的本质属性,很多社会工作研究者在探讨社会工作理论时刻意将理论缩小为实务理论。(注:如佩恩在其著作《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中就明确指出“本书探讨的是社会工作实务理论,这些理论用以指导社工在‘社会工作’这一社会构建和生活现实发生互动时该做些什么”。)因此,很多关于社会工作理论类型化的探讨是与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密切相关的。我们完全可以借用理论家对社会工作理论的类型划分来对社会工作模式 (理论模式或实务模式) 进行分类。
(一)以核心价值观为基础的二分法
回顾社会工作的发展历程,在社会工作领域中,无论是在核心价值观、理论形态,还是服务模式和方法取向上,实际上一直存在“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整体主义(holism)”二元纷争,以至于在今天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层面上产生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工作模式(见表1)。个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认为社会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有困难的个体提供资源与服务,解决个人困惑和实际问题,满足个人成长的需要。因此,运用这种模式的社会工作者常常会相信既有制度的可行性,认为社会问题只源于个人的不幸或有问题的性格,相信只要给予个人必要的服务及资源解救就可以尽量减少受助人因失控而影响现行制度。对运用这种模式的大多数社会工作者而言,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考虑如何切实地去帮助遇到困难的个体,即使感觉到了社会制度或政策层面存在着某种问题,他们也认为凭借社会工作者的单一力量是很难改变现有政策的,这也不是一般社会工作者所应该或主要考虑的事情。对此,其在基本的价值观层面的表述就是:“社会政策掌握在制定政策的人手中,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帮助那些眼前有困难的个体”。并由此形成了诸如心理分析理论、认知理论、行为主义理论、标签理论、赋权与倡导理论、社会诊断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社会工作理论,以及社会诊断模式、人本中心模式、问题解决模式、危机干预模式、行为治疗模式、认知治疗模式、叙事治疗模式等个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
表1 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之比较
个体主义价值取向整体主义价值取向
本体论预设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
主要社会工作理论心理分析理论;认知理论;行为主义理论;标签理论;赋权与倡导理论;社会诊断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等社会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批判主义理论;等等
主要社会工作模式社会诊断模式;人本中心模式;问题解决模式;危机干预模式;行为治疗模式;认知治疗模式;叙事治疗模式;等等任务中心模式;社区工作模式;结构式社会工作模式;文化多元主义模式;一般系统模式;生态系统模式;等等
核心价值观为案主提供资源与服务,解决个人问题,满足个人需要加强群体合作性及相关支援的关系,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
而整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则认为,社会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加强群体间的合作性,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因此,运用这种模式的社会工作者比较强调通过社会变革和集体动员的力量去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帮助改变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尤其通过对有碍社会公正的社会制度的批判与摒弃来最终促成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此,其在基本的价值观层面的表述就是:“解决个体困难的最終目的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稳定,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促成政策层面上的变化以使更多的人受益”。并由此也形成了诸如社会系统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结构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批判主义理论等社会工作理论,以及任务中心模式、社区工作模式、结构式社会工作模式、文化多元主义模式、一般系统模式;生态系统模式、个人 -环境实践模式等整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式。〔13〕
(二)特纳的三分法
特纳(F.J.Turner)以各个模式对案主本身的特性和行动能力,以及案主与社会的关系不同这两个方面作为指标,大致将社会工作模式主要分为三类(见表2)〔14〕:
表2 特纳的社会工作模式分类
聚焦的领域社会工作模式
一、强调案主本身的特性
1. 案主本身的心理层面2. 案主本身的认知层面精神分析模式;认知行为模式;等等
二、强调案主的行动能力
增权模式;女性主义模式;任务中心模式;等等
三、强调案主与社会的关系
1. 案主是独立的2. 案主与社会有一定的联系3. 案主与社会有紧密的联系
危机干预模式;心理-社会模式;社会支持网络模式;生态模式;系统模式;等等
资料来源:Turner,F.J.Social work treatment: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6.
(三)佩恩的三分法
按照对案主的不同取向,佩恩将社会工作理论划分为三类:反思性—治疗性、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改良主义,相应地,其社会工作模式也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15〕
1.反思性—治疗性模式。这种理论模式将心理动力理论、人本主义理论、角色/沟通理论和危机调适与介入理论等纳入其中,并认为社会工作的贡献在于增进和帮助案主成长和自我实现,来为它们获得最大福利。社工与案主之间不断地互动以让社工影响案主;同样在互动过程中,社工也具有反思性,这样社工在进行实务时能够聚焦社会关注,并得到理解。社会工作的治疗作用使得人们获得能力以控制自己的感觉和生活方式,能够克服或摆脱痛苦与不利的境况。
2.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模式。这种理论模式将激进的理论、反压迫、社会行动的理论和赋权的视角归为一类,强调社会工作通过增权致力于寻求社会合作和社会互助,从而让最受压迫和最弱势的人们可以获得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以创建出属于所有人的制度,所有人都能够参与的制度。社会工作要尽力增强人们参与学习和合作过程的能力,试图在社会中以更平等的关系取代这些压迫和剥削。要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路径就是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否则难以全面提升被压迫者的生存机会。因为这个观点试图把人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因此,有学者称之为“解放取向”或“改造取向”的模式。
3.个人主义—改良主义模式。这种理论模式涵盖社会发展理论、系统生态理论、认知行为理论、任务中心理论等视角,认为社会工作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满足个人需要,并改善整体福利服务,向社会中的个人提供福利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努力进行社会变革使之更为平等,或通过个人和社会实现个人或社会目标是社会工作的宗旨。
(四)大卫•豪的四分法
大卫•豪根据社会工作理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激进性还是秩序性的标准,将社会工作理论划分为激进变革主义社会工作理论、秩序主义社会工作理论、主观主义社会工作理论,客观主义社会工作理论。他还认为,这四种社会工作理论之间存在着四种不同的社会工作模式,分别是觉悟的提高者、意义的探求者、革命者和调停者。这四种模式,无论是在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人的行为与社会运行机制的问题上,还是关于社会工作实务的性质、目的、过程与方法等问题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3)。
表3 大卫•豪对四种社会工作模式的解释
解释者觉悟提高者革命者调停者
基本理论范畴及其观点
①包括的主要理论标签理论沟通理论人文主义激进人文主义女权主义社会意识提升模式弗洛伊德主义行为主义认知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系统论马克思主义增权或倡导理论结构社会工作
②对人与社会的看法社会是个主观的意义世界,是个人通过符号互动过程建构起来的社会是个主观的意义世界,但却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世界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功能上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客观有机体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内部存在着不平等、压迫、冲突与斗争的强制结合体
③基本特征用当事人的视角去了解这个社会改变社会应该从改变人的思维意识开始,因为许多问题源于社会的非人性化争取在个人事件及社会问题中取得秩序和平衡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结构及社会中人的心理
社会工作实务过程
①问题定义个体的经验,他或他所处的情境存在着问题社会对个体来说存在着问题个体对社会来说是一个问题,他在应付社会方面存在着问题社会对经济上的非生产性是一个问题
②问题评估理解个体经验的个人意义个人是政治性的引起问题行为的原因经济体系的不公平、不正义
③目标促进个体的自我理解,实现个人的潜力给人们自由,提高人们的觉悟,使他们觉醒,对个人自己的经历加以控制对个人及问题进行治疗、纠正、维护、控制和监督改变经济秩序,对财富和权力实行再分配
④方法个人劝告,帮助理解经验的意义提高觉悟,恢复对个人自己的情境与经历的控制改变行为、提供支持和维护性服务;控制和保护个体批判经济体系,为弱者的权力与资源而斗争
资料来源:根据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69-70页,以及范明林编著《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18-19页整理而成。
(五)以三大社工方法为基础的分类
除了上述从社会工作价值观和理论的角度出发来对社会工作模式进行分类以外,我们也可以从个案、小组和社区社会工作常用的三大方法角度来进行分类。据此,我们可以将社会工作模式划分为个案社会工作模式、小组社会工作模式和社区社会工作模式以及建立在这三大社会工作方法基础之上的综合工作方法模式。
在三大社会工作方法中,个案方法是基础,也最具影响力。所以,社会工作模式主要集中在个案社会工作中,比较常用的社会工作模式主要有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任务中心治疗模式、行为主义治疗模式、人本主义治疗模式、现实治疗模式、认知行为治疗模式、格式塔治疗模式、危机干预模式、存在主义模式、家庭治疗模式等等。在小组社会工作中,相对来说比较常用的社会工作模式主要是社会目标模式、治疗模式、交互模式、过程模式、行为治疗模式、任务中心模式等等。大致来看,小组社会工作模式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属于小组社会工作的模式;另一类则是个案社会工作模式在小组社会工作层面的再次应用。在社区社会工作中,常用的主要有社区发展模式、社会策划模式和社会行动模式等等。
表4 社会工作模式的划分
社会工作方法主要模式
个案社会工作模式人本中心模式;问题解决模式;危机干预模式;行为治疗模式;家庭治疗模式;游戏治疗模式;叙事治疗模式;精神分析模式;等等
小组社会工作模式任务中心模式;成长小组模式;社会目标模式;交互分析模式;等等
社区社会工作模式社区发展模式;社会策划模式;社会行动模式;等等
综合工作方法模式一般系统模式;生态系统模式;存在主义模式;女性主义模式;整合发展模式;文化多元主义模式;等等
此外,还有一类社会工作模式,我们很难分清其是基于哪一种具体的社会工作方法而形成的,其往往是面向特定目标群体的、基于一定文化视角、价值倾向而形成的模式。这些模式超出了现有的三大工作方法的划分之外,面向的特定目标群体规模亦可大可小,在实务操作中可以个案方法分别对待,也可以集合为小组方法或者社区方法,甚至是同时整合和包容了三大工作方法,是整合运用三大社会工作方法而形成的,其主要包括:一般系统模式、生态系统模式、存在主义模式、女性主义模式、文化多元主义模式、整合发展模式等(见表4)。
总之,我们可以立足于不同的理论视角、价值原则和方法技巧,对社会工作模式进行不同类型的划分,这些划分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假设而进行的一种“理想类型”的划分,是为了模式进一步提炼和推广的需要而进行的。在实际的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各种模式之间可能经常是相互借鉴、互为运用的,很难说哪类案主或哪种问题就应该选择哪一种社会工作模式去机械地套用。从这个意义上,社会工作模式的意义是有限度的,而模式的选择更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它不是可以自由、任意或随机去选择的,而是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的各种服务资源,从社会工作的具体目标、服务对象的规模及其接受程度等各方面的因素加以综合考虑来选择和运用,这样才能达到促进社会工作模式的有效运用和增强服务效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柳拯. 规律与模式——对社会工作任务的思考〔J〕. 中国社会工作,2009,(7).
〔2〕Siporin,M.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Practice.New York:Macmillan,1975,p.361.
〔3〕Goldstein H.Social Work Practice:A Unitary Approach.Columbia,SC: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3,p.362.
〔4〕Ritzer,G.Sociological Theory,New York:McGraw-Hill,1996.
〔5〕林万亿. 当代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M〕.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181.
〔6〕朱眉华,文军主编. 社会工作实务手册〔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39.
〔7〕Howe D.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making sense in practice,England:Wildwood House,1992.
〔8〕Richmond,M.Social Diagnosi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17.
〔9〕Rogers,C. R.Client-centered therap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51.
〔10〕Papell,C.& Rothman,B.Social work models:Possession and heritage,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Social Work,1966,2(2),pp.66-77.
〔11〕王思斌主编. 社会工作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1-142.
〔12〕林万亿. 团体工作:理论与技巧〔M〕.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16.
〔13〕文军. 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之争及其反思〔J〕. 上海:社会科学,2008,(5).
〔14〕宋丽玉,曾华源,施教裕,郑丽珍. 社会工作理论——处遇模式与案例分析〔M〕. 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140.
〔15〕马尔科姆•派恩. 现代社会工作理论〔M〕. 冯亚丽,叶鹏飞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0-13.)
作者：文 军
第三篇：社会转型期老年人犯罪类型和原因分析
摘 要：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其中老年人犯罪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本文对社会转型期老年人犯罪的五种类型及其特点进行考察和分析，总结其原因在于老年人思想观念、心理因素、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变化等方面，从而深入思考其根源在于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
关键词：老年人犯罪;类型;原因;社会转型
我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社会，并呈快速发展的态势，到2050我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多。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和社会转型，老年人犯罪包括高龄犯罪的现象日渐增多，对社会和谐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老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势，对现有法律体系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对社会转型期老年人犯罪的类型及其原因进行研究，这一问题已历史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老年人犯罪的不同类型
老年人犯罪涉及的罪名广泛，男性多属猥亵、强奸、诱骗、放火、盗窃、侵占、窝赃、赌博、伪造、投毒、诈骗犯罪等，女性老年人犯罪则以盗窃犯罪居于首位，此外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也较为常见[1]。从不同角度，当前中国老年人犯罪可以划分为如下类型：
(一)贫困型老年人和经济优越型老年人犯罪
贫困型老年人犯罪，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决定其无法从事很多劳动，导致一些贫困老年人在没有能力满足正常生活需求的情况下，把犯罪作为生存的“捷径”。这类犯罪多为盗窃罪等财产犯罪。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甚至出现了贫困老人希望进监狱养老[2]。如湖南七旬高龄的老人付某通过抢劫的方式只为进监狱而能吃饱饭，甚至在法院从轻处罚时竟跪求从重处罚多判几年，他说在看守所是他唯一能吃饱饭的地方。这不是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而经济优越型老年人则不存在物质贫乏而去盗窃甚至抢劫的现象，但是正是因为物质丰富，部分老年人在精神方面空虚和受忽视，他们则会在其他方面追求更多。特别是老年男性对性的不满足会引发猥亵、强奸等相关犯罪，优越的经济条件或者一定的社会地位则为他们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的目标多是流浪女、贫困女。经济条件丰厚的老人除了部分会在生理不满足而走向犯罪之外，在心理上还存在一种“钱为万能”的想法，这些老年人会认为金钱能解决一切事情，因此，他们会利用金钱来从事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以方便行使其在各方面的“特权”，因此由于“特权”产生的行贿、受贿便不胜枚举了。
(二)孤寡老年人与家庭型老年人犯罪
孤寡老年人指的是孤身一人、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的老年人。有的孤寡老人虽然衣食无忧，但因为长期孤独，心理上自然形成阴影，他们或由于缺乏亲友的关爱而仇视那些家庭美满的人而进行一些伤害他人人身财产的犯罪行为;或由于长久孤单而对社会绝望失去生存的希望，而实施一些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
家庭型老年人虽然也存在物质缺乏、心里孤单的个案，也会实施相关的犯罪。但其显著特点是，由于他们很多人是家庭和谐，子孙满堂，引发他们犯罪的往往是一些的生活琐事，他们会因为第三代子女与他人的口角而斗气，与他人攀比，自我心理不满足等，当老年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多会因为气愤不过而犯罪，如犯故意伤害罪、毁坏财物罪等。
(三)文盲型老年人与智力型老年人犯罪
一般文盲型老年人犯罪的特点是其文化水平低导致法制意识淡薄，加上受一些宗族观念影响，他们在犯罪过程中并不认为自身行为具有违法性，也就是说他们对于哪些是违法犯罪行为根本认识不清，所以即使行为犯罪接受了刑事制裁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类老年人犯罪的问题，加强此类老年人的法制教育从观念上改变他们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认识。
而智力型老年人犯罪，其丰富的社会阅历与较高的智力水平相结合，决定了其做事谨慎，善于伪装，尽力维护自己在社会上形成的威信和形象，因而其特点是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他们多半是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且多数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从案由上看，伤害类、诈骗类、公职类以及邪教犯罪占到老年人犯罪案件的一半以上，多数罪名都为智力犯罪。
(四)健康型老年人与残疾型老年人犯罪
老年人中，身体有残疾是常见的现象，但在犯罪问题上值得重视。残疾老年人本身在生理上的缺陷使得他们在生活中处处受制，生活不便利之外，心理上也会承受他人的歧视，他们在精神方面更难以获得安慰和尊重，存在一定的自卑感。当他们遭受心理压迫到一定程度时，很可能会激发他们不能自控而犯罪。像防火罪就是此类老年人反抗的一种行为表现。
健康型老年人是相对于残疾型老年人而言的，由于老年人生理机能出现明显衰退，健康老人的“攻击”能力也相对较弱。因此，老年人犯罪对象往往直接指向没有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较弱的儿童、妇女、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这也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老年人侵犯幼女案在各地时有发生的原因所在。
(五)单独型老年人与团伙型老年人犯罪
总的来看，老年人犯罪多为单独作案，单独作案的老年人他们毕竟在身体素质上不能与青年人相比，所以很多会借他人之手达到犯罪的目的。但是从各地司法实践中所处理的案件来看，老年人共同犯罪的比例还是在提高。有一般形式的共同犯罪也有集团犯罪，集团成员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有的甚至已经形成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像一些农村地区的村长、乡干部都加入其中。不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从原来的单人、单户发展到几人、几户的合作，就连抢劫、走私、贩卖毒品、拐卖妇女儿童也逐渐发展成多人有组织、有分工的协作进行[3]。
二、老年人犯罪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划分及特点概括来看，当前中国老年人犯罪的原因在于：
(一)思想保守、法制观念淡薄
老年人犯罪思想因素是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国老年人的社会化建设相对滞后，尤其在农村更加突出。由此，容易导致老年人文化生活导向模糊，与社会的文化冲突加剧，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当今一些非主流文化潮流会对老年人形成各种强烈刺激，并由此产生多种行为动机。比如基于感情纠葛而报复杀人;基于钱财占有而诈骗和盗窃;基于生理满足而强奸等。
(二)心理障碍突出
老年人精神与身体衰退，感官功能降低，反应迟钝，使其人格心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往往表现出固执、褊狭、幼稚、易被激怒，自控力变差的特点，存在敏感、孤僻、多疑、自卑、抑郁、烦躁等多种心理障碍。在遇到挫折或受到刺激时就会失去已经形成的成年人的那种克制和理智，变得像儿童一样任性、固执、冲动起来。这种情绪常常使老年人在产生人际冲突时牢骚满腹，缺乏宽容、冷静态度，不能恰当解决所遇到的纠纷，很容易因为小事而激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出现攻击性的语言和行为，从而走向犯罪。
(三)社会地位变化不能适应
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在年老前工作是他们生活的重心，他们可以从工作中赢得别人尊重，满足个人的自尊心，进行社会交往，从中享受到乐趣等。但是，老年离休、退休后必然会使他们的生活失去平衡，个人的价值得不到实现，有的人想从其他活动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实现自身的价值，其中包括有意无意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四)家庭地位变化的影响
老年人随着年老体迈不再从事劳动，他们过去的工作、劳动可以带给家庭的好处也不再，必然使得老年人在家庭中失去核心地位，也不再是一家之长的形象，正常情况下子女会尽孝，让老年人在操劳了大半生之后安度晚年，有个良好的晚年生活条件，但是一些修养较差、缺乏道德观念的子女看到父母亲既不能给家庭带来收入和其他好处，又不能很好地分担家务，往往用恶劣的态度对待老年人，从而刺激老年人犯罪心理。
三、思考
影响老年人进行犯罪活动的因素不仅仅涉及物质，或者现实中实体可感的因素，还有绝大部分是我们难以掌控的心理障碍，周围任何环境的稍微变化都可导致个人心理的差异，即便是极细微的念头一闪而过，也可能是一种引发犯罪的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不仅仅是犯罪主体以外的人不得而知，甚至有时候犯罪主体本身也会忽略。
虽然心理因素难以捉摸，但犯罪有其社会根源，犯罪社会根源是指犯罪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终极原因，是犯罪起源的决定性要素[4]。社会结构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源，因为社会的存在，犯罪才会存在，理应将犯罪置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动静变化之中来考察。同样犯罪现象的发生要从社会根源寻找起因，犯罪主体老年化趋势上升也不会脱离社会根源的影响。我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也就是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这种社会结构的整体、根本性变迁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老年人犯罪的类型及其特点发展变化的社会根源就在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康树华.老年人犯罪特点、原因与对策[J].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4，(1)：87.
[2]杨洋.入狱养老记[J].中国周刊，2012，(7).
[3]张国伟.农村常见犯罪及其处罚[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16.
[4]张小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犯罪[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9：154.
(责任编辑：李 慧)
作者：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