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的贤人政治

论柏拉图的贤人政治（共6篇）

篇1：论柏拉图的贤人政治

柏拉图的贤人政治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其后西方哲学和智能感知学以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黑格尔称赞道：“哲学之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他们比起所有别的哲学家来，应该可以叫做人类的导师.”

在《国家篇》里，柏拉图描绘了一个正义得到全权实现的理想国家的蓝图，根据国民素质不同进行社会分工，人们对各自的工作绝不互相侵犯，忠于职守，以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为“从善”,即幸福之根本的幸福国度。当然这是一种建立在理论意义上的理想国家，不但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甚至其是否能够得与实现也根本无法证明。为此柏拉图避开了对这样的理想国家能否实现的直接证明，把论点转移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理论上的理想国家最有可能实现的问题的论述之上。哲人王的问题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来的。哲人为王，或者王者追求哲学的政治理想是一种“优秀者支配制”，即所谓“贤人统治”的国家制度。

哲人是因为拥有“真知”被拥立为王吗? 在柏拉图哪里用友善的知识是获得真正的幸福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只有哲人才能不懈地追求拥有绝对意义的本质的善的知识，因此哲人才能称得上幸福的真正追求者，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幸福，上述的理解为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理想提供了最根本的理由和理论依据。拉图哲学中关于哲人的界定是众所周知的，哲人是爱智者而不是有智者。在《会饮篇》和《吕西斯篇》等对话篇里柏拉图明确指出：有智者不会热爱智慧，那是因为已经拥有了智慧;无知的无自觉者也同样不会追求智慧,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智慧,活在”臆见”之中;只有无知的自觉者才会热爱智慧。那么作为爱智者的哲人，很明显还不拥有真知。也就是说，正因为没有真知才孜孜不倦的追求真知，才是“爱智者=哲人” 哲人王的理论依据

被帕拉图认为哲人为王的理由首先在于哲学之路并不是对谁都是敞开的，从事哲学的人必须拥有天生的素质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对真正的哲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及其条件做了以下四点的规定：

1热爱学习，没有学科偏好 2热爱对真实的关照

3气宇恢宏，端正无欲。不奴性，不懦弱。

4记忆力和理解力都是超群的，容易引导其对每一事物的本真的认识

对于这四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之后，最后做了如下归纳性的叙述： “哲学是对于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节制的人，就不能很好的从事的工作”。很明显柏拉图对着人的要求来自与哲学这种工作的本质所致，这一点相当重要。

柏拉图在哲人素质的规定中，其重点是放在对哲人的先天素质与后天的追求与发挥相吻合上。两者完全达到一致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哲人。为此现实中辨别真正的哲人与否显得格外重要。在此基础上柏拉图进一步揭示了把对真实的热爱作为最根本的辨别尺度的意义，这人的真实之爱正是其被拥立为王的最根本理由。哲人王制的实施

在柏拉图的心目中，首先建立和维护社会分工制度。这是理想城邦的基本制度哲学家要极力防止不同等级的人相互混杂，等级间的混杂被柏拉图视为国家堕落和灭亡的根本原因。

为实现国家统一和强盛国家内部的和谐团结以及培育出公民优良的品质理想国在哲学家和军人内部废除了私有财产和家庭。柏拉图认为是国家引起分裂产生不行的最大原因在于国民各自拥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为了尽可能在社会上消除不行首先不许把国民各自的私有观念根除，培养统一的共有意识。

对公民（哲学家和军人）的教育。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以大量的篇幅详尽的讨论教育问题，把教育成为唯一重大的问题，认为城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他认为要实现理想国家必须把儿童们与10岁以上的人隔离开来由国家实行统一教育，可以说这一措施为理想国家建设中所发生的妻儿共有埋下伏笔。因为教育中需要由国家收养的10岁以下的孩子进行统一教育，这就是柏拉图提倡妻儿共有制度所追求的目标，即被国家所允许的优秀男女之间所生的孩子一出生就要与其父母分开，由国家代替父母开抚养孩子。

在理想国一书中法律明显的被置于次要位置因为柏拉图设想统治者哲学家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真实的知识，又有不会偏私和不会被腐蚀的品行。所以在他们治理的城邦里法律只能是蹩脚的工具。柏拉图所宣扬的政治思想并没有成为现实中的国家制度，他在政治上的哲学王思想是彻底失败了，理想社会的宏伟蓝图只是理想中的画面而已。但如康德所说这种完善的国家可能在实际上永远不会实现，然而他并不影响这理念的正确性。黑格尔油漆推崇柏拉图的思想的价值他说柏拉图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是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创作之一，它从产生起直到以后各个时代对于文化和精神的发展曾有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篇2：论柏拉图的贤人政治

中图分类号：B50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080-03

一、“政治贵族”观点的历史社会合理性 柏拉图出身贵族，自幼良好的家庭背景使得幼年的柏拉图便能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染指社会，而且师从名师的他能够积累丰富的知识，譬如他青年时代就结识了克拉底洛并熟悉了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并对他影响终身[1]，这在笔者看来为他后来崇尚贵族政治有莫大的关系，其本身的贵族出身所训养的立场在更多的时候表现在对平民力量的忽视，仅仅重视君主个人素养的政治主张上，认为只有只有哲学王依据他的理念论才能看出现实城邦的种种弊病，才能够对症下药。

而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柏拉图生活的希腊时期的文明应该可以称作“贵族文明”。希腊文明的前身是包括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米诺斯文明在内的爱琴文明。爱琴世界既吸收了埃及文化又吸收了两河流域的文化，更吸收了赫梯文化，兼容并蓄的希腊人加上他们自己的创造爱琴文明，使得他们的文明程度在当时无人可望其项背。它既有繁荣的商贸业，又有能生产青铜器和铁器的制造业，而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基础之上它的公民社会的萌芽发育十分健康，活泼的商业生产活动成为社会阶层间空间、社会地位不断流动的原动力，而具有强烈地域属性的文化便利的营造了一种文化认同圈，这便为后来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制的孕育制造了必要前提。

所以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古希腊各城邦在雅典城邦政治改革模式的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纷纷确立起了民主城邦制度。古希腊民主城邦制的内容主要涉及城邦公民资格、城邦公民权利义务以及城邦机构设置等多个方面[2]。曾经厚积的政治与哲学智慧纷纷生根发芽，一派欣欣向荣的政治图景。

虽然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是古代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虽然雅典的民主令无数后人心醉神迷，虽然那是一个充满理性、思辨的时代。但对像柏拉图那样的思想者以及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政治是什么？是追求个人或者派别利益的舞台，还是一种通往幸福、和平的生活的途径？

这便如歌剧《骑士》中的一幕经典对话：“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3]这便可以反映雅典城邦政治的阴暗侧面，一些无知而卑鄙的权贵把持着政权，即使民主的光环再耀眼也难以掩盖这些污点，虽然这对那个已经走在世界政治史前列的时代有不恭的嫌疑，但是政治的斗争，最高地位的争夺有时所依赖的就是这类的攻讦诽谤。所以柏拉图的“贵族政治”思想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在柏拉图的思维领域里，“贵族”的含义既包括门第的也包括精神的，而且血统的高贵和智力的优异在他认为常常如影随形，但总会有时“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这时如果在工匠的后代中发现金有银者，便可将其提拔为治国者阶层，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凡治国者最重要的品质便是智慧和美德，这样被尊为“精神贵族”“思维领袖”的他们便可以领导国民的德行的增长[4]。而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统治的观点，当然这里的哲学王并非从事专门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而是对人类政治生活有着很强的穿透力，能够把握住政治生活的秘密，把深奥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现实连接起来，在危难的时刻点醒人民的精神与政治领袖。

可以说，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有其当时社会的合理性，表现在其《理想国》之中的政治倾向虽然略显保守，但是，它是基于雅典城邦制一些缺陷所提出的，对于当时比较激进的城邦制度来说，只是折中主义的做法。而且他这种提议和设计都是为了保证能够在国家中选拔出真正出类拔萃的统治者，同时为他们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政治艺术提供尽可能广阔的空间。至于那些统治者—哲学家如何在这一空间中纵横捭阖，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

二、柏拉图“贵族政治”的精蕴与内涵

柏拉图一生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国”城邦制度以及“贵族政治”治理体系虽然看起来过于理想而脱离现实，在思想上似乎能够找见“太阳城”的踪影，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蕴含的精蕴。

首先，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城邦之所以“理想”的先决条件是整个城邦公民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深厚，而且城邦的最高价值标准便是城邦内部和谐一致性和城邦的整体性上的融合。这种思想实质上便是对前文提到的潜伏于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的批判。也是他对于政治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并且柏拉图在这一问题上还认为在这一治理观念下法律规则是不必要的，这便是于海所说的“正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无讼’”。因为法律的原则过于生硬和抽象，只能作为常态的或普通的运用，时不大于适合复杂的情况的，而且在他看来因时制宜的自由裁量远胜于硬性的规则，而如何因时制宜的考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裁定者的个人素质。一个机敏富有涵养的裁定者的判定会使得被审判者既受到合理的裁决又避免法律的冰冷。

据说这种批判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柏拉图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积极地“入仕”的念头，有意在政治的舞台上大施拳脚，但是严酷的政治现实却使他心灰意冷感到处处受到压制，尤其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政体污蔑以渎神罪而被处以极刑给了他很大的打击，所以他反复思之，终于认为只有哲学家掌权或者政治家变为哲学家，这样既能带领全体公民道德上的进步，进一步促使公民精神的崛起。还能避免政治上的盲目性以及决策的武断性[5]。其次，柏拉图十分推崇城邦之中建立合理的分工体系，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团结在“哲学王”和“精神领袖”的领导之下。这便是城邦存在的又一个前提，即城邦本身有一个合理的社会架构，生活在城邦的人有着不同的分工，扮演着不同且不可或缺的角色[6]。每一个阶层各司其职，形成一台紧密咬合的机器，会把这种政体一直延续下去。

城邦之中的农民、各种工匠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是社会基本生活不可或缺的，当然医生和教师作为“公共必需品”也是不可少的。而且哲学家作为教师的教师也是不可少的，最后武士作为保家卫国以及维护城邦内安定的因素也是不可少的。这正是“这三个部分各自执行自己的职责而不互相干扰和僭越的时候便有了正义”[7]。再次，这一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集权”，这一观点的体现便是柏拉图在设计过程中规定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尤其是应当服从整体的善的问题，即城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是第一位的，个人不过是城邦有机体中的部分，理应为城邦的和谐作出贡献。“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该给她什么任务，以便使大家各就其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8]便是这一理想的直接体现。

三、“贵族政治”对现今制度的启示 虽然柏拉图的思想的不可实现性比较大，但是仍具有其合理内核，否则就不能解释其近千年来仍受学者追捧这一事实，应该给予辩证的思考与看待，这样才能够做到“扬弃”。

第一点，其所宣扬的超越自我的社会公共精神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柏拉图的设计中，人民在“哲学王”的带领下，普遍存在的便是那种超越自我的公共精神，每一个人努力为城邦做贡献并且将私人生活至于公共生活和共同事业之下，每一个公民重视对城邦的忠诚与归属，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十分明显。

柏拉图乐观地坚信，单纯依靠个人理性的思考、觉悟乃至计算，再加上“哲学王”的理性教育，人就可以具备私人生活中需要的私德，也可以形成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现代公民精神。他们对人、进而对公民有一种理想化、浪漫化的认知，当然也就觉得，不需要私人社会的中介，人就可以从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直接通往完美的公民社会。

第二点，柏拉图强调公民道德的提高的一个前提便是强调文化的教育还是培养公民精神和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不同的教育应该同时相互协调地进行，使公民兼有不同的好的品质以避免因单一而走向极端。“孩子们如果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于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而这种守法精神又反过来反对不法的娱乐，那么这种守法精神就会处处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令他们健康成长。国家一旦发生任何变革，他们就会起来恢复固有的秩序”。身心健康的公民才能“在心灵上意气奋发”成为国家的“护卫者”。这样又反过来补充了第一个观点。第三点，柏拉图运用了人性论的基本内容，以人性来解读城邦的本质。城邦从整体上有如一个完整的个体,在人的灵魂中有欲求、激情和理智三部分。与此相应,城邦是由拥有欲求的体力劳动者和商人,拥有激情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所组成的。这要求管理者不仅仅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更应看成是一个呼吸着的活着的灵魂，这样就必须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对待自己所管理的社会，这样才能在治理工作中更加完满，制定的政策也会更有人文气息。

这样三种互补的观点便构成了其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其所宣扬的“哲学王”治理模式的可以作为启发公民精神的工具。

四、总结

篇3：论柏拉图的贤人政治

摘 要：柏拉图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最为典型，最为鲜明的理想主义信徒，其最为得意的“理想国”思想也便被赋予了自不待言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从“金银铜铁”代表不同的阶级到崇尚“哲学王”对城邦的统治，无一不流露出其思想体系里理想国的首领必然是一个智慧贤达的俊杰，是集超越凡人的美德、聪慧于一身的“精神贵族”，这便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贵族政治的体现，无论这一政治观点的可行性有多高，理想化程度有多深，这毕竟体现了古往今来公民社会的一个共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关键词：贵族政治；公民精神；启发

中图分类号：B50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080-03

一、“政治贵族”观点的历史社会合理性

柏拉图出身贵族，自幼良好的家庭背景使得幼年的柏拉图便能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染指社会，而且师从名师的他能够积累丰富的知识，譬如他青年时代就结识了克拉底洛并熟悉了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并对他影响终身[1]，这在笔者看来为他后来崇尚贵族政治有莫大的关系，其本身的贵族出身所训养的立场在更多的时候表现在对平民力量的忽视，仅仅重视君主个人素养的政治主张上，认为只有只有哲学王依据他的理念论才能看出现实城邦的种种弊病，才能够对症下药。

而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柏拉图生活的希腊时期的文明应该可以称作“贵族文明”。希腊文明的前身是包括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米诺斯文明在内的爱琴文明。爱琴世界既吸收了埃及文化又吸收了两河流域的文化，更吸收了赫梯文化，兼容并蓄的希腊人加上他们自己的创造爱琴文明，使得他们的文明程度在当时无人可望其项背。它既有繁荣的商贸业，又有能生产青铜器和铁器的制造业，而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基础之上它的公民社会的萌芽发育十分健康，活泼的商业生产活动成为社会阶层间空间、社会地位不断流动的原动力，而具有强烈地域属性的文化便利的营造了一种文化认同圈，这便为后来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制的孕育制造了必要前提。

所以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古希腊各城邦在雅典城邦政治改革模式的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纷纷确立起了民主城邦制度。古希腊民主城邦制的内容主要涉及城邦公民资格、城邦公民权利义务以及城邦机构设置等多个方面[2]。曾经厚积的政治与哲学智慧纷纷生根发芽，一派欣欣向荣的政治图景。

虽然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是古代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虽然雅典的民主令无数后人心醉神迷，虽然那是一个充满理性、思辨的时代。但对像柏拉图那样的思想者以及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政治是什么？是追求个人或者派别利益的舞台，还是一种通往幸福、和平的生活的途径？

这便如歌剧《骑士》中的一幕经典对话：“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3]这便可以反映雅典城邦政治的阴暗侧面，一些无知而卑鄙的权贵把持着政权，即使民主的光环再耀眼也难以掩盖这些污点，虽然这对那个已经走在世界政治史前列的时代有不恭的嫌疑，但是政治的斗争，最高地位的争夺有时所依赖的就是这类的攻讦诽谤。

所以柏拉图的“贵族政治”思想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在柏拉图的思维领域里，“贵族”的含义既包括门第的也包括精神的，而且血统的高贵和智力的优异在他认为常常如影随形，但总会有时“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这时如果在工匠的后代中发现金有银者，便可将其提拔为治国者阶层，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凡治国者最重要的品质便是智慧和美德，这样被尊为“精神贵族”“思维领袖”的他们便可以领导国民的德行的增长[4]。而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统治的观点，当然这里的哲学王并非从事专门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而是对人类政治生活有着很强的穿透力，能够把握住政治生活的秘密，把深奥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现实连接起来，在危难的时刻点醒人民的精神与政治领袖。

可以说，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有其当时社会的合理性，表现在其《理想国》之中的政治倾向虽然略显保守，但是，它是基于雅典城邦制一些缺陷所提出的，对于当时比较激进的城邦制度来说，只是折中主义的做法。而且他这种提议和设计都是为了保证能够在国家中选拔出真正出类拔萃的统治者，同时为他们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政治艺术提供尽可能广阔的空间。至于那些统治者—哲学家如何在这一空间中纵横捭阖，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

二、柏拉图“贵族政治”的精蕴与内涵

柏拉图一生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国”城邦制度以及“贵族政治”治理体系虽然看起来过于理想而脱离现实，在思想上似乎能够找见“太阳城”的踪影，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蕴含的精蕴。

首先，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城邦之所以“理想”的先决条件是整个城邦公民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深厚，而且城邦的最高价值标准便是城邦内部和谐一致性和城邦的整体性上的融合。这种思想实质上便是对前文提到的潜伏于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的批判。也是他对于政治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并且柏拉图在这一问题上还认为在这一治理观念下法律规则是不必要的，这便是于海所说的“正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无讼”。因为法律的原则过于生硬和抽象，只能作为常态的或普通的运用，时不大于适合复杂的情况的，而且在他看来因时制宜的自由裁量远胜于硬性的规则，而如何因时制宜的考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裁定者的个人素质。一个机敏富有涵养的裁定者的判定会使得被审判者既受到合理的裁决又避免法律的冰冷。

据说这种批判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柏拉图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积极地“入仕”的念头，有意在政治的舞台上大施拳脚，但是严酷的政治现实却使他心灰意冷感到处处受到压制，尤其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政体污蔑以渎神罪而被处以极刑给了他很大的打击，所以他反复思之，终于认为只有哲学家掌权或者政治家变为哲学家，这样既能带领全体公民道德上的进步，进一步促使公民精神的崛起。还能避免政治上的盲目性以及决策的武断性[5]。

其次，柏拉图十分推崇城邦之中建立合理的分工体系，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团结在“哲学王”和“精神领袖”的领导之下。这便是城邦存在的又一个前提，即城邦本身有一个合理的社会架构，生活在城邦的人有着不同的分工，扮演着不同且不可或缺的角色[6]。每一个阶层各司其职，形成一台紧密咬合的机器，会把这种政体一直延续下去。

城邦之中的农民、各种工匠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是社会基本生活不可或缺的，当然医生和教师作为“公共必需品”也是不可少的。而且哲学家作为教师的教师也是不可少的，最后武士作为保家卫国以及维护城邦内安定的因素也是不可少的。这正是“这三个部分各自执行自己的职责而不互相干扰和僭越的时候便有了正义”[7]。

再次，这一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集权”，这一观点的体现便是柏拉图在设计过程中规定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尤其是应当服从整体的善的问题，即城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是第一位的，个人不过是城邦有机体中的部分，理应为城邦的和谐作出贡献。

“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该给她什么任务，以便使大家各就其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8]便是这一理想的直接体现。

三、“贵族政治”对现今制度的启示

虽然柏拉图的思想的不可实现性比较大，但是仍具有其合理内核，否则就不能解释其近千年来仍受学者追捧这一事实，应该给予辩证的思考与看待，这样才能够做到“扬弃”。

第一点，其所宣扬的超越自我的社会公共精神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柏拉图的设计中，人民在“哲学王”的带领下，普遍存在的便是那种超越自我的公共精神，每一个人努力为城邦做贡献并且将私人生活至于公共生活和共同事业之下，每一个公民重视对城邦的忠诚与归属，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十分明显。

柏拉图乐观地坚信，单纯依靠个人理性的思考、觉悟乃至计算，再加上“哲学王”的理性教育，人就可以具备私人生活中需要的私德，也可以形成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现代公民精神。他们对人、进而对公民有一种理想化、浪漫化的认知，当然也就觉得，不需要私人社会的中介，人就可以从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直接通往完美的公民社会。

第二点，柏拉图强调公民道德的提高的一个前提便是强调文化的教育还是培养公民精神和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不同的教育应该同时相互协调地进行，使公民兼有不同的好的品质以避免因单一而走向极端。“孩子们如果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于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而这种守法精神又反过来反对不法的娱乐，那么这种守法精神就会处处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令他们健康成长。国家一旦发生任何变革，他们就会起来恢复固有的秩序”。身心健康的公民才能“在心灵上意气奋发”成为国家的“护卫者”。这样又反过来补充了第一个观点。

第三点，柏拉图运用了人性论的基本内容，以人性来解读城邦的本质。城邦从整体上有如一个完整的个体，在人的灵魂中有欲求、激情和理智三部分。与此相应，城邦是由拥有欲求的体力劳动者和商人，拥有激情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所组成的。这要求管理者不仅仅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更应看成是一个呼吸着的活着的灵魂，这样就必须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对待自己所管理的社会，这样才能在治理工作中更加完满，制定的政策也会更有人文气息。

这样三种互补的观点便构成了其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其所宣扬的“哲学王”治理模式的可以作为启发公民精神的工具。

四、总结

柏拉图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最为典型，最为鲜明的理想主义信徒，其最为得意的“理想国”思想也便被赋予了自不待言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从“金银铜铁”代表不同的阶级到崇尚“哲学王”对城邦的统治，无一不流露出其思想体系里理想国的首领必然是一个智慧贤达的俊杰，是集超越凡人的美德、聪慧于一身的“精神贵族”，这便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贵族政治的体现，无论这一政治观点的可行性有多高，理想化程度有多深，这毕竟体现了古往今来公民社会的一个共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71.

〔2〕胡俊.古希腊民主城邦制与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萌芽[J].域外法苑，2008（5）.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0.

〔4〕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7.

〔5〕杨巨平.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起源与演变[J].山西大学学报，2000（6）.

〔6〕陈恢钦.柏拉图理想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J].北京大学学报，1999（10）.

〔7〕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30.

〔8〕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篇4：简评柏拉图基本政治思想

序号：93

姓名：张华山

班级：思政0801]

简评柏拉图基本政治思想

一、理念论和国家正义观

柏拉图的“正义”观以其理念论为基础，在其伦理学和国家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国家正义观理论基础是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批驳所谓的三种“正义观”切入的。正义的定义是什么？柏拉图提出了两种正义的观点，一是城邦的正义，二是个人的正义。就一个城邦而言，每个人都有粮食、住房和衣服，这就需要有农夫、瓦匠和纺织工人，以及鞋匠或照料身体需要的人。接下来，是让一个人从事四项事业合适，还是一个人专门从事一项事业合适？答案是一个人专门从事业更有效，因为人与人不同，因其性格不同而适合于不同的工作，比如说，一个农夫为四个人准备粮食与其他人分享，一个瓦匠建造四所房屋供所有人居住。每个人专做一行，放弃其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就又多又好。除了物质需求外，城邦的人们还需要有精神的享受，否则城邦无异于一个由猪构成的城邦。

柏拉图的“正义观”体现了鲜明的对立和谐的思想,它既是内在的德性也是外在的行为。在人类的历史上恐怕是任何一个研究国家、法律与正义问题的人都无法不予以深刻的审视。他对人类统一目标正义的探讨、对通过教育探求正义的努力、对知识的象征苏格拉底的传承都是人类不可多得的财富。

从以上对柏拉图的国家正义观理论基础的概述和分析，我们可以感悟到：第一，正义观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了人们对正义观的不同结论。归根到底，正义观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水平决定的。第二、正义观有绝对与相对之分。就如真理有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一样，正义观也存在着纯粹（绝对）正义观和现实（相对）正义观之说。第三、不同的文化渊源同样可以导致不同的正义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使其对正义的评价有很大的出入。第四、学懂弄通正义观理论基础，对于我们做好各自该做好的事，各司其职、各行其道、有序运转、善于协作、构建和谐、共创未来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治国思想

理想城邦国家的社会构成及伦理基础与和谐管理。理想国以探讨“什么是正义”开篇，虽未得出关于正义的定义的结论，但为后文关于理想城邦国家的伦理基础的论述做了铺垫，接下来，柏拉图通过对城邦国家的起源，对护卫者的教育及统治者的确定的记述设计完成了理想国家的社会构成。它由三个等级的社会成员构成：第一等级是统治者，他们为国家利益效劳，而决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第二等级是辅助者或助手，他们执行统治者的法令；第三等级是被统治者，如农民以及技工。柏拉图进而指出理想城邦国家必须建立在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的伦理基础上，智慧是统治者才有的，是护国者才具有的知识；勇敢主要体现在辅助者中；节制则不同于智慧与勇敢，“它贯穿全体公民，把最强的最弱的和中间的（不管是指智慧方面，还是——如果你高兴的话——指力量方面，或者还是指人数方面，财富方面，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方面）都结合起来，造成和谐”。正义是理想国家体制的最根本的伦理基础。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来干属于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属于别人份内的事。而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时，便有了正义，这样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

护卫者不得有任何私产与民主管理。柏拉图指出，为了使统治者能够安心做优秀的保卫 者，而不是迫使他们在百姓中间为非作歹，应给他们规定这种生活方式：“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柏拉图说，“要是他们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他们就要去搞农业，做买卖，就不配搞政治，做护卫者了”。

“哲学王”思想与知识管理。哲学王思想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核心，他认为要建立理想国家必须保障公民的优良品种。只有哲学家才达到了对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家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根据专业分工的原则，治国是一门专门的知识，只有哲学家才真正掌握它，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执政。同时，柏拉图接受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信念，认为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没有人有意作恶或无意为善。人一旦有了关于善的真知识，就会具备完善的德行。哲学家是最有智慧的人，也是唯一掌握了真知识的人，因而必然是德行最完美的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矫正国人恶劣的品性。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与绝对的最高权力的结合。他把这种哲学家视为城邦的“拯救者”。他相信，只有依靠哲学家治理，城邦才会发展，个人才会完善。作为理想国中的统治阶级，哲学家和军人等级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得占有任何私有财产。他们必须完全献身于国家，过一种简朴的近乎禁欲主义的生活。

此外，柏拉图认为教育对城邦也十分重要。他认为：第一，并不是所有具有某种天赋的人把自己的天赋都能够充分发挥、挖掘出来；第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知之明，都能对自己有正确的估价，因此，他认为，无论是从选拔统治者的角度来说，还是从教化普通公民的意义上说，教育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也好，国王也罢，他们虽然“有种”，但还是要经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和实际工作的考验才能获得“上岗’’的资格。

三、公产制度

柏拉图相信，通过消灭小家，全城邦就融全成了一个大家，大家的利益一致，意见相同，城邦就实现了高度的统一和和谐。柏拉图在私有制社会初期就看到了私有制的某些弊端，这无疑是十分敏锐和可贵的，但他立即设想用公有取代私有，并主张用消灭家庭的办法巩固公有，以增进社会的团结和凝聚，这无疑是用限制个人欲望的办法来巩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显然是无法实现的。柏拉图用社会倒退的办法来解决私有制引起的矛盾，显然是错误的，从当时的情况看，西方刚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随着奴隶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法的繁荣，私有制和私有观观念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仍然是失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柏拉图主张以公有取代私有，以集体生活取代个人生活，以实际上的群婚取代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这毫无疑问是用社会倒退的办法解决私有制的矛盾。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公产”“公妻”的主张，是将否认现实事物和感性经验的理念论和知识论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勾勒一个所谓真与善相统一的理想国家方案中的一个制度。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纷争和灾难的祸根在私有制，私有财产是人们自私与贪欲心的根源，它使人们产生了“你的”与“我的”之想法，追求一已之私利，漠视他人和国家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与国家利益，它还造成了贫富的分化，使每个城邦都分为富人的城邦和穷人的城邦，双方互相仇视，党争频繁，这是国家动荡不安的根源，因此在《理想国》中，必须在城邦和护卫之间，实行一种财产和家庭共有的子制度。

柏拉图的思想是以等级观念为基础的，有严重的等级思想在里面，这也束缚了他的思想的发展，而且这种“公有”的思想是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公有，不能算是真正的“公有”。他的这种思想是一种从原则出发来规范国家的唯心史观，在政治上则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奴隶主民主派的倾向和复辟要求。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等级划分，道德规范，哲学王统治，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公产’,都都集中反映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观念。但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除了对统治阶级外，柏拉图并部排斥劳动阶级的私产和家庭生活，生产阶级成员可在政府的严格监督下建立家庭和拥有私产。第二，柏拉图的“公产”学说并非为了消灭阶级而是为了根除党争和贫富对抗的经济根源：自私的利益，从而保障全体的利益和城邦的和谐。但是，柏拉图关于“公产”的主张还是有一定的可取因素的，并影响到后来的空想共产主义者。至于“公妻”的主张，实际上是用群婚取代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这毫无疑问是用社会倒退的办法解决私有制问题。这种主张是错误的，社会发展的主流是进步的，即使是伟大的哲学家也不可能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改变这种时代发展的趋势，何况是逆时代的潮流而进呢，这就注定了，柏拉图的失败，注定了他的思想永远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他在实施他的思想的过程中才屡屡受挫，柏拉图是伟大的，但他的这种“公妻”的思想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

四、政体思想

《政治家》是柏拉图的政体思想从理想到现实、从人治到法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政治家的人治作为理想但不可实现的政体形式而存在;另一方面,法治得到了承认,被认为是人所能及范围内最优的选择。进而,柏拉图依据法律的有无以及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对现实政体进行了分类,并排出了从优到次的价值序列。柏拉图政体思想的这一转变不仅是其自身政体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而且对整个西方政体思想史的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通过以上所引，可以发现，在柏拉图政治理念中，遵循法律的政制是好的，不遵循法律的政制是坏的，遵循法律的政制有三种：君主制、贵族制、依法统治的民主制；不遵循法律的政制也有三种，即僭主制、寡头制与不依法统治的民主制。六种政制，其优劣次序是：君主制、贵族制、依法统治的民主制、不依法统治的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其中君主制与贵族制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蜕变为僭主制与寡头制，僭主制与寡头制则除非通过革命，否则很难转化为君主制与贵族制，而民主制无论如何变化总是民主制，显然，在民主制下生活即使不是最幸福的，也是最能够忍受的。

关于政体的划分及优劣，柏拉图《政治家篇》中已有所论述：君主政制是有可能存在的统治形式之一；在君主政制之后，人们自然会提到由少数人行使权力的统治政制；第三种类型一定是多数人的统治——叫做民主政制。此即三种最主要的体制，如果我们考虑到接受统治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是由穷人还是富人实行统治，是依法治理的还是无视法律的，那么，我们发现三种主要体制可以被划分：君主政制可以被分成两种，分别称为僭主政制和君主立法的政制。由少数人掌权的政制也能做同样的划分，分成贵族政制和寡头政制。关于民主政制，也是双重的，即依据法律而治理的民主制与不依据法律而治理的民主制。柏拉图并不认为这三种政体及其变种因其有可能存在而成为“真正的”体制，真正的体制是具有“政治家技艺”的人居领导地位。——最卓越的政治体制，唯一配得上这个名称的政制，其统治者并非是那些特意要显示其政治才干的人，而是真正科学地理解统治技艺的人。只要他们具有健全的心灵状态，坚定地遵循这个伟大的原则，他们就不会犯错误，这个原则就是：在理智和统治技艺的指引下，始终大公无私地、公正地对待他的臣民。以尽可能改善公民生活为目的，那么，我们就应当称他们为真正的政治家，只有在他们的统治下，国家才能得到良好的治理，才会有真正的政治体制。如果进一步推论，那么，其他所有被称作政制的国家组织都不是真正的，而是一种仿制品，是对真正的政制的模仿。那些所谓有法可依的政制要模仿得好些，其他政制则或多或少地模仿得很笨拙。

柏拉图对政体优劣的上述排序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法律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重视,对法治国家的评价总体上优于无法的国家。尽管在理想政体———政治家的人治中,法律因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而遭到否定,但在现实中它比完全无理性的武断专横要好得多,是人力所能及范围内对理想政体最成功的模仿。第二,民主制度的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对民主政体的评价趋于中立。在此时的柏拉图看来,民主政体的本质是把政府权力

按小份额分散到众人手中,所以它在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是最弱的———在法治政体中是最次的选择,而在无法政体中却是最优的选择。因此,民主政体被放在了价值排序的中间位置,比其在《理想国》中的地位提高了很多。总的来说,《政治家》时期柏拉图的政体思想处于由理想到现实、由人治到法治的转折点。一方面，《理想国》中的理想主义没有被抛弃———知识统治始终作为理想政体被视为人类模仿的对象；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观点亦被采纳———法律统治被承认是人类对理想政体最成功的模仿。柏拉图政体思想的这一转变无论在其自身政体思想的发展上,还是在整个西方政体思想史的发展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五、小结

古希腊民主政治的实践和柏拉图在《国家篇》和《法律篇》中探讨的政治问题——为后来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模式、概念体系（也就是基本的思想素材）、理论框架以及关于政体类型等方面的基本思考。古希腊文明对西方政治思想一个根本性的影响就是决定了这一思想迄今为止对于政治问题加以认识的基本模式，提出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大多数现代政治理想，比如说，正义、自由、宪政和尊重法律等理想——或至少是对这些理想的定义，都起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尤其是柏拉图）对这种城邦制度的反思。

柏拉图的眼光是全面的，他代表着系统地区分本质（城邦或正义的理念）与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为社会所接受或感觉合适）的最早努力。断言所有政治思想（事实上，如怀海特所说，是所有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确实有一定道理。无论是拒绝还是同意他的结论，后世的思考者都必须适应他的广博眼光。他的著作永远提醒着我们：我们有义务质疑身处其中的社会，而不是把它接受为唯一可能的选择。

篇5：论柏拉图的贤人政治

试论柏拉图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念论哲学

柏拉图是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哲学的创始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概念”论和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建立了以理念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的本体论,也是柏拉图哲学的基石.他的“回忆说”认为认识就是回忆,坚持了唯心主义先验论.他的`理念论承继了旧氏族时代的“因袭的观点和思想方式”,带有许多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神秘主义因素.

作 者：路文芳 LU Wen-fang  作者单位：辽宁科技学院,马列主义德育部,辽宁,本溪,117100 刊 名：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7(1) 分类号：B12 关键词：柏拉图   客观唯心主义   理念论  

篇6：论柏拉图的贤人政治

孔子的“仁政”思想是经过他一生的政治实践之后总结和归纳出来的一种道德实践法则，而柏拉图则不同，他的理想国家理论是未经过社会实践的，其政治伦理思想偏重于理论构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纯粹逻辑思辨的产物。

一、天下归仁与城邦秩序

孔子与柏拉图政治伦理思想都重视道德作用，赵敦华在其文章中写道：“苏格拉底和孔子一样，一生都在追求人心中的道德原则……他们关于道德原则的陈述虽然不同，但两者的功能是相同的，这就是，把各种不同的德目统一起来，并以德目的统一性来解释日常道德行为的共同本质。”在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道德则更加重视实践的效用，更多的是以一种实践原则出现的。而在柏拉图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道德或者德性，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的设计和构想，是以一种信仰和理念方式存在的。

孔子的施政原则是“仁者爱人”,是一种以道德准则为最高法则的政治原则。而柏拉图施政原则是有限法制下的人治。孔子的“爱人”思想是其“德政”思想的基础，孔子的所谓“爱人”是一个表示人我关系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政治学、伦理学概念。“爱人”包括对他人的关心、爱护、理解、尊重、宽厚、信任、尽心等。“仁者，其言也讱”,“克己复礼为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些都体现了孔子“爱人”的内涵。只有通过“爱人”才能体现德政，才能使社会稳定和发展。“爱人”体现的是“以民为本”、“民为贵”的思想，这是儒家“为政以德”的基石。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法治理论，提出了依法治国的观念。在柏拉图看来，法治国家是奉法律至上的，法律是最高的统治权威，统治者和臣民都应自愿而非强制性地接受法律的统治。在政治秩序的构建上，孔子更加重视民心风化，主观意愿，自律自发，是一种崇尚自然，发自内心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能提升个人修养推己及人，还能够由个人推及整个社会，这种伦理秩序的实现是自下而上的。而柏拉图更加重视统治秩序，也更崇尚各司其职的节制，并认为伦理秩序的构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行为。

孔子提出的是带有政治改良性质的仁政德治，而柏拉图的主张是以理念论为基础的理想政治。孔子重视人间现实，在政治统治中崇尚以民为本;而柏拉图主张在政治统治中，以正义等理念的实现为最高标准。相比较而言孔子的德治更为现实。

二、圣人与哲人

在柏拉图的理论中，人天生就是生活在城邦中的动物，所以，实践就是城邦中的实践，实践生活就是人参与政治活动的生活方式。

哲人是把理论当作实践，他参与实践的方式就是理论。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关涉政治是以哲学的方式去关涉，如其早年探索自然的奥秘一样，追问“什么是一一”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一贯风格，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追问的不是政治现象，而是政治现象的普遍规定，政治事件的本性，即最正当的制度、最正义的秩序。相对于哲学，孔子更着意于政治。孔子思想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其哲学性，更在于其践履性。如若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哲人，那么孔子则是一位圣人。

圣人的地位则意味着孔子超越了哲人身份，其还有另一身份：上位者，圣人是哲人与上位者的合一。作为圣人，在孔子那里，有“道”之世不仅曾经存在过，而且也可能在未来出现，只要上者敦乎其德，由“正己”而“正人‘,从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柏拉图的哲学王身上则包含了完美的一切，哲学王就是至善的存在形式，没有比哲学王更好的人格存在了，而且哲学王是应当存在的。柏拉图的哲学王是治国技艺与道德智慧的结合体，是理念至善的人格体现，哲学王思想认为哲学王是实现城邦理想的关键。而孔子的圣王理想则不同，圣王思想中不仅要求君主尽其能，还要求士大夫们都能发挥自身的作用。圣人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不曾存在过的，在孔子看来圣人也只是一种理想的存在，而人总是不完美的，人是在实践过程中去走向完美，在孔子的思想中向圣人接近的路是永无止境的。政治统治者是政治伦理秩序中的一面旗帜，柏拉图的.哲学王是可以在人间实现，但是哲学王却不在人间，因为他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孔子认为人间没有圣人，但是圣人在人间指引世人，圣人就是一个道德实践的目标。

就孔子与柏拉图两人的生命历程来看，孔子直接参与鲁国的政治改革，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并且其政治思想大部分都是以一种直接的政治主张和具体的政治手段来体现的。而柏拉图并没有直接的参与到希腊城邦的政治活动当中去，这就使得柏拉图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理论色彩较为浓厚。

三、一元世界与二元世界

从哲学文化传统的特性上说，中国哲学是一个世界，西方有两个世界。孔子的政治伦理秩序很重视人的作用以及实践的效果，内在的道德属性是与外在的礼法秩序和政治统治是具有一致性的。

后世的帝王将道德与政治统治结合，开创了一条亘横两千余年的道统路线，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伦理构建的的主旋律。而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决定其理想国家秩序的根本原因，二元世界的划分以及理念世界的预设就成为了柏拉图政治伦理思想的本体论基础。

东方世界的政治伦理一直遵循着从人本身出发，以实践效能为最高标准的原则。以人为本、为人所用则是孔子及整个古代中国儒学思想中最为典型的形态。而古代中国人对大一统政治形态的尊崇，也是道统形态的伦理统治之学在东方社会最为直接的一种实现。而中原农耕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的同化，也是从衣冠礼法等伦理道德上的改造开始的。而普遍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天下归仁“、”以德配天“这样道德理想的产生。而柏拉图哲学二元世界的划分揭示了理念与现实之间的永恒冲突，这也导致了苏格拉底之后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的形成，由于二元世界的基本理念，西方哲人和学者在古代社会里更多的关注理念以及本质化的存在以及彼岸世界的繁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两条路线导致了西方人的哲学思维具有了一种形而上的特点。希腊罗马时期政治与哲学间的冲突到中世纪时期又演变成政治与神学的冲突，政治刚从哲学的虚无中挣脱出来，就沦为了神学的裨女，政治伦理的最高准则也在真理和信仰之间来回反复。

到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兴起，回到人本身的人本主义思潮又开始为西方政治思想提供了另外一条政治伦理路径。众多不同的政治伦理原则也可能就是导致欧洲政治格局如此复杂而又多元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东方哲学一元世界的哲学观念则为古代中国的道德社会和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养分，而柏拉图哲学中两个世界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政治局势多元化的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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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韦伯着 . 儒教与道教 [M].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