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美学教师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福柯由规训权力到生存美学的思想转变，不仅阐释着规训权力对人的异化，而且也着意于通过自我的审美化生存来反叛和抗争规训权力的压制。而福柯这一思想的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提供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教师专业发展虽冠之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口号，但其作为监视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体系却隐含着规训权力的宰制，而且也遭遇着教师对规训权力的反叛和抗争。
第一篇：美学教师论文范文
从环境美学到城市美学
[摘要]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环境美学关注的是：人类作为整个环境复合体的一部分，审美地参与到环境中;在环境中，感官的内在体验和直接意义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环境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环境体验。即研究环境认知维度中所包合的直接而内在的价值。环境体验是多种感官共同参与的综合体验活动.它是由“审美融合”这一术语描述得最佳、最清楚、而又最容易理解的经验之一。在体验环境时，审美融合普遍发生，并且出现于艺术语境之外。这一事实必然促使我们将美学理论扩展到艺术领域之外，从而扩展到广泛的环境情境;审美融合也由此对待统的“审美无利害性”、“审美静观”等构成了重新修正和反思。从理论上说，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城市环境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人建环境。城市环境的审美价值要远远大于通常说的“城市美”。更进一步说，城市美学也必须考虑消极或负面的审美价值.“消极审美价值”可以启发我们创造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否定美学”，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反思今天的城市美学。同时，在研究城市美学问题时应将生态学与“融合理论”结合起来，在一个富有人性且功能正常的审美生态系统中，城市景观并非外在环境，在城市规划中认真考虑审美融合，将是城市景观人性化的重要步骤。
[关键词]环境体验 审美融合 参与美学 消极审美价值 城市生态系统
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1932-)，美国长岛大学荣誉退休哲学教授。1962年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为《逻辑与社会学说：杜威对于社会哲学的理解方法》。先后任教于路易斯维尔大学、布法罗大学、圣地亚哥学院和长岛大学。曾经担任国际美学学会主席(1995—1997)、国际应用美学学会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曾担任国际美学学会秘书长和美国美学学会秘书。主要论著有：《审美场：审美经验现象学》(1970)、《艺术与融合》(1991)、《环境美学》(1992)、《生活在景观中：走向环境美学》(1997)、《美学反思》(2004)、《美学与环境：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2005)以及大量的关于艺术、美学、伦理学和社会哲学的论文，还主编了《自然环境美学》(2004)、《人建环境美学》(2007)等论文集。其论著先后被翻译为汉语、希腊语、俄语、芬兰语、波兰语、阿拉伯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
2007年7月28—30日，伯林特教授在美国缅因州卡斯汀的家中接受了程相占的专访。
程相占(以下简称程)：伯林特教授，非常感谢您在家接受我的学术访问。您1993年访问山东大学时，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从未想象到有环境美学这个学科。您当时介绍了美国美学，还做了一个题为《解构迪斯尼世界》的演讲。事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您的《环境美学》早在1992年就已经出版。
伯林特(以下简称伯)：欢迎来访。我想那个演讲实际上就是关于环境美学的，特别是它的批评功能。你是如何发现环境美学并对它产生兴趣的?
程：您或许知道。随着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中国学者开始在1994年提出了生态美学。2001年我国在西安召开了全国首届生态美学研讨会，我当时应邀参加了会议。从那时起，生态美学成为我的学术兴趣之一。因为我想了解西方是否有生态美学，就查阅了2001出版的英文版《劳特利奇美学指南》，我惊奇地发现了由加拿大美学家艾伦·卡尔森(AHen Carlson)撰写的“环境美学”条目，而这本书中没有“生态美学”条目。2006年8月，我作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应邀到哈佛大学进行学术研究，从牛津大学1998出版的四卷本《美学百科全书》中查阅到了由您执笔的“环境美学”条目。这两部工具书使我认识到，环境美学在西方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产生了较大影响。
伯：你接触环境美学的过程挺有趣。情况的确是这样。
程：我想您可以理解。中国学术界对环境美学迄今仍然不够熟悉，能否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环境美学及其与景观美学的区别?
伯：好的。环境美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美学分支，其范围比艺术的范围要更加难以厘定。对环境美学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分歧。其不同的意义表明不同的学科兴趣和不同的研究目标。环境心理学家、城市与区域规划师以及行为科学家通常将环境美学与景观的视觉美联系在一起。他们试图通过研究选择偏好和行为.用量化的方式来测量景观的视觉美，希望为设计决策和政府环境政策提供指导。在这里，“审美”通常被视为引起视觉愉悦的东西;哲学家和一些社会科学家则认为这种量化的、经验性的研究偏见应该受到限制，他们甚至认为这种做法在概念方面太天真，在知觉方面是无知的，并且带有很强的假设性。因此，一些学者采取定性的研究方式，认为环境美学所研究的是熟练的观赏者从对象或风景中所领会到的美;采取现象学立场的学者则强调知觉活动，强调感知者在环境审美经验(体验)中的积极构建功能。强调感知者与环境之间的根本互动。
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环境美学关注的是：人类作为整个环境复合体的一部分，审美地参与到环境中：在环境中，感官的内在体验和直接意义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包容性很强的知觉系统，环境经验包括许多因素。诸如空间、质量、体积、时间、运动、色彩、光线、气味、声音、触感、肌肉运动知觉、模式、秩序和意义，等等。这里，环境经验并不仅仅是视觉的，而是包括了所有感官的综合积极参与、共同感知.它们共同处于强烈的意识之中。而且，标准化的维度充满知觉范围，并成为对于某个环境积极或消极价值判断的根据。因此，环境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环境经验(体验)，研究环境认知维度中所包含的直接而内在的价值。
景观美学关注更大的区域，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它通常被定义为视觉的。但是也未必如此，因为我们开始理解景观的审美栖息(aesthetic inhabitation)。景观美学一方面可以包括景观设计，从地基栽培、美化到作为知觉整体的园林、公园设计;另外一方面，景观可以延伸到知觉视野的边界，甚至扩展到某个地理区域。由于该地理区域具有相似的地形、植被，或者被人类活动连结在一起，它被渐渐地感知为一个整体。从最通常的意义上讲，景观美学可以理解为环境美学或自然美学的同义词。
程：我明白了。您的环境美学被称为“参与美学”(aesthetics of engagement)。您认为，人类处在一个持续性的环境中，他是这个环境的积极构建者。人是知觉中心，单个的人是这样，作为社会文化群体的成员也是这样。而人的视野是由其地理和文化因素塑造的。我想请教，您是如何走上环境美学研究之路的?您的美学思想的关键词是“engagement”，它目前在中国已经有两种翻译方法，分别是“介入”和“参与”，我都不太满意，尝试着把它翻译为“融合”。能否请您从西方美学的语境来解释一下这个关键词的含义?
伯：你的问题促使我反思自己使用.engagement这个术语的前后过程。我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已经使用到它，所能发现的最早例子是发表于1967年的一篇论文《经验与艺术批评》。这篇论文最终成了我
1970出版的专著《审美场：审美经验现象学》的最后一章。这本书的第四、第六两章有许多地方涉及这个术语。另外，在这本书中，我几处讨论到“appreciative engagement”(欣赏融合)。可以这样说：审美融合这一观念是审美场这个概念背后的推动力量，而《审美场：经验现象学》这本书所探讨的“审美场”概念为我后来所有的论著提供了根本理论框架。
我不太确定我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审美融合”(aesthetic engagement)这个术语。可以确定的是，它频繁地出现在我的《艺术与参与》(1991)一书中。它是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我详尽地论述了它与许多不同艺术门类的关系。当时，我用“融合”(engagement)来取代另外一个美学理论关键词“无利害性”(disinterestedness)，我不记得是否还有其他学者使用这个术语。从那时开始，“融合”出现在各种地方，无论在审美语境中还是在其他地方。我之所以要引进“审美融合”(aesthetic engagement)这一表达方式，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我一直努力描述的那种经验，以及出现那种经验的特殊语境。
审美融合在环境情境(environmental situations)中是不可避免的。环境经验(体验)是由“审美融合”这一术语描述得最佳、最清楚、而又最容易理解的经验之一。在各种艺术门类中。这种经验最典型而又最明显地出现在电影和小说欣赏中，在欣赏舞蹈时也比较明显。但是，在体验环境的时候，审美融合普遍发生，并且，它出现于艺术语境之外。而出现于艺术语境之外这一事实必然促使我们将美学理论扩展到艺术领域之外，从而扩展到广泛的环境情境。这就是我从艺术哲学走向环境美学的内在学理根据。因此，engagement这个术语的理论含意是非常丰富的。
程：经过您这些解释，我认识到环境美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确有其独特的正当性。它有着独特的概念系统、问题和理论。您将环境与各种艺术置于一个语境中来进行研究，在环境体验(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理论，并以之为基础来重新反思西方传统审美理论。这里的关键词是“环境体验”，我觉得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环境体验的动态性质。您知道，对于环境的感知比艺术鉴赏涉及到更多的感官。在环境体验中，没有任何一种感官单独出现，而是各种感官共同参与，视觉、触觉、听觉、嗅觉以及味觉等等，所有感官共同活动。因此，环境体验是多种感官共同参与的综合体验活动。环境美学是真正意义上的“感性学”，带有为作为“感性学”的“美学”正名的理论意义。
伯：是这样的。许多环境体验需要相当多的感官共同积极参与，诸如园林漫步、山野游览、溪流泛舟、乡村驱车等等，无不如此。环境似乎具有某种吸引力在召唤游览者。我们可以感受到园林入口或通幽曲径的邀请。即使平静地站立在夕阳下，也会感到被夕阳金晖所拥抱的温暖。这些体验使我们难以再接受美学理论通常所说的“审美静观”。而这一点又促成了其他一些理论探讨。诸如实用主义的美学理论或现象学的美学理论，它们都强调环境体验的积极性或动态性。
我一直试图重铸传统美学，将其理论洞见吸收到更大的范围内，用“融合”取代“无利害性”，用“连续性”(continuity)取代分离，用更加宽广的审美价值取代狭隘的审美价值。我的学术兴趣在于将艺术与审美理论恢复到它们在人类文化史上恰当的位置上，保留对于审美价值的敏锐意识，反思现代美学所论证的所谓的“无利害性”。正是为了回应传统审美理论所不认可的鉴赏体验。我才致力于重新修正传统审美理论。“融合美学”更加宽容，既包括经典艺术准则，也包括先锋艺术在内。
程：这么说来，环境美学对于西方审美现代性具有强烈的批判反思意义，值得我深入研讨。按照我的看法，不管我们如何理解环境、给环境下定义，环境基本上是一个与空间(space)和场所(place)相关的概念。因此，我对于中国学者比较陌生的一个术语——“场所之爱”(topophilia)非常感兴趣。我甚至认为“场所之爱”就是环境美学的理论主题。“场所之爱”一词用于描述对于场所强烈的感受。它由希腊词中表示“场所”的topo-或者top-加上表示“爱”的词尾-philia合并而成。美籍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于1968年成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后，开始集中于系统人文地理学研究。在其1974所出版的名著《场所之爱：环境感知、环境态度与环境价值研究》中，他提出topophilia“可以宽泛地定义为物质环境与人类之间的所有情感连结”。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经验或体验都是在特定场所中进行的，都是对于场所的体验。您对此有何评论?
伯：“topophilia”是个非常恰当的术语，今天在西方已经被广泛使用。它提醒我们注意场所体验的情感方面。同时，它并没有考虑消极或者说负面的场所体验，比如在工业化世界中的场所体验。你所说的“所有体验都是场所体验”非常有道理。与通常描述的情形相反，体验或经验并非主观的，并非内在的，也并非私人的。它涉及到人类对于某些环境的参与。既然如此，我们就可能把所有经验都当作场所体验来思考，尽管“场所”(place)这个术语具有较强的地理内涵，可能由此产生误导。环境体验在我的研究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致力于思考它，阅读它，书写它。环境与体验有着许多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程：多谢解释。从这里开始，我想与您集中探讨一下城市美学问题。我认为城市美学与环境美学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从20世纪西方城市美学史来看，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众所周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北美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发生了一场城市美化运动，试图通过美化市容来消除贫困城市环境中的道德衰退。这一运动并没有为了美而追求美.其目的是为了在城市人口中形成道德控制和公民道德。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设想.城市美化能够为生活在市区中的贫困人口提供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尽管这场运动持续时间不长.但它可以视为20世纪城市美学的第一个要点。20世纪城市美学的另外一个关节点是美国城市设计大师凯文·林奇的杰作《城市意象》(1960)，您在给我的通信中提醒我重视这本书，告诉我这本书能够为城市美学提供许多思想资源。受您的启发，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尝试着从环境美学的角度来研读这本书，试图发掘凯文·林奇城市意象观念的环境美学意义。而这一点可以概括为城市设计与规划的审美维度。
从理论上说，环境可以区分为自然环境与人建环境。城市环境是最重要、最复杂的人建环境，它们就是各种各样的城市和日益漫延的大都市区域。与此相关，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美学就应该包括自然环境美学(或自然美学)和城市环境美学，简称城市美学。遗憾的是，学术界已经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关于自然环境的美学论著，而关于城市环境的美学论著不仅非常罕见，而且也远远不够深入、全面。更加重要的是，从跨文化的视野来研究城市美学，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学者的学术视野。您知道。中国目前正处
于飞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为了应对这一基本现实，我目前正在从环境美学的角度重新思考城市美学。因此，非常希望聆听您对于城市美学的高见。
伯：你所谈论的问题很有趣，也很有道理。城市美学关注一种特殊的景观，也就是人建环境。人建环境几乎完全按照人类的意图塑造而成;然而，我们不必像惯常做的那样。将城市与乡村或者与荒野在审美上对立起来。更恰当地说，城市是一种独特的环境，建造城市的材料来自自然世界;与其他环境一样，城市环境也包含着同样的知觉因素。它只不过是由人类主体设计的、处于人类控制之下的环境而已。而且，尽管城市是特殊的人类环境，它依然是它所属地理区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与其所属的区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并与所属区域有着密切有关系。
城市美学研究所有环境体验都同样具有的知觉因素，而且，作为卓越的文化环境，城市的社会历史维度与其感性维度密不可分。因此，城市环境的审美价值要远远大于通常说的“城市美”：城市的审美价值还包括对于各种意义、各种传统、熟悉性和对比性等等的知觉体验。更进一步说，城市美学也必须考虑“消极或负面的审美价值”(negative aesthetic values)：城市环境众多的负面现象都会阻碍知觉兴趣，诸如噪音污染、空气污染、刺目的标牌、管道设施、充塞着垃圾的街道，呆滞的、陈腐的而又压抑人的建筑设计，以及传统邻里关系的毁灭等等。事实上，审美批评应该成为评价一个城市特征和成败的关键要素。将审美考虑与城市规划结合起来，也就是反思城市的价值和目标，从而圆满地实现我们所赋予“文明”一词的丰富含义。
程：您这里所提到的“消极审美价值”(negative aesthetic values)概念非常有意义、非常富有洞察力。众所周知，“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是美学领域的关键词之一，长期以来，哲学家们在讨论美学和美的本质的时候，经常会激烈地争论审美价值的本质。但是，遗憾的是，审美价值经常被过分狭窄地界定为“某种使一个对象成为艺术品的价值”。我认为这种定义不但是误导性的，而且远远不够全面。它反映了环境美学兴起以前的主导美学观念，这种观念不恰当地将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审美的真实情形则是，艺术品之外的任何事物无不潜在地包含审美价值，比如山脉、河流、城市、园林、花朵、一丛青草、一缕阳光或月光，等等。而且，传统美学观念一般认为，审美价值永远都是“积极的”(positive，又译为“正面的”、“肯定的”)，经常与其它一些“正面的”词汇，如“美丽的”、“好的”甚至“完美的”连在一起。针对这些缺陷，“消极审美价值”可以启发我们创造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否定美学”(negative aesthetics)。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反思今天的城市美学。
伯：你说得很有道理。其实，在我刚刚完成的一本新著中，有一章的标题就是“日常生活的否定美学”。在那里，我讨论了审美价值、“美学与否定性”和其他一些理论问题。请允许我引用相关内容。该章写道：“我们可以讨论否定性的审美价值，讨论否定美学。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审美价值以令人不悦、痛苦、不正当的或者破坏性的方式呈现。也就是说，在最基本的感知体验中，这种体验本身是令人讨厌的、使人悲痛的或者有害的。审美体验并非永远是良性的。一旦我们认识到审美体验中的消极面或负面，我们就能够探索这种经常被忽视的价值。而当这种研究获得其自身的合法存在之后，这种研究就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肯定美学’。我们完全有可能为‘否定美学’划分出的独立范围。”
“否定美学与否定性艺术批评不同。它并不指对于某个艺术品的否定性评估。也不是对于某物、如一种文化实践的否定性审美判断。审美否定性并不直接与艺术对象相联。相对来说，明显的暴力易于被发现;但是，隐蔽的暴力则更加阴险，比如对于人类感性的暴力。这些暴力有些时候难以觉察，但是，其危害既深且久。比如，由于长期营养失调或极端强烈的声音所造成的永久性身体损害，对于感知和健康的影响就是深层而长久的。这里，我们可以罗列出一些同类现象，诸如形式众多的环境污染，包括烟雾污染、噪音污染、水污染和空间污染。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一般单纯地从伦理角度来谴责污染，谴责它危害人类健康和福祉;但是，任何形式的污染也包含着对感知的凌辱，也会引起审美伤害(aesthetic damage)。高强度的声音或噪音、有害气体、过度的视觉刺激和过度拥挤，既会造成审美伤害，也会引起身体伤害。”
“因此，显而易见，否定性的、负面的、消极的审美价值超过了艺术领域而成为一种普遍状况，一种确实存在的病态社会状况。这种否定性所设想的形式可能在强度、种类、影响的特征等方面有所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讨论社会物质环境状况。这些状况极其残酷，它们麻木了我们的敏感性，从而造成了审美剥夺(aesthetic deprivation)，也就是感觉剥夺的更宽泛的版本。我们被剥夺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的审美愉悦能力完全被抑制、完全被镇压，我们的感性体验能力从此完全被压制。这种剥夺的状况无疑是有害的：它使感知满足能力丧失，审美场合减少，从而导致了审美伤害。特别是，当审美伤害以持久且系统的方式发生时，这种伤害的危害性就更大。我们无疑可以区分出其他形式的审美否定性。通过鉴别和探讨它们的发生频率和影响。审美批评能够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简单地概括上述内容可知，否定美学观是评定城市环境体验的有效工具。因为审美价值并不仅仅是积极的、令人振奋的，审美知觉可能是有害的，甚至能够残害人类。不幸的是，城市环境典型地拥有积极审美价值和消极审美价值两种价值。将环境美学运用到各种城市环境，有助于我们鉴定一些感知质量，它们以某种方式侵犯人的感性，贬损人的尊严，甚至压迫人们。同时，城市环境美学在其它方面也是富有价值的，比如，它有助于塑造和重建城市环境，从而更好地满足人类需要，使得城市不仅仅是工业生产和商业利益的场所。
程：非常正确。从语言学角度看，“城市”与“文明”两词具有同样的词根。在古代，城市意味着文明。但是，随着全球城市化浪潮日益加剧，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城市都几乎成为“社会病”的代名词。城市美学应该关注并批评这种文化现象。由于您的推荐，2007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环境、审美参与和公共空间：景观中的议题”国际研讨会。我所做大会发言的论文题目是《城市意象与城市美学》。在这篇论文中，我以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为出发点，集中讨论了中国古代城市设计理念所隐含的城市美学。我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城市意象是城市美学的研究对象。城市意象可以回应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森在其自然环境美学中所提出的两个基本问题：在自然环境中，“对什么进行审美欣赏”、“如何进行审美欣赏”。我认为在城市环境中，审美对象是城市意象，对城市环境进行审美欣赏的方式就是构建城市意象。第二，着眼于跨文化美学研究，我尝试着将中国古代城市美学原则“象天法地”介绍到西方学术界。通过分析我在中外城市中两次迷失方向的生活体验，我提出没有形而上学洞
见就不可能对城市环境进行审美欣赏，富有形而上洞见的城市美学可以视为对于现代城市化危机的哲学反思。我想向您请教，与为数众多的自然环境美学论著相比，为什么城市美学论著不但数量很少，而且很不全面?还有，我知道您已经发表过几篇城市美学的论文，比如《城市生态的审美范式》(1978)、《审美参与及城市环境》(1984)、《培育城市美学》(1986)等等。能否请您概括一下您的城市美学观点?
伯：这是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一般而论，我想表明城市体验是一种独特的人类环境体验。基于这种看法，我们非常有必要去认识城市环境的人化结果。而这一点对于空间的使用、容量的使用、城市体验感性维度的使用等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大体而言。城市环境规划设计的标准应该是：城市环境让生活更美好。
正如你上面提到的那些著作所显示的，过去的30多年里，我一直在思考城市美学问题。我的基本思路是将生态学与我的“融合理论”(theory of engagement)结合起来。对于许多人来说，城市环境就是人造环境、人类状况的同义词。我从最宽泛的意义上将之理解为：由人类主体建造的，规模巨大、范围广阔的人类机构。现在，城市环境已经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生存环境。同时，城市环境作为一个生态系统。也已经演化到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与历史上的机械模式城市观念根本不同，生物生态系统模式的城市观念将城市区域视为一个复杂的统一体，它由许多不同、但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每个部分具有各自的目的;但是，它们各自又对整体环境有所贡献，又依都赖于包含它们的整体环境。因此，生态系统已经成为研究城市环境的富有想象力的模式。生态系统模式似乎能够为城市化环境中的生活提供一个富有人性的理论景象。
一种富有积极审美价值的城市生态系统将认识到。城市中每个邻近区域，诸如商业的、工业的、居住区的、娱乐区的，等等，既具有各个的特征，同时又相互影响。而更加重要的是，它们共同塑造着我们的感知体验。在一个富有人性且功能正常的审美生态系统(aesthetic ecosystem)中，城市景观并非外在环境。它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环境：它将其所有居住者结合在一起，而所有居住者都为保证这个生态系统正常发挥功能积极地贡献着各自的力量。在城市规划中认真考虑审美融合(aesthetic engagement)，将是城市景观人性化的重要步骤。
程：您这里讨论的城市审美生态学让我非常感兴趣。其实，我在研读您的环境美学与城市美学论著时，早就注意到您的论文《城市生态的审美范式》中的关键词“城市生态”。受生态学、特别是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学者十多年一直致力于生态美学研究。有的中国学者甚至认为，生态美学是中国学者对于世界美学的一项特殊理论贡献。为了扩大我自己的学术视野，2003年以来。我一直尽力查找西方生态美学的专著，结果只找到一本：《生态美学：环境设计中的艺术——理论与实践》。该书的发起人赫尔曼·普里加(Herman Prigann)是卓越的德国环境艺术家(生态艺术家)，曾经创造了许多大规模的景观重建项目，把受到人类重创的矿区和工业区域转化为艺术公园和公共空间。这本书认为生态美学应该集中探讨的问题是：今日艺术家可以在何种程度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积极参加精神的、社会的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在大约20篇文章中，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景观设计师、艺术与文化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政治家，从各自的视野和学科出发讨论了生态美学。总之，这本书显示了表面上互不相干的生态学与美学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那么，既然西方也有生态美学，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您有什么评论和感想?或者更具体一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伯：怎么说呢，中国的生态美学好像尚未介绍到西方，希望你将来有机会来做这个工作;另外，我对于西方的生态美学关注也不多，没有想到要全面清理它。但是，我认为环境一词的意义与生态学有着密切关系，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讨论环境美学的生态维度。
你知道，“环境”尽管歧义较多，但从其语源上看，它传达的意义是“环绕某物的区域”。西方也有人把环境作为“生态学”的同义词来使用，而我们知道，生态学指的是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连结在一起的复杂关系系统;西方还有人将环境混同于“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指有机体及其环境的功能性、互动性关系系统。“生态学”这个术语的语源来自希腊语oikos，指“家园”。这一点特别提醒我们注意环境的人类维度。
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的家园，它养育我们，保护我们。它为我们的完满实现提供条件。环境并非外在于我们的，而是与我们血肉相连的。我们大家共存于一个伟大的自然系统之中。一个由所有部分组成的生态系统。在这个休戚与共的生态系统之中，没有任何部分能够幸免于其它事件和变化。
程：非常感谢您。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机会向您请教。
责任编辑：王法敏
作者：程相占 ［美］阿诺德·伯林特
第二篇：从规训权力到生存美学：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种哲学审视
摘要：福柯由规训权力到生存美学的思想转变，不仅阐释着规训权力对人的异化，而且也着意于通过自我的审美化生存来反叛和抗争规训权力的压制。而福柯这一思想的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提供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教师专业发展虽冠之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口号，但其作为监视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体系却隐含着规训权力的宰制，而且也遭遇着教师对规训权力的反叛和抗争。因此，福柯关怀自我、创造自我的生存美学主张则成为化解规训权力的解救之路，教师通过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强调以具体的、实践的、创造的姿态来自我构成，以改变自我、更新自我的原则来指导教师专业审美化发展。这也成为分析教师专业发展转型的重要理论依据以及启示教师专业发展未来走向的思想源泉。
关键词：规训权力;生存美学;教师专业发展;教师评价;自我技术
當前教育革新越来越强调增强教师的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则十分依赖于良好的教师评价机制，而恰恰在此运作模式中隐含着一套规训化的权力机制。在教师评价过程中，规训权力先将空间、人员分割、编排以利于监视，再依据相应的规则进行裁决与改造以生产“理想”教师。企图利用评价所隐藏的规训权力机制来规范社会对教师的专业要求，表面上难以体现出教师所表达的不满和反抗行为，但却不能因此就表明教师安于现状或任由摆布。因此，教师的专业发展本身蕴含着一种规训与反抗的紧张关系，而要打破这种紧张关系的唯一途径只能通过教师自我的修炼，那么教师如何寻绎超越规训权力的制约谋求良好专业发展的自我技术?
一、规训权力视角下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想型态
在福柯看来，规训是权力的一种嵌入式的微观权力，并由此构成了一套涵盖措施、技术、程式、应用层面、目的的体系，具有独有的特质，它随时变化并无所不在，与知识互相蕴含且具有生产性，与抗拒是一体两面，具有意向性。[1]规训权力的行使便是借由规范的运用，通过空间分配、活动控制、时间编制和力量组合等四种技术，为人们行为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共同度量的准则，让社会以此来自行地进行调控。规训权力利用规训技术和规训策略的具体化，“透过个体之间、团体之间以及命令系统的搭配等力量组合使个体组织化与纪律化”[2]。以一种更符合理性和令人自觉认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治理，以至于身处其中的人难以规避且抗拒，只能被无所不在的权力网所构织，时时刻刻受到监督。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在专业领域内不断提升自我专业素养，追求成为良好教育者的过程。然而教师的专业发展却被教师专业成长评价的规范化机制所表征，即强调以教师评价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试图通过客观公正的评价手段，促成教师专业成长。但现实的规训权力却诱导了评价的公正性，致使教师专业评价的蕴意发生了反向性变化，教师真正自在自为的专业理想被规训权力塑造的规范理想所替代。
(一)以治理主体获取教师的规训客体
教育要实现对教师的规训，只有通过主体化才能达成。而教育建构教师的主体是通过运用规训权力实现的，规训权力刻意于利用权力技术和策略来制造虚拟的主体性，但却并不立意于消抹主体，而是“将主体置于权力关系中”[3]，以规训权力的改造性和行为引导操纵着规训者去服从和适应现存的秩序。由此看来，教师的主体化，不过是某种意义上规训权力的屈从者，或是被权力生产出的合乎社会发展需求的“理想教师”。教师专业发展强调通过教师的专业自主性来增强教师专业发展的自我效能感，但教师评价所施加的规范准则却成为时刻监视教师个体的工具，用以评判教师是否通过评价。为此，教育部门通过订立各种发展规划指标勾勒出理想教师的图像，并透过实施教师评价施加于教师。教师评价则划分不同等级(合格与不合格，优良中差)将教师加以分辨，依循评价规准加以相应的矫正和训练，最后依照教育部门设定的需求加以重组、部署，成为理想又有效率的力量。虽然教师专业发展强调通过激发教师的职业认同来增进教学效能，但规训权力却意在塑造教师主体的同时使得主体具有虚无性和欺骗性。教师评价设定的发展指标和竞争机制在无形中支配着教师的顺从，甚至引导着教师主动将规范内化为自身行为的监视者。这也由此昭示出教师在成为规训对象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对自身的知识进行自我审查和自我建构的主体的控制”[4]。
·教师与学生·从规训权力到生存美学：教师专业发展的一种哲学审视
规训权力不仅塑造了主体，而且在造就主体的具体规训过程中，把个体当作规训的客体，又把控制的客体个体化。[5]规训权力生产符合社会规范的主体，即在于型塑同质性的个体，教师专业发展以促进教师个体化的专业发展为主旨，而教师评价则在于引导教师的专业发展与社会的规范相结合，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动力，积极主动地发挥达到组织目标的力量。[6]虽然现代教师评价期望型塑主体自由生产个体化的教师生存状态，赋予每个教师追求自身专业理想的权利，并确保教师个体拥有实践和思考自身专业发展的自主性和决断性，但规训技术的实践却忠诚于主体的客体化，即通过评价的手段驯服教师的身体和形塑教师的心灵，进而确认教师个体的在场和客体化。然而在权力的关系中，教师既是权力控制的对象同时又作为权力的实施者，规训权力透过营造全景敞视效应使教师感受到无所不在的监视，在无力反抗的情况下召唤教师将评价标准内化成为自我审查和自我建构的准则。“正是权力形式，使得个体成为主体。”[7]教师个体为了体现主体的实践性，在专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建构和实现自我，教师也由此达成自我的主体。由于教师专业发展所享有专业的自主权与其所受到的社会规范是同时存在的，因此教师想要获得专业的自主性和效能感，必然需要社会提供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导引，而当评价的引导指向恰如其分地与规训的结构达成合谋，这种监督则不仅从外在上控制着教师使之屈从于权力，而且要求教师通过自我的认知束缚于自我的监督。
(二)以驯顺身体获取教师的工作绩效
规训权力虽然伪装了对身体的直接惩罚，但依然存留着对身体征服的意向性。权力之所以不轻易放过身体，即在于身体本身作为一种实体的存在，更容易被权力直接把控和支配。规训权力作为一种力量关系，呈现着一种动态的过程，且在权力和知识相互配合相互成全的过程中，透过权力的规训技术和运作策略影响着社会和其中的每个个体。为了更有效规范地把控教师专业品质，在教师评价过程中教师的专业发展被度量化测评，在结果呈现上，教师之间实际上存在的差别被标记为符号上的差别，无形中将教师的个体性因素(情感、态度、品性、价值观)排除在外，仅仅以一种标准化的手段来检验教师专业发展的状况。“这种过于形式化和策略化的教师评价虽然增强了教师教学行为的可控性，但也导致了教师对于技术化评价和数字化指标的依赖性。”[8]规训权力之所以加强对身体的干预和控制，正在于身体的可驯服性和生产性，尤其是当身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和驯服性时，它就能作为一种普遍的生产能力或有用力量，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
现代社会藉由权力技术对身体的干预性，通过新型权力技术的运用去人为塑造可操控、可驯服的身体。教师评价为了充分把控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引导教师专业发展的每一个细微部分和具体过程都符合规范化要求。透过空间的分配使身体具有单元性，编排活动的节奏和方式培养身体的有机性，以时间的演进筹划身体的创生性，优化力量的整合达成身体的组合性[9]，规训权力为了制造隶属的附随效应，保持教师身体的个体性，引导教师专业发展评价实践着这四种技术，以便将教师专业发展的每一个具体行为纳入整体之中。空间承载着身体的维度，为了灵活、细致地操控身体的空间，学校除了区隔独立的功能区，教室、办公室、活动室等，还将教师的身体可见化，抽象赋予不同的身份，从抽象的空间中监视教师的身体。教师评价中常见的等级评定，就是通过等级秩序来确定教师身体空间的方位和效能。通過时间的连续性和可累进性，规训权力对身体行为的善用达至优化的极限。时间的规律性为规训活动中的身体行为提供了可能，时间的固定安排，规定了教师的活动作息，即在于规范固定的工作模式，符合规范的职业要求和确保其工作效率。教师评价借助现代技术加剧了对时间进程中身体的管理和操练，例如指纹、人脸签到，视频监控教学等，在时间中把控身体的具体表现及有规律的干预，通过时间的累进最大程度上使用教师身体的力量。规训权力的独特之处，并不全然在于从身体中善用对空间和时间的剥夺与榨取，还在于将个体与群体的力量加以编排、整合而达到的组合效果。为了更大程度上激发教师专业发展的效能，将独立的教师个体依照专业、兴趣等不同方式组合，可以更高效率地组合和统摄力量，尤其是通过设定精确的评价机制，既有利于实现对教师身体的灵活性、系统化操纵，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教师教学效能和专业水平的提升。
(三)以制造知识获取教师的精神顺从
教师专业发展的实现难以脱离知识的获得，知识在建构和改造教师专业发展的同时也在塑造着教师的精神结构。而当教师必须经由知识的塑造而成为有知识的人时，也意味着教师在被知识改造的过程中必然受知识所控制。因为知识由权力所制造，而权力也透过知识产生运作效能，两者彼此共谋互相包含，[10]“权力关系总有着相应知识领域的建构，任何知识也同时预设且构造着权力关系。”[11]这也透露出现代权力演进的真实面目，为了自证其运行的正当性，需要知识助益其规限运作的形式以及转换和调适控制的方法。因此，权力需要寻求弹性的施作策略，这种策略要求将确定的知识关系纳入权力关系之中，并要求行使一种顺服与客体化叠合的技术[12]，藉由知识来生产作为权力施作对象的主体，在此权力关系中弃绝了主体意识的参与，主体成为权力施行的客体。为此，教师评价的目的虽在于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在形式上赋予教师获取专业知识的自由，但评价的制度性装置却借助知识的再生产来淡化权力规训的意向性，将教师主体视作是知识的客体、权力施作的对象。教师评价构成了知识在教育场域型塑教师专业发展的权力载体，所以教师获取专业知识的过程，就是权力运用知识话语生产教师主体的过程，也是教师评价通过制度性安排组织、整理教师专业知识，建构、规训、控制教师主体的过程。
知识是构成教师专业发展的原材料，教师评价成为规范和展示教师专业知识的渠道，为了更具经济效益地提升教师专业效能，控制性知识以其所具有的典范性和生产性，奠定了知识的流通性和规范性。权力机制的精致性网络，制造或组织了一种极具隐匿性、规范性和支配性的知识生产模式，以凝视的权力视觉去明辨和确定知识的可见性、可述性和可归纳性。知识成为权力监视的眼睛，在知识所及的地方亦即是权力目光监视之处，个体被知识无形中编织进权力的规训之中，自觉地从被规范自我正常化转换为自我监视。教师评价成为规范教师专业知识转向的实质性控制形式，评价机制对不同知识类型的处置安排，表征着知识生产理想型教师的不同型态。其主要表现为筛选、规范化、类别化和学科化四种处置方式，首先是刻意规避对非专业知识的认可和流通，以知识的应用性和流通性作为筛选教师专业知识的依据。其次是教师评价利用考试和检查技术赋予知识可度量性和可阐释性，以规范化的知识型塑教师专业发展的同质化。再次是教师专业知识按照不同的类别划分，构成了知识流通程度的层级差异，也影响着掌握知识的人对知识的享有程度。最后是围绕某种公理化知识集中组织和体现知识，以学科的标准控制教师专业知识。[13]可以说，教师评价内嵌知识生产和规训技术，塑造了知识对教师精神力量的控制，实现了规训权力对教师主体规训技术的转变，教师在接纳特定类型化知识追求理想教师的同时，也在自觉被教师评价的规范要求规训化。这也折射出教师评价机制深刻经历着福柯规训机制的演变史，监视已经由可见可控的方式转化为自觉而不自知的自我审查。
二、规训权力视角下教师专业发展的生存危机
在当前的教师评价实践中，评价管理者作为规训代理人，使用着不同的规训策略，并以此驯服教师的身体和心灵，其目的就在于使教师能够自愿遵循各种评价标准，从而成为自拘性的行为个体，自觉沦为规训权力的屈从者。福柯认为，规训权力的有效施展得益于三种规训策略：层级监视系统，规范化裁决，检查。这三者透过以规范和纪律为核心的教师评价对教师身体的控制和改造，使教师在日常工作中被置于精致性的权力网络中，教师在专业发展中不得不面临着自我的异化、身体的支配、主体的消弭。为此，现代教师专业发展的生存危机正在不自觉地面临着规训技术的奴役。
(一)教师“主体的消弭”，专业发展目的的迷失
在规训权力的视域下，教师主体中的自我被搁置或异化，权力的支配技术不仅型塑着同质化的主体，而且也制造着自我的支配技术，因为只有经由自我的改变才能真正地发挥规训权力的效用。规训权力对主体动机产生着关键的作用，它型塑着主体，生产着一系列被阐释的符号。理想型教师的生产就是教育机构呈现出来的对教师其主体的型构，而教师的主体也正是通过权力机制的客观化而被主体化。由于现代规训权力精细计算，不再以强制、压迫的消极形式操控个体，而是通过主体化生产个体化，以满足现实利益、激发欲望需求等积极形式施作于个体之上，使得屈从的主体在获得有限的自由同时，却又被嵌入在无所不在的权力装置中成为自动的生产者。[14]虽然教育目的本身具有合理引导教师专业发展的指向性，在促进教师获得自我创造的方向、内容上给予鼓励和指导，但是教师的专业发展却既需要教育的支持又需要理性技术的在场。由于规训权力能为教育提供顺服而又有用的型塑主体技术，为此，教师教育为了制造规模化、目标化、效率化的教师专业效能，试图借助规训权力对教师主体的型塑功能以及对教师身体的执行功能，将教师驯服为具备专业素养的技术人员，而教师只能沦为被规训的客体，以符合规范化的职业要求。教师的主动迎合即意味着主体独立性的弃绝，只有将自身的身体和精神纳入评价体系的全方位监管之中，自觉配合着权力对主体由内而外的改造和征服，才能不断地接近达至“理想教师”的型态。
规训权力为了减少经济成本和更优化的提升被规训者的效益，通过构造一种空间结构的权力网络，利用被监视者与监视代理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以权力可见但不确知性(复杂性、自动性、隐匿性)来制造被监视者的自我监视。[15]将纪律的规限作用渗透在监视机制中，由此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层级监视结构。在当前的教育场域中，教学秩序的维持有赖于“一种明确而有规则的监督关系被纳入教学实践的核心”[16]，层级监视变成学校机构中的一部分，对内能规范化管理，提高工作及教学的效率，协调教育机构最大程度完成组织目标。针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全面评价并不需要随时随地的监控，而是藉由监视代理人和科层结构，来明确职能分工，筹划组织目标，增加教师的普遍可见性，旨在营造无所遁形的监视感。由层级结构推动的监视，并不强调评价者或领导者对权力的占有，只是突出他们作为监视代理人加强权力网络节点的功能，自觉发挥着分配权力的作用，以巩固权力网络监视的分层性、持续性和切实性。经过层级监视的教师专业发展，只是从规范层面上被要求达到组织设定的理想型教师，却被层级监视区隔了非规则性的教学情调或教学审美感或教学机智。教师评价虽然容留了教师主体的自由，但只是权力意志的表征结果，即通过强调生存价值的工具性引导教师作为一种有限的存在，教师被技术理性和外在欲望驱使。教师专业发展作为一种被客体化的过程，从形式上潜在地规定了教师所应当追求的专业发展目标，同质化地塑造了教师的主体，使教师被来自外在的和自我的监视所凝视，由此也丧失了教师作为自在自为的主体向未来筹划的能力，也使教学变得愈发空洞和刻板。
(二)教师“身体的惩罚”，专业发展过程的制约
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是教师作为一个职业主体自我成长的过程，也是其“不断习得与教师有关的角色期望与规范的社会化过程”[17]。这也意味着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从新手型预期专业社会化到成熟型继续专业社会化的过程。[18]在此过程中，教师专业发展经历着职业角色的适应，专业信念的同化、顺应，以及对教学实践知识和智慧的探索，这也是教师专业发展不断趋向规范化的过程。与此同时，在教师积极主动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也引导着教师自觉地接受着来自规训权力的视觉支配。因为视觉的可观察和可评判，为教师个体提供了对照群体活动规范准则的负作用(不符合规范化)，并不通过直接征服身体来实施惩罚，而是建立思想的预警机制来矫正、干预教师专业发展的规范化。当教师被评价构陷到一种强制性的惩罚网络之中，便被“强加了一种规范化的欲望”[19]，就会自动将个人行为与规范性进行校对，以免产生脱离群体的失落感或无助感。由规训机制构建的权力空间，不仅需要监视的支配，而且需要规范化的裁决，即把规训个体置于不同的整体化监视空间中，在每个空间中设定统一的规范或准则，划分不同的等级或标准，依据规范或最低限度的标准来度量个体间的差距，并以此来确立空间内的控制纪律。[20]
教师评价的规范裁决即在于监视反馈教师专业发展的规范化过程，将教师个体纳入到整体的教师群体中，用整体形成的规范力量或制度来强制个体进行对照，使教师个体自觉追随理想教师的规范，同时评价体制也会对教师的偏离行为及时进行干预和纠正。事实上，教师评价的真实面目并不在于培育教师独特的人格，只是为了型塑具有某种程度上或种类差异的同质化教师个体。教师虽具有个体性，但却缺乏独立的个性品质，只不过是规训技术的个体化体现。教师评价企图通过个体化的策略将个人主体化，并由此塑造教师的个体性。其借助规范化裁决来实施对教师个体的监控功能，这种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规范功能主要体现在“比较、区分、排列、同化和排斥”[21]五个方面。教师评价从教师进入职业角色起，就将教师的个体行动纳入到整体的评判之中，以一种二元的机制对教师个体进行分殊化处理，并不鼓励直接的惩罚，而是不断地利用奖励抵消惩罚的循环方式来精准地区分、评估行为。通常评价设定最低限度的标准和有待达到的标准作为区分或排列教师专业能力的依据，一般都会以“合格”、“不合格”、“有待改进”等的划分形式来体现，并以此来对教师个体的能力和表现进行排列和预定空间位置。经过这种“赋值”来度量差异的过程，以整齐划一的压力感迫使不合规范的行为受到排斥。教师评价的规范裁决借助监视的可视性和不可视性作用于教师个体，让教师的身体受到精细化的度量，心灵受到惩罚的震慑，从而使得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被规范的求同性所同化，进而丧失了教师作为自为性主体在复杂教学情境和师生交往中所应当具备的个性品质。
(三)教师“自我的异化”，专业发展自主性的缺失
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不断面向教学生活境遇而敞开的过程，只有敞开，教师才能在存在中向未来筹划自身，才能在教育实践中通过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真正地体现教师的个体性。因为只有完整地展示自我的个体性，教师才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主体，而教师的主体则需要由每个单独的个体性来承载。教师的个体化虽然为教师个体生产着自我并具有自主的能动性，但教师自我却不愿意失去依赖的根基，去独自地承担自由选择的后果和责任。为此，教师自我只有积极主动地接受社会规范，被外在规定性所型塑，才能在权力关系中获得稳定性的功能性位置，不至于在孤独的寻求中迷失价值的归宿。然而，当教师开始寻求自我的实现时，却由于权力的遮蔽和自我的沉沦，导致自我对更高生命价值、目的追求被欲望或利益的现实性所替代。而这也深化了教师对自我实现的追求，专注于实现自身专业上的卓越和优秀，以此来确认教师自我实现的完满性，并将自我的筹划从最高的价值追求转向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规训权力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型塑同质性的主体，而在于利用检查机制驱动个体化的运作。由检查引起的竞争机制，不仅使得教师个体与竞争对手对立起来，而且教師个体对待竞争对手的策略和态度也决定着自身享有资源和机会的程度。教师评价的检查机制正是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彰显自己的力量，并以技术书写的规训机制来确立教师的个体性或个体化的生存状态。
为了强化规训的功能，检查把监视技术和规范化技术进行有机地结合，成为现代教师评价生产教师个体化的有利武器。规训机制虽然以不可见的形式施展，但却借助检查以可见的目光凝视个体，将教师个体置入对象化的仪式之中。检查的精细还在于对个体信息的书写，既可描述、判断和度量个体对象，又能依据个人发展情况与整体标准进行观照。检查在将个体书写进权力网络的同时，也预置了对个体的“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22]。其中，考试已经成为广泛应用在教育场域的客体化仪式之一。考试评价为生产教师个体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不仅增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成为教师个体在竞争中的观照规范，也由此确立了其作为巩固教师专业发展保障机制的功能性作用。教师通过考试获得相应的名誉、地位、身份等现实利益，这也成为驱动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当然教师评价的方式并不完全体现在考试之中，还包含有其它更为丰富的检查形式，比如日常考勤、主管领导巡视、同侪听课、教案检查，等等。为此，教师个体作为被规训的对象，经过检查技术的处理，虽然获得一种差异性的个体化存在，然而这种经过主体同质或虚化的客体化个体，却缩小了教师的自主性空间，而且也削弱了教师的专业特性。当教师在面临偶然的教学生活际遇和不确定的教学情境时，个体必然面临着风险的挑战。而以教师评价客体化方式型塑的教师自我虽然享有“自由”，但却并非真正被赋予教师完整的自由。既难以实现教师对规训权力的反抗，也难以实现自我专业的独立成长，更缺乏承担教学的勇气。
三、从规训权力到生存美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未来指向
福柯“生存美学”并不着意于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期翼于围绕人与自我的关系来重新诠释人的生存方式。他不仅要解构，还蕴含着明确的建构向度。人要想摆脱权力的控制，就要“使自身变为主体的方式，通过一种自我技术来构造和创立自身的主体性”[23]。福柯生存美学作为个体抗争权力的方式，并不把社会的改变寄托在激烈的革命上，而是透过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关怀来加以改变或重新型构。自我成为一种主动的构成来反叛“规范化”的驯服和压制，关心自身、日常生活审美化则成为生存美学的重要生活方式，也是实践自我审美自由的重要体现。福柯并未明確自我审美与社会规则的排斥性，而是启示生活的目的并不在于规范，而在于更为审美的生存。规则之于人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在约束和禁锢人的发展，而是在保证个人创造性发挥的前提下，随生活实践的发展去不断地打破和重建。为此，福柯“生存美学”的思考为教师专业发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关怀自身，实践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
“关怀自身”，是从关怀的角度，对主体自己进行身体、心灵、生活等多方面地协调，形成高尚的生活状态以及艺术的生存风格，最终实现生命主体自身真正自由的目的。福柯通过追溯古希腊哲学，关怀自身从“认识你自己”，以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向内探究自己身体灵魂，以实现对自身及生活品格的检视和反思，通过一定的技艺和技巧来实现对自身的把握。从斯多葛学派的关心政治、关照“他人”转向真正关心自身，并延展到生命本体论，使得生命主体的显现逐渐清晰，为此“关怀自身”不再流于抽象的口号，开始指向于“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严谨持续、有规则的实践方式，一种实行自我塑造的生存技术和生活艺术”[24]。关怀自身是作为个体的我对具体生存的真实把握，是对可能的生存方式和自我构筑途径的不懈探索。对自身及生活风格的检查和反省，并通过技艺与技巧，用实践的方式，使得“关怀自身”得到真正地把握。保持自我是对抗规训权力的重要方式，只有重新建立起对自我的关怀，才能克服一直压抑在个体身上的枷锁，也才能重回自身的和谐。
在福柯看来，要想打开自我束缚的链条，就必须返回自身，只有依靠自我决策的反抗才能不断地深化、超越自我。当我们无路可逃时，与其逃避不如更好地面对和审视，只有有效地关注现在，唤起隐藏已久的“生活在真实中”的欲求，正是这种植根于人生命存在的内在需求才能持续地抵抗权力的规训。教师评价体系的强大依然不能消弱的是教师对教育事业及美好生活的热爱，当教师真正在工作中建立起对工作的热爱和兴趣，在真实生命的意义上有所体认，这种体验也是一种具体的实践。在福柯看来，“身体和精神是合一的，因此提倡身体体验并不意味着对本能的依赖”[25]。正是通过自我技术的治理，来融入身体的体验实现对工具性或手段性生存的抵制，在超越中实现生存的美好。
为此，在当前规训化的社会，教师评价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权力与反抗，教师的身体体验也包含着对规训权力的反抗。当然，教师评价过程中的反抗并不在于对现有机制的推翻或拒绝参与，而是教师也有表达自己理性思考和批判的权力。他们也需要足够的参与决策权，针对不合理之处作有效推动。更应该得到关注的是教师的反抗动机，以排除消极的拒绝配合和积极对抗，尽可能减少由权力压制带来的不利影响，企图通过反抗来改善不合理之处。而“生存美学”则强调实践中的自我，关注于个体与自身的关系，避免同质化和群体化，凸显个体差异性，重视个体的日常体验。所以教师要想摆脱权力的规训和压制，“只有我们从存在中分化出来，进入异化的世界，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根源”[26]。从存在中分离的我，是一种对存在的真实体验和实践，通过这种实践，个体获得了一种超越于现代规训机制之外的自由。教师在对现有评价的反抗中，正是教师作为完整的生命寻求意义生活的一种途径，是免于个体被权力“奴役”的可能。换而言之，教师只有从生存中获得在场，从教学生活中获得对“自我真正本质身份的认同和自我生命的完整性”[27]，才会自觉抵制规训权力的阻隔，积极地承担起教学的勇气和作为主体的价值使命，在追求教育志业的过程中确认自我的真实存在。
(二)审美生活，塑造教师专业发展的风格
在福柯关怀自我的昭示中，走向审美生活，开启了人存在的实践旅程。从关怀自我中确认主体哲学的意义，从审美生活中达成主体精神的完满。审美生活，探究自身的实践，从而在积极地探寻中仍然与世界保持和谐的关系。规训权力把人们都卷入纷繁世界的漩涡，于此，审美生活则成为一种与此对抗的姿态和力量。而审美享用生活作为一种人本质性的存在形式，从根本上关联着主体的生活行动、内容及方式。[28]从积极参与世界或生活的建构中构成生命，自觉抵制工具性的引诱和沉沦，享用生活正是主体努力践行自身生命意义的本质性行动。而作为世界共同体的成员，每个人的联系都彼此相关，同时也在空间上与他人、与世界发生着关联，新来者出生后直接享用着世界的意义，享受着“建制化文明”①提供给他们的价值在场。在享用生活的同时，也意味着要肩负起创造的责任，只有创造才能延续美好的存在，也只有创造才会带给个体更真实的成长，所以责任不仅关联着对个体与他者的现在，也关联着彼此与世界的未来。“在这个世界中美好地生活，在创造美好的生活中卫护世界的美好，是生活本身的享用，也是生活本身的召唤。”[29]
福柯之所以将生存美学的核心指向关怀自身，就是期冀于把生活视作一种艺术品，把生活实践变成一种不断超越、创造充满美好体验的审美享受过程。[30]而这种基于关怀自身的生存实践本身既是一种对生活的享用，也是一种审美生存的过程。因为只有使享用生活和生存实现真正地美化，并在生活的实践中贯穿智慧，才能使主体同生存世界的阻隔进行自觉地抗议和超越，也才能为实现自由超越而不断地创造与生成。审美是主体对生存最高的超越活动，也是将生存引向美好生活的动力之源。而生存美学就是引导教师自身超越现实的生存困境，为创造自身美好生活确立实践原则。这就要求教师在享用生活、审美生存的同时，以不断地自我创新精神经受生活的考验，在实践智慧的创造中，让自身的生活变成艺术的过程，以形成某种特殊的风格来承载自我的思想和审美价值。教师专业风格是教师在专业生活中审美化和艺术化的流露和展现，也是教师塑造教学生活美的最高形态，同时也体现了教师自身的精神追求及审美情操。
基于此，教师在审美生活的过程中，势必需要理性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呈现一种理性的精神建构。教师主体在教学生活中不应该消极地被规训，而是应该积极面对现实的困难，还原审美化的自我主体，从关注自我、反思自我和创造自我中享用生活和审美生存。作为保障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应该成为规训教师主体同质化的手段，因为评价的规训性制约了教师生命形式的多元性和生命价值的深刻性，标准化、工具化的评价只会越来越强调外在形式上的唯数据论或唯绩效论。所以只有重新回归审美化生存的教学生活，确保教师深刻而广泛地在教学生活中的主体性在场和创造性参与，以自由实践的创新精神来获取教学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才能生发教师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确认自我生命的完整。这也确证着教师的审美化生活和生存是融为一体的，教师只有在审美化的生活中，享用生活，体验美好生活，才能利用他者之物发挥潜力，改变、创造自我，贡献教学世界。为此，可以说，教学生活的美与教师的审美实践是相互构成的。
(三)反思創造，审美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
“既然人的本质不是被给予的，那么每个个体就面临自我创造的重任。”[31]在福柯看来，规范化已经极致地表现在社会的机体里，而必要的反抗与超越就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形态。也正因为生活不完美，造就了审美化的生存。福柯更为强调的是“创造”而非是“解放”，“解放”并不能从根本解决个体与自我的关系。权力体系中的教师要想应对评价的规训，摆脱权力在身体和心灵上的驯服，不仅需要外在的抗拒，还需要心灵上的改变。为此，就必须试图找寻回个体与自身的自由，因为依靠外在“解放”并不能实现真正的拥有自我，只有在创造中重新发现本质，重新建立与自身的关系，人才能在面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中创造自我，拥有自我。正是因为我们内心拥有了“自我的技术”和审美体验的强化，才会变得笃定和强大，不容易受到规训权力的宰割。而“生存美学”则劝导我们生活是不完美的，需要对现实加以改造，每个个体都应该去建构属于适合自身的生活，而不是简单仿效他人，要主动地同日常生活进行革命，因为在充满惯性和惰性的空间里，人最容易屈服于被给予的空间而丧失自我。只有获得自觉的意识和自律的意志，才能摆脱规训或规范的因袭，才能创造自己特异的风格。
虽然教育决策层释义说教师评价体制是作为一种规范教师专业发展的形式，并非控制和奴役教师的手段，在运作中只是强调运用纪律和规范来培养教师的内在自控力，建构自律精神，从而使教师自觉限制自身的某些行为与倾向，以更好地提升其专业成长。但是由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所形成的科层体制却占据着强制主导的组织运作逻辑，致使教师对评价背后的动机与真正的目的抱持着高度怀疑。面对现代社会规训化的生存环境，福柯指示我们采取一种审美化的修身模式，即在于不断地超越、创造自我，将审美作为人生的要义，艺术化地看待生活，强调个人风格化的生存状态，过一种哲学式的生活方式。为此，教师需要果敢而无畏地去挑战生活的藩篱和束缚，去不断地克服工具化和物化的身体，使自身获得获得超越自我的勇气，透过审美化的生活来重新检视自我和当下。教师不应该过于消极和沉沦，而应该勇于转化现在的自身，以享用现在、把握现在的审美姿态拥抱生活、热爱生活。
在福柯看来，对于人而言，“只有在审美超越中，才能达到人所追求的最高自由;也只有在审美自由中，才同时地实现创造、逾越、满足个人审美愉悦以及更新自身生命的过程”[32]。教师评价不应只关注于提升教师教学品质和教师专业素养，还应该确立一种与规则的关系并确立自身的实践义务。既在于将质疑与实践相关联，以自主、自由的反思行动来规定自身的行为规则。通过分析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评价的整体架构，来重新检视规则和机制的合理与否，并从不断地审视和反思中，改变惯常的工作或思维方式，以重新问题化评估规则和机制。[33]与此同时，生存美学指引教师在自身的生存实践中，审美化地面对具体而复杂的教学生活，用创造性的思维艺术和实践智慧来实现审美化的自我超越，在有限的存在中为寻求无限存在的终极价值而不断地改变自我和更新自我。
四、结语
由规训权力所形塑的外在目的也构成了对教师的奴役和压制，而作为教学生活的主体，教师天然地肩负着一种责任，传播真理与知识的义务，这种责任也是教师自我认同的身份，正是这种自我确认的力量激起了教师的信仰和责任。当然教师的反抗并不是为了规避正当的评价，只是抗拒那些藉由规训权力而隐含行使控制意图的行为。而实际上，教师正是在反抗中，创造着自我、关怀着自我、确认着自我。教师的批判性反思是作为教师存在的重要条件，并非着眼于消极的违抗，而是在抗拒非教育因素干扰的同时去审美地生存或自我创造，更致力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由实践和理想教学境地的追求。
注释：
①阿伦特认为“建制化文明”作为一种文化型态，让身处在共同体社会之中的人，与世界建立了一种交互联系的生存关系，而权威则构成了新来者与世界关联的座架。因为建制文明的延续性确保了教育的责任，教育者要承担起引导新来者的责任，而新来者具有的诞生性也在不断创生和更新着世界的意义，赋予建制世界历史与精神的双重价值。引自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出版，第87页。
参考文献：
[1]向丹.规训权力视域下的师生关系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6：1-79.
[2]侯雅雯.“学生评价教师教学”可能成为一种规训机制吗?[J].教育研究学报，2012：44(1)：133-151.
[3]汪民安.什么是当代[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93.
[4][美]加里·古廷.福柯[M].王育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99.
[5]金生鈜.规训与教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97，346.
[6][13]张祥明.对教师专业发展评价的重新审视[J].教育评论，2002(1)：24-27.
[7][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读本[M].汪民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4.
[8]胡君进.论教师评价实践的规训机制及其发生[J].当代教育科学，2017(6)：47-69.
[9][15][16][21][2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16，226，220，206，215.
[10]苏峰山.权力/知识/主体：Foucault批判思考的基本问题架构[J].东吴哲学学报，1997(2)：209-218.
[11]苏峰山.批判如何可能：关于福柯批判哲学的一些争议[J].教育与社会研究，2003(5)：77-100.
[12]苏峰山.福柯对于权力之分析[M]//黄瑞祺.欧洲社会理论.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6：138.
[14]汪民安.福柯在中国[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155.
[17]赵昌木.教师专业发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59.
[18]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215.
[19]安妮·施沃恩，史蒂芬·夏皮罗.导读福柯《规训与惩罚》[M].庞弘，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114.
[20]陈培永.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图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53-54.
[23]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250.
[24][30]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14，344.
[25]傅玉玲.福柯的“生存美学”[D].厦门：厦门大学，2008：16.
[26][捷]瓦茨拉夫·哈維尔.哈维尔文集[M]//徐友渔.自由的言说 徐友渔文选.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407.
[27][美]帕克·帕尔默.教学勇气 漫步教师心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
[28][29]金生鈜.学校教育生活之于儿童的意义——对儿童享用教育生活的现象学解释[J].教育研究，2018(6)：8-15.
[31]李晓林.福柯的“生存美学”[J].文史哲，2003(5)：114-118.
[32]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的基本意义[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1-30.
[33]Stickney，J.A.Judging Teachers：Foucault，Governance and Agency during Education Rreforms[J].Educational Philosophy & Theory，2012(6)：649-662.
(责任编辑钟嘉仪)
收稿日期：2020-01-10
作者简介：李震，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金华/321004)
作者：李震
第三篇：美学何做与美学何为
［摘 要］在祝贺刘纲纪先生八十华诞之际回顾中国当前的美学研究，自然会以刘先生的学术历程和理论建树为借鉴而面临下列问题：当前的中国美学研究究竟是走向了兴旺还是走向了没落？究竟应当如何进行美学研究？美学研究又能够为当今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建设发挥什么实实在在的作用？实际上，只有真正充分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及其分量，进而认真对待并解决这些问题，美学研究者才有可能在对自身、对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美学，乃至对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深入的批判反思和学术定位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学术研究的自觉，从而以扎实的和富有建设性的美学研究方式，通过逐步摸索和建立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理论解释力的美学理论体系，使先生对后学的殷切希望真正得到实现。
［关键词］美学研究的自觉；反身性；批判反思；学术定位；社会个体生成论
［
在祝贺刘纲纪先生八十华诞之际回顾中国当前的美学研究，并且在此基础上展望其未来的发展道路和走势，无疑是可以以刘先生的学术历程和理论建树为借鉴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通过认真面对和深入思考下列问题，得到一个使美学研究有可能真正实现学术自觉的契机：当前的中国美学研究究竟是走向了兴旺还是走向了没落？究竟应当如何进行美学研究？美学研究又能够为当今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建设发挥什么实实在在的作用？在我看来，虽然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来兼具耸人听闻和老生常谈的色彩，但毋庸讳言的是，今天的美学研究者只有认真面对、深入思考并且逐步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其研究才有达到“学术自觉”的可能，其研究结果才有可能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比较充分的理论解释力，而这显然是以刘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老一代美学研究者们所期待的。
一、当前的美学研究究竟是走向了兴旺还是走向了没落？
有必要加以明确界定的是，这里所谓“当前的美学研究”，指的是国内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美学热”降温之后的美学研究，而不是泛指中国的现当代美学研究；之所以进行这样的限定，并不是不想切合此次研讨会的论题，而是希望进一步明确我们当前所直接面对的研究现状，从而把我们希望强调的、进行哲学上的批判反思的要求更加具体化。另外，这里之所以使用了“兴旺”还是“没落”这样鲜明的对比和颇富刺激性的词语，也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出于同样的基本目的——实际上，只要是真正出于公心、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进行这样的反思和批判，那么，即使在涉及学术研究之外的情感的时候，“爱之深则责之切”，也算是人之常情吧。
在我看来，当前的美学研究实际上根本没有走向兴旺，而是走向了没落！那么，我们在做出这种断定的时候所根据的现实依据和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依据可以使我们做出这样的断定：
第一，众所周知，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后不久，中国的美学便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现了第一次研究热潮。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场以“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为最主要的关注焦点，以最终形成了“美在主观派”、“美在客观派”、“美在主客观统一派”和“美在社会实践派”等主要理论流派为结果的美学大讨论，既因为研究者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理论突破而建构出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一致认可的美学理论体系，也由于在当时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学理论研究，对哲学研究、艺术理论研究和相关的各种实践都没有产生具有明确针对性的重要学术影响，它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完全淡出了现在的美学研究者的视野；但是，即使如此，其下列主要功绩却是绝对不容抹煞的：它使美学研究从根本上走出了研究者的个人书斋而得到了制度化，使作为哲学分支学科之一的美学拥有了一大批研究者和众多的向往者，从而，使之在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牢固确立起来的同时，也使得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领域更加广泛。
第二，相比较而言，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出现的第二次美学研究热潮，显然取得了更大的进步。这主要体现在：首先，研究者对美学研究对象的探讨和研究不再局限于“美在××”，而是扩展成了主要由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构成的，以审美经验为核心的学科群，并且最终形成了以李泽厚、刘纲纪先生为最主要代表的“实践派美学”，从而使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美学的探讨和研究达到了国内学术界迄今仍然难以超越的理论高度；其次，通过以“美学译文丛书”为代表的一大批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引进，在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学术视野的同时，为美学研究进一步扩展研究领域、提升学术水平奠定了比较坚实的资料基础；最后，在西方学术界自２０世纪以来的“艺术哲学转向”的影响下，国内学术界的艺术哲学研究也开始取得长足的发展，以刘纲纪先生的《艺术哲学》为代表的相关探讨和研究，便已不再拘泥于“照着说”或者“跟着说”，而是初步达到了努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高度进行“对话”的学术高度。
第三，如果说上述两个方面的进步主要是通过宏观的鸟瞰而体现出来的，那么，具体就刘纲纪先生的美学研究而言，在我看来，他给我们展示的宝贵理论财富并不仅仅表现在包括《艺术哲学》、《〈周易〉美学》、《中国美学史》在内的十余部具体成果，更加重要的是，这种财富还表现在贯穿于这些具体成果之中的严谨的学风——这不仅包括他对于纯正而深刻的哲学美学研究传统的持守，表现在他从严格的哲学反思态度出发充分地批判吸收当代西方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而且，也表现在他在消化和利用所有这些研究成果而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的过程中，既没有“自惭形秽”的卑微心态，也没有“高视阔步”的狂妄之举，而是真正做到了“逐字逐句的讨论推敲”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为基础、以事实为依据的批判扬弃［１］！不再赘言，刘先生在哲学美学、艺术哲学、书法美学、中国美学史等方面取得的所有学术成就，实际上都是从这种严谨的学风出发的。
如果说仅仅从上面的经验性宏观鸟瞰和具体例证出发，还不足以断定当前的美学研究不是走向了兴旺而是走向了没落的话，那么，我们还可以从更加深刻的学术评价标准出发，简略地审视一下实际情况究竟是不是这样——要而言之，这里的所谓“学术标准”指的是，当前的美学研究究竟还是不是哲学美学意义和层次上的学术研究，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哲学美学意义和层次上的学术研究？在我看来，如果所谓的“美学研究”根本不是在哲学美学意义和层次上进行的对审美活动［２］和审美现象的严格的学术研究，或者说，如果所谓的“美学研究”仅仅是“貌似”哲学美学意义和层次上的学术研究，实质上却具体表现为对哲学研究所必需的严格性、深刻性、系统性和批判反思精神的忽略、放弃和逐渐背离，那么，这样的“美学研究”不是正在走向没落，又能够是什么呢？！
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之所以说当前的美学研究“表现为对哲学研究所必需的严格性、深刻性、系统性和批判反思精神的忽略、放弃和逐渐背离”，是以以下三个方面为依据的：
第一，从严格的学理探究的角度来看：与参与前两次美学研究热潮的研究者相比，许多美学研究者都没有更进一步，从而真正实现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这里所谓“没有真正实现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指的是，许多研究者对“严格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学研究，究竟应当采取何种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这样一个具有关键性重要意义的问题，几乎都采取了漠然处之的基本态度，似乎这样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能够承认“研究者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都完全是由其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决定的”，只要我们能够承认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审美活动、审美现象，都是与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界客观事物截然不同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那么，以反身性的方式（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ｌｙ）自觉地批判反思自己所利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究竟是不是适合于进行美学研究，难道不是美学研究者所必需的吗？！然而，真正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存在，并且切实在这个方面进行了自觉探索的研究者又有几人？毋庸讳言，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所看到的，依然是“我认为美学应当是××”、“我认为美学应当研究××”这样颇富独断论色彩的句式，以及基于这样的论断而进行的“形式逻辑的演绎推论”——显然，这样的做法及其结果不仅没有从前两次美学研究热潮所达到的哲学美学研究水平上再前进半步，而且，由于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冷落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的重要性，因而实质上是走向没落了①。
第二，从研究方式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因为受当今社会之中广泛流行的浮躁之风的影响，是因为没有达到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还是由于漠视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的重要性，当前的不少美学研究者就研究方式而言，体现出来的是基于盲目崇拜而进行“次级描述”（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的基本特征——在这里，所谓“盲目崇拜”，指的是许多美学研究者一方面是要么崇拜当代西方美学界的研究者们所取得的形形色色的“研究成果”，要么崇拜国内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因而以平移式的“引经据典”的方式进行修修补补式的引介和论述；另一方面则是，以不加任何批判反思的崇拜心态对待几乎所有各种国内外现代艺术流派和相应的理论思潮，似乎只要对这些艺术流派和理论思潮进行简单引进和初步评介，就已经是“美学研究”本身了。严格说来，正因为如此，这样的研究者所进行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完全处于常识层次之上的“次级描述”而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哲学层次之上的严格批判反思和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基本缺失的情况下，被这些研究者所引介的各种“成果”，往往都不过是被引介的研究者所进行的“初级描述”（ｆｉｒ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这样一来，这样的引介本身作为对这种“初级描述”进行的再度描述，自然也就变成“次级描述”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理论创新才有可能出现的美学研究的兴旺发达显然是无从谈起的；即使一些所谓研究成果由于“跟风”而似乎从表面上来看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也会由于完全缺乏哲学层次上的严格性、深刻性、系统性和批判反思性，而不可能具有充分、连贯和深刻的理论解释力——这难道能够表明“当前的美学研究走向兴旺”了？！
第三，从具体表现的角度来看：或许正是因为漠视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所具有的学术深刻性，忽视在哲学层次上进行彻底的批判反思的必要性，当前的美学研究具体表现出了学术概念含糊不清、学科界限隐晦不明、研究者非常缺乏反思精神的基本特征——首先，就“学术概念含糊不清”而言，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以所谓“审美文化”为例：究竟什么是“审美文化”？要想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研究者显然需要明确地知晓和严格地界定“文化是什么”、“审美是什么”，从而对“审美文化”的具体所指、内涵和外延进行严格和恰当的说明。但可惜的是，在论述这个概念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那里，我们却根本看不到这样的说明，因而其结果只能是将实际存在的绝大多数文化活动与严格意义上的审美活动混为一谈，进而得出了所谓“审美泛化”的伪命题［３］；其次，就所谓“学科界限隐晦不明”而言，例如，尽管所谓“生态美学”（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可以说是当前中西方美学研究中非常时髦的趋势之一，但是，从严格的学科划分的意义上来看，这种“美学”与传统的哲学美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语焉不详！这种“美学”究竟是不是隶属于生态学，是不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进行美学研究的结果呢？语焉不详！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所谓“生态美”与传统的哲学美学所说的“自然美”究竟是什么关系？语焉不详！此外，就其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而言，这种“美学”究竟是否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实质性突破和独到之处呢？同样是语焉不详！最后，就“研究者非常缺乏反思精神”而言，概略地说，这种特征是通过不少研究者通常会采用的某种颇具“二律背反”色彩的举措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他们在涉及其所要“吸收利用”的，包括现代西方的各种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在内的“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所表现的是“唯其马首是瞻”的“亦步亦趋”状态，而另一方面，他们在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则是“高视阔步”的“一锤定音”姿态——显然，即使我们不苛刻地称这样的举措是“洋买办”抑或“学术附庸”之举，其根本不具有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精神，也是一目了然的。
毋庸讳言，从哲学美学研究所要求的严格性、深刻性、系统性和批判反思性意义上来看，与前两次美学研究热潮相比，尤其是与刘纲纪先生的严谨学风和累累硕果相比，通过上述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当前的美学研究，难道能够说“是走向了进一步兴旺而不是走向了没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这样一来，本文所谓的“美学何做”和“美学何为”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
二、究竟应当如何进行美学研究？
所谓“美学何为”所强调的就是“究竟应当如何进行美学研究”。虽然初看起来，这个问题似乎大而无当且没有什么新意，但实质上却绝非如此，因为漠视这个问题的直接后果，不仅表现为根本不可能达到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而是依然固守着安于现状的基本心态（比如说，诸如“既然柏拉图都认为‘美是难的’，这个问题的解决２０００多年来也没有任何进展，我们也就犯不上再煞费苦心了”这样并不罕见的看法，实际上便比较鲜明地表现了这种心态），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要想使美学研究和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一样，都能够做到既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比较充足的理论解释力，这个问题无疑是首当其冲，根本绕不开的。实际上，无论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美学界，还是现当代西方美学界，由于忽视美学研究的哲学反思批判层次，实际上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刘纲纪先生所说的“总的说来已失去了……广阔的历史眼光和深刻的辩证精神，日益为平庸的、目光短浅的形而上学所取代。……再也产生不出在思想的深刻和内容的博大上足以同黑格尔相匹敌的艺术哲学。”［４］因此，在这里，有一句具有老生常谈色彩的话很可能是适当的：“认识不到问题的存在根本不意味着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
既然如此，“美学何为”？或者更加具体地说，如果我们承认研究者要想遏制当前的美学研究的颓势，就根本不能继续忽视哲学美学，根本不能再继续放弃和逐渐背离哲学研究所必需的严格性、深刻性、系统性和批判反思精神。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卓有成效地展开美学研究，逐步使之达到既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比较充分的理论解释力的层次呢？在我看来，要而言之——要想真正遏制这种颓势并逐步达到这样的层次，当前的美学研究者不仅需要像刘纲纪先生所做的那样，自觉地坚持和贯彻哲学美学研究所要求的严格性、深刻性、系统性和批判反思精神，而且有必要通过既扎扎实实又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研究工作，通过摸索和逐步实现哲学研究的总体性突破，通过对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对作为哲学研究的分支学科而实际存在的美学依据的严格的学术定位，而彻底实现哲学美学研究的根本性突破，进而使之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
那么，要想达到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究竟为什么必须以哲学研究的总体性突破为前提呢？进行这种突破的基本方向和思路又是什么？
从根本上来说，美学研究的自觉之所以必须以哲学研究的总体性突破为前提，并不单纯是因为美学在形式上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作为所有各种学术研究都必须加以遵循的“研究者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都完全是由其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决定的”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实际上，只要我们认可并自觉地坚持这条基本原则，只要我们能够清楚地承认作为美学研究对象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本身就是截然不同于自然界物质对象的社会现象、精神现象和饱含情感的个体性①感性直观现象，而且，只要我们通过系统深刻的批判反思，能够认识到我们迄今为止所采用的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哲学传统的唯理智主义（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ｓｍ）为摹本的［５］，而后者所擅长的只是以抽象的逻辑形式来探讨和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对象，那么，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沿用这种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做法，其不恰当性便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既然要充分强调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强调当前的美学研究只有努力追求达到这样的自觉才有可能遏制颓势，仅仅以如此直观的方式指出这种唯理智主义哲学传统就美学研究而言所具有的不恰当性，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这种唯理智主义哲学传统并不仅仅在这里表现出不恰当性，而是在研究者涉及包括美学在内的所有各种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研究的时候，都具有这种不恰当性！概而言之，从根本性的学理剖析的角度来看，其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以下基本特征决定的：
第一，这种哲学传统的根本研究取向是，立足于抽象的认识主体和具体认识对象的分裂对立，充分强调以客观因果性为依据，力图获得绝对客观和绝对普遍有效的真理——虽然这种取向就其本身而言似乎无可非议，但实际上却隐含着对所有各种具有主观随意性的社会现实成分，特别是对各种主观情感体验和感受的忽视、贬低、甚至彻底抹煞。
第二，这种哲学传统的基本研究方式是仅仅集中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维度，亦即主要关注其客观存在的现状，力图通过“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研究过程而得出绝对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研究结论。因此，这种做法往往会忽视被研究对象同时具有的“历时性”（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维度，因而没有充分重视该对象的生成脉络及其重要意义——不再赘言，尽管这样做有可能使研究者保持“绝对的客观性”，但要想因此而得到研究结论的“普遍有效性”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有效性实际上必然会涉及该对象的历时性维度，而对象由于这种历时性维度而发生变化则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这种哲学传统的基本研究步骤是通过采用越来越纯粹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的研究手段和研究程序，尽可能舍弃包括被研究对象的本质内容在内的一切变化成分和因素，力图因此而保证其研究结论的精确性和绝对普遍有效性。而这样一来，被研究对象的各种无法量化的成分，特别是主观情感体验成分和不断变化的社会成分，便都被排斥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了——其结果是，尽管从纯粹形式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严格的、严密的和必然有效的，但一旦具体运用于活生生的、不断流动变化的社会生活之中，这种结论的严格性和有效性就会因为各种已经被“忽略不计”的因素而大打折扣，而在涉及到以主观情感体验为本质特征的文化生活的时候，这样的严格性和有效性究竟还剩几何，就更是无法严格确定的问题了。
第四，就这种哲学传统的具体结论的基本特征而言，由于上述根本研究取向、基本研究方式和基本研究步骤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这样的研究结论显然只可能涉及没有生命、情感和欲望的客观物质事物，并且是以形式化研究见长的，而对于主体能动地参与其中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对于充满着主体生命情感体验的审美活动来说，则显然会出现两种结果，亦即要么由于对这样的被研究对象无能为力而对其置之不理，要么把这种被研究对象与没有生命和情感的物质对象等量齐观，运用同样的研究模式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削足适履和以偏赅全的结果。
由此可见，只要承认“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本身就是截然不同于自然界物质对象的社会现象、精神现象和饱含情感的个体性感性直观现象”，只要承认绝大多数研究者迄今为止所利用的哲学研究方式都具有上述基本特征，那么，突出强调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突出强调美学研究者必须通过逐步摸索并实现哲学研究的总体性突破来探寻、确立和运用真正适合于探讨和研究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顺便说一句，西方美学研究自柏拉图以来几乎一直呈现出捉襟见肘、步步退却的窘态，实质上就是因为运用了这种唯理智主义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面对当前的美学研究状况的时候，突出强调“美学何做”是一个根本不容回避的关键性问题。
既然如此，那么，如何才能通过取得哲学研究的总体性突破而解决“美学何做”这个问题呢？
在经历了２０余年的严格的批判反思和艰苦摸索之后，我充分意识到，在涉及包括美学研究对象在内的所有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时候，研究者必须采用真正能够扬弃上述唯理智主义哲学研究传统的、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以便使自己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真正能够适合于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而不是与此相反！而且，在这里，充分强调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统一、情感和理智的有机统一、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个体和社会的有机统一，以及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的有机统一的“社会个体生成论”（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Ｇｒｏｗｉｎｇ－ｕｐ Ｔｈｅｏｒｙ），是最有可能成为可供选择的研究思路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概略说来，这种研究思路充分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包括学术研究者在内的任何一个现实的社会个体，实际上都处于某种以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实在为现实环境和背景的，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过程进行的动态生成过程之中。
第二，这种动态生成过程包含着两个有机统一的方面：其一是社会个体通过各种具体的，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既有冲突又有协作的社会互动过程，不断获得和承担内容日益丰富多样的社会角色，并发挥相应的社会作用；其二则是个体的主观世界由于这些社会互动过程而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提升，达到越来越高的精神境界①。
第三，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是由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具体社会个体，通过这样的社会互动过程和生成过程而造成的结果，因而都是这样的社会个体不断进行建构和解构的过程所造成的结果。
第四，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在内的所有被研究对象，尤其是特定社会个体针对这些对象的研究方式、研究过程和具体研究结果，都必须从这种关于现实社会个体主观世界的生成过程及其结果的视角出发进行探讨和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加以系统全面的理解。
在我看来，基于这样的基本研究思路来探讨和回答“美学何做”的问题，有必要强调指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这种基本研究思路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充分强调包括既有可能作为研究者、也有可能作为被研究对象而实际存在的现实社会个体在内的世间万象，实际上都处于集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为一身的“生成过程”（ｇｒｏｗｉｎｇ－ｕｐ）之中，因此，通常所谓的“感性和理性的有机统一、情感和理智的有机统一、形式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个体和社会的有机统一”，都必须实事求是地置于这样的生成过程之中，从这样的生成过程出发，才有可能得到系统、全面和恰当的理解和解释。
第二，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一个特定的现实个体，都与其所置身于其中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共处于相互塑造和共同生成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任何一种作为社会因素而存在的，特定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和行为规范，对于个体来说都是“先在”的、决定性的、需要通过社会实践过程加以学习和“内化”的，因而个体及其特定的人生境界都是由社会塑造的；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生活包括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在内的所有各个方面，无一不是由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的现实个体，基于其特定的人生境界而进行的创造性建构过程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努力试图把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统一起来，同时把研究者的研究视角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有机统一起来的“社会个体生成论”，才有可能是真正适合于进行包括美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各方面研究的基本思路。
第三，这种基本研究思路的根本要求是，一方面，任何一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对待其研究对象的时候，都应当着眼于其实际存在的共时性维度和历时性维度的有机统一，尽可能准确和全面地认识和把握其来龙去脉，从而努力实现对其进行的清晰和明确的学术定位，为系统全面地认识其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另一方面，这样的研究者同时还需要对自己所采用抑或即将采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进行尽可能严格和全面深刻的批判反思，从而清楚地确定其有效性限度和恰当性。
第四，从这种基本研究思路及其相应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来看，既作为美学研究对象又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的审美活动，本身根本不像唯理智主义哲学研究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从同样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的认识活动和物质性实践活动脱胎而来①的，是对这两种人类社会活动的扬弃和升华，是这两种人类社会活动的生成过程的结果②。唯其如此，所以它才呈现出既与这两者判然有别又与这两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隐含着这两者的某些成分的面貌和特征——这显然意味着，无论是把它完全等同于这两种活动还是把它与这两者截然分割开来，都完全是错误的，都只能得出不恰当的结论。
第五，在这种基本研究思路看来，具体就美学研究而言，无论是进行饱含情感的个体性感性直观的审美主体，通过各种各样的意象性符号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家，还是对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进行学术探讨的研究者，实质上都是这里所说的现实的社会个体——正因为如此，他们所分别进行的、彼此之间判然有别的种种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活动，无不反映和折射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人生感悟和人生境界。所以，美学研究者只有从“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出发，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把这样的人生经历、人生感悟和人生境界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域，并且予以尽可能恰当的学术定位和客观严格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充分的理论解释力的研究结论。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极其概略地回答了从当前的美学研究状况出发，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回答“美学何做”的问题。不过，这里还有必要补充说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无论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宏大性，还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个体生成论”目前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这里的探讨和回答无疑都具有非常突出的探索性和不完善特征，但这无疑根本不意味着进行这样的探索是毫无价值的。
其二，恰恰是因为包括审美主体、艺术家和美学研究者在内的任何一个现实社会个体，本身都处于不断的生成过程之中，都是从其特定的人生境界和相应的视角出发进行各自的活动的，因此，无论是审美趣味的千差万别、艺术作品的异彩纷呈，还是美学研究结论的参差不齐，不仅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并不会对我们这里的解答构成颠覆性的威胁——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探讨和研究已经完美无缺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对今后美学研究所应当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勾勒和展望而已，具体的研究工作尚未开始。
那么，从这样的解答出发来看，今后的美学研究又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三、美学研究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所谓“美学何为”指的就是今后的美学研究究竟应当发挥什么作用。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能够承认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６］是正确的，并且能够承认美学应当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那么，在回答了“美学何做”的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解答“美学何为”的问题，显然就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和顺理成章的——归根结底，尽管当前的美学研究和艺术理论研究之中不乏“集体失语”现象，尤其是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之下不乏“自言自语”现象，但这些现象的存在除了表明当前的美学研究走向了没落，基本上没有能力发挥其所应当发挥的现实作用之外，还能够说明什么呢？它们所表明的，显然只不过是当前的美学研究既没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也无法得出具有比较充分的理论解释力的研究结论，因而根本不可能对现实发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而已。
我认为，从西方美学史上来看，涉及到美学研究所发挥的作用的基本观点主要表现了以下三种倾向，第一，试图使自己的研究结论直接干预现实，诸如柏拉图所谓的“驱逐诗人”即使如此［７］；第二，出于使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更加完整的目的而进行美学研究，诸如康德用“判断力批判”来构联其“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做法；第三，试图把美学研究的各种结论直接运用于美育即审美教育，诸如席勒的做法［８］。而我们几乎用不着进行详尽无遗的分析和引证就可以看到，这三种基本观点及其具体贯彻过程，实际上导致了截然不同的三种结果——柏拉图式的观点及其做法所追求的，是使自己的哲学美学研究结论直接成为裁决现实的法尺，因而很难得到大多数审美主体和艺术家的首肯；康德式的美学研究所集中关注的则是如何使自己的哲学体系达到尽善尽美，因而对实际存在并且不断变迁的审美活动的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而席勒式的美学研究则由于哲学基础方面的先天不足，本身即带有非常大的脱离实际的理想化色彩①。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哲学意义上的美学研究及其结论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呢？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不对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进行断章取义式的偏颇解读，亦即不把所谓“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截然分割开来并使之对立起来，而是实事求是地把这两个方面看作是一个有机统一的过程，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人类的、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各种学术研究来说，“解释世界”都是“改变世界”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这里的问题实质上依然在于，包括美学研究者在内的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者，究竟是不是对自己的所采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尽可能彻底的批判反思，究竟是不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了严格的学术定位，以及究竟是不是坚持和贯彻了“使自己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真正能够适合于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如果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明确和恰当的解决，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自己的研究所从属的学科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位，逐步达到我们在本文中所强调的，包括美学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所必须具有的、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比较充分的理论解释力，而不再像以往的研究者们那样，采用殚精竭虑地构筑鄙视和脱离现实的“观念的王国”（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ｉｄｅａｓ）［９］在先以“观念的王国”的尺度来剪裁和评判现实在后、最终只能徒劳无益的做法了。
既然如此，那么，能够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美学研究结论，究竟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在我看来，要想回答并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下三个方面是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
第一，从严格的学术定位的必要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在我看来，对美学研究及其所得出的结论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位，是回答这个问题所不可或缺的根本性先决条件，因为只有真正明确了美学研究及其结论所具有的学科地位、所处的学术层次，人们才有可能在评价其所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避免随意性。因此，研究者必须明确认识到的是，哲学美学的研究本身既不是直接与各不相同的艺术实践领域相对应的艺术理论，更不是通过对各种艺术创作技巧和手段提炼而形成的“方法手册”，而是处于比这些相对而言比较具体的理论和方法手册更加深刻、概括性更强、理论层次更高的水平之上——正因为如此，它的任务根本不可能是也不应当是以“越俎代庖”的方式，为各种各样的艺术创作过程和形形色色的艺术创作方法提供具体的理论说明或者指导。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正如在强调哲学研究应当发挥其现实作用的时候，不应当要求哲学家以生搬硬套的方式直接为现实作注释，而是应当强调哲学家必须以哲学的方式来关注和研究现实。那样，对于美学研究及其各种结论也同样只能如此，否则，不仅美学研究者会因此而承受不应当承受的压力，进而受到不公正的评价和对待，而且，美学研究者本身也会因此而陷入对学术研究及其结论定位不明，使其研究结论根本不可能发挥所期望的作用的境地。
第二，从美学研究必须恰当地“解释世界”的角度出发来看：在我看来，即使我们既不认可许多西方美学家将其美学研究视为其特定的哲学研究的某种延伸，因而实质上是以之作为其“观念的王国”的组成部分来发挥作用的做法，也不认同认为美学研究必须直接为各种艺术研究，乃至必须为现实生活直接提供某种指导的做法，这也根本不意味着哲学层次之上的美学研究要么无事可做，要么只能完全停留在“静观玄思”的境界之中——实际上恰恰相反：只要美学研究者真正能够恰当地对待、认识和把握现实存在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亦即真正能够在对这样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进行严格的学术定位的基础上，使自己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真正能够适合于主要的被研究对象，因而使其严格的学术研究能够具有并保持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那么，他／她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从哲学研究的角度和层次出发，把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的产生原因、存在状态、本质内容、具体表现形式、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和发展趋势尽可能恰当和充分地揭示出来。显然，如果美学研究者能够通过逐步探索和实现哲学研究的总体性突破，最终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那么，就他对作为其研究对象而存在的“世界”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所进行的“解释”而言，他的研究过程及其结论便是具有充分的理论解释力的——也就是说，其研究结论就可以作为具有真理性的认识结果而发挥现实作用。
第三，从美学研究必须恰当地“改变世界”的角度出发来看：美学研究本身及其结论能够“改变世界”吗？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我们并不同意柏拉图“驱逐诗人”的极端做法，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学研究及其结论与现实完全无关。毋宁说，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美学研究及其结论能不能改变世界”，而是“美学研究及其结论究竟如何改变世界”！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确定研究者在哲学美学的层次上进行的研究及其结论是恰当的，是兼具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这里的问题就不会再显得玄妙而使人茫然不得其解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包括美学研究及其结论在内的任何一种人类学术研究及其结论，实质上都隐含着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也就是说，尽管由于各种社会现实因素和个体性情感因素的实际存在，研究者不可能运用形式逻辑，以演绎推理的必然性的方式，直接从研究结论的“对与错”推论出具体行为的“应当和不应当”。但是，这种实际情况却显然不意味着“对”和“应当”毫不相干，而是恰恰相反！因此，具体就美学研究及其结论而言，无论研究者所面对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究竟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只要确切地把握了它们的产生原因、存在状态、本质内容、具体表现形式、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和发展趋势，并且因此而得出了相应的恰当结论，那么，这样的结论就会以理智性论断的方式，间接地对审美主体和艺术家产生相应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不过，在这里必须补充强调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种规范和引导作用应当完全来源于研究结论的恰当性，而根本不应当来源于包括意识形态影响在内的所有各种短时段的非学术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哲学层次上的美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审美社会学抑或艺术社会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二是，这种规范和引导作用只能是理智性的、间接的和潜在的，根本不应当，也不可能是情感性的、直接的和强制性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研究者根本不能把美学研究和审美活动混为一谈，否则便不是进行学术探讨和研究，而是在具体进行审美活动了；三是，虽然审美主体和艺术家因为其人生境界和人生感悟的不同，都会在其具体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活动之中表现得千差万别，但是，这样的差异性并不会直接对美学研究及其结论的有效性产生颠覆性影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社会个体生成论出发进行的这种美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本身是完全处于哲学研究层次之上的，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的。所以，无论是单独的个案，还是某种由一系列单独的个案组成的“趋势”，都会由于完全处于经验层次之上而无法产生这样的颠覆性影响。
综上所述可见，今天的美学研究者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当前美学研究出现的走向没落的基本态势，就必须通过自觉地进行哲学层次上的严格的批判反思，通过对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对作为研究者的自身进行清晰的学术定位，逐步实现美学研究的学术自觉，充分重视、认真研究和恰当解答“美学何做”和“美学何为”的问题，在真正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学术使命的同时，使自己的理论研究尽可能做到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理论解释力，从而推动今后的美学研究逐步走出困境，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
参考文献：
［１］［４］刘纲纪．艺术哲学［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３，５
［２］霍桂桓．论美学传统思维方式的突破——从社会个体生成论角度看美学的研究对象［Ｊ］．南京：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３，（５）．
［３］霍桂桓．“审美泛化”辨析［Ｎ］，上海?押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４－４－２９，第５版．
［５］霍桂桓．略论文化哲学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地位［Ｊ］．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２）．
［６］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穴１?雪［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５７．
［７］柏拉图．张智仁、何勤华译，法律篇［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２１．
［８］席勒．冯至、范大灿译，审美教育书简［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９］霍桂桓．文化哲学论要［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４７．
责任编辑 姚黎君
作者：霍桂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