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合理消费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当前，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提高大学生消费质量，促进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有些大学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不良影响。引导大学生进行合理的消费，已成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理念影响行为，消费理念是大学生健康消费的首要前提。
第一篇：合理消费论文范文
如何合理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
摘要：管理者在职消费是公司日常经营中的一种常见支出。现有研究认为合理的在职消费有利于公司业绩，不合理的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业绩;但如何确定管理者合理在职消费额度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管理者激励和制衡、管理者权力和资源等因素对在职消费有着显著的影响;参考这些特征因素可以合理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额度。利用2008-2013年中国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发现，按这一方法确定的合理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不合理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这一结论说明了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确定在职消费合理额度方法的有效性。建议利益相关方应注重公司治理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合理规范管理者在职消费，避免过度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损害。
关键词：在职消费;合理确定;公司业绩
一、引言
在职消费通常是指企业管理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的由企业承担的消费性支出。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管理者难免有业务招待、差旅费等支出，在职消费的存在不可避免，但是由于在职消费难以监管，也往往成为管理者侵占股东利益、谋取个人私利的一种方式。
为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通过制度明确界定权利，实现集中权力分散化、隐蔽权力公开化，促进中央企业负责人廉洁从业，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的要求，其中，“履职待遇”明确为公务用车、办公用房、培训三项;“业务支出”则被明确为业务招待、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费用、通信费用等四项。《意见》的出台对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工作保障和必要业务支出进行了系统规范的总体要求，而与意见配合的实施细则尚在研究中。
而管理者在职消费不仅存在于中央企业，还广泛存在于各公司中。适度在职消费有利于公司成长，而过度在职消费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究竟应该怎样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的额度呢?本文首先分析了在职消费存在的原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考虑公司对管理者的激励和制衡，以及管理者可能谋取超额在职消费的权力和资源等公司特征确定在职消费的方法，并利用2008-2013年中国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论证了这一方法的适用性，即按照这一方法确定的合理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不合理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
本文可能的贡献可归纳如下：第一，现有研究往往是从经济因素的角度出发确定在职消费的合理额度，而本文提出了一种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按照公司特征确定在职消费合理金额的方法，即考虑公司对管理者的激励和制衡，以及管理者可能谋取超额在职消费的权力和资源等因素来确定在职消费的合理金额。第二，按照根据公司特征确定合理在职消费这一思路，本文利用实证数据模拟计算出合理以及不合理在职消费的金额，通过分析这两者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论证了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确定合理在职消费这一方法的合理性。第三，本文按照《意见》指导思想对如何合理确定在职消费进行探讨并用实证数据加以论证，本文的实证结果对《意见》实施细则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在职消费存在的原因;第三部分探讨如何合理确定在职消费;第四部分用实证数据研究合理在职消费、不合理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论证本文规范在职消费方法的合理性;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在职消费存在的原因
在现代公司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股东成为委托人，将企业委托给管理者经营并支付其一定的报酬;而管理者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些由公司负担的、与公司经营相关的消费性支出，如公务用车、差旅、招待费等，这些支出就属于在职消费。
但是股东和管理者拥有着不同的利益函数，两者的利益冲突导致管理者有动机借职务之便谋取私人利益。而在职消费隐蔽性较强，监督成本高，难以区分其使用是否与公司经营相关，从而成为管理者挪用企业资源、侵占股东利益的方式之一，是代理成本的一种表现形式。按照这个观点，在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中，被认为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由于缺乏所有者的监督，在职消费的金额应该大于非国有企业。但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职消费的消费金额显著小于非国有企业。由此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在职消费的存在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有的观点认为，在职消费是一种对薪酬的补充方式，当管理层对当前所获得薪酬不满意时，一定额度的在职消费许可可以被视为是薪酬激励的一种事后调整机制。诸如薪酬之类的显性契约一旦制定后，违反和调整都会引起社会关注，导致高额的契约成本;而对在职消费的约束通常没有写入契约，公司可以很容易地修改管理者在职消费额度，灵活选择相关方式来对管理者进行激励，因此在职消费可被視为一种隐性激励机制。陈冬华等人的研究就认为，在职消费内生于薪酬管制约束，是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以及契约不完备性的产物。
还有观点认为在职消费的存在是因为它可以提高管理层工作的舒适度，节约经理人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高公司业绩。比如乘坐头等舱的经理人能比乘坐经济舱的经理人得到更好的休息，因此在到达目的地后，乘坐头等舱的经理人能更快更高效地投入工作中。Marino和Zabojnik通过数理模型推导研究发现：在不稳定的生产环境下，在职消费能提高企业效率，且越高级别的经理人应享有越多的在职消费额度才有利于公司效率的提高。在中国，特别是在民营企业，业务支出中包含了大量寻租费用、供应商和客户的维护费用，这些费用能帮助公司建立自己与政府以及与商业伙伴的关系，使得公司可以更方便地开展经营活动，提高经营效率。黄玖立和李坤望的实证研究就发现：在中国，企业招待费支出越多，获得的政府订单和国有企业订单也越多。此外，在职消费还可以满足管理者的自尊，有利于管理者在公司内部威望的树立，从而有利于管理者下达指令的执行，保证公司运行效率，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实证数据也佐证了这一观点。Chen等人就发现在中国市场中在职消费能激励管理者更加努力地为股东创造财富。Adithipyangkul等人利用中国市场数据研究发现在职消费能激励管理者勇于承担责任，提高工作效率，并且企业当期的在职消费程度与企业当期及未来的资产收益率显著正相关。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在职消费的存在是由于它可以帮助创建公司内部竞争环境。相比于薪酬而言，在职消费在公司内部更容易被观察到，因此成为个体明确自己在企业组织中的位置、获取最终需求的一种方式。如果企业给管理者或者普通员工提供一些专门的培训，就会给其他员工发出一种信号：能接受培训的人才是公司比较受重视的人。员工会为了争取这样的待遇、提升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而更加努力工作;享有这样待遇的管理者及员工也会因受到激励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以保有现有待遇并期待更好地提升。通过创建企业内部竞争环境，在职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员工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
综上所述，在职消费不仅仅是代理冲突的结果，它还是正常经营需要以及薪酬契约不完备性的产物。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机制，在职消费能起到事后调节的作用;还可以提高管理者工作效率，创建公司内部竞争环境。因此《意见》没有禁止在职消费，而是提出要对其“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并要求按照依法依规、廉洁节俭、规范透明的原则，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在职消费设置上限标准。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合理确定企业管理者在职消费的上限呢?
三、合理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
在职消费是股东与管理者博弈的结果。管理者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一些由企业承担的消费性费用，如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等。当薪酬契约不完备时，股东还可以将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机制;但如果不对管理者在职消费的权利和资源加以监管，在职消费就会成为管理者谋取私利、损害股东利益的途径之一。现有研究主要是考虑公司规模和营业收入变动额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进而确定在职消费的合理额度，却忽略了公司治理因素对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的影响。而公司对管理者的激励和监管，以及管理者所掌握的權利和资源都将直接影响管理者在职消费行为，因此本文认为可以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综合评价公司治理特征从而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的合理额度。
在公司治理中，激励管理者的主要因素是薪酬和股权。现有研究认为在有效率的薪酬结构中在职消费与管理者薪酬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这一替代关系在市场化程度高时更加明显。当管理者薪酬低于其预期时，管理者就可能会寻求超额在职消费，比如使用豪华公务用车或办公用房，增加非必需的因公临时出国出境等。此外，管理者平均薪酬与企业员工平均薪酬的差距也会影响管理者寻求超额在职消费的动机，若管理者薪酬与普通员工差距不大，管理者会认为自己在组织内部的等级没有明确，从而会增加在职消费以满足其自尊和树立威望的需求。所以在合理确定在职消费额度时，必须考虑管理者的绝对薪酬和相对薪酬水平。
此外管理者持股比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早在1976年Jensen和Meckling就提出：持股比例少的管理者具有强烈的寻求超额在职消费的动机。冯根福和赵珏航从合作博弈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内生化的纳什讨价还价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给定年薪的情况下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在职消费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管理者持股比例越低，就越倾向于通过增加在职消费来最大化自身收益。让管理者持有恰当比例的股权，分享企业的剩余收益，可以抑制管理者寻求不合理在职消费的动机。
此外，要合理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就必须考虑管理者可获得超额在职消费的能力，也就是管理者在企业中的实际权力。管理者权力理论认为管理层有能力运用权力寻租，影响甚至操纵自己的薪酬;然而由于担心相关外部人的抱怨损害董事和管理者的声誉，导致股东们在代理权竞争中降低对现任管理者的支持，管理层经常采取一些伪装方式来操纵薪酬以降低这些愤怒成本，隐蔽的在职消费就成为薪酬操纵的替代性选择。一般来说，管理层权力越大，受到的监督越弱，就越可能享受更多的在职消费。特别是当管理者的考核约束机制缺位时，随着管理者权力的提升，不合理在职消费会增加。张铁铸和沙曼以深沪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获取的在职消费越多。王新等人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当经理人权力越大、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性越强时，经理人越有可能滥用在职消费。因此，在合理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时，必须考虑管理者在企业中的实际权力，以限制管理者消费不合理在职消费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公司规模越大，管理者权力越大;经理人帝国建造也增加了管理层所控制的资源，扩大管理者在企业中的实际权力，故本文使用公司规模和资产增长速度两个特征变量来控制管理者权力。
要合理确定管理者在职消费上限，还应该考虑企业中管理者可能用于消费超额在职消费的资源：自由现金流。自由现金流是“企业投资于净现值大于零的项目后剩余的现金”，其存在会造成严重的代理成本，如非效率投资、过度在职消费等。刘银国和张琛的研究就发现：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越多，企业高管越有可能出现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产生超额的在职消费。
最后，本文还考虑了股权结构和债权结构对管理者在职消费的制衡作用。由于持有的公司股份和投票权较大，为了追求股东权益和控制权收益，大股东具有很强的动力和能力去监督管理层的经营活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价值与其自身利益关系越为紧密，约束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和能力越强，高管进行不合理在职消费的可能越少。股权制衡度也会影响在职消费：股权高度分散时，管理层更容易实现内部人控制，滥用在职消费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如果股权制衡适中，其他大股东积极监督管理层的动力越大，对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约束的动机和能力可能越大，在职消费被滥用的可能性就越小。徐静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在房地产行业中，其他大股东制衡能力的提高能够有效抑制高管层滥用权力扩大在职消费的消费水平。此外，债务融资比例的提高会加强债权人对企业的监督和控制;债务融资的固定利息和硬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的随意支配权，降低了超额在职消费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认为，在考虑了对管理者的激励和制衡，以及管理者在职消费的能力和资源后，合理的在职消费额度应该是管理者薪酬、持股比例、实际权力以及企业自由现金流、股权制约和债权监督等公司特征的函数。
六、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系统分析了在职消费存在的原因，探讨了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参考公司特征合理确定在职消费的方法，并使用2008-2013年中国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证明了这一方法的适用性。本文认为，要合理确定在职消费，就要考虑公司治理中对管理者的激励和制约，以及管理者进行在职消费的权力和资源等因素，按照这些特征因素确定的合理在职消费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否则会损害公司业绩。
本文的研究结论初步回答了如何合理确定在职消费这一问题，建议企业应该综合考虑公司特征合理确定并严格监管在职消费，给不同管理者合理制定与其工作职责相关的在职消费许可，严禁按照职务级别为管理者个人设置定额的消费，严禁用公款支付履行工作职责以外的，应由个人承担的消费娱乐活动、宴请、礼品及培训等费用，与企业经营管理无关的各种消费行为必须坚决制止。
但按照本文的方法估算出的是公司层面总体在职消费的合理金额，如何合理确定各部门在职消费金额以及公务用车、办公用房、培训、业务招待、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国(境)、通信等七项明细上限金额的确定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建议公司完善公司治理对在职消费的规范作用，加强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的监督作用，充分披露在职消费。
最后，《意见》主要是对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在职消费提出了要求，但对在职消费的合理确定、严格要求不应仅限于中央企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合理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积极作用不仅仅存在于中央企业中，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业绩都有着提升作用。因此本文建议要推广实施对在职消费的合理确定以及严格规范，特别是上市公司，无论公司何种产权性质，都应该按照自身特征合理确定在职消费的许可金额，对不同职责的管理者设定不同的支出上限，明确在职消费的监督方和责任方。
作者：贾婧
第二篇：大学生合理消费理念探讨
摘 要：当前，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提高大学生消费质量，促进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有些大学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不良影响。引导大学生进行合理的消费，已成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理念影响行为，消费理念是大学生健康消费的首要前提。文章对大学生应该树立哪些合理的消费理念进行了探讨，指出针对当前大学生的不良消费行为，树立健康消费、文明消费、诚实消费、勤俭节约、自强消费和理性消费的理念非常重要。
关键词：消费理念 健康消费 文明消费 诚实消费 勤俭节约 自强消费 理性消费
人的消费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反映了人的人生价值追求。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大学生世界观成型，个性发展。但是，当代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人格独立，经济上不能独立，其花费占去许多家庭收入的相当部分，甚至一部分家庭倾其所有也不足以支付一个大学生的花费，而且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消费观，并对未来的消费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前，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提高大学生消费质量，促进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由于内外因素的影响，有些大学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加重了家长的负担，并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造成了不良影响。引导大学生进行合理的消费，已成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树立科学合理的消费理念是大学生健康消费的首要前提，因此，本文拟对大学生应该树立哪些合理的消费理念进行探讨。笔者认为，针对当前大学生的不良消费行为，树立如下理念尤为重要。
一、健康消费
消费行为要有利于身体健康和身心健康。消费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这是显而易见的。俗话说，“病从口入”，现在，在每所高校的周边都有系列的小吃街，但是卫生状况可不容乐观。因此，大学生进行消费时，卫生和健康意识尤为重要。同时，现在许多化妆品等新潮物品的健康标准也值得关注，大学生赶时髦的心理往往忘记了新潮产品的健康标准。消费与身心健康也密切相关，从一般意义上看，大学生消费的目的是和人生追求相一致的，就是幸福。幸福究竟应当如何界定，虽然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不过有两种基本价值可以说是大学生幸福所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人的身心健康，提升人格，学业有成。它们构成大学生幸福的基本要素，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大学生的幸福便不会圆满。如果说人生的意义在于生存和发展，那么可以说，生存的主要内涵在于身心健康，而发展的主要内涵便在于学业的发展，它们必然是大学生生活中孜孜以求的东西。由于这两种价值是大学生生活中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因此可以说它们是构成大学生幸福的基本需要和利益。当然，在现实中大学生还可以有其他许多追求，比如友情、爱情等，它们是人的基本价值，反映了人对于爱和尊重的需要，这些甚至可以当作人生的最终追求。但是大学生还处于接受教育时期，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友情、爱情等与其不可同等对待，居于次要的地位。
二、文明消费
文明消费就是强调积极向上的消费文化，反对不健康或有害的精神文化消费;强调绿色消费，反对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行为;强调智力性、发展性消费，反对只重视娱乐性、享乐性消费，提高消费结构中的文化、教育含量，实现最大的消费效益。通过倡导消费文明，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增加知识与技能，使大学生建立科学的消费价值观，弄清什么是正常的、适度的、健康的消费，什么是有害身心健康的不良消费，从而正确地评价和选择自己的消费行为。①消费行为体现着社会的精神面貌，具有重要的社会示范效应。大学生在同龄人中是思想道德素质相对较好，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他们的消费伦理状况在同龄人中具有一定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如果大学生中不正确的消费行为和不健康的消费心理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矫正，其社会影响就不只是大学生个人的事，很可能会影响一代青年人。因此，大学生实现正确的消费行为不仅是个人文明的体现，而且对全社会消费观念的正确引导乃至精神文明建设必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三、诚实消费
诚实消费，就是大学生有必要将自己花钱的基本情况与经济合作的相关者特别是家庭进行诚实的沟通。现在有些大学生为了赶时髦、攀比而经常有透支行为，不能体谅家庭的困难，打着各种旗号向家里或者监护人要钱。这种行为，对大学生自身的成长和对将来的消费习惯形成都非常不利。家庭与大学生经济上的合作关系是以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某种程度上的默契为条件的，即大学生能够做到适度消费。如果是基于欲望的消费，就是浪费家庭资源，会破坏与家庭的诚信关系和合作基础，是对家庭其他成员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是一定程度上的欺骗行为。②
四、勤俭节约
“崇俭”是消费价值观念的核心，是维系中华民族数千年繁衍不息的精神之一。亚里士多德曾经把“节俭”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美德。所谓“俭”，就是在消费上讲究节约，适可而止，反对铺张浪费。节约是相对浪费而言，节约并不意味着该消费的不消费，如果该消费的不消费就会陷入消费低迷，消费低迷会抑制人们的生活情趣，不利于个人的成长和进步，也会使社会经济陷入低迷。我们要教育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健康的生活情趣，把节俭视为人生美德，能够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侵蚀。同时还要帮助大学生对自己的经济能力进行正确的判断，使自己的消费行为与经济能力相适应，从而真正树立勤俭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荣辱观。③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直接关系到对消费资料使用价值的利用程度。大学生做事具有凭喜好、易冲动、追求时尚赶时髦等特点，往往会产生消费行为的盲目性，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另一方面，如果超出了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就会造成家庭资源利用上的浪费。消费需要金钱的投入，没有足够的金钱，人就不可能称心如意地生活。但是，消费者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收入水平进行消费，切不可盲目消费，避免陷入负债的窘境，如此，从节俭的角度看，也是一种浪费。大学生的消费是对自己需要和欲望的满足与实现，欲望本身并无善恶，而且笔者认为，欲望在合理的限度内的满足是大学生维护尊严、保持人性的重要条件。然而，超出实际收入水平的消费，在本质上讲是对家庭资源的不正当地占有和不合理地使用。
五、自强消费
坚持勤俭自强消费伦理观，应当鼓励和提倡不同层次的消费者通过自立自强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不断提高自己的消费层次。对在校大学生这一特殊消费群体而言，通过勤工俭学这一具体的自立自强方式来达到目的，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值得肯定、鼓励和赞扬的。在与被调查对象的座谈中，大多数同学都认为有了正确的消费伦理观，我们并不惧怕贫穷，而是要通过勤俭自强，通过努力学习，来最终改变贫困的现状，走向富裕的明天。
在校大学生通过勤工俭学所获的劳动报酬，用于补贴生活、学习和个人发展等方面所需要的费用不仅可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而且是在步入社会之前了解、认识社会，锻炼自我的不可多得的社会实践机会。通过辛勤劳动不断提高自身的生活消费和发展消费水平，也是党的政策所鼓励和支持的。而真正自觉地意识到和做到这一点，需要教育工作者以勤俭自强消费伦理观加以正确引导，当然也需要与之相一致的完善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和管理措施来保证。④
六、理性消费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荣辱观中所蕴含的消费伦理表明:消费应与国情相适应，与个人经济状况相适应，提倡适度消费，其实质就是节俭。它清楚而又直白地反对大学校园所存在的各种高消费和不理智的消费行为，明白无误地告诉当代大学生树立怎样的消费伦理观。⑤虽然大学生的消费是基于需要的消费，但是现代社会为人的生存需要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源，它们为消费选择展示了广阔的空间和极大的选择自由，使得生存需要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地取决于人的主观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有必要约束欲望，将需要的底线控制在自然的和必需的范围内，实现理性消费。理性消费的行为表现就是节制。作为一个大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固然需要以一定的物质需求的满足为依托，但是必要的、合理的生活水平一旦达到之后，物质消费在数量及质量上的持续提高与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提高就毫不相干了。因为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所涉及的完全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和表達的。
大学生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他们的素质高低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是否能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和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在当前校园伦理观念呈现多元化，大学生消费迷茫的情况下，党中央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明确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消费，不应该怎样消费，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尤其是对正处于迷茫期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伦理观，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具有重要意义。青年大学生应该认真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刻领会其节俭的消费伦理精神，树立合理的消费理念，切实在思想上、行动中做到“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不断纠正自己不良的消费行为，成为一名理智的消费者。
注释：
①高飞.正确引导和培养大学生健康的消费观.科技信息，2007(7)
②赵元明.大学生个体消费的伦理规定及其体现，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6)
③吴茜，刘薰词.论大学生消费伦理观的培养.高教论坛，2006(5)
④武惠庭.倡导勤俭自强的消费伦理观——关于合肥地区大学生问卷调查的思考.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⑤朱雨轩.试论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荣辱观.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4)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生处 广东佛山 528000)(责编：若佳)
作者：梁春华
第三篇：构建合理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在我国，最近十年来，关于银行业收费行为出现了两次广泛的舆论讨论。第一次是2002年3月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收费行为所引发，该行的收费行为不仅导致储户起诉该行，而且带动国内其他银行纷纷跟进、实施收费;第二次是2010年以后由银行业普遍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所引发。经过第一次讨论，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6月颁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在此次大讨论中，中国银监会于2012年1月颁布《中国银监会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两次舆论的焦点都集中在银行，认为银行的收费不合理、存在“乱收费”行为;两次监管的目的均在于构建合理的银行收费制度，引导、规范银行收费行为，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构建合理的银行收费制度，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既是开发与利用金融消费资源的内在需要，也是银行业科学发展的必然需要。
银行收费纷争的根源
消费习惯与消费观念上的错觉
在我国加入WTO前，银行业相对封闭、未与国际接轨，针对居民的存、贷、汇、兑等基本金融服务基本上都是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引导广大居民形成了免费、廉价的金融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成熟的金融消费与服务收费的观念和意识在我国并没有形成。加入WTO后，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国际上通行的银行服务收费模式引入我国，对我国广大储户和企业的传统观念形成巨大冲击。最为典型的是2002年3月花旗银行的储户因为花旗银行开户收费而起诉花旗银行。这一诉讼事件引发广泛而深入的舆论讨论，直接促成国内居民形成了金融消费要付费这一金融消费观念，付费消费成为国内金融消费的常态。始于2002年的第一次社会舆论讨论，仅仅解决了消费观念、消费习惯与国际不接轨的问题，老百姓基本接受了付费消费的金融消费观念。
银行和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行拥有决定优势的市场地位
然而，2010年以来银行“乱收费”的社会舆论，显著不同于2002年开始的舆论讨论。新一轮的舆论矛头直指金融服务不透明、质量不高，存在过多的“霸王”服务条款。事实上，银行收费项目繁多且不透明的“乱收费”现象，并不是我国独有，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直至现在的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银行和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来自美国官方和民间的两份调查报告均显示，即使在法规相对健全、监管体系相对完善的美国，由于银行和储户之间天然存在信息不对称，银行以优势的市场地位向消费者提供不透明、质量不高的金融服务，导致大量的消费投诉。而在法律法规、监管体系相对不完善的我国，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自2010年初以来，大量的新闻报道反映银行收费项目繁多、收费不透明、任意提高收费价格。对此，中国银监会发布俗称为“七不准、四公开”的通知，要求银行必须公开收费项目及其价格。
银行的企业化与外部监管驱动银行收入收益结构的多元化
如果以2005年10月27日建设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为分水岭，在此之后，我国银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银行成为竞争性企业，银行的商业化、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到2010年7月15日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五大国有银行、十二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全部实现股票上市。居于市场主导地位的大中型股份制银行，一方面，它们作为上市公司，市场化的盈利动机得到彰显。另一方面，它们必然面临着资本市场的估值压力，驱动银行获取持续增长的更高收益。内部的盈利动机和外部的估值压力，都驱使银行管理层朝向边际收益最高的方向配置资源。因此，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银行，通过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和服务质量、增加非利息收入，是银行管理层的必然选择。
与此同時，自2002年初开始，我国部分银行开始试点实施“巴塞尔协议Ⅱ”。到2010年，大中型股份制银行全面实施了以满足“巴塞尔协议Ⅱ”要求为目标的发展转型，建立了以节约资本耗费为导向的经营模式，驱动银行积极发展低资本耗费的业务。在当前国内银行的各类业务中，由于传统的信贷业务资本耗费高，但向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并收取费用却是低资本耗费的业务。因此，随着银行业转型发展的深入，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服务创新的步伐加快，金融服务的范围和能力显著提升，金融服务的技术含量和服务质量显著增强。与此同时，银行的服务收费范围也不断扩大、收费标准也有所提高，金融产品信息不对称也进一步加剧;而且，银行的规模越大、收费相对较高的发展趋势也日益明显。根据银行的信息披露，大中型股份制银行收费目录的范围和收费标准，普遍的超过小型银行。实际上，我国银行业出现的这种“大银行、高收费(big banks, bigger fees)”的现象在美国也广泛存在，根据U.S. PIRG的2011年度报告，花旗、大通、汇丰等大银行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均高于小型、区域性银行。
构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为导向的服务收费制度
确立居民的金融消费者主体地位
自2002年以来，我国住户存款持续增长，从2002年的8.69万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35.20万亿元;同期的非金融企业存款从6万亿元增长到31.40万亿元。住户存款持续增长并超过企业存款，预示着我国老百姓拥有的财富总量超过企业，成为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户存款总量持续超过企业存款总量，充分预示这拥有庞大存款财富的我国老百姓，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可开发利用的金融消费资源。面对这个现实，我国应该在政策法律层面上，把老百姓的金融消费和汽车、家电等耐用品消费，餐饮、食品药品等服务消费同等对待，在当前新一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把老百姓作为独立的、合格的金融消费主体，把金融消费作为一类独立的消费行为，纳入国家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范围。
将金融服务分类为基本服务和增值服务，实行差异收费
金融服务，如同电信服务一样，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服务，具有较强的大众性和普遍性，其服务质量和服务价格不仅是反映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志，而且反映作为企业服务提供商的社会责任。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大国，存在大量的中低收入家庭。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电信领域实施普遍服务的方式，将金融服务分为“基本服务”和“增值服务”两类，其中基本服务专指面向居民和企业提供的基础性金融服务，如存取款服务、电器与住房等消费贷款服务、汇兑服务等;增值服务专指面向部分居民和企业群体以增加财富为目标的金融服务，如投资理财服务、金融信息服务等。对于基本服务和增值服务，应该实施差异定价。对于基本服务，银行业应以社会责任为重，向金融消费者提供没有地域差异、质量差别、收费歧视的金融服务，特别是要提供低收入居民和小微企业群体能够负担得起的金融服务收费。对于增值服务的收费价格，由银行和金融消费者自由议定。
当前我国施行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暂行管理办法》中，将服务分为政府指导定价和市场定价两类;其中政府指导定价的服务，基本上属于基本服务的范畴，市场定价的服务属于增值服务范畴。而且，银监会、人民银行和发展改革委在2011年3月9日联合发文，要求国内银行业自2011年7月1日起免除部分服务收费。这些被免除收费的11项服务，均属于反映强烈的基本服务内容。中国银监会在2012年1月20日下发《关于整治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规范经营的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分离收费业务和信贷业务，禁止收费业务与信贷业务挂钩，并引入媒体监督，目的在于保障居民和企业的权益，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我国的金融消费资源，防止涸泽而渔。事实上，我国监管部门从2003年首次对银行收费立规、到2012年再立新规，都显示国家的监管导向是非常重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强化银行业社会责任，并且通过分类处理、差别对待的方法，引导促进银行业向金融消费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基本服务，提高增值服务能力。
推广普及作业成本法，建立公允的定价机制
最近20多年来，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d costing, ABC)是国际银行业广泛采用的金融服务定价方法。作业成本法的核心观念是“作业消耗资源、资源必有成本”，其基本方法就是按照作业所耗费资源的成本，分摊到各个服务活动上形成服务活动的成本，以该成本对金融产品与服务定价。比如ATM机存取款服务的作业成本，就需要计量ATM设备的硬件与软件购置费用和寿命期内的维护费用、ATM使用期内(年计)的人工费用与现钞管理费用等，将这些成本项目汇集并分摊到每笔存取款服务上，形成每笔存取款的作业成本，以该成本就可以确定存取款服务的价格。
在美英等发达国家，作业成本法是银行业服务成本管理的标准方法。各大银行都建有基于作业成本法的成本会计系统，并能在价格听证会上向政府、监管部门及金融消费者提供基于该法的成本会计数据。在我国，作业成本法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应用还不普及，使得国内银行对外披露收费价格时缺乏科学合理的数据依据，难以以理服人。因此，国内银行业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广普及作业成本法，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收费的公允性数据，制订金融服务收费价格，引导金融消费者形成服务收费价格的社会共识，减轻金融消费者和媒体对银行业的舆论压力，为银行业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
金融产品与服务具有风险属性的突出特征，特定情况下会影响金融消费者的财富水平，这是餐饮娱乐、电信等服务业所不具有的。因此，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内容、方式方法等重要事项，都有别于有形产品、并与其他消费服务存在较大差异。然而，我国1994年1月1日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相关的配套法规，其立法背景主要是家用电器、餐饮食宿等传统产品消费的大量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是有形产品消费、餐饮娱乐等服务消费，并没有完全考虑到具有风险属性的金融服务。自2002年以来，金融消费已成为社会上主要消费类型之一，金融消费者成为重要的消费主体，而现有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明显滞后于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消费需求的不断提升。
中国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于2003年制定的《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其援引的法律是《商业银行法》、《价格法》，并没有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且主要是从价格监管的角度来规范商业银行的服务收费范围和收费价格。中国银监会先后颁发的银监发[2011]22号文、银监发[2012]3號文显示，政府的监管导向出现了明显的转型，从价格监管转向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然而，监管部门虽然利用现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了有效的市场监管，有效地促进了消费权益的保护;但从长远来看，不断完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才能更好的解决金融消费与服务收费的矛盾。
国际先进经验已经表明，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国家金融稳定息息相关，严格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利于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自2011年以来，我国监管部门把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银行业监管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对国际金融危机、金融稳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因此，我国应该在新一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中，把金融消费者作为一类单独的消费主体，在立法层面上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引导监管部门依法建立完善的行政规章，建立健全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中心、行政规章为配套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构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三道防线”
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居民日常生活、企业生产的日益“金融化”，金融服务消费的迅猛发展，金融消费者已经成为独立、庞大的消费主体。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不仅是消费者自身的需要，也是稳定金融体系的关键。因此，我国应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服务管理体系，引导包括银行业在内的金融机构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放在首位，科学开发利用国内庞大的金融服务消费资源，既促进我国金融服务业的科学发展、健康发展，又保障国家金融体系的持续稳定。
为此，我国应该加快建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三道防线”。一是在法律层面上构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保障机制，引导相关监管部门按照各自的监管权限制定配套法规，完善监管制度。二是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体系，设立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能机构，在行政监管、行业自律两个层面形成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三是提升中小型、区域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实力，通过强化市场竞争，形成利用市场竞争来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和增强金融体系稳定的市场机制，吸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出现的“太大而不能倒闭(too big to fail)”的国际教训。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让我们警醒，涸泽而渔式的开发金融消费资源，不重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必将增加金融不稳定性。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体系之所以能够做到独善其身，并不能完全归因于我国金融体系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而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程度与发达国家不处于同一阶段，同时参与国际市场的程度也有限;因此，我国金融机构没有过度开发国内金融消费资源、金融消费的风险未在市场上过分放大与失控、金融消费者权益得到强有力的保护。因此，总结国际经验教训，我国应把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金融创新和监管创新，科学开发利用庞大的金融消费资源，保障金融体系稳定、促进银行业科学发展。
(作者系西安银行行长)
作者：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