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科技哲学论文

摘要：语言学理论在20世纪主要经历了三场革命：索绪尔的结构主义革命；乔姆斯基的TG革命；认知功能语言学对乔氏革命的革命。本文从（语言）哲学角度梳理了这三场革命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渊源，并指出认知语言学代表了当前国内外语言学理论前沿。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拉图尔科技哲学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拉图尔科技哲学论文 篇1：

国外四位“马克思学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马克思学”代表着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种特殊的思路和方式，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旨在从文本、文献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本文介绍了国外四位最著名的马克思学家的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吕贝尔严格区分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诺曼·莱文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奥伊泽尔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讨；弗罗洛夫的人学研究、生态问题研究及对苏联哲学的反思，体现了前苏联和俄罗斯两个不同时期哲学发展的状况及其转型的艰难过程。对他们所做过的工作，我们应当给予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马克思学；吕贝尔；诺曼·莱文；奥伊泽尔曼；弗罗洛夫

聂锦芳(1966—)，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 100871)

本文系作者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起草的研究报告。

旨在从文本、文献的角度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学”，尽管没有产生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那样巨大的社会影响，但它代表着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种特殊的思路和方式。过去由于国内学者对这一派别或所知甚少，或评价过低，甚至把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所以，对它所做过的工作缺乏全面的理解和客观的评判。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为此本文特介绍法国的吕贝尔、美国的诺曼·莱文、前苏联的奥伊则尔曼和弗罗洛夫四人的情况及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期引起国内同行的注意。

一、吕贝尔及其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学”一词是因1959年由法国学者吕贝尔主编的杂志《马克思学研究》创刊而流传开来的。

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1905—1996 )，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捷尔诺维茨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罗马尼亚完成大学本科学习，于1928年和1930年分别获得法学、哲学学士学位，1931年到法国留学，1937年申请移民，成为法国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被动员加入法军救护队。1941年，吕贝尔在地下抵抗运动中开始接近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决心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著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找到了1927—1928年间由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第一版，简称MEGA1 )，并对这些著作进行认真的研究。在这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当时没有一本完整的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版本存在，也没有出版过一个完整的马克思著作的书目。此外，他还发现，当时所存的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也是不完整的和令人无法满意的，因而人们不得不汇集起许多不全面的信息来试图获得一个关于马克思的智慧人生和政治生活活动的清晰画面。就这样，他一边作研究一边写下卡片，到战争结束时，这样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四年。战争结束后，吕贝尔继续教书并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1946年他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和弗洛拉·特莉斯坦》和《马克思的读书笔记(1844—1845年巴黎笔记片断)》两篇文章。 1954年，他向索尔谤神学院提交了两篇著作作为博士论文，一篇是正论文《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传记》，另一篇是副论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目录》，吕贝尔被批准答辩并获得通过。以上两部著作分别发表于1956年和1957年，奠定了吕贝尔在法国马克思研究中的地位。吕贝尔本人认为，他自己的著作填补了马克思及其著作研究的空白，即解决了马克思研究中的知识本身的空缺问题。

吕贝尔毕生学术活动活跃，著述丰富。从1946年起，他的研究成果有八十多种，分别有著作、译著、整理的文本、《马克思学》杂志以及论文等五类，其中主要有：《马克思社会主义伦理学文选》(1948)，《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文选》(与博托莫尔合编，1956 )，《马克思生平著作年表》(1956，1960)，《马克思思想传记》(1957)，《马克思反对波拿巴主义》(1960)，《马克思经济学》第1卷(1963)和第2卷(1968)，《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1974)，《没有神话的马克思》(与M.马纳尔合作，1975，1976)，《论卡尔·马克思：五篇论文》(1981)，《马克思的著作》(1-3卷，1983)等。吕贝尔除著述活动之外，还长期主持出版《马克思学研究》丛刊。该丛刊创办于1959年，它属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实用经济学研究院”的刊物《经济与社会》(实用经济学手册)的一个分册。也就是说，在一年的时间里，《实用经济学手册》出版四期，其中拨出一期的篇幅由吕贝尔主持出版马克思学的内容。直至1991年，总共出版了32期。吕贝尔为该杂志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自己也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同时也吸引了大批马克思学研究者的作品，包括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的马克思学研究者的作品，成为一份法国国内外闻名遐迩的杂志。吕贝尔在发刊词上也承认，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卡尔·格林贝格在1910—1930年所编辑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梁赞诺夫所做过的那些工作。

吕贝尔一生从事马克思学的研究，就个人的研究而言，他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十分独特的，其主要观点表现在：

第一，认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合法性”的。在吕贝尔看来，20世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是恩格斯制造出来的。他于1970年5月正值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之际，写了一份《关于“莫基人恩格斯”的幾点意见》的发言稿，后来把它发表在1972年的《马克思学研究》上。该“意见”第一条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世上，不是卡尔·马克思思维方式的真正产物，而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精神的合法果实。”吕贝尔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神话’”。吕贝尔认为恩格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搞“个人崇拜”，“作为对马克思的崇拜，恩格斯是首开第一人”[1]。

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主义”，马克思本人也是“空想主义者”。吕贝尔自己专门写作了《乌托邦与革命》一文，文中说：“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过乌托邦，相反，他翻新了它的含义，同时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接着他又说：“最初作为傅立叶和欧文的信徒，不久他完全投入政治斗争，马克思从来就没中断过同他们的精神联系，从而使它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脱离不了干系。”吕贝尔还列举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看法为例，认为马克思不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去考虑问题，很容易看出马克思对欧文的赞誉。因此吕贝尔下结论说：“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是乌托邦主义者中最乌托邦的人，因为他仅仅从乌托邦上关心推翻眼前社会，却很少关心未来社会。”[1]

第三，否定列宁和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及其建设成就。吕贝尔对苏联问题十分关注，有相当多的文章是关于苏俄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苏联后期改革问题的。吕贝尔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他认为，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恰恰是布尔什维克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突出特征。这就把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一笔抹杀。他还把列宁路线说成是歪曲马克思的思想原则的结果，所以他说：“列宁颠倒了马克思社会学、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即工人阶级必须优先于工人政党的原则)，从而使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歪曲马克思所一再说明的无产阶级多数专政的理论。”[1]

对于吕贝尔这样的“马克思学家”，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考察他的思想观点，对于他对马克思著作文献的版本考证的贡献，我们应予以肯定，而对于其错误的理论观点，我们也要予以分析批判。

二、诺曼·莱文及其“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马克思学”学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莱文进入纽约大学，先后攻读英语语言文学、欧洲史、美国史和德国史。1965年，他以一篇关于19世纪德国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吉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的史学思想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德波夫大学、马里兰大学，并于1975年晋升为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1988年，他辞去马里兰大学的教职，以富布莱特高级研究人员的身份前往德国访问研究。1990年6月起任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历史学教授，现任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

在获得博士学位、走上社会之前，莱文基本上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学术人。这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中得到证实。但在走上大学讲台之后，他很快就受到越南战争这个历史事件的影响，在反越战过程中成为一名新左派并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研究“本真”的马克思主义，1965—1980年间，他曾多次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究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1975年，他出版了《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系统阐发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对立论，在国际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他致力于从辩证法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并于1985年出版《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继续《可悲的骗局》一书的基本路线，详尽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对辩证法的差异性理解。该书被公认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学”关于辩证法研究的一部力作。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对立论，莱文还曾致力于《资本论》及其诸手稿的结构和方法、苏格兰学派及其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且都成果斐然。2006年春，莱文出版了新著《不同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在全面回顾20世纪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研究史的基础上，系统阐发了作者关于1839—1842年间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恩格斯和黑格尔的关系的基本认识。2007年10月7日至22日，莱文来北京大学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访问讲学。10月7日，他在讲座中介绍了当前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其个人的研究成果，并就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走向等重大问题与北大师生作了广泛交流。

莱文在马克思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几十年来他对此作了不遗余力、极其详尽的阐发。

1975年莱文出版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综合考察了以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研究的各种论点，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莱文举例说，马克思的《古代社会摘要》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晚年恩格斯背叛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自身生产在史前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他指出，马克思认为，在原始时期，“财产并不统治着社会。……人的共同体由氏族，由特定的亲属关系决定的。”而恩格斯则相反，“在恩格斯看来，血族团体并不是社會力量，不是原因性的，而只是生产方式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功能。血族团体起源于低下的生产率。对恩格斯来说，原因性因素是生产方式。”[2]可见，在他看来，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同时，在《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中，莱文认为，马克思是社会发展多元论者，而恩格斯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时，认为俄国只能照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提出了形而上学的单线发展模式。

在1985年出版的《辩证法内部对话》中，莱文更进一步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三个方面的区别：一是马克思把辩证法看成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而恩格斯则把辩证法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承认自然辩证法。二是马克思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而恩格斯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理解不同，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哲学是不可分割的东西，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即关于行动的方法和理论，但没有接受他的唯心主义(作者这里似乎有点自相矛盾)，而恩格斯则继承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方面，虽然也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由此莱文引申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第四点原则分歧：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是主张人类对于赖以生产其生存条件的生产方式的需要先于人类的其他需要，即社会存在先于一切思维方式和经验活动；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则认为有形物体独立于人而存在并为外在于人类的规律所支配。作者申明这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并不互相排斥，但由于它们在某些思想体系中占有不同分量，这些思想体系就大异其趣了。从这些区别中，莱文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说是马克思学说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因此，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那么，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在莱文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能停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他说：“马克思认为，既肯定思维来源于存在(感觉和社会先验)，又肯定外部世界由概念构成，这二者是不矛盾的。”莱文认为：“通过打破精神的客观性和物质的客观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将重新和它原来的思想结合，这个思想就是：世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莱文认为：“一方面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同时又不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法则本身是辩证的，这是可以做到的。”[3](P36)莱文的观点确实是很彻底的基本分离派观点，而基本分离派观点与基本一致派观点的分歧又进一步涉及否定唯物主义与坚持唯物主义的分歧，这就超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而进入了一般哲学领域。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上，莱文的观点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它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们，过去那种单纯强调二人之间的完全一致，不对其具体差异性进行比较和分析，甚至不允许别人比较和分析这种差异性，或者根本不承认存在这种差异性，也是值得考虑并且必须改变的，因为实际上它不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具体思想内涵的理解。

三、奥伊泽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讨

奥伊泽尔曼(Teoдop Ильич Oй3epMah 1914—)是前苏联和俄罗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1938年毕业于莫斯科哲学、文学、历史学院哲学系，1941—1946年在苏联红军中工作，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起担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65年起任《哲学问题》杂志编委，196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1年至今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欧—美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1981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4年起担任哲学研究所哲学史部主任，曾任苏联哲学协会副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史、哲学史方法论。

苏联时期，奥伊泽尔曼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世界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现代西欧哲学史以及关于哲学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认识论、科学方法论都作过深入的探讨。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848年革命经验中的发展》(195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年)、《哲学史科学诸问题》(1969年)、《哲学的基本派别》(1971年)、《辩证唯物主义与哲学史》(1979年)、《哲学史过程理论原理》(与A.C.博戈莫洛夫合著，1984年)，主编《辩证法史：德国古典哲学》(1978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1982、1986)中，奥伊泽尔曼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完整的学说，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仅彼此协调一致，而且互相论证；批判地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抽出包含于其中的合理的原则，认为这些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必要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是同一个过程。他还认为，科学的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除了进步以外，还经常向过去的历史阶段回归。他不同意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认为哲学史不只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应该研究形形色色的哲学学说，指出研究哲学史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虽有差异，但又有内在联系。

苏联解体以后，奥伊则尔曼虽已80高龄，但仍然充满活力，勇于探索，从1991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在俄罗斯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文章主要有： (1)《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科学》1991年第7期)； (2)《哲学学说多元化的历史命运》(《哲學问题》1991年第12期)； (3)《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自由思想》1993年第7期、1994年第11期)； (4)《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自由思想》1996年第4期、第6期)； (5)《马克思主义与空想主义》(《自由思想》1998年第1期)； (6)《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1999年第3期、第5期)；(7)《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思考》(《哲学问题》2000年第2期)； (8)《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优点与不足》(《哲学问题》2001年第2期)。这些重要论文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哲学界为数不多的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反思之作，提出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解[4]。

奥伊则尔曼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认为两者都还不是成熟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基本事实必须承认：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即使是恩格斯最具系统性的哲学著作——《反杜林论》哲学编，也只是遵循杜林的思路对他的哲学观点进行驳斥，略具系统性而已，远远称不上是系统成熟的理论。其二，苏联时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米丁等人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经斯大林钦定而成为官方哲学流行于世的，由于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直至苏联解体的数十年间从未得到过、也不可能得到严肃、系统、着重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的反思和研究，其“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权的力量维系的，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哲学家，例如奥伊则尔曼，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科学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看，建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项历史性的艰巨任务。

四、弗罗洛夫的人学研究、生态问题研究及对苏联哲学的反思

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1929—1999)是苏联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助手，先后担任《共产党人》与《真理报》的总编辑以及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是苏联哲学人道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苏联解体后，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会长。

弗罗洛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工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

弗罗洛夫可以说是作为人的问题综合研究的一个杰出的研究者、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的开创者，为俄罗斯的人学研究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开始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一经投入，锲而不舍，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倡导了“对人的多方位综合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写下了大量的论著和学术论文。自1991年3月成立人学研究所以来，他一直领导这个所开展对人的综合研究。他在1990年创刊《人》杂志，亲任主编。他还主持编写了一部《人》词典，这部词典不仅反映出俄罗斯人学研究的历程和现状，而且也对世界人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弗罗洛夫认为，组建人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起到综合研究人的问题的协调、组织作用，把不同专业和学科的专家、学者团结起来，进行统一的人学科学研究，即从人的一切方面对人进行研究，比如从生物学、社会学、遗传学、生态学等角度出发，研究人的各种本质规定。当今人学研究的主题应该是：人与全球化问题、人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因素和生物因素的作用、社会关系中的人、生物伦理学技术系统中的人、文化系统中的人以及对人的跨学科研究中的哲学和方法论问题等等。《人》杂志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反映。弗罗洛夫所领导的对人的综合性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不是在纯哲学领域对人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点上，对人进行的一种多方位的整体探讨，相对于纯哲学而言，更贴近现实的、具体的人。到20世纪80年代，以“人、科学、社会”为主题，苏联科学院的24个研究所，教育部、科学院以及卫生部等国家行政机关的50多个研究机构参与的大规模研究，是对多方位人研究的肯定。

第二，生态学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

弗罗洛夫是世界上最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介入对生态问题进行探讨的哲学家之一。他将社会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归纳为：“生态学问题在当代全球问题的总体中的位置；生态学模型的方法论基础；科学和人类需要的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化；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的社会哲学问题”[5](P376)，等等。他认为，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至少应当考虑到生态问题具有的三个因素：其一，与危及自然资源枯竭有关的技术经济方面；其二，在世界性环境污染条件下有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其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他认为，这些问题不仅仅在各国、各地区范围内，而且在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全球范围内都有解决的必要性，因此恰恰是社会政治因素在解决生态问题当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还认为，如果只把生态问题看做是某些协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技术措施的评价或筛选，是极其狭隘的。

在我国曾经引起很大反响的弗罗洛夫所著的《人的前景》一书，就是在批判吸取世界人学精华的基础上，对影响人类发展的社会因素、自然—生物因素和个性因素及其关系作出了出色的探讨，尤其是对影响巨大的社会生物学进行了剖析。他主张，社会生物学家的“一些观察和假设应该得到认真注意和客观评价”，如特里维尔的断言：“政治科学、法律学、经济学和人类学或迟或早总要成为社会生物学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是理智和非理智的统一，并向往未来的人是“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6](P94)。可以说，人的生物性论证是科学和人学的前沿问题，中国学界若有能力对这一难题作出合理论析，就可进驻当代世界人学的制高点。

弗罗洛夫还具有前瞻性地思考了全球问题。他认为，全球问题包括三种类型：其一，国际社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社会经济体系、国家等这样一些社会共同体的相互作用，如和平与裁军问题、南北问题等；其二，社会人类学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人同社会的关系，如人口问题、教育和文化问题、妇女问题等；其三，自然—社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人与社会同自然的相互作用，包括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全球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不仅仅是由于人是整个社会最基本也是终极性的因素，而且还因为人创造了科技文明，是科学技术的主体。

第三，对苏联哲学的反思和俄罗斯未来哲学前景的展望。

苏联解体给哲学也给苏联哲学带来了剧变。怎样评价苏联哲学的历史发展?俄罗斯哲学界的现状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俄罗斯的境况如何?未来将会怎样?这是弗罗洛夫晚年集中思考的问题。[7]他多次访问中国，试图在与中国的对比中寻找出答案，但最终客死于杭州讲学中。

关于前苏联哲学的得失。弗罗洛夫认为，苏联20世纪20年代初驱逐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禁止那些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哲学流派的存在和发展，30—40年代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理解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些给苏联哲学和思想界造成很大的损害。如果当时允许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的存在，允许不同学派的争论和对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会被如此庸俗化、简单化，而会更丰富、更有意义。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是在60—80年代，苏联哲学的发展虽然也存在某些弊端，却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当时年轻一代的哲学家是从研究和掌握在官方哲学中所没有的某些问题开始其哲学生涯的。通过对当代科学、哲学史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深入分析，许多哲学问题的内容和范围获得了很大的丰富和扩展。如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人的综合研究和人道主义问题、价值问题和对科学知识的评价等等，就是从那时开始得到深入广泛的研究的。这些都是苏联哲学取得较大成就的方面。这些方面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带来了某些实践结果，如人道主义问题和伦理学的研究导致了生物伦理学的建立，而这门学科又是对器官移植、死亡确定和人体实验等当代迫切向题进行立法调节的基础。

弗罗洛夫认为上述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但叶利钦上台后苏联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后变化尤大。当今俄罗斯哲学界状况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压制。所谓民主和多元论只是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而言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只有压制。虽然没有官方的明文禁止，但已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使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停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而代之以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不发表或不出版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献和著作，或者把有关部分予以删除后發表；许多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纷纷改变了立场，一些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受到来自多方的压力。另一个特点是哲学研究的意义不如从前大了。从前苏联哲学的研究是在意识形态背景下进行的，放在首位的是与当时政治任务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现在最热门的则是宗教哲学、哲学史及现代西方哲学问题，而对此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感兴趣，因此哲学的影响变小了。

弗罗洛夫认为，当今俄罗斯哲学正处于不幸的时代，处于缺乏哲学问题的时代。但他确信这一时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苏联哲学在20世纪60—80年代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会马上被消灭，一些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哲学创造的哲学家现在也未急于改变立场，他认为这就是俄罗斯哲学未来的希望。当然他并不主张回到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通过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努力，苏联哲学的成就将会得到广泛接受。弗罗洛夫认为，经过人们的科学研究和冷静思考，大部分人还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弗罗洛夫可以说是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哲学大家，又经历了俄罗斯转型时期哲学变革的阵痛，他最终还不能说已经为自己的民族、从而也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但他的整个哲学生涯、哲学思想，对于处于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过程中的我们来说，确实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曾枝盛.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2]莱文.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J].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1，(3).

[3]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4]安启念.奥伊则尔曼论辩证唯物主义(上)[J]哲学动态，2003，(1).

[5]弗罗洛夫.辩证世界观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6]弗罗洛夫.人的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7]徐凤林.俄罗斯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俄罗斯哲学家弗罗洛夫访华一席谈[J].北京大学学报，1993，(3).

【责任编辑：龚剑飞】

作者：聂锦芳

拉图尔科技哲学论文 篇2：

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

摘 要：语言学理论在20世纪主要经历了三场革命：索绪尔的结构主义革命；乔姆斯基的TG革命；认知功能语言学对乔氏革命的革命。本文从（语言）哲学角度梳理了这三场革命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渊源，并指出认知语言学代表了当前国内外语言学理论前沿。我们还主张将认知语言学进一步修补为“体认语言学（ECL）”，以体现其体验性和实践性理论取向，也算是对本土化理论建设的一点思考。

关键词：三场语言学革命；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理论前沿

1. 序言：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一瞥

语言学已有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参见Robins，1967；刘润清， 1995/2013；王寅， 2007：25），特别是最近100年，语言学进入了高潮期。一般说来，20世纪的语言学主要经历了以下三场革命：

（1）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革命；

（2）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理论革命；

（3）基于体验哲学的认知语言学。

我们（2002）认为，当前亦已成为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是对索氏和乔氏革命的又一场革命，这样，研究20世纪的语言学发展史主要可以这三场革命（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同属一大学派）为基本线索，这就是图3 最右侧所标注的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线路图。现简述如下。

2. 首场革命：索绪尔的结构主义

我们知道，西方语言学从约公元前5世纪到18世纪为“语文学”时期，分析语言文字和书面材料，且以其为基础来考证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方面的规律，尚缺乏系统理论。到18-19世纪西方开始盛行“历史比较语言学”，重在追溯语言的发展演变史，关注同一语系中言语实体的比较，意在建构语言家族谱系（全世界语言可大致划分为十大语系）和语言类型（所有语言可大致划分为屈折语、孤立语、黏着语等）。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 1916）一反历史比较语言学之研究传统，抛弃了“言语、外部、历时、实体”等研究对象，力主以“语言、内部、共时、形式”为中心建立起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号称发动了一场语言学界的“哥白尼式革命”，革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命。他大力倡导从共时角度分析语言系统内部要素的关系和规律，实施“关门打语言”的策略，实现了语言“内指论”转向，切断了语言与社会和人之间的联系，仅只关注体认原则最右端的“语言”，这便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革命之精髓所在。

索氏将语言本身视为一个独立的封闭系统，语义也仅在语言系统内部求得，即通过“横组合”和“纵聚合”的交叉点来决定，能指和所指也是头脑中两个心理实体，并不是外界的因素，以使“关门”策略能一以贯之。

有关索氏语言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有多种说法：有学者认为是“经验主义”，有学者认为是“理性主义”，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兼有”。笔者（2001：7）认为，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为“分析哲学”，这就是笔者将其列于图3右边第一行的原因，表明他深受首批（德、英、奥）理想语言学派的影响，劈开纷繁多变、难以把控的“言语表达”，专注于分析理想化、抽象化的“语言系统”，且将其定位于语言内部的形式关系。或许，索氏的这一观点也影响到罗素和维氏等，使得他们建立了分析语言内部形式关系的语哲方法。笔者由于在2001年无暇详述，在事过十二年后的2013年，有三家期刊约稿“纪念索绪尔逝世100周年”，笔者终于腾出时间详加论述，参见《山东外语教学》2013年第1期、《外国语文》2013年第1期和《外语教学》2013年第4期。

我们发现，索绪尔与早期语言哲学家同处一个年代，且两者的基本思考有很多相似之处。索绪尔提出的：

（1）关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

（2）语言之系统具有先验性；

（3）只有语言才使思想出场；

（4）批判久传的语言工具论；

（5）语言与世界整体性同构。

等，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语言哲学观。

在沃尔希洛夫（Volosinov， 1929）出版的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莱塞赫科尔（Lecercle， 2004）出版的A Marxist Philosophy of Language（《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都详细论述了索氏的语哲观，前者还将他冠为“语言哲学第二思潮的重要代表”，这都说明索绪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言哲学家。江怡所列述的语哲研究主要有三大对象：

（1）形式； （2）语言； （3）分析。

它们都是索氏理论中的关键内容，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述。陈嘉映（2003）在他的《语言哲学》中专辟第五章论述了索氏的语言哲学观。这都充分证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完全可定位于“分析哲学（即语言哲学，简称‘语哲’）”。换句话说，现代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也促动了语哲的形成和发展。

3. 第二场革命：乔姆斯基的TG

20世纪下半叶，乔姆斯基（Chomsky， 1957， 1965）于20世纪50年代发动了一场针对结构主义（含描写主义、行为主义）的语言学革命，创建了“转换生成语言学（TG Linguistics）”，深入批判了它们仅只局限于语言系统、或从语言实际表达层面进行结构分析的局限性。

TG学派一方面接受了索氏的“共时、关门”的立场，融入了笛卡尔的天赋观、二元论，以及英美分析哲学中逻实论（为逻辑实证论、逻辑实证主义的简称）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认为结构主义（包括描写主义）仅只关注语言内部结构和要素关系，忽视了“语言来自哪里”这一语言学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随着1950s的科学主义、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的进步和发展，他紧跟时代的步伐，从“结构”转向“心智”，从“描写”移至“解释”，大力倡导从人类心智角度来解释语言的成因，且别出心裁地将句法独立出来进行“形式化”研究，为20世纪的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乔氏拓宽了索绪尔的研究范围，不仅分析语言系统本身，且主要从心智（大致相当于“认知”① ）角度探讨语言的起源。乔氏认为，语言来自于心智中先天的“普遍语法（UG）”，心智具有天赋性，语言出自心智，语言也具有天赋性。因此，乔氏坚定地将其理论基点定位于“语言与心智”的关系上，这从他1968年（1972年扩充版）的专著《语言与心智》（Language and Mind）可见一斑。另外，他的名言“语言是心智的窗口”也是这一立场的具体反映。

他还首次尝试用形式主义的方式来解释心智中句法演算机制，主要关注核心原则右边的“认知”和“语言”两要素。

概括起来，转换生成语言学主要有如下六大特征：

（1）天赋性 （2）普遍性 （3）自治性

（4）模块性 （5）句法性 （6）形式化

这些特征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首先是语言具有“天赋性”，基于此，所有婴儿的初始语法结构都相同，这就是乔氏所论述的“普遍语法（UG）”，又叫“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简称LAD），为乔氏所说的“黑匣子（Black Box）”中所内嵌的先天性认知机制。他还认为这种普遍语法独立于人类的其他认知能力，是心智中专司语言的机制，这便是语言和句法的“自治性”，可用来解释为何婴儿二、三岁时语言表达就较为成熟，却连生活不能自理，还要尿床，数理化是零分。

他不仅认为语言具有自治性，而且句法也具有自治性。正因为句法可以自治了，句法才能在理论上被独立出来，成为乔氏TG理论专门聚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TG的核心内容为“句法学”。为能保证句法的独立性，乔氏还进一步提出了语言的“模块性”，将其分为三大模块：“音位”、“句法”、“语义”，且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句法”，这才导致了他将主要兴趣集中于句法的结果。他还深受当下流行于世的逻实论、科学主义的影响，竭力主张用形式化的方法解释句法的生成和转换途径，以弥补语言学一直未能走上形式化之“康庄大道”的缺憾。或曰：终于使得“落后”的语言学理论赶上了科学主义的“时代潮流”。

根据上述特征可见，TG学派的哲学基础主要受到了笛卡尔的天赋论和二元观的影响，这就是笔者在图3右边第四行后面，在乔氏上方标注“笛”之含义。雷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99）认为，TG学派还深受流行于美国的逻实论、科学主义等的影响，因为他大力倡导用数理演算的形式化方法来解释句法成因。这就是为何在图3中将乔姆斯基TG学派和蒙太古语法与美国奎因（Quine）等学者列在同一行的主要原因。

学界普遍认为，乔姆斯基不仅是个语言学家，他还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哲学家，他在半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天赋论”、“普遍语法”、“心智分析”等都曾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命题。他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在逻实论和科学主义盛行的年代，若干语言哲学家建构了形式主义语义学，而乔氏另辟蹊径，沿着索氏的“关门”思路，开创了“关门打句法”的新策略，且大力倡导形式化句法分析的思路，企图用几个简单的公式（短语结构、转写公式）来解释全人类语言的来源问题。这是何等的智慧！陈嘉映（2003）在论著中辟第十四章曾专论乔氏语哲思想。

另外，乔氏理论中也体现出他深厚的哲学功底，如区分“语言能力vs语言运用”、“表层结构vs深层结构”、“句子二分分析法”，这些都取自于苏格拉底和笛卡尔的二元论；他所区分的“表层结构vs深层结构”还明显打上了罗素的“表层句法结构vs深层逻辑结构”的烙印；乔氏的普遍语法观显然受到了中世纪的普遍思辨语法和近代的普遍唯理语法的影响。

4. 功能派问世：（系统）功能学派理论溯源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在西方社会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常被称为最深厚的理论之一。杨善华（1999：133）指出，作为社会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它始作佣于该学科的创始人孔德和斯宾塞，后经过人类学家布朗（Brown， 1880～1955）、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884～1942）和社会学家杜克海姆（Durkheim， 1858～1917 又译：涂尔干）等的发展，现代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Parsons ， 1902～1979）将其修正为“行动体系”、“AGIL四功能模式”，终于建成了“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宏伟的巨型理论。该理论曾于1940s-50s基本取得统一，被公认为“社会学”的主导研究范式。该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内部各部分、各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相对独立于个人的功能性有机整体。

“功能主义语言学（Functionalist Linguistics）最早始源于1920s-30s，主要从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1923）和弗斯（Firth 1930s-50s）算起。但弗莱格、杜克海姆等也对其产生了较大影响。以下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4.1 语境论

我们知道，弗莱格（Frege， 1848-1925）于1892发表的著名论文“论涵义和外指义（On Sense and Reference）”中率先论述了“语境论”，认为句义可用“组合原则”来解释，此时就必须考虑词语所出现的上下文。他还指出，“晨星（the Morning Star）”和“暮星（the Evening Star）”虽同指一星，但必须明确它们所使用的实际场景，早晨看到的只能是晨星，傍晚看到的只能是暮星，必须根据具体语境来使用相关的适切词语，不能随便交叉使用。

马林诺夫斯基或许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此为图3中上方长斜虚线的含义），于1923年正式提出了“Context of Situation（情景语境）”，强调社会和文化知识在语言交际、语义研究中的重要性，只有结合具体情境才能较好地理解交际中话语的意义。他（1935）在《珊瑚园及其魔力》中写道（参见刘润清 2013：279）：

文化（即一个社团中的全部制度，各种传统的硬性规定，如语言、技术、社交方式）对每个人的影响是一个逐步改造的过程。所谓改造过程，我是指传统的文化方式和规范对成长中的有机体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我的关于文化的全部理论的实质……是把杜克海姆的理论变成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

注意：马林诺夫斯基在文中明确提到了“杜克海姆”，且尝试将杜氏理论应用于语言文化研究之中，这也有力地佐证了图3将他列于杜克海姆之后的想法。

弗斯（Firth 1890-1960）于1930s前后开始在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语言学，且还在伦敦经济研究学院兼职，与马林诺夫斯基同事多年，深受马氏的“情景语境论”的影响。譬如，弗斯对“情景语境”的分层分类就明显受到结构功能观的影响。马氏还曾将语言视为“社会过程”，认为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因为在生活中就必须学习，就要学会各种语言形式作为侧身社会的基本条件。弗斯据此提出了“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这一术语，这是比“情景语境”更广的概念，认为语言研究不仅关注结构特征，更应关注其意义和功能，且还须将言语功能置于社会文化语境中加以审视。

上述这些观点也影响到维特根斯坦，他于1930s就提出了“用法论”（正式发表于1953），认为“解释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描述它如何被使用，而描述它如何被使用也就是描述它进入了社会交往”（Winch 1990，张庆熊等译 2004：134）。因此对于维氏来说，词语的意义不在于其所指对象或符合真值，而在于其所出现的语境，它必须坐落在“生活形式”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解读，这显然都烙上了上述学者的印记。

从这一梳理可见，弗莱格提出了“语境原则”，杜克海姆发展出“社会环境”，马林诺夫斯基建立了“语境理论”，弗斯倡导“文化语境”，他们都看到了语言中的社会性特征，其间明显具有一种理论上直接或间接的传承关系。

韩礼德（Halliday）基于这些论述建立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再次强调“语境意义”的重要性，主张从功能角度分析语言，这也为体认语言学的出场提供了理论铺垫。因此，我们多年来认为“认知”与“功能”两大语言学派为一家，它们合力共同批判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为当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方向。

4.2 结构功能观

杜克海姆主要持“外部整体论”，认为整个社会为一总体结构，可按语言、宗教、行为特征、经济、功能等分出若干群体（Sodality），其日常行为受制于也决定于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即个体受到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制约，当通过参与的时间和结构来理解。其主要观点有：

（1）密切关注社会这一整体的结构功能、社会分工、团体意识；

（2）率先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特殊现象，（如《论自杀》和《社会分工论》）；

（3）科技不一定导致社会进步（如战争），哈氏持与此相同观点；

（4）认为社会学须将“科技理性”扩展到人们的行为研究之中。

帕森斯认为，人类的行动体系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体系（还可继续细分子系统、子子系统），每一层次都具有四种基本的功能要求：适应、目标达成、整合、模式维持，在子系统和子子系统中还各有其对应的子功能和子子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早期完全接受了杜克海姆的“结构功能观”，也主张将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结合起来分析语言。弗斯基于此发展出英国的功能学派，语言学应当关心特定的语言结构执行了什么样的交际功能，这当算是对结构主义（包括描写主义）的一种反思。

马林诺夫斯基到了1930s又受到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和布隆菲尔德的影响，开始关注“行为主义”理论，但杜克海姆对此有保留。正如刘润清（2013：280-281）所指出的，马林诺维斯基并没有完全接受行为主义的观点，一方面说文化影响并改造着人的行为，一方面又相信人的信仰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弗斯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并非仅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语言就是让别人做事的方式，是迫使别人行动的方式（这亦已昭示出“言语行为论”）。他基于此建立起属于英国的语言学理论，发展出英国的“功能学派”，强调语言学应当关心特定的语言结构执行了什么样的交际功能。

其弟子韩礼德于1980s将弗斯的理论发展为“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 Functionalist Linguistics）”。他首先将语言结构系统分成级阶层次，再论述其对应用法；语言三大功能对应三大表现方法（三大语域），这其间可明显看出师生间的传承关系。虽然功能学派在时间上要早于TG学派，但其最新成果“系统功能语言学”要晚于TG学派，因此在图3中将其列于乔氏理论之下。

4.3 系统观

韩礼德不仅受到杜克海姆、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等社会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他同时还受到索氏“语言系统论、关门打语言”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如他借用了索氏的“系统”二字，与布拉格的功能观有机结合起来，融合进了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之中，主张从社会交际角度分析语言（特别是语篇），从而建立了一套“关门分析语篇”的方法：主要基于语篇内部所出现的语法连接词语来探索语篇连贯的思路。

韩礼德根据索氏区分“语言”和“言语”的观点，区分出“语言潜势（Linguistic Potential ） vs 实际语言行为（Actual Linguistic Behavior）”，前者是供语言使用者选择的各种可能性，后者是使用者实际所说出的话语行为，是对语言潜势选择的结果。这也说明韩礼德深受索氏“系统观”之影响。

5. 第三场革命：认知语言学横空出世

学界一直认为，认知语言学、体认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同为一大学派，它们与“形式主义”形成对立，是对前两场革命的革命。本文将20世纪的语言学归结为三场革命，这第三场革命包括了认知和功能两大学派。但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分别讨论。

随着20世纪50-60年代在哲学上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第四转向，很多学者跳出了基于逻实论的分析哲学框架，抛弃了远离人文性的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消解了索绪尔划分“语言 vs 言语”且只锁定研究排除人因素和脱离生活世界的语言系统，也摆脱了乔姆斯基仅关注语言能力，用形式化方法关门研究句法的束缚，他们力主从“生活世界”和“人本性”角度来研究哲学、认识语言。社会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也以“回归生活世界”为基本出发点，更强调从社会、交际、情景等生活世界角度来论述语言，聚焦于研究语言在实际情景中的功能。

认知语言学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发动了针对索绪尔革命和乔姆斯基革命的又一场革命。它坚决批判索氏的语言系统先验论和乔氏的天赋观和自治论，认为人类的心智、概念、语言等都是来自于“体、认”，进一步拓宽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它站在时代最前沿，吸收了后现代哲学中很多基本观点，提出了若干很有价值的建设性理论，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语言学、语言哲学的认识。它既代表着当今国内外的主流语言学派，也是哲学第四转向和语言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认知语言学基于乔氏上述6大特征，针锋相对地提出了：

（1）体验观； （2）差异观； （3）依存观；

（4）整体观； （5）构式观； （6）非形式化

的全新理念，认为语言绝非天赋的能力，而是后天通过人与现实互动体验习得的；跨语言中不存在什么普遍语法，主要是语言各有特征；语言和句法绝非自治，而是紧密依附于其他认知能力；音位、语义、句法是互相交融的整体，不可被切分为不同模块；语言是由构式组成的；形式化不适用于语言研究。

维特根斯坦（1953）后期的专著，不仅开创了语用学（包括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新时代，而且还直接影响到雷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等创立的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特别是“家族相似性”、“基于用法模型”、“语义模糊论”等直接受益于维氏后期观点。

雷柯夫和约翰逊接受了维氏后期及其他后现代哲学家诸多观点，深入批判了西方流行两千多年的客观主义哲学传统，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非客观主义”的“体验哲学”，主要包含三条基本原则：心智的体验性；认知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充分体现了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思想。基于其上形成的认知语言学大力倡导从人类的十数种基本认识方式 （如：互动体验、意象图式、 原型范畴、概念化、概念整合、心智空间、 隐喻转喻、关联、认知模型（CM、ICM、ECM）、识解（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突显））等来统一分析隐藏于语言背后的形成机制，又为语言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引领着21世纪语言研究的潮流。

我们（2014）近来主张对国外理论进一步做本土化处理，拟将“认知语言学（CL）”修补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 简称ECL）”。后者基于前者，既长于斯，也高于斯，主要突显了“语言的体验性”这一语言的重要性质，详见笔者发表于《外国语文》2014年第6期的文章。ECL还包括我们团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参见王寅于2015年即将出版的《认知语言学分支学科建设探索——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提出了若干有我特色的本土化观点。

ECL主要提出了如下“核心性体认原则”，它基本展现出ECL的关键理论，现表述如下：现实 —— 认知 —— 语言

据此可知，人类的语言来自于对现实世界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将这两个字整合起来便可得到“体认”二字，汉语中正好就有这一词语，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被定义为“体察认识”，ECL的基本理论与其完全相符。

根据这一核心原则还可解读出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的渐进式发展历史：

索氏聚焦于语言系统本身，仅只关注“体认原则”最右端的“语言”要素；乔氏倡导从心智角度解释语言成因，在索氏的基础上增添了“心智（相当于‘认知’）”要素，重点研究“认知”和“语言”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乔氏认为心智和语言都具有天赋性、自治性等特征；CL和ECL针对天赋性和自治性提出了“体验性（Embodiment）”这一关键性特征，即在乔氏的“心智 vs 语言”左边又增加了“现实”这一基础性要素。

可见，ECL这一核心性体认原则正代表着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的基本发展脉络，也体现出语言理论研究中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显得更为全面和深刻。它不仅回答了乔氏“语言来自何处”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对应于西方哲学中三次转向：毕因论（即本体论）旨在透视出现实世界背后所存在的本质；认识论聚焦于人们如何认识世界，知识来自何处；语言论关注通过语言分析解决哲学中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研究人们如何表达毕因和认识（参见图2中最后一行的标注）。

无论从纵向的语言学理论发展来说，还是从西哲三个转向进程来说，体认语言学都代表着这两个学科理论的前沿。

6. 当今人文学科前沿之我见

现将西方哲学第三转向（即语言论转向）中的两大学派“英美分析哲学vs欧陆人本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思潮”的第四转向（为便于论述，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汇总列述如图3，该图最右边一栏则标明了20世纪三场语言学革命的哲学或语言哲学基础。

从图3最右栏可见，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与流行于彼时的分析哲学中的理想语言学派享有共通的观点，这就是笔者（2001：7）为何主张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定位于分析哲学的原因（参见王寅 2013）。乔姆斯基深受流行于那时的科学主义和逻实论，主张用形式化方法来分析语言中的句法，这显然可归类于美国理想语言学派之中。

图3中两条斜虚线是表明马林诺夫斯基的语境论和弗斯提出的功能语言学分别受到了弗莱格的“语境论”、杜克海姆的“社会环境”和维特根斯坦的“用法论”的影响，这便于我们理清（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同属一派，可总称为“认知功能语言学”，它与乔姆斯基等的TG学派所主张的“形式语言学派”相对。

顺着西方哲学的四个转向的路径，建设性的后现代第三期哲学思潮则代表作当今哲学领域的最前沿，即图中倒数第三和第二行。沿此思路发展而来的体验哲学（EP）、心智哲学（P of Mind）、中国后语哲、认知语言学（图中最后一行，标有下加双线）等亦可视为当今人文学术之前沿，我们基于此提出的SOS（Subject-Object-Subject Understanding Model）、体验人本观、ECL也代表着全世界人文学科（包括语言学）的最前沿。因此，我国学者并非闲云野鹤，单打独斗，而在此处与西方学者接上了轨，携手并进，共同为全世界建设非物质文化财富作出了贡献。

7. 结语

CL和ECL的上述立场代表着当前语言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其历史意义不在于仅提出了诸如“隐转喻、意象图式、认知模型、概念整合”等分析语言的具体方法，而在于终使落后于文学和翻译的语言学（语言文学有三大分支：文学、翻译学、语言学，前两个学科早已进入后现代时期，而语言学一直徘徊在客观主义哲学理论的窠臼之中）摆脱了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客观主义、形式主义”理论框架的束缚，将其带入到世界人文大潮研究之前沿 —— 后现代第三期的建设性时代。

因此，只有站在后现代哲学的最前沿，才能看清楚语言学理论的最前沿；要能在学术上实现“与时俱进”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

（1）我们现在究竟在哪里？

（2）我们已经做了些什么？

（3）我们到底还能做什么？

图3最下一行所标的下加双线，代表着当今世界人文学科大潮之前沿，它也是语言文学的最前沿 ②，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一生！

只有导师进入到学术前沿，学生才能跟进到前沿，我国的语言研究和教育才有前途，才可实现在这一领域让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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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寅，男，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语义学和英汉对比等领域的研究。

通讯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四川外国语大学语言哲学研究中心，邮编400031

E-mail：angloamerican@163.com

（责任编辑：周统权）

作者：王寅

拉图尔科技哲学论文 篇3：

从先验到经验:认识中介的现实回归

康德、卡西尔和波普尔关于知识的认识论中都有三个层次，并且其中都有一个中介。从康德的先验图型，到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再到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中的“世界３”，哲学中的认识论逐渐地由玄虚走向实在。这也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认识中介；先验图型；符号形式；“世界３”

谢冬冰（１９６９—），男，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江苏城市职业学院传媒艺术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与文化学。（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３６）

本文受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者带头人培养对象基金资助。

认识论的发展是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演进的。古希腊的柏拉图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神话迷信的影响；康德的“纯粹理性”中虽然还能看到柏拉图“理式说”的影子，但其认识论已经吸收了同时代的数学、天文学等诸多方面的科技成就；其后的哲学认识则越来越依赖科技对人类和宇宙自然探索的深度。本文试图从康德、恩斯特•卡西尔以及卡尔•波普尔哲学认识论的中介来简要梳理人类近现代以来哲学认识的演进轨迹。

一

康德将其哲学比喻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以凸显其哲学思想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康德之前，在哲学领域中盛行着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套学说。前者追求认识的普遍必然的真理性，认为一切真理、一切知识的来源和标准，都应归结于所谓先天理智中潜在的天赋观念和自明原则。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先验的理式”。后者则反对“天赋观念”，认为一切知识都起源于感觉，正如洛克所说的，心灵是一块白板，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我们的全部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结底都是起源于经验的。双方都各自片面地强调认识中的一个方面，而完全排斥另一个方面，因此理论上有着明显的漏洞。康德企图用自己的“批判哲学”将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以使人类的哲学认识有一个革命性的突破。

康德哲学企图发现“真实的世界”，即我们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其根基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直观能力和悟性之上。之所以强调是“我们自己的”，是因为以往的哲学，无论是唯物论还是经验论，都认为在追求真理，追求真实的过程中，人总是被动的、消极的。而在批判哲学中，对实在的认识，已不再是将超验意识的世界特性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相反，是我们的意识主动地构成世界。

康德哲学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主体性问题。只有到他那里，有关这个宇宙准确的而又不依赖于经验的陈述，才成为可以理解的。也只有到他那里，哲学的主题，才从对知识真实的追求转为对人类认识的诸形式，即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功能的判断与限定。从被动的符合转而成为主动的构造，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另一方面，康德对于有关实在的知识的说明和他对于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形成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转折点。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人的意识的能动作用。其后的哲学家，无不以人类意识的能动作用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当代的哲学家们很少不是以探讨康德观点的方式为起点的。他们或者肯定康德的立场，将先验主体的概念置于中心地位；或者向康德的基本观点提出挑战，对先验综合判断作出与康德全然不同的解释，甚至彻底否定先验综合判断的存在。总之，康德之后的哲学，循着康德提出的问题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展开。这应该是康德将自己的理论自诩为“哥白尼式革命”的宏观意义。

实质上，康德哲学的革命意义就在于他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研究转向了认识论研究。在他的哲学中，认识就是一种“先验综合判断”。

康德认为，只有先验综合判断才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才能给人以知识。而这种先验综合判断又必须在两个先决条件下才能进行。首先，要有感官知觉的对象，这是认识发生的第一步。其次，感官对象为意识的感受功能提供对象或直观，然后这些对象为知性所思维和理解，由知性产生概念。即是说，感性的直观对象和具有统觉作用的知性思维是先验综合判断的前提，也是知识的两个必要条件，二者缺一不可，“知觉和概念构成人类一切知识的要素，”“无概念则直观盲，无内容则思维空”[１](Ｐ７１)。那么，感官知觉如何可能？知性又如何可能呢？

康德认为，感性知觉的必要条件是感觉（颜色、声音、硬度等），但是仅有感觉是不够的，因为感觉仅仅是分散的意识，仅仅是由某种别的东西使人产生的主观状态，仅仅是排列在时空中的直观对象，需要知觉进行综合。因此，知觉又以材料或内容（感觉对象）和形式（时空）为必要条件。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感觉对象在康德哲学中也是先验的。康德认为，人的心灵不仅接受感觉，而且它还知觉感觉，即具有先验地知觉空间和时间的能力。也就是说，把感觉对象排列在时空中不是依靠经验的直观，而是依靠心灵固有的先验的能力。时间是内在感觉的形式，空间则是显现在意识中的感觉形式。

但是，这些没有联系的知觉仍然不是知识；只有在意识中以某种方式把两种以上的知觉经验加以联系，才能构成知识或判断。没有一个能综合思维的心灵，即知性，知识或判断就是不可能的。知性是直观和概念的统一，它不单有感受性，而且有能动性和自发性。直观关乎感性知觉；知性涉及概念，它用概念来思维。知性不能独自直观或知觉任何事物，感性不能独自思维，二者区别分明。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可能有知识。而这种结合还需要一个中介物，即“先验图型”。知性以不同的图型将知觉联系起来，这些图型是先验的，所以被称为知性的纯粹概念或范畴。知性能力就是判断能力，康德根据知性的１２个范畴把判断分为１２种。

有了判断就产生知识。康德认为，知识就是知性把纯粹概念运用到由感觉所提供的，在知觉中占有一定时空的对象上。当然，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先验图型”作为纯粹概念与感官知觉之间的中介观念，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它既是纯粹的，又是可以感觉的，它产生于想象力。最符合先验图型的条件的是时间。因为感性与知性在时间中能够得到统一。比如，把时间看作一系列同质的“片刻”，一个“片刻”是一，几个“片刻”就是多，一切“片刻”就表示普遍，从而也就得到数目，这就是量的范畴。从时间方面看内容的“先验图型”，就表现了质的范畴，因为理智把时间中的先验实在看成不变的，并且实体、因果和相互性范畴都表现在时间这一表示秩序的“图型”中，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等１２种判断也表现在时间的总括中。因此，时间是最基本的“先验图型”。

所以，康德哲学认为知识的获得过程是这样的：知性→先验图型→知觉对象：知识。当然，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在康德看来，人类的知识只是关于事物现象的知识，而不是关于“物自体”的知识，因为“物自体”是人类永远无法认识的。而且，“知识”就是指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这也是当时整个哲学界的认识。

二

从近代开端直到康德，理想的知识只是数学与数理自然科学，除了几何学、数学分析、力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能称得上是“严格的科学”。因此，对于当时的哲学来说，文化世界如果是可理解的、有自明性的话，就必须以清晰的数学公式来表达。这种状况直到卡西尔的时代仍然没有改观。当时居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卡西尔为该派三大主将之一）仍然一味致力于研究“纯粹认识的逻辑”（柯亨），建立“精密科学的逻辑基础”（那托尔普）。卡西尔早年也是沿着这样的路子走的，在写于２０世纪初的巨著《近代哲学与科学中的认识问题》的前两卷中，他第一个在将大量的科学家如开普勒、伽利略、牛顿、欧拉等引入哲学史，详尽地分析他们的哲学基础和科学方法。但是不久以后，他就开始怀疑这种单向的哲学路线能否解决一切问题。在《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一卷前言中，他明确地提出了怀疑：“我１９１０年的著作《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基本上是研究数学思维和科学思维的结构的。当我企图把我的研究结果应用到精神科学的问题上时，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一般认识论，以其传统的形式和局限，并没有为这种文化科学提供一个充分的方法论基础。在我看来，要使认识论的这种不充分性能够得到改善，认识论的全部计划就必须被扩大。”[２](Ｐ６９)正是这种“扩大认识论”的大胆设想，极大地激发了卡西尔的想象力，给他的哲学研究带来了另一番天地。

卡西尔的“扩大认识论”就是把人文学科或整个人类文化都纳入了研究系统。他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精神生活，除了在一个科学概念体系内起着作用并表述自身这种理智综合形式以外，还存在于其他一些形式之中。”“其他一些形式”，就是语言、神话以及与之密切相连的宗教、艺术等。在他看来，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所有这些“其他的形式”，都并不低于逻辑和科学认识这种形式，因为说到底，逻辑和科学认识在本质上无非是人类把特殊事物提高到普遍法则的一种手段。但问题是，神话、语言、宗教、艺术等同样也都具有把特殊事物提高到普遍有效层次的功能，关键只在于“它们取得这种普遍有效性的方法与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截然不同而已”。因此，“这些符号形式尽管与理智符号不相类似，但却同样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而与理智符号平起平坐。……每一种形式都……是人类精神迈向其对象化的道路，亦即人类精神自我展示的道路。如果我们以这种洞识去考虑艺术和语言、神话和认识，那么它们便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从而为文化科学的普遍哲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入口。……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康德所发动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就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扩大了的意义。它不再只是单单涉及逻辑判断的功能，而是以同样的正当理由和权利扩大到人类精神得以赋予实在以形式的每一种趋向和每一种原则了。”[２](Ｐ７８－７９)根据卡西尔的理论，康德的“知识批判”或“理性批判”的范围必须拓展，必须把康德的“理性的批判变成文化的批判”[２](Ｐ８０)。即“除了纯粹的认识功能以外，我们还必须努力去理解语言思维的功能、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功能、以及艺术直观的功能。”[２](Ｐ７９)由此，“我们就能够有一种系统的关于人类文化的哲学”[２](Ｐ８２) 。

卡西尔通过大量的文化人类学的材料证明，神话并非只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妄想，而是有其自身的“概念的形式”[３](Ｐ３４)、“概念的结构”[３](Ｐ９７)，因而也就必然具有“一个可理解的意义”。“把这种意义揭示出来就成了哲学的任务”[３](Ｐ９４)。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这种最理性的东西、人的科学认识这种最纯粹的理性能力，决不是人类原始的天赋，而是后于神话思维所取得的成就。它是人类智慧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起点，“人早在他生活在科学的世界中之前，就已经生活在一个客观的世界中了。……给予这种世界以综合统一性的概念，与我们的科学概念不是同一种类型，也不是处在同一层次上的。它们是神话的或语言的概念”[３](Ｐ２６４)。“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都不得不通过一个神话阶段。”[３](Ｐ２６５)

在这种认识下，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结论：一种真正充分而彻底的哲学认识论，即“一种人类文化哲学必须把纯粹科学认识这个问题往下追溯到更远的根源。”[３](Ｐ２６４)换句话说，哲学以及认识论的研究起点不应该是“纯粹科学认识”这种人类智慧的最后成就，而应是人类智慧的起点——语言与神话。

所以，卡西尔的认识论是以整个人类文化为认识对象的，它不仅使用科学的理性的认识手段，还使用神话的艺术的认识手段，而所有这些认识手段都必须在符号中表现出来，只是科学的认识手段和神话的艺术的手段所采取的认识方法很不相同。这是因为在我们对世界及人类文化的认识中，既有“一种概念的深层，同样，也有一种纯形象的深层。前者靠科学来发现，后者则在艺术中展现。”[３](Ｐ２１５)所以，卡西尔认为，艺术也可以被称为是知识，不过它是一种别具一格的知识。他引用夏夫兹博里的话说：“一切美都是真”。尽管科学的和艺术的两种真理大不相同，但并非相互抵触或相互矛盾。“因为艺术和科学是在完全不同的平面上行进的，所以它们不可能彼此相矛盾或相反对。科学的概念解释并不排斥艺术的直观解释。……在形式中见出实在与从原因中认识实在是同样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任务。”[３](Ｐ２１６)

综上可见，在卡西尔的认识论中知识的产生应该按照这样的过程：精神文化→符号→心灵表现：知识。一句话，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产生于他所创造的文化之中，它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化符号形式表现出来的。

到此我们可以看出，卡西尔认识论和康德认识论的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康德生造出了一个“先验图型”作为认识的中介，而这种先验图型完全是一种唯心的彼岸世界的东西，虽然他极力强调它的可感性，但仍给人一种镜花水月的虚幻感。卡西尔拈出符号作为认识的中介，就完全把康德的那种谈玄说理式的认识论拉回到了活生生的现实，虽然卡西尔的认识论还是脱不了唯心主义的根底。但仍可以说，卡西尔对康德哲学又是一次巨大的革命！

三

当然，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和那个时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康德时代，正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从而决定了康德的知识论研究主要与这些学科相联系。而１９世纪下半叶到２０世纪上半叶，正是西方人类学、神话学、语言学、深层心理学等学科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在如此众多的文化领域被不断开掘出来以后，如果知识论研究还停留在只与数理科学相关，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从这个角度看，卡西尔哲学的“转向”也就水到渠成了。

时代发展到今天，各种科学较之以前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对知识论的认识也有了新的提高。当代著名哲学家、人文社会科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把物理世界称作“世界１”，包括物理的对象和状态；把精神世界称作“世界２”，包括心理素质、意识状态、主观经验等；“世界３”指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即思想内容的世界或客观意义上的观念世界或可能的思想客体世界，包括客观知识和艺术作品，内容非常广泛，如科学问题、科学理论、理论的逻辑关系、自在的论据、故事、解释性神话、工具等。

波普尔认为，这三个世界都是实在的，它们之间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作用。首先，“世界１”和“世界２”相互作用，按唯物主义观点，就是物质决定意识，如衣食能给人以温饱和充沛的精力，这是“世界１”作用于“世界２”；人的坚强意志能克服种种外部世界带来的困难，这是“世界２”作用于“世界１”。其次，“世界２”与“世界３”也相互作用，如音乐家因受炽热情感的影响写出优美动听的乐章，这是“世界２”作用于“世界３”；反过来，好的音乐能激发起听众内心的感慨或热情，这是“世界３”作用于“世界２”。波普尔认为，肯定“世界３”对“世界２”的反馈作用十分重要，因为一般人认为科学家可以根据本人的主观意愿任意创造出“世界３”的对象——科学理论，因此在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时，总是只注重研究科学家的“世界２”——心理活动或认识活动，而忽视对“世界３”，即科学知识自身发展的“自主性”的研究。最后，“世界１”与“世界３”也相互作用，不过不是直接地发生作用，而是以“世界２”为中介间接地发生作用。最好的例证是人脑(“世界１”)和语言（“世界３”）之间通过“世界２”（人的意识）的相互作用，不仅促进了脑进化，也促进了语言发展。不承认“三个世界”的实在性及其相互作用，就不能科学地理解和研究人及科学知识的产生与发展。

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从康德的完全的彻底的唯心论，到卡西尔后回到了符号这一可以感触的文化实体，再到波普尔哲学，才完完全全地落到了客观实在。这是一个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也可以说，康德、卡西尔和波普尔关于知识的认识论中都有三个“世界”，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三个“世界”中的要素逐渐地由意识世界走向了活生生的现实。

[参考文献]

[１](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Ｍ]．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２]Ｅｒｎｓｔ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Ｆｏｒｍｓ[Ｍ]．ｖｏｌ．１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３．[３](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Ｍ]．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５．

【责任编辑：龙迪勇】

作者：谢冬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