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与中国精神论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中国梦与中国精神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梦想内蕴着价值，价值承载着梦想。中国梦作为价值观构建的理想和目标，对整个的价值观体系具有引领作用，反过来整个的价值观体系又对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支撑作用，二者具有互动关系。中国梦作为形而上的概念，需要具体化和实际化。企业梦是中国梦内涵的具体体现，实现企业梦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路径和保障之一。

第一篇：中国梦与中国精神论文

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里说得很清楚，中国梦的主体是中华民族，依据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主题及其所决定的基本历史实践，圆梦之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艰难探索、最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兴之路”。离开这一确定的政治内涵谈论中国梦，就难免走偏。

一、用西方政治制度塑造中国人的未来之梦，在今天已是暗潮涌动，然而，背后隐含着的却是历史的颠倒和是非的混淆

在当今中国，有一种观点试图用“非意识形态化”解读现代化，视资本主义现代化为“普世价值之路”，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区别，从而兜售“西化梦”特别是西方“宪政梦”。那么，我们首先应看一看，这个梦是如何出现的？它给中国带来过什么？

17世纪英国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被当作是近代宪政制度的开端。他们把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作为奠定了英国宪政基础的宪法性文件，把洛克看作是宪政理论的奠基者。洛克宪政理论的实质就是确保资产者的利益：只要财产得到正当保护，就是正义的，其他一切政治价值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是要服从于这一优先理念的；财产是至高无上的，其他的都是从属。20世纪美国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就怀疑洛克给予个人权利是为了保障大多数人的思想，他说：“洛克把多数人的权力视为对坏政府的制约，以及反对暴虐政府的最后凭借；他并不把它视为政府的替代物，或者就等同于政府。他认为，平等与公民社会是不能相容的。……最要紧的是，由于自我保全和幸福要以财产为前提，因而公民社会的目的就可以说是保护财产，保护社会中富有的成员免于贫困者的索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39页） 施特劳斯不仅明确否认洛克的这种政治学说，而且指出洛克的政治学说本质上是为有产者服务的，只有富有者才享有政治权利，财产上的不平等可以合理地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人们进入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其财产。

有一种观点认为，1840年后列强最初来到中国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由于我们不懂市场经济、不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事，西方列强为了使我们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而征服了我们，因而回顾历史应当忏悔的是我们。这种观点不仅一笔勾销了帝国主义在鸦片战争之后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而且臆造了资本的平等自由本性，令稍有头脑的人都瞠目结舌。马克思曾经在1857年3月写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指出：“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

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的一些仁人志士在19世纪末期力图实行宪政以使中国走向富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中国比较早地提出西式宪政蓝图。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把制定宪法视为变法的总纲领，在他上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称，“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日本如此而成效大著，中国今欲大改法度，可采而用之”。但这种“宪政梦”很快就凋零在封建专制的寒风之中。进入20世纪，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1906年，清政府发布上谕仿行立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说穿了，这种西式宪政梦不过就是帝制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宪政三阶段”理论。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以宪政下的民主程序限制专权保障民国。但他的梦想很快就被军阀混战击碎了。

这些梦想为什么都遭到了失败呢？第一，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是保护资产者利益的政治制度，不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制度。第二，资产者讲的政治制度梦想是以多党制为基础的，是不同的资本利益集团合法实现自己利益的政治表达，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进行合法分利剥削的政治基础。第三，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

在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中，多政党制度被认为是消解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效手段。他们认为，只要用多党制悬空了共产党，人民群众的权利就能实现。这是一个极大的陷阱。它打的是“民意”和“权力制衡”的旗号，可是它永远回答不了，今天最为完善、文明的西方社会，发展成果却依然为少数人享有，依然存在着1%和99%的对立，最后只能退守到“投票民主”的西式民主，能够真正表达民意吗？马克思主义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人民如果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金钱统治及其思想统治，就只能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一盘散沙”而为少数人所统治。只有在先进理论和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成为“有机的社会多数”，才可能当家作主。因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的党，才能真正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只有这样的党，才能真正高举宪法的旗帜，做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真正做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依宪行政。

二、命运引发梦想，道路决定命运，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扎根于中国道路之中的中国梦，真正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不同的梦，植根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和世界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屈辱命运和艰难抗争，无不和以鸦片战争为起始的西方列强的入侵紧密联系。如何看待这种入侵，成为全部道路之争的焦点。在“西化”的观点看来，入侵尽管也伴随着血腥和压迫，但其带来了现代文明则是历史的进步，因而“西化”是唯一的出路；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种入侵虽然依靠了现代文明，却不能使被侵略国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因而不仅本质上是野蛮的，而且预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起。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入侵的后果时指出：“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页）这一认识成为催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重要依据。列宁依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出于高度依赖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需要，“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的时候，争夺这些半附属国的斗争也就必然特别尖锐起来”的事实，不仅论证了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解放的出路。（《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5页）毛泽东依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经验，确立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发展方向，并庄严宣告：“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此路不通、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是因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大国，由于一些初始条件（如没有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没有形成稳固的势力范围，没有形成世界范围“核心——边缘”的二极结构等，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竞争）的丧失，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已无可能。

从实践上看，后发展国家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步履维艰，就是因为落后和受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受过的历时性矛盾挤压成共时性矛盾，因此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恶果叠加显现。而且，资本主义利用与其经济政治实力相应的思想文化上的优势，不断地制造落后是因为没有实行资本主义的神话，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混乱和分裂。选择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西方政治发展道路，对于中国只能意味着国家分裂、国内混乱、国际依附、历史中断的无序状态，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中国现代化之路必定如此，即在社会自觉力量的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取得经济独立和国家发展，再借此参与国际竞争，全面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贯穿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以及自觉利用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形成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和理论前提，也是中国梦的圆梦力量。因此，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成为辨别中国梦和借中国梦兜售“西化梦”的根本界限。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梦想只会越来越远。

三、中国梦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强大影响力和感染力源自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我们讲中国梦，不是用梦想代替现实，而是用科学和理想说明中国梦，通过中国梦的传播，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众化。中国梦的热议，本身就是中国道路成功的成果，我们必须充分阐明这一根基，夯实中国梦的理论基础。

虽然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却是崭新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90多年的艰难探索，终于破解了这一难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又适应了时代的发展进步要求，既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创新。它初步解决了以下四大难题：一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在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条件下如何坚持走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道路；三是在既不照搬西方、又充分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把维护人民主体地位和坚持党的领导统一起来；四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而探索出来的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诸多具体道路构成的中国发展的总道路，在现阶段其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人人起来负责，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三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四是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前提下，扩大对外交流合作，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进步的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这一理论体系是指引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确保我们的发展有“两个一百年”的长远战略及实施路径，使我们能够在深刻复杂变化的世界格局中把握住重要的战略机遇、化解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使我们能够在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基础上把握强国之路、立国之本、兴国之要、兴国之魂，获得又好又快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仅使中国经济连续34年保持平稳增长，而且即使遇到重大危机也能够化解存在的种种问题。西方国家老是宣称自己的政治制度优越，可是为什么这么优越的制度化解不了“欧债危机”呢？为什么“笨猪国家”的名单一再增加呢？相比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仅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而且具有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更加有效、更加公正地配置市场经济资源基础作用的功能，使各种主体的创业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作者：侯惠勤 辛向阳

第二篇：中国梦、企业梦与中国价值

梦想内蕴着价值，价值承载着梦想。中国梦作为价值观构建的理想和目标，对整个的价值观体系具有引领作用，反过来整个的价值观体系又对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支撑作用，二者具有互动关系。中国梦作为形而上的概念，需要具体化和实际化。企业梦是中国梦内涵的具体体现，实现企业梦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路径和保障之一。中国梦、企业梦与中国价值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彼此相融，相辅相成。

一、中国梦、企业梦的价值目标

1.中国梦、企业梦的根本价值目标。习近平同志在谈到中国梦时明确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实现人民幸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价值目标，也是企业梦的根本价值目标。实现中国梦、企业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为人民造福”，从本质属性上看，中国梦就是为人民造福的梦。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这三个基本规定不是彼此分割而是内在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和落脚点就是实现人民幸福，换句话说，无论是国家富强梦还是民族振兴梦，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幸福梦。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不仅要创造经济效益，而且还要创造社会效益。这就意味着企业梦在于不断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人民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价值追求。

2.中国梦、企业梦的终极价值目标。实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终极价值目标之一。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数千年来尽管民族内部结构在不断变化，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包容各个民族和个人共同发展的恒久的主体。历史赋予每一个中国人国家复兴的梦想。由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事实上不仅成为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责任，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骨血之中，而且成为中国市场主体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终极价值目标。实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的终极价值目标之一。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所难以承载和理解的历史负重感。

世界梦是中国梦的另一终极价值目标。中国梦属于中国，同样属于世界。当今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中国梦”的提出符合了当代国际话语体系的要求，其价值内涵容易为世界人民所接受。因为“梦”代表的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追求。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梦也是和平之梦、发展之梦、合作之梦。中国的逐梦之旅，注定与世界同行。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不仅要具有国内发展视野，而且要具有国际化发展视阈，牢牢把握“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把握大势、服务大局。科学把握新常态带来的经济运行新特征、新规律、新要求，开拓新思维、实施新举措，把发展作为解决世界各国各地区各种问题的钥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能让世界受益。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历史上曾经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明进步产生过重要的积极影响，并与其他文明共同发展。中华文化也对世界遥远地区的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曾给古代文明和世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随着世界历史的融合，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将整个世界联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中国也已是这个整体中重要成员。共享世界文明发展成果的中华文明发展至今，也必定会给世界再次带来文明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不仅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复兴，更是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证。中国梦是坚持合作共赢与维护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是发展自己与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有机统一，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之梦，为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的机遇，也为中国企业以及国外企业创造了创新机遇、空间和平台，彼此吸收各自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经验，挖掘整理各自长期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由此，各行各类企业也必然在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中寻求新的发展，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步伐。

二、中国梦、企业梦的价值主体

作为一个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会凭空实现，必得依赖于一定主体——国家、社会、企业、个人的担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确立了中国梦的国家价值目标，明确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确立了中国梦的社会价值目标，明确了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社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确立了中国梦的个人价值目标，明确了我们要塑造什么样的个人。与此同时也为企业寻找到了立身之命。民族复兴的总体目标，实体化为多元主体的协调共进、有序发展，最终体现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发展、企业创新、人民幸福。这也意味着每个企业、每个中国人在这移动互联网时代都有出彩的机会。

每一个国民都是“中国梦”的实现主体，也是“中国梦”的最终享有主体，是培育和践行中国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这体现着唯物史观的人民主体思想，培育和践行中国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观需要人民群众作为主体广泛参与。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关键在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价值的本质体现。国民中优秀的成员尤其中青年成为企业梦价值主体。从国民个体出发的梦想更能直接反映国家、社会与企业现实和需求，在国家整体复兴的道路上发挥根本的作用。当每个个人、企业都能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梦想中发现属于自己那一份独特的梦想时，个人命运和企业命运、国家繁荣富强牢牢结合在一起时，必能促进每一个中国人、每个企业为了国家的复兴而始终不渝地努力奋斗、制造与创新同步。“中国梦”是中华民族每个人、每个企业的梦想的体现，承载着亿万国人的美好愿望，用自身价值的实现来为整个国家梦想以及企业梦的实现积聚力量，由一代代的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双手来传承和实现。青年学生的爱国意识、敬业精神、诚信和友善品质，是实现中国梦、企业梦的重要因素，是青年学生价值自觉的选择，青年学生只有深入社会生活，与社会和企业实现零接触，全面了解社会和企业的需求，能够有效实现专业目标和职业目标统一，理想目标和社会目标、企业目标统一，有的放矢，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从而实现中国梦、企业梦。

三、中国梦、企业梦的价值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社会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能够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意识、整合多元化的利益关系，为凝聚共识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价值追求奠定基础，激励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各个领域的企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的核心内涵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规定和价值导向，引领着未来中国以及各类企业的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所在。作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的高度凝练及抽象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统一的，内在地包含着中国精神的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人层面所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要求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个公民必须具备应有的核心道德品质，释放“正能量”。人以德立、国以德兴。只有每个公民具备良好的政治道德、职业道德和个人品性，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产生巨大的整体合力，让每个人在“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历史逻辑中梦想成真。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市场和创新主体即各类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保障，是企业文化建设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为企业注入创新动力和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自我评价核心指标以及创新与发展目标，在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同时让市场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全面发挥作用，促进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融合，在依法治国背景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迈出新的步伐，给企业强有力的产权保护，有效地降低企业面临的外部风险，进一步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精神文明快速提高的相统一，群众创造与群众享受相统一。

(作者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學院)

作者：李慧敏

第三篇：萨米尔的中国梦与中国人的中国梦

今天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中国梦”依然是同床异梦——右派精英的“中国梦”与左派的不同，所谓“左派”的中国梦又各个相异。这似乎注定着萨米尔·阿明所代表的世界进步知识分子和边缘区域民众的“中国梦”恐难成真

与许多世界各地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萨米尔·阿明对中国充满着令人感动的好感，并把他对未来世界的期许，寄托在这个到目前为止连他自己也不能完全看清楚其真实面目的国家身上。类似的“中国梦”，同样也遍存于包括欧美国家底层民众在内的全世界受掠夺的民众之中。

萨米尔的中国梦

当世界秩序持续加剧倾斜了至少5个世纪，作为秩序一侧的资本主义完成了从商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的三级蜕变，建立了对技术、金融市场、自然资源、媒体与通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五种垄断”的全球化运行框架，实现了“国际阶级”的基本固化之后，身处秩序另一侧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萨米尔称之为“边缘区域”)国家和民众，对于颠覆这个严重倾斜的世界秩序，除了期待对方体系的衰竭、崩溃(萨米尔叫作“内爆”)之外，同时也寄望于一个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新兴大国的崛起，与边缘区域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共同对抗美国、欧洲和日本所代表的“中心区域”;或者形成一个多极世界，来打破美国一极独大的局面，平衡严重倾斜的世界秩序。

这种“中国梦”，对于世界进步知识分子和边缘区域民众来说不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是通过各种大致势均力敌的集团相互抵制来实现世界平衡、获得相对和平的。相反，一旦这种势力抗衡的局面被打破，世间和平往往也就随之破碎。面对今天这样一个空前倾斜、美国单极独霸的世界秩序，若从世界视野来寻求建立一个多极世界、实现世界平衡，谁也没有理由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存在忽视不计。中国的崛起，恰恰满足了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反全球化运动对一个多极世界的想象。其次，从客体角度来分析，世界进步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和厚望，主要建立在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统印象之上。或者说，主要建立在中国的“历史形象”上。这个“历史形象”，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某种中庸的、宽容的、温和的而非极端的、狭隘的和攻击型的价值观，以及受此影响的集体思维方式。大抵这就是世界对于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传统印象;与欧洲、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在历史上尚未有过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或其他帝国主义行为，没有犯过类似“美洲开发”、贩奴贸易、殖民奴役等等世界性罪恶，中国的国际关系史是相对干净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外交方针，以及建基于此的全新的、自尊的国家形象。中国人的中国梦

但是，所有这些理由，在今天看起来都呈现着不同程度的暖昧。

在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方面，今天的“中国文化”——叫“时代精神”更准确——究竟吸收、承续了多少这个古老国家自己的文化传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被包装成“先进、文明”的代表且攻势凌厉的资本主义普世价值经过30余年的深刻改造之后，今天的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中，还遗存着多少古典思想的成分?这都是可疑的。何况，当年用庚款余额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现代化启蒙大师”，已经不遗余力推广、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百余年，如今早已是徒子徒孙不知其几了——这些西化的头脑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精英中占多大比例?理解传统文化对未来中国国家走向的影响力，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而第二个“理由”，即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大规模的帝国主义罪行，实际上不仅与传统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更是因为历史尚未提供这种可能。

而今天，事情已经起了变化。首先是高速增长的经济力量为中国的右转提供了物质可能。萨米尔自己也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尽管他认为这是“不可跨越”的历史周期，同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设计上有别于其他国家并取得了“让人震原的”成就。中国已“部分地完成”了整合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并且存在全面加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的强大倾向。这种强大倾向突出存在于今天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媒体舆论界。伴随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私营企业的开放”，出现了“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右派”。而他的代言人和吹鼓手，即网络上所说的“公知”，他们所从事的就是“一如既往地在不断壮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激发对右派理念的支持”，通过舆论操控来制造社会共识，以此影响最高领导层的政策方向，从而塑造国家的未来走向。

操控舆论制造共识，在国际上始于1990年代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世界上高歌猛进的阶段，在苏联崩垮、东欧剧变的背景下，“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并甚嚣尘上。同一时期，中国开始“加入全球化并轻易地取得了出口增长和更高的GDP增长率。”这种现象，给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中国右派营造了一个幻想：沿着资本主义所建议的发展模式走下去，这种高增长率将会毫无障碍地长久持续下去;也为国内外资本主义代言人宣扬“顺应历史回归正常”、敦促中国彻底加入全球化体系提供了舆论环境。他们一方面竭力掩盖中国持续崛起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捍卫一极霸权之间的根本冲突，另一方面致力于“资本主义将为所有人创造和平、民主和进步”之类理念的传播，推动中国社会发生“去政治化”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功了：“共产党内的领导权已经基本为右派所掌握，并以去政治化和由其所引发的天真幻想为基础建立了其稳固的治理。”(萨米尔·阿明《中国2013》)但右派仍不满足于此，一条微博评论这样概括道：“……精英权贵等右派，是改革最大受益者，却天天干着推墙沉船之事。何以如此奇怪?……右派急于摧毁皮囊，以摆脱最后束缚，保全既得利益。”

但抵制右转的言论力量在中国依然存在。在这个成分复杂、派系林立的知识分子阵营中，有被目之为毛泽东主义者的“毛左”，有自称并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托派”社会主义者，更多的则是民族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其中各派的主张并不统一，有时尖锐对立，他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反对中国毫无保留地接受金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无条件投进美国麾下的全球化体系。也正是因为这一共同立场，他们被笼统而错误地划为“左派”。本质上，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只是一个个孤立的言论个体，他们之间并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联合阵线。最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信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理念的人，隐晦或公开地希望中国应当像美国那样敢于提出自己的世界霸权主张，走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这与前面所提到的那种右派理念的惟一区别就是：打倒美国自己干。在这个小圈子里，已经在热烈地讨论着诸如“中国如何领导世界”的问题，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这种帝国知识分子所呈现的正是极右的狂妄嘴脸，却被奇怪地划作“左派”——足见当今中国的“左派”概念多么混乱!

更本土化、也可能更具代表性的言论群体的立场是：希望中国在经济上发达，在军事上强大，在国际上无为——不求霸权也不出风头，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己的事儿，为国民提供安全保障和幸福生活就好。他们对意识形态争论不感兴趣，对全球化不反对也不积极追求加入，一心只想过自己的富国寡民生活(这大抵上也属于萨米尔所说的“去政治化”幻想)。这种新员外式的国家理想，在政治上大致属于“中右”。如果乐于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有“中庸，宽容，温和”的一面的分析，那么就必须正视：这个文化传统里同样存在着深厚的小农意识。功利，自私，自保，短视，缺乏世界视野，英雄主义气质和理想主义激情向来是这个民族性格中所缺少的(毛泽东是一个极大的例外)。这就是本土化的“中右”所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中右”的声音因缺乏极端色彩而不那么吸引眼球，但在舆论场上的被忽视并不影响这种倾向对政治走向的影响力。

命运的选择

以上，大抵就是今天各类中国人的各色中国梦，至少代表无声民众世界之外的中国梦。而萨米尔·阿明所代表的“中国梦”——其实称作“梦”并不恰切，与其把他理解为“期许”、“愿望”，说他是一种忠告和警醒更准确——是从世界视野出发，基于对历史规律和全球现状的深刻分析，而对中国提出的一个方向性建议。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的最大化，疯狂破坏地球生物繁衍所依赖的自然栖息地，“非再生资源(特别是石油)的大量消耗，对生物多样性不可逆的毁灭，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巨大破坏，最终将威胁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已成为人类公敌的过时制度》)而这种利益的最大化，只是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最大化，却要以80%世界人口的贫困化为代价，特别是以几乎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农民的贫困为代价。通过建立“五种垄断方式”的全球化运行框架，边缘区域人民卓有成效的工作被贬低，前所未有的不公平分配方案被确立;通过覆盖全球的军事基地和野蛮的战争手段，边缘地区民众的抗争被镇压，与社会进步相关的真正的民主化进程被阻断……作为资本主义捆绑地球、吸榨人类、毁灭世界的象征物，从早期密密麻麻的环球航线，到使地球遍体鳞伤的油气输送管线，再到今天覆盖全球的金融控制网络，最便于人们直观地认识全球化的可怖真相。面对全球化这一野蛮的、毁灭性的世界体系，边缘区域的人民在积极寻求一种人道主义的、替代性的世界体系，寻求建立一个联合对抗中心区域霸权的统一阵线。这既是亚非拉边缘区域的需求，也是中国自身的需求。

在萨米尔·阿明的分析中，身陷三重危机(也许还应该加上一重：信誉危机)在走向衰竭、彻底崩溃之前，尚有一段“晦暗的时间”。这一段黎明来临之前、介于资本主义之秋与人民之春的时间，将呈现为“妖魔鬼怪出动”的混乱和更大的野蛮。这种野蛮首先表现为战争。而战争将“主要是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克林顿政府时期，不是布什，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完成了一份报告，美国政府的目的是研究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用核武器消灭6亿人口，也就是中国人口的一半。”“我参考了《五角大楼文件》，他是由一位知名的美国记者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发表出来的，我见过他。这个材料非常重要，应该在中国出版并广为人知。还有在1991年，当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一位叫哈萨内恩·海卡尔的埃及地缘政治学家——他完全不是什么左派——写了一篇文章，说对中国的战争开始了。他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不只是要催毁伊拉克并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而且还要建立一个覆盖中东地区的强大的军事基地，首要目的是针对中国，最终也会针对俄罗斯和印度。”(萨米尔·阿明李北方《对话萨米尔·阿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如果承认萨米尔·阿明的分析并非危言耸听，那么，加入针对帝国主义的南南阵线，推动建立一个抵抗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共同阵线，对于中国就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大国的国际主义道义问题，而是一个事关自身命运的战略选择问题。

显然，今天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中国梦”依然是同床异梦——右派精英的“中国梦”与左派的不同，所谓“左派”的中国梦又各个相异。这似乎注定着萨米尔·阿明所代表的世界进步知识分子和边缘区域民众的“中国梦”恐难成真。何况，萨米尔·阿明对中国的理解和判断未必件件准确：大体来说，他对过去近一个世纪包括改开以来的中国历史的理解和分析是深刻、准确的，但他对于当前的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国家走向、特别是对“中国进步精英”的政治影响力的乐观评估，事实上是无法令人乐观的。

但无论如何，萨米尔·阿明对中国的一个判断是可信的：中国人民拥有斗争的悠长历史和经验，“……如果是这样，我相信中国人民会非常非常快地做出反应。我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同上)

我们也不希望。

作者：桑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