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典型硕士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营业转让合同以采取书面形式为宜。我国法律将来对营业转让作出规制时，应将营业转让合同的书面形式规定为任意性条款，同时应规定营业转让合同的一般条款，供当事人签订合同时选择。对于营业转让的范围，一般情况下，应以当事人约定为准。
第一篇：典型硕士论文范文
“非典型”院长：王杉
因为需要处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北大人民医院”)的工作，我们约定的采访推迟了半个小时，王杉匆匆赶来，连连道歉;半个多小时后，因为需要赶往北大国际医院为开业做最后准备，原定的采访时间又被压缩，王杉再次表示歉意，“如果有需要，电话联系，抱歉，我着急赶过去。”
这就是王杉现在的工作状态，在北大人民医院与北大国际医院之间进行着空间与身份的转换。
一边是作为国内顶级公立医院的北大人民医院，一边是肩负着为医改探路重任的北大国际医院。我们突然好奇起来，作为医院的管理者，在公立医院与非公医院之间的身份游走是什么样的感觉?他如何看待、管理公立医院与非公医院?绝无仅有的任职履历能让他被视为“非典型”院长吗?
创新管理，这是个机会
时光倒回至2003年，还是北大人民医院副院长的王杉经历了“抗击非典”的恶战。作为亲历者，王杉多少有些不愿意提及，他说那是非常惨痛的一件事，“严格地讲，首都抗非典的胜利是北大人民医院整体用血和生命换来的”，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补充道：“确实是北大人民医院全体医务人员无畏地站在‘抗非’的最前线，不能说是北京安全度过SARS的全部因素，起码是重要的组成之一。”
这段经历彻底地改变了王杉想要成为一名好医生的想法，他对我们说道：“在类似非典的突发事件中，一名管理者作出的决定可以影响众多人的生命。所以，做一名优秀的现代医院管理者对百姓健康的影响更巨大，职责更神圣。”
非典过后，王杉兼任北大国际医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韩启德的指挥下，筹建北大国际医院。
上天垂爱有准备的人，筹建北大国际医院恰好给了他学以致用的机会。
早在1999年，王杉刚刚从事行政管理时，因为需要学习管理知识，参加了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举办的院长职业化管理培训。作为第一期学员，王杉系统地学习了现代医院管理的理论，从医院战略制定、医院财务管理、医院人力资源、医院市场营销、医疗风险管理到商务模拟、案例分析，他发现自己很有兴趣去研究这些内容。
“以前大家对医院管理没有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医院管理如同各医学专科一样，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它涉及医院的方方面面，很多东西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筹建北大国际医院给了我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让我从一个个理论知识落实到操作层面。”王杉谈到，从零起步到今天，他应该算是北大国际医院工龄最长的员工，他付出了11年的心血。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工作，2003年到2006年，王杉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与专家、学者、政府人士对医院整体规划进行反复论证。
为了打造国际化的一流医院，王杉聘请了美国医院评审联合委员会国际部咨询师，并根据国际医院评审标准对医院项目从感染控制、药品储存及患者安全等方面对各科室进行评估;他还聘请新加坡健康服务的专家团队对医院护理管理模块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在其协助下开发了一套符合国际标准的、可操作的护理管理制度与流程。
“我们在筹划阶段第一轮论证就咨询了3000多人次，其中我亲自面谈的就有1000多人次。”王杉体会到，专业的事让专业团队来做，有效利用专业团队，让他们发挥特长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些在筹建北大国际医院过程中的种种心得，在王杉2006年同时担任北大人民医院院长后，自然被应用到了这家顶级公立医院的管理实践中。
专业化管理，构建现代化医院
管理公立医院与管理非公医院有区别吗?“在提高运营效率、治病救人这方面都是一样的。”王杉如是说道。
从2003年到2006年，北大国际医院的筹备被一点点地抠了出来，这个过程也让王杉对医院管理有了新的认识。
“虽然当时没有做过一把手，但是，对于医院该如何运作，从哪个方向出发，我有很清晰的想法。当然现在证明有的想法是正确的，有的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但是有一个核心，就是要用现代机构管理的理念来对我们有90多年历史和传统的北大人民医院进行管理，这是我的诉求。”
2006年，王杉担任北大人民医院院长，同与他一道在非典时期共患难的同事组建了新一任领导班子，开启了新一轮人民医院发展的新篇章。
北大人民医院是第一家中国人自行筹资建设和管理的综合性西医医院，林巧稚、周华康、冯传汉、曾宪九、张乃初、吴阶平等诸多知名大家曾在这里行医任教。当建院使命传承到王杉这里时，他励志要用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的管理方式打造现代化医院，让承载了众多荣誉的“老院”重新焕发青春。
出任院长后，王杉惊讶地发现医院竟然连年亏损，虽然这其中有着“非典”遗留负担的原因，但传统的粗放管理也是造成费用高企难下的重要因素。
于是，王杉推出了一系列被他称之为“小举措”的管理措施，一年后医院扭亏为平：通过公开招标，医院花30多万雇了5个工人，解决了每年花300多万养3个包工队的局面;每年70多万元的清掏费降低为6万多元;原本破破烂烂的太平间一年也能进账16万元。
在这些小举措取得成效之后，王杉开始谋划起改进医院经营管理的“大动作”。
同年，北大人民医院将凡是通过招标的药品、耗材的名称与价格录入收费字典库，一旦缺货，系统自动提示补齐，避免人为操作空间，规范了整个采购流程。
2007年，医院引入“企业360度评价”和“管理风格与潜能评价”机制，利用信息平台前后搜集了4万多份关于中层干部的考察数据，让全院职工参与到人事任免工作中来，实现了平稳的中层干部换届。
借助外力，王杉引进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进行运营分析，2008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IBM医疗课题组、中联资产评估公司纷纷加盟医院“外脑”，对医院进行运营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王杉发现，医院财务体系中会计相关项目共898项，与企业运行体系处理方法一致的仅272项。“所以，要想真正掌握医院运营的状况，必须要有集中的风险管控体系与机制，这种体系要以实现采购支出与物资流向管控、建立财务业务一体化运作管理流程为支撑。”
为此，2008年北大人民医院在国内率先启动“HRP”计划(即医院资源规划，Hospital Resources Planning)，将物流、数据流、业务流和财务流一体化管理。2009年，北大人民医院再次率先启动BI项目(即商业智能，BusinessIntelligence)，利用信息做运营管理的辅助决策。
“我属于拿得起，放不下的那类人，只要做了，就希望把它做好。”作为院长，王杉把北大人民医院带入了现代化管理时代。
用项目带管理，嫁接HIMSS
久经杀场，王杉摸出了现代化医院的管理心得：专业的事儿专业人来做、用带项目的思路带管理……
心得带来累累硕果，其中为人瞩目的便是2014年北大人民医院成功问鼎HIMSS7级。
“北大人民医院成功问鼎HIMSS7级，最初还与北大国际医院有些渊源。”王杉谈到，两家医院就像是“兄弟”，为了一方发展更好，另一方也会率先探路。当初筹建北大国际医院的实战经验就用在了北大人民医院的现代化管理建设思路中，而北大国际医院的国际信息化规划宏图则由北大人民医院率先探路试水。
“医院的信息化系统应该在上线时就是一个经过验证的成熟、稳定且先进的系统，所以，这个系统需要在一个实际的环境中运行测试。”
北大人民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始于1996年，但是建设缓慢。2006年，医院重新开启信息系统架构规划，完善了医院管理信息系统(HIS)、临床信息系统(CIS)等，随着医院HRP以及BI的建设启动，医院的信息系统建设行业闻名。“我们的信息化建设框架与运营在当时算是好的。”王杉谈到，北大国际医院的信息化建设正是以北大人民医院的信息化系统为模板，通过全面的规划与升级，再平移到北大国际医院信息化建设上来。
2011年元旦过后，北大人民医院引入埃森哲进行现代化软件系统的建设规划，随后，普华永道加盟开始对医院内控与运营管理进行梳理。
在进行规划时，医院分析规划出了包括集成平台、临床医疗、运营管理、区域医疗和基础架构等五大领域的73个系统和204个子系统，整套系统以基础架构为基础，通过集成平台把各个系统连接在一起。
为了对项目的工作效果进行评估，埃森哲建议引入HIMSS评级。美国医疗信息与管理系统协会对电子病历成熟度模型分为0～7八个级别，级别越高代表着医院信息化成熟度越高。
2011年8月，北大人民医院评分为4.24分，经过系统改造，2013年10月，北大人民医院通过HIMSS6级，今年5月，医院通过了HIMSS7级认证，成为亚洲第二家、国内第一家通过HIMSS7级的医院。“信息化是工具，其内涵还在于对医院流程的梳理以及对质量的管理。”对于他亲手抓的这项工程，他总结最终能够成功得益于五点：一把手工程;顶层设计、统筹规划;需求为导向，解决一切难题;专业团队做专业事儿;项目带管理促建设。
“试验”的成功也让北大国际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一出生便能问鼎国际水平。王杉说，两家医院相互成就。
非典型中的“典型”
作为同属于北京大学的附属医院，一家属于非营利公立医院，一家属于非营利民营医院，王杉亦然用两套班子实现了两家医院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
谈及资本，总能让人联想到它的逐利性。北大国际医院由北京大学与北大方正集团共同投资建设，属于社会资本办医。对于社会资本兴办医院是否会出现上述的担忧?
王杉有独到的观点，他说道：“社会资本不是洪水猛兽，它与医院的公益性原则并不冲突。”王杉继续向我们分析，医院资金的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患者获得医疗服务的好与坏，然而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远远不能满足其运营及发展需求。他相信，今后一定会出现大量社会资源办的非营利性医院。
“办医院是长线投资，要想近期体现股东利益那是妄想，必须建立与医院相关的产业链。”王杉早在北大国际医院筹建之初就给出了他的构想。“其实直到今天，我说的这个事情依然是一个黄金标准，单办医院如果没有很强的现金流、资金流链保证的话，办一个死一个。”王杉解释，一所医院从零开始到资金平衡大概需要7-10年，从国际上来看，即使美国市场化这么强，医院的利润率也平均在3.6%，营利性医院在10%-15%，所以，医院不是暴利机构，单靠医院本身运行把折旧等成本核算清楚，需要太长时间，然而健康产业又是大家重视的、投资的领域，所以需要结合医院上下游，做产业链的形势。“不是谁想办医院就办医院，一定是办医疗健康产业的，所以，方正集团就下决心做这个事情，现在基本做全了。”
“所以，单就医院来讲，其要履行的职责是相同的，就是治病救人，这点毋庸置疑。”王杉谈到即便对于民营医院来讲，其管理的视角也已不再局限于单纯考虑自身发展，医院需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加强公益性，承担社会职责，因此，北大国际医院同样会重视预防保健、医疗急救、支援农村与基层，重视救灾、扶贫与支农。
在特殊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履行相同的使命与责任，从这一点看来，“非典型”的标签对王杉似乎并不适用，他用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与方式实现了医院的现代化建设，作为一名职业化院长，他对“职业化”给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
作者：许定河 杨晓慧
第二篇：对营业转让合同作为非典型合同的典型分析
[摘 要] 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营业转让合同以采取书面形式为宜。我国法律将来对营业转让作出规制时，应将营业转让合同的书面形式规定为任意性条款，同时应规定营业转让合同的一般条款，供当事人签订合同时选择。对于营业转让的范围，一般情况下，应以当事人约定为准。营业转让人负有移转营业的义务和竞业禁止的义务，在立法上应赋予营业转让人营业优先权;营业受让人负有支付转让价金的义务，商法应确立营业受让人的减价权。
[关键词] 营业转让;营业转让合同;营业优先权;竞业禁止;减价权
Typical Analysis on Business Transfer Contract as An Atypical Contract
ZHOU Hong-zheng
(Law School,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Key words: business transfer; business transfer contract; right of business priority; prohibition against competition; right of reducing price
19世纪以来，法律承认商业营业资产是一个“由各种构件组成的整体”，而作为一个整体，它就可以作为合同的标的。[1]营业主之间可以转让营业，即转让以营利为目的而存在的具有机能性和独立性的财产整体和经营地位。营业转让作为一种非纯粹的债权行为，主要通过营业转让人和营业受让人签订营业转让合同来实现。
除了合同形式外，通过指令亦能实现营业转让，比如国家或者控制人发布调整营业的指令，作为被控制人的营业转让人和营业受让人均予以接受，在这种情形下，就应该按照指令来转让营业。]
营业转让合同是一种复合性的合同。营业转让为独立的法律行为，营业转让合同为单一合同而非复数合同。[2]营业转让合同不属于《合同法》中规定的典型合同的任何一种，我国商法亦未对营业转让合同做出规定，这表明对营业转让合同的规制尚未引起立法者的重视。在商法未做规定的情况下，营业转让应受《合同法》的规范和调整。
一 营业转让合同的形式
营业转让，实际上是营业转让人和营业受让人就转让营业财产订立的债权合同。[3]营业转让合同有无必要采取书面形式?考虑到营业转让一般涉及重大财产的转让且涉及多方利益，因此，营业转让合同以采取书面形式为宜。书面形式的最大优点是合同有据可查，发生纠纷时容易举证，便于分清责任。[4]
有的立法例明文要求营业转让合同采取书面形式。《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560条规定，“企业出卖合同应采取书面形式订立”，“不遵守企业出卖合同形式的，合同一律无效”，该法还要求登记企业出卖合同，并规定“企业出卖合同应进行国家登记并自登记之时起视为已经订立”。[5]在法国1935年6月29日的法律颁布之前，法律认为商事营业资产的买卖合同同一般普通法上的买卖合同一样，均可以采取任何方式为之，1935年6月29日的法律废除了这种规则，认为商事营业资产买卖合同应当规定某些内容。[6]“制裁不载明这些必须列入事项是口头合同的无效”。[7]
在我国，对于小商人而言，由于营业规模不大，人员不多，关系不复杂，为了简化流程，通过口头形式也可以实现营业转让，如果一味强调书面形式，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的成立原件，营业转让合同往往会因欠缺书面形式而不成立，这样的结果难免会妨碍营业转让的进行，阻碍商业的发展。因此，未来制定营业转让规则时，对营业转让合同形式问题比较妥当的做法是，规定营业转让合同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但如果不采取书面形式，不致影响营业转让合同效力。
二 营业转让合同的内容
在营业转让中，由于转让内容复杂，涉及事项众多，营业主之间可以将营业转让内容在合同中约定清楚。法律如何规范营业转让合同内容，有无必要将营业转让合同内容采取列举方式予以规定?
由于营业转让合同是商事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合同，企业在转让或受让营业时可能会因约定不明而发生争议，债务承担等事项常常成为争议的焦点。因此，法律有必要发挥应有的指导功能，将营业转让合同的内容在法律上作为提示性条款予以列举规定，以提示、指导当事人所应关注的事项。《合同法》上的典型合同多列举规定了合同的内容，虽然营业转让合同不是典型合同，但考虑到其重要性，法律有必要列举规定出营业转让合同的内容。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1年第1期周洪政：对营业转让合同作为非典型合同的典型分析
对于营业转让合同的记载事项，法国法采取在遗漏必须记载事项时赋予买受人向法院申请买卖无效的权利，意在通过买卖相对无效保护买受人的利益，并把买受人主张无效的权利限制在一年的期限内。[7](P62)法国的这种做法容易使买受人在合同缺乏必须记载的事项且受让营业后经营业绩不佳时，滥用主张无效的权利。营业转让当属营业自由的范畴，法律不应做过多限制，以免干涉商人营业的自由，并违反私法自治的原则。本文认为，比较妥当的做法是，参照《合同法》对技术合同等合同所做规定，[注：《合同法》第324条。在《合同法》总则中，第12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示范文本合同对待签合同的内容具有指导功能。对于合同的内容，尽管《合同法》总则第12条第1款做出了规定，《合同法》分则依然对很多典型合同内容进行规定，法律认为这种重复具有必要，这是一种强调。]规定“营业转让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这样既体现了法律提示、指导的功能，又能发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营业转让合同的标的物应如何界定?没有通过约定排除的都在转让范围内，还是约定在内的都属于转让范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561条规定，“上述文件中所列财产、权利和义务，均由卖方移转给买方，但本法典第559条有不同要求或双方协议有不同规定的除外”;[5] (P215)《澳门商法典》第105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得在不影响企业存在之情况下，将某些财产排除于转让范围外”。[8]《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和《澳门商法典》采取的是“没有通过约定排除的都在转让范围内”的做法。但本文赞成“约定在内的都属于转让范围”的做法。因为营业转让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应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由，转让的标的物不应由法律规定，而应交由当事人约定，此其一;其二，如果笼统规定，没有通过约定排除的，都属于转让范围，则在部分营业转让的情况，如何界定被转让部分的营业与未被转让部分的营业之间的界限?笔者注意到《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和《澳门商法典》规定的企业转让与我国讨论的营业转让并不完全相同，企业转让相当于我国营业转让中的全部营业转让，既然如此，这两个法典自然强调转让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也即只有在营业转让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将约定财产排除在营业转让范围之外。因此，没有必要借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和《澳门商法典》的规定，我国应采取由当事人约定营业转让范围的模式，这符合我国商业交易惯例。对于没有约定在内的财产是不是必然不属于营业转让范围?这要由该财产属于什么性质的财产、该财产的存在对营业构成何种程度的影响、该财产的价值、该财产对转让人和受让人的重要性以及转让的营业财产的价值与对价是否等价等因素来综合确定。
三 营业转让合同对营业转让人的效力
营业转让会导致营业转让人和营业受让人法律地位的交换，营业转让人和营业受让人所承担的营业转让合同义务对相对方而言显得至关重要。营业转让人的主要义务是移转营业，这是其应负的给付义务。除此外，其还应承担附随义务，即竞业禁止义务。
1. 移转营业义务
营业转让人因营业转让而剥离全部或部分营业，自然有义务按照营业转让合同，交付动产，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登记，办理商标权、专利权等权属变更登记，交付、背书或过户有价证券，移交客户名单、销售网络、进货渠道等信息资源，传授操作方法、制造工艺等技术，等等。营业转让与财产转让的重大区别在于前者转让的是有组织的营业整体，作为营业的成分，即使没有约定在营业转让合同中，如属遗漏，也有可能成为被转让的对象。因为在合同欠缺有关约定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漏洞补充的解释方法补充合同内容，《合同法》第61条规定可以通过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补充合同漏洞，《合同法》第125条第1款的目的解释、诚信解释对于漏洞补充，亦有发挥作用的余地。[9]营业转让人应按照《合同法》第150条和第155条，对所转让的营业财产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和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自不待言。
移转营业与接受对价之间总是存在先后顺序，如果付款在后，则营业转让人在转让价金获取上风险就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营业转让人?我国《合同法》第134条规定了所有权保留制度，双方可以约定营业转让人在未全部取得转让价金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然而，该制度不能适用于所有转让标的物，比如商号、商标权、专利权等无形财产。优先权制度在确保营业转让人获取转让价金上，具有所有权保留制度不可比拟的优点。法国在1909年法律上就明确规定了转让人的优先权。[6] (P366-367)我国已经规定了优先权，但未规定营业转让人的优先权。《企业破产法》第113条第1款确立了工资、税收债权的优先受偿性，《合同法》第286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可以优先受偿，《海商法》第21~30条规定了船舶优先权，《民用航空法》第18-25条规定了民用航空器优先权。建设工程优先权、船舶优先权、民用航空器优先权之所以被法律确立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建设工程、船舶和民用航空器所涉价值重大，对债权人而言非常重要。营业是很重要的商业元素，其价值重大，对转让人而言，往往能够决定其生死存亡。因此，本文认为，在我国商法未来制定营业转让合同规则时，有必要设立营业优先权，以保护营业转让人的利益。
由于优先权欠缺公示性且具有一定的追及性，如何保护善意第三人，是设立营业优先权规则时应考虑的问题。设立优先权登记制度是从公式方面保护善意第三人。法国法规定，转让人必须在商事营业资产买卖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向经营地商事法院书记官登记优先权，如果不登记，出卖人不享有优先权。[6] (P367) [7] (P79)优先权登记制度在我国法上也有体现，《民用航空法》第20条规定了民用航空器优先权的登记制度。对于营业优先权，为了向社会进行公示，可以要求转让人在营业转让合同签订后的一定期限内到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予以登记。鉴于商事活动的时效性，营业优先权的登记期限不宜太长，以30日为宜。考虑到商事活动的灵活性、我国登记制度还不完善以及对营业转让人的保护，可以将登记规定为优先权的对抗要件，如果不登记，营业转让人不能对抗再次受让营业财产的善意第三人。由于构成营业的财产流动性很大，即使经过登记，也不宜使优先权的追及性及于商品、原材料等动产之上，但在构成营业组成部分的不动产、商号、商标权及专利权等价值较大或较为重要的成分之上，可以体现优先权的追及性。
如果营业转让人怠于行使优先权，则对受让的营业而言，实属一大负担，不利于营业的继续流转，也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因此，应规定优先权的存续期限。对于民用航空器优先权，《民用航空法》第25条规定了3个月的存续期间;对于船舶优先权，《海商法》第29条规定了1年的存续期间。为了促使营业转让人尽快行使优先权、使营业财产所关联的各种商事秩序尽快稳定下来，参考《民用航空法》和《海商法》规定的优先权存续期间，且考虑商事实践的需要，可以规定营业优先权自营业转让合同生效之日起满1年不行使而消灭。另外，为了使营业财产上的优先权负担早日除去，使营业财产早日获得“新生”，在设置营业优先权规则时，可以赋予受让营业财产的善意第三人涤除优先权的权利。《海商法》赋予了船舶受让人涤除优先权的权利，[注：船舶优先权具有很强的追及性，为了保护船舶受让人的权利，《海商法》第26条赋予了船舶受让人涤除优先权的权利，以督促优先权人及时行使优先权。在实务中，享有船舶优先权的债权人应自法院催促裁定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办理船舶优先权登记。逾期未主张权利的，视为放弃船舶优先权。]这种规定可资借鉴。
营业优先权的设置，不仅有利于保护未能顺利取得转让价金的营业转让人，而且对完善我国优先权体系亦有一定贡献。
2. 竞业禁止义务
营业转让规则的缺失，导致营业转让人所负的竞业禁止义务，在实务中不具有可操作性。营业转让人转让营业后负有竞业禁止义务，这是营业转让的应有之意。虽然我国法没有明文规定营业转让人的竞业禁止义务，但根据《合同法》第60条第2款对附随义务所做规定，营业转让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营业转让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竞业禁止义务。营业转让人的竞业禁止义务是由诚实信用原则所派生出来的义务，将来有必要参考公司职工竞业禁止义务的规定，[注：《公司法》第149条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义务，《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24条规定了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的竞业禁止义务，《劳动合同法》上的竞业禁止义务多体现为意定义务。]将营业转让人所负有的竞业禁止义务直接上升为法定义务。
根据民法规则，确立营业转让人的竞业禁止义务，不存在任何障碍。然而问题是，竞业禁止义务的内容如何确定?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对竞业禁止义务内容的理解容易产生分歧，实务中，容易出现裁判不一致的情况。
不同立法例对竞业禁止义务内容的规定，不尽相同。日本法将竞业禁止的时间范围规定得很长。《日本商法典》第25条规定，除非另有约定，转让人在20年内不得在同一市镇村内或相邻市镇村内经营同一营业;转让人有不经营同一营业的特约时，该特约只在同一府县内及相邻府县内，在不超过30年的范围内有效。[10]《日本公司法》第21条做出了类似的规定。[11]《韩国商法典》第41条所规定竞业禁止的时间限制比日本缩短了10年，其他内容大致相同。[12]在设立竞业禁止义务时，既要考虑保护营业受让人的利益，也要确保营业转让人的营业自由，如果过于限制营业转让人的营业自由，则难以在营业转让人和营业受让人之间维持利益均衡，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因此，本文认为，将竞业禁止的时间限制规定为5年较妥。《意大利民法典》和《澳门商法典》即是这样规定。《意大利民法典》第2557条除了规定了竞业禁止5年的时间限制，还对双方就竞业禁止的约款进行了限制，双方的约款不得妨碍出让人的任何业务活动，即使双方约定了更长的期限，自转让时起的5年内禁止竞争的约定有约束力。[13]我国澳门地区对竞业禁止义务规定得非常详细，《澳门商法典》不仅规定了竞业禁止义务及其限制，还规定了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救济及其限制，《澳门商法典》的很多规则可资借鉴。
为了更好地保护营业转让人的营业自由，竞业禁止义务除了受到时间限制外，还应受到行业限制和地域限制。至于行业限制和地域限制的范围，主要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衡量。
四 营业转让合同对营业受让人的效力
营业受让人有权获得营业财产，并继续营业;其主要义务是支付转让价款，此外，还要承受营业上的负担。
营业受让人受让营业，应按营业转让合同约定的数额支付转让价款，这属于营业转让的常态。如果营业转让人为了甩掉包袱，将积极财产和负债打包转让，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不仅营业受让人不需要支付价款，营业转让人甚至可能会倒贴。
在特殊情况下，营业受让人具有减价请求权。如果营业转让人对约定由营业受让人承担的营业相关债务未进行如实披露，且对转让价款的确定造成了影响，营业受让人基于民法上等价有偿原则和公平原则，有权主张减少转让价款。根据《合同法》第174条，通过参照买卖合同中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受让人可以主张减少价款。受让人亦可主张转让人构成欺诈，从而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借助于合同撤销权，固然可以救济受欺诈的营业受让人，但考虑到交易的安全和营业的稳定，不宜将有瑕疵的合同一概撤销，在弥补瑕疵后，营业受让人仍然愿意继续履行合同的场合更是如此;而且，撤销权的行使受到1年除斥期间的限制。减价权的行使实质上是一种形式的合同变更。在商法上直接规定营业受让人的减价权，有利于规范商人的商行为，对不诚信的营业转让人能够起到警示作用，也方便权利受侵害的营业受让人直接援引。商法对减价权的单独规定是一种方式的强调，与《合同法》上合同变更和减少价款的规定并不重复。营业转让中的减价权已有立法例予以确立。《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565条第3款规定，如果移转的企业财产中包括出卖合同或移交文书中所没有指明的卖方债务，而卖方不能证明在出卖合同签订时和企业移转时买方知悉此种债务，则买方有权要求减少购买价格。[5] (P216)
五 结语
营业转让是商事交易中常见的实务形态。营业资产及转让制度成为企业并购的最重要制度工具。[14]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的法律都已经规定了营业转让规则。美国《统一商法典》对大宗买卖所规定的规则，[15]与营业转让规则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讨论商事通则的规范中, 营业始终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范畴。[16]营业转让中有很多特殊规则需要在法律上予以确立，因此，为了规范营业转让行为，有必要在商法上单独规定营业转让合同，就营业转让合同的形式、内容、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商法应充分发挥法的提示和指引功能，在将来制定商事通则时，有必要将营业转让合同相关的规则纳入进去，以引导当事人签订营业转让合同，并向受损害的一方提供救济相关的规则。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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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洪政
第三篇：医学统计典型错误辨析
摘 要：统计方法在医学上的应用渗透到医学发展的方方面面，正是因为统计学如此强大的渗透性，反而引起一些医学实例中统计学知识被误用，推导出错误的医学结论，为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隐患。本文从医学论文中常见的典型错误展开讨论，辨析其造成错误的原因，并对正确的在医学实验中运用统计学方法给出一定的建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医学实验;统计方法;典型错误
引言
随着近年来，人们对统计学知识研究的不断深入，统计学方法被不断应用在各个学科的发展中，其中以经济学和生物医学表现尤为明显。选取正确的统计学方法帮助医学实验推导结果，是目前医学科研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否选取正确的统计方法将直接对医学科研发展中的的严谨性造成影响，方法选取正确可能带来较高价值的医学结果，而选取不当则会使得其反，甚至得出与事实严重相悖的结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医学工作者都对这一观点有着较高的认知水平，在实际工作中，忽视统计学知识的重要性和科学性的实例层出不穷，某些研究人员滥用统计学方法，甚至未经科学验证就在文章里叙述“采用某检验的统计方法进行分析”，这些都造成了目前医学实验中统计方法应用较为混乱的问题。甚至存在，某些医学文献中盲目参考前人统计学资料和结论，没有深入理解，得出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本文从医学实验中常见的几个统计学错误：统计学表达描述出现问题、使用单因素方法考虑多因素问题、盲目套用统计分析模式以及不考虑统计推断方法使用的前提条件出发，讨论错误的成因，并就如何避免此类错误给出一点建议和对策[1]-[3]。
一、统计学表达和描述方式存在错误
在对医学实验的分析中，往往不可避免的要对所收集的众多数据进行某种意义的表达和描述，尽管常见的表达和描述方法所有人都会，看似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一旦应用到统计学的知识，很多人就会不可避免的犯各类错误。常见的表达和描述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统计表方面，表中纷繁的数据并没有给出一个合适的表达对其进行描述，容易使人造成误解;第二，在统计图方面，刻度值是极其容易出现错误的一种情况，此外，错误使用不能表现所需表达性质的图表的情况也较为常见;第三，在定性资料和定量资料的分析过程中出现表达错误;第四，在对定量资料进行描述的时候，不考虑其是否偏离正态分布，，不考虑标准差与平均值的关系，一味的使用x±s表达等等。
以某篇医学文章中的应用为例，展开讨论：在该论文中，用下表描述定量资料。
表1 两类奶牛乳蛋白含量比较(%)(x+s)
按照表中数据描述，是应用平均数以及标准差来有效的描述资料的，看似科学并且有理有据，但是经过与下表2的对比分析，却会发现，如下情况：
表2 两类奶牛乳蛋白含量比较(%)(x+s)
表中存在标准差大于平均值的情况，显然可以判断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规律性，此时若继续按照之前的方式描述数据，就会产生错误。相反，如果此时将标准差变为变异指标，从而有效表达资料情况就相对比较合理，而且更有利于过程中问题的发现。
二、盲目使用单因素统计思想考虑多因素问题
这一问题多出现在列联表的相关资料和问题当中，在这类问题中，可能对结果变量造成影响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并且和可能各因素之间也存在交叉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盲目采取化繁为简的方式，将所需要的资料化简成最简单的二维列联表的形式，进而采取最为常见的卡方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就可能造成错误。在笔者刚接触此类医学实验的时候，通常假定各因素具有独立性，在这一前提下，上述方法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存在，各因素之间存在或浅或深的相互联系，就将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在某一篇医学论文中，作者写作的本意是分析不同年龄段、性别以及身体状况的人对某一病毒抵抗力的差异，然后分别针对三个因素各自整理一个列联表并进行卡方检验，然后开始数据统计分析的工作，并得出自认为比较满意的结论。但是仔细推敲，其实三个因素的独立性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验证，这样盲目的分离数据的措施是相当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结论。当然，从统计学角度来说，我们也并不能完全否定上述结论，只能说上述结论也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采用logistics回归模型进一步对相关因素进行筛选，取代单一的卡方检验方式。
三、盲目套用统计分析的模式却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析
发展到现在，统计方法已经拓展的多种多样，比较常用的有卡方检验、t检验、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等，每一种统计方法都有其对应的特殊意义。有一些统计方法的作用只是单纯的为了判断某两种因素是否存在关联性，有一些方法则是用来比较两组数据是否存在较为明显的线性趋势，此外还有一些统计方法可能只是为了筛选出影响数据结果的最重要因素……很多医学论文中甚至没有搞懂不同统计方法的基本区别，就盲目套用统计分析的模式进行分析，不重结果只求分析过程的花样性，这完全丧失了统计学方法在医学实验中应用的意义。例如，在某医学实验的相关论文中，作者希望分析老年人的最大呼气流量与工作能力的关系，最终却选用了卡方检验的方式，得出二者之间间是否具有独立性的结论，完全与作者本意无关，既不能得出有效结论，还造成了论文表述的繁琐冗长，一定程度上还增加了作者的工作量。此时正确的想法应当是检验上述二者是否具有一致性的关系，所以采取比较常见的一致性检验措施更为有效和必要，例如在这篇文章中就可以采用Kappa检验，随之也将取得更为理想的结果。
四、忽视统计方法使用的前提
通常情况下，统计方法的应用都应当是考虑其适用的前提条件，例如在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统计方法应用在医学实验的实例中的情况，都是先考虑其前提条件是否适合，再进一步进行统计推断的：t检验就是最为常见的例子，采取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前，必须保证所参与比较的两组数据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此外方差齐性也是必须要满足的条件之一。如果不能够满足统计方法使用的前提条件而盲目应用统计推断的方法，必然带来不够严谨的实验結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某一种方法的前提条件并不符合，我们可以考虑换一种可以替代该方法的统计推断方法，比较常见的有，在使用卡方检验前，如果发现资料中的样本总数，不能满足卡方检验的最低要求，则可以考虑换成fisher精确检验法重新进行分析，对应的，将会取得更为严谨有效的结论。
五、结束语
上述四种错误，统计学表达描述出现问题、使用单因素方法考虑多因素问题、盲目套用统计分析模式以及不考虑统计推断方法使用的前提条件，造成的各类错误显而易见，而在实际的医学实验运用统计方法的例子中，还会出现其他各类可能的错误。例如，对资料的设计类型没有分辨清楚，在实验设计初期就完全没有考虑之后可能用到何种统计学方法，实验设计的盲目性对后期数据的选择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从而使得实验结果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
总的来说，在医学实验中应用统计学方法出现的错误较为常见，而且类型繁多，本文只是总结了较为常见的几种错误。由此，医学工作者及相关实验人员应当在日常工作当中，进一步汲取统计知识，并且一定在实验初期确定实验的指导思想，从而确定采取何种统计方法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等，进而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实验结果。同时，还应当加强与统计方面相关人才的联系，减少错误出现的可能性，这对医学工作者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是大有裨益的[4]-[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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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东方(1986.08 -)：男，汉族，山东济宁人，大学本科学历，北京法马苏提克咨询有限公司，统计师，主要从事医学临床研究工作。
作者：刘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