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消费论文范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家庭消费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我国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存在非线性的阈值协整关系。文章使用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模型检验了家庭债务等因素对旅游消费的阈值协整效应，发现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家庭债务的变化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变化的原因，随着家庭债务的上升，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

第一篇：家庭消费论文范文

家庭绿色消费探析

摘 要：家庭绿色消费是一种全新观念的理性消费，是一种生态经济消费，是一种具有市场经济潜力的消费。家庭绿色消费表现在诸多方面，它对于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家庭;绿色消费;发展

家庭的消费离不开生态环境，在当代以“保护环境、崇尚自然”为宗旨的“家庭绿色消费”浪潮的兴起，引起了消费领域的一场革命。家庭绿色消费，是一种有益于身心健康，保护生态环境，有益于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相平衡的消费方式。换言之，它是指人们为了健康生活的需要，购买或消费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商品。也可以说是利用家庭成员的环保意识存在而形成的一个庞大的环保消费趋势，以引导企业生产出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商品。家庭绿色消费，已从食物消费开始，逐渐渗透到家庭生活消费的多方面;从家庭消费领域，反溯到生产领域;从家庭生活消费波及到生产消费;从家庭消费过程拓展到对消费品废弃物的优化处理。

一、家庭绿色消费的意义

由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这场家庭绿色革命，波及世界各地，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认同，家庭绿色消费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意义深远。

1.家庭绿色消费是一种全新的理性消费观念

家庭绿色消费是一种超越自我的高层次的理性消费，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消费活动，它是对传统观念的否定，首先体现了家庭成员崭新的道德观，即人类是万物之灵，而非万物之神，人与自然必须建立和谐相处。过去人们总是把自己凌架于自然之上，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为己任。如今，人类已从被破坏的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中领悟到，绿色是生命的源，绿色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一切以破坏生态环境而建立起来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其次，家庭绿色消费体现了家庭成员一种新的人生观。在我们的社会中，人类生存的环境要靠我们共同维护。生活中的每一个社会细胞--家庭的生存、幸福是建立在地球这个大家庭的洁静、安宁之中。因此，营造一个清新、净化的环境，是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公民的共识和应尽的责任。地球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与每个家庭成员息息相关的。当家庭生存的地球空间遭到污染、破坏时，每一个家庭及成员都应该行动起来，为保护绿色的环境而责无旁贷。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家庭绿色消费是我们找到的真正文明的消费形式，它必将替代过去的非文明的消费形式。

2.家庭绿色消费是一种生态经济消费

家庭成员作为消费者，首先是生态意义上的消费者，即利用绿色植物产品等维持自己的生命，而选择和消费绿色产品更经济。据资料表明，现在的绿色产品价格比消费非绿色产品高。如在美国，许多家庭，即使多花费5%甚至15%的价格，也愿意购买绿色产品的人分别占80%和50%左右。从这一资料看，似乎选择绿色产品不经济。但是，这是把非绿色产品作为“参照系”来评价的。而我们从人的健康和营养学的角度看，消费绿色产品比消费非绿色产品更经济。医学研究表明，危及人体健康的大敌“癌症”80%以上是由于环境因素引起的，因此，环境污染严重危害家庭成员的健康。其次，从家庭消费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分析，绿色消费比非绿色消费更经济。在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可以说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每一个环节的运行都离不开环境。如生产过程，实际上是人类向自然环境“索取”资源的活动过程，而消费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今社会，家庭的消费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已经相当严重。如我国的水污染中2013年生活污水占了26%，中国85%的城市缺少洁净水，空气污染有时甚至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四五倍。把“消费”与“环境”进行得失比较，实质上涉及到人们如何合理地利用资源这一个问题。因此，家庭绿色消费提及的“家庭--自然消费观”，有利于协调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3.家庭绿色消费是一种具有市场经济潜力的消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企业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能实现由使用价值的交换时，企业也就失去了市场，失去了经济效益。绿色产品，关系家庭成员健康，生态环境保护，已显示出其巨大的市场经济潜力。根据我国的一次家庭抽样调查，有80%以上的民众了解什么是绿色产品。美国一家民间机构对纽约和华盛顿的20～50岁年龄段的600名家庭主妇就节庆赠送礼品的意向进行调查表明，近一半的妇女一定要购买或尽可能购买绿色产品，并且年龄段越小者，愿意选购绿色产品的家庭主妇比例越大。

二、家庭绿色消费的表现

21世纪是绿色的世纪，是可持续发展的世纪，这一观念已从生态环境领域、经济领域，扩展到了家庭消费领域，并且表现在诸多方面。

1.绿色食品的消费

家庭绿色消费首推以“食”为主的绿色食品。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添加剂的大量使用，使许多家庭对食品的安全性很是担忧。为保护家庭成员身体健康，现在把家庭所消费的这种安全无害、取之于自然、富有营养的新型食品称为绿色食品。由于人们对健康越来越关注，城乡家庭对绿色食品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许多绿色食品不仅满足了国内家庭消费的要求，而且一些低残留、高品质的绿色食品，尤其是AA级绿色食品，开始推向国际市场，增强了创汇能力。

2.生态旅游消费

随着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家庭成员公务时间缩短，家务劳动减轻，娱乐、休闲等闲暇时间延长，使生态旅游消费越来越受到许多家庭的青睐。生态旅游消费是一种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以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以认识自然和保护环境为目的的新型旅游消费。它具有天然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这就促使消费者自觉地去珍视、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因此，生态旅游消费作为绿色消费的一种形式，在当今的绿色浪潮中，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家庭生态旅游消费体现出特色性。实践表明，家庭成员在旅游消费中的心理需求十分突出，表现在追求奇、特、稀、新等方面，对名川秀水、名山奇峰、名城古迹、风土人情等体现出强烈的旅游动机，把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的旅游联成一体。第二，体现出生态旅游消费的多元性。表现在家庭成员在旅游消费中往往是融观赏、文娱、锻炼和购物于一体，对旅游消费品的需求也是多样化、多元化。从过去单纯的观赏旅游，发展为深入景观生态系统中去，如到原始森林旅游，草原沙漠旅游、山川江河探险旅游，从中可看出，消费者生态意识的增强，不愿意仅停留在环境旁观者之列，体现出了对生态环境积极的参与意识、保护意识。第三，生态旅游消费的规模性。主要体现在消费者的多景区联网旅游上。随着旅游景区和景点的愈来愈多，现在推出的一票游四省，五线一网，全程服务，双程服务等，满足了旅游消费者求效益、求规模的心理。而这些不断扩大的精神需求，更有赖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如果消费者旅游所到之处，见到的都是景区被各种垃圾污染、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噪音污染等充斥，何談任何美感享受、身心享受，也不可能有什么规模性。因此，生态旅游消费在日渐具有规模性的同时，更需要把生态意识、环保意识提到更重要的位置。

3.“生态服装”消费的兴起

生态服装是指服装选择的布料必须是品质受保证的以“综合方式”生产养殖的天然动植物材料，如棉、麻、丝之类。尽量避免使用农药和化肥，成熟的棉、麻、蚕茧需经手工处理，以保持最好的天然原色。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成员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对健康的影响。绿色浪潮对纺织业的影响，在我国已初见端倪。棉、麻、丝织类环保服装倍受各个家庭青睐，体现了人们在服装消费上的“返朴归真”、“回归自然”，这已成为现代生活的“流行色”。

4.绿色药品悄然兴起

我国传统医学注重于取之于自然，尽管西药对中医的冲击日来已久。但近年来，以天然油、植物入药的中药，需求日渐大增，特别是药用植物在对付癌症、肿瘤方面出手不凡，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药物专家们预计，合成化学、分子生物学和药用植物学在今后的医药领域中很可能成三分天下之势，以药用植物为原料制成的绿色药品将逐渐进入更多的家庭，赢得消费者的信赖。

5.居室环境的绿色氛围正在形成

在现代家庭装修、室内装饰设计上，更注重处理好人工环境与自然美之间的协调，以寻求一种回归自然的情感。如家庭居室的阳台绿化，室内空间的绿化，包括家具的生态造型、环保涂料的使用、环保冰箱、空调的消费等，改变了过去面对钢筋混凝土的压抑感，使家庭生存空间富于了自然生机，增加了层次、情趣，极大地满足了现代家庭的需要。

三、家庭绿色消费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绿色消费所引起的经济领域的彻底革命，改变了传统经济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困境，对经济发展提出了可持续的要求。即经济的增长，必须综合考虑资源与环境效益，实现生产环保化;既要满足当代家庭不断增长的需求，又不致于对子孙后代的需求构成危害，最终达到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持续发展。家庭绿色消费，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1.转变粗放经营、投入高、能耗高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实施生态生产

有人认为中国已进入最为严重的“环境资源贫困与饥荒”时代。尽管有些言辞偏颇，但不容置疑，我国环境资源综合起来人均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如全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耕地为世界人均的1/8，森林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森林覆盖率约21.63%，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以粗放的外延发展为特征，通过高投入高消耗来维持高速度发展，从资源承载能力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难以生存的。实行生态生产，优化合理使用生态资源，以减少浪费，缓解资源匮乏和能源危机，这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2.调整产业产品结构，积极开发绿色产品

在新世纪各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承诺的基础上，正采取大规模的实质性行动，加大绿色产品的开发力度。许多国家不仅把产品的绿色标志作为一种环保新举措，而且把它作为一种非关税壁垒，以限制没有环保标志的非绿色产品进口，保护本国利益。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企业必须优化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以适应国际竞争的要求。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中，我国政府已将绿色食品的生产开发作为了一项重要内容。企业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产品必须严格实施环境标志制度，以国际上绿色消费需要为导向，积极开发生产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绿色产品，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第11章《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中，把“加强食物安全监测，发展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列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方针政策。

3.全方位开拓绿色消费领域，实现家庭绿色消费水平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家庭成员环保意识的增强，绿色消费理念已呈现社会化发展趋势，我国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强调：“提高全民环保意识，推行绿色消费方式.”随着城乡家庭对绿色食品、生态服装、绿色家具、绿色电脑、生态汽车、生态标志等需求的日益增长，如何来满足不同家庭多层次需求，提高绿色消费水平，其前提是要有绿色产品可供给。以生产促进消费，生产决定消费方式、生产为消费创造动力这三大运行机制而言，企业应当转变观念积极开拓绿色产品范围、品种、规格等。如通过质量控制技术和规范标志管理，各地区围绕当地特色产品、龙头企业和基地建设来开发绿色产品，深入实施“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的发展战略，将发展经济、拓展绿色消费领域与保护环境结合起来，建立起一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以推动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波.绿色消费研究评述[J].经济管理，2016.11.

[2]徐盛国.绿色消费研究综述[J].生态经济，2016.07.

[3]杨家栋.可持续消费引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版.

[4]范剑平.居民消费与中国经济发展[M].中国计划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简介：郑屹立(1969.08- )，漢族，四川南充人，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本科学历，现为南充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市场营销方向研究

作者：郑屹立

第二篇：我国家庭债务、消费习惯形成与旅游消费

[摘 要]我国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存在非线性的阈值协整关系。文章使用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模型检验了家庭债务等因素对旅游消费的阈值协整效应，发现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家庭债务的变化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变化的原因，随着家庭债务的上升，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当家庭债务低于阈值时，可以促进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但是随着家庭债务上升超过阈值时，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的增加不断增强家庭债务的作用，城镇居民对必需品的消费习惯负向影响旅游消费，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总体为正。二是家庭债务目前还没有影响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但农村居民的必需品消费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所起的示范效应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有影响。文章还就如何推动旅游消费做了进一步讨论。

[关键词]家庭债务;消费习惯形成;旅游消费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6.12.009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观念也在发生转变。杨春花指出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物质财富丰富以及文化全球化等原因，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从重节俭转变为重发展;从量入为出转变为即时消费又到超前消费[1]。消费观念的转变带动了我国居民家庭资产结构的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即为家庭债务的持续攀升。家庭债务主要来源于居民向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借款，并用于提前消费，如购房、购车及短期的信用消费等。在我国，旅游产业在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已成为一些地区的支柱性产业，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将直接关系到各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旅游消费是刺激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我国拉动内需的重要手段，那么，当前我国家庭债务的持续变化对旅游消费会生产何种影响?从发展旅游经济的角度看，我国家庭债务的合理区间是多少?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家庭债务变化与旅游消费的关系，而且可以从家庭资产结构角度为发展旅游经济提出更具价值的参考。通常而言，家庭债务的上升降低了家庭可预期的收入，当生活必需品消费变化不大时，对旅游等奢侈品的消费就会相应减少，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家庭收入与旅游消费之间呈线性协整关系[2]，那么，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也应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是，一方面，居民消费具有习惯形成的特点，消费习惯一旦形成就难以很快改变，因而消费支出不仅受到现期收入的影响，也受到自己曾经实现的消费水平以及周围人消费水平的影响[3];另一方面，居民可能会负债消费旅游产品，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表现为同时上升。因此，家庭债务上升的同时，旅游消费的下降并无必然。这说明如果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存在长期稳定关系，那这种稳定关系也是非线性的，即非线性协整关系。事实上，实证模型中的变量之间往往为非线性关系，由于阈值效应的存在，变量在不同机制中的调节是不同的，传统线性模型无法反映这种经济特征，而且线性模型因忽视了经济行为的内生变化可能产生的非线性，很可能会产生有误的结论[4]。鉴于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具有消费习惯形成的旅游消费模型用于探讨我国家庭债务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然后在该模型基础上引入阈值协整分析，从定量角度发现我国家庭债务、消费习惯形成和旅游消费之间的阈值协整关系。

1 具有消费习惯形成的旅游消费模型

旅游消费属于消费里的奢侈品消费，目前并没有专门针对旅游消费的理论模型，现有研究多是借用比较成熟的消费理论研究旅游消费，如使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探讨了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收入的实证关系[5-6]。与以上分析不同，本文参考龙志和等提出的消费理论模型[7]，通过对其修正以构建一个旅游消费模型，旨在分析家庭债务及消费习惯形成与旅游消费的内在关系。

在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中，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依赖于当期和今后的总消费，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但会受到收入和资产的约束，假设所有家庭同质，则最大化问题为：

[V=maxEti=0∞1(1+ρ)iU(Ct+i)] (1)

其中，[E]为时间期望，[ρ]为时间偏好，且[0<ρ<1]，[C]是消费者的相对消费，[U]为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最大化问题即在终生预算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用最大，约束条件为：

[At+i=0∞1(1+r)iEtYt+i≡Wt] (2)

约束条件中的[At]为家庭初始资产，[r]为实际利率，[Yt]为家庭在[t]期的收入，[Wt]表示家庭期初资产与未来收入之和。在式(1)中，将消费者的相对消费设置为当前消费[Ct]与习惯水平[Zt]，并作出严格假设，只有在当前消费超过习惯水平时，效用函数[U]才起作用，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UCt，Zt=(Ct-Zt)γiγi]

在管制条件和消费投资策略给定情况下，Constantinides证明了存在唯一的最优消费[8]，即：

[Ct*=Zt+hWt-Ztr+a-b] (3)

其中，[h]为无风险资产回报率，[a]和[b]均为刻画习惯水平的参数。本文在式(3)基础上，将最优消费分为两个部分，必需品消费[CIt]和奢侈品消费[CEt]，且[Ct=φtCIt+(1-φt)CEt]，[0<φt<1]。因为消费支出会受到以前的消费水平及周围人消费的影响[3]，为了突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假设习惯水平受以前自身必需品消费水平[CIt-1]和周围人的奢侈品消费[CRt]的影响，这样可以将习惯水平定义为：

[Zt=λtCIt-1+(1-λt)CRt]

[0<λt<1]反映为两类消费对习惯水平的影响，这里直接设定奢侈品消费为旅游消费，然后将习惯水平带入式(3)就可得出旅游消费模型：

[CEt=α1CIt+α2CIt-1+α3CRt+α4Wt] (4)

其中，[α1=-φt1-φt]，[α2=r+a-b-h(1-φt)(r+a-b)λt]，[α3=r+a-b-h(1-φt)(r+a-b)(1-λt)]，[α4=h1-φt]，由式(4)可知，本文构建的旅游消费模型反映了旅游消费受当前和以前必需品消费、高消费者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以及未来财富预期的影响，由于预期值不可得，在估计时往往采取前一期的财产代替，当家庭债务上升时，未来财富的预期也会相应的下降，因此，旅游消费模型也能够体现出家庭债务变化对旅游消费的影响，本文在实证中将使用家庭债务替代财产进行估计。

2 阈值协整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2.1 阈值协整模型

在式(4)及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建立阈值协整模型检验我国家庭债务[(HD)]对旅游消费[(CE)]的阈值协整关系，同时将家庭可支配收入[(HDI)]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基础回归模型如下：

[CEt=α0+α1CIt+α2CIt-1+α3CRt+α4HDt+α5HDIt+(β0+β1CIt+β2CIt-1+β3CRt+β4HDt+β5HDIt)F(BDXt-d，η，?)+εt] (5)

在式(5)中设置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F(BDXt-d，η，?)]以反映家庭债务变化对旅游消费的非线性关系，其中，机制转移函数[F∈[0，1]]，[BDX]为阈值变量，可以根据研究需要选择不同变量作为阈值变量，[d]为发生转移的位置参数，[η]为体现转移速度的平滑参数，[?]为阈值变量的阈值，[ε]为误差项。当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F(BDXt-d，η，?)=0]时，我国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由[α1]，[α2]，[α3]，[α4]和[α5]刻画，这时为第一效应机制，当[F(BDXt-d，η，?)=1]时，平滑机制转移函数转变为第二效应机制，此时我国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旅游消费的影响由[α1+β1]，[α2+β2]，[α3+β3]，[α4+β4]和[α5+β5]刻画。而当[F(BDXt-d，η，?)∈(0，1)]时，我国家庭债务等变量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在两个机制之间平滑，具体值由[F(BDXt-d，η，?)]决定。同时，式(5)为基础的旅游消费回归模型，鉴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为了体现城乡居民在旅游消费中的不同特点，本文将对城乡居民的旅游消费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之前对回归模型中的变量选择进行更为具体的甄别。

2.2 变量及数据说明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及研究需要，本文处理的是2007—2013年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其中，家庭债务的季度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007—2012年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季度数据来自各年《中国旅游年鉴》，2013年旅游消费的季度数据由《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14)》提供，其余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为了剔除季节性影响，对所有数据使用X11季节调整方法进行处理，同时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

家庭除向金融机构借款外，还会向非金融机构借款，这部分借款数据难以取得，但家庭通过金融机构获得的消费信贷总体可以反映家庭债务的变化趋势，因此，使用家庭消费信贷季度增加额代表家庭债务[(HD)]。在统计数据中较难识别必需品消费[(CI)]，考虑到必需品消费相比奢侈品消费更具稳定性，本文使用Hodrick-Prescott滤波技术，分别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进行滤波，平滑数据后可剔除消费支出中的波动部分，经过平滑的消费支出即为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UCI)]和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RCI)]。旅游消费[(CE)]分别使用城镇居民旅游消费额[(UCE)]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额[(RCE)]表示，但2008年和2009年的《中国旅游年鉴》仅提供了农村居民季度人均旅游消费额和季度出游率，本文首先使用农村总人口计算出季度出游总人数，再根据季度人均消费额计算出各季度农村居民用于旅游消费的总额。对于高消费者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CR)]，在统计数据中，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没有有效的参照群体，本文仅在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回归中使用示范效应，并以城镇居民旅游消费额[(UCE)]作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RCR)]。家庭可支配收入[(HDI)]分别使用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UHDI)]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RHDI)]表示。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模型的初步检验

在做出一系列严格检验后才可以使用阈值协整模型进行回归[9]。这些检验包括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确定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位置参数、阈值协整关系检验以及确定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形式等。

3.1.1 变量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 Test)方法对平稳性进行验证，这是建立阈值协整模型的前提。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城镇居民的相关变量在水平序列仅有必需品消费是平稳的，其余变量在水平序列均为非平稳，对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发现所有变量在5%显著性水平下平稳，即均为I(1)序列。农村居民的相关变量在水平序列均为非平稳，而一阶差分平稳，同样为I(1)序列。检验结果说明本文选取的变量之间有可能存在阈值协整关系。

3.1.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主要为了说明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为其他变量变化的原因。如果两个一阶单整的非平稳变量存在线性协整关系，则可直接用原变量做格兰杰因果检验，否则须用一阶差分变量做格兰杰因果检验。因为本文未做线性协整关系的分析，严谨起见，对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做格兰杰因果检验，见表2。

由表2可知，家庭债务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居民的必需品消费及可支配收入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是。这说明家庭债务、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及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会引起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变化。再看农村居民相关变量的检验，家庭债务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虽为同阶单整，但两者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家庭债务的数据使用季度消费信贷增加额表示，无论是购房、购车还是信用消费均以城镇家庭为主，特别是购房贷款的前提是房屋具有产权，农村房屋往往建在农业集体用地上，不具有产权，较难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同时，农村人均纯收入不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会刺激旅游消费，这与依绍华和聂新伟的结论不一致[10]，但是可以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本文使用的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数据是由出游率和人均旅游消费共同构成，刁宗广实证发现农村居民出游率与农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关性不高、影响不大[11]。在农村居民收入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刺激农村居民的出游率，进而不构成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为此，在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回归中，本文将剔除家庭债务变量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变量。进一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村居民的必需品消费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这与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特点是一致的，即只有先满足生存的需要才可能进一步考虑对奢侈品的消费。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也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格兰杰原因，说明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对农村居民旅游起到了示范效应的作用。至此，可以基本确定回归模型中所需要的解释变量，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解释变量为家庭债务、必需品消费、滞后一期必需品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解释变量为必需品消费、滞后一期必需品消费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

3.1.3 确定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位置参数

根据前文检验结果，在城镇居民消费模型中分别使用家庭债务[(HD)]和必需品消费[(UCI)]为阈值变量，在农村居民消费模型中分别使用必需品消费[(RCI)]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RCR)]为阈值变量。在机制转移函数[F(BDXt-d，η，?)]形式确定前，需对其转移位置进行确认，即阈值变量的滞后阶数。将机制转移函数进行泰勒三阶展开式代入回归模型，选取不同阶数进行最小二乘估计，估计结果中[F]统计量和[Adjust R2]最大或者[AIC]值最小对应的阶数即为确定阶数[12]。将机制转移函数[F(BDXt-d，η，?)]分为指数型和逻辑型两种类型[4]，对不同类型转移函数在原点的泰勒三阶展开式均可近似的表示为：

[F(BDXt-d，η，?)=?1BDX1t-d+?2BDX2t-d+ ?3BDX3t-d] (6)

将泰勒三阶展开式代入模型，由于本文时间序列数据较短，分别将[d]值定为1、2和3进行回归，见表3，在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阈值协整模型中，阈值变量的滞后阶数均确定为2，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阈值变量的滞后阶数均确定为1。

3.1.4 阈值协整关系检验与确定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形式

本文的阈值协整关系检验主要依赖Hansen方法，利用[Sup-LM]统计量的非对称性检验模型，P值由基于残差的自助法(Bootstrap)获得 [13]。首先是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变量间阈值协整的检验，使用R语言软件程序，当[?1=?2=?3=0]时，[LM]统计量为30.119，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量的右尾临界值为29.122，而在显著性水平为5%时，该统计量的右尾临界值为34.427，同样1%显著性水平下的右尾临界值为40.687，因此，在显著性水平为10%时可以拒绝原假设，变量之间存在阈值协整关系。同样方法用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变量间的阈值协整检验，当[?1=?2=?3=0]时，[LM]统计量为54.635，大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右尾临界值48.622，但小于显著性水平为5%的右尾临界值58.079，同样小于1%显著性水平下的右尾临界值85.926，因此，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拒绝原假设，变量之间存在阈值协整关系。对于确定机制转移函数形式的方法，参考杜焱的思路，如果检验参数得到[?3≠0]或[?1≠0|?3=0]，[F(BDXt-d，η，?)]为逻辑函数形式，如果检验参数为[?2≠0|?1=0，?3=0]则[F(BDXt-d，η，?)]为指数函数形式[14]。表4提供了检验结果，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中机制转移函数均适用逻辑函数形式，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中，阈值变量为[RCI]时，适用逻辑函数形式，阈值变量为[RCR]时两种函数形式均适用，为了便于比较，机制转移函数均使用逻辑函数形式。

3.2 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最终建立的是4个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分别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用于反映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阈值效应)、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反映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阈值效应)、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反映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阈值效应)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反映了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示范效应的阈值)。其中，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和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体现了消费习惯形成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用于观察示范效应的作用。对于4个模型的回归，本文首先以阈值变量的实际值确定阈值可能区间，然后使用MATLAB软件在既定步长下逐一搜索，在每个搜索值下对模型进行非线性最小二乘估计，以残差平方和最小为无偏一致性估计，得到以下结果：

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家庭债务为阈值)：

[UCEt=-44.697-0.0728HDt+248.054UCIt- 248.901UCIt-1+6.348HDIt+(2.851+0.104HDt-68.878UCIt+74.457UCIt-1-5.574HDIt){1+exp[10.063(HDt-2-8.155)]}-1]

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必需品消费为阈值)：

[UCEt=-429.297+1.629HDt+51.925UCIt+1.261UCIt-1+36.296HDIt+(-620.882-3.199HDt+84.183UCIt-15.664UCIt-1-64.361HDIt){1+exp[-0.544(UCIt-2-8.095)]}-1]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必需品消费为阈值)：

[RCEt=26.968-90.479RCIt+0.0102RCRt+ 88.054RCIt-1+(-12.298+40.886RCIt+ 0.795RCRt-40.149RCIt-1) {1+exp[-30.104(RCIt-1-7.315)]}-1]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示范效应为阈值)：

[RCEt=-11.789+58.654RCIt+0.6185RCRt-57.072RCIt-1+(38.423-146.309RCIt-0.734RCRt+142.463RCIt-1){1+exp[74.506(RCRt-1-7.421)]}-1]

图1为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拟合值与实际值的比较，可以发现以上4个模型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真实值的拟合程度较高，4个模型均较好地预测了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走势，但是对于部分季度波动较大的实际值，拟合值并没有精准地捕获，这与解释变量的选择有较大关系，如果能够控制住在某个季度引起实际值较大波动的变量，那么拟合值将会较准确地捕获实际值的波动，如在图1b中，农村居民在2010年第3和第4季度旅游消费波动较大，拟合值对此进行了反映，说明对必需品的消费习惯及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在该阶段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波动的主要原因。

根据4个模型可以得出不同阈值变量下机制转移函数值，见图2。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模型有两个阈值变量，分别是家庭债务和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首先，当家庭债务为阈值变量时，机制转移函数值在2009年第4季度之前接近于1，之后快速转移至0值附近，从2010年第3季度开始到2013年第1季度，机制转移函数值呈波动型的快速升降，并始终处于0与1之间，之后接近0值。这说明在2009年第4季度之前，我国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服从第二机制，家庭债务越少越接近最大影响值0.0312，即家庭债务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就上升0.0312个百分点，这意味家庭债务较少时，负债行为可以推动旅游消费。这与许桂华的结论较为一致，其通过在LC-PIH模型中引入家庭债务变量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家庭债务对消费存在促进效应[15]。臧旭恒和李燕桥认为这是消费信贷对内需拉动的结果[16]。但是当家庭债务超过阈值8.155时，家庭债务的非线性效应机制发生转移，会以10.063的转移速度向第一机制转移，在2009年第4季度到2010年第2季度及2013年服从第一机制，该时期也是家庭债务最大时期，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最小值为-0.0728，意味着家庭债务超过阈值之后，城镇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下降，对旅游消费开始起抑制作用，家庭债务越多抑制作用越大。这样不断变化的影响是已有研究没有发现的，主要是因为已有研究多用线性协整技术分析，无法阐释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从2010年第3季度到2012年第4季度服从混合机制，说明该阶段家庭债务在阈值附近波动，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的旅游消费在推动与抑制中交替进行。其次，当城镇必需品消费为阈值变量时，机制转移函数值呈现出极为平滑的上升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机制转移函数的转移速度较低，仅为-0.544，另一方面说明城镇居民的必需品消费在不同时期显示出高度的稳定性。进一步，机制转移函数值从0.455持续上升至0.542，并始终服从混合机制，随着机制转移函数值的上升，家庭债务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也在不断下降，从0.173下降至-0.137，这是因为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的增加，占用了可用于旅游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家庭债务或用于必需品的消费，或抑制奢侈品的消费。以上两个转移过程说明家庭债务对我国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是不断变动的，消费习惯对这种影响也发挥了作用，阈值效应有效地反映了不同阶段的变化。此外，可以发现城镇居民前期的必需品消费对旅游消费为负影响，并随着家庭债务的上升而增加，这是因为本文假设仅对必需品有消费习惯，而消费习惯的存在让城镇居民产生未来必需品消费的预期，家庭债务的增加会放大这种预期。同时，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总体为正，并随着家庭债务和必需品消费的增加而下降。

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与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的两个阈值变量。首先，当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为阈值变量时，机制转移函数值在2009年第1季度前接近0值，第一机制在模型中发挥作用，2011年第1季度之后，机制转移函数值为1，此时第二机制在模型中发挥作用，2009年第2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服从混合机制。由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1可知，在2009年第1季度前，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对旅游消费是显著的负向作用，超过7.315的阈值之后，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对旅游消费的作用开始发生转移，转移速度为-30.104，并于2011年第1季度实现第二机制，但仍为负向作用，整个过程说明随着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的增加，必需品消费对旅游消费的负向作用不断下降，超过阈值之后，下降速度加快。对此的解释是，我国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增加的同时收入也呈现较快的增加，必需品消费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也从1999年的52.6%下降至2012年的39.3%，说明农村居民收入中的较大部分可用来进行旅游消费。其次，当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为阈值变量时，反映了示范效应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机制转移函数值在2009年第1季度之前为1，第2和第3季度开始向0值转移，转移速度为74.506，第4季度之后为0，说明2009年第1季度之前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服从第二机制，第4季度之后服从第一机制，两者之间由混合机制决定。由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模型2可知，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在第二机制下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仅有较微弱的影响，随着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增加，超过阈值7.421之后，示范效应开始显现，从2009年第4季度开始，示范效应始终为0.6185，说明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受其影响增加0.6185个百分点，示范效应明显。这与余凤龙等结论较为一致，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开始并不显著，但随着城乡旅游交流日益密切，其示范效应会逐步凸显[17]。

4 结论

由于消费习惯形成等原因，我国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呈现出非线性协整关系，本文使用非线性平滑机制转移函数构建了家庭债务与旅游消费的阈值协整模型，探讨了家庭债务等变量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的阈值效应，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家庭债务的变化是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变化的原因，当家庭债务较低时，可以促进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但是随着家庭债务的不断上升，超过阈值时，促进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城镇居民必需品消费的增加不断增强家庭债务对旅游消费的抑制作用，城镇居民对必需品的消费习惯负向影响旅游消费，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总体为正。(2)家庭债务目前还没有影响农村居民的旅游消费，但农村居民的必需品消费和城镇居民旅游消费所起的示范效应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有影响。其中，农村居民必需品消费对旅游消费的负向作用不断下降，超过阈值之后，下降速度加快。示范效应在2009年之前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有限，但随着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增加，从2009年第4季度开始，示范效应开始凸显。

刺激旅游消费是发展旅游经济的重要途径，随着家庭资产结构的变化，家庭债务的上升对旅游消费的影响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研究指出家庭债务在一定区间内可以推动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这是因为：一方面，家庭负债购买大件物品，如房产、汽车等，挤出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旅游消费;另一方面，金融体系的发展，使得城镇家庭越来越接受负债旅游消费的方式。但是，当城镇家庭债务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还款压力以及预期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使得推动作用向抑制作用转变，但这种转变要依赖于消费者所具有的消费习惯。尽管目前家庭债务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还不具有影响，但是，随着农村金融体系和社保体系的完善以及农村宅基地流转改革等，形成农村新的消费观念，家庭债务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就会凸显。我们也注意到，家庭债务的不断上升固然与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有关，居民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而我国长期的宽松货币政策又促使家庭的负债消费成为可能。以金融机构发放的消费性贷款为例，在2000年，我国家庭消费信贷余额不足5000亿元，仅为4235亿元，但到2013年接近14万亿，是2000年信贷规模的30倍，与此同时，家庭消费信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持续上升，由2000的4.32%上升至2013年的22.93%。因此，从家庭债务角度看，引导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与调整金融机构的消费信贷政策同样重要。本文的结论为合理控制家庭债务、推动旅游消费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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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轶群

第三篇：加强家庭消费的伦理教育　引导可持续性消费

摘要：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直接结果便是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而随之而来的更有消费至上、消费异化的严重后果。树立健康消费观念、制定合理的消费策略、规范家庭成员的消费行为，使我们每个家庭在物欲横流、各种非理性的个性化理念与价值观充斥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真正做到理性消费，真正获得高质量的生活。

关键词：家庭消费;伦理教育;可持续性消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人们主要消费场所的家庭也会在全球化浪潮中接受丰富的、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同时，也必将面临着许多道德选择的难题，这些难题的解决与否将关系到个人、家庭、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家庭自身应该承担起责任，树立健康消费观念、制定合理的消费策略、规范家庭成员的消费行为，使我们每个家庭在物欲横流、各种非理性的个性化理念与价值观充斥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真正做到理性消费，真正获得高质量的生活。

一、加强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加强消费教育，培养健康文明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既是长远大事，也是当务之急。日本学者小林实早就提出：“产业的发展，需要培养贤明的消费者。今后在政策观点上要重视充实消费者教育，开展培育有良心的消费者运动”，“日本产业之所以能够从经营指导思想重视产品质量，是由于日本的消费者，特别是战后提高了教育水平的日本妇女具有识别商品的眼力”。[1]很多国家，特别是美、日等国，半个世纪以来，已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消费教育体系，纳入各级学校教育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国近一二十年来，国民消费教育，已成为近几年全社会尤其是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有些省市虽然搞了一些消费教育，但从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比较完整的消费教育体系，还没有转变为政府行为，把它纳入基础教育、素质教育之中，列入学校计划之中。而对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筹划消费教育还未予以充分重视。著名学者卢嘉瑞认为：“所谓消费教育，是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全体国民传授消费知识和技能，培养科学文明的消费观念和维权意识，提高消费者自身素质的一种社会教育活动”[2]。按照卢嘉瑞教授的理论，家庭消费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六有”的消费者：有消费经济学常识;有科学的正确的消费观念;有科学的消费知识、技能和方法;有文明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有个人和群体的消费行为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有能动的、强烈的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意识。家庭消费教育是国民消费教育的重头戏。实施国民消费教育要考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培育家庭形成一种文明、健康消费观念和行为，才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二、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内容

家庭消费教育的内容很广，覆盖面比较宽。但从总的来说，属于文化方面的教育，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方面的教育，具体包括消费观和消费道德教育、商品知识和消费知识以及消费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等方面;同时根据不同的家庭成员对象，确定主要内容和侧重点。

1.消费价值观和消费道德教育。价值观、消费观和消费道德，是家庭消费教育的极重要的内容。张梦霞教授曾在她的专著《女性价值观与购买行为》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有力地证明了：价值观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它构建了人的信仰和态度，并指导着人们的行为。价值观指导着个体行动和态度，是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导向仪，并直接指挥着个体决策系统。由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一种直接反映人的需求、欲望、物质和精神利益追求的特殊而具体行为，消费者对其购买行为的价值感知和判断会受到价值观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3]。比如，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道家文化价值观与佛家文化价值观为例，研究证明，消费者的儒家文化价值观特征越显著，越倾向于选择象征性消费模式(也称炫耀性消费);道家价值观越显著，就越倾向于选择绿色消费模式;而佛家价值观越显著就越倾向于选择实用性消费方式。由此可见，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家庭成员正确的、适度、科学的消费观念是家庭消费教育的核心。

2.商品知识与消费知识方面的教育。在当代，商品和劳务丰富多彩，特别是有些商品科技含量高。加之伪劣假冒，充斥市场，如果不具备丰富的现代商品知识和消费知识，就难以在商品的海洋中，选择自己最需要、效用最大化商品，更难以抉择其于社会的道德立场，甚至可能上当受骗。为此，家庭消费教育还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现代商品和劳务知识以及如何正确制定家庭消费方针的教育。让每个家庭在进行消费决策之前了解：商品和劳务是否对家庭成员身心健康有影响，对凡是有害于家庭成员健康的消费产品一概排斥，比如烟酒、黄色庸俗消费项目等;商品与劳务是否符合绿色消费原则，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对社会资源造成浪费，对一切会破坏生态的消费品予以排斥。

3.消费政策和消费法规的教育。市场经济是消费者主权的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如果不懂消费政策、法律、法规，就会影响自己的消费行为，甚至会影响消费质量的提高，造成一些非法的消费行为。有些甚至在消费的过程中，明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也无法切实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比如，有些服务性行业，误导消费者进行一些不良甚至非法消费，消费者常常是不知如何应对。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人员的非法消费行为是与他们法律知识的匮乏分不开的。因此，在开展家庭消费教育时，适当地向广大家庭宣传国家现时期的消费政策，以及消费法律与消费法规是十分必要的。

4.根据不同的家庭以及不同的家庭成员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家庭消费心理和行为受收入差别、文化程度、传统习俗诸多因素影响和制约，因此，各个家庭不仅存在共性，而且也会存在各自的特性。家庭消费教育应该特别注意家庭的共性和特性，以及不同家庭成员的生活经历和心理特点，制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式。

三、家庭消费伦理教育的领域和渠道

如何把家庭消费教育的上述内容传授给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需要采取一定的方法和途径。在这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可以供我们借鉴。这些经验主要有：政府高度重视，如美国：用行政法规强化消费教育，如日本：将消费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之中，开设消费教育的专门课程。日本是最初提出学校消费者教育重要性的国家，其次还有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教育研究和消费教育工作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差距还比较大。但我们可以从这些发达的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拓展家庭消费教育的领域，多渠道的开展家庭消费教育。

1.家庭自觉开展消费伦理教育。家庭是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家长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再加上家庭中的一种特殊的亲情关系，更利于家庭消费教育收到成效。家庭的消费决策者除了自身应有科学合理消费的观念与行为之外，更负有对家庭成员进行随时的消费教育的义务。这就要求，作为家庭消费决策的家长，首先要做到率先垂范，杜绝一切不良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如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主义、“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的盲目攀比心理，以及黄赌毒等一些不法消费行为，做到节俭与合理消费相结合。其次，对家庭其他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进行及时的健康消费教育，采取措施纠正存在的不良消费倾向。同时对子女进行劳动教育，节俭教育，以及金钱观教育。引导家庭成员合理消费，形成一种良好的家风，既有利于家庭成员健康人格的塑造，对社会的风气也会起到一定的净化作用。

2.学校有计划地对青少年开展消费伦理教育。根据零点调查集团的一项定量研究结果表明，在家庭消费的许多领域，孩子对于家庭消费项目的购买决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家调查公司的研究人员还根据近年对城市少年儿童状况的若干调查结果，对当前青少年个人的消费能力的持续增长与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影响力比重相对偏高提出警告：随着三人之家群体已构成中国城市家庭的稳定形态，对独生子女的家庭约束机制尚不成熟，经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导致的中青年群体的家长群体可用于家庭活动时间的减少，少年儿童对家庭消费决策的高影响力会形成新形式的非理性化消费[4]。这批对家庭消费决策具有高影响力的青少年们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因此，把家庭消费教育延伸到学校，显得异常迫切。相当数量的学生的消费行为已经处于一种不良状态，盲目消费、过度消费甚至进行一些有害消费。从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现状来看，因比吃比穿、讲享受、讲排场而发生的侵财案件，占到了80%以上。由此可见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消费伦理教育，培养学生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品质，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学校教育是提高消费者素质的最有效的途径，它能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教育。学校教育应该成为中国宣传消费观念、培养消费道德的主体。学校不仅应该提供基本的消费知识和消费技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向处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宣传正确的消费观念，包括节俭消费、健康消费理念、绿色消费理念以及理财知识等。

3.社会消费教育。社会消费教育是指运用各种社会力量开展家庭消费知识的教育。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式进行：以各级消协组成全国性消费教育网络，在维护消费者权益、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的同时，向人们倡导一种正确积极的消费理念。其次，大众传媒是进行消费道德教育最持久、最经常也是最有效的形式，利用各种传媒如电视台、电台、书籍、报刊及各种文艺形式经常性的开展家庭消费教育，或通过一些典型人物的报道，或通过一些理财专家的讲座形式，向社会受众传达科学合理的消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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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明宇]

作者：谢　芳　王学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