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农村靠谁来种地——以临县临泉镇治花泉村为例

研究背景:“三农”对中国来说, 几乎是永恒的。《孟子》里讲到, 诸侯有三宝:“一曰地, 二曰粮, 三曰人。”至今为止, 土地、粮食和农民这三件事, 依然是中国永恒的课题。

那么, 在当今中国, 对于农业工作者来说, 最大的隐忧是什么呢?咱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参与起草了17个中央“一号文件”、与农业打了近50年交道、研究中国农村近40年、被称为中国真正懂农村的官员、2016年6月卸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如是说, 他最担心的是在粮食上出问题, 为什么呢?他这样说, 从我国消费总量上看, 每年还缺近300亿kg粮食, 所以, 进口是必然的。但问题是, 去年进了1g 250亿kg, 远超我们的缺口。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大豆缺的太多, 大豆就进了800亿kg, 大豆的缺口虽然填补平了, 可是别的粮食品种肯定就多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粮食生产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很大, 同时还有质量和食品完全问题。更重要的是, 我国还有几亿农民, 如果大家都吃进口粮, 农民的生计怎么办?对于农业大国人口来说, 粮食安全、产业安全和农民的生计安全, 是必须要保障的,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 我国13亿多人口中约有7亿农业人口, 农民外出打工的约有2.5~3亿人, 其中主要是以青壮年为主, 而留守在农村的这部分人, 主要是以妇女老人为主。

有专家认为, 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具有不可逆性, 这是世界性普遍问题。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 种地的意愿淡薄, 或者说就根本没有这个想法。随着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加速推进, 这部分人“跳出农门、转变农民身份”的思想、意念更加强烈, 由此可见, 农业人口、农村劳动力减少必然成为一种趋势, 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农民到城市务工, 一方面, 承受着城市的高生活成本, 却没能享受到市民该有的福利。另一方面, 务工人员既不种地产粮, 还要吃商品粮, 无形中增加了粮食消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 一个农村居民到城市来就业和生活, 每天直接和间接消费的粮食将会增加20%。这一正一反又加剧了粮食供需的不平衡。

当今农村正在向农民老龄化、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方向发展, 在农村也有一部分人担心并提出疑问, 未来谁来种地?愿不愿意种地?又由于农田瓦片化、补丁化, 农业机械化、现代化难以展开, 那么, 未来农村究竟怎么种地?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也是一个农业农村能否可持续性发展的重大课题。

农村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在国家级贫困县、山西人口大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县的临县, 农民告别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历史, 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开辟了史无前例的农村人口大转移, 开始了人生以来第一次自主择业的新篇章。大量的劳动力转移出去后, 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生活显著改善。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龄的增加, 农村的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从2000年开始, 农村则面临着谁在种地?有多少人在种地?现在则面临着未来农村靠谁来种地的问题。

通过近4个月驻村调查与了解, 本人就目前临县临泉镇治花泉村及周边村农民种地的形势、现实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和粗浅的思考。

1 历史告诉我们, 现实摆在面前

1.1 历史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从1952年开始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从1952年~1992年, 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应该说, 我国是从1953年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 1978年开始突破计划经济体制, 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止, 历时39年。这一时期, 我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特征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生产、统一分配、计划消费等特点。

历史记载了农业、农村、农民在计划经济时期, 城乡严格分割的状况下, 农民被牢牢地拴在农村, 束缚在土地耕作上, 种养加实行高度的集中和统一。

这一时期, 农民-农村-农业, 是固定的、保守的、封闭的一种落后模式和固定不变的形态, 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以指令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对前者, 这是当时的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我们不去讨论、不去考究, 而对后者, 其优越性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 即, 在统筹国家建设方面和人民生活方式方面, 所起到的积极性作用是显而易见、有目共睹的, 比如, “两弹一星”的成就, 就是在这个时期, 全国人民缩紧银根、省吃俭用谋大事的结晶和成果。但是, 计划经济存在着严重弊端也是不可否认的。他抑制了人们的主动积极性、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培植了人们的依赖性, 正所谓吃“大锅饭”的思维定式和生活习惯, 导致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趋于单一化和不合理性。固然有制度的局限性问题, 但是也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无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存在决定意识, 意识又影响人的行为, 决定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人生态度。

1.2 现实

1982年~今, 为农村改革开放后,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这一时期, 一部分人陆续走出大山、走出农村, 前仆后继, 继往开来走进城市打工, 从此开始了城市农民工的别样生活, 随之而来的是政府为农民市民化开启大门, 这也是中国农民开天辟地第一回。

临县基本概况。临县位于黄河中游晋西黄土高原吕梁山西侧, 东屏吕梁山连接方山, 西临黄河与陕西佳县、吴堡县隔河相望, 北靠兴县, 南接离石、柳林。地处黄河中游晋西黄土高原吕梁山西侧, 县境南北长85km, 东西宽80km, 总面积20 979km2, 共辖23个乡镇631个行政村, 总人口65.07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58.8万人, 耕地面积10.26万hm2, 面积和人口均居山西省第二位。

临县是国务院首批确定的山西省35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 也是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点片区县。截至2016年底, 全县有333个贫困村, 4.6万户11.1万名贫困人口, 贫困发生率达18.88%, 贫困人口占全市的近1/3, 全省的约1/15, 是全省、全市脱贫攻坚主战场。

临县又是一个农业人口、人力资源、劳动力转移大县。总人口65.07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58.8万人, 占总人口的90.36%, 18~60周岁劳动力人口有31.82万人, 占农业人口的54.08%, 剩余劳动力约有21.6万余人, 输出劳动力20.8万余人, 其中季节性务工人员约11.2万人, 常年在外务工人员累计人员约9.6万人, 劳务输出覆盖了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 从事行业有出租司机、建筑、修理、电子、餐饮、商贸、家政、护工等等。全县常年和季节性务工总收入达到15亿元, 占全县农民人均收入的2/3以上, 由此可见, 劳务经济在临县已经占据三分天下必有其二的绝对优势位置, 呈现出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为农户增加收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临县的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的农业。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谷子、高粱、糜子、豆类、薯类、莜麦等。经济作物有枣、油料、棉花等。其中红枣种植面积5万多hm2, 正常年景产量达3.6亿斤 (1.8亿kg) , 被誉为“中国红枣之乡”, 是全国最大的红枣生产基地, 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之首, 2012年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红枣之乡”、“中国红枣产业龙头县”, 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经济林产业示范县”等。

但是, 也应该看到另一个层面, 一方面, 临县自然条件恶劣, 农业立地条件差, 再加上人多地少、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 种地的人员老龄化;另一方面, 近年来生产资料成本加大, 种粮的比较效益走低, 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制约着粮食稳定生产。

以临县临泉镇治花泉村为例, 截至2016年底, 全村共有85户216口人,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1户63人, 贫困户占全村总户数的24.7%, 贫困人口发生率为29.2%, 贫困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780元;全村耕地总面积46hm2, 人均耕地0.2hm2, 立地条件差, 绝大部分耕地属于坡耕地, 只有2.9%的耕地约1.3hm2是坝地;户均地块在8块左右, 比较分散, 打理不便;受自然条件限制, 农作物主要以玉米、土豆、谷子为主, 全村有劳动力80人左右, 常住农村人口在21人左右, 其中在村务农的仅仅只有15人左右, 除一人37岁外, 其余年龄都在51岁以上到67岁之间, 包括妇女7人, 年龄基本在59岁左右, 这些人绝大多数人属于超龄的劳动力。留守农村的农民, 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初中个别、高中没有、文盲还存在着, 均无技术技能特长。从治花泉村情况看, 有劳动能力的人, 不管有没有文化, 都出去打工了。其中, 有些上世纪70后和80后生人, 为了让下一代孩子上学不得不进城, 一边陪读, 一边打工养家糊口。第二代新生农民工上世纪80后, 特别是上世纪90后, 压根就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历, 农村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祖祖辈辈的籍贯或老家而已;家庭出生农民, 对他们而言, 只代表一个人的身份符号罢了。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出生年轻人, 农村、农民、农业, 这3个概念在他们的身上非常淡薄, 和父辈们对农村、土地的那种特别情结相比是天差地别, 尤其是城市与农村生活环境落差大, 使得两代人的心理、观念、理念完全不能融合。对于回归家乡是父母故土难离的一厢情愿, 而不是年轻人追求的梦想。

2 目前农村种地形势喜忧参半, 不容乐观

2.1 可喜可贺

2.1.1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建立。

国家从2000年提出粮食直接补贴的政策构想, 到改革方案的酝酿、提出和试点试行三个发展阶段, 经过5年时间, 到2004年全面推广并正式实施。这项政策的出台, 是国家财政按一定的补贴标准和粮食实际种植面积, 对农户直接给予的补贴。

2.1.2 社会意义重大且成效显著。

众所周知, 自2004年国家粮食直补政策在全国全面实施以来, 在很大的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的热情和积极性, 促进了粮食连年增产。到2016年, 我国粮食产量已经实现“十二连增”, 粮补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我国新常态下稳定增长、调整结构、促进改革、惠顾民生, 特别是为供给侧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实施粮食直补, 其意义就在于较好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从我们第一书记进村入户实地调查看, 有97%以上的农民对粮食直补政策表示“满意”, 有2%的“的人较满意”, 有99%的农民认为, 粮食直补政策“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保证了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供给的持续增加, 同时, 也减轻了农民负担, 提高了农民收入;另一方面, 粮食直补直接面对的是生产环节的农民, 而不是流通环节, 接受政府的现金补助。直补的结果促进了粮食种植结构的调整, 促进了农业由数量型向效益型的转变。从另一个角度讲, 粮食直补把钱打到农户的卡上, 也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干群之间因为催粮派款而产生的摩擦和矛盾, 开创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和谐关系, 开创了农村新局面。

2.2 农民种地存在着若干问题

2.2.1 种地是留守农村人员一种无奈的被选择。

我国是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大国,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是一个庞大的人口数。

虽然, 国家粮食直补政策把种粮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但是, 留守在农村的绝大多数是妇女和老人, 他 (她) 们年龄已经超出青壮年劳动力范畴, 成为名副其实的老年人。

从临县农村情况看, 留在农村本土的农民, 以妇女和老年人为主, 他们继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家生产生活的日子, 特别是贫困人口, 一部分人是由于文化低或没有文化, 缺乏技术技能, 无法出去打工改善生活;另外一部分人是因为家庭主要劳动力, 生产能力弱, 比如, 体弱多病或意外伤害, 导致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力只有被选择的份, 只能以靠天吃饭的耕地为生。

目前治花泉村, 在村里常住的20多口人中, 因天生智障和后天天灾人祸致残的、久病卧床散失劳动力、60岁以上的占留守人员中的四分之三之多。

2.2.2 种地人员结构不合理, 老龄化严重。

现在, 农村一般年龄在25岁左右、有文化、有能力的青年人中, 大多数首选赚钱来得快的外出打工, 这部分人压根就不想种地, 实际上也不会种地, 因而他们选择远走高飞;另一部分在农村成家的青年人, 又因为村里撤校并校后, 农村的孩子们不能就近入学, 为了解决孩子上学问题, 不少家庭只好举家到乡镇中心学校或县城就读, 这是家长不得已而选择的一种基本放弃种地而以打工为生的陪读方式。

农民打工经济和社会效应, 也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对生存、发展与生活态度的重新选择。所以, 现在留守在农村的人员大多为“389961部队”即, 40岁以上妇女、50岁以上的男劳力, 还有一小部分儿童。妇女和老人, 不仅成为农村种地的主力军, 而且还是农村弱势群体中的弱势。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 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也不例外。通过入户调查后发现, 除了劳动力老龄化外, 农业从业人员女性化、低文化也一并出现。以临泉镇治花泉村为例, 留守在农村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在55岁以上, 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 基本上没有回流农村的意向和迹象。因此必然导致:一是社会养老问题大量出现;二是没有人继承父业再去种地。到10年以后, 必然要出现“农村老人老无所养, 老无所依”, 如果农民不再以种地为生, 那么无人种地的现状是必然要发生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2.2.3 农业基础设施落后。

上世纪七十年代, 从村庄大道到田间地头的小路, 都是由大队集体组织修建的。而到本世纪初, 治花泉村的老一辈村民, 深感自己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 自发组织捐钱修路, 现在村委目前立有功成碑, 记载着当年男女老少齐上阵, 捐款修路人的名单和金额。

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通往田间地头的道路建设, 是关系到农民能否安全生产、保障生活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 也是作为减少贫困、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 有没有人种地和怎么保障种地人道路安全的问题, 是脱贫攻坚中不能忽视, 也是绕不开的一个涉及国家战略物资、粮食安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同时也是与老百姓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 特别是能否解决扶贫脱贫的基础性保障问题。

笔者针对村级道路存在的问题, 除了对任职的治花泉村外, 也对临泉镇的其他几个村的田间道路进行了实地考察。就目前而言, 大部分山区只有几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通往大田, 而就是这几条羊肠小道, 经过风风雨雨20多年的冲刷, 年久失修, 路是越来越窄, 安全系数是越来越小, 尤其是近年来, 农民种地摔伤的事情时有发生, 给农民生活生产带来极大的不便, 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正是因为道路不畅通、缺乏安全感, 农民种粮积极性明显在下降, 这已经成为阻碍农民种地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 有些农户年老多病, 自己种不了地但是又租不出去, 没办法只好撂荒, 从而导致农户收入减少。

2.2.4 农产品生产不规范、产品不达标。

过去, 人们关心的是能否吃饱饭, 讲的是数量, 以填饱肚子为原则, 而不说质量;现在, 人们更关心的是能否吃‘好’饭, 讲究的是科学、营养、保健。实事求是地讲, 农业上存在着许多问题, 比如, 目前市场上相当一部分农产品, 还不能满足大众对食物的高品质、安全的要求。比如, 农村生产的一些蔬菜和水果, 农药残留还是比较多的, 消费者对此意见很大。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对卫生标准的意识和要求会越来越高, 农产品相应的指标也必然会随着提高。那么,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一些农产品因为品种、品质不高, 将面临着市场的严峻考验和行业的严格检测, 最终会遵循优胜劣汰自然法则, 将劣质产品淘汰出局。如果说这是农业技术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客观存在的问题, 不如说是对能否生存发展与免于淘汰出局的挑战。

农业生产技术落后, 产品质量不高。目前, 无论是农民的生产技术, 还是农产品研发技术, 都处于一种相当缓慢或者说落后的发展状态。在未来的几年里, 当我国农业进一步和国际接轨时, 如果农业技术还是跟不上发展要求, 那么, 种出来的农产品会无竞争力, 必然出现滞销问题。对于临县贫困山区而言, 农业技术落后是显而易见, 农产品滞销时有发生, 比如, 2015年, 誉有中国红枣之乡的临县红枣获得了大丰收, 本来是件好事, 但是到11月份, 漫山遍野的红枣还挂满枝头无人问津, 显然,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面积的滞销。当国内各大媒体与网站对临县红枣丰收后滞销予以多方面的报道后, 几乎轰动全国。随之, 国内各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为临县红枣进行义卖, 此举非常感人。但是, 事情发生之后, 需要的是冷静思考, 认真反思, 为什么会滞销?究竟是谁之过?

尽管与经济下滑、市场冲击 (新疆枣) 、产品加工落后、品牌宣传力度小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产品的品质、质量、保鲜达不到市场要求, 满足不了消费者对绿色优质农产品的偏爱和追求, 进而导致红枣大量滞销, 严重影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2.2.5 农民面临着困惑:未来谁来种粮食。

近年来, 我国农村劳动力加快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问题比较严重, 尤其是“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当下, 在农村种粮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虽然国家出台粮食直补优惠政策, 其补助金额也逐步提高, 但是比起生产资料涨价, 种粮食的成本也在加大, 因此, 种粮已经不赚钱或者说赚钱少赚钱难。众所周知, 未来农村“谁来种地”这一问题, 不是现在而是很早以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关注。笔者通过调查了解到, 临县有许多地方务农者是以妇女和中老年人为主, 这一群体的文化程度一般在小学及以下, 所占比重在80%左右;例如, 在临泉镇治花泉村务农人员中, 年龄在51岁至67岁之间的占87%以上, 在这些“老农”中, 又有87%的人是出于各种原因, 勉强耕作自家那点“口粮田”, 根本就谈不上深耕细作, 科学种田。在外出打工的人员中, 保守地说, 占农民工总量的60%以上新生代农民工是不愿意回乡务农的, 即便有, 也是不情愿之举。

农民很现实, 如果种粮不赚钱的状况得不到有效转变, 那么, 即使解决了有人种地的问题, 大部分也可能是种植经济作物, 以赚钱快为目的。再加上未来市场的国际化, 进口可能会更便宜, 更快捷方便, 极有可能导致农村种粮积极性下降, 导致未来无人愿意种粮食作物, 而改种经济作物。因此, 种植业的未来可能将陷入新的困境。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我走访了4位60岁左右的妇女, 她们中有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担心5年、10年之后, 农村谁来种地、谁还会种地的问题, 因为, 现在能下地劳动的只有她们上世纪“50后”“60后”中很小的一部分人, 虽然大田劳作艰辛, 但是她们仍然能坚守在一亩三分地上。如果有一天, 这一代务农的老人们离开了, 那么, 毫不夸张地讲, 农村将面临着务农人员断层的严重问题。也就是说, 农村面临着谁来种地?谁还会种地?是具有农民户籍的生于上世纪的“80后”?“90后”?还是“00后”?回答是否定的。

现在的实际情况和所要面对的是生于上世纪的“70后”不愿意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的尴尬境遇。连普通农家妇女都能想到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而我们又作何感想呢?难道我们作为农业工作者、作为驻村第一书记不应该好好深思、认真调查, 积极地去探讨和研究解决的方法吗?

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农业现代化, 这些标志性的中国现代化, 给中国农民生活生产中带来新的机遇, 带来了改革红利, 同时, 农民也面临着新的问题、新的困惑、新的抉择、新的梦想。这些问题归结到一起, 就是未来农村谁来种地?要不要种地?怎么种地?等等,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各级政府、农业工作者、社会各界、广大农民深刻思考, 并要积极探索, 去寻找可行性的方式方法, 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3 未来靠谁来种地、怎么种地

过去, 毛泽东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我们中国人的碗里要装中国自己的粮食,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俩位领导人高瞻远瞩, 高屋建瓴, 如同出一辙, 其意义重大。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高度重视。

3.1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装上国产粮食

“五谷者, 万民之命, 国之重宝。”粮食生产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 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 对此,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和城镇化推进, 粮食需求量在刚性增长, 粮食供应压力会加大;另一方面, 由于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发, 生产产量波动, 粮食缺口大, 因而不得不进口粮食。临县是山西省的一个人口大县, 也是农业大县, 粮食作物, 主要是以种植谷子、高粱、玉米、糜子、豆类等为主, 人们的主食结构是以白面、大米、小米、豆制品为主, 因此, 大米、白面完全靠外地采购, 这就是临县的现状。

众所周知, 我们国家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来抓。习总书记强调指出,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碗里主要装上中国自己的粮食。此话意味深长。如果说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 手里端着自己的碗, 碗里却装着别人家的饭, 靠着买饭吃、四处找饭吃, 这事本身就不靠谱;如果一个大国把粮食安全寄托在国际市场, 那不仅仅是离谱而是大错特错, 犯的是战略性的错。因为, 粮食是一种战略必备物资, 一旦国际上有风吹草动, 粮食则首当其冲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和商人所控制, 到那时, 我们有钱买不到粮食, 就会受制于别人, 会被别人牵制而陷入被动, 因此面对现状, 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性, 必须立足国内, 以我为主, 要依靠我们自己来保证全国人民的口粮,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作为农业工作者、中国农民的一份子, 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 爱国, 人人有责、责任重大, 从自己做起, 从现在做起, 尽我们每个人的绵薄之力, 进而形成强大的合力。当然, 立足国内, 并非所有粮食和农产品都要完全自给, 这里指的是大部分口粮需要自给自足。首先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那么, 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要按照“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坚守耕地红线,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提高粮食产能,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3.2 在希望的田野上, 放飞农民自己的梦想

农业农村商机无限, 农民大有作为。有一首民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 想必很多人都熟悉这首歌, 歌词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一片冬麦, 一片高粱, 十里荷塘十里果香,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 为她富裕、为她兴旺;我们的理想, 在希望的田野上, 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 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 西村纺花东岗撒网, 北疆播种南国打场,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劳动, 为她打扮, 为她梳妆;我们的未来, 在希望的田野上,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 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老人们举杯孩子们欢笑, 小伙儿弹琴, 姑娘歌唱,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 为她幸福为她争光。”这首歌曲是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歌曲, 曾经作为共青团中央推广的歌曲之一, 并作为1984年国庆“建国35周年大庆”活动的集体舞歌曲,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当中影响很大, 流传至今不衰。为什么呢?因为, 一代又一代生活在农村或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们, 对家乡给予期望和梦想, 而这首歌的歌词准确的表达了人们的心愿, 唱出了人们的对家乡的美好希望, 唱出了人们对未来农村生活生产的愿景, 上世纪80年代是这样想的, 现在又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

我们深知, 乡村的发展, 必须要后继有人, 种地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人种地的村庄, 那么只有衰败, 一个又一个小山村的衰败到消亡, 叠加起来的效应将意味着什么?

2016年11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下发《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 这将是给回乡人员开了一张通行证, 那么如何让优秀人才回得来、留得住;放得开、做大事呢?

一是要通过富裕农民、提高农民、扶持农民, 吸引年轻人留在农村、返回农村、投身农业发展。

二是建立激励机制制度, 创造机会, 吸引在大城市工作的优秀人才回归家乡, 为家乡父老乡亲做贡献。建议:建立回乡创业启动基金、产业带动扶持基金、小额信贷基金等等优惠政策, 设立“绿色通道”, 为返乡回村人员创业创新提供更多的便利服务, 创业辅导和政策法律咨询服务。

三是是鼓励有理想、有志气、有文化、有技术的大学生、研究生, 回乡报效家乡。近年来, 全国范围内大学生毕业后务农的例子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比如, 浙江、江苏、河北、福建等地都有大学生农业创业的案例见诸报端。他们中有的人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 有的人采取规模化种植, 有的人则发展生态农业, 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方法经营农业, 都以实际行动证明, 农村大有作为, 现代农业、科技农业、可持续性农业是施展个人才华的大舞台, 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 就在于他们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 毫不犹豫作出选择, 用他们的无悔的青春热血, 探索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创新创业的非常规之路, 是他们成就了事业, 反过来也是事业帮助他们茁壮地成长直到获得成功, 成就他们成功。

有志者事竟成。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回乡务农的本地人、文化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不拘一格降人才地引进科技人才和实用人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才能真正走出目前村庄衰败的困境。

3.3 建立职业农民注册登记制度, 着手培育未来从事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一是要建立职业农民注册登记制度。职业农民是指有农村户籍的回乡从事农业的农民、大中专毕业后回乡办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种植业养殖业大户的农家子弟。

二是目的和意义。职业农民注册登记制度的制定, 有利于解决未来农村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

三是关于注册职业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必须来自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业等农业生产经营和销售活动, 并在市场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上应达到一定经营规模。

四是“注册职业农民”的认证机构应该设置在为各级农业管理部门。注册机构要代表政府与“注册职业农民”签订一份10~20年的协议, 协议要明确规定, 在经济往来中, 政府和农户双方各自所承担的责任、义务和权利。政府应该向“注册职业农民”承诺, 对他们在税收、信贷、技术指导和农业直补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注册职业农民”也应该承诺提供农产品的数量、质量以及对农业资源的保护等。通过这样制度化的政策举措来切实培育从事现代农业的主力军。

3.4 不断完善基础性设施建设, 增强对游子归来的吸引力

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 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 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必须具备的一般物质条件。

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只有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如乡村道路、田间小道, 改变目前乡村落后面貌, 才能大大增强游子回归农村的吸引力。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具有先行性、基础性、整体不可分性和准公共物品性等特点, 而且基础设施建设还具有乘数效应, 即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所以, 我们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善, 是其经济是否可以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基础设施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是所有的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 若缺少这些公共服务, 其他商品与服务便难以生产或提供, 比如, 田间道路基础设施, 是为农业劳动者提供公共服务的, 它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经营者活动的好与坏。因此, 田间道路的设施建设必须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以治花泉村为例。农民种地需要有一条通往田间地头的道路, 村“两委”想农民所想、急农民所急, 把农民期盼修路的事摆在首位, 把田间道路拓宽作为贫困村脱贫攻坚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 为修路而四处奔波、为修路而大声疾呼, 不管有多难, 再难也要挺在前, 力争把村民到田间地头行路难的问题解决好, 使之成为一条凝聚民心求发展的大道、一条通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大道。

二是特别要注重改善现有的农业生产条件, 提高农业装备水平, 建立和完善农业支持政策和保护政策, 以此扎扎实实地提高农业效益,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朝阳产业, 让农民成为既体面, 又有深刻内涵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既有现代化气息的美丽, 又有古老淳朴韵味的新型乡村。

三是加大政策支持和落实力度。村两委, 包村干部、包村单位、第一书记, 要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形成合力, 积极争取农田基本建设和扶贫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把村通地头的道路建设好, 为农业可持续发展, 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脱贫致富打下坚实的基础保障, 为吸引返乡归来的“大雁”, 创造优良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3.5 以科技为支撑, 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一是依靠现代科技, 提升农业发展效率。如果选择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就必须走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现代经营制度为依托的现代农业之路, 这就是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要以科技为支撑, 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二是要大力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 提高农产品加工、标准化生产、市场营销等能力。同时, 要把提高农产品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加强农业生产流通全过程监管, 促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品牌化经营、绿色化发展。

三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不我待。首先, 要根据市场需求, 调整产品结构, 可采取以养带种方式推动种植结构调整, 改善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其次, 要注重科学种田, 改良品种, 以提高农业的质量和效益, 进而稳定增加农民收入。再次, 因地制宜, 加大农业转型升级, 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总之, 要用市场的手段、用改革的办法、通过引导市场主体行为, 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整。

3.6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

一是要以解决好怎么种地为导向,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近些年来, 山西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发展, 特别是农民合作社的发展速度、数量, 在全国名列前茅。而且这些经营主体的建立, 将是建设现代农业的理想格局, 也是稳定粮食生产的长久之策。就目前而言, 已经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新生力量。?由此可见, 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代表的各种合作组织的出现, 以及他所发挥出别人不能替代的作用和效果, 解决的将不仅是“明天的耕地谁来种”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还能够解决“怎样把地种得更好”的问题。但是, 由于发展不平衡, 贫困地区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调查中发现, 临县的新型经营主体少而又少, 有不少村甚至是空白;有些经营主体虽然存在, 但也名不副实, 起不到经营主体的主导和带动作用。因此, 各级政府部门, 在脱贫攻坚战中, 尤其要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 建设一只具有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队伍。通过经营主体这个载体搭建的平台, 把更多的农户吸引进来, 抱团取暖, 共闯市场;积极引导不想种地和缺乏劳动力农户的土地, 向新型经营主体有序流转,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增产增效, 实现双赢。

二是要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造就新型农民队伍, 以确保农业后继有人。临县的人力资源丰富是得天独厚, 这既是优势也是潜力所在, 那么, 如何将人力资源大县转变成人才资源大县, 这是摆在全县人民面前的一个大课题。这将是县委县政府开拓创新、跳出旧框架, 创先分钟的大格局。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县委县政府要与本省大专院校联合, 有针对性地委托院校代培大中专学生, 生源从临县初中、高中起点开始, 采取双向选择、定向招生、村来村去的办法, 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拔培养农家子弟定向到大中专学历教育, 以种养加、生态环境、畜牧兽医等专业知识学习为主。学成后回到家乡, 经营农业、创新农业, 为家乡建设做好服务, 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农民。

三是培养造就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是解决未来农村“谁来种地”问题的一项基础性、根本性、系统性、可持续性和战略性的工作。因此, 时不我待。各级政府、农业部门要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返乡涉农创业者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人, 作为重点培育对象, 列入年度培训计划, 有序有效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加快提升他们的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

3.7 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后备力量的培养工作

一是要加强贫困村两委建设, 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 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工作, 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与此同时, 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培养青年积极分子, 充实和壮大党的队伍。

二是注重选拔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 进而促进乡村本土人才回流, 充分调动和发挥青年人开拓性、创造性、积极的作用, 在实战中培养锻炼并全力打造一支“有文化、懂技术;有责任、敢担当;能种地、会经营”能征善战、能文能武的复合人才青年骨干团队, 为脱贫致富, 建设美丽家园奉献青春年华, 让中国农民几代人的梦想成为真实。

习近平强调, 干部群众是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 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党组织要把扶贫同扶志相结合, 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 引导广大贫困群众, 树立主体意识, 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激发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 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在脱贫攻坚中, 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同时, 也要注意培养积极分子, 选拔好后备党员, 不断充实党的基层组织, 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摘要：我国有960万km2国土面积, 其中耕地占用1.2亿hm2多一点, 所占比重就是13%多。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题是, 虽然我国幅员辽阔, 但是, 适合农耕的地却很少。众所周知, 土地、粮食和人, 三者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世界人口大国的中国而言, 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产业安全和农民生计安全是我们国家土地制度的核心。

关键词：农村,土地,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