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解读鲁迅有感范文
鲁迅散文解读
(一)、从《朝花夕拾》、《野草》看鲁迅散文特色
一、思想的自由驰骋：有温馨怀旧的回忆，有严格的自我解剖，有对社会的批判，也有对人性的呼唤，有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也有对韧的战斗精神的颂扬，„„
二、内容的自由驰骋
读鲁迅的《朝花夕拾》，你就像走进一个丰富的知识之林，科学的道理、历史的知识、生活的掌故、故事、神话、传说……无所不包，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既然是“散文”，那就散一些吧。鲁迅当年曾对读到《朝花夕拾》初稿的青年说过，要锻炼着撒开手，只要抓紧辔头，就不怕放野马，过于拘谨，要防止走上小摆设的道路。要知道：战战兢兢地抓住马鬃，亦步亦趋地蝺蝺而行，生怕离开划定的轨道一步，这样的“走马”是不会给人以任何美感的;只有在天边的原野上，撒开蹄子自由地飞奔，这样的“奔马”，才会给人以壮美，要写好散文就学习鲁迅，放开手，飞奔吧!
三、艺术创作上的真善美
鲁迅的散文则同他的所有其他作品一样，把真实放在第一位，拒绝任何粉饰和安慰，拒绝给现实涂上一层诗意而自我麻醉。
“无私才能无畏”——鲁迅之所以能够无畏地解剖自己，就是因为他“无私”，他的真诚向善，这是他的散文真善美的体现。
四、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
翻开《朝花夕拾》，顺着次序，从《阿长与山海经》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到《父亲的病》、《琐记》，再到《藤野先生》，最后到《范爱农》，处处都洋溢着人文主义精神。对长妈妈的怀念，对闰土父亲的回忆，对藤野先生的尊敬感激„„所有的这些，我们追随着鲁迅的回忆，看到了两个字“人本”。
二、《朝花夕拾》解读新探
(一)《朝花夕拾》特色：散文集《朝花夕拾》，原题《旧事重提》。此时鲁迅已由彷徨的启蒙者姿态转变为明朗的战士姿态，因而，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之中，也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境界也显得开阔。《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作者没有生硬的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感情带动回忆的笔。相形之下，其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二)鲁迅《朝花夕拾》与冰心“童年回忆式”散文的比较 鲁迅的《朝花夕拾》是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结合的产物，时而用成人的口吻大发议论，时而又摆脱成年人的思维，跳回孩子的眼光来描绘童年的风物。冰心关于童年的回忆性散文则多为单纯地以成年后的心态，满怀深情地去描摹幼时的见闻，透出纯洁的爱与温情。
以下从三个方面简单分析二者描绘童年的不同方式。
一、冰心之“文气”与鲁迅之“童趣”
冰心的散文中，童趣不多。她常常在写祖辈父辈的事情，或是细细地描述居所的形状，她对曾经的人和住过的屋都有一份深沉的怀念和爱，因此笔调从来都是缓缓道来，少有波澜。然而由于冰心使用的成人视角，她描绘出的都是成年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偶尔提到有孩子的玩意，她几句话便带过。比如《我的童年》中写到“过家家”，只是这几句：“我开始学会了‘过家家’，我们轮流在自己‘家’里‘做饭’，互相邀请，吃些小糖小饼之类。”这是以一种成人的眼光去看孩子们玩的东西，没有写出趣味，还带着一点笑其幼稚的口吻。《童年杂忆》中写到“过关”的篇幅较长，也写了孩子们“哄笑着穿走了好几次”，但是怎样哄笑，为什么要哄笑，到底“过关”有何趣味却没有详细地写出来。 童趣虽然少，冰心的回忆中却一直充满着很浓的文学气息，这种文学气息在一般人的童年回忆中很少出现。这大概与冰心的家学渊源有关。她的《我的故乡》中连续写了几幅对联，认为“这些挂幅中的确有很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在《我的童年》中，她还记录了父亲的几首诗，有很多她记不全句子的也收录在上面。《童年杂忆》的“读书”一篇，是冰心“文气”的集中体现。即便是在回忆中，她仍忍不住要评价《聊斋志异》如何是本好书，并引出因为读书而耽误洗澡的笑话。这笑话是颇具有童趣的，是少年人缺乏自制力的表现，然而终究是由书生气的读书而起，没有孩子跳动的活泼。 鲁迅也写读书，但是“文气”全无，反倒是童趣盎然。童年时渴望读《山海经》，不是为了知识，是为了上面的画和有趣的故事。三味书屋里一段读书声的记录更加令人喷饭。
鲁迅笔下的童年给人的感觉是热闹的，即便是在人迹罕至的百草园中，还有各种色彩的争艳和鸟飞虫鸣。在描写这座童年的乐园时，他用了简单罗列的办法，把园中所有的东西一样样加以描绘，再一起堆到读者面前来。这可以说是充满孩童视角特点的。孩子不会思考眼前事物之间到底有什么深刻的联系，也没有把内心的情绪投射到现实风景中的习惯。他们涉世未深，用单纯的眼睛看世界，会感到什么都是多彩而新奇的，景物一件件扑面而来。读者随着作者用孩子的视角来看百草园，自然也像孩子一样觉得这个地方充满神奇的乐趣。而后面所写的“美女蛇”的故事和捉鸟则更使人感到孩童的趣味，这两件事是旧时孩子的童年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每个人都曾被长辈讲的这类故事吓过，捉鸟又是曾经男孩子喜欢玩的游戏之一。
二、冰心的“纯爱式回忆风格” 与鲁迅的“批评式回忆风格”
“爱”是冰心作品一直延续的主题。“冰心的‘爱’的源泉来自于她的和谐的家庭和美好的童年记忆”，在她回忆童年的散文中，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所受到的爱和她赋予别人的爱，正如她自己在《童年杂忆》中写道：“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
冰心的爱是纯洁的，包容一切的。她写童年所感受到的爱也是站在现时回首过去，带着成人那颗理解、宽容甚至感恩的心。她写父母为她穿“小鞋”而小作争吵的事情时，看似站在父亲一边，感激父亲给她的自由(一般的孩子在小时候都觉得站在自己一边的人是好的，因此父母总有一方是“恶人”)。其实她也并没有一丝埋怨母亲的意思，反而理解母亲。母亲是爱她的，怕她长出一对“金刚脚”。
冰心笔下的爱并不都和她有关，她也写父母间真挚的爱(《我的故乡》)、亲友间的爱(《我的另一个名字》)以及海军将帅间的爱(《我的童年》)等等。她有时对事件详加描写，有时一笔带过，总之都比较节制，没有添加大段的自己的抒情。但每个读者都能从字里行间搜寻出令人感动的东西，找到平静流淌的爱的温暖。 冰心“童年回忆”散文中还有一类特殊的爱，那便是她时时渗透在文中的爱国情怀。她的父亲是爱国的海军军官，他有时忘情地把女儿当成“一个平等的对象”，倾诉爱国的情怀(《童年杂忆》之“烟台是我们的”)。他把对国家的爱传达给女儿。冰心忠实地成为父亲言论的记录员，在文章中写下父亲的话，连她自己的反应也省略不写。这大概是因为父亲的一番话是她深以为然的，已经表达了她的感情。文章最后，她以现时的身份呼唤“烟台是我们的”，为了自己和父亲，当然也为祖国感到喜悦。
冰心没有冷静地分析如何可以救国，要怎样才能强国，她只是凭着一颗爱心去呼喊着，代替她的父亲、奶娘、海军士兵等人抒发他们的情感。
相对于冰心的“泛爱”与“纯爱”，鲁迅则显得“是非分明”，有批评，有爱，也有爱中融合着批评与思考。
鲁迅似乎从来没有对任何东西完全满意过。他对他认为该批判的东西毫不留情地加以讽刺，用幽默的笔法将它们刺得体无完肤。这些议论多数是他以成人的口吻发出的，不必赘言。有特色的是鲁迅把心中所爱的人和事物的好坏两面都写出来，好的大加赞扬，坏的也加以批评，从而使读者感到他所说的人就生活在自己周围，他所讲述的事就是现实中的事情。
关于长妈妈的回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鲁迅爱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的结尾，他跳出了一直在使用的孩子的视角，深情地呼唤“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然而他写长妈妈，居然是值得批评的事件多于令他感到敬佩的事件，倘若读者不仔细，还以为他又要批判一个坏人。
这些被他批评嘲讽的事情细细看去都不是十恶不赦的大事。它们给年纪幼小的“哥儿”带来小小的烦恼，也给长大的鲁迅带来回忆的好资料。长妈妈的切切察察，挤占他的床铺，都是粗陋妇女们常有的毛病，作者以孩童的视角去看，更让读者感到的有趣多于厌恶。作者批评长妈妈的诸多规矩忌讳，其实是通过表示对长妈妈的不满来表达对旧的繁复的规矩习气的厌烦，长妈妈只是那些规矩的代表和护卫者罢了。而他把那些阻碍他童年玩耍的规矩礼节列得如此详细，多少也有一点追忆童年的成分。鲁迅夸张地写自己对于长妈妈具有对付“长毛”的本领的敬畏，写得很幽默，是因为他要嘲讽那些迷信。总之，长妈妈是好的，有趣的，要批评的是那些造就她的思想和背景。直至最后，长妈妈为他买来了《山海经》，真正成为了他的英雄，作者毫不吝惜地表达他对长妈妈的敬爱了。
鲁迅的文章一向以思想深刻批判有力见长，而《朝花夕拾》中见到了他充满爱的一面和他对童年深情回忆的独特表达方式。冰心则在她回忆童年的散文中延续了一贯的纯洁和“爱的哲学”。
(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主题新解
1、王家康就借用了钱理群“看与被看”的双向对立模式和设置“无知者”视角的小说理论，从改变叙述的角度来对《从》进行多义性解读。他认为《从》用的是儿童视角，叙述了鲁迅儿时上学前后的两段生活，以及这种生活变化对他的感情、思想的影响。儿童的叙事是真实的，是无知的，成年人的叙事是复杂的，所以，儿童往往不能对成年人叙事的真假做出判断，而成年人却大多可以明白儿童行为的含义，成人的教诲和儿童自己的生活体验总是有着反向的结果，这种由成年人和儿童在叙述角度上构成的反向意图的比照，构成了《从》文本意义上的冲突和张力。
2、王富仁则从“回忆”的角度对《从》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解读。他认为作为一篇回忆散文，必须同时在两个层面上感受它的意义和价值，一是事情或事情的细节对过往作者的影响，二是现在的作者对这种影响的感受和见解。从这两个层面出发，他对文章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解读，并推导出社会、教育与人的关系。
一个活泼泼的儿童在一个活泼泼的世界上活泼泼地成长着——这就是我们从《从》前半部分的描写中获得的整体印象。童年是美好的，因为童年是自由的。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要把他送进书塾里去，并且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但从成年的作者看来，那时的生活却不仅仅是快乐的，同时也获得了丰富的知识。自然的知识、人生的经验、实际的技能，身心是和谐的，求知欲是旺盛的。作者当然已经知道家里的人为什么要把他送进书塾去读书，但那不是从人的教育的角度出发的，而是从社会的功利目的出发的。仅仅从人的教育出发，把他从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送到一个枯燥呆板的书塾中去读那些枯燥呆板的四书五经，实际是不合理的，是戕害了他的旺盛的求知欲望和活泼的生命力，而不是有助于他知识的增长。从童年到成人是社会功利性目的的出发，而不是从教育的目的，教育只是为着实现社会功利性目的的手段。
3、傅书华从儿童天性与成人社会的矛盾冲突中解读《从》的文化意义。认为百草园的生活体现的是人的本真的天性，在这种本真的天性中人可以不为现实的功利目的缠绕，可以体会到将生命欲求至于现实之上的愉快。而三味书屋的生活则是走向成人世界的开始，是对人的本真天性进行提升的必经阶段。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之间的距离，实际上是人的本真天性和人的社会性之间的距离。鲁迅对三味书屋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更高层次的人的本真天性的渴望和呼唤。
4、张初吴认为：从中读出的却是作者少年时那一颗孤独的心。少年的鲁迅有亲兄弟三人，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他的周围也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同龄人，但作者在文中除了长妈妈、闰土父亲及他的先生(这三位都是成年人)外，从没有提到他人的名字;即使是同窗好友(如果有的话)的名字，他也没有提到，这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我们关注的现象。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作者那时确实没有亲密的玩伴，没有贴心的朋友。这首先从作者玩耍的对象上就可以略知一二，作者在文中写道：“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鸣蝉 …黄蜂…叫天子……”，大家清楚的看到，作者玩耍的对象中，他只提到了一些植物或者是小动物;在冬天里他就玩捕鸟;到了三味书屋后，“我就只读书”或者“最好的工作是捉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我是画画儿，”大家注意到，作者消磨时间的方式都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事，绝不需要他人帮助;其次我们注意到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人称代词，一直用第一人称“我”( “我们”只用过两次，一次是写同学们在三味书屋读书;一次是写先生读书入神时，学生们玩的情形。)我想作为像先生这样严肃的作者，他不可能不注意用词的分寸。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所写的是事实，或者他倾向于这样用。
是什么原因让作者一直生活在这种孤独之中呢?认真阅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首先是他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在回忆早期生活的文章中，如《阿长和<山海经>》里，他反复提及的是他并不喜欢的阿长陪伴他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在文中提到母亲仅有几次，而父亲提到的次数就更少了，他们之间有着一次厚厚的隔膜，这种隔膜淡化了来自父母的爱;其次是父亲的生病和过早的去逝，让鲁迅比起同龄人要成熟得多，使他较早的知晓了生活的艰难与辛苦。让他这个家庭的长子潜意识中以一家之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其三，我以为这与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长妈妈讲的故事不无关系，长妈妈讲的“赤练蛇的故事”给“我”的教训是“做人之险”，这个故事在文章中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足见作者对此印象之深，对“我”少年心理的影响之大。加之作者的耳闻目睹、亲身体验——“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叙》，这也是造成作者少年孤独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这种孤独的性格伴随了作者的一生，这我们可以从作者的杂文以及他的日
5、童年的快乐 人生的无奈
对此文主题的新认识：此文通过对“我”在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两种生活的记叙，表现了童年生活的快乐，同时也体现出了一种人对生活的无奈。
从写作此文的背景来看，此文写于作者从北京到厦门大学后的一段时间里，作者在北京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流离”到厦门大学。此时的鲁迅正处于人生的低潮期，在辗转流徙中，心情最为苦闷，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下，使他对生活、人生产生了一种无奈的感觉。他写作这组回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快乐生活的散文，是为了“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他把此组散文比做晨光里绽开的花朵，晚上拾来自赏、自慰。就是作者记忆中的那美好的童年生活，给作者寂寞中一点欣慰，作者就是写这组散文来聊以自慰。
从文章的内容来看，文章的前一部分写作者在百草园的生活情况，后一部分写作者在三味书屋的学习生活，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段，这三部分都渗透这“无奈”这一主题。开头说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园，相传叫百草园，现在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表现出了那种无奈的心情，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世事变迁，多么无奈啊!在百草园里快乐地玩着，家里的人又要送我去书塾里去了，多么的无奈，因为去书塾里就不能再常常到百草园玩了。一句“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把孩子离别自己乐园的那种无奈的依依之情写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写在三味书屋里的生活，“我”听说先生博学，所以就向他讨教“怪哉”这虫的问题，无奈先生又不愿意告诉“我”。三味书屋后面的小园里，可以去折腊梅花、寻蝉蜕、喂蚂蚁，但去的人不能太多、太久，无奈不能玩得太多。整篇文章从头到尾都贯穿着一种“无奈”的悲凉心情。
从文章的细节处看，长妈妈讲美女蛇的故事后，“我”也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无奈“直到现在，总还没有得到”。长妈妈告诉“我”，倘若有陌生的声音叫名字，万不可答应他，“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我”也答应了他，但“我”至今“也没有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无奈生活中的假话也很多。“我”的乐园，—春夏秋三季都美好，无奈冬天是无味的，下雪可就有味了，但别人玩的拍雪人、塑雪罗汉这里不能玩，因为这里是荒园，无奈只能用来捕鸟。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鲁迅先生当时由于现实生活的苦闷、寂寞，他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的时候，写作时他也就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作品中，渗透作品的内核之中。借轻松愉快的美好回忆，反映深刻的人生哲理，借写现实生活的转变来反映人成长的无奈，由此可见鲁迅先生写作的匠心。应从这篇散文的优美的意蕴中读出深刻的人生哲理。
(四)、儿童成长故事中的两种视角——《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中的成人和儿童的反向叙述
一、反向叙述的形成及模式
因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对自然喜爱和对上学生活不满的描写，人们多认为文章是对旧式教育的批判，这也许只是皮相。事实上，这时鲁迅已经年过不惑，经历了无数的思想交锋，见过了众多的新旧学派。他自己的思想，正在蕴酿确证过程中。离开生活多年的北京，来到辽远的厦门海边，使他有时间安静思考。在返观儿童时视为是痛苦的学塾生活时，他怀有一种相当温馨的眷念之情。同时，他在描写儿童旧事时，对于现代世界也在作着隐隐然的比较和批判。所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回忆性的少年的成长故事。 钱理群先生曾指出;鲁迅有意利用“看/被看”二项对立模式和设置“无知者”视点来写小说。如《孔已己》等运用不同的叙述角度的变化来造成作品的多义性 。同样，他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中，也有许多篇幅利用了对立模式和儿童视角(无知者)来叙述故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主要利用了儿童视角，叙述儿时学前自在的生活和上了私塾以后感到拘束的生活，在回忆往事时，既描写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生活，又表达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中情感思想的变化过程，而且还发表了对于当时社会和文明的看法。儿童的叙事是真实然而是无知的，而成年人的叙事是复杂多义的。成年人的行为，少年多不能判断真实与否;而少年的行为，成年人多是清楚其含义的。两种叙事方式是不同的，因年龄不同而产生了叙述真实程度的差异。这种儿童和成年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反向差异，构成了本文文本意义上的冲突和张力。由于成人的角度和儿童的构成了一种反向意图的对照，从现象上看，是相互否定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叙述称为反向叙述。
二《从带草原到三味书屋》中两种视角的反向叙述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前半写自己童年在百草园的快乐时光，后半写学塾中的上学生活和老师。在对自然和学塾场景描写以外，还写了三个不同身份的故乡人物。
“我家的后园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未次的相见也已经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文章首先破题，从百草园讲起。这百草园虽然早已经是别人家的了，“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是以成年人的语气讲出百草园在作者记忆中的亲切感觉。 接着的一大段描述一个生机盎然的百草园。鲁迅先用概括的方法写百草园的物什之多。他笔下的植物，“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这一层是静物描绘，以各种植物最有代表性的特征进行粗线条的描写。“不必说”三个字正说明这些物什是平常之物，有儿童式的夸张语气，也是引出下文精彩描述的伏笔。“也不必说”引出百草园里的动物，长吟的鸣蝉，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简单地选取三种动物，各以其叫、伏、直窜的代表性动作来描写，说明这些动物在百草园中的生活是多么地自由。这里虽然用的也是铺开的写法，但是鲁迅用得却很简明。“也不必说”也是欲扬先抑，为下文作铺设。鲁迅这廖廖几十个字，百草园里各物的形影声色便如活了一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极为出色的绘影图形的描写能力。
接下来“单”字一转，引出园子的泥墙来写。不写园子而写墙，墙竟然也是能给孩子带来乐趣的场所，用的是烘托旁衬法。油蛉的低唱，蟋蟀的弹琴，既是拟人状物，又暗示出园子里既是各种小生物的天堂，也是孩子的乐园。从蜈蚣、斑蝥到何首乌、覆盆子，这里的动物植物都让孩子感到新鲜。单是泥墙就有如许的乐趣，我们自然就会想到，这百草园会给孩子们带来多少快乐了。
这一部分是描写儿童在自然中的乐趣，重在表述自然给孩子的启示和快乐。 这段中一句不大经意的话，为下一步进入成人的教育作了一个铺垫：
“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
这里，成人所说的话，引出了“我”的兴趣。我拔何首乌的经历，却让我对成人的教训产生了怀疑。成人的教诲和儿童自己的生活体验总是有着反向的结果。这是鲁迅这篇文章的基本框架。我们也知道，成人的教诲和我自己(儿童)的理解力之间总是有着差距，但是，这篇文章的许多地方讲的都是一个相同的经历模式：儿童从成年人那里接受教诲，按照教训到生活中去体验，结果却多是错误的。这是用反讽的方法说明成人在儿童教育上失败，是一种典型的反向叙述。这种叙述类似于一个证明的程序，其中包含着一些隐蔽的结论，即知识不是教出来的，而成人也多是不可为师。
所以，在下面的段落里，鲁迅就谈到了成人教育儿童的方法在儿童中的反应，并引出长妈妈和闰土父亲等故乡人物，美女蛇故事和捕鸟的叙述则分别写出了乡下人迷信的思维和高超的捕食能力。重点虽然在写作者和他们之间的深厚的情感，照应的却是题目，“百草园”——乡间和自然。鲁迅用了一种情境突转的手法，在这种对自然的叙述渐入佳境时，在情绪达到高潮时，引出了文章的第二部分，讲述他的学生生活：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作者先以儿童哀伤的语气发问，家里大人为什么送他入学。然后，连用三个“也许是”外加“…… 都无从知道”，来加强儿童对成年人意图的怀疑和不信任感。“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的语气是孩子式的，但是用了成人式的戏仿。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离开百草园时依依不舍的心情。而对书塾和老师的描写，也是运用儿童无知的视点。下面我们来看鲁迅对他的老师的描写。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的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就知道，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这里鲁迅先用几个代表性的特点(高而瘦、须发花白、和蔼)对老师作了简要的交待，然后，用了很经济的三个场景，很传神地描绘出了老师最精彩的几个侧影。
先说他的博学。“我”正好有典故去请教，却不料老师说“不知道”“脸上还有怒色了”。这里暗中有着与和蔼和博学的交待的照应。
“我这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
这里又是一种反向的叙述。虽然儿童是在自我解剖，可是，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对“博学”这种名号的揶揄。当然，这里并不是判断老师是否博学。虽然是写往事，却是在戏谑当世成人的各种成见。在儿童看来，全城里大人以为是的，定然不错，因为都是大人们教导孩子事理。从儿童的角度，暗中点出成年人也有许多和儿童一样的信仰。这也是从儿童的幼稚来推知世人对名人尊崇现象的反讽。 而最精彩却是对老师读书的描述：
“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因为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这幅人物描写，抓住了老师的几个动作，便活动了一个质朴而有情性的先生。他的老师—一个乡下的私塾先生，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了逝去的风景了。椐鲁迅弟弟周建人回忆，鲁迅老师名叫寿镜吾，确是绍兴城内有名的秀才，正是个方正的塾师。想来鲁迅的正直，也会有这位先生的影响吧。而鲁迅，虽然有过在大学教书的经历，却总是不能和许多名流教授相容。他内心深处，一定有着这个老师的影子吧。
在这篇回忆少年生活的文章中，他对于曾对他的少年心灵产生影响的乡下风景和人物，都给了以温馨笔致加以描写。
(五)、《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体现的文化内涵
,无论哪一种主题观念,其立足点都建立在对“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这两个具有对比意义的人物活动舞台的分析认知上。事实上,这两个舞台所代表的两种文化——儿童文化与学校文化及其冲突,才是更值得思考的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
一、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两种不同文化的载体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百草园,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想到“乐园” 。“草园”变成“乐园”，其间就充满了童趣，作品即以这为中心进行构图。儿童最大的心理特征就是好奇，自然的形态，自然的情调，自然的声音，必然萌发起他们的兴趣，勾起无穷的联想。百草园里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 那蝉的“长吟”，油蛉的“低唱”，蟋蟀的“弹琴”，都是孩子们对昆虫“语言”的好奇想象。作者在这里可以牵连不断地拔何首乌、摘又酸又甜的覆盆子、捕鸟。鲁迅在百草园里描绘的就是儿童在自然环境里的极乐世界。在作者笔下，百草园是一个充满了颜色和声音的生命世界，连那青青的野草丛里，也隐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这故事极有声色，但见金光闪闪，风声飒飒，鬼影幢幢，妖气重重，恐怖极了，又生动极了。所以,尽管百草园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它的的确确是儿童的乐园。究其原因,就在于儿童拥有着独特的心理。
一方面,儿童具有独特的存在感觉,这种感觉表现在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时间感觉、独特的空间感受和独特的价值观等方面。在儿童的认知世界里,时间的观念是模糊并且感性的,是不连续的可跳跃的块状结构,所以在儿童的心中,古老的何首乌传说和美女蛇传说同样存活在当前,可以引起他神奇的遐想,带给他惊险的刺激,让他热衷于寻找人形何首乌,理所当然地担忧着做人之险并向往着拥有一盒飞蜈蚣。儿童对空间的变化十分敏感,他们常常主动创造空间的变化,以使自己拥有一个崭新的天地。所以光滑的石井栏在儿童的眼中未尝不是古老的城墙,而从上面跳下来也许正是一位英雄催马扬鞭杀入敌阵。儿童还有着与成人相矛盾相冲突的价值观,并且儿童的价值观往往更接近于自然标准。比如为了找到吃了能成仙的人形何首乌,毁坏泥墙对儿童来说无疑是在所不惜的,但这却可能成为成人要将他们送入学校接受教育进而养成合乎成人价值规范行为习惯的一个原因。总之，在儿童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的观照之下，他们身边的一切事物都是奇妙而感性的，都勃发着本能的亲切，散发着人性人情的光辉。
另一方面,儿童具有独特的人生态度。成人往往认为未成年的儿童不谙世事,不懂得如何认识生活、面对生活、把握生活,这不免低估了儿童的生存能力。可以说正是因为感性没有受到理性的遮蔽,儿童才更可能保持独特而又健全的人生态度。他们质朴无华的童心和感性直觉的思维形式,更善于忠实地记录生活的原生态内容。与成人相比,儿童视角中的人生与世界充满了更多的诗意、美和快乐。在百草园里,有的只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童真游戏。这种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游戏,便是儿童人生态度的精髓所在。儿童的这些独特的人生态度,在百草园生活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童年时在这里的一切生活行为,实质上都是不受任何羁绊的完全意义上的游戏。基于这些,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作者所描绘的百草园,事实上就是儿童文化的载体。
三味书屋的况味就完全不同了。三味书屋绝不是和百草园一样是儿童的乐园，它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最严厉的书塾”，儿童在那里要受到规矩的束缚，自由是没有的;但鲁迅也没有把书塾写成儿童的囚牢，这不是他创作的本意。读这篇作品，谁都会真切地感到，在那枯燥乏味的三味书屋里，却有一股亲切的气氛流动其间，这就是儿童的稚趣。有三幅明丽的图景，值得注意，一是“园戏图”，书屋后面有一个小园，学生有时偷偷地从课堂里溜出来到里面玩耍。再就是“读书图”，师生都放开喉咙读，可读到后来，学生的声音渐渐地低下去，以至静了下来，只有老师一个人在那儿摇头晃脑大声地朗读着，这情景实在有趣极了。最后是“课嬉图”，在课堂间隙，当先生独自“读书入神”之时，孩子们便调皮起来了。这三个充满稚趣的图景，和“最严厉的书塾”似乎有点不大相称，反差很大，但这恰是透露了鲁迅的创作意图，于“严厉”的环境中，表现了儿童不可压抑的天性和本能。总之,三味书屋的生活实质上可以概括为:在一定理念的指导和一定规则的约束下,按一定的时间安排,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实现一定的学习目标。这是传统的学校文化所具有的典型特征,而且这种特征依然体现于今天的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我们从三味书屋的学习生活之中,处处可见这种学校文化所特有的印迹,相对于作为儿童文化载体的百草园而言,三味书屋就是学校文化的载体。
二、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两种不同的文化冲突
鲁迅先生所描绘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这两种不同文化氛围下的生活状况,清楚地表明儿童文化与学校文化是互相冲突的。事实上,当儿童在走进向往已久的学校大门之后,他们虽然明白学校生活会给他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快乐,但他们也感觉到自己正开始失去自由。所以,童年鲁迅以充满留恋与无奈的感情发出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的叹息。在进一步的三味书屋生活描写中,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仍随处可见。当“我"急于想知道“怪哉”这虫是怎么回事时,得到的回应却是“不知道”和老师的怒色。因为“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这种述说表面上看是儿童内心的自我解剖,究其内涵,却仍是两种文化冲突对儿童的伤害;三味书屋后的一个小园里虽也有折腊梅花、寻蝉蜕、喂蚂蚁等儿童的乐趣,却要屈从于老师的一声大叫;而“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和用“荆川纸”蒙在小说上描绣像,也只能在“先生读书入神”忽略了对孩子们的约束这样的短暂时刻。文中“我”的迷惑和不理解,事实上就是儿童的自然人性格遇到学校理性文化规范后所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内心不适应。就象走进三味书屋后的童年鲁迅,即使再次回到百草园,也终究不会再去牵连不断地拔出何首乌的根毁坏泥墙了。这就是学校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冲突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他们宝贵的自然本性被蒙昧了,代替它的是对规则的服从及服从规则后整体生命发展的扭曲变形。因此,怎样处理好学校文化与儿童文化的这种冲突,使学校文化由儿童发展的约束力量变成推动力量或引导力量,成了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两种文化冲突的启示:保护天性、弘扬个性、完善人性
赏析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文化内涵,启示正在于此。
(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丝毫没有批判寿先生之意
1、从情感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前后两部分的情感是一致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于1926年9月，当时鲁迅已经46岁。而此时年轻的女学生许广平走进了她的生活，两人不久就碰撞出爱情的火花。面对这种感情，鲁迅曾一度不安，但不久还是坠入热恋的爱河。对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以往的分析和解读中，恰恰忽视了这一个关键的地方，那就是，他又有一个特殊的隐含读者——当时正与鲁迅热恋的许广平。 联系鲁迅当时生活背景，我们不难分析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写给自己挚爱的女人许广平看的，是一个男人写给自己恋人的絮语，是46岁的鲁迅清理自己的人生历程、消除内心苦闷的一种情感释放与心灵慰籍的文字。文中的叙述情感是统一的，无论百草园生活和三味书屋生活，作者都是以一种愉快与诗意的语调，叙述自己小时侯读书生涯的趣事，贯穿全文的是一种欢快、温馨的情感。
2、从内容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寿镜吾先生是持肯定态度的。 鲁迅在文中写道“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就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对照课文，先生的和蔼方正，屋后的梅园，寿先生“不常用戒尺”，“不常有罚跪的规则”,连孔子的牌位也没有, 这都让人想起那个儒家的“仁”字。这些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宽厚和蔼和开明以及鲁迅对他的尊敬。 文中更令人感叹的是寿镜吾与学生一同读书的情景： “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低下去了，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坐皆惊呢﹏﹏ ”;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出自清人刘翰的《李克用置酒三垂岗赋》引文中的声浪号表声音起伏，持续不断“噫”、“嗬”指念书时加在句尾用来加强感情的声音，意思是：拿着铁如意，指挥比划，潇洒自如。用金杯喝酒，痛快淋漓，喝得很多而未醉。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寿镜吾先生自甘淡泊的情感。他如醉如痴的情态是那么投入。从内容上看，诵读而入醉的不是什么所谓情致高雅的正宗诗文，倒是那种充满狂放情致的近代诗赋。从这里，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寿镜吾先生潜心从事蒙学教育，远离官场仕途，自甘淡泊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清白品格。一个被我们现代人认为满脑子“纲常礼教”的人，在面对知识时，却能放弃尊者的架子，与学生一同沉醉在知识的美好中。
《野草》解读新探
(一)、《野草》特色：背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是其前期极有思想与艺术内蕴的作品，创作于1924年至1926年间，思想基本处在彷徨、过渡的发展时期。散文诗这一独特文体形式恰当的承载了他此时内在的复杂情绪和矛盾状态中的苦苦追索。此时新文化运动呈消散状态，加之与周作人兄弟失和，鲁迅深深的处在痛苦、孤独和阴郁的境地。情感：时代的苦闷与私生活的苦闷纠结于一身，使鲁迅的创作不再像呐喊时期那样激昂，而流露出相对悲观的调子。但是《野草》的基本精神特征却是苦闷中求索、失望中抗争、孤独中前行。《野草》与鲁迅其他作品相比，其独特处在于强烈的主观性，是自我情绪的集中表现。其他样式的作品如小说，其主观性寓于客体呈现之内;杂文所针对的主要是文化现象与现实斗争;回忆性散文则将童年的自己当做了另一个我，依然不是直接诉诸心灵的东西。只有《野草》，是“心事浩茫”的主观心灵世界的集中表现。
《野草》表现了如下几种倾向：
一、自我灵魂拷问中的犹疑与痛苦。《影的告别》以“彷徨于无地”为核心感受，是在黑暗与光明的历史进程之间自我充满疑惑的挣扎;《风筝》在近似散文的笔致下进行了内心的自责，“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
二、孤苦的自我价值认定中的决绝与感恩。《秋夜》、《雪》、《过客》、《这样的战士》等篇都带有一种象征意味。《过客》尤其具有深刻而准确的涵盖力，是鲁迅此时精神意志的象征;《这样的战士》中对于身处其中的“无物之阵”进行了高度的抽象，充满了心灵转折时期的自我激励。
三、向着内心理想对立面得厌恶与抗争。《狗的驳诘》、《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表露对奴性的反感，战斗的激情已在自我意识中上升为主导倾向。
《野草》总的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借鉴吸收并成功的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这种不确定带来了艺术表现上的丰富的可能性，从这一点来说，《野草》是恰逢其时产生的杰出艺术作品。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就明确地告诉朋友，说他的哲学都包含在《野草》里。他的毕生挚友许寿裳也认为：“至于《野草》，可说是鲁迅的哲学”，还说《野草》“内含哲理，用意深邃”。[11]由此可见，《野草》是一部哲理性很强的作品。
(二)《 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
一.《野草》的价值
薄薄的一本散文诗集《野草》，是鲁迅先生送给中国新文学的一份厚重的礼物。《野草》在文学界始终被认为是鲁迅创作中一部最美的作品。它有如《呐喊》、《彷徨》那些叙事书写作品所没有的幽深性、神秘性和永久性，它在整体上有一种难以破解而又可以永远引人沉思的艺术美的魅力。对《野草》从20世纪二十年代最初产生的零散浮泛的感言，到20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众说纷纭的理论诠释，人们都可以做言无不尽的论说，而又觉得言犹未尽。一些难懂的晦涩篇章和抒情的意象、语言，至今很难做出无可辩驳的解释。但有一点却是大家公认的：到现在很难有人敢言，我已经把一本《野草》都说清楚了。可以这样说，《野草》已经成为鲁迅全部文学创作中留给后人的一个世纪性的“文学猜想”。
二.《野草》的生命哲学。
《野草》区别于鲁迅其他创作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它隐藏的深邃的哲理性与传达的象征性。不满足于当时一般闲话或抒情性美文来传情达意，而将从现实和人生经验中体悟的生命哲学赋予一种美的形式，创造一种特异的“独语”式的抒情散文，是鲁迅先生写作《野草》时的一个非常自觉的追求，这里先讲哲学性。
鲁迅曾说，“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了。由此，鲁迅自己是毫不遮蔽他对于《野草》生命哲学承载的创作追求与传达意图的。
因为大都是针对不同缘由而各自独立写成的“小感触”，写作时间又拉得比较长，就很难说有一个什么统一不变的内涵，可以成为笼罩全书支配性的命题，比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韧性战斗的哲学，反抗绝望的哲学，向麻木复仇的哲学和爱憎与宽容的哲学等等
，这些生命哲学，都是属于独特的个人精神的开掘与显现，它构成了《野草》中鲁迅作为一个孤军奋战的启蒙思想家的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
韧性战斗的哲学，主要是指对于旧的社会制度与黑暗势力，对人和人性摧残压迫所采取的生命选择和心理姿态。基于对改革中国社会艰难的深刻了解，对于五四以后青年抗争黑暗势力过分乐观和急躁的观察，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独有的清醒，提出坚持长期作战的韧性哲学。他说他佩服天津青皮的“无赖精神”。他主张同敌人战斗中，要坚持“壕堑战”，尽量减少流血和牺牲，他告诉人们：“正无须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韧性的战斗。”《野草》第一篇〈秋夜〉暗示的就是这个思想。
《过客》中，具有这种韧性战斗精神的枣树，变成了一个倔强的拔涉者的动人形象。对于过客的形象，在他心里已酝酿了十余年的时间，用短小话剧形式写的《过客》，一致公认是《野草》的压卷之作，这里包含了鲁迅自辛亥革命以来，所经历所积蓄的最痛苦、也最冷峻的人生哲学的思考。在写完《过客》的两个月后，鲁迅在一篇文章里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或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或是愤慨于“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的声音，也都能在具体现实斗争事件的关注与介入中，进行诗性的想象与升华，抒发和赞美了一种永无休止、永远举起投枪的生命哲学。
第二个讲和这种哲学相联系，反抗绝望的哲学，韧性战斗是鲁迅面对那样一种旧的势力，旧的世界的时候，产生的一种生命哲学。反抗绝望的哲学就是他进入自己内心世界的这种开掘思考的时候，就是反抗绝望。所谓反抗绝望，并不是一个封闭世界的孤独自我精神煎熬和咀嚼，而是坚决进行叛逆抗争中感受寂寞感受孤独时候，那种灵魂自我抗争，自我反思。
《影的告别》，影子对形，对一个人的形诉说自己前来告别的原因。这本来就带着一种虚无的观念，整个这篇散文是讲自己内心世界的那样一种虚无绝望，而本身自己又有一种抗争这样虚无绝望的思想，这样的矛盾状态。他用自己的沉默，向虚无黑暗做最后的悲壮的抗争。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是一种反抗绝望的一种追求。
复仇的哲学。这是鲁迅出于改造国民精神，而对于麻木群众的一种愤激和批判情绪的升华和概括。对那种麻木的庸众复仇，第一是对社会，黑暗的社会。第二点是对内心，复仇是对麻木的群众，庸众。这里边《野草》里边突出有两篇，叫《复仇》，《复仇其二》。第一篇的目的是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后者呢是有感于先觉者与群众之间那种可悲的隔阂。就是传达的那种复仇的哲学。
三.《野草》的象征艺术
象征主义的特点就是它有一种多意性。有一篇散文诗《颓败线的颤动》，里面写了“我”的两段梦：第一个梦，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怎样忍着羞辱与痛苦，靠出卖自己的肉体养活自己两岁的女孩。妈妈看着女孩，欣慰于今天会有烧饼给自己的女儿吃了。她同时却为自己付出的代价时而“无可告诉地一看着破旧的屋顶以上的天空”。“我”被沉重的空中的旋涡呻吟着压醒了。“我”在一间紧闭的小屋里接着再续着残梦，但这已经是隔许多年以后了，屋的内外已经这样整齐，里面是一对青年夫妻，一群小孩子，他们都怨恨鄙夷地对着一个垂老的女人。男的气忿地说：“我们没有脸见人，就是因为你，你还以为养大了她，其实正是害了她。倒不如小时候饿死的好!”女的说：“使我委曲一世的就是你”，还指着孩子们说：“还要带累他们哩!”。最小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玩着一片干芦苇叶，这时便向空中一挥，大声说道：“杀”，那个垂老的女人，口角痉挛，登时一怔，接着，冷静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
比较流行的观点，如李何林所说，这是一篇现实主义的散文诗，同《祝福》中祥林嫂一样，它的旨意，是在描写中国下层社会妇女命运的悲哀。我在重读中发现，这是一篇典型的象征主义的散文诗。这个故事在一定的氛围中展开了一个多义性的象征世界。作者对于忘恩负义这种人类丑恶道德行为的愤激批判与复仇，才是这篇象征散文诗的最核心的意旨所在。
《野草》中的24篇作品，并不能说都是象征主义作品。但就其大多数来讲，就其整体艺术追求而言，它是一部运用象征主义方法创造的杰作。这种象征主义方法，主要通过以下形式体现：第一，通过象征性的自然景物的意象和氛围，构成象征世界、暗示作者的思想和情绪。如《秋夜》、《雪》、《腊叶》等;第二，通过编造幻想中的真实与想象纠缠的故事，构成象征的世界，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哲学，如《求乞者》、《复仇》、《复仇(其二)》、《好的故事》、《过客》等;第三，完全用非常荒诞的现实中不可能发生或存在的“故事”，传达或暗示自己的旨意，如《影的告别》、《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死后》等，这一部分作品由于过分怪异和晦涩，往往难以弄懂。
鲁迅很早就接触过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思潮。2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等院校讲课，又讲过并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里面就介绍和提倡广义上的象征主义。鲁迅还接受了波特莱尔、屠格涅夫的一些象征主义散文诗的影响。80年代初发现了他在1919年发表的一组小散文诗，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学发生时期，鲁迅创造新的现代散文诗的文体意识，是非常自觉的。鲁迅自觉而不留痕迹地借鉴西方散文诗的艺术方法，吸收中国寓言或短小散文传统的营养，不仅使他的这本薄薄的《野草》，成为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开山性的珍贵果实，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个艺术珍品，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现代象征主义散文诗中一座难以超越的喜玛拉雅山峰。
《雪》的解读
鲁迅的散文创作即写作《野草》与《朝花夕拾》的1924年至1926年间，都是他个人生命面临疾病与死亡的威胁，心境最为“芜杂”、阴暗、寂寞的时刻，产生了“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的心理与情绪的需求，要用“爱”的呼唤来医治心灵的创伤，平息内心的痛苦。我们结合原文，再回味《雪》的前三段写滋润美艳的江南的雪，情趣盎然的雪地塑罗汉，原来是作者这种“爱”的、如梦幻般温馨可人的需要被抚慰的心理与情绪的需求。但鲁迅毕竟是鲁迅，面对肃杀的、凛冽的、孤独的、无人理解的现实，他作着更为冷峻的思考，并像朔方的雪一样，“蓬勃地奋飞”，“旋转而升腾”，以达到个体生命的升华与超越。
相比江南的雪，作者明显偏爱“朔方的雪”，可为什么花大量的笔墨写“江南的雪”，甚至于用两个小节写塑雪罗汉的情景?这不仅仅是“对故乡的深情怀念与热情赞美”和“对童年生活美好的回忆”，更是作者疗治创伤心理与情绪的需求。王蒙认为《雪》是鲁迅作品中少有的温情之作。《野草》中绝大多数作品的气氛和基调或是阴冷、或是激愤、或是悲观、或是绝望，而《雪》却给人一种珍贵的暖意和亮色。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精神世界中那少以示人的一面。鲁迅在《雪》中塑造了两个形象：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使我们联想起两种性格：童年和青春的美艳与脆弱，战士和公民的坚强与孤独;敷染了两类美学色调：玫瑰的和斑驳的，亲切的和严峻的，鲜活的、深重的、怡悦的和粗犷的、温馨的、悲壮的……由此，我们可以大概地得知：“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是人生意义上和美学意义上的两种象征。比如文中说鲁迅虽怀念童年和青春的美丽，但也沉重地感觉到、清醒地懂得：童年和青春虽然美丽多姿，却也有它软弱、不定、短暂的一面，“童年和青春是要长大的，长大了就要变化，也应该变化，鲁迅是最不喜欢老了还要装小孩的老菜子的”。文中如粉如沙决不粘连灿灿生光旋旋升腾的“朔方的雪”，也如《秋夜》中的“枣树”一样，可看作是当时鲁迅的自我象征。“孤独的雪”、“死掉的雨”、“雨的精魂”，这些都该是鲁迅有意无意中的自我定性吧，那是经历大磨难之后的坚定和从容，那是经过苦痛洗礼之后的成熟和骄傲，那是一种美丽而高贵的人生境界。
如《雪》开头写“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 鲁迅把“朔方的雪”称作“死掉的雨”，称作“雨的精魂”，恰恰是为了凸现朔方雪的独立“精神”与“灵魂”，这也正是文本所散发的人生的一种灵魂奔放无畏、精神超迈独立的境界。再读“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看似向往，看似赞美，却透着一股“梦终要做醒”的清醒。
例如网上一个叫钱小明的教师从《雪》中读到了三种人生：“暖国的雨”、“江南的雪”、“朔方的雪”象征着三种人生——“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让“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是自己应该感到“不幸”而又不一定不幸的人生;“滋润美艳之至”，是如小丑般媚俗而受宠，却终究因没有灵魂而成为匆匆“过客”的人生;“蓬勃地奋飞”“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是永远独立独行却必须忍受“孤独”的人生。
《风筝》解读
我想说的一点是：鲁迅在文中批判了中国人善于忘却的国民劣根性。对于这一点，鲁迅表现的很含蓄，不细细品味，是很难觉察到的。
《风筝》——在故事、细节、景物中表述自己的内疚与悲哀
(一) 故事——叙述自己的内疚
《风筝》的故事很简单,它叙述的是“我”的一件往事及其带给“我”的一段思想感情的经历。作品中的“我”向来不爱放风筝,甚至不准喜爱风筝的小弟弟放,还把他苦心孤诣做好的风筝粗暴的毁掉。多年后因偶尔读到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这事忽然出现在记忆中。而当“我”向小弟弟祈求宽恕的时候,小弟弟却什么也记不得了。
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的痛苦和沉重,因为这件事是如此强烈的吞噬着“我”的心灵,因为“我”毁掉的不仅仅是一只风筝,而是一颗稚嫩的心灵,扼杀的是童真。作者在文中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精神的虐杀”,这是非常深刻的自我反省。而这使“我”心头更加的沉重的是当“我”渴望得到补救时,但弟弟却全然忘却。
(二) 细节——再现昔日情景
在这篇散文中有这样两个经典的细节:
“他只得张着小嘴,呆看着空中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远处的蟹风筝突然落下来,他惊呼;两个瓦片风筝的缠绕解开了,他高兴得跳跃。”
“很惊惶地站起来,失了色瑟缩着。……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
仔细品读这两个有对比意义细节描写,就可以发现作者这样写的深意。第一个细节描写的是弟弟对风筝的喜爱:“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惊呼”、“跳跃”,这些都只是他看别人的风筝的表现,可以想像如果他拥有自己的风筝会是怎样的喜悦呢?第二个细节描写是“我”对弟弟最喜爱的风筝的毁灭:一个“折”字,一个“掷”字,一个“踏”字,传神地写出了“我”的一连串动作,十分形象地表现出了“我”的盛怒和狂暴,“我”的“傲然”与他的“绝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就不难想像出当我毁坏他“苦心孤诣”的制作的风筝之后,对他会是怎样的打击?从这里我们就不难感受到细节的真正魅力。
(三) 景物——深沉情感的依附
景物描写在这篇散文中既是深沉情感的依附,在文中又起到了线索的作用,在文章的开头、文中、结尾分别有三处典型的景物描写:
“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杈于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在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故乡的春天又在这异地的空中了,既给我久经逝去的儿时的回忆,而一并也带着无可把握的悲哀。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
在这里,景物描写的目的不只是景物本身,而是在借景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文章从在北京看风筝写起,由眼前景回忆起儿时江南放风筝的境况。而写北京的冬季
①这篇散文中，，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有鲁迅的自省精神②文章说的是小时候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出息的玩艺，行为十分粗暴。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杀”。虽然事隔久远，鲁迅还是一心想补过，然而小兄弟却全然忘却，“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 ③有鲁迅的兄弟之情，从手足之情上看，当年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是为小兄弟有出息，那种恨，是恨铁不成钢。一旦明白自己错了，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虽为兄长，也要讨小兄弟宽恕。同胞手足之情溢于言表。 ④从游戏的意义上看，“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游戏实在出于儿童天性，游戏使儿童活泼、健康、聪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童天性。鲁迅看到外国的儿童教育主张，认识到中国旧式教育的落后，愿中国的儿童教育改变落后的偏见，愿儿童精神从此不受压制，从此能够健康成长。 ⑤从鲁迅的自省精神看，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严于自省的，往事、小事，都一丝不苟，知错必改，郑重其事，这种精神非常可贵。
⑥从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毫无怨恨这种现象上看，鲁迅的感慨尤其深沉，文章就落脚在这一点上，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人深思的问号。小兄弟为什么全然忘却?原来他偷做风筝，自己也并不认为正当，以为兄长该管，因此并不耿耿于怀。
①这篇散文的主要意思是什么?
初读后，可以感知鲁迅先生不是天生的智者，他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观念有落后的一面。但是鲁迅先生可贵的是，一旦接受科学思想，是知错必改的，鲁迅先生充满了自省精神。鲁迅又感叹被虐杀者的健忘和毫不抗争，在他看来，这正是虐杀者之所以能够肆意虐杀的原因。 ②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怎样理解?
“我”过去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作为兄长，严格管束弟弟，原是为弟弟有出息，现在反思起来，当年为落后观念所支配，自己的行径实在是“精神虐杀”的行为。从这一幕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童年时代长幼之间很不平等的封建秩序。“论长幼，论力气，他是敌不过我的”，可见作为兄长的粗暴行径是以暴力为基础的。鲁迅把自己写得很粗暴，字里行间深含自我谴责的意味。做弟弟的呢，兄长不许放就不敢放，只得偷偷做风筝，被兄长发现，惊惶失措，快要完工的风筝被兄长践踏，也毫无抗争的意思，除了绝望，没有一句抗辩的话。 ③“我”懂得游戏的意义后，心情沉重，总想补过，这说明什么? 鲁迅一旦接触科学思想，就认识错误，设法补过，并不因为自己当初的动机是好的就原谅自己，也不因为当初的想法是受了传统的影响而宽恕自己，也不因为时间相隔久远就不了了之，他的心情是那么沉重，可见他是多么严厉地解剖自己，他的为人是多么严肃认真。
④“我”讨弟弟的宽恕，弟弟全然忘记了，为什么“我”的心情反而“只得沉重着”? “我”讨弟弟的宽恕，弟弟却全然忘却，毫无怨恨，“我”的心因而不得轻松，只得沉重着，这又翻出一层意思。被虐杀者并不认为被虐杀，把兄长的行径视为合情合理，做风筝要偷着做，正说明自己也不认为游戏是“正当”的，一旦被兄长发现，自认该罚。被虐杀者的麻木使虐杀者可以恣意妄为，这是尤其令人悲哀的。所以鲁迅只觉得这世界一片肃杀和寒威。
⑤“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怎么说春天“久经逝去”?为什么又说这春天就在北京的天空中荡漾了?
这里所说的“春天”，有特定的含义，是小时候的故乡的春天，是天空中有风筝的春天，现在，在北京，看见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由风筝而联想到故乡风筝时节的春天气息，所以觉得这春天“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 ⑥看到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为什么说是“不幸”?
跟“惩罚”一词联系起来就明白了，因为自己一向以为管小兄弟管得对，现在见到书上的道理，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受到惩罚了，对旧“我”来说，良心遭受了谴责，可谓“不幸”。
第二篇：鲁迅解读3
从鲁迅的作品看鲁迅的女性观
教学目标：根据鲁迅的作品《祝福》、《离婚》、《伤逝》、《纪念刘和珍君》来研读鲁迅的女性观。 教学时数：三课时
教学方法：研读、探究、讨论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巨人，始终探索着中国民众的解放之路。在他的一生中，他也深切地关注着女性的命运，他以犀利的笔锋，独特的视角，深入揭示了中国妇女生存和蜕变的艰难，积极探究她们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思索着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
鲁迅先生的一生就是同封建旧势力抗争的一生，是拯救和唤醒国民的一生。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和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爱国者，他将自己同情的目光投向了旧中国的女性，那些在封建制度下备受剥削和摧残的人们。鲁迅先生一生关于女性的论著多达二十多篇，其内容涉及宗族制度、儒家女教、女子教育、爱情婚姻、婆婆制、经济独立、新女性乃至性变态等问题。通过鲁迅笔下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窥视鲁迅先生的女性观。
鲁迅笔下的女性经历了三个阶段：一阶段为蒙昧不知，浑然不觉自己的悲剧命运是历史和社会的悲哀，她们的思想紧紧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和禁锢;二阶段为开始觉醒，但反抗力有限。这些女性已然意识到了自己应该而且可以为自己的权益去争取，或至少去做些什么，但由于对封建制度的认识有限，最终还是屈从在封建制度的高压之下;三阶段为奋起抗争。这些女性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深刻地认识到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渴望通过自身的斗争来获得人格的独立和个人的自由。她们具有民族责任感，不仅希望女性得到解放，更希望整个中华民族得到解放。
一阶段如祥林嫂(《祝福》)。第一次婚姻，丈夫祥林比她小十岁，可以说，从她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嫁开始，她的悲剧命运就揭开了序幕。丈夫死后，她按照“节烈”的封建纲常反对再嫁，甚至逃到了鲁镇。但封建制度就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她最终被婆家劫回，为了给小叔置办聘礼，她被卖到了山里。就是这一卖，彻底奠定了祥林嫂的悲剧人生。小小的风寒夺走了丈夫的性命，儿子被野狼叼走，大伯来收房子，经历了丧夫失子之痛的她，为了生计重回鲁镇。然而，鲁四老爷已然把她看做不祥之物，一切祭器贡品都不许她经手。笃信鬼神的柳妈又以阴间的惩罚吓唬她。她勤劳、善良、任劳任怨、逆来顺受，从来没有想过反抗。即使是她反抗再嫁，也仅仅是维护封建“节烈”观的一种表现。她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鬼神迷信，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拿去捐一条门槛，任万人践踏，以至后来不断追问“我”世上到底又没有魂灵、地狱，在得到答案之后，死在当晚的暴风雪中。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定位，使女性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完全丧失了精神意义上的“自我”和“独立”。几千年因袭的传统思想，使女性心甘情愿地固守在封建礼教、封建习俗所划定的角色上，她们事事依附、盲从，甚至为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而不惜摧残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祥林嫂就是这样一个受封建戕害的典型。
二阶段如爱姑(《离婚》)和子君(《伤逝》)。爱姑在故事开篇时是坚决反对离婚的。丈夫在外面姘女人，她已经闹了三年。在慰大人家，她称自己的公公和丈夫是“老畜生”和“小畜生”，称丈夫外面的女人是“婊子”。在七大人面前也是据理力争，坚决不离婚。然而七大人刚一张口，她就“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当她慑服于七大人的威严，说出“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的时候，这个故事的结局已经注定了。而子君又稍微有别于爱姑，她受到过新式教育，渴望掌握自己的人生。她能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已经表明她对婚姻自由的渴望。她蔑视封建礼教，毅然走出家门与涓生同居。这时的子君在涓生的眼里是个了不起的天使，以致他说：“我爱子君， 1
仗着她逃出这寂静和空虚。”然而爱情的美好终究还是掩盖不了现实的残酷。涓生失业了，面对经济的窘境，为了吃饭，子君不得不倾注全力，日夜操劳，这使涓生看到了子君的弱点。家里的钱越来越少，买回来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少了，肚子吃不饱了，衣衫单薄地只能躲到图书馆去过冬。涓生的埋怨开始了，多了，感情不再有地位了，一切为了活下去。子君还是回到了家中，凄惨死去。爱姑的思想还没有摆脱封建礼教的钳制，她的抗争是不自觉的，不彻底的。她认为自己有理，只是合乎封建传统的“礼”，并不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因而，她并没有想出一条可以独立自主的生活出路，她所抗争的只是一个做男人服用的地位。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的统治着。而子君的失败，在于自身未褪尽旧思想和依赖性上，败在自己懦弱庸俗和谋生无力上，她把幸福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她逃出了一个封建旧家庭，又建立了一个旧社会模式的小家庭。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主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茅盾在1927年就曾指出：“主人公的幻想终于破灭，命运的恶化，主要原因是经济压迫。”
三阶段的代表为刘和珍(《纪念刘和珍君》)。显然，刘和珍的牺牲让鲁迅先生看到了中国女性解放的希望，因而文中先生大力赞颂了刘和珍君。“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当三个女子从容的转辗于文明人所发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女性临难竟然能如此从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诡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个人的独立性、反抗性在刘和珍等人身上被唤起，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以致“苟活者，在这深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到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鲁迅先生的女性观，首先是一种道德观。他强烈批判了腐朽的旧道德和封建伦理，对在这个“无爱的人间”饱受欺压的妇女抱以深切的同情。同时，他热切呼唤着新道德，呼唤女性思想的觉醒，呼唤女性去追求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其次鲁迅的女性观是一种社会观。他深刻剖析了女性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腐朽的封建制度及其捍卫者。可以说，女性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而女性的解放必然是建立在整个社会解放的基础之上的。再次鲁迅的女性观还是一种思想观。刘和珍之所以和祥林嫂等人不同，就在于她具有民主自由的新思想。鲁迅先生从思想启蒙的角度思考妇女问题，揭示女性精神上的弱点和缺陷。最后，鲁迅先生的女性观更是和他的人生观联系在一起的。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就是封建制度下又一个牺牲者，而有着进步开放思想的许广平则带给了鲁迅真正的幸福和安乐。正是鲁迅这样的人生际遇，让他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底层的妇女们。
鲁迅先生的女性观为女性的解放指明了方向。女性的解放包括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两方面。经济独立是基础，思想独立是前提。女性的独立首先要有独立的意识。只有拥有独立的人格，女性才有了争取的动力，才可能去为了人身自由而不懈奋斗。“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另一方面，只有在经济上独立，女人才不会沦为男性的附属品，才能掌握人生的自主权，才不会受到男权意识的影响和制约。“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圈，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只有实现了思想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独立，女性才可能真正从旧的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获得崭新的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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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爱的真谛在于真正的人格独立——鲁迅小说〈伤逝〉引发的思考》朱向军，《飞天》
3、《浅析鲁迅小说中女性的抗争》宋梅，《作家评论》，2009.07.B
4、《启蒙者的爱与死——鲁迅小说〈伤逝〉再解读》汪树东
5、《从祥林嫂等三位女性命运看鲁迅的女性观》叶玉梅，《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12月
6、《论鲁迅的女性观》孙丽玲，《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鲁迅女性主题文本的特质剖析》曹建玲，《江西社会科学》2004.7
8、《鲁迅现代乡土小说中的女性观》孙拥军
第三篇：解读鲁迅《出关》
解读鲁迅《故事新篇》之《出关》 青牛摇步、黄袍浮落、白口袋摆荡、白发飘零、老子身单影只慢慢没入滚滚黄尘中，这样一个孤独的寥落的离去背影，撩动了多少读者的心，搅起了多少学者的争议啊。我细细品读鲁迅先生的《出关》，在他留给读者阔大的余地里慢慢解读着老子这个角色。
鲁迅先生在《海燕》上发表了此文后引起了诸多争议，对于《出关》，外界有三种解读：一是借此攻击傅东华先生，二是影射作者自己坠入孤独和悲哀中，三是通过对老子这个人物的漫画式描写，来批判道家的虚无思想。在细看鲁迅自己对《出关》做出的解读后，我对作品的理解更偏向于后面两种。
鲁迅先生是否定《出关》乃是作者自况这个观点的。我觉得文学作品是作者苦心酝酿的内在心理反映，每个人物的设置都能寻到作者本身的思想状态。西出函谷的老子，在荒诞无理而又关系错综复杂的世界里浸淫了无尽的孤独感，这对于一生深受国乱民愚的折磨，沉浸于家贫且人情淡薄的现实痛苦中的鲁迅是深有同感的。“呆木头”在原文中多次出现，孔老相争时，孔胜老败，老子似“呆木头”在师生之论中毫无缚鸡之力相驳;在被关尹喜请上关讲经时，也似“呆木头”一样对官僚相嗤毫无“有为”之势。这个漫画化了的“呆木头”的意义就在于真实地展现了在现代社会中伟大和严肃的人物滑稽可笑的形象，展示出他们最尴尬最孤独的处境。在这幅滑稽可笑的“呆木头”的漫画里不仅仅包含着作者嘻笑怒骂的嘲讽，同时也包含着作者对于意义不被发现、追求不被理解、崇高不被尊重的刻骨的悲凉，这不仅仅是老子的悲哀，同时也是鲁迅自己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悲哀。
少年时期的鲁迅家贫父早亡，让他感到世态的炎凉;青年时代的理想幻灭，使鲁迅对非凡的人物倾心推崇，对凡人和庸人则怀着深深的怀疑和鄙弃;晚年的鲁迅对左翼阵营本身的失望，使他对自己生命和工作无休止的反思。鲁迅一直努力成为非凡的大人物，追求精神的斗争和伟大的现实理想，这成就了一位文字圣斗士，但也造成了萦绕他一生的孤独感和悲哀感。好比《出关》中的老子，孔子也来请教，守关吏也要他“讲学”，鲁迅生前的学生众多，学者友人不少，且在左翼文化界有“旗手”地位，但在师生间，与官僚间和社会上繁杂的关系中，也让鲁迅先生生出虚无感和孤独感，不难发现老子是有作者本人的影子的。而且，孤独和悲哀也是常常弥漫在鲁迅众多的小说、散文和部分杂文中，这个一生拿着笔和荒诞现实斗争的战士，怎么会不忧虑有一天会被人民抛弃，会被迫无奈出关避世呢?
鲁迅所在的斗争年代，一切以斗争为中心，正如他在孔老相争中说道：“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子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这充分体现了作者急于进取，斗争到底，要“有所为”。
《庄子·田子方》记载，孔子见老子时说他“掘若槁木”。可见，作者在创作时，还是对于老子的形象有所美化，老子喜怒不形于色，处处忍让孔子，却也不动声色地用暗喻为难孔子。而孔子在得道后却不再来，也不再叫老子先生，背地里还要玩花样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社会里堕落成一种利用关系，老师在失去价值后便失去了学生的尊重和敬畏，收到学生的虚伪奸猾的排挤和打压。《出关》中彰显的现代社会颠倒了的庸俗师生关系，于为人师表的鲁迅先生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这样荒诞的毫无理性秩序的现代社会让鲁迅百般无奈和急于寻求人性回归的正途。而道家老子处处“无为”的消极思想，让群众的思想更加陷入堕落和被动的局面。孔老相争，也是学派之争。学术间的分歧演变成了利益之争，在崇尚“百家争鸣”的现代社会却存在着阴险狡诈的排除异己，这荒诞的社会演变成人人抛弃礼仪和友爱，抛弃师生、文人之间脉脉的温情，为了私利处处行凶。这于鲁迅而言，是毛骨悚然的现实，逃避不得，老子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却消不掉路途上未知的凶险和惶惶阴暗的人心。道家虚无思想只能疗慰内心，无法治愈社会的荒诞。
老子出关路上的纠纷，着实生动再现了庸俗官吏无知而装作尊重知识分子的虚伪嘴脸。这边毕恭毕敬地作揖问候，那边签子手用签子刺洞，撅嘴相待;这边诚心邀请老子上关讲学，那边不懂文书的官吏们东倒西歪地倒头睡觉;这边极力相邀老子留关多时讲学，那边将老子编写的讲义丢到充公什物的架子上。在这样一群没有素养的官吏面前，老子仍然表现得十分被动：想翻墙却翻不过去，逼得被迫去关上讲学，最后还要写讲义。作者对老子徒作空言，不敢反抗的无为思想深恶痛绝。关尹喜也说他：“心高于天，命薄于纸。”这也是对文化人的一种讥讽，追求的理想比天还高，但是命途却如此柔弱不堪。老子代表的文化人，在那样荒诞的社会中，一无所用，反而会被官僚利用，被出版商剥削，这在讽刺社会的同时，也有对于文化人的同情，鲁迅也对世风日下的深感无奈和悲凉。无论老子的避世想法是经过深思熟虑还是尊崇时势以求自保，他都不能正面现实现存标准做出相应的批判，帮助迷茫的世人建立起友爱、有序、正义、尊重知识的理性社会思想。
鲁迅先生说：“《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束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也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去。”其实，本文正是没有将老子的形象彻底“漫画化”，才致使读者们对此文见解不一，个中也处处留有作者本人经历的身影，他不信奉“无为”思想，但对文中人物是身怀同情和感同身受的。荒诞的现实社会，让作者无能为力也深受其害，他急于“斗争”，追求“有所为”，这也是鲁迅先生对未来的殷切希望。
第四篇：鲁迅作品解读与中学语文教学
学生的认知明显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已认知的对像少;二是已认知的对象构不成系统;三是需要补充的内容太多。要完成这样一个艰巨而庞大的任务，一蹴而就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科学精神。因此，必须随时把握循序渐进的认知过程特点，教学就是根据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和水平，对教材进行有效的休整和组织，处理教学内容，按顺序施于学习者，使学生能够用足够简单的形式描述任何思想，任何问题，或任何一种知识，任何特殊的学习者都能用一种可辨认的形式去理解它。教师的责任就是在教材和学生之间找到一条合适的教学之路。例如：《药》，我们通常是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来进行讲述的。小说荡来荡去的艺术技巧却为理解文章的中学生设置了障碍。为了更好的引导学生深入的理解课文，我们还很有必要对教材进行加工。比如按顺教的办法，从华小栓生病开始;或从夏瑜革命被捕开始;或以倒叙上坟开始，以教材语言为基础，重新编组课文。老师也可以跟学生说，夏瑜的形象在课文中是暗写，你把它改成明写，题目就叫《夏瑜之死》，那么，或许我们读到的就不再是鲁迅的《药》了，而是另外一篇经过再创造的《药》了。
对鲁迅作品的理解存在问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于鲁迅作品本身的难度造成的。鲁迅作品的难度，并非是只它的艰涩，而是指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我们难于一时理解而已。因此，这对我们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重视鲁迅作品的思想性。比如，鲁迅小说集中的，真实的反映了传统文化氛围中中国近代农村的社会现实。在他小说的宁静、平淡中，透漏出掩盖不住的沉闷、封闭、令人窒息的气息。无论是小说的故事情节还是小说的每一个用语，无不浸透这种良苦用心。例：《阿》阿Q 妄自尊大，排斥异端，精神胜利，卑性安命，仗势凌人，在愚昧里只记了祖先的“辉煌”与“荣耀”，这“荣耀”"与“辉煌”反而成了填补空虚灵魂的圣物，死死的守着 ，借以骄人，落魄到连姓名丢到哪里都不知道地步，依然脱不了妄自尊大的本性，眼高于顶，目空一切，天下万物俱出其下。虽然现存状态未可自足自骄，但先人的“辉煌”，想象中儿子的锦绣前程，作为“名人”及“贵人”之父的想象也是用以消尽现状的困窘，不把世界放在眼里，惟我独尊。阿Q嘲笑城里人“条登”的称谓，接受不了城里人做油煎大鱼头把葱切成丝的做法，一概斥之为“错了”“可笑”。别人有的自己没有，不去学习，迎头赶上，反而去找祖先，在先人的遗物里发现“云云”于是对别人嗤之以鼻，“我们比你们早了若干年，你们现在才有”，于是心安理得。对于鲁迅先生这种揭露而又有建设的思想，我们的认识还有待深入。
鲁迅的文章是作文法运用的精品，似乎教师们都比较看中鲁迅作文法的教学。但在教学中我们对鲁迅作文法的理解也并不深入。许多作品都流于表面或流于形式，学生并不能从作文法中得到什么，只知道是倒叙或插叙之类的。许多教师并没能深入到作品的内核中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鲁迅作品文法的理解。其实，只要深入了解鲁迅作品文法上宝贵的内涵，那么学习鲁迅的作品将受益非浅。比如，他的叙述极有条理,但凡文中的故事，转到他的手里，一定是很完整的。阿Q去干的什么活，祥林嫂怎么死的，孔乙己如何隐身而死，小事如何之小，迅哥儿的故乡是如何变化的等等，没有人不耳熟能详;其次，他的文章注意剪裁。但凡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决不提及，但又十分注意使主题在含蕴百迭中得到升华。《祝福》写祥林嫂，也并非以传统笔法而为，单是“况且，一想到昨天遇到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一句话，就能使读者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祥林嫂是已经死了，可她的故事作者马上就要写将出来。这种方法完全打破了传统章回小说的老套路，避免了小说虚实中的拖沓，而直接把读者引入了作者的阅读空间，更便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揭露。
其实鲁迅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所采用的技巧也很普通，只是他运用的更加熟练罢了。因此，教师应该了解鲁迅作品写作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鲁迅作品在教学中的一个失败之处在于，学了往往不能借鉴，这就要求教师对鲁迅的作品进行分解，使学生真正有所得。比如，选择鲁迅作品的经典作品，从模仿一字一句或一篇入手，引导学生学习等等，以形成学习鲁迅的一种良好风气。对于鲁迅的作品我们常常有一种说法，认为鲁迅的作品中有很多错字，别字，无法教。其实，我们对这个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鲁迅先生是一位有着深厚国学修养的大家，他对文字的敏感程度可能是我辈所不能比拟的：一是他十分注意从生活中选择语言，如《故乡》，但他又十分注意“无一字无来历”，如他的大量杂文。二是他十分注意对语言文字的锤炼，如《孔乙己》《药》。三是他爱有一些独到的字眼，如“蹩”(《药》《拿来主义》)有时候是一些生字。四是他有着深厚的古文修养，只要他觉得需要，他可以拈之即来，拿来即用，用得其所。所有文字方面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学生阅读的拦路虎，这就需要老师的引导和讲解。如果我们用今天的文字标准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去衡量前人的作品，那就犹如削足适履，本末倒置。
鲁迅先生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吸引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遣辞造句与众不同。这里既有鲁迅字斟句酌的文字运用的态度问题，也有他对文字表达效果的追求，还有他的使用习惯。换句话说，假如我们能进入鲁迅作品的精神内核，那我们会觉得，鲁迅先生的文章真正是百谈不厌。学生们对鲁迅的遣词造句颇有非议，认为鲁迅作品的一些句子文理不通，有学生举例：“鲁迅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老师点评：‘佳句’。我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男人，另一个也是男人。’老师点评：‘废话’。这是什么原因呢?”这里明显既有学生理解的偏差问题，更有教师教学不得法的问题，或者说，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出了教师理解力的极度贫乏。以此用之于教学，当然是不能有效果的，而鲁迅正是用这种特殊的表达来抒发他内心的孤寂与沉闷的心情的。同时，鲁迅作品的开头文句好多都可称之为经典。例如：
“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掩映于湖光山色之间。(《论雷峰塔的倒掉》)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还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孔乙己》)
还有一些句子可能是最为典范的鲁迅式的开头：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拿来主义》)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想年底，村镇上不必说了，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祝福》)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藤野先生》)
如此经典的开头，既吸取了传统小说特别是唐宋传奇中开篇诱人之法，又将西方叙事学的精髓消化无遗。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再运用这些语言时，已经把他的思想高度的浓缩于其中了，这是其他与之同时的文人学士所少有的。事实也是如此，近80年来，语文教学都没有忽视鲁迅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意义。而这一点，更有待于我们去认识，去引导学生体验和模仿。
关于鲁迅作品的教学可以采用综合教学设计，举一个案例来说：运用抛锚式(锚定式)教学《刘和珍君》的案例。《纪念刘和珍君》以其情感的真挚性，思想的深刻性，高超的艺术价值70多年来吸引着海内外读者，被誉为纪念性文章的典范，但这篇文章在高中教材中是块很难啃的硬骨头。如文章一开头就说有人请写文章，实际有没写，想写又无从写;一会儿是痛彻心扉，一会儿是出离愤怒，就好像高空里的秋千，荡来荡去。不单学生摸不着头脑，教师想理顺这头乱麻也不容易，要把一篇各方面都称的上是经典的优秀文章轻松的传授给初步具有理性思维，刚刚升入高中的学生，并非易事。那么作为教授知识的老师应以学生为主体，使文章化繁为简，传输给学生，使他们能感受到语言的能力训练，又能使其从中感受到文学作品的魅力，这确实需要我们进行多方面的思考。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好的教学办法就是从“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基础上”入手。因为对人物的故事总是感兴趣的，而主人公刘和珍的事迹在文中是一个重点，又容易把握，于是我们得到以下几个问题： (1)既然文章是纪念刘和珍的，那么，刘和珍一定有很多特异的事迹，请找出这些事来。
(2)既然作者相当看中这篇文章，寄予了深厚的情感，那么除了刘和珍的平凡之外，还应当有她的伟大之处。请找出刘和珍不平凡的事迹。
(3)既然这篇文章浓缩了作者的真切的感情，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搞清楚这种情感是什么。请找出作者在文中寄予的深厚情感。
以上问题相当于为学生设计相应的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湖真实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学生比较容易感兴趣的，并且也能从课文中寻找答案。有了这些设计，学生理解课文就容易多了。于是得出了以下结论：
刘和珍是“我”的学生(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是我的学生。”)，艰难的生活并没有阻止她毅然预定“我”编辑的《莽原》(“凡我所编辑的期刊......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 。”);在北师大风潮中，她担任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带头反抗广有羽翼的杨荫榆校长，被开除出校。(“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只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但她还是顶着压力来听我的讲义(“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来听我的讲义”)，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员以为责任以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只有她还为学校的前途黯然泣下，可是尽管如此，她在我的心里还真是一个普通的青年(“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力所屈，反抗一个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大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见面的回数就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没想到这样一个态度温和，常常微笑的可爱的学生，却在“三一八”爱国请愿事件中被无端的枪杀了。(“我在1926年3月28日早上，我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被害者之列。”)令人吃惊的是，她和她的战友们不止被枪杀，还被棍击而亡。(“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知识没有使死。”)而在整个这一过程中，刘和珍和她的战友们是欣然前往，从容镇定的。充分表现了革命青年的沉勇和坚定。(“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找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扑;同去的杨得群君有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扑，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虏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然而，反动的帮闲文人却对她们的爱国行为进行肆意诋毁(“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但段政府有令，说她们是‘暴徒’!”“大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做流言的种子”)，这事件清楚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基调就一目了然，而文章的难点、教学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首先，是针对刘和珍及其他勇士的，既有惋惜又有敬重(文中这样的例句很多)。
其次，是针对段祺瑞政府及其反动帮闲文人的。既有愤恨又有鞭笞(文中这样的例句也不少)。
其三，是针对革命者未来的热切希望而言的，在此倾吐了作者内心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揭露了反动军阀的凶残卑劣及其走狗文人的阴险无耻，鼓励人们继续战斗(这是鲁迅先生一贯精神的表露)。
而这样的结果比起我们单纯正面见解课文，学生更容易接受。
鲁迅的作品中我认为小说的分量最重，而且在中学教材所选篇目中也以小说居多。仔细阅读他的小说，最喜欢的当然是《阿Q正转》，因为我觉得这是他对人的深层的无意识心理的微妙而又犀利的洞察，不仅是中国人的国民性，某种意义上恐怕也可以说是世界性的人类普遍的心理弱点，另外就是他的经典的语言，总是独特而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本篇小说里表现的有为突出。比如，“阿Q真能做!”“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我手执钢鞭将你打......”;“阿......Q哥，像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等。当然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有值得令人关注的地方：
《祝福》：有人很不喜欢这部小说，但它揭示出的悲剧的确令人震惊，鲁迅从来关注人的灵魂，这篇小说揭示的惨剧让人触目惊心。
《药》：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在这篇小说里体现的最为明显，反映的不仅是辛亥革命的脱离群众的问题，还反映了精英于大众总是有隔膜的。
《孔乙己》：鲁迅的本来目的是要表现世人的凉薄，我却从中看到了读书人的悲哀，自尊心强却无地位，可供卖弄的只有学问而已，可是学问在世人眼中又算什么呢?
《故乡》《社戏》：农村，童年，看戏，烧蚕豆吃，怀乡情节，离乡——还乡——再离乡，当故乡已不在是原来的故乡的时候，家园在何方?流利失所和漂泊，在路上于是成为永远的生存状态，因为有故乡和童年的温暖记忆，我感到了从容。例如：不少语文教师往往将参考书对作品的分析阐释作为评价学生对主题理解程度的唯一尺度;另一部分教师，再分析作品的主题时，虽然能坚持“启发诱导”，却始终是在想方设法把学生的思维引向参考书对作品的分析中，从而表现为一种认识尺度的过分的求同取向，漠视了学生阅读思维的个性差异，忽略了作品所蕴涵的丰富内涵。北师大教授童庆炳先生如实质问：“文学接受是个性化行为，读者可以这样或那样理解作品，这是读者的权利，你有什么资格规定那种理解就补正确呢?”可我们的语文教学现状正好与此背驰，如教材对《孔乙己》这个短篇小说的主题分析在“预习提示”里说：“《孔》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所残害的读书人的病痛，是一篇讨伐封建科举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檄文。”显然这个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出于茅盾先生的看法，在他的上面存有着特定的政治背景，残留着特定的时代暗影。当然，并不是说这种理解全无道理，相反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读。而鲁迅先生自己却说：“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那么，我们凭什么强制学生接受“茅版”的“残害”说而否认“鲁版 ”的“凉薄”说呢?还有如“反封建”说“等级观念”说等等，只要学生言之有理，我看就可以接受，就应该肯定。一篇作品自流传开始，就有了不同读者眼中的意蕴、情感和主题。《孔乙己》也是如此，作者和大家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普通读者也应有不同理解的权利。像《孔》这种情况的例子在中学语文教材里比比皆是。但管中窥豹，亦可见此之一斑。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对作品进行多元的解读，能够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这种思维具有独立性、发散性和新颖性，适用于学生对各种文章进行解读。
第五篇：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小说解读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鲁迅在观察与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的独特的视角：他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药》里，仅用一床“满幅补钉的夹袄”暗示了华老栓一家生活的拮据，正面展开描写的是他们一家的精神愚昧;在《故乡》里，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闺土的贫困，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祝福》的深刻性正是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显示灵魂的深刻。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但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这种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鲁迅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吞噬人的灵魂，如《阿
Q正传》最后的描写。但作者最终的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鲁迅的这些努力，体现在他的小说里，就演化为：“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总览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几篇小说，都只有一个动作：看;他的小说中人物间也只有一种关系：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了“看/被看”的二元对立。
且看《祝福》里的这段描写：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人们如何反应呢?“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人们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祥林嫂)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叉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于是，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鉴赏)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术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
再一类“看/被看”的二元对立发生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也就是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在中国的现实中，变成了“被看”与“看”的关系。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就会像《药》里描写的那样，成为茶客们闲聊的谈资，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如夏瑜怀着“大清的天下是我们的”信念所做的牺牲)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在《药》里，我们甚至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人们争先恐后赶去“看”杀夏瑜，
“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这里所出现的“吃人”的意象是惊心动魄的：“被看/看”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为“被吃/吃”的模式。整篇《药》的故事——夏瑜的血浸透馒头，被华小栓“吃”进肚里;“却全忘了什么味”，也就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华家”的愚昧的民众，不但自身被吃，同时又在“吃人”;而“被吃”者正是“夏家”的启蒙者。也就是说，启蒙的结果是被启蒙者活活地吃掉;在这里，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重的：既是那些“吃人”的民众，更是“被吃”的启蒙者，以至启蒙本身。而如前所说，鲁迅自己即是这启蒙者中的一员;他的小说模式所提出的质疑最终是指向鲁迅自身的，因此，在这一类的小说中，人物(描写对象)与作者的距离大大缩小，作品中渗透着较多的鲁迅的生命体验。读者在这些作品里所感到(读出)的悲哀、悲悯、孤寂，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鲁迅自身的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
“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也可称为“归乡”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无论《祝福》，还是《故乡》，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如祥林嫂的故事，闰土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故乡》的叙事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说起的，作者显然采取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历程的第一阶段“离去”推到了后景。小说虚写了这样一个“我过去的故事”：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我”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出路。20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因此，整篇小说所写的其实是“我”的一个心理过程：
“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取代那想像中理想化了的“神奇的图画”，
“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而变得“模糊”。而现实闰土的故事(包括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从而完成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循环。
《祝福》里也有一个“我”的故事，或者说，小说存在着三个视点，“我”、“祥林嫂”、“鲁镇”，从而构成了三重关系：“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它所展开的是：“儒、释、道传统吃人”的主题;读者往往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其中正蕴含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模式。但“我”的回乡，却不再存有《故乡》中主人公那样的寻梦的奢望;
“我”既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变，也不会变，又清醒于自己与鲁镇社会的不相容性，早已“决计要走”：“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漂泊(流浪)者，但小说却出乎意料地安排了“我”与祥林嫂的会见，把两个故事联结了起来;而且让祥林嫂于无意中扮演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者的“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终于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我”的最后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的性质：这正是对“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的内涵的一个深刻的揭示。
鲁迅的作品还对生存困境的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于是，在《故乡》的结尾，那“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又作为理想的象征重新高悬，并且激发出新的奋进，相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走”正是对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反抗。这是鲁迅作品在鞭打着人的灵魂时，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而是最终指向“绝望的反抗”。
鲁迅的小说在叙述者的选择上很是煞费苦心。《孔乙己》这篇小说的核心是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也是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
(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但作家并没有选择孔乙己或酒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是别出心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也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他的背后正有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的结构。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叙述者的有距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
从作者、读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出发，人们对鲁迅的《阿Q正传》又有了如下发现：在第一章《序》里，叙述者一面以全知视角出现，却一再申称自己并非全知，连阿Q姓什么、名字怎样写、籍贯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就构成了对全知叙述的嘲弄。与此同时，作者与读者也对人物(阿Q)的命运采取有距离的冷然观照，甚至略带嘲讽的态度。但随着小说的展开，叙述者的视点逐渐集中于阿Q的行为与意识，转向限制叙述，作者与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也由远而近：他们在阿Q身上发现了自己。到小说结束时，临刑前阿Q在幻觉中看见饿狼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以及最后一声“救命”的呐喊，已经融入了作者与读者自身的心理体验，因而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里，作家(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读者)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的介入(融人)，是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的 “主观抒情性”的特征的。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这样概括自己的经验：“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我深信对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几篇小说也体现出他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人们经常提及的，是《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仿佛绘画中运用疏体笔法深抹大色块，色彩单纯而浓重，同样取得强烈的效果。祥林嫂那最后的“肖像”也只有寥寥几笔：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明她是一个活物”，留给读者的印象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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