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客体的分类控制

第一篇：管理客体的分类控制

汽车空调控制器的分类

空调控制系统是汽车空调系统的五大组成部分之一，能够对制冷系统和暖风系统的温度、压力进行控制，同时对车内空气的温度、风量流向进行控制，实现汽车空调系统的正常工作。空调控制系统包括电磁离合器、风扇电动机、发动机怠速自动调整装置、安全电路、压力开关电路、温度控制器、继电器和控制开关等。

汽车空调控制器按照系统配置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手动机械式、电动电子式、全自动式和多温区自动式四种。

手动机械式汽车空调控制器是最早出现的汽车空调控制器，由于控制器中没有控制电路板，因此控制器不具备逻辑处理功能，仅通过按键和旋钮进行机械式控制空调的开关和大小，可操作性差，温度控制精度低，价格便宜。

电动电子式汽车空调控制器多应用于较低配置的汽车中，由于采用了控制电路板和CPU，控制器具有简单的逻辑处理功能，但操作仍然较为复杂，价格相对便宜。

全自动汽车空调控制器是在大部分较高配置的汽车上采用的空调控制器，由于具备充分的环境状态信号输入设备，同时，配备了先进的电路板和CPU，使控制器具备复杂逻辑的处理功能，是目前汽车空调控制器发展的主流方向。

多温区自动汽车空调控制器是应用于高端汽车的空调控制器，环境状态检测装置更加丰富，操作更加简便，更加人性化，但系统成本较高，是未来汽车空调技术的发展方向。

第二篇：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及客体

「摘 要」：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的基本范畴，关于税收法律关系客体的研究是目前学术界的薄弱环节。本文以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为参照系，认为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权，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收入，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行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可以高度概括为税收利益。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体系;客体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构筑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石之一，它可以被应用到各门具体的法学学科之中，并形成为具有特定内容和意义的该部门法学所独有的基本范畴。 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由它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税法学的重要范畴，由这些重要的范畴又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一系列更具体的一般范畴，从而可以构筑税法学范畴体系的大体轮廓。因此，税法学可称为以税收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理论的科学性取决于范畴及其内容的科学性。”因此，建立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对于税法学的发展与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于构筑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在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税收关系与税法体系。因为，税收关系是税收法律关系的经济基础，而税法体系又在根本上决定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税法的体系是由一国现行的所有税收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税法部门从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有机整体。税法的体系取决于税法调整对象的体系与结构。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税收体制关系与税收征纳关系。依据税收关系的结构与体系可以构筑税法的体系，即税法可划分为税收体制法和税收征纳法两类。税收征纳法可分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和税收征纳程序法。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确认和调整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以及征税主体内部各主体之间发生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体制关系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是指由各种税收法律关系所组成的多层次的、内部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由税法的体系并在根本上由税收关系的体系所决定的。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税收法律关系由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所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由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所组成。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这一问题上税法学界的争议不大，一般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货币、实物和行为，而前两者又可合称为“税收利益”。

然而，从整个法学界的角度来讲，法律关系的客体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法理学界，还是部门法学界对此问题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首先，就法理学本身对法律关系客体的研究来说，其观点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如有学者认为：“法律关系客体是最为复杂、最为混乱不堪的问题。”

其次，从部门法学的角度来讲，对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理解也存在众多争议。在民法学界就存在着“利益说”、“行为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不同的观点。在刑法学界，关于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另外，其他部门法学的学者纷纷提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竞争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竞争秩序(也可以理解为竞争机制)”，“统计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几乎包括所有的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目标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便理所当然成为企业并购法律关系的客体”等诸多观点。

法理学界和各部门法学界对法律关系客体理解上的差异，为本文探讨税收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制造了诸多障碍，使得税法学界无法直接借鉴法理学或其他部门法学的既有的研究成果，而必须在法理学和各部门法学现有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法学的特殊研究对象进行创造性地研究。

借鉴法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客体是法律关系的必备要素之一。因为，从语义上讲，“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

法律关系的客体既然是法律关系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是主体作用力所指向之对象，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类：国家权力;人身、人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法人;物;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信息。 这七类客体还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

本文从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出发认为，在税收体制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中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权，因为税收体制法主要就是分配税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权在税法学界是一个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但通常所理解的税权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征税权或税收管辖权。本文所使用的税权指的是国家对税收事务所享有的权力，国家所享有的这种税权是一种从国家统治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政治权力，当这种政治权力由法律规范来调整时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因此，作为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权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它由一系列行使国家各项权能的职能机关所组成，它的权力也要由这些具体的职能机关来行使，这样就会出现如何在国家的各职能机关分配国家的某项权力的问题。在这种分配国家某项权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体制关系，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和调整这种关系，就产生了体制法律关系。具体到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其主体是中央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一定级别以上的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它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合而为一的，其权利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其义务是“依法”

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因此，其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税权，税权充当其权利义务的载体，是其权利义务作用的对象。因此，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权。

在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国家与纳税人，国家享有税收债权，纳税人承担税收债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是税收收入，主要包括货币和实物。

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代扣代缴义务人，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收行为，因为，税务机关的权利是要求纳税人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而纳税人的权利也是要求税务机关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

由于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利益，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高度概括、抽象为税收利益。当然，这里所说的税收利益已不同于学界通常所理解的、作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收利益，那里的税收利益是具体的利益，即货币和实物等经济利益，也就是本文所使用的税收收入。而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统一客体的税收利益指的是广义上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权力利益和权利利益。

本文所述观点与税法学界的一般观点的区别有四：其一，本文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体系的理论框架下来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显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而且可以和税收法律关系的其他问题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二 ，本文提出了税权是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观点，笔者尚未见到学界有人提出这一观点，其科学性及价值如何尚有待学界讨论;其三，本文所说的“税收行为”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在制定、颁布和实现税法的过程中享有税收管理权限，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17 而本文所理解的税收行为则是指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行为”的概念是与本文把征税机关定位于国家税法的执行机关以及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观点相一致的。18 本文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及其价值同样有待学界讨论。其四，本文概括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税收利益，但这是在广义上来理解的税收利益，而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狭义的税收利益。同时本文主张用税收收入来取代学界一般理解的税收利益的概念。

注释：

1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 参见(日)金子宏 ：《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8页。

3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页。

4 参见张守文 ：《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页。

5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6 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37—538页。

7 “利益说”参见郑少华、金慧华：《试论现代商人法-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新模式》，载《法学》1995年第2期。“行为说”参见佟柔：《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5页。“社会关系说”参见[苏]A.K.斯塔利科维奇：《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法译丛》1957年第5期。

8 刘剑文主编：《财政税收法》法律出版社，1997，179页。

9 关于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具体论述，可参见拙著：《试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载于《河北法学》2001年增刊(第19卷)。

第三篇：2018年我国专利权的客体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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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专利权的客体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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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专利权的客体包括哪些内容?

专利权的客体，又称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专利法保护的对象，亦即专利法规的科学技术成果授予专利权的范围。在社会生活中，科学技术成果的范围很广，种类繁多，不仅有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还有合理化建议、工业模型设计、科学原理、智力活动规则、人工培育的动植物新品种等等。那么，哪些科学技术成果需要授予专利权?哪些科学技术成果不需要授予专利权呢?这便是专利权客体的内容。

《专利法》参照《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规定，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专利法的保护对象是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技术成果。其中，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分为产品发明和方法发明。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二者的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小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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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根据《专利法》第二条规定，在我国，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统称为发明创造，对于符合《专利法》规定条件的发明创造授予专利权予以统一保护。

第四篇：主客体关系视角下的医患矛盾研究

姓名：

李广强

学号：专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16400036 主客体关系视角下的医患矛盾研究

摘要：在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是相互依赖的，没有患者就没有医生，没有医生也就没有患者，两者之间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过程中互为主客体。而当前，医患关系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紧张的状态。应当明确医疗活动中的主体权利者首先是患者，医生对于患者的需要如果不能远远满足，那么两者之间的矛盾势必会更加激化。了解了当前我国医患矛盾的现状，那么从主客体关系视角下探讨构建和谐医患矛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关键词：主客体关系 医患矛盾 医患关系 1.主客体关系与医患矛盾 1.1主客体的含义

主体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客体是指外界事物，是主体的认识对象和活动对象。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总的来说就是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两者也是相互作用的。主客体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但不能等同起来。认识的主客体是说明认识过程，它立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一切客体都是现实的片断，但并非一切现实的片断都是客体。客体和主体是相对应的哲学范畴，是主体在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时所指向的一切对象，在医疗活动中，医生作为医疗活动的主体，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医疗活动，在医疗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处于主动地位，而患者则处于被动地位。因为医生要面对不同的患者，能动的、有意识的去对待患者，那就是给患者减轻疾病痛苦，治疗好患者的疾病，使患者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当医生在给患者治疗疾病时的这种关系应称为是一种实践关系，也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掌握与被掌握，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即医生把一个患有疾病的人改造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在改造的过种中掌握疾病发生的规律，因人而异的患者治疗疾病， 从而能更好的预防和治疗疾病。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是社会进步的需要，那么就应该更明确医患之间的主客体关系。并且在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是相互依赖的，没有患者就没有医生，没有医生也就没有患者，两者之间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过程中互为主客体。医疗过程是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1.2医患矛盾含义

我们所说的医患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医与患之间的关系，既包括医，也包括患，是医方与患方在医疗过程中为解决患方身体健康而结成的一种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互动过程中表现的既对立又统一。对立是因为双方处于供需矛盾的不同面，所处的角度和立场不同;统一是因为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解决患者病痛。此外，影响和制约医患关系的因素又不仅仅局限于医患双方，更是涵盖了社会制度、伦理价值、道德观念等社会的方方面面。 1.3当前医患矛盾的现况

传统医疗模式的观点认为,医师在医疗知识与经验方面拥有绝对权威，有权决定对患者采取何种治疗方法,而无须向患者进行充分说明并进而征得其同意。患者只能听从，一般不会反对医师的决定。随着人权运动的兴起,公民权利意识逐渐增强,上述传统模式日渐式微。于是出现了“人道模式”的观点，该观点主张：

医疗行为应当首先遵循患者的意志，且医师应当就所要实施的医疗行为向患者作出充分说明并得到患者的同意。由此，患者摆脱了医疗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转变为医疗关系的主体，并能够决定是否允许医师对自己实施医疗行为以及实施何种医疗行为。

而当前，医患关系已经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紧张的状态。一方面，作为患者和家属对医院及医护人员满腔怨气，不仅仅因为看病难、看病贵，而且有时还要看医生的脸色，有的还要按照所谓的潜规则请客吃饭送红包，甚至最后的诊断和治疗结果不是自己所期望的，很多甚至是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医院和医护人员同样是苦不堪言，既要承受医疗风险，面对不成比例额的病人工作负荷，有时还要遭受人生攻击。同时，医院更是苦不堪言，既要考虑医院的生存、职工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又要考虑患者的承受力，还要接受社会及媒体的监督，经常是因为作为强势的一方而不得不给患者进行经济赔付，时不时还要接受媒体的曝光以及社会的舆论谴责，背负着太多的社会压力和负面影响。总之，当前医患关系总体仍然是处于一种紧张、不和谐的状态。 从表面上看，医患关系似乎是医和患之间一种服务产品的买卖关系，病人购买医院的医疗服务，医院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而进一步从实质上来看，是病人在身患病痛时将自己的生命权、健康权基于一种对医院高度信赖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委托，医院基于本身职责和救死扶伤的社会价值体系以及高度的责任感，对病人的生命和健康权益给予保障和维护。双方所依存的是一个基于信任与责任的无形的价值体系。因此，医患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是一种服务的社会关系，更是一种体现社会价值观的人文关系。从哲学角度来说，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类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患者就医，医方为患者解除病痛，从身体与精神层面维护和保障患者的生命权、健康权，从而体现了医方对人实现自身权益的人文关怀。患者病痛解除，兑现了医患之间基于高度信任的委托协议，患者收获的不仅是健康，更是一种对医方的信任依赖。因此，维系和谐医患关系的内在因素应当是高度的信任纽带和人文的关怀。当前医患关系的不和谐，正是由于外在的一些因素冲击这种信任和人文关怀所致。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也在飞速发展，特别是在医疗技术水平和医疗科技方面，近年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在医疗水平和技术提高的同时，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医患关系也逐渐成为社会备受瞩目的一个重点。医患关系紧张、不和谐，特别是近些年来医患关系频频出现危机，世界各国医疗纠纷呈上升趋势，紧张的医患关系，不仅阻碍医学科技的发展，更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最终受害的不仅是患者，还有医疗行业。 2.主客体关系视角下对当前医患矛盾的分析 2.1医患关系下的主客体关系

所谓医疗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属于医学哲学范畴，包含多重涵义。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指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主动与被动关系;二是指二者在权利和地位上的主要和从属关系。具体说来，医疗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是双重的，一方面，医生是主体。在整个医疗过程中占着主导地位，起着主要作用;另一方面，患者也是主体。患者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选择医院甚至医生的，选择哪一家医院或医生看病是患者的主动权利，医生和医院则是被选择的客体。在医疗过程中，患者在受医生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也影响和作用于医生，并可以主动地对医疗过程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提高或降低医疗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医疗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患者的康复，患者是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而存在的。患者的需求支配着整个医疗过程，医生则是为患者服务的。因此，患者是理所当然的主体权利者。医患主客体关系的这种二重性，对医疗实践过程中如何去处理医务人员与患者的关系提供了理性指导。 2.2正确认识主客体关系下的医患关系

在当前社会，医患关系紧张局面不容忽视，医生治疗病人，只是单纯的治疗，并没有把病人当做一个个体去对待。而且在医疗过程中缺乏沟通和尊重，导致患者对医务人员产生诸多误解， 怨声载道，甚至做出一些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了社会和谐。同时，医务人员的各种权益也没有得到合理保障，致使医务人员消极治病，从而延误了病人的病情，致使病人和患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势必造成社会危害，医疗改革也将功亏于溃，为了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健康的保障，为了提高医务人员对待工作的积极性，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建设法治文明社会，必须重视医患关系，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现状。有了和谐完美的医患关系，才能获得良好的医疗效果，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3.从主客体关系视角下探讨构建和谐医患矛盾的途径 3.1推进新型医疗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在宏观层面上应以制度伦理为基点，制定合理的法律规范以完善当前医疗卫生体系的管理、监督体系，从而保证整个医疗卫生体系下的医患关系得到相应的关注和改善。“所谓制度伦理是指一定的制度赖以建立和存在的伦理基础，即制度本身是否合乎公平与正义的伦理原则，以及制度中所蕴含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亦即制度中的伦理。一定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要依据某种特定伦理原则;人们又依据一定道德标准，对制度是否符合道德性及符合程度进行评价”。法律、法规是保障整个医疗体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性要素，但对于医患关系来说，仅有法律、法规的保障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伦理道德和伦理原则的规范和约束。也就是说，对于医患关系来说，存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要求”，医患双方的行为，不仅要合乎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而且要合乎伦理道德的要求。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促使医患关系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3.2从主客体的角度加强医学职业伦理建设

哲学的生命观认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只有用生命去理解生命才能真正体会到其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生命一直是哲学所关注的内核，尤其是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对生命问题更为关注，生命哲学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进一步发展，可以说，随着生命问题成为世人瞩目的中心议题，生命哲学也不断崛起。医患关系是因健康需求而形成的，是医护人员和患者人群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首先应当明确医疗活动中的主体权利者首先是患者,也就是说,患者选择了某一医院和医生来治疗病患,并承担了为医疗服务付费的责任后,医疗活动的权利就是以患者为主要一方.医院和医生应把患者作为主体权利者,以医治患者为最高目的,尊重患者的权利、意愿和人格,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当前我国医疗活动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患者的主体权利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有些医疗单位和医务工作者只是从自己的权利出发,只顾追求医院的效益,只把患者当作自己获取收入的来源,乱开药、乱检查、乱收费,而放弃以患者为目的和救死扶伤的根本宗旨,忘记了自己应对患者承担的责任和对患者权利的尊重,医疗上马虎了事,医疗事故时有发生.要克服这种消极现象,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根本的一点,就是要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使医务工作者确立一种患者主体权利意识,真正认识到医疗活动的根本目的是患者,根本宗旨是救死扶伤.没有这种观念和意识,就不可能有真正好的医疗服务. 3.3主客体关系下的医患关系对于我们的启示

当前我国医患冲突的表现和特点主要是：

一、疗效和患方的期望值反差大。患者和其亲属认为“既然自己出了钱，就希望得到应有的服务。”只要疾病得到了治愈或缓解，即使花了较多的钱，多数病人也是能够承受的，且一般不酿成医患冲突。但是，当病人的较大经济耗费未能得到自己期盼的“理想”医疗效果时，患者心态不平衡，这种利益冲突就会爆发出来。第二，医疗成本居高不下，患者不堪负重。尽管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降低一些药品的价格，但医疗成本仍居高不下，除少数富裕阶层外，工人、农民、普通的工薪阶层，日益不堪治病的重负。普通公民对医疗机构追求商业利润的行为，怨声载道。第三，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没有很好地考虑中低收入者承受能力，社会上相当多的医疗机构热衷于追求高标准、超豪华，“富人保健”“富人医疗”趋势严重。显然，其收入差别大，享受的医疗保健服务方面的实际待遇反差较大。医院在所谓成本核算、自负盈亏的压力下，追求、利润也不择手段。医生救死扶伤的仁术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医疗机构公益性、福利性光环的消失，使人们在心理上难以承受。第四，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国家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医患冲突更加复杂化。第五，医患双方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患方强调保护自己的隐私权、知情同意权，而医方也需要全面了解病史、正确把握病症。医患间戒备心理严重。

当然，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它的形成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主客观因素，也取决于各种因素中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任重而道远。细节决定成败，在医疗服务日趋完善的今天，有些看来不起眼的小事，产生的实际意义却不可小视。在人性化服务的过程中医患双方以相互尊重、信任、理解、支持和爱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是人际和谐关系的理想态。但是，只要有国家的坚定决心和政策导向，有社会、政府部门、医方、患方等多方面的齐心协力，以诚信为出发点，以共同追求医疗和谐、医患和谐为目标，相信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就不会再是一个难题，和谐社会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参考文献：

[1]李景源.马克思的主体-客体理论[J].哲学研究. 1983(03) [2]彭桃桃.主客体视阈下医患关系研究[D].武汉科技大学,2014. [3]钱思琦.论我国医疗损害责任归责原则和相关制度[D].华东政法大学,2014. [4]彭桃桃.基于医患主客体关系的探析[J].科技创业月刊,2014,05:54-55+58. [5]马小华.当前医患关系的社会学解读——以嵌入性为视角[J].天中学刊,2014,04:64-66. [6]周桂凤.医患主客体关系的双重性及其启示[J].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3:37-38. [7]宁伯晓,胡丰顺.对医患关系的哲学思考[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04:387. [8]李恩秀.论医患关系中的知情同意权[D].苏州大学,2007.

第五篇：野人是人吗——兼议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客体的变迁

摘要：当各大新闻媒体陆续报道发现“野人”踪迹时，法律人不禁陷于迷惑之中，他们不禁要问：“‘野人’是人吗?‘野人’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当然，笔者在文中试图重新构建人之所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原因或者说是理论，抑或是是说是重新构建要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条件来回答法律人的以上问题。但是，在重构法律关系主体成立条件理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原有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的范围重新“洗牌”。所以，在对法律关系客体的范围的“洗牌”时，笔者将以“人能否被抛弃?”作为起点附带初步探讨人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问题。

引言——发现“野人”的踪迹的报道，引起理论的困惑

当我们在因特网上的搜索引擎上输入“野人”两个字的话，那么排列在网上前端的肯定是关于发现“野人”的报道，有国内的报道，也有国外的报道。剔除这些报道中的虚假成分，法律人会有这样的疑问：“‘野人’是人吗?‘野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吗”?实际上，法律人的这一个问题可以分解为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果“野人”是人的话，那么是否因为他们的特殊性而要在法律上对他们进行对人立法呢?二是、如果“野人”不是人的话，那么，我们是否也会因为他们的特殊性而使他们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

对于分解过后的两个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第一个问题应该是不难回答的，争议也应该不会太大的。但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笔者就认为我们就不能够草率地回答了，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新的，但也是十分复杂的法理学问题——某些特殊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呢?

笔者认为，这一个问题我们暂时还不需要急于回答的。我们可以逆流而上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承认某些特殊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会有什么意义呢”?法律人也许对于这样一句话不会太陌生“主体是权利义务之所属，客体是权利义务之所附，法律事实是权利义务之所成”[1]。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法律关系主体范围的变迁会给法律关系的种类带来“革命性的冲击”。所以，笔者希望对法律关系现有的研究理论的反思来重新构建法律关系主体成立的要件，进而探讨法律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变迁问题。

一、对现有的关于法律关系的理论研究的反思

众所周知，法律关系这一概念是在德国的法理学研究中提出的，而这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是不流行的，至今这一个概念在英美法系也是鲜有学者研究，即使有研究也是不系统的研究。但是，法律关系在法理学中的地位的飞升并非在德国而是在前苏联，这是前苏联法学家的功绩。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法律关系产生于德国而发展(发达)于前苏联。目前，国内对法律关系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对其认识的研究基本处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法律关系概念的认识

何谓“法律关系”?我国学者有以下几种表述：

1、李步云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关系”[2]。“这种客观制约的含义主要有二：一是，法律关系是法律确认和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关系的结果，是社会生活关系的外壳，因此，任何法律关系必然要受到相应的社会生活关系原型的制约;二是，法律关系总是存在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政治生活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和主导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必然对法律关系的状况构成制约。[3]”

2、吕世伦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4]”。“法律关系具有以下三种属性：即法律性、意志性[5]和社会物质性”[6]。

3、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7]。法律关系“是法律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化，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态”[8]。法律关系也是法律价值得以表现和实现的形式[9]。”[10]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学者在对法律关系的概念的认识上基本是相同的，大家基本都有这样的认识：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范规定的，是受制于客观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并且是法律秩序的存在形态和法律价值的表现和实现的形式。

(二)、对法律关系的产生条件的认识

1、 吕世伦教授认为，“任何具体法律关系的产生，都得具备三方面的条件：首先，必须具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这是法律方面的要求。其次，必须有具有权利能力的主体，这是主体方面的条件。最后，必须许具有法律事实，即现行法律规范所规定的特定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11]。”

2、虽然张文显教授并未直接提出构成法律关系的条件，但是，他却提出了以下标准作为检验一个社会关系是否是法律关系。他认为法律关系应该具备以下四个特性，即“相关性、对称性、可逆性和双向性[12]。”

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中透露了一个共同信息，那就是“法律关系仅仅是人际相互关系[13]。”他们认为人对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法律关系，用张文显教授的四个标准来检验的话，那就是这两者“在实质上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相互性[14]。”

但是，随着这几年国内外学者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和认识，我们就会对传统的环境法律关系提出质疑。比较具有典型的学者的观点是武汉大学法学院蔡守秋教授关于环境法律关系的论述，他认为环境法律关系的范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且他认为其中人与自然(环境)的法律关系是间接的法律关系，它们并不直接发生关系。看来，传统的法律关系的产生条件是要面临新的挑战了，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要重新构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构成条件了。

二、某些特殊的物能否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从哲学上将，“主体相对于客体而言，主体是一种自在、自为的存在，任何事物要成为主体，就必须具有自在、自为的属性。自在是指主体具有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独立价值;自为是指主体具有能动的属性，即认识和实现自己价值的能力[15]”。但是，这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的。所以，李步云教授认为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规定的，而且从属于其他客观因素[16]。

而从张文显教授在上述的检验是否是法律关系的四个标准中，我们可以推倒出一个结论：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具有相互性。

按照以上两位教授的观点，某些特殊之物是不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而无论它有多“特殊”，它始终是物。但是，笔者想问这样一个问题“植物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难道他(她)们符合两位教授的标准吗?”此外，还有国外某些国家民法典对胎儿继承权的承认，认为胎儿是继承法律关系的主体。

不难看出，以上学者对人为什么能够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入的。记得在《法学家茶座》(第一辑)里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范忠信教授在谈到一则关于小狗欢欢的继承权的案子中，他认为，当前我们之所以认为植物人是法律关系主体主要是基于这样三个理由：

1、植物人是我们人类的同类;

2、人有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3、法律规定了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且规定了代理制度。这样的理由让想到了世界司法审查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认司法审查制度时马歇尔大法官的如下逻辑推理：

1、宪法也是法律;

2、宪法比普通法的法律效力更高;

3、所以，一切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是无效的。这两者相比较而言具有极其相似的特点。看来似乎我们对人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论证的理由是十分符合逻辑的。但是，笔者不禁要问：“难道动物就没有生存需要了吗”?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动物怎样行使自己权利呢”?那我还想问：“植物人、胎儿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吗?他们也需要由他人帮助自己才能够行使权利啊。难道动物就不能够有人帮助它行使权利吗?”。实际上，植物人正如范忠信教授所言：“植物人只是一堆会呼吸的静止的肉罢了”。看来，我们之所以规定人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原因还是看在他们是我们的同类的份上。但是，这样一来似乎又有范忠信教授所言的那种“物种歧视”嫌疑。

是否真的是“物种歧视”呢?笔者认为并非这样。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社会资源目前具有稀缺性和珍贵性，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生活资料还很不充足。所以，人们当然不希望动物享有继承权利了，不然他们会认为是“狗权”高于(大于)“人权”了。笔者认为，这还只是肤浅的、表面上的认识而以。实际上，笔者认为，我们此时不承认动物的继承权是因为我国《民法通则》、《继承法》等

相关法律中已经规定了对于无人继承的遗产收归国有(如果死亡者生前是集体组织成员的，就收归集体组织)。通过这种方式，社会资源就得到了再次分配，实现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矫正的正义”。至于为何这样做不会有“物种歧视”之嫌?笔者认为，关键问题是动物可以在一些场所得到看护，而且它们生存之需一般是有限的，它们无需占有主人遗留下来的大笔生活资源。否则，就会有资源浪费的问题。

所以，笔者认为决定法律关系主体的根据是生产力，进而表现为生产资料(生存资料或者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笔者认为这是唯一的能够站得住脚的。笔者发现，目前社会上的白领阶层(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收入颇丰)喜欢过单人生活，但同时为弥补不足而饲养宠物，并把这些宠物视为家庭成员之一，他们当然希望“家庭成员”(宠物)能够享有继承权利(即希望它们能够成为继承的法律关系主体)。这样，在他们遇到不测时，宠物也还能够在他们留下的资源的帮助下继续生存。

当然，正如笔者上述所言，法律关系主体取决于生产力，进而表现生产资料(生存资料或者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试想，当我们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资源十分丰富的时候，人们又希望自己所希望的宠物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时，我们的法律规定动物可以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又何妨?

三、人能够被抛弃吗?——人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吗?

正如李步云教授所言，“任何事物要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有价性，即对主体具有价值，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其二，法律性，即为法律所规定和调控[17]”。这也正同张文显教授对客体的评价是“有用之物、可用之物、自在之物[18]”。

那么人能否被抛弃呢?有人认为，当未成年人父母抛弃自己的儿女，而弃子(女)为他人所抚养时，亲生父母是否有权要回子女呢?他们认为，此时被抛弃的子女可与民法上的抛弃物同等处理。所以，此时的被抛弃子女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所以，亲生父母不得要求返还子女。

在这里，笔者对该观点是不敢苟同的。因为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历史发展中也是不符合的。

首先，在理论上，我们通说认为，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无所有权，而有的只是抚养、教育的职责。所以，我们不能以之与物权相比而处理。

其次，在历史发展中，我们不难考察到人类是从法律关系的客体中逐步地解放出来的。在奴隶社会大量的奴隶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实际上奴隶也是人)，他们可以被任意的买卖、打杀等。到了封建社会奴隶才得到解放，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虽然此时解放出来的奴隶的地位还很低下，但是，毕竟是一次革命性的解放。大家大概都清楚美国人主要是英国当时受迫害的新教徒，他们在当时的英国受到了不是人的待遇(可以说是把人当客体的待遇)。到了近现代，在德国纳粹执政时，德国纳粹制定了一些表面上并未把人视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法律，但实际上，却是把人当作法律关系客体的“恶法”。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日本在世界大战中的暴行。而这一切为世界上一些遭受到切肤之痛的国家所警惕，比如美国、德国等国家，他们在立法上关注人，防止不尊重人的立法。所以，把人规定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与历史想悖的，是与历史潮流所不吻合的。否则，就有可能够发生上面那些违背历史发展立法而出现的种种悲剧。

小结

人们总是在不断孜孜以求地探索自身，发现自我，实现自我。所以，笔者认为，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法律关系主体范围的逐渐扩大，某些特殊物成为法律关系主体在将来也是可能的。在这一点上，国际(公)法的主体的扩张现象也许可以为我们找到一条研究方向和思路吧!但是，历史向前滚动车轮决不会让人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