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

2024-04-21

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精选9篇)

篇1: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

嘉 兴 市 秀 洲区 人 民 法 院

民事判决书

(2011)嘉秀商初字第333号

原告:申达亿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吴江市盛泽××市场商城×区×号。

法定代表人:沈××,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葛××,浙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代:嘉创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嘉兴市××工业区。法定代表人:潘××,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沈××,浙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申达亿公司诉被告嘉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1年5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袁瑞江适用简易程序,于2011年5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沈××及其委托代理人葛××、被告委托代理人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申达亿公司起诉称:2006年6月至10月间,原告分三次向被告提供了共计3159米、价值33801.3元的纬向鹿皮绒布料。2008年10月20日,被告经对账确认了上述款项并出具对账单一份。但原告经多次催讨,被告仍未履行付

款义务,故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33801.3元,以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嘉创公司在法定答辩期间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原告诉讼的事实不存在,原、被告之间没有发生过业务关系,被告没有收到过律师催告函,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

证据一,财务对账单一份(原件),时间为2008年10月20日,系由被告单位当时做财务(后来到仓库做进出)的王××出具给原告。用以证明2006年6月至10月间,原告向被告供货三次,总计金额为33801.3元,并记载了数量、单价、规格等。

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没有对账单名称、欠款单位名称、只是电脑的打印件,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业务往来的事实。上面手写的字应是诉讼以后写上去的。王××不是财务人员,是被告仓库里做后勤的。

证据二,催讨函资料一组,用以证明原告在2008年10月及2010年10月先后两次向被告催讨相应的货款。

被告质证认为,被告并未收到律师函,上面也没有邮局的盖章,不能说明原告的催讨事实。

经审查,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

证据一对账单系由被告公司的王××签字确认,且对账单中明确记载了数量、单价、规格,能够证明原告向被告送货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与证据一可以相互印证,结合原告的陈述,应是真实、有效的,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确认有效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与原告起诉陈述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

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对账单中被告工作人员签字确认,而被告不能解释既无业务关系又为何签字的原因,结合原告对交易过程的陈述,从保护交易的角度出发,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应能够证明双方的买卖关系及被告结欠原告货款的事实,被告以否定对账单签字人王××的身份为由进行抗辩是不能成立的。

二、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认为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证据一的对账单是在2008年10月20日进行结算,但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故原告主张被告付款的权利并不受到两年诉讼时效的限制,因此,被告的辩称不成立。综上,原告的证据优于被告,其主张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的辩称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嘉创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申达亿公司货款33801.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23元(已减半),由被告嘉创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

审 判 员袁瑞江

二○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书 记 员黄洁

篇2: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1)浦民一(民)初字第8237号

原告周xx,男,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

委托代理人岑xx,上海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xx,上海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xx,女,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楼xx,女,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原告周xx诉被告黄xx、楼xx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xx的委托代理人徐xx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xx、楼xx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xx诉称,被告黄xx与案外人楼xx系夫妻关系,被告楼xx系黄xx与楼xx之女。2008年3月,楼xx向原告购买电梯配件,合同总价款人民币275,000元。原告依约向楼xx交付货物后,楼xx陆续支付货款147,500元。2009年12月20日,楼xx出具欠条一张,确认欠原告127,500元货款未付。2010年11月2日,楼xx死亡。现认为,该笔欠款发生在楼xx与被告黄xx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其生意收益用于家庭生活,故该笔欠款系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黄xx应予归还;被告楼xx系楼xx的法定继承人,应在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内支付欠款。故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被告黄xx支付原告货款127,500元;被告楼xx在继承楼xx的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黄xx、楼xx未到庭应诉,亦未书面答辩。

经审理查明,被告黄xx与案外人楼xx系夫妻关系,被告楼xx系双方婚生女儿。2009年12月20日,楼xx向原告出具欠条一张,称:欠周xx127,500元,注:其余货款已清。2010年11月2日,楼xx报死亡。2011年2月23日,原告起诉来院,要求判如所请。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欠条、户籍信息等证据及原告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楼xx欠原告货款的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楼xx出具的相关欠条为凭,原告与楼xx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依法可以确认。欠款日期发生在楼xx与黄xx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欠款数额为127,500元。在无证据证明原告与楼xx明确约定本案所涉欠款为楼xx个人债务,也无证据证明楼xx与黄xx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实行财产分别制,并为原告所明知的情况下,原告主张此笔产生于楼xx与黄xx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欠款为楼xx与黄xx的夫妻共同债务,合法有据,原告据此要求黄xx支付欠款,合理合法,应予支持。被告楼xx作为楼xx的法定继承人,遗产继承应当清偿被继承人应当承担的债务。被告黄xx、楼xx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应诉、抗辩的权利,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xx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周xx欠款人民币127,500元;

二、被告楼xx在继承楼xx的遗产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50元,减半收取1,425元,由被告黄xx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谷丽云

二O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篇3: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

关键词:福建自贸区,两岸民事判决,认可,执行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福建自贸区要立足两岸交流。可以预见,随着福建自贸区的不断发展,两岸经贸往来将愈加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岸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显得尤为重要。

一、两岸民事判决认可与执行的障碍

1、认可与执行的范围

实践中,台湾地区法院并不认可大陆地区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与支付令。比如:台湾板桥地方法院1994年度申字第97号民事裁定认为,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成之离婚事件民事调解书,非生效民事判决。

2、认可与执行的条件

大陆与台湾地区均规定,只有符合一定条件,才认可与执行对方的民事判决。实践中,这些条件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有关公共秩序保留的问题。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有关 “公共秩序”的内容均较为模糊。大陆《认可规定》第九条将 “公共秩序”描述为“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 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台湾地区《关系条例》则将“公共秩序”界定为“台湾地区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后台湾地区“司法院”又就“公共秩序”的内容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澄清:“如果大陆法院作成的判决违背专属管辖者,违反台湾地区人民福祉原则或者违反了台湾地区法律强制禁止规定者,得视个别具体情形认定是否违背公序良俗。”但是“公共秩序”的认定依然过于灵活,尤其是“视个别具体情形认定”赋予了法院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于增强两岸民事判决认可与执行的可预见性大为不利。

二是有关管辖权的问题。虽然两岸相关规定均不予认可违背本地区专属管辖的判决,但两岸法律关于专属管辖的规定并不一致。另外,平行诉讼问题也值得我们关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大陆地区对普通涉外案件的平行诉讼持肯定态度。但是,《认可规定》第16条实际上又否定了平行诉讼,所以,至少从法律规定上来看,大陆对两岸平行诉讼方面的态度是有别于一般涉外案件的。这样的规定是否有利于两岸司法协助的顺利进行,还值得商榷。

3、认可的效力

我国台湾地区法院在实践中不承认大陆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如:2007年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公司诉长荣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案。这样的实践可能使大陆人民法院已判决的案件随时接受台湾地区法院的重新审理,“此举实不得不谓系两岸判决互相认可法制的后退”,“无异耗费司法资源”。

4、认可的程序

在有关两岸民事判决认可的程序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民事判决的文本证明程序问题。大陆方面,依《认可规定》,“申请人应提交申请书,并须附有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正本或经证明无误的副本、证明文件”。可是如何判断该民事判决正本的真实性, 我国相关法律并未作出规定。实践中,通常采取三种途径: 一是通过两岸公证文书的相互查询来解决;二是通过文书验证方式确定其效力;三是由当事人直接申请验证或认证。而台湾方面,1998年台湾地区“行政院”规定申请认可与执行的大陆判决须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的机构或委托的民事团体验证。上述无论是大陆实践还是台湾地区的规定,程序都甚为复杂,如何在确保文书得以顺利认证的条件下提高文书认证的效率,对于促进两岸司法互助顺利进行意义重大。

二、构建两岸民事判决认可与执行协调机制的路径

1、充分发挥福建自贸区的作用

福建自贸区所在的福建省作为我国对台的前沿地带, 在两岸司法互助、司法交流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14年福建省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两岸司法互助案件4597件,在司法交流方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已成功举办六届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可见,福建自贸区在两岸司法互助方面具有现实基础和实践经验。

另外,两岸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方面存在的许多障碍,究其根源在于两岸的互信度较差,存在很多政治性因素。这恰好为福建自贸区在这方面的试验提供了空间与可能性。将一些无法在ECFA及两岸相关协议中推进的内容缩小其适用范围,仅在福建自贸区内实施,以其与台湾地区的“五缘”独特优势,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台湾方面对大陆的担忧与不信任,进而将相关经验复制推广至更广阔的区域乃至全国,从而推进两岸民事判决认可与执行的顺利进行。

2、建立两岸民事判决与执行的协调机构

为了能更好地发挥两岸民事判决与执行协调机制的作用,可以考虑建立协调机构。该协调可以扩展为两岸民事司法互助协调机构,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牵头,由福建自贸区内的法官,特别是涉台审判庭的法官、律师、学者等组成。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避免政治因素的影响,机构的性质可以是半官方性质。该机构主要执行以下职能:一是与台湾地区相关法院或部门进行协商,共同签署两岸民事司法互助协议安排。为了体现“先行先试”,该协议安排在大陆的适用范围暂时限定为福建自贸区内。二是对该协议安排的解释、执行等方面进行协调。三是对在两岸民事司法互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协调解决,并适时对其进行研究、整理,为今后两岸进一步加强司法互助提供参考。第四,与福建省法学会、两岸关系协会等组织机构合作,共同加强福建自贸区内的司法机构与台湾地区有关司法机构的会晤、沟通。

3、签署民事司法互助协议安排

鉴于本文讨论的议题是两岸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 故此处笔者仅讨论该协议安排在这方面的问题。

一是该协议安排应遵循的原则。第一,“一国两制”原则与两法域平等原则。“一国两制”原则是我们在处理对台所有事务时应坚持的一个底限原则。协议安排在谈判的过程中也理应遵循这一原则,这是毫不动摇的。但是,在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领域,属于私法领域,不能一味地过度强调主权原则,同时应强调两法域平等原则。第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实践中,海峡两岸的交往秩序已经存在多方面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秩序———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在两岸政治歧见较深、互信不足的情况下,已经对稳定两岸民间交往产生了深远意义。所以,协议安排理应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然这种自治不应违反当地强制性法律规定以及公序良俗等。

二是该协议安排的内容问题。如前所述,目前两岸民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存在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的是台湾方面因为政治等原因造成的明显不符合法理的问题,比如:认可的效力问题。对于这类问题,谈判时可借鉴香港经验,尽力促成台湾方面纠正错误,予以明确。另外, 在谈判相关内容时,以下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有关管辖权问题。在两岸民事司法互助协议安排中,可考虑借鉴相关国际公约的做法。比如: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起草的《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与外国判决执行公约》(草案), 对管辖权基础列出三类清单:即白色清单,允许的管辖权基础;黑色清单,禁止的管辖权基础;灰色清单,国内法管辖权基础。依白色清单作出的判决应得到认可与执行,依黑色清单作出的判决不能得到认可与执行,依灰色清单作出的判决是否得以认可与执行则取决于拟认可与执行地法的相关规定。协议安排可通过谈判管辖权基础分列清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管辖权问题。

另外,在管辖权问题上,还应尊重当事人对管辖权的协议选择。在民事司法互助协议安排中列示协议选择管辖权的“负面清单”,明确列举不得进行协议选择管辖权的情形,凡是未被排除的事项均可由当事人自行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法院。同时,为避免管辖权协议本身发生纠纷,应明确要求管辖权协议采取书面形式。

第二,公共秩序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在两岸司法互助协议安排中保留公共秩序条款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此可以为两岸在谈判过程中设立安全阀,对于维护两法域法律制度的独立性,调和两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十分重要。 但是,正如莫里斯所说:“法律冲突法案件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是必要的,但试图给这个保留一个明确的界限并没有成功。”为了防止对公共秩序保留进行滥用,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判例制度予以解决。虽然台湾地区与我国大陆均不是英美法系,但也存在以判例予以指导的基础。在台湾方面,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例编辑委员会将“最高法院”各庭庭长挑选的本庭具有创新判决书,加以稽核、整理、决议后,报请“司法院”备查,然后刊载于“司法院公报”上,此即台湾地区的判例制度。而我国大陆自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推行案例指导模式以来,虽未完全建立起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但在案例指导模式方面也已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具备以判例指导解决实践问题的现实基础。因此,两岸完全可以利用判例来解决公共秩序内涵不明确的问题。通过确立一系列对双方均有拘束力的判例,逐步对公共秩序的内涵予以明晰,同时也明确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是否违反公共秩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两岸的民事司法互助中,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应比在一般的国际司法互助中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

参考文献

[1]李梦舟:海峡两岸法院民事判决仲裁裁决相互认可的法律事条[J].中国律师,1998(10).

[2]司法院提出大陆法院认可准则[N].台湾《中国时报》,1993-04-22.

[3]黄国昌:一个美丽的错误:裁定认可之中国大陆判决无既判力[J].月旦法学杂志,2009(4).

[4]刘仁山:论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民商事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之现状、问题及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1).

[5]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5年)[EB/OL].http://www.fjrd.gov.cn/ct/19-91702,2015-02-16.

[6]王建源: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论国家统一前的两岸交往秩序[J].台湾研究集刊,2001(2).

篇4: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

一、买卖民事判决书的成因

(一)民事判决书的“纸上权利”兑现受阻

这原因是导致判决书被“买卖”或者转让的最原始的原因。从此角度观察,买卖判决书不外是当事人实现其特定“纸上权利”的行为选择与行为方式。我们知道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对权利人而言抽象的表现为一种请求权,而请求权只是纸上的权利而已。它能否得到实现取决于多种因素,因此其请求权的实现便可能遭遇诸多的障碍。处于利益的考虑,权利人便将买卖判决书作为一种变通的选择。

(二)法院的民事强制执行不力

“执行难”是当下突出显现的问题,并且越来越普遍。生效判决得不到法院的强制执行,其中有地方保护、司法腐败或法院漠视当事人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因此,权利人出卖或转让判决书以实现自己的权益是一个当然选择。关于某些学者所称“出卖判决书作为一种对法院执行工作不满的另类抗议,是挑战法院的司法权威的方式”,笔者并不这样认为,篇幅所限此不赘述。

(三)当事人规避不利的投机心理

众所周知,通过正常程序实现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需要花费当事人的人力、财力与时间,并且程序过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当事人便通过出让判决书中的债权而换取相应的对价,可以实现一定的效益,从而实现自己判决书中的利益。这也是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在市场经济要求效率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做法。

二、买卖民事判决书的合法性

探讨民事判决书买卖的合法性,必须弄清楚此买卖的标的到底是什么,不然就会产生关于“挑战司法权威”的质疑。其实,民事判决书就那么薄薄的几张纸,并不值得买卖,更何况中国的民事判决书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利益而言。买卖双方着眼的是判决书中确认的债权,其中的债权才是买卖的标的。从《合同法》角度看,第79 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根据合同的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的约定不得转让;(3) 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这一条款并没有规定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是不可以转让的。在私法领域有句法谚叫“法不禁止即自由”,所以转让判决书所确认的债权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该得到尊重,我们更不能说因为一个债权得到了司法判决的确认而获得了强制执行的效力便失去了其私法的性质,因此,合法的转让该债权当然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当然那些恶意的买卖或转让以侵害债务人利益的排除在外。

三、买受人申请执行权的产生基础

在确认了判决书买卖行为是合法的行为之后,买受人当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债权:第一,便是通过私立手段实现,比如讨债方式;第二,便是通过像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第一种方式在此不谈,仅仅讨论申请强制执行的可行性。正如文章开始提到的一般,买受人是否具备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笔者试图通过以下以下论述给出买受人申请执行权的产生基础。

一般认为,法律文书发生效力之后,该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依法由他人继受,该他人就有权向执行机构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的变更是由于权利主体的变更而形成的。尽管目前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权利主体变更引起的申请执行人变更的情形没有作出规定,但是从理论上看申请执行人的变更是可能的。在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的变更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1)作为申请执行人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可以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2)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终止、合并、分立,继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执行而成为申请执行人。

显然,债权人是可以变更的,但是以上的观点未免有些局限,仅仅将申请执行人的变更范围限定在法定继承的情形之下,当然对于法人的债权继受的情形用法定继承定义有失偏颇。笔者认为,通过买卖行为合法继受债权的当事人显然可以成为执行申请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买卖判决书应当是合法的行为,法律并不禁止。而判决书就是法院强制执行的执行名义,并不因为判决书在谁的手里而有所区别,因为执行权是司法权利,不是因当事人而产生的而是法院执行机构固有的权利。并且,从民法的角度来观察,继承人继受债权与通过买卖继受债权只是实现债权转移的方式不同而已,前者是事实行为而后者是法律行为,但是两者产生的权利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将申请执行人的范围扩大到买受人是合情合理的。

综上所述,一般人可以善意受让判决书中的债权,依据法理,受让人当然作为执行当事人变更范围。并且基于申请执行权是一种因法院审判而获得的期待权利,作为一种已决债权的程序性保障手段,其目的是使债权实现,因此是可以转让和继受的。所以判决书买受人便有了获得申请执行权的基础。

四、结论

判决书买卖已经在现实中风靡,在法律和理论层面承认买受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大有裨益。从买卖判决书的合法性谈起,到申请执行权本事的性质,在理论上可以顺利导出受让人具备申请强制执行的资格。并且,在法律上承认并作出这样的安排,不仅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实现司法效益,还可以让不愿积极行使权利的原债权人全身而退,将申请执行的权利转移到愿意行使该权利的第三人来抵制执行机关的消极心态,甚至对抗执行机关与债务人的联合,以抑制司法腐败。总之,我们应该给与判决书买受人以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赋予其申请执行人的资格。

篇5:相邻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民事判决书

(2010)涪法民初字第2598号

原告李红,女,45岁。

委托代理人蒋能友,重庆市涪陵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张笛,女,43岁。

委托代理人李绍明,重庆市涪陵区大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李红与被告张笛相邻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陈雅伶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红及其委托代理人蒋能友,被告张笛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绍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红诉称,我于2009年10月搬入世纪滨江B栋6-4号房屋居住,楼下5-2号、5-3号、5-4号房为被告张笛经营的“天鹤宾馆”。被告为了扩大经营空间把户外利用起来,在5楼的公共部分私自搭建了一个户外棚,并在棚顶上方安装了空调外臵部分。由于户外棚是依走廊搭建而成,棚顶又高,离我的卧室窗门只有1米左右,通过走廊的窗户,再经过棚顶,可以很轻易的走到我的卧室窗户处,而走廊的窗户和我的窗户都没有安装防盗网或者采取其他安全措施,致使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同时,楼上扔的垃圾堆积在棚顶,棚顶就成了一个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另外,由于空调外臵部分安装在我的卧室窗门正下方,不管是空调运行时产生的噪音还是排出的冷热气流,均影响到了我的正常休息和日常生活。我曾多次找被告希望协商解决此事,但被告态度恶劣,拒不纠正,我又找到物业管理公司经理和业主委员会主任,他们都表示被告私自搭建户外棚,强占公共部分并加以利用是没有道理的,应该拆除,但被告对他们的劝说仍无动于衷。为此,特诉至贵院,请求判决被告张笛拆除在我的卧室窗户下安装的空调外臵部分和搭建的户外棚,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被告张笛辩称,我处于为公共安全着想在三年前搭建了户外棚,本栋楼房的业主对此予以了默许,属合理存在的既成事实,我安装空调外臵部分也属合理利用外墙,均不会构成对原告的侵权。原告以我搭建的户外棚影响其防盗和环境卫生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告无权将预防其家被盗的义务转嫁到我和广大业主身上,即使楼上住户乱扔垃圾到户外棚上,我也是经常主动打扫了的,并未影响到原告,所以,原告的请求不能成立,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红系涪陵区滨江路二段52号世纪滨江财富城B幢6-4号业主,被告张笛系涪陵区滨江路二段52号世纪滨江财富城B幢5楼“天鹤宾馆”的业主。被告张笛未经审批在该栋房屋5楼露天平台上方搭建了户外棚,并在棚顶上方距原告卧室窗户约1米处安装了空调外臵部分。户外棚搭建后,路人可从楼道经过户外棚进入原告卧室,户外棚经常堆积有楼上住户扔下的垃圾。原告安装空调室外部分的位臵距原告卧室的窗户较近,在运行时所产生的噪音和热气流对原告的日常生活影响较大。原告要求被告拆除无果,遂于2010年5月6日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庭审调查中原、被告的陈述笔录、原告提交的照片、房产证,被告提交的房产证等证据材料在卷为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不动产相邻各方合法行使民事权利时,应当尽量避免给他方造成妨碍,若妨碍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便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若一方行使的民事权利不合法,只要其构成了相邻妨碍,不论其影响程度轻重,一律予以排除。

本案中,被告张笛未经审批在楼房平台的公共部分处搭建户外棚,其私自搭建行为违法,所搭建的户外棚不应受到法律保护。由于该户外棚与原告的卧室窗户相邻,已对原告居室安全构成了威胁,加之该棚顶堆积的垃圾不能得到及时清扫,致使原告居住环境的卫生质量下降,对原告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妨碍,所以,被告擅自搭建的户外棚应予拆除。尽管被告在外墙安装空调外臵部分属其合法行使权利,但由于所安装的位臵距原告卧室的窗户过近,在运行时所产生的噪音和热气流对原告的日常生活影响较大,已超出了常人所能容忍的限度,因此,该空调外臵部分应搬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张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拆除其搭建的户外棚,并将户外棚顶上方的空调外臵部分搬离。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40元,由被告张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提出副本一份,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且应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到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上诉费用,逾期不交或未按规定办理缓交手续的,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权利人可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计算

陈 雅 伶

二○一○ 年 七 月 六 日

篇6: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

(2010)通民初字第XXXXX号

原告刘XX,女,19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崔新江,河南鑫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濮阳市XXXX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XX大道中段

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XXXXXX支公司,住所地濮阳市中原路XXXXXXXXXX。

原告刘XX与被告濮阳市XX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XXXX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道路交通事故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XXXXX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原告刘XX的委托代理人崔新江、被告XX公司、被告保险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XX诉称:2010年3月18日5时10分,被告XX公司的司机栾XX驾驶的重型半挂车(车牌号为豫XXXXXX2豫JXXXXXX挂)行驶至通州工六环路附近时,与王XX所驾驶的属于原告的大货车(车牌号为冀XXXXXX)相撞,造成我方车辆和所载货物严重损失。后经交通队认定,栾XX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经查,肇事车重型半挂车(车牌号为豫JXXXXX豫JXXXXX挂)的所有人为被告XX公司,强制险投保公司为被告保险公司。此次事故给我方造成严重损失。为此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车辆修理费35700元、货物损失费16000元、货物转运、装车费3000元、停车费10000元、交通费3150元、停运损失费10000元,共计77850元。

被告XX公司辩称: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可。肇事车是我公司的,栾XX确是我公司的司机,事故发生时属于职务行为。对于原告的合理的损失同意赔偿,不合理的损失不同意赔偿。

被告保险公司辩称:我公司可在2000元强制险范围内赔偿。

经审理查明:2010年3月18日5时10分,被告XX公司的司机栾XX受公司指派驾驶其公司的重型半挂车(车牌号为豫XXXXXX2豫XXXXX挂)行驶至通州工六环路附近时,与王XX所驾驶的属于原告的大货车(车牌号为冀XXXXXX)相撞,造成原告车辆和车载货物受损。后经交通队认定,栾XX负此事故全部责任,王XX无责任。经核实,原告的合理损失为:车辆修理费33680元、货物损失费10000元、货物转运、装车费1000元、停车费10000元、停运损失费6000元(一个月),共计60680元。

另查:肇事车辆(车牌号为豫JXXXXXX豫JXXXXX挂)在被告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上述事实,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修理费发票、保险公司关于财产损失的确认书、道路运输证、行驶证、施救费发票、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XX公司的司机栾XX作为机动车驾驶人,未尽到谨慎驾驶义务,导致原告财产受有损失;依据交通队责任认定,鉴于栾XX对此事故负全部责任,故被告XX公司作为栾XX的雇主,对原告的合理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告保险公司则应在肇事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对原告的合理财产损失赔付4000元。原告要求的货物转运、装车费由本院酌定为1000元;停运损失费按一个月停运计算酌定为6000元。原告要求的交通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XXX支公司支付原告刘XX车辆修理费四千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

二、被告濮阳市XXXX公司给付原告刘XX剩余车辆修理费、货物损失费、货物转运、装车费、施救停车费、停运损失费,共计人民币五万六千六百八十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

三、驳回原告刘XX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八百七十三元,由原告刘XX承担二百一十四元(已交纳),由被告濮阳市XXXX公司负担六百五十九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篇7: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

决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9)卢民二初字第95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张锐,男。

被告祝学军,男。

被告卢氏县鑫盛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盛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社朝,董事长。

住所:卢氏县城关镇大庙巷西老水电局院。

委托代理人吴战军,男,54岁。

原告张锐与被告祝学军、鑫盛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吴彦峰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5年10月18日,被告祝学军借其50000元用于被告卢氏县鑫盛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开办业务,月利率1分。2005年10月18日被告祝学军为原告写还款承诺书一份,保证如公司不能偿还由祝学军承担还款责任。他讨要此款无果起诉,要求被告偿还借款50000元及利息。

被告祝学军辩称,此款应由公司偿还,如公司无力偿还他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但是他现在经济困难无力偿还。

被告鑫盛公司辩称,2005年10月公司资金紧张,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股东按原始出资额的1.5倍融资,祝学军是股东之一,他个人借原告5万元,该款是祝本人的融资借

款,应由其本人承担还款责任,这笔借款利息付至2006年12月18日,利息是公司支付的。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借据一份,祝学军书写的承诺书,证明被告借款50000元的事实,被告祝学军承诺如公司不能偿还此款,祝学军愿意偿还此款。

二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确认原告提交的证据形式合法、内容客观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本院依据上述有效证据和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以下事实,2005年10月18日,被告鑫盛公司借原告现金50000元用于公司业务,鑫盛公司为原告出具借据一份,约定月利率1分。2005年11月18日被告祝学军为原告写还款承诺书一份,保证如鑫盛公司不能偿还此款由祝学军承担还款责任。2006年12月18日以前的利息鑫盛公司已支付。原告讨要此款无果起诉来院,要求被告偿还借款50000元及利息。

本院认为,被告鑫盛公司借原告50000元事实清楚,被告鑫盛公司有义务按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被告祝学军应按其承诺为该笔借款承担一般保证责任,即在被告鑫盛公司履行不能的情况下由被告祝学军承担还款责任。被告鑫盛公司辩称该款应有祝学军个人偿还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卢氏县鑫盛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张锐50000元及利息(月利率10‰,从2006年12月19日计至还款之日)。

二、被告祝学军对该债务承担一般保证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75元,由被告鑫盛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吴彦峰

二○○九年八月十日

篇8: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

关键词:民事判决,既判力,时间范围,适用

1 既判力的时间范围的概述

按照国外的立法,民事判决既判力于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点产生效果。《日本民事执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于已确定的判决提出异议的理由,只限于口头辩论结束后发生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七百六十七条第一款以及第二款规定:“对于判决所确定的请求权本身有异议时,债务人可以以诉讼的方式向第一审的受诉法院提起。这种异议,只有异议的原因是依照本法规定应该主张异议的言词辩论终结后发生的。”将口头辩论终结时点作为判决既判力产生的时间,主要的理由在于从口头辩论一体性的角度来看,辩论在其终结点可以作出一体性的判断。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看,至口头辩论终结时点为止的所有事实应当是当事人能主张的事由,因此,禁止对这些事实再度进行争议,对当事人而言也是无可厚非的。

以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点作为民事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间,意味着在口头辩论终结后发生的新的事由而引起的纷争,不受该确定判决既判力的拘束。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来看,在既判力基准时点后产生的新事由,是当事人不能预知的事实,是当事人即使想主张也无法主张的事实,因此,在既判力基准时点后出现的新事由不应受到前诉判决既判力的遮断。例如,法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依法履行了其应该履行的债务,如果原告还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则可以主张此判决基准时点后的债务清偿,以制止该强制执行的请求。此外,期限的到来也属于基准时点后的新事由。在前诉中,如果原告因为期限没有届满而被法院判决驳回其请求,原告不会因为该判决的既判力而永远地丧失请求权,因为该驳回请求的判决所确定的仅仅是在基准时点上原告没有可以诉求的请求权。之所以将民事判决既判力基准时间规定为口头辩论终结时,与民事诉讼多采用“证据适时提出主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根据“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的要求,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者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否则,将承担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2 既判力的时间范围的适用问题

2.1 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在我国的实践

既判力的时间范围包括基准时、生效时和消灭时,基准时是指判决中产生既判力的判断是针对什么时候得出的判断而言的。大陆法系国家普遍认为既判力的基准时为事实审言词辩论结束时。但是我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在法庭言辞辩论结束后,法院还可以主持调解,如果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那么调解书对言词辩论结束后达成的调解协议有约束力。可见,在我国既判力的基准时为法庭审理终结时。对于一审确定的判决,其基准时为一审法庭审理结束时。对于二审确定的判决,其基准时为二审法庭审理结束时。但对于上诉因不符合诉讼形式要件或超过上述期间由第二审法院裁定驳回。

对于基准时之后发生的事由,则不受既判力失权效果的约束,当事人可以在后诉中提出。生效时指的是判决中产生既判力的判断是什么时候开始生效的。对于一审可以上诉的判决,如果上诉期满而双方都没有上诉的,那么上诉期满之时即为判决生效之时。如果一方在上诉期内提出上诉但后又撤回上诉的,对该方而言二审法院裁定准许撤回上诉之时一审判决对其产生既判力,而对对方而言,上诉期满时判决对其才产生既判力。对于二审作出的判决,因为我国实行两审终审,故判决一经宜告或者送达当事人就生效。

2.2 既判力的消灭

判决中产生既判力的判断是什么时候消灭,一般来说,判决生效之后其既判力就应当维持,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既判力也会发生消灭。既判力消灭的情形主要有两种:第一,生效的再审判决废弃原判决。再审判决一方面要终止原判决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重新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对于一个法律关系不能存在两个生效判决,只有终止了前一个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才能对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新的认定。第二,判决书灭失。如果判决书灭失了,并且根据法院的档案记录也难以认定原生效判决书实质内容的话,那么原判决的既判力就消灭。因为这样一来,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某个争议存在或者获得解决。此时,应当认定既判力消灭。当事人的纠纷可以通过重新起诉的方式解决。

3 对于我国制度及理论构建的启示

3.1 既判力时间范围问题的处理原则

在我国,如何确立有关既判力时间范围问题的处理原则,还需要考虑到众多的因素。例如,基于成文法传统形成的强调三段论式形式思维的司法习惯、国民法律意识尚不发达的现状、司法人员素质尚待提高、司法环境尚待净化等现实的国情。在这种法制构建的阶段,强调适用标准的明确性、划一性以及操作的简便性,应当是我们在处理既判力时间范围问题中采取的原则性立场。因此,关于既判力时间范围问题处理的原则性立场,笔者还是倾向于采用强调适用标准单一化、外在化、明确化的传统理论。

3.2 针对例外情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篇9:浅析基层法院民事判决执行难

关键词:执行难;法院;原因;对策

一、基层法院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的现状

判决执行难问题,历史以来伴随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开始就一直存在,并且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纠纷案件大幅增加,案件较之以前更加复杂,使执行变得难上加难。理论上来说,案件一经判决生效,当事人就有义务自觉履行法院的判决,如果当事人没有及时适当的履行,法院则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职权进行强制执行,使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得以实现。但现实生活中,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的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的财产难动”情况一样,法院的执行面对着层层阻碍,导致法院大批积案无法解决,而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受到保护,引发大量上访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拍卖判决书的情况,也侧面反映了执行难问题的严重性。

法院在执行难问题上也一直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集中执行,集中执行是指法院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特定的时间段,针对特定的被执行对象,集中执行力量,依法对未执行终结的案件进行突击强制执行的一种方法。1999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组织下全国各地法院展开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大行动”,各地基层法院执行人员甚至通宵达旦的对被执行人进行围追堵截、午夜行动进行集中执行,使执行结案总量首次超过受理案件总量,未结案数量开始下降,但执行工作被动局面仍未根本扭转。截止至2003年12月底,全国尚有执行未结案件超过38万件。2006年1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发出《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对解决执行难问题作出部署。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召开全国法院贯彻落实“通知”的电视电话会议,对解决执行难问题提出具体要求,于2006年1月至6月,在全国法院范围内开展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但是仅靠某一阶段的突击集中执行还是无法彻底有效的解决执行难问题。

二、“执行难”的主要原因

(一)执行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案件处理难度增加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数量大幅增加,尤其是在今年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度之后,虽然立案难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全国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以井喷式增加,使法院原本就办案人员不足的压力更大,据调查统计,仅立案登记制度实行以后的一个月,法院案件受理量同比增长百分之五十,审判量的巨幅增加是否会影响法官们的判案质量,从而导致判决执行的难度也随之增加?这给人民法院今后的审判执行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被执行人难找,被執行财产难寻

我国社会人口众多,且流动性大,再加上被执行人法律意识淡薄,故意逃避法院的执行,很多被告判决书送达之后便一走了之,甚至在诉讼过程中就离开住所地,这类案件中涉及农民的案件和涉及交通事故的案件占很大一部分,许多农民为了逃避执行选择外出打工,留下的可供执行的财产很少,涉及交通事故的案件因为当事人之间本来就是不认识的关系,一旦被执行人有意规避,法院很难掌握其下落。因为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目前还不够完善,如果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对其财产就更无从下手。

(三)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

法院执行工作想要顺利进行,与检察院、公安机关、行政主管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协助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这些协助机关,法院不仅无法执行当事人的财产,连当事人的行踪都很难找到。虽然目前的法律及解释中已经有很多关于要求房管局、车管所、银行等部门协助执行工作的规定,但是实践中,越是在基层,越存在着严重的人情关系、地方保护现象。

由于法院体制的设置,地方法院要受到同级政府及党委的领导,所以必然会被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干扰审判执行活动,而且我国历来存在重审判、轻执行的传统,使得法律虽有规定,但实践中却难以推动。

(四)缺乏相应的配合制度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是引起执行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公民个人信息通常会分散在各个单位,法院想获取这些信息时需要一家一家的上门查询,曾有报道某县法院执行人员为了查到被执行人财产,跑遍了全县的银行。这种信息流通性的缺乏为法院执行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被执行人就是利用这种信用体系的漏洞,随意的转移财产,拖延履行时间,赖账不还。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基本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财产登记制度,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全部财产信息都可以由法院通过法定程序查询,不仅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或下落不明导致执行陷入僵局的情形,也利于法院查清被执行人是否真的没有履行能力,为终结执行程序提供合法依据。

并且在执行僵局确实发生后,缺乏一定的积案退出机制,解决大量堆积在法院的确实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执结的案件,减轻法院清理积案的工作压力,在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时随时恢复执行。

三、新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

在今年7月21日,最高法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两个司法解释。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主要内容

1.进一步明确了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

(1)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2)致使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或者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包括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等拒执行为;

(3)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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