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申辩篇读后感

2022-08-03

第一篇：柏拉图申辩篇读后感

苏格拉底申辩读后感

无论是在哲学史上还是在政治史上，苏格拉底的审判都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对于审判中苏格拉底申辩的记录，有柏拉图和色诺芬两个主要版本。由于该事件的重大意义，申辩词是有着细读价值的。

柏拉图《申辩篇》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并不以寻求获得陪审团支持，达到无罪开释为目标，而更像是苏格拉底日常对话的延续，其中充满了马虻式的批评。

苏格拉底的第一个批评针对的是雄辩家，认为他们娓娓动听的演说都是虚伪的。《泰阿泰德篇》中，苏格拉地区分了雄辩家和哲学家。双方都以自己的生活为善，对方的生活为恶。前者拥有演讲和使人愉悦的技巧，但心灵是不完善的;后者以向上探求为善，却不注意世间事物，通常是糟糕的演讲者。苏格拉底。并不是无视俗世的，但从认同上说，显然倾向于哲学家这一极端，而哲学家常具有的糟糕的演讲能力，似乎也在苏格拉底申辩的失败中得到了证明。但从苏格拉底的批评上看，他并不以没有获得无罪开释为失败，相反，他认为，重要的是真实和正义，而不是雄辩的技巧，这两者甚至是不相容的。

针对苏格拉底的第一个攻击是：“苏格拉底经常为恶，好奇地探究天上地下的事，把坏的说成好的，还把这些传授给他人。”苏格拉底对此加以否认之后，便开始讲述德尔斐神庙神谕的事，并得出结论说，自己如果真如神谕所说，是最有智慧者，这种智慧也只是知晓自己无知的智慧，是人的智慧，而真正的智慧，只有神拥有。这既是对苏格拉底凭智慧教唆他人指责的反驳，也以声称只有神有智慧的方式表示了虔敬的态度。

另一批原告给苏格拉底的罪名是：苏格拉底为恶，腐蚀青年，不信城邦的神，另立新神。苏格拉底以迈雷托士的话自相矛盾作为反驳。他提醒迈雷托士，所谓不信神的控告只对阿那克萨哥拉适用，而且说一个相信有鬼神踪迹的人不信神，是荒谬的。

结束有针对性的反驳之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回顾生平的宣讲。这部分包含了对死亡和虔敬的看法。在他看来，死亡胜于屈辱的偷生，且死后世界未必就不如现世，甚至还要更好。这样的观点在《斐多篇》中有更详尽的阐述。《斐多篇》里的苏格拉底，提出死亡可以使哲学家的灵魂摆脱肉体的纠缠，独自思考，而进入纯洁、永恒、不朽、不变的境界，达到智慧的状态。[1]另外，哲学家的自我约束和勇敢，并不是为了世俗的缘故。因为哲学家的灵魂和别人的不同，它靠哲学解放了自己，获得了自由，就不肯让自己承受欢乐和痛苦的束缚。

[2]这有助于解释苏格拉底面对死亡的平静态度。

《游叙弗伦篇》的内容是“论虔敬”，该篇并没有给出虔敬的最终定义，但提出了虔敬与神意，虔敬与正义的问题。在对虔敬与德性关系的解读上，Calef认为，虔敬全部地、而非部分地构成了德性。虔敬并不在功能或本性上对神有所助益，但是虔敬的行为依据神意在其他方面有所促进。神的意愿在于维护家庭和国家事务的和谐，苏格拉底将自己描述为神的仆人，用哲学探讨促使公民关注美德与真理，这正是实践虔敬的行为。[3]因而，对神的虔敬同对人的正义是同一的。雅典人投票之前，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提醒，自己信神的程度远非控告者所能及。如果采用Calef的理解，那么苏格拉底控告者的不虔敬，主要是因为他们关注财富胜于德性，有碍于家庭与城邦的存续，不正义与不虔敬是并存的。反过来说，义务和虔敬是共生的。[4]

《克里同篇》对义务伦理进行了探讨。“法律”或“约定”这样的字眼在篇中频频出现。列奥•斯特劳斯对此的解释是，柏拉图认为，雅典城邦和民主制同理想国相比，是低劣的，“只有对于较低劣的共同体的忠诚才能来自于契约，因为一个诚实的人对于任何人都会守信，而不管他对之作出承诺的人是否值得如此。”[5]篇末苏格拉底说，他的死是因为人的不正义，而不是法律的不正义。如果他逃走，以不正义回应不正义，就是在伤害自己、朋友、国家和

法律，这些都是最不应该伤害的。本篇的最后一句“神是我们的指引”，也能够反映，苏格拉底心目中的法律，并不是人定法，而具有更多自然法的色彩。也就是说，苏格拉底虽然对城邦采用的制度有种种批评，但并不是不虔敬的。

色诺芬《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

列奥•斯特劳斯提出，“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这一标题，暗含着苏格拉底还有其他的申辩，也就是文中苏格拉底对海尔莫盖尼斯说的：“我一生一世没有做过不义的事，我以为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申辩了。”[6]

《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具有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申辩词中漂亮的遣词造句，也令申辩词有着相当的力量，而不像是所谓哲学家糟糕的演说。但是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则要自傲和不客气得多。“说大话”(megalegoria)的部分得到了更多的强调，甚至也不排除夸张。

色诺芬的版本同柏拉图的显著不同之一，是强调了苏格拉底认为，死比生更加可取。苏格拉底在有罪判决之前就已经决心要死，因为继续活下去，就不免老态龙钟，如果在审判后死去，便可以获得在最恰当年龄的最容易的死法。而且，乞求苟且偷生是比死还要坏的结果。《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曾说，人不当自杀[7]，这样看来，借死刑获得哲学家一直向往的死亡，似乎确实是最容易的死法。在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对于死刑判决有着这样的看法：“如果当百般福气正在倾注在我身上的时候而我突然死去，很显然这对于我自己和那些祝愿我幸福的人都是必然会带来痛苦的，但如果当难以忍受的祸患快要来到时而能了此一生，我以为这对于我既然是一件好事，你们大家也就应该高兴才是。”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便也能提供申辩词中自夸成分目的的解释：激怒陪审团，以促使成员投票作出有罪宣判。

Waerdt认为，两个苏格拉底态度的不同，是由于柏拉图和色诺芬对于苏格拉底伦理思想的不同解读所致。Waerdt的看法是，色诺芬的申辩词在柏拉图的基础上做出了改编，目的在于表示，苏格拉底在审判过程中致力于维护虔敬和正义的名誉。[8]另外，色诺芬和柏拉图在对德尔斐神谕的叙述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获得神谕之后，四处寻找比自己更有智慧之人，这从某种程度上看，其实是一种对神谕的怀疑。而色诺芬版本的苏格拉底把神谕作为证明自己的例子，并在之后称自己是最为自由的人，很少怀疑地接受了神谕。

值得注意的事，在柏拉图的版本里，神谕的故事是作为反驳“智者苏格拉底为恶”的引证出现的。而在色诺芬的版本里，神谕的故事则是对“不敬神”指控进行反驳的一部分。这也能够解释两者的区别。前者的直接目的是推翻“苏格拉底以智慧作恶”，如果苏格拉底并没有真正的智慧，也就不能借此作恶。后者的目标是要证明苏格拉底获得神的认可，而且是虔敬高尚的。

审判背后的政治

从申辩上看，苏格拉底被控的罪名有两个：不敬神和腐蚀青年。不少学者认为，这并不是苏格拉底被处以死刑的真正原因。有观点认为，苏格拉底对民主制的批评，以及学生成为三十僭主中的残暴者，都是他真正的罪名。Green将苏格拉底的审判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相联系，认为苏格拉底受到判决，主要原因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观点及实践与逐渐帝国化的雅典意识相冲突。[8]尽管在申辩词中，苏格拉底说，对于为正义的人，保全的最好办法就是不参与公众事务。但是，苏格拉底生平的活动，表现出的正是对公众事务和政治的关心和探求。苏格拉底的虔敬、智慧、德性，无一不同政治紧密相连。而苏格拉底之死，也是雅典民主制的一个跨时代污点。

第二篇：从《苏格拉底的申辩篇》看知识分子的使命（本站推荐）

一代哲人苏格拉底被标榜着自由与民主的雅典城邦传唤至法庭，在法庭上，苏氏为自己做了辩护，但是仍被判处死刑。作为他的高徒，同时也是他学问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柏拉图将这些都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篇》。透过这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鲜活，也更加真实的苏格拉底。他身上所具有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与高尚品德，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一、苏格拉底的申辩

公元前399年，雅典城邦将已年近七十岁的哲人苏格拉底传唤至法庭。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慷慨激昂，用大无畏的精神为自己做了申辩。申辩先后进行了3次，即正式的申辩、提出刑罚后的申辩、判处死刑的诀别。以下为第一次申辩。

苏氏被起诉的罪名有两项，第一项是不信神。雅典人认为苏格拉底不信本邦崇敬的神灵，另奉新的灵机。事实上，苏格拉底从来没有不信神的念头与举动。不过，苏氏决意追寻的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雅典城邦的诸神，他所信奉的神仅仅是他自己的良知，是一种具有哲学色彩的信仰。雅典人同意释放苏格拉底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不得再钻研，不再搞哲学，否则就会处死他。苏格拉底拒绝了这一条件，他说：雅典的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1]40。而且，他认为自己时常受到灵机的启示。这就是他被雅典人认定为无神论者的重要原因。

第二项罪名是败坏青年。苏格拉底自己却说，我来来往往所做的无非是劝告各位，劝告青年人和老年人，不要只关心自己的身体和财产，轻视自己的灵魂[1]41，他坚决反对当时在雅典存在的过分重视金钱，轻视自己灵魂的风气，认为那样是不对的。在他看来，美德不是由金钱产生的，恰恰相反，钱财以及一切的公私福利都源于美德。他做的只是把这一切告诉了青年人而已，又有何罪过呢?按照雅典城邦当时的规定，每位自由居民都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活动，然而苏氏却反其道而行，刻意回避政治生活，每日只是在外面闲逛，向青年们提问，开导他们，因而被认为是缺乏社会责任心，败坏社会风气，也教坏了大有作为的青年。

由于苏格拉底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同时态度又十分傲慢，结果在第一次申辩后被判决有罪，原告建议处以死刑。按照当时雅典的城邦法律，他可以自己选择刑罚，为此他做了第二次申辩。在第二次申辩中，他公开强调自己是一个不图钱财，不治生业，不当将帅，不求闻达的人[1]48。同时他也明确解释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因为他是一个忠厚有余的人，所以他才要避开不能有益于别人同时也损害自己的事情，避免深陷于城邦的各项日常事务中。苏氏对于自身的定位是十分清楚的，他的四处游荡并非无所事事，而是为了更好地观察雅典，提醒雅典的人们。他观察到了雅典城邦存在的问题，即居民比起关心城邦更关心自己，比起关怀城邦本身更关注城邦的琐事。作为一名每天不断思考的哲人，苏格拉底较之他的人民更早也更清楚地看出了雅典社会存在的弊病。正如后来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为了拯救雅典和人民而到处奔走呼号，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正如苏氏所说，如今我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这就是我一心侍奉神道的结果。[1]32这个神道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正是他要承担和应尽的社会责任。然而苏格拉底的一腔热情却没有得到人们的理解，反而加剧了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误解和憎恶。日积月累，矛盾最终爆发，结果就是三个不同职业的人联合起来，将他送上法庭，并最终判处极刑。然而即便明知等待他的是死亡，苏格拉底依然无法抛弃自己的信念原则，抛弃一颗为城邦服务的忠心。他在判决的最后这样说道：现在我们各走各路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清楚，只有神灵知道。[1]55

二、苏格拉底：一只神派来的牛虻

苏格拉底所做的申辩中有这样的描述特别引人注意：你们如果置我于死地，是不容易找到另外一个人来顶替的，这个人附在城邦上，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说，好像牛虻粘在马身上，这匹骏马由于太大太肥，年龄未老就行动迂缓，需要叮一叮才能焕发精神。[1]42这里，苏格拉底以牛虻自喻，而把雅典比作一匹又大又肥、丧失活力的骏马，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不断去叮咬骏马，使它保持清醒。自然界中，牛虻要是附在马或牛身上时间太长，就有被尾巴扫落因而送命的危险。牛虻对自己的命运是无所知的，它附在马背上纯粹是出于本能。苏格拉底却是知道自己有被扫落因而送命的危险，一如如今他被雅典人民所厌烦起诉，甚至面临被放逐、杀死的命运。但尽管如此，他依然紧紧附在雅典这匹骏马身上，绝不离开。正如他在监狱中面对格黎东等朋友劝他逃离雅典时所说的：我不能由于遇到灾难就把自己所讲过的道理抛开，我认为那些道理还跟过去一样真实，我仍旧跟过去一样重视它们，尊重它们。[1]60苏格拉底之所以坚持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是神灵赐给雅典的，因此维护、拯救雅典城邦就是神赐予他的使命，也是他必须履行的义务。

众所周知，牛虻靠吸牛或马血为生，对牛、马是有侵扰的，犹如蚊子吸人血，有时是会把人从睡梦中弄醒的。苏格拉底的行为就有类似的效果：苏氏通过对他在路上遇到的雅典路人提问，找到他们话语里的漏洞，反唇相讥，从而促使他们反思自身，反省自己，并进而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为此，他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这一使命。可惜当时的雅典早已不是黄金时代的雅典，他的努力并未得到人民的理解，最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为后世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即一只神派来的牛虻，一位坚持自身价值观的知识分子。

三、从苏格拉底之死看知识分子的使命

作为西方思想界的先驱，苏格拉底无疑在当时以及后世具有重大的影响。千百年来，关于苏格拉底之死，引来众多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考证，有人认为苏氏是为真理献身的伟大哲人，有人却认为他是自取其辱，死有余辜。笔者认为苏格拉底作为一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又勤勤恳恳的，他的死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伟大情操和真正风范，是人类良知的牛虻。

(一)苏格拉底之死是知识分子为了理想而殉道的壮举

演讲家埃斯金尼斯在公元前345年的《控蒂马尔克斯》文章中表明，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半个世纪中，人们的普遍看法仍是：苏格拉底是个老诡辩家，他的死是罪有应得[2]6。中世纪及其之后，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众多神学作家倾向于同情苏格拉底。文艺复兴时期，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中，苏格拉底的死与耶稣之死一样伟大，是一种为了理想的殉道，苏氏在面对死亡时的淡定从容，恰似历史上的耶稣为了全人类的幸福慷慨赴死，他们都是为了自身的理想而殉道，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先驱。近代启蒙主义者更是将苏格拉底看作是自由、理性与捍卫信仰的化身，如黑格尔就认为他智慧、谦逊、俭约、有节制、公正、勇敢，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榜样;克尔凯郭尔则认为，苏格拉底之死是对他的生的报酬[3]128-129。罗素对于苏格拉底在最后时刻对死亡的平静对待，正是他的灵魂对肉体驾驭的最有力的证明。

(二)苏格拉底之死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使命

苏氏在临死前对格黎东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格黎东，我们还欠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还了这个愿，别忘了。[1]287阿斯格雷彪是古希腊传说中的医药神，在雅典，通常大病初愈的人要献给医神阿斯格雷彪一只公鸡以示感谢。事实上，知识分子的使命正是所谓的献给医神一只公鸡，即作为一名医生，诊断人们心灵的疾病，为人类的精神康复贡献力量。苏格拉底的最大贡献莫过于此。他给后世的知识分子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光荣使命及历史传统，即知识分子应该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疗救人类精神，像一只牛虻一样去叮咬、去唤醒麻木的人民，去揭露社会的弊病，坚持不懈的奋斗。

从古至今，由西到东，众多真正的知识分子无一不践行着这一使命，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分子成为他们共同的榜样与追求。如古代中国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面临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怀着抱道救世的一片热忱，先后周游列国，宣传他的政治思想与主张，在四处碰壁后又专心教育弟子，整理五经，成了中国文化的奠基人。他虽然没有像苏氏一样以身殉道，但他对弟子们灌输了正直、仁爱、重视道德的思想。他的弟子中不仅有许多以身殉道的志士，如正冠而死的子路，更有治理好一个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仁人，如担任卫国宰相的子贡。

近代欧洲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他后来也的确是这么做的。面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他没有选择逃避与退让，始终坚定不移地研究资本主义问题，揭露资产阶级统治罪恶，写出了许多经典著作，领导欧洲工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成为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思想体系。

鲁迅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举行过一次名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其中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即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群有理想、有担当的先进人群，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始终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甘愿为国家、为人民牺牲自我利益，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

四、结语

古往今来，历史上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怀着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不管遭遇多少困难，依然坚守着知识分子的底线，像苏格拉底一样，践行着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绝不轻易向世俗社会妥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苏格拉底这样的牛虻，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时代的良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第三篇：《苏格拉底的申辩》读后感

苏格拉底的申辩

(一)

虽然看起来《苏格拉底的申辩》记述得是苏格拉底为他的清白所做的申辩，其申辩对象是雅典的五百人陪审团，但其实本篇对话录是柏拉图在借苏格拉底之口为哲学所做的申辩，其申辩的对象乃是政治。贯穿于整个《申辩》的线索便是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张力。

柏拉图几乎所有的对话篇的主人公都是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对话篇中，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话者们探讨着各种问题，与其说苏格拉底所探讨的“是什么”的问题是他的哲学，倒不如说苏格拉底的哲学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对善的追寻。在苏格拉底这里，哲学的目的便是要实现一种善的生活。所谓苏格拉底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审慎的、不断追问的生活。在《申辩》中，当有人提出流放苏格拉底，条件是让苏格拉底放弃爱知，苏格拉底对此断然拒绝，说道：“一个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正因为此，苏格拉底整天在市场上和别人对话，省察那些自以为知的人，通过一个个的诘难指出他们的无知。也正因为这样，苏格拉底才得罪了雅典公民，最终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

虽然苏格拉底反复提到自己拒绝从政，但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因为政治的目的也是要实现一种善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政治与哲学一样都是以善为目的的。但是，政治与哲学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哲学是原始性的，而政治则是次生的。哲学作为一种对善的追问是直接指向善的，而政治虽然也以善为目标，但已经退化为一种手段。在哲学那里，手段与目的是不分的，人们既是通过哲学追问进而向善进发，并且哲学追问本身也就是一种善的生活。而在政治那里，手段与目的完全分离，政治只是一种为了实现善的生活的手段，因而在政治生活中，人们看起来似乎已经完全忘却了对善的追寻。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在这一意义上就可以说是一种面向上对立，前者直接面向善本身，后者只面向有益于实现善的事物。正是哲学与政治这一点对立才进一步衍生出其它方面的对立。对于哲学而言，由于其直接面向善，因而她力求以真理取代意见;而对于政治而言，由于它仅仅作为一种以实现善为目的次生性的手段，它需要以意见为基础，最终由意见逐步上述到对真理的探寻，因此，它才需要一些“高贵的谎言”作为政治生活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

尽管哲学与政治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政治作为一种实现善的生活的手段却又是必要的，因为城邦中每个人的禀赋有所不同，他们对真理的接近程度也因而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奢望城邦中每个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过着一种哲学的生活，对于这些暂时不能达到真正爱知境界的人，其生活的根基只能建立在正确的意见之上。所以就这一点而言，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既然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倾其一生去省察和烦扰那些雅典城邦中的“政治人”，甚至还为此付出了呢这看似是一种悖谬，实则并非如此。苏格拉底反对的并非是政治，政治作为一种在城邦之中实现善的生活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苏格拉底真正反对的是政治作为一种手段的目的化，也就是政治忘却了它原本真正的目的，而把手段本身目的化了。在苏格拉底看来，政治是实现善的手段，虽然它会因此形成种种具体的制度，这种制度可能看上去十分具体和琐碎，但是这些作为手段的政治始终都一如既往地以实现善的生活为其目的。但是，在当时的雅典城邦之中，种种不正义的制度戕害着人们的善生，这使得苏格拉底意识到当时的政治已经偏离了它本来的轨道，已经忘却了它本然的目的，信以为政治的目的就是权力或者权术。所以，苏格拉底才自诩为牛虻，不停地叮咬这雅典城邦这匹大马，不断地警醒雅典公民要把善作为其政治生活的真正目标。

苏格拉底的申辩读后感

(二)

我对苏格拉底的一点了解，除了课上张老师所讲的有关内容，也就是吴飞老师译的《苏格拉底的申辩》。惭愧的很，这本书至今没有读完。不过确实很吸引人，不仅仅是它的哲学思想的交锋，还有渗透其中的形而上的思辨性。

《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第一部分记录了申辩的由来经过，不同版本的差异，以及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诠释。给人一种庞杂而有些混乱的感觉——一方面说他是“引进外邦的神”而获罪，又说其实真相是他的怀疑精神动摇了民主的基石。当然后者更合理，只是这推理论证的过程让人有些困惑。

最精彩的还是申辩的正文。遗憾现在刚看了个开头，同时真的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听他——其实是柏拉图借他的口——对希腊进行美德教育。我不怀疑《申辩》其实是柏拉图主观构思加上他对于民主制的控诉再加上苏格拉底确实的思想脉络，但是在读他与莫勒图斯辩论的那一段，总感觉有点怪。他首先要申辩的是“败坏青年”的罪行。苏格拉底给莫勒图斯下了个套，他先问“是否很多人可以带好青年”，把莫勒图斯带进去，继而类比说马，难道很多好人可以带好一只马，而一个坏人尽可以让整个马群失去前进的方向吗再回到人本身，难道可能一个人把青年带坏，而其他所有好人都无法挽回吗既然这样的逻辑不能成立，哪么只有一种可能，即莫勒图斯自己在诋毁苏格拉底。

这样的逻辑真的很霸道。且不说马和人的比喻是否相类，一个人对于整体的祸害是否真的如苏格拉底所言是不太可能的也值得思考。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而他的有知体现在他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无论是在街头与人争论还是法庭上的申辩，他都是在“启发”对方，但其实对方的本意并没有真正表述出来，而是顺着苏格拉底的思路简单的选择“一条路”。我想，这恐怕也是很多人看不惯他的原因之一。

他的哲学思想是讲究“德性即知识”，但是他对于理想生活的理性思考，以及外延的形式上的申辩，与城邦本身的现实生活存在着最根本的矛盾——精英治国还是民主政治于是，就引出了您上课时提出的黑格尔的悲剧理论。我觉得苏格拉底的悲剧与俄狄浦斯王的悲剧还有不同，俄狄浦斯王的例子具有伦理血源性，本身就是很偶然的，而苏格拉底悲剧在于思想，具有更大的普世意义，也更增添了他的悲剧性——没有人应因思考和言语而获罪。当今民主制下的基本法则却无法照耀在雅典的上空。()

所以，我们为他的死而悲哀，也许还是要着眼于两者的悲剧性上。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也许想用死给大家上一课——你们迟早会后悔的，到时，我在法庭上的申辩将成为大家追述我思想的一部分。不论柏拉图有多少异于老师的论断，至少，主题思想没变。《申辩》仍然是苏格拉底一脉相承的思想路径。这就够了。

我相信苏格拉底是一个对自己的信仰到底的人，也很难想象他的助产术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而非帮助他人获得“美德”，他的理想至少有一部分是希望希腊人能通过他的努力过上更加理性，从而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当然，有人认为他是过于特立独行，与智者没什么两样——从申辩来看，这似乎也是隐藏的一条人们憎恶他的原因。但很显然，智者强调论证过程要如何如何有逻辑，把对方摁倒;苏格拉底则追求跟我论辩你，是你，要最终有所收获。说到底，他追求的认识自己，其实和人的本性有点相违。神愿意认识自己的无知么人恐怕就更不愿意了。死，是必然的。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申辩中最后的：“是该走的时候了，我去死，你们去生。我们去做的哪个事更好，谁也不知道，除非是神。”死而得道，生而不知其所，生与死的判断，还真的不好说了。

第四篇：苏格拉底的申辩读后感范文

读完一本书以后，大家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需要好好地就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你想好怎么写读后感了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苏格拉底的申辩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分享。苏格拉底的申辩读后感1

尽管哲学与政治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政治作为一种实现善的生活的手段却又是必要的，因为城邦中每个人的禀赋有所不同，他们对真理的接近程度也因而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奢望城邦中每个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过着一种哲学的生活，对于这些暂时不能达到真正爱知境界的人，其生活的根基只能建立在正确的意见之上。所以就这一点而言，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既然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倾其一生去省察和烦扰那些雅典城邦中的“政治人”，甚至还为此付出了呢这看似是一种悖谬，实则并非如此。苏格拉底反对的`并非是政治，政治作为一种在城邦之中实现善的生活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苏格拉底真正反对的是政治作为一种手段的目的化，也就是政治忘却了它原本真正的目的，而把手段本身目的化了。在苏格拉底看来，政治是实现善的手段，虽然它会因此形成种种具体的制度，这种制度可能看上去十分具体和琐碎，但是这些作为手段的政治始终都一如既往地以实现善的生活为其目的。但是，在当时的雅典城邦之中，种种不正义的制度戕害着人们的善生，这使得苏格拉底意识到当时的政治已经偏离了它本来的轨道，已经忘却了它本然的目的，信以为政治的目的就是权力或者权术。所以，苏格拉底才自诩为牛虻，不停地叮咬这雅典城邦这匹大马，不断地警醒雅典公民要把善作为其政治生活的真正目标。苏格拉底的申辩读后感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