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第一篇：区域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创新机制 率先实践统筹推进区域教育体制改革

创新机制率先实践

统筹推进区域教育体制改革

市十一次党代会绘制了青岛未来五年的宏伟蓝图，拉开了青岛新一轮发展大幕。全市空间布局的调整，西海岸经济新区建设的全面启动，给黄岛区注入了强劲动力。作为西海岸经济区的龙头，我区抢抓机遇，在教育资源配臵、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率先实践，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为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一、适应新区发展需求，统筹规划优质教育资源

1.创新政策保障机制。先后出台《教育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关于高质量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意见》、《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方案》等规范性文件，从土地使用规划入手，把“十二五”期间的教育用地一次性研究决定。对接全市千万平米社会事业建设计划和百万平米教育设施建设工程，结合全区“重点项目建设年”活动，安排23个教育体育保障项目，列入全区总体规划，并在土地留用、项目报批、立项开工、建设配套等方面优先支持。

2.创新经费保障机制。建立教育经费优先保障机制，坚持“把学校建成最好建筑”理念，2012年区财政安排11亿元，新建、改扩建16所中小学，用于学校建设的投资额同比增长58.8%。其中，异地重建30个班规模的凤凰岛中学总投入达到

2.9亿元。2011年起，区财政每年投入1亿元的建设资金扩大公办幼儿园比例，到“十二五”末，全区公办园比例将达到80%，公办及公办性质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学位将增加至25000个。设立学前教育预算内专项经费3000万元，专项用于标准化幼儿 1

园建设奖励、省市十佳示范园创建奖励、师资培训等。其中，安排500万元,实施“一免一补一温”工程;对按省定办园标准投资新建、改扩建的幼儿园，区财政按投资额20%给予一次性奖励。对每年通过验收的省市示范园、十佳园，分别给予10-20万元奖励。

3.创新人才保障机制。一是建立优秀教育人才引入机制，去年共招聘优秀教师180人，占全区新增事业编制的53.7%。其中，面向全省招聘地市级教学能手等骨干教师25名，面向全国招聘大学毕业生155名。目前全区35岁以下教师占教师总数的40%，学历层次、师资年龄及学科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建成投入使用的区实验初级中学面向全国招聘全国名校长1人。二是建立本土名师、名校长的培养机制，去年开始，按照不低于生均公用经费的5%，安排500万元用于中小学教师培训，每年安排100万元专项资金实施幼儿师资“157培训工程”;2012年继续加大培训力度，选派4批教育干部和骨干教师到苏州、宁波等先进地区和清华大学等名牌高校学习培训，多途径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满足教育现代化的需要。

二、服务新区智岛计划，统筹规划人才培养模式

1.加强合作，打造优质民办教育集聚区。2011年，北京电

影学院青岛现代创意媒体学院开始招生，上海戏剧学院落户我区，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招生,并在三至五年内实现1200人的在校生规模，为新区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撑;由香港耀中集团投资8000万元建设的青岛耀中国际学校，为开发区以及青岛市的外籍人员子女提供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幼儿早期教育、小学、中学国际教育课程。今年，将继续加大力度吸引国内外名校多形式、多

层次、多途径投资办学，做好新东方外语、门萨国际等国内外教育品牌以多种形式入区办学，推进北大附中、超银中学等优质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落户我区，满足人才培养的多元化需求。

2.扩大开放，建立国际交流常态化机制。加强与境外学校交流，珠江路小学与韩国新兴小学、香江路第二小学与台湾台南大学附小、黄浦江路小学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夏布恩小学分别签署友好合作协议，定期通过参观学习、网络交流等形式进行互访互动，提升了教育国际化水平。

3.依托高校，建立联校共建机制。充分利用中国石油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等7所驻区高校丰富的高教资源，为高校辐射中小学校办学模式改革奠定基础。一是依托高校资源开展综合实践活动。5所驻区高校挂牌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高校体育设施、图书资源、科技馆、实验室免费向中小学生开放。黄浦江路小学等近20所中小学校主动与高校联系，组织中小学生总计5000余人次走进高校，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二是依托高校资源进行特色学校建设。致远中学与山科大签订联合育人计划，精心打造科技教育品牌与篮球特色项目，收到学生创意发明1000余份、专利受理通知书170多个，参加2011年全省中学生篮球赛，进入全省甲级队前20名;珠江路小学联合石油大学、山科大开设机器人、石油科技等十几门校本课程，多角度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香江路第二小学与山科大音乐系联合设立了民族教育特色活动基地。三是依托高校资源为普通高中学校设立特色班。第一中学依托石油大学设立能源科技创新班，致远中学依托科技大学设立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班，以科技创新为载体，培养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今年起面向全区招生。四是依托高校开展课程开发、教研科研。六中与山科大联合开设机器人校本课程;

三中特邀青岛师范学院周东明教授为40名青年教师进行教育基础理论指导32课时;第九中学与山科大进行了《现代网络对初中生思想道德影响及对策的研究》。

三、服务新区产业需求，推动职教体制创新

1.内涵建设提升综合实力。一是围绕产业结构调整专业设

臵，区职业中专以创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为抓手，结合区五大板块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重点打造机电、物流、酒店管理与旅游、服务外包4个精品专业，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契合度进一步加强。二是完善中高职教育相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实施“五年制职业教育”，2011年区职业中专和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开设3个三二连读专业，面向全省招生121人，今年将继续扩大招生计划和专业覆盖面。区职业中专被确定为“全国信息技术职业能力网络培训中心”，5名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取得优异成绩。

2.开放办学培养应用人才。积极适应中德生态园建设需要，聚焦“德国特质”，培养符合德国企业标准的技能型人才。一是与德国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集团EBG公司合作成立中德职业教育培训基地，与巴伐利亚教育机构合作建立中德生态园技术工人培训基地，按德国标准对职业中专教师和学生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年内首批6名机电专业教师将赴德国培训。二是与门萨国际教育集团启动“赴德国互惠生项目”，首批学生将于6月份赴德国学习;在机电技术应用等4个专业开设德语课程，培养熟练掌握德语的技术工人。三是实施德国“双元制”本土化校企合作，与中盈蓝海等六家企业签约，共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3.创新机制改革办学模式。一是推行“产教结合”，青岛拓

谱信息工程专修学院先后与飞利浦、微软、惠普等15家世界500强企业合作，成立了企业冠名学院和15个订单人才企业冠名班，为全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优秀的人才资源。二是创新办学体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建立西海岸职教集团，由区属国有公司出资，先行申请注册青岛西海岸职业教育有限公司，以区职业中专和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为社团法人核心层，采用“双法人制”的运行模式，在集团统筹协调下开展工作，构建产学研结合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总经理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校长是学校法定代表人。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由全体股东组成，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审定学校长期发展规划、投资方案等重大事项。学校作为事业法人由教育专家出任校长。校长充分享有学校办学自主权，董事会不干预教育教学管理。对于学校来说，这样的组织形式既确保了学校发展所需资金稳定的投入，又保证了校长的办学自主权。

下一步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推进现代化学校建设。确立“到2014年率先高标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建立政府主导，教育、国土、规划、发改、财政等部门参与的联动机制，研究制定现代化学校建设标准，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分布实施、有序推进。继续加强培训力度，提升干部教师队伍整体水平。

二是进一步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全面育人机制，提高德育工作水平。深化课程改革，争创蓝色海洋特色学校，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水平。开展学生分类指导、分层式教学实践，有效激发学生潜能，培养自主能力。

三是积极推进职业教育改革试点。探索中高职深度融合机

制，进一步完善中高职教育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深入推进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建立就业准入和职业资格证书体系，提高中职学生就业能力。配合中德生态园建设，全力推进青岛西海岸职业教育集团建设。

第二篇：创新社区党建机制 构建区域化党建工作新格局

社区党建是基层党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构建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是加强和改进社区党建工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执政水平，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社区党建工作的有序开展和不断创新，是进一步加强基层党建，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就如何加强基层社区党建工作，如何进一步开展社区党建创新，人民网记者专访了山东泰安市委党校副教授郁立强。

为有效解决社区传统的党建工作模式与社区建设新任务的矛盾，破解社区和区域党建条块分割体制下的属地管理难题，右江区立足实际，结合创先争优活动，以龙景街道七塘社区、百城街道文明社区和东笋社区为试点开展“区域党建，同争共创”活动。通过搭建服务平台，创新运行机制、深化管理服务，积极构建社区区域化党建工作新格局，使社区党建活动由相对独立向融合互助型转变，逐步形成了以社区联合党委为核心的“事情共商、资源共享、活动共办、发展共有”的社区区域党建工作新格局。

一、成立联合党委，选准社区党建工作切入点，打破社区条块分离的传统格局

突破行政级别、行业地域限制，成立了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和驻社区部分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组成的社区联合党委，班子成员一般为15~17人，设书记1人，副书记5人，通过召开全社区(包括驻社区单位)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联合党委的主要职责是讨论和决定社区建设与管理、发展与改革等重大问题，领导和组织各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共同参与社区建设。联合党委直接受街道党工委管辖，社区党组织和驻区单位党组织在联合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驻区单位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即既归联合党委管理又属本系统单位上级党组织管理。驻区单位党员也实行双重管理，既归联合党委直接管理，也归所属的驻社区单位党组织管理。联合党委班子成员由街道党工委行文任命，从而初步构建起了以街道党工委为核心，社区联合党委为基础、辖区单位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社区区域化大党建工作格局，为社区党建工作“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驻共建”局面的形成，为“区域党建，同争共创”活动的顺利推进夯实了组织基础。社区联合党委的成立，使辖区单位党组织在社区发展中由配角变为主角，工作由“无责”变为“有责”，实现了社

区事务一起议、活动内容一起定、发展成果一起享，极大地调动了辖区单位党组织参与区域化党建工作的积极性。

二、推进资源共享，筑牢社区党建工作支撑点，改变社区“单兵作战”的运行模式

紧紧围绕“发展共推、文明共创、事务共管”三大目标和原则，在试点社区搭建三大平台，探索建立社区资源共享新机制。一是搭建便民服务平台。坚持把服务居民作为“区域党建、同争共创”活动的基本立足点，整合原来社区“两委”办事窗口和驻区单位部分服务窗口及人员，在社区服务中心设置一站式服务大厅，开设了民政、党务、卫生、计生、居家养老、就业援助、法律诉求与调处、民情专递7个服务窗口，运用居家养老“一键通”、电子警务监控等服务手段，搭建了社区事务共管的有效平台。二是搭建结对共建平台。充分发挥联合党委协调作用，组织驻社区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活动，组织驻社区单位党员与社区居民党员进行联动联创。各党组织和党员结对子后，积极依托自身优势，开展联建联创活动。三是搭建共驻共建平台。社区联合党委在各驻区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创新搭建了服务居民生产生活的载体平台。

三、发挥党员作用，把握社区党建工作结合点，转变社区“单一封闭”的活动方式

为充分调动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党员“8小时内外”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试点社区的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中开展了“工作在单位、活动在社区、奉献在岗位”的“三在”管理服务活动。一是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伍。联合党委在建立社区居民档案，发掘社区人力资源的基础上，根据党员的职业特点、个人特长和服务意向等情况，组建志愿者服务队伍，划分党员责任区。东笋社区联合党委还从驻区单位中聘请了15名“社情民意专递员”，建立完善了联合党委与居民群众之间对称互通的信息渠道。二是开展“社区主题活动日”。在深入开展“双带双促”(党组织带动社会组织，促进自我管理;党员带动群众，促进自我服务)活动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开展“主题活动日”活动。三是通过爱心储蓄银行存储爱心。依托“志愿者服务站”设立爱心储蓄银行，以“志愿服务时间”为主要经营业务。以家庭为单位，凡是热心社区公益事业的居民都可以到“银行”“开户”，领取“爱心储蓄存折”。从而在自己有需求时，也可获得通过接受他人的免费服务来支取一定服务时长的权益，促使志愿服务活动成为“付出、积累、回报”的爱心储蓄。对党员志愿者(党员义工)实行“星级制”管理，银行式储备，切实提高了志愿服务实效。

四、实施网格管理，把握社区党建工作着力点，消除社区管理服务的“空白地带”

着眼于解决“社情民意不明了，服务管理不到位，诉求渠道不畅通，矛盾化解不及时”的困惑，引入网格化的先进理念，采取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方式，将试点社区划分成若干个网格，把农村、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组织和党员、群众、党建资源全部纳入网

格化管理。同时，建立党建网格化分片包干责任制，成立了由社区干部、普通党员、居民代表、大学生村官、社区党建组织员组成的管理服务团队，由服务团队成员各自包管联系服务本网格内5至10户普通群众，开展“组团式”服务。选派了政治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优秀党员担任网格管理责任人，做到“包组建、包管理、包服务、包教育、包提高”，实现了基层服务管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进一步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在七塘社区建立南大和江夏2个流动党支部，成立福州街第一流动党小组和福州街居民党小组，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

五、建立健全制度，夯实党建工作的根本点，促进社区党建工作规范化

从制度建设入手，激发了社区共建合力，积极推动社区“区域党建，同争共创”活动的深入开展。一是推行社区联合党委书记每周1次接待群众、班子成员每年2次进家入户走访每户群众、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三项制度”;二是健全社区联合党委联席会议制度、工作例会制度、联考联评制度;三是推行双向反馈制度，即由社区党组织定期将在职党员在社区的真实表现情况登记在反馈卡上向其所在单位党组织反馈，所在单位党组织签注意见后再反馈给社区党组织，并将反馈结果纳入党员年度考核和民主评议的重要内容。同时，建立健全奖励制度，充分调动驻区单位和社区成员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作者系中共百色市右江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第三篇：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模式研究??

龙源期刊网 http:// 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模式研究

作者：于溯阳 蓝志勇

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06期

摘要：雾、霾导致的严重大气污染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现行属地管理的行政体制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存在严重的缺陷，以京津冀为例分析其缺陷，探索大气污染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从网络治理理论视角提出分析框架，为该治理模式在机制建立和制度设计方面提供政策建议，通过完善立法与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协调与合作机制、健全监管机制来协调央地政府、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政企关系。

关键词：大气污染;属地管理模式;区域合作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6-0057-10

一、京津冀大气污染及治理现状

雾、霾为悬浮于大气中、肉眼无法分辨的微小尘粒、烟粒或盐粒的集合体。它使空气混浊，能见度降到10km以下。其中的微粒子，达到一定浓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威胁。1952年，伦敦出现的持续雾霾对居民造成很大伤害，引起了西方国家高度重视。英美等国随后相继出台了空气洁净法案，随后，不断做出推动保护空气质量的努力。

在雾霾微粒中，一些直径很小的微粒，如PM2.5(大气特别物质中直径小于2.5微米的微粒)可以直接吸入肺腔，进入血液，尤其值得关注。如何控制这一微粒的浓度是空气污染治理中的重中之重①。京津冀是集首都、大型现代化和国际大都市、区域经济翘楚、人口众多的等因素为一体的大型经济区，也是雾霾的重灾区。如何治理好雾霾，在全国也会有重要的代表性和示范效应。

在过去的时间里，京津冀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积极遵守国家法律，做出了很大努力。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4月)及其实施细则、《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首发于1982年，1996年第一次修订，2000年第二次修订，2012年2月第三次修订)。在地方层面，北京出台了《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和《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出台了《天津市清洁生产促进条例》并建立了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河北省印发了《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此外各省市还发布实施了《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按照分级、分区域应对原则，开展监测预警，及时发布信息，提倡排污单位和市民自主减排，并有针对性地采取强制减排措施。

根据统计数据，十余年来，京津冀三省市各主要污染物浓度值总体呈下降趋势(参见图

1、图

2、图3)。但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仍超过环境容量，各项指标大多超出国家空气质量标

龙源期刊网 http:// 准值，北京市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一直高于国家标准(0.1毫克/立方米)，雾霾天气也更加频繁出现。

2012年以来，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城市爆发了严重的雾、霾。仅2013年1月份，北京雾霾日数就达25天，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严重污染程度甚至“爆表”

。据有关人士统计，从2008年4月至2014年3月，只有25天的空气质量符合国际标准。全国的雾霾形势也非常严峻，涉及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1]。京津冀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化区域之一，也是雾霾的重灾区。

显然，这些现象告诉我们，已有的努力还不够。我国2012年新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依然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新空气质量标准虽增加了对PM2.5的监测，但与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及发达国家的空气质量标准相比，还存在执行标准低、覆盖面小等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大气污染防治采用的主要环境管理模式是属地管理。2000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赋予政府直控型模式以法定地位，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这一法案一方面确定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强调辖区负责，使政府直控型细化为属地管理模式。这一模式虽然明确了政府责任，却因为行政上以属地为界分别包干，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治理时各自为政，行政壁垒重重。在我国现有的层级官僚制、财政体制和绩效考核体制下，这一管理模式引发了诸多问题。下面我们来重点讨论环境问题属地管理的缺陷。

二、属地管理模式的缺陷——以京津冀为例

属地管理强调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但大气环境污染的表现形式并不是谁引起就出现在谁的属地上，也不是谁引起谁就最有积极性来控制和治理污染。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管理的考核指标是经济发展。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努力竞争，发展经济，追求GDP指标，不顾粗放型发展带来的环境损害。具体而言，属地管理模式带来的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竞争激烈，区域工业布局规划不当

改革开放后，财政分权和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激励着地方大力发展经济，中央对地方的评估也以GDP增长为主。发展得好的地方，官员晋升就快。这一评估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促成了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2]。在这种政绩观导向下，地方政府往往对易拉动GDP增长的重工业比较青睐，造成竞争性、重复性大工程建设和环境污染的重大隐患。

2000年以来，天津经济实力快速上升，京津冀围绕经济发展的竞争也越发激烈。天津在与河北的产业发展定位基本一致，都明确提出要促进重工业和化工业的发展[3]，这就形成直

龙源期刊网 http:// 接竞争，产业重复建设。为了与天津竞争，北京在产业转移时宁舍近求远投资河北也极少往天津迁移。当然，迁出去的大多是一些能源、化工、电力、钢铁等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

这样的工业布局，使重工业产业遍地开花。为了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河北地方政府各市县虽有巨大经济发展差距，还是踊跃竞争和重复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出台后，河北省为承接产业转移更是迅速扩大了开发区的规模和数量，仅2010年后就增加了90多个开发区(此前仅48个)[4]。虽然北京基本完成了产业转移，GDP中近80%为服务业②，但周边的重工业带来的环境恶化压力依然强劲，而且在北京的直接控制之外。

从北京、唐山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空气质量指标同期变化情况(参见图

4、图5)可以看出，2003年～2011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情况是：北京以2008年为间断时间点，呈现先持续下降、后平稳发展态势;唐山市以2010年为间断时间点，呈现先持续下降、后直线上升发展态势。2007年首钢迁到唐山的高污染项目在2010年正式投产。通过对两市空气质量指标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在2003年～2011年间的走势可知，北京这三个指标始终保持下降趋势，唐山却一路走高。本就以重工业为主的唐山市又承接转移来的污染密集型产业使得污染排放量越加严重。

所以说，虽然污染转移了，但污染源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放到监管更加不严格的属地去了。从大区域来看，污染并没有得到好的整治。

(二)治理分权，经济差的地方希望“搭治污便车”

空气作为公共物品，在其遭受污染产生负外部性后，从“理性”角度出发的“经济人”不会主动努力去治理污染，而是希望“搭便车”，让别人付出成本来治理。空气是流动物体，不会按行政区的划分而停留，一个行政区大气污染加重，自然会影响到周边行政区的大气质量[5]。这一常识使得资源窘缺的地方等待观望，希望资源富足的地方出面治理。

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属地管理模式却促进了地方政府的“搭便车”行为：一方面，地方政府扮演的经济发展与污染治理双重角色存在“表面”利益冲突，在扩充GDP政绩观激励下，地方政府缺乏治理大气污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以行政区为单位划定管理范围使污染治理壁垒重重，亦为“搭便车”行为提供了理由。此外，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刺激了地方政府“搭便车”行为。

比如，北京市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中在第二产业的投资仅占11.1%，天津市这一数字为23.2%。比较起来，河北是重工业大省，其2012年固定资产投资中有大约48%投资在第二产业(按构成成分划分，约81.1%投资在建筑工程、安装工程和设备工具购置上;按建设性质划分，约63.8%的投资项目为新、扩建工程，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仅占14.9%)。虽然河北第二产业庞大，对有利于大气污染缓解的改建和技术改造投资并无足够的积极性，而是希望第二产业小但资金富裕的首都北京出面治污，或是要求北京支付治污补助，弥补产业缩减的损失。行政区为单位划定管理范围，财政和支出包干，使得地方政府互相钻空子，不肯主动治污。污染

龙源期刊网 http:// 治理也是行政壁垒重重，北京不能管河北的事，却被迫要为河北的污染买单，钱如何用也是隔靴搔痒。而河北也可以理智气壮地说，不生产，经济差，属地的人民没饭吃。

(三)基层政府“共谋”，影响政策执行效果

基层政府与其直接上级政府相互配合，采取各种策略应对来自更上级政府的政策法律和检查监督行为属于“共谋”行为[6]。经济扩张的内在冲动和GDP导向的绩效考核标准是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方面存在“共谋”的根本原因。此外，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少、事权多”的现实亦加重了这一现象。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使中央通过决策权和财权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行政控制[7];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履行职责，为了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获得“好成绩”，总是想方设法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派来的任务[8]。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北省各地市采取的环保举措某种程度上带有“应对”中央或省级政府监管的色彩。如在监测网点设置上，邯郸市环保局“避重就轻”，对污染重的工厂集中区根本没有设置监测点[9]。2012年，河北省瞒报实际钢铁产五千多万吨，其实质则是地方政府“共谋”行为。当节能减排、淘汰落后的具体任务下发到各地方政府，为了降低成本、保住产量，瞒报实际产量成为河北省级以下一些政府普遍使用的手段。

(四)属地治理容易导致管制不力，政企博弈

我国大气污染日益严重与高污染企业的排污标准宽松有很大关系。以水泥排放标准为例，现行《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颗粒物排放浓度是50mg/m3，而国际先进地区已实现低于10mg/m3的粉尘排放标准。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泥生产国，且水泥产量年平均增速在10%以上。水泥工业排放的水泥粉(烟)尘占全国工业粉尘排放总量的39%，属于重点污染行业[10]。粉尘颗粒物是水泥行业的最主要污染物，PM2.5是粉尘颗粒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难点。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经济人”具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争取职位晋升和扩充地方财政的强烈动机，某种程度上甚至纵容了企业的策略行为，导致监管部门执行不力[11]。正因为如此，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参见图6)。

同时，排污企业和监管部门长期处于“打游击”的博弈状态，这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选择。对企业来说，环保设备的投入并不能直接增加其经济效益，在排污惩罚成本较低情况下，很多企业宁愿交罚款也不安装环保设备[12]。地方政府从属地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处理方式不一样，有的地方容易与之合谋。北京市水泥企业在安装了排污监测设备后，通过非法手段对检测数据造假[13]，而河北省基层政府环保部门监管不力的情况大有存在[14]。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和企业的博弈行为共同形成了大气污染恶化的条件。

三、区域合作治理：一种新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的探索

龙源期刊网 http:// 如何突破区域治理的局限，探索综合治理的道路，是放在改革者前面的一个重要挑战。近年来风行的网络治理理论，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

(一)大气污染治理的理论基础：网络治理理论

政策网络研究起源于美国，以政策子系统研究为起点，从微观层面研究政策过程中主体间相互作用和影响，尤其是利益主体和政府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15]。随着政策网络这一概念的发展和被接受，不同国家的学者因国家制度环境、研究学科或时代不同赋予其不同界定，使其在欧洲逐渐形成利益协调学派和网络治理学派[16]。

利益协调学派主要活跃于英国，逐步成为英国主流政策过程分析范式。Rhodes认为政策网络有不同的依赖结构，这些结构随行动者构成、依赖关系和资源的变化而变化[17]。作为利益协调工具，政策网络可以通过影响成员间的互动逻辑来影响政策过程和政策结果，它有利于分析政府和利益团体间的关系类型，但政策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并不能代替理论解释，需要与国家相关的理论结合起来解释政策过程和结果[18](p92)。

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策略在德国和荷兰获得了发展。治理角度的政策网络强调政府和公民社会协同制定政策的结构和过程，其主要分析单元是网络中行动者互动和联结的类型。受系统理论启发，研究者逐渐将政策网络发展成了现代社会的治理理论[19]。与层级制通过命令和控制机制协调社会行动以及市场通过行动者的自我协调自发形成社会秩序不同，网络治理通过行动者间的资源交换和信任建立发挥非层级制的协调作用[20]。网络治理中行动者间的水平协调关系与政府中的层级制并非冲突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决定在层级制中的强制执行将增益政策效果。而网络从利益分配的角度弥补了层级命令的不足。

网络治理作为合作治理的一种新形式，主张打破传统的区域、功能对政策资源的限制，通过发挥政府的资源整合者作用实现行动者围绕政策议题的集体行动，从而实现政策目标。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企业、公民、媒体等构成了围绕政策议题的网络行动者，本文以Rhodes提出的政策网络中行动者关系类型为基础，提出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需要处理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这三对主要行动者关系类型的分析框架(参见表1)。

环节行动者资源行动策略倾向机制保障协调的关系层面具体手段

政策制定主要行动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次要行动者：公民社会、专家等权威、组织、资金、信息、合法性中央政府：协调地方政府关系，公共利益最大化;地方政府：污染治理“搭便车”;公民社会：配合政策执行立法保障;顶层制度设计;财政支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区域协作治理立法;组织建设与资源支持;严格的问责机制;调整绩效考核体制;政策制定听取公意、专家咨询

政策执行

龙源期刊网 http:// 执行主体：横向——省级政府间;纵向——省内各层级政府权威、组织、合法性、资金、信息扩大经济总量：弱化环境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省级政府之间关系;地方政府上下级关系协商、对话达成共识;信息共享的技术支持;管制从实地出发，属地化

政策对象：企业部分信息、资金利益最大化激励下扩大排污的可能性严格的监管机制政企关系高准入门槛;严厉罚污;奖励标杆

政策监督公民、社会组织、媒体等合法性积极关注有效的公民社会参与机制政社关系广开言路：公民举报、媒体监督、专家学者建议

(二)大气污染合理区域合作治理的应用与镜鉴

网络治理其实不是没有前期的经验。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市空气污染物浓度全面下降50%，这一成就得益于北京市践行奥运承诺采取的减排措施，以及京津冀及周边省市采取的联合行动[21]。建立区域环境管理机制是美国治理环境问题的主要方式，针对1976年洛杉矶烟雾事件，加州建立了控制该区域空气污染的政府实体机构——南海岸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区，通过该管理区将城市空气污染治理提高到城市群治理层面[22]。英国主要采取严格立法形式治理大气污染，控制污染企业排污量，并授予地方团体执法权[23]这些成功经验，通过不同方式规范大气污染治理网络中不同参与者的行为，给京津冀大气污染协作治理带来诸多良好启发作用。

(三)我国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的现实走向

从近期我国采取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看，区域合作治理亦是其现实走向。2010年发布的《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其特色是打破了地方行政区划界限，将区域大气环境作为整体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着力构建区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2012年发布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区十群”的19个省(区、市)4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纳入执行规划的重点控制区，并规定了重点控制区的六大高污染行业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③。2013年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规定需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分解目标任务，并将治理任务完成情况纳入政府考核体系。

综合以上理论和实践分析，区域合作是大气污染治理的必由之路。但当前我国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体系尚不完善，从协调围绕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这一政策议题的三对行动者关系来看，仍有完善的空间。其关键之处在于从责任主体、利益主体、工作环节、行动方案、资源配置、策略走向、机制保障、协调机理等几个维度对治理方式进行全面的设计和推动。

四、区域合作治理的长效性：网络治理视角下行动者关系类型的协调机制

政策网络中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源及采取的不同行动策略形塑了行动者关系类型。但制度本身作为资源的源泉之一，对于行动者的策略行为有约束和指引的作用。基于此，协调机制的建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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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央地政府关系的协调：完善立法与顶层制度设计

我国现有的环境治理立法并未赋予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的法定性，相关政策支撑仅有“国十条”以及各省市的配套实施细则、“十二五”规划相关要求以及《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行动计划具有阶段性，易导致大气污染治理的短期性，出现“奥运模式”之后的污染反弹现象。

在京津冀已建立区域协作机制的前提下，加强以下立法与制度设计将有利于保障大气污染区域治理的效果。

第一，完善立法，确立统一的区域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框架。构建区域治理法律体系，并将区域内和区域间治理主体的利益平衡纳入法律体系考虑范围，是区域合作治理成功的关键[24]。在立法方面，加快修改《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是人大主要工作内容之一。首先，应改变法律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内容，尤其是政府的单一治理主体地位和属地管理模式;其次，应协调区域内各省市大气污染治理目标;此外，还需确立区域统一的大气污染防治立法框架[25]，统一京津冀三省市立法时间、目标和责任等。

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的立法亦需明确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的地位、机构、职责、程序和内容。

它需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区域合作治理立法作为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的产物，应具有利益相关者的一致意见，这就需要扩大立法的公民参与;二是区域合作立法应具有较强的制度性，充分体现其强制性、权威性;三是区域合作治理立法应有正式的执行机制。

同时，跨区域的协调管理机构和作为地方利益纠纷中间人的中央政府，应对违反规则行为做出裁决，以正式方式维护区域合作规则[26]。

第二，推进顶层设计，完善绩效考核、问责机制。顶层制度设计，是区域协作治理措施能够落到实处的蓝本，也是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重要协调机制。公共部门对其绩效负责并建立清楚的绩效标杆来衡量公共部门绩效情况是政府的责任所在[27]。需重构现有绩效考核机制，强调区域环境治理成效在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并将其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挂钩，同时也可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的行政约束，避免污染转嫁和以邻为壑的现象[28]。此外，还需建立与绩效考核机制相对应的行政问责制以规制公共权力，以确保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依法办事[29]。而拓宽问责主体范围，完善问责程序，实现政府环境责任的法律化、规范化和程序化[30]，才能达到政府环境问责制的最终目标。

第三，支持政策执行，保障大气污染治理资源的稳定性。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需要资金、人员、信息、物力等支持，在不同利益主体存在“搭便车”动机情况下，保障治理大气污染所需的资源支持更为重要。2013年，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虽彰显了中央治理大气污染的决心，但对解决大气污染问题仍杯水车薪。因

龙源期刊网 http:// 此，建立长期稳定的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资金配置与监管机制、污染情况监测机制和大气污染治理信息公开与共享机制是地方政府切实执行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在物质层面的基本保障，也是大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由顶层制度设计“落地”到具体实施的关键环节。

(二)协调与合作机制：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地方政府在治理区域大气污染上虽有共同利益诉求，但基于区域内经济发展、资源禀赋、政策环境等巨大差异，在治理区域大气污染问题上显然态度不同。协调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关系，建立相应协调、信任机制，是激发乃至推动地方政府治理区域大气污染问题的关键点。

第一，协调机制：完善组织机构，协调区域内地方政府关系。我国横向政府(同级)间关系是一种受政治晋升竞争和基于共同利益内生协商动力所支配的对等权力分割体系，同级地方政府无法按照传统官僚体制实行“命令-服从”式管理，但若要实现区域合作治理，则需要建立利于各地方政府谈判、协商的协调机制[31]。纵向协调机制的建立可以通过搭建高于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层级的国家层面的领导和协调机制并确定其组织机构来实现，如2013年建立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通过吸纳京津冀和周边省市成员以及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给予大气污染协作治理以组织支持。

横向协调机制的建立可通过区域地方政府间自行协调，以构建一个地方政府对话、谈判、协商平台和场所，而区域各地方政府高层领导的制度化沟通则对于建立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合作机制更为有利[32]。

第二，合作机制：建立区域内地方政府大气污染治理协商制度和合作网络。合作常被视为建立在沟通、信任、承诺、理解和成果基础上的良性循环。

利益冲突往往是合作治理的出发点，在区域合作治理中应该具备地方政府针对利益冲突的直接对话，从而使得利益相关者能够通过直接对话实现“深度沟通”以获取共赢机会[33]。为防止出现各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利益不均，地方政府针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合作网络需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区域内项目联合审批，以避免某个政府基于本地利益的短视行为破坏区域的空气质量。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需打破部门间和地方政府间的边界限制。而以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为指引，通过建立协调型行政组织、编制联合审批标准并运用网络治理平台，突破碎片式审批体制困境，则能够推动区域联合审批的实现[34]。但需重视的是，行政审批区域联合必须牢牢把握住简政放权与监督管理这两条生命线[35]。另一方面，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和信息共享。污染信息共享是大气污染区域协作治理的基础条件，建立完备的污染信息监测和共享技术体系需要针对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展开转型研究，量化城市和地区间污染物传输量和明确各地大气污染物排放份额[36]，可为建立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提供科技支撑。

(三)政企关系的协调：健全监管机制

龙源期刊网 http:// 第一，提高企业准入门槛，奖优罚劣。在审批方面，需加强新上项目投资、环保、土地、资源与产出的综合绩效考评，严控高污染、高消耗及产能过剩等行业项目，从源头减少高污染企业数量是污染严重地方政府的必要选择。在环境执法方面，加大对高污染企业惩罚力度，大幅提高排污成本，以强制手段促进企业采取环保措施，同时对于环保优秀企业给予相应奖励，能够起到奖优罚劣的效果。

第二，从实际出发，监管手段创新。在建立协调地方政府关系合作机制前提下，地方政府在达成环境监管的目标后，监管手段可从地方实际出发，提升灵活性和创新性，从而保证区域合作治理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中央政府在设定区域内地方政府需要达到的环境治理目标后，对于环境监管的运行结构和具体步骤，可由地方政府根据辖区内实际情况制定。而监管权力下放到地方，在具备充足的持续性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具有强有力的动机去强化环境监管力度[37]。然而，在推动区域地方政府合作治理进程和减少其可能遭遇的风险和障碍方面，中央政府的权威所具有的优势亦不容忽视。

五、结论及思考

京津冀大气污染虽然几经治理并取得一定效果，但面临的任务依然或者更加艰巨。本文从现行属地治理模式缺陷出发，分析了该管理模式下大气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以网络治理为理论基础对跨区域合作治理模式进行了探索性思考。提出建立协调和合作机制，用于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三对关系。影响三对关系的主要因素和结果、属地管理模式及其缺陷，以及本文提倡的区域合作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下图予以简单梳理(参见图7)。

目前，我国解决区域公共问题仍采取以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管制型模式。随着新区域主义兴起，改善官僚制影响下的区域封闭性、政府中心性以及管制型的区域治理模式，倡导区域各组织的对话、沟通、学习、理解过程及其担负的伦理责任更为迫切。区域大气污染的解决与治理，要求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手段的多样化和创新性。

虽然政府单一治理，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依然存在碎片化的现象。基于此，需要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有：一是摆脱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常走的“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以及“先污染、后治理”的短视发展之路，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二是在政府、企业关系方面，处理好地方政府间围绕“政治晋升”而展开的恶性竞争及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环境污染问题;三是在制度设计和立法方面，将区域大气污染合作治理纳入法律框架，并保证其长期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同时完善相关顶层制度设计，使大气污染的区域合作治理能够“落地”，确保大气污染治理的成功。

注释：

①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

龙源期刊网 http:// ②2012年《北京市经济发展统计年鉴》。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部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Z].2013年第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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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办学体制机制创新与校企合作

1.《宜宾市机械行业协会章程》及工作机制(定稿)

2. 产学研合作项目工作方案(定稿)

3.与五粮液普什模具有限责任公司、宜宾天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共建实习基地、培训班及订单培养等协议书(定稿)。

4.建立了宜宾五粮液集团普什模具公司、宜宾天工机械责任有限公司等2家本地知名企业校外实训基地协议(定稿)。

5.校外实训基地管理机制及指导小组工作计划(定稿)

6.与宜宾职业培训学院合作签定合作培训协议(定稿)

7.《社会培训指导流程和管理机制》(定稿)

8.2012年6月完成了与行业和企业合作，举办职业准入和晋升技术培训50余人次(鉴定所提供)。

9.2012年6月完成了机械类专业学生职业技能鉴定300余人次(10级秋学生)。

10.拟定支援兴文县职业学校进行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工作方案(草案)。

11.收集整理校企人员开发课程及教材成果材料(课程体系，5个核心课程标准，普通车工与数控车工理实一体化指导书)

12.整理企业参与专业建设工作成果材料(调研报告，课程开发)

13.2012年9月完成了与行业和企业合作，举办职业准入和晋升技术培训100余人次(鉴定所提供)。

14.2012年12月完成了机械类专业学生职业技能鉴定250余人次(11级春学生)。

15. 开展培训、订单培养成果材料(与溪洛渡水电站培训，陈晓彬参与培训授课)

16.整理产学研合作项目阶段工作总结及成果材料(实训中心提供)

17.收集整理学生顶岗实习报告、培训总结、职业规划(09级学生)

18.拟定《宜宾市商职校校内实训基地运行管理机制》(草稿)

19.拟定《宜宾市商职校校内实训基地教学管理制度》(草稿)

20.顶岗实习指导流程和管理机制运行情况分析及阶段总结(09级学生)

21.拟定与宜宾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培养学生及培训教师工作方案(定稿)

22.收集与宜宾五环机械厂开展科技服务项目(1项)相关证明材料

23. 收集与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联合培养学生证明材料(100人次)(教学处提供)

24. 收集与成都航空技术职业学院培训教师证明材料(40人次)(教学处提供)

说明：以上资料于18周周四(2013年元月3日)前交

2012年12月30日星期日

第五篇：创新体制机制 深化校企合作 增强服务能力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司徒渝

我们学校地处四川德阳，是国家在50年前与中国二重、东方汽轮机、东方电机等重装企业一起布点建设的学校。

四川是工业大省，是三线企业的“聚集地”。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183亿元，占全省GDP的45%，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德阳是中国“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也是亚洲重装产业集中度最高的新型城市。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德阳重装产业结构正在进行重大调整，传统的冶金、轧钢、低效小型火电等逐步淘汰，基本形成了核电、风电、大型水电、燃气轮机、光伏发电“五电并举”的新格局，产品结构调整率已达到80%以上。2009年德阳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正式命名为“清洁技术与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国际示范城市”。

作为国家示范性高职学院，我们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就业导向，践行服务宗旨，坚持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在促进重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产业结构调整到哪里，我们的办学就跟进到哪里;重装企业需要什么样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就提供什么样的人才支撑。

一、创新体制，整合资源，搭建服务重装的公共平台

重装产业具有产业链长、技术密集、工艺复杂、协作配套紧密等特点，对技能人才的工艺实施能力、实践技能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这类人才的培养仅靠学校一方难以实现。为此，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学校主管部门省经委、德阳市委市政府、重装企业和学校形成了共识，必须通过体制创新，突破“条块分割”、“两张皮”体制障碍，整合各方资源，把学校搭建成共建共享的开放平台，才能适应重装产业对高技能人才的特殊要求。

三年来，学校通过与二重、东汽、东电等重装企业共建“校中厂、厂中校”实训基地，引进企业设备5500万元，建立了600余人的“企

业兼职教师人才库”;德阳市与学校共建国家机电职教综合实训基地、公共图书馆，优惠提供发展用地等，直接和间接投入达两亿多元;四川省在学校设立“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中心”、机械工业数控、焊接、电气化等“技术应用与培训中心”，配套了技改专项资金，增加了人员编制，并按照超过省内本科生均经费标准拨款;教育部、财政部在国家示范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等项目中给予了专项支持。通过三年国家示范院校建设，学校共获得教育部财政部、省、市各种投入3亿多元。

“省市共建、资源整合、多方投入、社会共享”的办学体制，共建共享的开放平台，为重装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实现了学校与行业和地方紧密结合，形成了共同促进重装产业结构调整的办学合力。

二、创新机制，主动服务，促进重装产业结构调整

四川省将学校纳入全省重装发展规划“1+8”工程产业链成员单位，德阳市将学校作为重装联合会副会长单位、机电职教联合会会长单位，行业企业和学校共同组建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教学和科研团队等，形成了良性互动的组织框架。通过政府主导，实现学校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对接;行业引领，实现人才培养方案与岗位职业要求对接;企业参与，实现教学内容更新与企业技术进步对接。通过“三个对接”，建立起了“快速反应、同步跟进、动态调整”的主动服务重装产业的创新机制。

例如，在人才培养上。2007年，国家发改委批准中国二重研制世界最大的8万吨大型模锻压机项目，这是国家提升航空、国防实力的重要举措。但，世界之最，谁来操作?为此，我们当年新增了模锻专业，按照“项目建成，人才到位”的思路，成建制举办模锻班。今年该专业毕业生将成为大型模锻压机试运行的首批操作者。2009年，东汽加快发展核电、风电，对焊接高技能人才提出了迫切需求，我们及时跟进，调整教学内容，校企联合培养。今年3月，71名学生取得了符合美国和欧洲焊工标准的技能证书，现已全部进入核电、风电

生产的重要岗位。

在培训企业员工上，近三年来，学校与重装企业共同开发了核电容器焊接工艺、五轴数控加工等28个培训项目，为企业培训员工8000余人，其中，核电培训项目被四川省委纳入了“天府英才”计划。2006年起，我们连续五年举办“贫困家庭子女免费培训班”，现已培养800余人，此举不但满足了重装企业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还实现了“培养一个，脱贫一家”的惠民目标。

在技术服务上，学校完成了“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课题“德阳重装基地公共创新设计平台”建设等项目，为400余家中小企业提供工艺技术服务，提高了重装协作企业的配套能力。学校与东汽联合组建的工具研究所完成了叶片叶根铣刀等12项技术攻关项目，获国家专利8项，为实现汽轮机生产刀具的全面国产化作出了贡献。

“5.12”地震后，学校紧急组建的师生“技术服务突击队”，冒着强烈的余震，为东汽抢修出50多台套大中型设备。我们还把东汽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设备和学校实训设备整合，震后14天，东汽就在学校恢复了叶片生产。

无论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还是应对地震灾害、金融危机，我们始终与企业并肩而行，相互依赖，学校成为了重装企业发展的战略伙伴。

三、创新模式，工学结合，确保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

重装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要求从业人员既要有过硬的实践技能，还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再学习能力。但是，传统的培养模式、教学方法和手段已不能适应这种要求。近几年来，学校与二重、东汽等企业联合进行探索与实践，逐步形成了制造类高职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通过“校中厂”，把企业引入校园、产品引入实训、工程师引入课堂;通过“厂中校”，教师进入车间、学生进入工段、教学进入现场。通过“三引、三进”和顶岗实习，将工学结合落到了实处。按照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规格和岗位职业要求，在课程体系上按基础理论知

识和实践技能“两条主线”，系统设计，相互融通，对学生实施全面培养，推行“双证书制度”，实现与就业岗位的对接，学生就业以后，学校还与企业一起实施延伸培训，提升毕业生的持续发展能力。

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毕业生质量持续提高，就业率连年保持在98%以上。近五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高技能人才13500余人，仅为德阳重装基地就输送了近4000人，很好地满足了重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例如，东汽叶片分厂大型设备的主操手80%都是学校近几年的毕业生;东电在研制500吨“巨无霸”三峡转轮时，组建的40人“焊接技术攻关队”中，包括队长在内的29人都是学校近几年的毕业生。

产业结构的调整，催生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促进了学校和企业的深度融合，带来了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质量评价体系的改革，进而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我们学校有幸处在国家重装基地，学校的发展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机遇。学校在自身跨越发展的同时，为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后，我们将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继续坚持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在政府、行业和企业支持下，规划建设好设在学校的“重装产学研园区”等一批项目，拓展公共平台，不断提升人才培养、技术培训和技术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促进重装产业结构调整，为推进四川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为中国实现“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