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资源诅咒”问题研究——基于制度租金的视角

2022-09-11

梳理“资源诅咒”的文献不难发现, 研究视角已经从形成诅咒的原因深入到因果关系问题, 陆去航认为, 在现代经济中, 是否足以认定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 仍是一个未知的问题。在传导机制方面, 当看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 同时又是政府质量较低的国家之时, 我们也不能断定其间的因果关系。资源诅咒的政治经济学是目前的学术研究热点, 但是我们还不清楚自然资源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诱发寻租, 深入剖析自然资源与制度之间的微观机制变得很有意义。2014年政治生态在山西整体层面受到的质疑及当年山西省经济增长的疲软表现让腐败问题再次受到学者的关注, 探讨地区层面上的制度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任何制度的安排首先以制度博弈主体的利益出发, 通过不断的博弈行为导致不断的制度变迁以满足各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要求。这就使得在制度变迁的博弈过程中很可能存在制度空间, 使得主体获得额外的非生产性利益。供给经济学关注企业家作为要素集合体的企业的重要决策者, 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本文从经济学的租金理论出发, 形成资源、制度租金、企业家行为、经济增长的宏微观视角;考察丰裕资源所引起的制度租金对山西省经济增长的影响。

1 从经济租金到制度租金:理论梳理

亚当·斯密 (1776) 最早提出租金是一种垄断价格, 因其稀缺性产生的拥有产品和土地的人从消费者获得一些垄断性的利润。马歇尔把租金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到准租金, 即供给暂时缺乏弹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并再一次过度到经济租金, 即指超过资源所有者持有机会的回报。经济租金强调要素的经济性, 也充分考虑到了要素的所有性, 在一定程度上也重视了制度性安排对要素收益分配的决定性影响。但可以看出的是, 其考虑的主要是静态条件下一定制度安排下的要素使用问题, 而没有充分重视动态条件下一定制度设计以及制度变迁条件下要素流动对要素分配的影响。而我们对山西省资源型经济问题的研究既要强调要素的经济性, 即经济租金;也要从深层次制度角度探索制度设计与变迁对要素流动的动态影响, 由此引出对制度租金的研究。朱巧琳、卢现祥 (2002) 定义制度租金为非市场化的制度设计导致制度供给不足而造成的制度盈余。总体来看制度租金, 是指某一主体凭借其在制度设计中的优势地位而获得的差异性制度收益。而经济性的资源要素是这种收益实现的条件或媒介。而我们在讨论资源诅咒问题即是研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性质, 不过资源仅仅是一种禀赋要素, 从资源收益的获取到转化为有效投资进而促进增长, 还有很多环节, 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最终的增长。在从经济租金角度讨论完山西省的资源诅咒问题的基础上, 本文试图从制度租金的角度对资源诅咒问题进行解构。

2 资源、制度租金、企业家选择

中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制度供给不足, 供给不足也即制度具有稀缺性。所不同的是资源的稀缺性是客观原因导致的, 制度的稀缺带有主客观原因。制度变迁中存在潜在机会, 而对经济租金的无限追求会使政府实际控制资源的主体通过影响制度安排寻找更多非生产性利润。朱巧琳、卢现祥 (2002) 因此认为, 寻求制度租金也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他们认为, 从根本上说, 制度租金是政府渗透到各种次级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

我们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微观层面假设企业家与政府实际控制资源的主体在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激励下的选择。宏观层面讨论租金的存在对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的影响。

2.1 山西省资源型经济与企业家的寻租激励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企业家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人力资本, 同时也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是对企业内外部资源配置作出最终决策的最佳人选。在不确定环境中, 企业家在对稀缺资源进行协调配置时会做出各种不同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行为。具体来说, 在实际应付不确定性的过程中, 企业家行为往往表现为不同的方式, 主要包括两种:生产性企业家行为和非生产性企业家行为。前者表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 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后者表现为企业家利用某种手段非法或合法去影响政府管理者进而实现自身的利益, 得到占有租金的权利, 追求的是租金最大化。在某种意义上, 企业家寻租行为就是机会主义倾向的一种具体表现。山西省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 稀缺而必需的经济学特质决定了在依靠煤炭的国家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山西省政府向资源型经济倾斜是属于理性的选择。同时对于处于这种资源型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微观企业如何获取煤炭这项稀缺资源的开采与生产的垄断成为决定企业盈利性多少、与否的关键, 煤炭行业的非竞争性特点以及政府的决定性作用构成了山西省资源型经济的寻租社会。在寻租社会中面对与政客的双重交易, 企业家在努力方面的时间分配显著地受到制度多样化下寻租和租金提取的影响, 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确认, 当面对更多的租金提取威胁时, 企业家牺牲更多的生产性活动, 趋向于非生产性活动, 以及当更多的寻租机会出现时, 企业家会用更多的非生产性活动替代生产性活动。所以, 企业常常意识到政企关系对于山西省的企业来说非常重要。

2.2 山西省资源型经济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设租激励

经济租金来源于要素的稀缺性, 因为稀缺性, 供求决定的市场价格中超过要素供给所必需的最低报酬的部分成为租金。制度供给不足的稀缺性也同样会产生制度盈余, 而谁会拥有这部分租金, 显然是掌握稀缺性资源的这方, 不论是要素还是制度, 这种潜在收益的存在产生了对拥有稀缺制度供给权的“激励”, 产生了权利部门对继续制造制度供给不足的制度市场短缺的激励。矿产开发的安全性要求其产业必须是垄断式的, 这其中增加了对政府制度设租的激励。山西省资源型地区稀缺自然资源的存在、垄断型的市场结构要求及固有的政府权力过大对经济活动不合理的干预使山西省政府相关部门存在着巨大的设租激励。

2.3 基于稀缺性资源的制度租金分析框架

由以上分析可以知道, 稀缺是租金产生的前提, 对稀缺矿产资源产生了经济租金, 对经济租金的寻求, 企业家和政府有关部门根据选择的成本收益关系博弈的结果是:设租与寻租互为激励导致制度租金不断增加。

3 资源、制度租金与经济增长

战略大师波特曾把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波特认为, 在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中, 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依次递增。陈宪 (2016) 提出, 供给侧动力也是“三架马车”: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依赖于制度环境。西方国家之所有富有, 是因为较早建立了有利于企业家创业和创新的制度环境。在所有制度中, 最根本的制度是产权制度和商业自由。山西省经济走向衰退, 表面看是因为资源依赖型经济, 但根本原因是政府没有创造出“要素集聚和良性竞争的环境”。

3.1 直接表现:制度供给不足造成市场竞争的系统性破坏, 扭曲稀缺资源的配置, 减少社会整体财富

制度租金对公开市场造成的竞争特性的系统性破坏将极有可能对经济部分的激励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里有一个不真实但易于处理的很重要的隐含假设, 即市场制度的竞争性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是更有效的, 在市场制度条件下, 即使因为某种因素的稀缺性暂时存在着经济租, 市场制度会自然作出调整, 使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与其报酬相等而导致经济租消失。这样, 社会的生产活动必然满足最优原理。第二层面, 市场制度下, 也会不易派生主观的制度供给不足导致的制度盈余, 即使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的不平衡也会由市场均衡激励下通过制度变迁达到均衡。在一个良好公平的制度环境下, 企业家有激励去投资、去创业、去创新, 而在一个不公平的非透明的制度环境下, 企业家更容易选择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 地区在制度上的差别会带来包括企业家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配置差别, 进而造成经济增长状况的根本不同。山西省的情况是制度资源过多的倾斜于稀缺的矿产资源, 对静态的矿产资源的追求次生了制度租金, 非生产性活动与生产性活动展开激励竞争, 呈现零和博弈, 从而进一步扭曲了资源配置。最终生产性活动让位于寻租活动, “资源诅咒”成立。

3.2 间接表现:对制度租金的追逐也会阻碍制度创新, 抑制经济增长

资源是中性的, 然而经济发展与运行当中各级政府仍拥有过多的制度资源, 而制度因素会改变各方面对资源的选择, 山西省丰裕的自然资源产生了资源分配的“机会主义”, 对制度租金的追逐也使公共部门更加偏向于“私利”的设租行为, 从而抑制生产性、创新性的制度, 产生了对经济增长的反向作用。

结束语

资源型经济不是经济增长与否的主要原因, 制度选择才是造成增长分歧的核心要素。丰裕资源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会形成不同的制度租金, 当制度租金大到一定程度, 则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 因此产生的对非生产性利润的追求远远大于对生产性利润的关注, 从而当经济越过了初期的快速经济增长阶段, 必须会带来经济增长放缓。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依重其的山西省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在形成以资源型经济为主的路径依赖式的产业结构时制度租金的追逐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制度变迁问题涉及政府公共部门, 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

摘要：本文从经济学的租金理论出发, 通过梳理经济租金到制度租金的逻辑主线, 从资源、制度租金与企业家行为的微观视角和资源、制度租金与经济增长的宏观视角两个维度考察山西省资源型经济问题。分析表明不同的制度环境会通过制度租金影响企业家在生产性行为与非生产性行为博弈, 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进而影响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资源诅咒,经济租金,制度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