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腐败问题哲学思考论文

2022-04-26

防治腐败问题哲学思考论文篇1：

高校财务腐败形成生态机理与惩防体系设计

高校财务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以权谋私、覆盖面广、隐藏性是其典型特征。因此，研究高校财务腐败问题，不能单纯地从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单一学科视角对高校财务腐败进行一般性研究，而是应把生态学纳入高校财务腐败研究视域，根据生态学综合、整体、系统、结构功能等分析方法，通过借用生态学语言体系全面破解高校财务腐败形成的生态机理。

一、高校财务腐败形成的生态机理

（一）社会宏观生态环境具体包括：

（1）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外复杂环境，我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追随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恢复战争的创伤，并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作为对历史的借鉴，严惩腐败行为，以刘青山，张子善为代表的贪官被处以极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证了政治清明。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以改革开放为标志，我国逐步进行渐进的社会转型，并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导向。但是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鼓励个人追求私利为目的的行为，在社会经济向市场机制转变的同时，原有的非市场的伦理和意识形态正在失效，新的适应市场体制的规范尚未形成，社会的行为失范，道德真空难以避免”（杨龙、王骚，2010）。目前在高校内部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财务管理机制和制度正在被打破或失去作用，而新的监督机制和财务管理制度在短时间内没有建立或完善，这一时间和空间的断层为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2）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我国有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当世界的滚滚车轮驶向工业社会，并相继完成两次工业革命进入现代社会时，我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在萌芽状态发展，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都没有成长起来。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取得较大成就，但是农业人口占全国较大比重的状况仍旧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我国还是农业国。人们的小农意识强烈，思想封闭，社会交往不多，经济往来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可以忽略不计，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社会风气相当纯朴。随着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人们的利益往来增多，个人自利行为大行其道，一些利益至上论，拜金主义现象逐渐增多，并有扩大的趋势。所有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和消极腐败现象也影响到曾是一片净土的高校。有的单位和个人受社会负面效应影响，诱发了拜金主义的思想，在经营创收活动中乘机为个人捞好处，从中滋生贪污、行贿等问题，导致财务腐败的产生。

(二)高校中观生态环境具体包括：

（1）高校财务管理制度。过去高校的经费来源是单一的财政拨款，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办学自主权的不断增加，目前高校的经费来自多渠道筹措，由于新的制度没有及时跟上，旧的管理制度无法全面监控学校的经费收支，于是财务管理方面也产生了不少易发腐败问题（王宣勤，2009）。现代管理最主要的特色是制度管理，高校财务管理应该依照法律，通过组织各种财经活动，处理各种财务关系，以实现学校办学为目标，在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工作中，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是管理工作的基础。完善的高校财务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是财务活动和资金安全、有序、有效运行的保证，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和财务风险的治本措施，是全面推进法治财务的重要保证（李美瑞，2007）。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相关的预算和决算必须严格执行，对各种经费的批准和报销的权力也应该掌握在不同的负责人手中，管理上也需要理顺关系。因此建立财务管理制度的任务十分繁重，而目前有关人、财、物的管理制度尚在完善，使得这方面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一些环节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此利益关系密切的人员觉得有机可乘，在一些环节弄虚作假，为自己或所在的小单位捞取不正当利益。

（2）监督与信息反馈制度。目前高校的财务管理很简单，监管很落后，存在不少监管死角，很多方面没有被纳入监管的视野；体制上的缺陷也成为各高校监督监察部门工作开展过程中的 “瓶颈” 。由于客观原因，学校财务部门对各单位资金管理工作的检查、指导和督促也显得不够。对于高校的财务部门以及相关人员来说也应该有相应的制约机制，更加重视信息的反馈，加强监督。一些高校由于专业财务管理人员的缺乏，监督机制严重不到位，财务、审计和纪检监察部门间工作联系缺乏，多部门共同治理和协同监控的作用尚未得以显现，作用还没有应有的发挥。没有达到凡事有人负责、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人监督的要求。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在这方面的作用没有引起重视，非常容易出现暗箱操作和违规行为的产生。而且，信息反馈的不畅通，纠错机制没有形成，如此以来，高校财务腐败现象不可避免。

（3）财务管理的执行机制。人们往往认为只要拥有良好而完善的制度就可以减少违规现象的发生，这是不全面的，制度的执行困难一直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大难题，现实中还存在制度陷阱，对权力的监督很难，只有制度切中要害，执行畅通才是良好的制度。一些高校的财务制度不可谓不完善，但是仍然会出现财务腐败，原因在于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制度成为摆设，外行领导内行、外行管理内行，人治高于法治。一般来讲，高校领导掌握院校人、财、物等方面的管理权力。由于缺乏有关约束机制，财务机构和人员容易产生明哲保身的思想，很难对其进行监督控制，导致高校经济责任制难以落实，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财务的机制得不到有效执行（狄旭，2010）。当前高校经济责任审计的力度不够、范围不广也是高校容易出财务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主体微观生态环境违纪违法行为在本质上主要是相关财务管理人员的思想变质和心理失衡，导致思想蜕化变质、心理失去平衡，理想信念丧失、法纪观念淡薄，私欲之心滋长、贪财之心膨胀，把金钱视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本来财务管理人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掌握法律法规，具备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责任感，同时努力学习专研业务，更新观念，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然而如前所述，在宏观社会环境影响下，一些财务管理人员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没有职业道德，为了一己私利或是一些其他的原因，钻制度的漏洞，为他人和自己捞取非法利益。

二、基于内部控制设计的高校财务腐败惩防体系设计

高校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环节，应该建立良好的财务管理制度。笔者基于内部控制理论，从事前、事中、事后的角度提出建立高校财务腐败惩防体系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财务管理预警机制。（1）加强领导干部和财务人员的思想教育，提高认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反腐败必须在教育上下功夫，解决主观因素犯错。高校要通过各项思想政治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认识到权力腐败的消极危害性，理解和认识反腐败的深远意义，做到思想上不滑坡，增强干部的自控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财务人员应该保持自己的职业操守，认真完成财务工作，及时进行财务汇报、统计。（2）建立健全财务管理法律制度。为了有效的解决高校财务腐败问题，就应该制定一部有效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包括校内财务管理制度实施细则及办法、领导干部任期审批制度、各系、各部门经费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经费审批制度、各项费用开支办法、工程招投标制度、集中采购制度、收入管理办法、校内创收管理办法、校内分配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等”。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有效开展财务管理工作，遏制财务腐败。（3）加强高校财务管理制度执行力。规范财务手续，加强费用管理，使资金管理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增强财务收支透明度，从源头上有效预防腐败现象发生。从近几年高校查出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看，大多涉及到人、财、物等关键部门，这与一些具体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弊端密切相关。所以高校必须在管理的各环节上查漏补缺，强化、完善责任制，使责任主体到位，形成管理工作中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避免纪检监察与主管部门之间相互勾结；同时，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建设，使制度安排健全、规范与科学，力图使制度建设成为腐败分子“无法为，不能为”的坚固堤防，减少腐败机会，抑制腐败发生率。

（二）注重财务管理过程控制。（1）增加财务信息透明度，定期清查财产。在纪检、监察部门内部，以“财务机构惩治和预防腐败专项检查”的名义进行立案，以年度或半年度对财务机构反腐败情况进行自查和抽查（史伟民，2008）。确定财产清查具体措施以及奖惩制度等，以便财产清查时有章可循，及时发现问题，查找原因。清查财产能够约束领导人对学校资金的挪用、私吞、截留。（2）制定内部审计制度，定期进行财务审计工作。对会计资料和档案进行定期审计，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财务活动中的错误和弊端，完善财务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高校审计部门应深入了解学校内部工作情况，结合学校实际从规划制定、经费投入、项目融资到招生就业、教学科研等具体方面的进行内部控制。（3）进行财务预算，严格财务审批。合理进行财务预算能够有效的控制收支，保障资金的正确使用。严格地对财务申报进行调查审批，注重财务的使用状况，杜绝财务腐败。从学校的整体管理框架来说，进行财务预算能对学校资金的使用起到规范作用。（4）加强财务管理监管机制。首先，明确监督对象。即监督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拥有财务审批权的领导，以及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其次，监督方式的多元化。一是强化专业监督部门的监督能力，发挥纪检部门的主导作用；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实行部门与部门，个人与个人只见到相互监督；三是发挥民主监督，公开财务信息，使群众、舆论对财务进行监督。

（三）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责任追究是指领导干部在管辖范围内发生了重大问题，虽然自己不是直接当事人，但因负有领导责任，就要受到追究。高校财务腐败是高校现今需要防范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为了惩罚当事人，告诫后人，高校应该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一是建立责任机制，就是明确责任对象，在高校中各个领导应该明确划分权责。在出现重大问题后，根据所划分的权责，对其责任进行评定。二是建立严谨的追究制度，就是事后进行惩罚。当个人和群体对学校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时，学校可以依照制度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可将其移交法律机关进行法律制裁。在这整个过程中，应当做到实事求是，有责必问，有过必究。

三、结论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着深度改革和巨大发展时期，对高校财务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多年来，我国高校财务腐败事件屡屡发生，其中原因，既有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有高校财务管理制度环境的不完善，更有财务管理人员个人私欲的极度膨胀。这对高校财务管理是一个严重的冲击，高校财务反腐工作刻不容缓，防范于未然的意识要时刻保持。因此，从事前、事中、事后的角度构建内部控制制度，完善高校财务腐败惩防体系对于治理高校财务腐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杨龙、王骚著：《政府经济学》，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王宜勤：《对高校近年易发、多发腐败问题的思考》，《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2期。

［3］李美端：《对高校财务监管问题的思考》，《经济师》2007年第10期。

［4］平光英、张拴刚：《高校腐败产生的原因及防治对策》，《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5］狄旭：《新时期加强高校财务监督的思考》，《当代经济》2010年第2期。

［6］陈修辉：《高校违纪违法行为的产生原因与防治对策》，《三明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

［7］宁华强：《内部控制理论在反腐败制度创新中的运用》，《学习月刊》2011年第1期。

［8］黄春萍、代利平：《高校内部控制问题与对策》，《财会通讯》2011年第8期。

［9］屈向宇：《加强高校财务监督的探讨》，《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10］史伟民：《关于构建高校财务机构腐败惩防体系的工作思路》，《科技创新导报》2008年第5期。

［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高校财务领域腐败惩防体系建设研究”（编号：11SKP02）、重庆文理学院校级科研立项项目“防范高校国有资产流失的治理模式探索”（编号：Y2010ZC3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西部新建本科院校融资风险防范研究”（编号：12YJC88009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编辑刘姗）

作者：田书芹鲁布碧孟柏林杨腾飞

防治腐败问题哲学思考论文篇2：

从学生评优看我国教育现象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明的昌盛发达孕育了我们源远流长的教育史,我们通过教育将思想传授给下一代,并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让我们获得世界的认可与尊重。因此,教育是一种民族灵魂的象征,它肩负着一个民族的梦想与希望。正因为教育的这个特殊地位,教育腐败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最可怕的,也是危害最大的腐败形式。而学生评优是我国教育制度中一个非常普及且十分重要的奖励制度。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设立有评优机制,也几乎所有人都亲身经历或参与过学生评优。值得一提的是,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事物却因为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而有了紧密的联系,这从目前学界与社会对取消“评优”的呼声很高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学生评优现象俨然已经发展成为当前教育腐败的一种隐性存在。本文期望通过对当前学生“评优”现象的分析与思考来探究我国教育腐败的根源。

一、我国学生评优的现状

教育腐败问题由来已久,但是学术界却一直对教育腐败没有明确的定义。2001年11月28日－29日,联合国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在巴黎召开了有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关于“教育伦理和教育腐败”的专题研讨会,研讨会将教育腐败定义为“系统地使用公共职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对教育升学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平等造成严重影响的行为”。[1]而经济学则认为腐败是经济人不合制度规则利用公众赋予的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活动。教育腐败就是指在教育领域中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违反制度规则谋取私利的行为。杨东平将“教育腐败”初步界定为:教育腐败系指教育机构违背教育宗旨和教育公平原则,破坏规则和法纪,利用权力和金钱与教育机会、学术资格进行交换,并从中牟取私利(包括个人和小集团、部门利益)的违法、违纪和犯罪行为。在广义上,也包括教师的学术腐败、学校乱收费等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学生评优是我国教育教学中的一个日常活动,伴随着每一学子的成长。中小学生”评优”项目繁多。[2]例如,“全国十佳中学生”、“评优”、“红花少年”、“优秀团员”、“优秀班干部”、“优秀班集体”等等,同一类别又分校级、市级、省级甚至于国家级。高校虽没有这么多“评优”项目却一般都设立有奖金金。学生“评优”就是在众多学生中选出各类优秀分子,然而当前我国学生“评优”制度却流于形式,不仅没有达到鼓励先进的目的,还滋生了不少腐败问题,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将评优与中高考录取挂钩,如出台规定获取省、市“三好学生”荣誉称号的中高考有加分,不少学生与家长就利用权力与关系帮助自己或自己的孩子不正当地获取评优荣誉而衍生教育腐败,举例来说,四川某县教委,在上报省级“三好学生”名单时,将本非省级三好生的县公安局长的孩子、县纪委副书记的孩子、县农行副行长的孩子顶替了几个真正的省级三好生。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在当今的高考招生中屡见不鲜。后者本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但是现今却发展成为一种招生黑幕。其次是学校之前为争取“三好学生”等评优名额而向上级教育部门或机构行贿以及上级教育部门的受贿。最后就是当前不少学生和家长为获取奖学金荣誉而直接或间接地向高校行政领导或行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小学与初中在我国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基本不存在入学问题,加之这时候的学生涉世未深,因此学生评优所引发的教育腐败多集中于高中与高校,而这也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人群。

二、传统文化与教育理念的偏差

在中国,受过教育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阶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士”阶层,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3]知识分子在人们眼里也大多是高风亮节,嫉恶如仇,他们总是站起来说真话,不屈服于权势,关心人民的苦难,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些诤诤铁骨的士族,我们的民族才能一直居安思危,我们的国家才没有走向灭亡。由此试想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了知识分子,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可是,就是这件看起来好似天方夜谭的事如今却在中国悄然上演,而且正在通过学生评优这个本意良好的教育奖励制度而发生,如前所述,其所引发的教育腐败问题虽是隐性的但是却很真实,它不断拷问着我国的教育制度,同时一点一点地蚕食着我国教育工作者最后的良心。以至于有人曾发出沉痛的诘问:“今日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这不是一个荒谬的问题,问题中有无奈,有愤怒,有警告,也许还有期待。它不断地鞭笞着所有还有良知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催动他们去探寻我国学生评优现象背后深藏其中的腐败根源。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家长也是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担负着学生在学校之外的教育的重任。

其实我们不奢求能够以一剂猛药就能根治中国的教育腐败,但是只要是病,我们就得先望闻问切,找准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在评优现象中中国人整体性伦理道德的滑坡无疑是一个重要病因,然而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深刻的道德危机,我觉得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出现了偏差。我们在实现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忽略了文化现代化的建设,而所谓文化现代化,就是现代化过程中文化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历程,即使遇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清初大兴文字狱这样残暴不仁的镇压,也都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的道德危机,究其原因,还在于历代先人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很好地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他们不论什么时候保持了一个国人应有的道德与价值观。而这种文化价值观恰恰是现今国人所缺失的,而我们所引为国家标准的四个现代化,表面上看似乎提到了科学技术现代化,总算跟文化沾了点边,其实不然,德国思想家韦伯曾对文化现代性的特征有过这样一番阐述,他认为其特征在于原先在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理性,被分离成三个自律的领域,它们是科学、道德和艺术。[4]由此可见文化现代化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只有科学技术这一个方面,而且每当我们去衡量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成果时,总是只用一些数字或者说是物质水平值来进行反映,而严重忽略了精神价值标准的建立与评判,正是这样一种畸形的发展导致了我们文化继承的脱节,道德的失守。教育腐败从某种程度上就是现代化发展失衡的产物。其实教育腐败原本只是腐败形式的一种,只因为发生这种腐败现象的人群特殊而让人感觉到不安,因为这些人本身受过教育,懂法明理,而且非常看重自己的名誉,本不应该成为腐败的俘虏,但现今经济高速发展,整个社会都在拼命地追逐利益最大化,中国的教育工作者面对这样一种浪潮,面对这样一种已经严重失衡的发展,他们放弃了自己应有或已有的价值观,正是这种对于传统的放弃导致了文化现代化的落后。因此,我们要加强国家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民的精神文明素质,而不应该再单纯地发展经济而忽视了文化价值观的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理解任何有关发展和现代化方面的问题,都必须关注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没有人文背景的发展,只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经济增长而已,文化才是人类进步与创造性的源泉。

中国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以恰当的关注度来实现文化价值观的转变与发展。[5]我们总是过分关注经济的发展,每天沉溺于那些跳动变化的数字,不论是专家还是普通民众,他们经常说的是经济,引用的论据通常都是一连串的数字,滔滔不绝的字眼里跳跃着百分点,大家都甚少谈及文化,都吝于匀出自己哪怕一点点的关注度。当然,教育腐败也不例外,大家也更多地是从经济层面去分析其原因,而很少从思想文化层面探究其根源。要知道,一个人首先是思想腐败,价值观腐败,然后才会有腐败的行为。而正是由于我们对文化思想的关注度不够,客观上造成了我们对这种文化腐蚀的敏感度不够。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国人虽然拥有防微杜渐的思想由来已久,但还是屡屡在这上面栽跟头,说明文化腐蚀在潜移默化中对人的影响的确威力惊人,经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将人套在其中,等到大梦方醒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收手。很多教育腐败的案例都是如此,开始都是小打小闹,吃个饭,顶多拿条烟,后来慢慢地就变成了红包,现金甚至是支票,小贪变成了大贪。有趣的是许多人在分析这个过程时,往往先说送礼的人越送越多,自己想要的也越来越多,喜欢先用数字说明一个人的腐化堕落,然后再说他的思想因为收受贿赂的增多而变得更加腐败。其实不然,我反倒觉得应该先是他的思想越来越腐化了,他才会要求的更多,因为以前的要求已经不能满足他现在所想的东西了。古时候孟子曾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由此可见,如果当一个人的价值观是坚定的,也就是说不会发生变化的时候,任何的诱惑与强权其实都是没有作用的,这就好像人生病,只有在你身体虚弱,机能发生变化的时候,病菌才能趁虚而入,而腐败同样如此,它就像一个病菌,稍不留意便会侵入你的大脑,腐蚀你的灵魂。我们千万不能小看这种变化,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可能引起人类社会的震动。蝴蝶效应中,一只蝴蝶只轻轻扇动一下翅膀,就能引起横跨太平洋的海啸,何况是人类。而对于教育工作者,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是培养国家的未来,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更是无比重要,因为他们要把这种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然后下一代再运用这种价值观建设自己的国家。所以如果身为教育工作者,自己都无法树立一个正确而且坚定的价值观,又怎么期待培养出好的人才,又怎么防治教育腐败？这就好像如果水的源头被污染了,下游又怎么可能会有好的水质,其结果必然是教“腐”而育“败”！

我们回到头再来看那些由学生评优所引发的教育腐败案,其实这些案子发生的并不新意与创意,无非就是以权谋私,掌权者通过滥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者利益集团谋得经济实惠。笔者更看重的是学生评优其实代表的是我国教育制度,是一种文化的象征,然而在这次金钱,权力与文化的角力中,文化惨败了,而且输得很彻底。其实学生评优的问题就好像中国教育腐败的一个缩影,中国教育现在就是处于这样一种金钱,权力与文化的旋涡之中,而且文化遭到了夹击,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情况,在于这三者之间没有形成互相掣肘。众所周知,西方的政治制度讲究三权分立,目的就在于权力的平衡与制约,同理,中国教育也应该让这三者之间形成某种平衡,而要形成这种平衡,首先要让文化强大起来,这就好像一个三足鼎,如果其中的一个支撑脚比其他两个短,这个鼎是无论如何也立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想立起中国教育这只鼎,就要建立并发展我们强大的文化,自上而下地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并且努力去维护它,不让它变质。我们永远不要低估文化的强大力量,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一个英国记者在日本采访,那时候二战刚结束,日本正处于战后重建之中。有一天,记者去一个乡村采访,那里的大人们正忙于搭建新的房屋,突然他听到不远处竟传来读书声,走近才发现孩子们都整齐地坐在一个破烂的屋子里读书学习,这位英国记者当即感叹:这是一个可怕的民族。而这个民族的可怕之处恰恰就在于他们对文化的一种坚定不移的追求,在于他们拥有正确而且坚定的文化价值观。反观中国,只是一个学生评优机制就已经衍生出如此多的腐败问题,更何况其他的文化教育制度。由此可见教育腐败势必造成文化的弱势,文化弱势了,社会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三、结语

我们不奢求达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境界,却可以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教育腐败这个问题也是由小及大,日积月累而成。因此,我们应该从问题的本质着眼,先把人的思想矫正了,这样才会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将整个社会的思想引向良性的文化价值观的发展轨道,教育腐败便会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难以立足。我们的学生评优风气也会变得干干净净。

参考文献:

[1]顾明远．关于评选““评优””的几点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2005（2）

[2]万作芳,吴予．学校”评优”标准的历史变迁——以福州启知学校为个案的社会学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3]陈振中．符号与互动:教学与课堂生活的社会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0,121

[4]（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33．

[5]张建成．批判的教育社会学研究[M]．台北:学富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47．

作者：王菁

防治腐败问题哲学思考论文篇3：

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摘要:腐败问题是困扰世界各国的普遍问题,也是当前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阻力和毒瘤。本论文立足我国现实政治社会情况,阐述了我国腐败情况的现状、腐败演变趋势和腐败现象的蔓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公平正义环境建设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分析了我国反腐败工作在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完善方面的不足,并提出了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净化党政干部队伍、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几方面建议。

关键词: 腐败制度建设民主政治腐败成本

Key word: Corrupt System construction Democracy Corrupt cost

作者简介:李晓鹏,茂名学院文法学院教师,助教;广东省茂名市官渡二路茂名学院官渡校区文法学院,525000。

腐败(corruption)是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困扰的问题,而在我国,现今阶段腐败问题是比较突出的。当前我国的腐败案件发生次数虽然较前些年有所减少,但呈现出腐败官员年轻化、基层政府腐败问题突出、腐败方式多样化、腐败行为隐蔽化等特点;同时在对官员的选任方面,“带病提拔”、“任人为私”、“买官卖官”的违法违纪行为也呈现出高层化、隐蔽化的特征。腐败现象的突出和行为的多样化,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和浪费,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权威,引发官员和群众之间的矛盾,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当前我国腐败问题发生的多样化,增强了我国防治惩治腐败现象、端正党纪国法的迫切性,对净化党政官员队伍、建立以切实维护和保障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人民权益的公共事物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重塑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权威、强化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一、腐败的定义和危害

对于“腐败”的定义是多样的,国内外学界关于“腐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不少学者将腐败定义为官员以非法的方式牟取私利的过程,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行”[1]也有部分学者指出腐败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社会风气的堕落,是一种社会整体现象[2]。但总体而言,普遍接受的共识是,“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运用手中的权力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式牟取个人私利的现象,即通常所说的“以权谋私”。西方经济学界也通常用“寻租”(Rent-seeking)来概括腐败,主要指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获得好处(租金)的现象。

何增科总结了腐败行为构成的要素和目前被我国归入消极腐败现象范畴行为的类型。腐败行为的构成要素主要有:第一,腐败行为的主体,主要是公职人员;第二,腐败行为的动机或目的,通常是追逐私人利益;第三,腐败行为的手段,通常是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第四,腐败行为的方式,通常是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第五,腐败行为的后果,通常是公共利益或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目前被我国归入消极腐败现象范畴行为的类型主要是:⑴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特别是其中的经济犯罪;⑵部门或行业性各种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⑶利用公款进行奢侈性消费和挥霍浪费的不正之风;⑷党员干部腐化堕落道德败坏行为等。[3]

政府官员作为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中,实际上是在代替作为最高主权者的人民行使公共权力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的,也就是说,民主社会中公民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像股份制企业中股东和企业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由此,由纳税人支付工资和福利的政府官员应该且必须为公众服务,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保障并增进公民基本权益。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和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一样,必须依照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受人民群众监督,对人民群众负责,将维护、实现和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职责和最高目标。而腐败恰恰是作为公共权力被委托人的政府官员违背人民意愿以公权谋私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权益,违背了“委托-代行”关系。因此,无论是在其他国家还是我国,腐败问题都是不可容忍的,必须严加惩处,严肃纪律、净化政府官员队伍以保证公共权力代行者不破坏权力委托关系从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二、当前我国腐败发生趋势

我国腐败问题基本上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当时经济领域逐步放开,民营经济开始发展,但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配给领域还是由国家掌控,这种部分的市场开放导致供需之间的不平衡,由此那些主管物资计划与分配的部门开始运用对生产资料的掌控和配给权力受贿以行方便或倒卖稀缺物品,尤其是在双轨制确立以后,“官商”、“官倒”大量出现,助长了这种“以权谋私”情况的出现;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腐败现象开始从部分政府部门的“以权谋私”向各类政府官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司法腐败等方向延伸[4]。何增科也指出在转型期我国腐败发展演变的诸多特征:⑴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群体腐败呈上升趋势;⑵腐败行为主体正在从基层向中层和高层领导干部蔓延;⑶腐败行为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散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就连被视为社会良知的守护神的新闻出版界和学术教育界也未能幸免;⑷就腐败行为动机来看,因公型腐败、徇私型腐败和逐利型腐败同时存在,其中逐利型腐败呈恶性发展的趋势,后者主要表现在不少腐败分子谋财谋权不折手段不计后果(有人甚至雇人杀害妨碍自己仕途的人),贪色图名达到丧失廉耻的地步,奢侈挥霍常常一掷千金几近变态疯狂的程度;⑸就腐败行为的制度性成因来看,传统型腐败、过渡型腐败和现代型腐败同时并存,其中以过渡型腐败为主,但在经济领域现代型腐败的发展势头不容忽视,佣金、回扣常常成为商业交往中公开的秘密;⑹就腐败交易双方利得情况来看,互惠型腐败有演变为勒索型腐败的内在趋势;⑺就腐败行为的后果来看,轻微腐败和一般腐败每天都在大量地发生,普通腐败犯罪增长势头不减,重大腐败犯罪或者说腐败大案要案呈现上升势头;⑻就公众对腐败的宽容程度来说,出现了“两头热中间冷”的局面。[5]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我国的腐败情况主要呈现了一下几种演变态势:“在形态上,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变,货币形态又向虚拟货币形态转变;在领域上,由消费资料领域向生产资料领域转变;在环节上,由商品流通环节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6]原来主要是通过收送礼物进行私下交易;其后发展到直接的现金交易和买官卖官、基建和采购等审批项目的行贿受贿,官商勾结,特权和特钱相结合的权钱交易;再其后就发展到腐败方式更加多样和隐秘,股票投资或股权赠送、商品房低价买卖或赠与、权钱与权色交易、包庇洗钱走私甚至主动索贿等,各行业各领域的腐败案件所呈现出来的腐败行为方式令人瞠目结舌。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的腐败发生呈现出以下趋势:第一,腐败官员年轻化,越来越多中青年官员涉入腐败案件,违反党纪国法公然收受贿赂以权谋私;第二,基层腐败现象增多,一些基层官员尤其是乡镇以下的基层官员,通过在工业征地、农用地的承包与开发、城中村改造、商品房建设的征地补偿等大量收取贿赂;第三,领导干部大案要案频发,近年来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省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纷纷涉入腐败违纪案件落马;第四、腐败方式多样化高智商化,从原先直接的权钱交易、权物交易演变到行贿方帮助官员进行投资、分配股份红利、洗钱,甚至送官员子女亲属出国考察或留学等;第五,经济问题与生活作风问题同时暴露,不少落马的党政官员不仅犯有经济问题严重,生活作风方面也堕落腐化,包二奶养情人比比皆是,同时二奶情人也推动了这些党政官员进一步堕落腐化、违法乱纪。

目前我国的腐败现象除了上述呈现的一些新趋势以外,传统的腐败方式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一些重点部门、关键领域依旧是腐败的重灾区,从而呈现出新旧多种形式的腐败行为并存的状况。另外,部分消极行政或行政不作为、玩忽职守现象的背后也隐藏着贪污腐化问题,某些具有审批权、监管权的职能部门收受贿赂后有意的不作为从而导致重大安全事故责任事故的发生,造成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也是现今我国的引发或伴生腐败的现象。目前我国尚处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行列[7],腐败现象还极大地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阻碍着公平正义的社会的建立。

三、防治腐败的对策设立

腐败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改革措施不完善、不同步造成了“变革阵痛”,从表现上说可分为思想道德和价值观的混乱与制度建设的不完善这两大方面。因而,防治腐败也必须从这两大方面入手。

⒈强化党风党纪建设,净化社会风气

作为执政党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党纪建设和反腐败力度不仅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也决定着生死存亡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同时中国共产党能否净化党风党纪,保持党的良好形象,也对社会整体风气起着示范带头作用。因此,强化党风党纪建设,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树立,对于防治和惩治腐败,增强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有着核心的作用。

强化党风党纪建设,首先要抓好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领导干部的自律性、自觉性。因为领导干部不仅是实际的最终决策者,也是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所以领导干部能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能不能塑造良好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素养,对于整个党政干部队伍的建设,起着带头作用和表率作用。其次要加强对全体党政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培养,在思想政治上铲除腐败产生的主观基础。最终以党政机关为先导,带领全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净化社会风气,为社会营造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氛围。

⒉推动政府廉洁自律机制建设和完善

政府作为具体政策的实施者,作为国家权力的实际掌控者,是防止和遏制腐败的直接对象。政府的行政权力往往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政府的特许权力常常与腐败现象相伴随,所以推动政府的廉洁自律机制的建设和完善,规范政府代行的公共权力的运行范围和方式,对于防治和惩治腐败有着关键的作用。单纯寄希望于党政官员干部在思想道德上廉洁自律是靠不住的,只能通过廉洁自律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加以规范和约束。

在当前,推动政府廉洁自律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主要是以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强化对政府的特许权、审批权、监管权的监督,杜绝“特权”吸引“特钱”、“特钱”收买“特权”现象的发生,约束最容易产生腐败的行政权力的合法运行;另一方面是健全“领导干部问责制度”、“公务员考核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任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建设,将官员和公务员的录用和考核纳入法制轨道,杜绝“带病提拔”、“买官卖官”、“尸位素餐”现象的发生,使公共权力的代行者真正对人民负责,让人民满意。

⒊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监督权力运行

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防治腐败蔓延的基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反复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8];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都反映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民主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但作为民主政治的本质的“公平公开参与”却是不变的,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公共权力在公开透明的状况下运作,所有公民都有权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对政策制定和施行的参与、对错误政策造成的损失进行追诉当中,由此可以有效对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行监管,遏制“公权私用”、“公权滥用”现象的发生,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方向应该是拓宽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渠道、创新公民监督公共权力运作的方式、提高公民监管公务人员的效率。同时应该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其他社会团体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和效力,并且加强和深化基层的直接民主和差额选举制度,保证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公职人员的选拔和任免、公共权力运转的监管和约束、公共财政的支取和使用等各个环节的有效参与,打造阳光管理,“防止决策失误、权力失控、行为失范,做到公开、公平、公正”[9],把公共权力运作和公共事务管理真正置于公民和社会的监督之下,还原公共权力的委托人和代行者的正确关系。

⒋加大惩处力度,提高腐败成本

所谓“腐败成本”,是指不正当的权力运用使权力使用人付出的代价,它可以划分为经济成本、政治成本和道德成本等方面[10]。腐败作为官员利用国家和公民赋予的公共权力以谋取私利的违法行为,必须要严加懲处,增大腐败成本;而长期以来我国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社会转型期制度建设不健全,政治的法律的盲区太多,造成腐败成本偏低。

如果从行为动机方面进行分析的话,“当公务员廉洁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时,他就具有廉洁的动机;当廉洁潜在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廉洁一生’。由于腐败行为并非都能被发现或被公正地裁决,且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腐败动机由此产生,并支配行为人实施腐败行为。”[11]由此,作为一种追偿性成本,腐败成本必须要大于腐败收益,否则就遏制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12]因此,在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方面,一方面必须加大惩处力度,从经济、政治、法律和道德等各方面增加公务人员腐败成本,使官员在制度上不能贪,在动机上不敢贪;另一方面应该提高公务人员廉洁收益,尤其是廉洁的政治收益和道德收益,大胆选拔任用和大力宣传表彰能够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公职人员,为党政干部队伍和全社会树立表范。

总体而言,腐败并非某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的挑战;腐败也不是单纯的政府或公职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而是社会整体道德失范、风气不良的综合影响。因此,反腐倡廉不仅要“治官”,也要“教民”;不仅要强化思想道德教育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培育,也要在完善廉洁自律机制建设,强化防治腐败制度创新,形成一种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局面,以党员干部带头、政治事务公开、社会群众参与、法律惩治强化的方式来予以惩处、纠正和预防,最终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田军:“构建规范机制提高腐败成本”,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号

[2]参见王传利:“公众腐败存在的证明”,载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8月号

[3] 参见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上篇)”,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

[4]参见周淑真、聂平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状况透视和反腐败战略思路的变迁”,载于《探索》,2009年第1期

[5]参见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上篇)”,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

[6]辛宇:“反腐败的沉思与启示”,载于《党政干部文摘》,2009年第1期

[7] 参见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研究(上篇)”,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1期

[8]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178页

[9]杨月江:“加强制度建设是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关键”,载于《理论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

[10]参见田军:“构建规范机制提高腐败成本”,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1月号

[11]黄茜、谢平贵:“关于加大‘腐败成本’的几点思考”,载于《理论与当代》,2004年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