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判决的既判力问题与构建

2022-09-11

一、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概述

民事判决是指民事主体通过法院的诉讼手段解决纠纷而产生的具有司法权威的裁判, 民事判决的特点决定了判决效力即既判力之必要。什么样的判决才具有既判力?即生效判决, 包括已过上诉期的判决、终局判决、一审终审的判决以及非裁判形式主要包括法院的调解书、支付令等。既然对案件中的实体法事项做出确定判决, 并且判决是诉讼程序中当事人和法院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既判力要求当事人和法院对确定判决内容必须予以遵守。

从当事人的角度而言, 既判力对当事人的积极作用, 重在维护判决的确定性, 也是司法终局性的体现。在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民事纠纷, 所做出的判决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 需要遵守判决内容, 否则国家设置司法程序、司法机构就毫无意义, 这是判决对当事人积极作用的体现。但是对于已决案件的判决, 当事人不得再提出冲突的主张, 在制度上则体现为禁止当事人再行起诉包括反诉, 即使当事人再起诉、反诉也不会使得诉讼程序重新开启。这就是既判力的“禁止反覆”的作用, 此为既判力的消极作用。

从法院的角度而言, 既判力的积极作用就是要求前诉、后诉法院都要遵守判决内容, 即法院应以确定判决中对诉讼标的之判断为基础来处理后诉。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时, 法院已决事实不需再用证据证明, 可直接拿判决内容来用, 这是对法院的拘束。但是后诉法院不得做出与前诉法院所做判决相异的判决, 这是既判力的“禁止矛盾”的作用。

二、民事判决既判力的效力范围

(一)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既判力作用的主体范围, 也即哪些主体受到既判力作用的拘束。一般情况下, 既判力的作用对象包括当事人和法院两方。但是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例外情况, 即既判力向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扩张的情形[1]。

第一、向请求标的物的持有人扩张的情形。请求标的物的持有人指专门为当事人或其继承人的利益而持有该物, 而并不具有自己的利益的保管人、管理人和委托人。虽然此类人相对于案件本身为第三人, 但是在交付请求中的限度内, 其为当事人利益而持有特定标的物, 即可视为当事人。第二、向本案最后辩论终结后的诉讼承继人扩张。在民事诉讼中, 按照辩论主义的要求, 法院判决所确定的事项必须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辩论, 如果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的继承人、受让人承继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 比如自然死亡后之继承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消灭后依法继承其权利义务的组织或个人, 同时也参与了辩论, 那么判决的效力理应拘束于此。第三、向诉讼担当的被担当人扩张。诉讼担当是指当事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的情形, 诉讼担当人本来不是诉讼的第三人, 但是因为他人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有管理权, 以自己名义参加诉讼是有法律规定或是征得了实体权利义务人的同意, 所以具有当事人的地位, 受到判决效力的约束。典型的就是遗嘱执行人和破产管理人为他人的利益而享有诉讼实施权[2]。

(二)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指确定的判决对哪些判断事项产生既判力。一般认为, 判决只是针对当事人之间所争议的法律关系做出的判断, 所以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应该是判决中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第一、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是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诉讼标的[3]。第二、判决理由属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

(三) 既判力的时间范围

判决产生既判力的判断是对哪一时间点上的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判断, 也称为既判力的时间界限、既判力的基准时。在我国既判力的基准时针对的对象是法庭审理终结时对于一审确定的判决, 其基准时为一审法庭审理结束时。确立基准时的意义在于基准时之前存在的事由, 当事人如不适时在诉讼中提出, 就不得于日后再提出该事由, 在基准时之后发生的行为不具有既判力[4]。

三、民事判决既判力存在的问题

(一) 法无明文规定既判力

由前文论述可知, 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关于既判力理论的明确规定, 甚至有些规定还与既判力理论相冲突。确定既判力的内涵需要确定既判力的范围,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各地做法不一, 因为既判力的范围很难十分确切的确定, 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比如主观范围方面, 在我国现阶段当事人在后诉制度中重复起诉成为普遍现象。时间范围方面, 当事人在判决已经做出尚未生效时重复提出主张的, 在我国实践中并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 我国也缺乏相应的制度设置, 有的法院驳回起诉, 但也有的法院不予受理, 这样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性和司法的权威性。

(二) 缺乏完整的制度体系

我国已有关于既判力的研究表现出一种急于理论继受或是出于想要尽力拉近与既判力理论的距离之倾向, 直接拿德日已成的既判力理论再放置在我国的立法环境下分析, 未免有些差强人意, 纯粹为完整体系而移植。

(三) 既判力理论与再审制度相冲突

我国关于既判力的研究礽停留在纯理论层面, 并未深化到再审制度之中, 除了过多的对外国学说的介绍和引入, 并无发展。既判力理论的价值与我国再审制度中对既判力理论的重视程度不成正比, 甚至相差甚大, 这就产生了既判力理论与再审的衔接显得空白与僵硬, 没有发挥出既判力理论对再审制度的指导价值, 进而两者冲突不断。

四、民事判决既判力制度的完善

(一) 既判力内涵法定化

明确既判力的概念, 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法治社会的发展让整个社会的法律气息愈加浓厚, 法律制度的体系建设也愈加完善, 而作为民事诉讼中重要的民事判决既判力理论也要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将判决既判力的内涵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这样做不能只是为体系完整而直接“拿来主义”, 而是要从我国实践中总结概括出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可实施性的既判力理论, 如此才能更好的发挥判决的作用。

(二) 构建完整制度体系

实践中, 要想构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民事判决的既判力理论, 除了要分析清楚既判力的基础理论之外, 还要有现实的理论和制度基础。首先, 需要有既判力理论的逻辑前提, 即既决事项, 视为真实以及司法机关独立行使治权;其次, 必须有明确的制度目标——判决的终局性;再次, 还需要有制度保障, 维护判决的确定性。

(三) 平衡既判力与再审制度

一方面要重构再审的立法指导思想。在再审程序中应当彻底扭转全面适用“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再审指导思想, 追求与实现依法纠错与维护既判力的平衡。以尊重既判力为基本原则, 对于正确无误的判决予以坚决维护, 对于错误裁判则以再审方式依法改判。

另一方面要完善再审程序的启动方式。取消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方式, 无论是从“不告不理”的原则角度出发, 还是从既判力的基本理论分析, 或是基于“私法”对处分权的尊重, 在完善民事再审程序时, 应当废除人民法院依职权自行决定再审的权力。限制检察院的民事再审抗诉权, 限制检查院在一定期限内可以提起抗诉以及限制提起再审的次数。

摘要：民事判决的既判力是生效判决具有的普遍效力, 对当事人、对法院以及对案外人和社会都产生影响, 既判力理论在国外的研究已具规模, 形成了规范体系, 而在我国的理论界虽然对此有研究, 但是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本文注重对民事判决既判力的整体研究, 从既判力的概念、作用出发, 在我国特定的法律制度与环境下, 深刻透析既判力的主客观范围, 从而发掘既存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探究后完善既判力制度。

关键词：既判力,既判力范围,既判力框架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