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023-02-07

一、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

我国目前没有一部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法, 对个人信息保护方式大致分为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两种。首先, 就间接保护来看。个人信息在没有专门法律保护的现状下, 其相关法律问题多被拆分到诸多法律规范中并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解决, 大多以保护人格和隐私的间接保护为主。例如, 我国宪法第38、39、40条分别对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规定了保护条款。其次, 就直接保护来看。针对实践中个人信息侵权问题日益突出这一现象, 国家先后明确以“个人信息”这一概念制定了一些法律保护措施。例如, 在《刑法修正案 ( 七) 》中增加了出售、非法提供、窃取个人信息罪, 这次立法首次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纳入到了刑法的保护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首次对我国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进行了界定, 通过列举的方式, 把“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址、私人活动”等作为隐私, 把这些私密信息之外相对来说开放的信息界定为个人信息, 同时对网络信息侵权行为的过错认定、管辖都进行了明确。

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

首先, 个人信息的范围界定模糊。我国至今仍然没有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统一立法, 目前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度也没对“个人信息”的范围进行明确, 其与个人隐私等相关概念如何区分等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其次, 现有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宪法概括性较高, 写入宪法规范的权利很难在实践中得到具体的落实; 行政法的规定分散而杂乱, 刑法保护的起点要求非常高, 民法保护的范围过于狭窄, 关于其责任规制等内容几乎找不到法律适用依据。

最后, 缺乏统一的法律保护体系。我国现存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中, 大多只涉及到信息权利遭受侵害后的事后救济, 在行政法和民法上没有相对应的立法, 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各个法律规定之间各自为政, 相互之间缺少呼应, 无法形成体系。

三、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对策研究

( 一) 国家主体层面, 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首先, 明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价值冲突主要体现在人格利益与信息自由之间, 就我国而言, 在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时, 法律的主要目应在于保护个人的人格利益不被侵害, 而不是侧重于强调其所体现的财产性利益。因此, 在对个人信息立法进行完善时, 应当将保护人格利益置于优先位置并统筹信息的自由流动, 在确保信息权利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兼顾经济效益的实现。其次, 明确“个人信息”的立法范围。就我国的法治传统与发展来看, 在个人信息立法之初宜推进原则性的立法, 以此为基础, 通过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机构, 在各专门领域以制定指南或者细则的方式, 对个人信息的范围给予进一步的解释和明确, 针对个人信息的不同性质及其面对的不同风险而分别对待。

( 二) 社会主体层面, 提升个人自我保护意识, 完善行业自律机制。首先, 提升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保护意识。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维护者, 调动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积极性, 不仅成本最小效果也最佳。因此必须要强化公民自身的信息保护意识, 以防患于未然。例如, 可以尝试在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法中, 设定一项信息主体对自己信息的妥善保管义务, 对随意泄露个人信息遭致权利损害的个人提供相关救济后, 根据具体情况对其施以相应的财产惩罚。同时, 行政机关要充分运用其职能, 在多种场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引导活动, 如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手段, 以简洁、直观、生动的语言方式告知侵害个人信息的法律后果。我国2014年11月24至30日启动了首届网络安全周, 以期通过此种方式对个人的信息安全与隐私保护进行深入、充分、广泛的宣传,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未来建议可以多开展此类活动。其次, 完善非公共部门的行业自律机制。在立法时明确行业自律的法律地位, 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理念和原则的引导下, 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 制定行业的相关保护细则、责任机制及奖惩标准, 并以法律为其救济底线, 以确保权利遭致侵害时寻求救济时有据可依。

摘要：信息化社会, 个人信息被更为广泛的收集、使用和处理, 给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也给信息主体带去了诸多不利影响。非法利用个人信息的现象不断发生, 不仅给公民权利造成了侵害, 也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许多国家都已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我国立法也做了许多工作, 但规定过于分散, 缺乏系统性和一定可操作性, 个人信息保护仍然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

关键词：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