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科学史融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职麦肯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并获香港大学终身教职最近参加了一个论坛,我也由此对中国金融的未来发展和监管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梳理。
第一篇：科学史融论文范文
大金融论纲
“燕山论坛·2012秋”嘉宾名单(以姓氏拼音为序)
曹 彤 中信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
陈雨露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方福前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
冯 博 中国证监会期货二部副主任
龚明华 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
韩文秀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纪志宏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林清泉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马 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苗雨峰 中国银监会统计部副主任
彭晓光 《环球财经》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史建平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汪昌云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王 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货币金融系副主任
王 毅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
王永利 中国银行副行长
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伊志宏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商学院院长
曾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庄毓敏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
“大金融”概念最早由著名经济学家黄达先生在本世纪初期提出，而后在中国金融理论与实务界的共同推动下，对“大金融”内涵的阐释逐步丰富起来。特别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从实践角度印证了“大金融”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大金融”的持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
具体而言，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至少给了我们三大启示：一是经济运行中的金融因素和金融规律远未得到充分认识;二是金融发展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系统性风险被长期低估;三是传统的经济学框架未能很好地整合宏微观层面的金融理论。
基于此，《大金融论纲—一个全球性命题》(征求意见稿)在对西方金融理论体系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金融”命题，这一命题有四大内涵，分别是：宏微观金融理论的系统整合;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和谐统一;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和“国家禀赋”的有机结合;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思维模式和跨文化意识。
整体框架和逻辑结构
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长期历史经验表明，影响一国金融竞争力最基本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效率性、稳定性和危机控制能力。
在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内，金融效率性产生活力，金融稳定性产生弹性，危机控制能力保证弹性，这三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支撑着一国的金融竞争力。
“大金融”命题的理论和实证分析，需要搞清楚金融体系的效率性、稳定性和金融危机控制能力三方面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构建高效而稳定的金融体系—形成合理的金融结构，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框架、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构建稳定和效率并重的宏观调控体系。
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呈现出四种趋势：首先，国际金融格局出现“再平衡的多边主义”;其次，国际货币体系从“一主多元”向“多元制衡”转变;再次，金融的功能回归实体经济;最后，金融监管走向了宏观审慎。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作为国家战略的金融工具运用包括：为战争融资、促进海外贸易、加强对外经济控制、建立货币强权体系、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实现经济增长转型。
基于“大金融”框架，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路径为：在产业战略上，形成市场化、均衡发展与混业经营;开放战略上，形成开放保护与国家金融控制力;货币战略上，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战略上，推动建立全球经济网络;城乡均衡发展战略上，构建现代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具体而言，产业战略方面，第一，应进一步巩固银行体系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作用;努力发展制度健全的资本市场，与银行体系在功能上实现互补;尊重国情和市场规律，构建银行与资本市场均衡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第二，努力实现利率市场化，利率管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分割和信贷结构失衡，是隐藏在“国进民退”现象背后的金融制度根源。比照国际经验，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在2015～2017年之间完成。改革路径应选择：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第三，稳步推进混业经营。中国目前的混业经营程度处于国际较低水平。实证表明，混业经营总体上有利于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综合考虑效率和稳定，金融控股公司是中国混业经营的最佳模式。
开放战略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自由化现象，国家金融控制能力衰微，金融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提高名义开放度，控制实际开放度，并在开放进程中保持适度的国家控制力。
货币战略方面，应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全球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历史性机遇。中国应在未来30年通过两个“三步走”战略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使用范围上，第一个十年是“周边化”，完成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使用;第二个十年是“区域化”，完成人民币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使用;第三个十年是“国际化”，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关键货币。在货币职能上，第一个十年实现“贸易结算化”，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当中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第二个十年实现“金融投资化”，人民币在国际投资领域中作为投资货币;第三个十年实现“国际储备化”，人民币成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
在外汇储备战略方面，争取建立全球经济网络。中国超额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应当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实现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中国的超额外汇储备管理应遵循外向性、战略性和多元性“新三性”。外汇储备投资应构建有效的全球资产组合。外汇储备应投资于占据产业周期高端位置的产业，瞄准战略性资源产业。
在城乡均衡战略上，要努力构建现代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因为“三农”问题事关改革大局，中国转型过程面临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三农”问题的政治化，使得农村金融越来越成为事关改革全局的战略问题。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现实困境，农村金融亟待“破题”。基于现状和发展趋势，应着力构建“合作性—商业性—政策性”三位一体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体系的效率性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高效率的金融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本前提之一。金融体系的效率可从两方面衡量：一是金融体系本身的效率性，二是金融引导的产出是否具有效率。高效率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便利市场交易、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提供创新激励等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银行体系效率的决定因素包括：第一，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对于一国银行业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在保持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提高一国银行业的整体效率。第二，银行产业发展。银行业效率的提高，需要在保持适度资产规模和产业集中度的基础上，防止银行信贷的过度扩张和银行危机的发生。第三，制度文化发展。加强产权保护，促进社会信用文化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一国银行业效率的整体提升。
影响金融市场效率的一般因素包括：产品数量与交易成本，信息处理与定价能力，创新能力与抗风险能力。
金融市场效率的实现需要国家特定性因素，包括：与实体经济需求的适应性，与金融制度基础的适应性，与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性，等等。
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金融稳定在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兴衰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稳定的金融体系是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常常导致经济增长的中断甚至长期停滞。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同金融体系的效率性一道，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竞争力的两大核心要素。
宏观经济层面，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审慎的金融开放有助于金融稳定;产业结构层面，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较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稳定性高;政治制度层面，政府管理能力、司法效率或制度发育程度较高的国家，金融稳定性越高，腐败程度高的国家稳定性低;金融监管层面，对金融业经营的过分管制不利于金融稳定，但市场监管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金融稳定性的提高;在风险的传递扩张上，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司法效率低下的国家，一般性危机演化为系统性危机的概率显著上升。
基于周期性泡沫推动的金融危机，我们构建了一个新的全周期视角的危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要点是：在可动用的社会资源既定的情况下，金融部门的膨胀和超速扩张是以实体部门的萎缩和衰减为代价的;泡沫经济挤出实体部门投资并最终导致这些实体资本灭失的过程，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不断增加的金融杠杆、实际贷款利率的上升、实业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表明经济泡沫程度和系统性风险正在加大;在泡沫最后阶段，当资产价格上涨超过了信用扩张所能支撑的范围时，资产价格泡沫达到了破裂的临界条件。
危机控制能力与金融竞争力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国家能很快抑制危机扩散，并在短时间内重返金融稳定和经济高增长的路径，而另外一些国家则在危机前软弱无力，最终陷入了金融体系失灵和经济增长停滞的双重陷阱。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应对能力的强弱，在一国金融竞争力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影响一国危机控制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危机中的紧急救助方案，危机后干预手段和措施的有效性，危机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危机的早期预警机制，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置等。
我们对金融危机后的15种常见应对措施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危机应对政策，一些政策措施虽然可以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但却可能导致较高的经济成本或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第二，危机应对的各种政策措施本身就具有成本，这种成本可能转化为危机成本的一部分，从而延长危机持续时间或增加危机的经济成本;第三，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其对经济的冲击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就已经真实地发生，仅通过危机后的补救措施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理性效果。
同时，我们对金融危机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主要对危机后的短期物价水平产生影响，而财政政策则主要作用于危机后的短期经济增长(有助于遏制危机期间的经济下滑)。两种政策刺激或稳定经济的效力都集中体现在短期。过度的货币投放会导致通货膨胀，而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将在危机结束后三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渐显现。我们认为，为避免大规模货币扩张和财政赤字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旦危机消退、经济企稳回升，之前作为“反危机工具”出现的扩张性货币和财政政策就应该逐渐淡出。
构建稳定而高效的金融体系
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国金融体系结构的实际选择?我们认为，经济发展速度影响金融体系结构，经济发展程度影响金融体系规模。同时，效率和开放是金融结构市场化的两大驱动车轮。
我们发现，在崇尚规则和权威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而在崇尚自由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下，更容易孕育出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其GDP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冲击明显大于银行主导型国家。在金融体系结构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中，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金融危机稳定器的角色，而金融市场则内含着某些诱发不稳定的因素。
金融体系具有过度周期性，货币稳定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金融创新日益频繁，金融运行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稳定。我们提倡建立全面稳定的新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宏观审慎金融监管、纳入金融稳定考虑的货币政策框架等。
“大金融”理论与中国的新型金融发展观
中国的全球金融发展观有四大基础，分别是：第一，理论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遵循经济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第二，价值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代表中国式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第三，实践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第四，文化基础，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必须体现多元文明共融共治的全球化发展观。
中国“大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
货币政策方面，应在盯住通胀和产出的基础上，关注金融体系的风险状况。完善通胀指标统计，为政策决策提供可置信的信息基础。以价格调控为主，数量型调控为辅。
金融监管方面，逆周期监管应综合考虑银行广义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要结合和配合。金融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统筹协调。
信贷政策方面，可选择盯住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满足度。应与总量性的货币政策相区别，主要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总体上应坚持市场化原则，提高效率和增强可持续性。
关于宏观审慎的政策组合与搭配问题。我们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第一，政策规则。宏观审慎更青睐简单而清晰的规则，复杂的多目标规则反而会降低政策的稳定效果。“简单性是真理的标志”，简单规则具有更高的实用性。第二，政策搭配。各种宏观政策通过合理组合和搭配，可以更好地稳定经济和金融体系，并降低单一政策所面临的多目标困境和政策负担。不同的宏观审慎政策倾向于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这可能与不同政策工具的比较优势有关。第三，政策实施。各种宏观审慎政策在实践中都涉及到方向和力度的选择问题，如果运用不当，可能导致“政策冲突”和“政策叠加”问题。“政策冲突”和“政策叠加”可能导致经济系统以一种非预期的方式调整，从而导致政策失效或效果失控。
(本刊记者黄杨据会议资料整理)
作者：陈雨露 马勇
第二篇：搬开金融压抑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职麦肯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并获香港大学终身教职
最近参加了一个论坛,我也由此对中国金融的未来发展和监管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梳理。
在说到把握金融监管的程度,以及中国证券市场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时,我认为金融监管是双刃剑——严了,会抑制创新,导致金融体系没有活力;松了,则触发一系列危机的出现,影响到金融中介的效率。监管机构应该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着力于维持一个公正、公平和透明的市场环境。我反对无所不包的监管,毕竟,再完美的管控都会有漏洞。许多导致危机出现的“坏”的创新,都是与绕开管制、利用漏洞的“管制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有关。监管肯定不是无所不能的,夯实制度基础设施能起到更长久的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问题。我们发展证券市场的初衷是为国企改革服务,我们太强调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太忽略资本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功能。只要这个初衷不改,资本市场只是又一个国家与民争利的场所。金融监管在这种背景下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从金融危机的角度来看,任何金融危机都源于金融体系,或是实体经济本身,或是两者链接上的结构性问题。要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关键还在于解决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身的结构问题,夯实两者链接。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帮助解决美国的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金融机构过度创新、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泛滥等问题;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帮助解决中国实体经济中过度依赖投资、内需不足和金融中介体系中金融服务面窄、效率低和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各有各的挑战。
欧债危机的原因与其他危机是一样的,源于因道德风险泛滥而产生的过度举债(over leverage)。区别在于欧债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主权政府的道德风险泛滥,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危机时我们看到的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泛滥。
民间信贷问题能够通过一定的监管和措施使其规范化、有效化。我一直认为解决民间信贷和中小企业贷款问题其实只需要两个前提:利率市场化;放松金融行业的进入门槛,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两者缺一不可。而这两个前提的成立需要的是制度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除了理性分析之外,信仰也重要。它的未来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正视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并真正努力去改变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增长的重心正经历由投资向消费和服务业,由国有资本向私营资本,由粗放型增长向效率驱动,由沿海向内陆省市的转移。我个人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比较乐观。中国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很少看到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勤奋、任劳任怨。这样的民族没有第二次发展的机会,不合逻辑。
关键在于,在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期间,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激发“由下至上”的力量,唤起市场的微观单位参与结构转型的热情,激发出企业和个人自主创新、创业的激情。“从上向下”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在这次转型中应该降低。 政府需要学的一件事是学会放手。
我国目前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这是典型的“资本逆向流动之谜”(the paradox of capital)。资本本应由投资回报低的国家(比如美国)向投资资本回报高的国家(中国)流动,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规律。我们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反映的其实还是金融压抑。我们的金融体系无法把所持货币配置在收益高的地方,形成不了资本。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靠深化改革,切实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
时下有些人还是在捧着《货币战争》这样的书来看,然而,到底是一针见血、振聋发聩,还是不懂装懂、哗众取宠呢?其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如果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感兴趣的话,我建议可以读一读哈佛的金融史大家Niall Ferguson 的The House of Rothschild一书(有中译本),他在此书中的分析要严肃得多。
作者：刘俏
第三篇：“融”“承”“传”
在国际传播的媒体大家庭里，有一群独特的“老人”，它们就是超过200年历史的海外华文传媒。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些“老人”们怎样生存，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新闻业界和学术界都关心的话题，然而，相关研究至今仍旧不多。本课题组调查了6个大洲的16家海外华文媒体，将其2016年的各种实践概括为“一变两不变”，即“融、承、传”。“融”，指海外华媒的新变化——媒介融合，形式上、内容上、管理上的融合。“承”，指海外华媒承载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保障海外华人权益的平台不变;“传”，指海外华媒传播家乡声音、联系中国的功能不变。
要探索海外华媒的新变化，先要梳理它们在社交媒体时代面临的三大危机：受众、形式、内容。首先，是受众年轻化对海外华媒的冲击。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中国人移民、留学，而且有不少是25岁以下，甚至15岁以下。年轻读者在媒介形式、报道题材、媒体服务等方面的要求与成熟的海外华人读者有巨大差异。另外，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危机。不少海外华媒形式上以报业为主，内容上以转载、翻译为主，无法适应社交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
形式、内容、管理的融合之变
1.形式融合
就媒介形式而言，海外华文媒体以传统媒体为主。据2015年第八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统计，目前全球有各类型海外华媒1050家，其中400多家是报纸，占最大份额。而规模大、历史长、影响广的海外华文媒体，大多数也是以报纸为基础。现在，许多华报纷纷迎合新媒体大潮，登陆社交媒体，建立、巩固媒介融合集团。
这其中比较有特色的就是美国旧金山的《老中地方新闻》。该报原先是报纸，由资深媒体人何百炼创办，在旧金山发行北区版、中区版和南区版。这种“一城三版”的做法在全球华文报纸是仅见的。该报在新媒体时代，建立了广播、电视台、网页版和电子邮件推送形式，网页版有不少是视频和互动内容。2016年以来，又全面登陆社交媒体，开设了微博、微信、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版，还有App供下载。特别是微信版，每周推送5次以上，内容以当地新闻为主。这样，《老中地方新闻》成了名符其实的媒介融合集团，吸引着不同背景的海外华人们，特别是地域、身份背景不同的华人青年。
在世界其他地区，与《老中地方新闻》相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俄罗斯创办最早的中文媒体《俄罗斯龙报》，是该国仅有的一份中俄双语报纸，2016年也建立了微信版。《法国侨报》由资深媒体人钱海芬主办，也进行了媒介转型，有法语版、网页版、微博、微信版。《星暹日报》是泰国最早的华文媒体，创办于1950年。从2016年起，报纸“老树发新枝”，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其他历史悠久的海外华报，如《印尼华商》、菲律宾《世界日报》等，也都纷纷抢滩社交媒体，进行微信推送。
有些海外华文媒体，从网络媒体、流媒体跨步到社交媒体，如《缅甸中文网》创办后又办起了微博微信版，目前公众号已经有100万用户，其中境外用户约50万。澳大利亚的《澳华传媒集团》，最早是布里斯班的华人电台。在新媒体进程中，先后建立电视台、报纸、微信、微博、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版。就连地球上遥远的角落——毛里求斯、苏里南等国，2016年也都开通了“毛里求斯中文网”“苏里南华人”等微信公众号。
漂泊在外的华侨华人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辛酸的故事，也与家乡和亲人们远隔千山万水，所以从生活到情感，都需要媒体，特别是母语媒体的关怀。通过社交媒体中的海外华文传媒，海外游子们就可以跨越地理上的阻隔，比传统媒体时代更方便地了解周边和家乡发生的各种事情，并使用媒体提供各种服务，为自己的生活添加色彩。
2.内容融合
内容上的融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报道。许多海外华媒改变传统的以文字为主的报道方式，提供更多的视频、原创、互动、本土化的内容，适应社交媒体之变。这其中《法国侨报》的“留学生直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面对网络直播的兴起，《法国侨报》也抓住这一新形式，并在内容上与当地华人结合起来，开设“欧直播”栏目。2016年12月29日的直播内容是法国留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直播中嘉宾们讲到自己的经历，如一下飞机就被骗，因为室友的打扰，晚上只睡一小时，为读博士头发几乎掉光等。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们，立即能够理解直播时轻声笑语背后的辛酸、无奈与泪水。同时，因为接受的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内容，海外华人受众们自然增加了对媒体的“粘性”。
将直播和本土内容结合的海外华文新媒体还有不少。比如，只要进入日本最大的华文社交媒体之一“东京新青年”微信公眾号，就可以看到“一直播”栏目，点击就可进入某个直播平台的“直播间”，看到主持人在东京直播当地的内容。这些新颖、适合年轻人的内容，使得海外华媒收获了许多年轻的当地华人“粉丝”。
而内容融合的第二方面，是指海外华媒向受众提供信息与服务的融合。过去，海外华媒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提供新闻。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受众需求和媒体责任也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更注重向用户提供服务。不少海外华媒都随之作出应变。
第一个典型例子是“华人头条”App。这是由阿根廷华人黄琪旺创立的综合信息与服务的App。App一方面幫助海外华文传统媒体实现转型，在移动互联网端发布它们的各种新闻。另一方面，App也接受商家的加入，实现华人生活服务的社交媒体平台化。2016年以来App向全球扩展，世界各地的华商和媒体均可加入该平台，发布相关信息。2016年全球共有70家公司、媒体进入平台。海外华人因此可以在上面获得许多地区的生活、服务类信息。
第二个典型例子是美国的“侨报微博”。目前该微博有200多万注册用户，相当一部分是美国当地华人。为什么有这么多海外华人加入?因为微博打破了过去“精英媒体”的概念，以服务为主，大量提供纽约地区吃喝玩乐等生活、服务类的内容，既吸引了大批商家，又吸引了不少当地华人。随着服务的拓展，媒体的品牌也深入人心。
第三个典型例子就是中新社与全球海外华媒合作的全新举措——“华舆”App。2016年11月17日，由中新社主导、有全球六大洲的海外华媒参与的新媒体平台——“全球编辑室+‘华舆’客户端”正式上线。客户端的受众定位是“侨二代”和海外华人。客户端和它的微信公众号有“华媒精选”“招牌栏目”等栏目。“华媒精选”精选有世界各地的华文传媒提供的重要当地新闻。如1月2日，栏目中首选《欧洲侨报》报道土耳其恐怖袭击中没有华人伤亡的消息。这样，世界各地的用户们，都可以通过这个App，快速了解与全球华人华侨相关的新闻。
“招牌栏目”中，很多是服务类内容，用图片、视频、H5、互动等形式拉近用户与传播者的距离。比如，“华舆年终考——海外生存技能大比拼”，这个用H5做的互动小专题，是给即将出国或已经在国外的人们的各种生活小提示。如，西方国家的签证情况、道路交通情况、生活风俗等。栏目里还有“超实用的防扒指南”“海外购物手册”等服务类的内容。通过这些栏目，该客户端真正实现了海外与海内、信息与服务的融合。
3.管理融合
海外华媒在管理上的融合，包括资金上的融合和人员团队上的融合。首先是资金上的融合。不少海外华媒是“小本生意”，在资金上投入以个人和小公司为主。而新媒体时代所需要的资本，远远超越了传统媒体。在资金上捉襟见肘，使得不少海外华媒在设备、人员待遇等方面无法加大投入，发展自然受到制约。
为了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不少海外华媒开始各种尝试，有的与当地媒体和公司合作，有的与中国大型媒体、企业合作。这方面，泰国的《星暹日报》值得一提。为了在社交媒体时代的全新发展，该报董事长郑芷荪深入调查后，主动提出与中国《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进行资本合作，南方报业集团不仅注资入股报社，2016年3月还派出管理、采编团队，改造该报。2016年11月5日，双方正式签约并发行新的报纸。中国媒体集团深度注资海外媒体并参与管理、采编等业务，这在中泰两国传媒史上还是第一次，目前新的报纸发展态势良好。类似的例子还有日本名古屋《中日商报》。该报与中方合作，在苏州设立运营中心，招聘中国人进行管理，并发行《中日名流》杂志，苏州中心的广告成为该报重要收入。
除了资金融合，还有领导团队的新老结合、中外结合。“您好，我是XX长、XX总、XX主任……”。课题组在调查海外华媒时，经常遇到一些担任领导职务、才20岁出头的小伙子小姑娘。在过去，海外华媒管理层里论资排辈，50岁可能还是普通员工，社长、总编辑60多岁，甚至70多岁也常见。然而，为了应对社交媒体时代的冲击，海外华媒大量招聘年轻人，让他们去采访、编辑给同龄人看的新闻，提供受众所需要的各种服务，更加有针对性。所以，近两年来，不少海外华媒增加了许多80后、90后。一些海外华媒将年轻人提拔至领导岗位，这在以往是极少见的，也使得管理团队新老结合，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改革贴近受众与时代。而另外一些海外华媒，为了更好地本土化，扎根当地市场，邀请当地人担任采编、市场推广、法律、翻译等职务。如《法国侨报》《老中地方新闻》等，都有法国、美国人在媒体里工作，营造了一个跨文化的工作团队。
“承”“传”不变
海外华媒的责任不仅仅是提供信息和服务，还有更深层次的使命，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承载与传播。在这方面《澳华时报》《法国侨报》和《坤甸日报》都是典型例子。《澳华时报》在全媒体“华人故事”栏目中，多次报道传播中华文化的海外华人，如2016年12月，分别报道了在布里斯班的老中医许健鹏、“苏绣”传承者高青敏。《法国侨报》在巴黎坚持办中文培训班，既使报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发挥优势而生存，又促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印尼的《坤甸日报》坚持办华文学校已经20多年，该报一直实行“报校合一”，在发行报纸的同时办华校，提高当地第二代、第三代华人的中文素质，使得他们虽然出生在海外，但中华文化的根没有失传。《坤甸日报》还把一位在当地出生、有一定中文基础的18岁优秀年轻记者，送到福建一所大学的新闻系学习，报社总编辑2016年专门到学校了解他的情况，要求他全面掌握中文媒体各种技能，回印尼后将华文传媒事业发扬光大。
为什么许多海外华媒要不遗余力开办中文学校、培养中文人才、传播中华文化呢?他们认为，海外华媒的根基在中华文明，如果受众们连中文都看不懂、连中华文化都不能认同，又怎么会使用中文媒体呢?同时，灿烂悠久的中华文化，在海外越有吸引力，就越会给海外华媒以更大的动力。所以，在海外承传、推介中国文化，是海外华文媒体在社交媒体时代不变的承诺与责任。
同时，海外华媒作为保障华人权益、为华人发声的平台也没有变化。比如，缅甸中文网就有专栏“中缅寻亲”，致力于帮助不稳定局势中的华人家庭团聚。2016年7月6日，来自云南的朱茂升小朋友在缅甸南坎走失，家人求助缅甸中文网，其公众号立即刊登消息，这牵动了中缅两地的人们，大家接力寻找，使用社交媒体分享信息。消息播发后仅一个多小时，小孩就被找到。在全球各地，海外华媒为华人们服务的类似例子举不胜举。
海外华媒作为海外华人了解家乡的最重要窗口之一，传递家乡信息、反映祖国变化的功能也没有变。特别是在中国深化改革的今天，各地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海外华媒们更是积极报道家乡的各种情况。而这方面海外华媒得到了中新社的有力支持。中新社2016年加大供给海外专版的力量，全年对外提供专版9万个，主要用户是海外華媒。在这些版面中，有俄文版38个、德文版46个、藏文版22个。中新社持续提供各种专业性版面，既提高了海外华媒内容的时效性和可读性，也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了联系家乡的作用。
社交媒体时代海外华文传媒的生存
社交媒体时代，社会发展大浪淘沙，海外华文媒体的生存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事实上，每年在世界各地都有海外华媒消失。要生存，许多海外华媒的实践已表明，既要“变”，又要“不变”。首先，要“变”。社交媒体时代，媒介形式上信息、娱乐、服务并重，内容上视频、实时、互动交融，受众方面，高度去中心化、强调参与性。在这样的媒介环境和社会中，海外华文媒体的形式和内容都一定要“变”，与时俱进，适合社会的要求和受众的需要。
而不變的，则是海外华媒们对自身使命和责任的认识与履行。社交媒体时代，海外华媒依靠什么与其他媒体竞争而生存?最终依靠的还是其他媒体无法拥有的两个特点：海外华人、中国。当地主流媒体无法对海外华人们给予更多的关注，而这正是海外华媒的市场所在。所以，海外华媒一定要扎根华人社区，挖掘他们的故事，为他们的权益而呼喊，获得他们的最大支持，这样才能刊出最独特、最动人、其他媒体无法与之竞争的故事，从而在媒体市场独树一帜。同时，无论如何海外华文媒体都无法割断与大陆及港澳台的联系，因此海外华媒要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坚强纽带，使中国成为其自身生存的支持力量。
社交媒体时代，海外华文媒体变的是形式和内容，不变的，则是使命与责任。也正是在这变与不变之中，海外华媒继续书写着200年的历史传奇，成为国际传播中的一丛独特锦绣。
作者：刘康杰 李绮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