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化

2024-05-02

功利化(通用11篇)

篇1:功利化

作文:适当包容功利化阅读

又是一年“世界读书日”,每每此时,媒体总会翻出一堆令人麻木疲惫的数据,即国民读者群体与阅读数量的“双低”隐忧。为培养公众的阅读兴趣,关于设立“国家读书节”的提议早有年日,另一个最为纠结的问题则是,对功利化阅读现象的大肆讨伐。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真正喜欢读书的人是不需要多此一举地再设什么节日的,他们与功利化阅读的距离也必定愈行愈远。但中国真正读书的人确实太少,许多人还没有养成经常性读书的习惯,离王蒙所说的“读几本难懂的书”更是相距甚遥。

带着过多的功利化去阅读,这确实不利于健康的阅读。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过于强调读者的脱俗,这并非现实所能。更何况,置身激烈竞争的时代,节奏快、时间紧、压力大等因素常常困扰着人们,焦虑现象无所不在。在此情况下,对于新阅读者而言,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做到平心静气,两耳不闻窗外事式地阅读。

再者,时代竞争越是激烈,社会上的功利化阅读便越不可或缺。因为竞争本身是对包括知识存量厚度的综合能力比拼,功利化阅读同样可以为读者提供知识营养,只不过这种知识营养的针对性很强,更偏重于技能。这也就是讲,功利化阅读是现实社会竞争倒逼下的必然现象,这种现实并不会随我们的主观意志所改变。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种良好阅读习惯的养成本身就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我们可以推崇阅读的最高境界,但过于苛责那些初涉阅读领域的`读者,这并不利于阅读氛围的培养。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即便是那些热爱阅读的人,也不乏一开始源自于功利化——在功利化的“循循善诱”下,他们的阅读面逐渐拓展阅读内容逐渐深入,最终才形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事实上,对于那些不常读书的群体,适当包容功利化阅读,有助于激励他们走近书本,进而在长期阅读中步步深入,最终向读书最高境界发起“冲锋”。

这并不是说功利化阅读优点多多,而是基于眼前的社会现实,在无法拒绝功利化现象远离我们生活的前提下,顺应时势,特别是鼓励那些功利化阅读者逐步走向深阅读,这远比一开始便将深阅读摆在新阅读群体面前容易得多。总之,只有先养成阅读的习惯,才有去功利化的资本。

(作者:禾刀)

篇2:功利化

【代表委员建言录】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下简称“双一流”建设),这一直是我比较关注的话题。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要有一流的教师队伍。然而,当前有的高校为了争取短时间内尽快跻身“双一流”建设前列,不惜花费大量教育事业经费,频繁以高额年薪、房补等形式重金“挖人”,让正常的人才流动变了味。这一现象可能会引发高校教师队伍的功利化倾向,进而对大学的学术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我认为,一流的教师队伍是在教学管理实践中、在教育改革发展中锻炼成长起来的。高校管理者应放弃功利、浮躁的心态,秉承勤恳、执着的精神,使师资建设真正成为一项有长远规划、有明确目标、有具体措施、有考核评估的系统工程。而广大教师也要牢固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以老一辈优秀知识分子为学习楷模,努力成为“四有教师”。(王琎采访整理)

篇3:职业规划切忌功利化

每年高考的前后, 最头疼的事情就是要回答亲戚朋友的咨询, 上什么大学好, 选择什么专业能有前途 (其中真正的含义是“钱”途) , 而笔者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得不到回答:孩子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呢?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 变革只在瞬息, 人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面临着更多的选择。然而, 能够选择的机会多, 留给人们的遗憾也就更多。

在这个功利化色彩越来越浓的社会中, 在职业生涯的选择上却要切忌功利的心态, 因为职业生涯成功不是以金钱为唯一的衡量标准, 甚至某种程度上金钱是实现职业生涯圆满的障碍, 当我们退休的时候职业生涯留有遗憾不可避免, 但去除功利化色彩的职业规划能够避免许多可以避免的遗憾。

首先, 在专业选择上, 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个人天赋和兴趣, 而非专业目前是否热门或者有“钱”途。

天赋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特质, 盖洛普公司所发展的优势理论恰如其分地证实了出类拔萃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天赋。而兴趣是人们后天的成长环境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在工作中找不到乐趣是大部分人转换工作的主要原因。

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天赋和兴趣要求, 也决定了每个员工的工作业绩, 运动员、艺术家需要天赋, 会计、审计、档案管理员也需要有天赋, 并且需要他们对自己的职业保持终身的乐趣, 只不过这两类人的天赋和兴趣要求完全不同。

其次, 起步职业的薪酬不是最重要的。当摆在你面前有两份工作, 一份工资待遇高, 但与自己的天赋和兴趣并不吻合, 另一份工资待遇低, 却是自己擅长和喜欢的, 大多数人的答案是:“我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但一旦面对现实, 大多数人真实的选择却是:“先接受待遇高的工作, 积累一定的财富后再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也不迟。”其实这是自欺欺人。低薪水本身就是对个人心态的一种考验, 许多人为了得到高薪的工作, 往往习惯性地模糊自己的追求和兴趣, 并且强迫自己和他人相信, 这就是最佳的选择。

再次, 选择好自己的发展环境, 不仅要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公司, 也要选择好“真正的老板”。

选择公司的时候, 并不是公司越大越好, 现在规模越大的公司, 分工越细, 对人才的要求就越低, 往往被画地为牢, 被局限在一个部门里面“终老病死”。而小公司往往需要多面手, 可以发挥自己多方面的才干。

另外, 还要选择好“真正的老板”, 公司的老板只有一个, 但是当公司老板不是你直接领导的时候, 你真正的老板是你的直接上级。大部分员工离职的原因不是公司不好, 不是公司的老板不好, 而是和自己的直接上级无法共事。

最后, 理性反思与积极调整。当在职场上打拼多年以后, 我们才能理解: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 而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所以我们面对职业规划要学会平衡现实和理想的天平, 要积极面对压力, 理性反思, 并不断调整自己的职业规划。

对于一个积极进取的人而言, 面对压力时可以自问, “如果没做成又如何?”这样的想法可以有效疏解压力, 并要求自己以较积极的态度面对压力, 告诉自己, 适度的压力能够帮助自我成长。

我们要主动管理自己的情绪, 注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留出休整的空间:与他人共享时光, 倾诉、阅读、冥想、听音乐、处理家务、参与体力劳动都是获得内心安宁的绝好方式, 选择适宜的运动, 锻炼忍耐力、灵敏度或体力……持之以恒地交替应用你喜爱的方式并建立理性的习惯, 逐渐体会它对你身心的裨益。

职业规划给我们带来的真正幸福是就是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要用一种平和、宽容的心去感悟工作, 享受工作, 而不是一味地抱怨, 就是为了目标去努力工作和奋斗, 不会因为自己的碌碌无为、无所事事而没有幸福感。

幸福的感觉在于我们拥有平和的心境, 与金钱无关, 只有自己的内心感到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就像每天在田间忙碌的农民, 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充足, 但因为他们的生活充实、心态平和, 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 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幸福。

篇4:功利化教改

在功利的驱使下,一些“专家” 不再潜心钻研学问,而是“满天飞”。他们到处兜售自己所谓的“新思想、新理论”。理论的贩卖让他们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理论的贩卖往往让他们掌握一个地区教改的话语权;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将获得更多的名和利。

在功利性的驱使下,一些学校极尽吹牛之能事。由于“专家”的包装与推介,由于自己“王婆式”的宣传,一些所谓的“名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学校的名声上去后,接下来是参观者、学习者的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学生源源不断。这些又给学校带来更大名气,更是财源滚滚不断来。学校成为“名校”后,更有名师不断出。天上飞、地上跑赚的“名至”又“实归”,更有可能带来的是个人政治上的利益。

篇5:功利化

当今的一些大学,当然也包括一些高职院校,过于功利,讲名利,讲金钱,讲物质,讲享受,讲娱乐,讲权力,讲关系。理想、精神、责任、奉献、气节、正义、学术在大学中不能说难觅踪影,但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功利化”不除,大学不仅将成为高智商的势利者的集聚地,而且还将是有知识的投机者的加工厂。

在对大学“功利化”群起而攻之的时候,人们却忽略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大学的“无目的化”。大学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培养人才的场所,有经过充分认证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怎么能说无目的呢?然而,当今的一些大学,是有表达极为繁复看似科学严谨的有关教育目的、培养目标的纸质材料,但这些纸质材料只是用来对付上级评估,永远可以不在教学活动上体现,也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目的达成的考核和鉴定。

这些大学,看似很忙碌,实际上是无目的的忙碌,就似马路上匆匆赶路的人群没有统一的目的地。大学老师要上很多的课,但大学老师只知道上课而不知道自己上的课要让学生得到什么;学生要听很多课,学生也只知道要去听课但不知道自己听了课要获得什么。课程如此,专业也如此,一个接受了专业教育的人应具备怎样的专业知识、技能、素养,专业负责人不知道,事实上也可以不知道。如此大学,是有目的的吗?!

这些大学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无目的的状态?这确实是大学的悲哀,但却是一些大学所希望看到的。无目的,即意味着无责任。只有权力而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此美差谁不向往?得到了谁愿放弃?

学生找不到工作,教师照样可以涨工资;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教师照样可以拿奖金;学生上课不听讲玩手机,教师照样可以晋升职称。为了让这种无责任承担的状况得以维持,这些大学的老师、官员怎会不热衷于做“去目的化”的.事?

从课程目的到专业目的到学校教育目的,只要稍加分析,人们就可以发现,所有的表述都显现出外交辞令的风格,尽管没错,却语焉不详、含糊不清。什么“好品质”,什么“高素质”,一概都是没有标准、无法考评的说了也白说的空话。无目的,导致大学没有责任落实机制,更没有责任追究机制。而没有了责任的落实和追究,大学也就是一盘散沙,效率、质量也就无从谈起了。

一些大学“无目的”的状况由来已久,而且还将继续存在下去。这种伤天害理的状况得以延续,是因为有的人以“反功利化为名行‘去目的化’之实”的表演实在是太完美了。

当人们批评大学生知识基础薄弱的时候,他们会说“大学教育为的是人的全面发展,道德品质才是最重要的”;当人们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提出质疑的时候,他们会以“精神素质是无法衡量的”来辩护;当人们对大学的教学质量表示怀疑的时候,他们总会理直气壮地以“立足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来反驳。在他们看来,只要有道德、精神、未来,其他的什么都可以不要。

一个人如果真有道德、精神、未来,那确实是无限美好的。问题是,他们自以为“有的东西”事实上纯粹就是子虚乌有!有人也许会认为,大学不是工厂,其目的不容易量化,不能因为不是量化的目的就说大学无目的。此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面对上课普遍不在状态的“群体性厌学”现象总不能说这是有“道德”的表现吧?当面对下课时学生们普遍远离所学专业、学校已差不多成为“超级网吧”的时候总不能说这是有“精神”的表现吧?当毕业生就业状况还不如农民工的时候总不能说这是“可持续发展”的表现吧?

大凡习惯于大学“无目的化”的人,并不是真的“无目的”。他们只是在要承担责任的时候,才真的是“无目的”,而在维护个人利益上是比谁都更“有目的”的。可以说,大学的“无目的化”是彻头彻尾变本加厉的“功利化”!为什么有那么多老师为了自己的课题、论文、晋升可以不讲人格?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校尽喜欢做升格之类的华而不实的事?这些人无非是通过“无目的化”以让自己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追求自己的“功利”。

可见,一些大学的“无目的化”,是变相的“功利化”,是更具隐蔽性更容易迷惑人的“功利化”,同样也是更可怕的“功利化”。而且,这些大学的“无目的化”,让常规的教学活动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休眠状态,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让上大学时的“活人”变成毕业时的“死人”。“功利化”,多多少少还能调动起人的一点积极性,让人还有点人样。更何况,脱离功利的纯粹的精神追求也是不存在的。因此,相比较而言,大学的“无目的化”比“功利化”更可怕。贾少华(作者系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篇6:功利化

2018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理性看待功利化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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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背景】

近日,各大高校学生已经陆续拿到这一学期的课程表,除了专业课,还可以根据兴趣爱好选修部分课程,但不难发现,当下大学生选课更偏向于选修与就业相关度高、易得高分的课,拓展、兴趣类课程听课人数寥寥。对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6%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大学生功利性选课情况普遍存在,好拿学分(61.8%)、实用性强(51.7%)、易得高分(46%)是大学生选课的主要依据。

【命题预测】

根据调查,超过七成的受访大学生认为功利性选课情况普遍存在,针对这一现象你怎么看? 【中公解读】针对所谓的功利化选课应该平静的审视,对其不必过于大惊小怪,也没必要一片倒的去反对和抨击,更不必因此就去苛责学生。还是要理性地看待,少些苛责,多些合适的引导才较为妥当。

一方面,我们不必过分苛责功利性选课,功利性选课可以说是校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下学生自主选择的结果,其本身也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说学生的选修偏向就业、拿高分的课就不好,也不能说选择基础性、扩展性课程的学生就好,毕竟这其中学生的目的、学生的兴趣程度、具体课程的质量和课程真正的用处都各有不同,所以,功利性选课便很难定性。此外,功利性选课选的是选修课,而在大学里,选修课一学期一般为两门或三门,其只占学生课程很少一部分,学生所学整体上还是以学校安排的基础学科和扩展学科为主。那在这种情况下,在选修课上适当偏向就业,追求好拿的学分和高分,又有何不可呢?既是对主体基础课程进行一个实用性的补充,又能让自己的成绩好看一些,倒是一举两得。反过来说,按一些人想的那样,希望学生在选修课上的选择也是偏向基础课程,那这样学生就不功利了?就能够提升素养和完善知识结构了?恐怕不见得,而且还可能脱离实际。

另一方面,功利性选课也确实存在问题,其本身得有个度,一旦越过甚至走入极端化,问题就来了。比如只为了成绩、学分,漠视课程本身,脱离兴趣和自身情况的考量等。这就得好好引导,规范这种极端化的功利性选课。

因此要想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学校的引导,学校要从规范自身的功利状态做起,矫正教育观和评价观,对学生的功利性选课有一个恰当的判断。还要去保证选修课的质量,提升选修课的吸引力,学分结构和课程进行更合理的设置,对学生形成更科学的评价体系,把校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提升素养的大环境给营造好。至于学生自身,要对功利性选课有所警惕,毕竟一时的放纵,换来可能是未来的隐忧,要权衡好,不可犯糊涂。

备注:以上材料来源于网络

原标题:对大学生功利性选课,少苛责多引导 来源;中国青年网 作者:王彬

篇7:功利化

一、引言

20世纪的行为功利主义者几乎完全承袭了早期功利主义思想家的观点,仍旧坚持应从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方面去去判定事物的对错以及做出相应的选择。即:“假设某人 X 需要在 A 和 B 两种不同的行为之间进行选择,如果 A 与 B 相比能产生更好的结果,那么 X 选择 A 就是正确的,选择 B 就是错误的[1]”。在行为功利主义者看来,道德规范等规则的遵守不是“普遍的、义务论式的”,在实际的行动过程中一种规范或规则只有能给人们带来最大化的利益才值得人们遵守,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违背道德规范。

不过,行为功利主义者在当代的功利主义阵营里却属于“少数派”,大多数当代功利主义者是规则功利主义者或二者的混合。在规则功利主义者看来,行为功利主义的弊端早就在早期的功利主义者那里暴露出其“不可克服的缺陷”,因而必须对其进行“扬弃”。那么,何谓规则功利主义者呢?对此,规则功利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布兰特持有如下定义:“一个规则功利主义者认为正确的行为是被道德规则所允许的,这种道德规则对行为者所处的社会来说是最优的[2]”。

以上说的是行动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的一般原则和观点,具体来说:行动功利主义内部还分为直接功利主义和间接功利主义,不过后者不是其典型形式,其是否属于行动功利主义还存在一定的疑问。而在规则功利主义们那里,也有“单一规则和多种规则”之分,以及“理想规则与实际规则”之分。

二、斯马特对“准则功利主义”的批判

首先来看以斯马特对规则功利主义的批判,他本人在其著作《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一书中拿出专门的章节来对行为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进行相应的比较,并对准则功利主义进行了相应的批判。首先,他认为规则功利主义的理论是一种“准则崇拜”。斯马特认为功利主义的核心原则就是要求利益最大化,而按照准则功利主义的要求,人们即使知道遵守某一规则不会给人们带来最大的利益,人们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对此,斯马特预设了规则功利主义者对此可能进行的回应,即:他们可能会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守这种规则最有益,或者说每个人都遵守规则总比没有人遵守规则好。对此,斯马特认为这两种回答都不恰当,因为其第一种回答很难证实,而第二种回答明显是假设了“一切人都这样做”和“一切人都不这样做”两个极端,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非常清楚很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有些人遵守这个规则,而有的人不会去遵守。那么,既然规则功利主义者给不出很好的解释,却依旧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不能打破这种普遍有益的规则,这不是“规则崇拜”是什么?

此外,斯马特还认为准则功利主义要想真正符合功利主义的内在要求,必须对其所倡导的原则做出相应的修正以融合于行动功利主义当中。而其在著作中提到:莱昂斯正好做的就是这样的.修正或尝试,他对莱昂斯论证的简述为:“假定一个在R规则规定之外的行动产生了最好的可能效果,这就证明应该修正R准则,使它能应付这种例外事件,由此便产生出一个新的准则公式,即‘除C情况之外按照R行动’[3]”。也就是说,不管行为功利主义对规则做出何种责难,规则功利主义者总可以做出相应的修改,而这种做出修正以后的“合理的准则功利主义”实际上只坚持了一个原则,即:“利益最大化”,这样一来其实际上就是行为功利主义了。

另外,在处理功利主义与正义的关系方面,其和规则功利主义者也有区别,他反对密尔和规则功利主义者所做的尝试,即:他们都试图证明功利主义本身与正义是相容的。对此,斯马特认为由于一个人身上很可能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态度,因此任何试图想找出或建立一种完全符合人类的天性和感情的道德体系或理论是完全不可能的。对此,他说道:“要找出一种投合我们全部态度的伦理学理论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伦理理论是功利主义的,它有时只好接受非正义[4]”。

三、结语

篇8:审判绩效功利化现象探析

关键词:审判绩效,功利化,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绩效观

一、我国审判绩效评估体系的运行状态

2008年初,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行) 》, 首次出台了全国法院统一参考适用的“案件质量评估指标体系”。2011年3月, 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出台《关于开展案件质量评估工作的指导意见》, 确立了人民法院案件质量评估公正、效率、效果共31项3级指标。

江苏省高级法院早在2003年底就出台了《关于建立全省法院质量效率统一指标体系和考评机制的实施意见 (试行) 》。2011年12月, 江苏省高级法院下发了《全省法院审判质量效率统一指标体系》和《全省法院审判绩效考核综合办法 (试行) 》 (以下简称审判绩效评估体系) 并向全省推行了其配套软件, 调整确立了19项基础指标18项分析指标, 成为考核法院和法官工作业绩的基本依据。

审判绩效评估体系设立目的, 是要遵循审判规律, 设计若干反映审判公正、效率和效果的评估指标, 从而规范、导向、激励、监督审判工作。审判绩效评估体系运行以来, 各级法院高度重视, 积极实践, 深入推进了司法规范化, 促进了案件审判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但是, 审判绩效评估体系的推行运用也使一些法院产生了功利化倾向, 片面追求调解撤诉率、结案率、执结率等指标值, 强推拔高审判绩效指标, 甚至运用种种潜规则在统计数字上“玩”技巧, 不如实填报基础数据, 导致数据失真, 最终导致考核失去意义, 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 背离了司法规律和审判绩效体系设计的初衷。

二、造成审判绩效功利化之原因

(一) 荣誉和利益的原始驱动

审判是法官的职责所在, 但也是其谋生的手段和自我实现的方式, 必然包含着法官个人的利益和荣誉。造成审判绩效指标功利化现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在审判绩效评估中排序靠前的法院和法官, 可以获得相应的荣誉, 以及荣誉带来的利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公正和效率本是法官和当事人一致追求的目标, 法官的利己行为同时也能促进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但在审判绩效指标的考核下, 法官和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在案件程序的精细度、公开性、参与性和对抗性等问题方面可能存在冲突, 而根据“理性经济人”理论, 假定人都是利己的, 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 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 这就不能排除法官趋利避害的可能性。

(二) 审判绩效体系的设置不足

现有的审判绩效体系在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的权重设置上不够科学, 过于重视审判效率, 忽视了法官人性和案件的复杂性, 试图以简单机械的数据来考核法院、法官的业绩, 这是绩效指标的功利化最为关键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在审判绩效运作过程中, 法官的审判权被有意无意地弱化, 审判绩效指标成了法官的“紧箍咒”和额外负担, 甚至引起许多法官反感和厌恶。如以结收案比、案件平均审理天数、法定正常审限内结案率、四项案件未结案率、超审限未结案率、18个月以上未结案数等多项时间数据指标来评价法官的办案效率, 促使一些法官不得不设法“提速”, 缩短案件审理周期, 势必减少法官思考案件的时间, 最终影响到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性。

(三) 审判绩效体系运行的监督效果不力

首先, 没有建立起保障源头数据录入真实可靠性的完备监督机制。法综表是审判绩效考核的基础信息, 包括了案件从立案到结案的各项内容, 作为源头信息至关重要, 必须准确、详尽, 但法综表的填写完全依赖案件承办人或书记员的自觉性, 随意性较大, 统计员对漏录、错录、投机取巧随意更改数据情况很难发现错误, 就是有错误, 统计员很难有力量去指正。其次, 案件绩效评查机构的权威性难以确立, 审判管理办公室作为法院自身的内部监督, 他们即使发现了案件源头数据录入上的问题也很难有效纠正。

三、审判绩效体系运行中的功利主义之危害

(一) 导致不公平竞争

首先, 功利主义现象掩盖了审判工作的真实情况, 使某些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低下, 但擅长数据投机的法院或法官在评估指数的排名序列中脱颖而出。

其次, 个案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以及司法价值的多元性和难以测度性, 使得简单的考核指标往往不能准确反应司法的应然逻辑。法官对于简单案件的各项绩效指标, 轻轻松松就拿到绩效高分, 而对复杂案件法官所要付出的精力比简单案件多得多, 绩效指标却比简单案件得分低, 案件绩效得分高低并不能准确反映法官的办案水平。不区分案件法律关系、背景因素和难易程度, 纯以案件绩效考评得分的高低来对法院进行考评或是对法官进行考评是不公平的。

(二) 损害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司法应然价值目标体系中的基本价值或第一价值, 在法律价值体系中处于元价值的地位, 其他价值在司法权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位阶关系最终是以公正价值作为衡量标准的。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实体公正即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程序公正包括司法者的中立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参与性、程序的公开性等。一些法官为了追求审判绩效指标, 随意滥用程序, 与诉讼法打“擦边球”, 突破程序、滥用程序所赋予的权利、规避程序所要求的义务, 随意减少法定程序的适用, 使得程序以一种不良的状态低效随意运行, 侵害了程序正义, 并最终损害了实体正义。

(三) 损害司法效率

对于司法权来说, 效率是公平、公正、正义至高价值下的低位价值, 但公正必须以效率为补充。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永恒主题, 效率则是司法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经济价值。审判绩效实践运作过程中, 扩大了程序设计的劣势, 增加了诉讼成本, 严重影响了司法效率, 如案件久调不决, 年底人为阻滞收案等不正常现象的出现, 造成了社会负面评价, 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对司法的信心。

四、避免产生审判绩效功利主义的几点建议

(一) 坚持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有机统一

公正和效率, 是法律永恒追求的基本价值, 是构建科学的案件绩效体系的理论和价值基础, 无论是该体系的设置者还是执行者, 都应当保障司法公正、效率内在价值实现的衡平。司法的灵魂在于它的公正性, 司法失去公正, 也就丧失了生命力, 但公正离不开效率, 效率低下, 公正就无从谈起。审判效率与司法公正是有机统一的, 只有依法高效地审判案件, 才能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 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 如果案件久拖不决, 审理限期长, 必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继续受到侵害, 就谈不上公正, 即使最终做出了正确的裁判, 也延长了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的时间, 不能很好地体现司法公正。

(二) 完善审判绩效体系的设置

首先, 审判绩效体系的设置要尽可能地体现审判质量、审判效率、审判效果三个方面的统一, 建立起客观公正为目的、审判质量效率为中心、审判工作规律为依据、科学指标为导向、考核机制为动力的综合评估考核体系。其次, 要创设以人为本的审判绩效评价体系, 指标的设置要以法官为中心, 尽可能地符合法院工作和审判规律, 将制度规范内化为法官的自主行为, 从而最终实现制度与行动者的协调统一。再次, 应当适当减少甚至废除机械性的量化指标, 每项审判绩效指标的设定与评价, 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限度, 并非越高 (或越低) 就一定越好, 否则会“物极必反”, 使绩效评价偏移正确的方向。值得肯定的的是, 江苏省高级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意识到一些审判绩效数据指标设置的不合理性, 已逐渐取消了一些不合理指标。

(三) 树立正确的司法绩效观

在观念上树立对绩效考核体系在科学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的认识, 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 正确理性地看待绩效指标, 确保源头数据的真实有效。要通过绩效评估体系综合反映的质量、数量、效率、效果等, 彰显公正与高效, 形成激励机制, 正确引导法官多办案、办好案, 引导下级法院恪尽职守、依法办案。同时, 要善于分析考核数据, 认真挖掘影响考核指标数据的成因, 提出有效对策, 加强规范管理, 促进人民法院整体水平的提高。

篇9:莫将分数功利化

近年来,“虎妈狼爸”层出不穷,因其用严厉的教育方式将子女“打”进名校而出名,并赢得人们的争相热捧。在这种大趋势下,我只想问一句——这样做真的对吗?先不论这种“高压”教育对孩子幼小的心灵会造成何种影响,从社会进程上来看,现在早已不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对读书不好的学生岂能一棒子打死?

莫将分数功利化,分数虽重要,但也不是唯一,其他方面的能力也尤为重要。十年前的神童退学事件留下的一地鸡毛仍历历在目,从小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换来了什么?换来的只是因生活无法自理而被中科院退学的通知,这样的分数至上,这样的本末倒置,是不是可以停止了呢?!

其实,不少家长都明白,一百分和九十八分并没有多大差距,他们只是忍不下这攀比之心,更何况分数不是一切,你又能肯定地说考满分的孩子一定比别的孩子能力强吗?既然不能肯定,那为什么要将孩子们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多得的那一两分上呢?为何不将这时间花在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上呢?社会需要的并不是“高分低能的书呆子”,而是全面发展的综合人才。

达尔文小时候成绩并不出众,而且还喜欢在课余时间观察小动物和昆虫,若将他放在现在,恐怕不少人都会认为他“不务正业”,但正是这份“不务正业”才结束了“神学”数千年的统治,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进化论”。是的,无法否认,我们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但绝对不是只有“学习”。

内地首富马云也并不是名校毕业生,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电子商务界呼风唤雨。由此可见,学习成绩并不能代表一切。

是的,无法否认,一个优秀的成绩或多或少会对你的未来有所助益,但为了这个苍白的理由而牺牲孩子的童年、扼杀他们的梦想未免太残忍了一些。

一百分也好,九十多分也罢,甚至刚及格也无妨,莫将分数功利化,因为分数不能代表一切。

(编辑:于智博)

篇10: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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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的发展 功利主义的主要概念 功利主义的派别 功利主义的应用 边沁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思维,就是在思考任何事情的时候,本能的首先第一念头反映就是“这事能给我本人带来什么好处?” 人类受制于苦与乐的统治,只有这两个主宰才能给我们指出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这两个主宰是人的本性,因而人类的基本规律主要是“避苦求乐”,即功利主义原则。(边沁的观点)

功利主义概述

功利主义,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主要哲学家有约翰·史都华·米尔(John Stuart Mill)、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

功利主义的发展

早在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功利主义思想雏型的出现。西元前5世纪的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中国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随者的伦理学中都存在着如何促使最大快乐的思维,他们是古人中的功利主义先驱。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Richard Cumberland)、法兰西斯·哈奇森与休姆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以及休姆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功利原则。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其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19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认为功利主义来自对“常识”的道德系统的反省。他论证多数的常识道德被要求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他也认为功利主义能解决常识学说的模糊和前后矛盾而产生的困难和困惑之处。在20世纪功利主义虽然经过摩尔(G.E.Moore)的批判,但英美哲学家与英国自然科学家兼伦理学家图尔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牛津大学的诺埃尔·史密斯(Patrick Nowell-Smith)、厄姆森(J.O.Urmson)、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罗尔斯以及澳大利亚的斯马特(J.J.C.Smart)等人仍为功利主义辩护。功利主义的主要概念

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米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功利主义的派别

功利主义根据应用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情境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

普遍功利主义(general-Utilitarianism)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

有人认为,普遍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本质上都属于情境功利主义的一种。功利主义的应用

功利主义的影响甚为广泛。它在法律、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更有特别显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惩罚方面,功利主义反对“一报还一报”的“报应”理论。功利主义者认为惩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改造罪犯或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破坏,从而避免发生更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使其他人因惧怕受到惩罚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学上,功利主义者赞成将民主作为使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过也有人因为强调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义、甚至独裁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认为最大的幸福是来自社会的根本变革,从而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如威廉·戈德温。在经济学上,所谓边际效用分析学派如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则是从边沁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所谓“福利经济学”是以“比较爱好”代替“比较效用”,也表现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经济政策上,早期的功利主义者倾向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涉。后期的功利主义者由于对私人企业的社会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来纠正私人企业的弊病。在当代的讨论中,人们对伦理学语言的分析,以及对边沁的“快乐计算”均已失去兴趣;功利主义出现了种种修正的和复杂的形式。边沁的功利主义

强烈,持久,不可避免,飘忽,充实,崇高—— 苦、乐皆具此特征,人生本该寻快乐,众人都应乐中生,避苦就乐乃真性,如苦必降但愿少而轻。

上面是边沁功利主义思想的综括。

功利主义是指以超阶级的功利作为人们行为标准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J.边沁创立,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曾产生过很大影响。出发点和前提。边沁之前,A.斯密在启蒙学派的“自然秩序”和“理性观念”的基础上,把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认为个人追求一己利益,便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利益。边沁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1789)一书中进一步阐明功利原理,并把它应用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之中,并以此作为判断一切行为和立法措施的准则。

边沁的功利原理有两个出发点和前提:①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②自利选择原理。关于功利原理,边沁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抑或减少幸福的倾向。不仅私人行为受这一原理支配,政府的一切措施也要据此行事。按照边沁的看法,社会是由各个人构成的团体,其中每个人可以看作是组成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全体的幸福是由组成此社会的个人的幸福的总和。社会的幸福是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的。如果增加社会的利益即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倾向比减少的倾向大,这就适合于功利原理。边沁把功利原理应用于经济学,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恰当与否以功利原理作为权衡标准。

所谓自利选择原理,按边沁的说法是: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每个人自己知道最清楚,所以什么是幸福也是各个人所知道的。各个人在原则上是他自身幸福的最好判断者。同时,各个人追求一己的最大幸福,是具有理性的一切人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利的选择占着支配地位。当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凡是对自己的最大幸福能有最高的贡献,不管对自己以外的全体幸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会全力追求,这是人性的一种必然倾向。自由放任主义

边沁以所谓功利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为依据,在经济方面鼓吹自由放任主义。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应以个人的活动自由为原则,国家应为之事,只限于保护个人活动的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除此之外,不应作任何干涉。按照边沁的解释,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生产上将会得到最大量,分配上将越趋于平等,从而使幸福也达到最大量。如果安全与平等不能两立,就必须放弃平等,而维护私有财产的安全。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深深影响当时和以后英国及欧洲大陆上许多经济学家如J.B.萨伊、D.李嘉图、J.密尔、J.S.密尔、A.L.C.德斯蒂·德·特拉西(1754~1836)、W.S.杰文斯、A.C.庇古等。J.S.密尔从小受到边沁功利主义的熏陶,始终坚信“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规则和标准,并且是人生的目的。但在他生活的年代,阶级矛盾比边沁时代尖锐化了,他同情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因而对功利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认为人生的目的应脱出图谋一己幸福的范围,而去关心他人的幸福和人类状况的改善,也就是从 “自利”转变为“自己牺牲”。他晚年写的《功利主义》(1861)认为人类有为别人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最大福利的能力,如果是不能增加幸福总量、或没有增加幸福总量的倾向的牺牲,不过是白费。他强调功利主义在行为上的标准的幸福,并非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与此有关系的一切人的幸福。当你待人就象你期待他人待你一样和爱你的邻人就象爱你自己一样,那么,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就达到理想完成的地步。他幻想通过某些改良主义措施,来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中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仍以边沁功利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英国边际效用学派代表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来购买快乐,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要求对快乐和痛苦进行计算,因而把经济学叫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

篇11:浅谈功利主义

范冬妮

20110061

哪一个会更痛苦呢?是现在去看牙医,知道牙齿完全补好,还是牙痛之后拔牙,以及随后没牙的烦恼?

哪一个带给我更多快乐呢?是一本十分好看的书,还是去参加一场自己毫无兴趣的聚会,但是有非常好吃的零食?

有时候,在一种情况下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又相互矛盾的事情,但两者似乎都是对的,有时候,做一个选择是那么困难以至于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我们犹豫不决的根本原因不是诱惑或怀疑主义,而是事件本身真正的道德困境。处理这些困难的事件,并且给行动制定规则以便告诉人们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我想要归于功利主义。

或者让我们来看一个更让你难以抉择的问题:一列火车正从远处驶来,你身边是可以改变轨道的手柄,在火车的正常轨道上有五个正在玩耍的孩子,另一条上只有一个孩子,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十分危险的情况,而火车已经来不及刹车,这个时候,你又会怎么选择?

“我相信,人们平时对功利主义的理解存在着许多偏差,那是阻碍它为人接受的主要障碍:假如能够消除误解,哪怕仅仅是比较粗浅的误解,问题就会大大得到简化,它的一大部分难题也会被消除。”穆勒在他的《功利主义》中如是说道,的确,我想在我读这本书之前也只是从报纸或人们口中接触到这个名词,而它多数是贬义的,倘若没有查阅资料,我一定会把这样的概念带入坟墓,即功利主义就是忽视人性,忽视道德,忽视社会制度从而得到更多的私人利益。这是令人惊讶的自私,而且还得到那么多名家的支持。

尽管我本人对功利主义还是有所保留,但是我不得不说,就穆勒或边沁所述的功利主义的概念实际上恰恰是一种“伟大”的观念。与世人狭隘的定义不同,它指的是我们应该始终努力去使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尽可能多的幸福。由于这个缘故,它有时又被称为“最大幸福原则”。让我将它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时唯一好的理由就是增加人类经验中快乐的总量,或者至少减少痛苦的总量。衡量一件事时的原则是:它是促进幸福还是抵制幸福。

这么看来,功利主义告诉了我们如何去做困难抉择,我们能将一个不可能的道德困境转换成一个加减法的问题。想象一下我们生活在一个很久以前的农业社会中,那是还没有发明几何学,每年,当河中的洪水消退之后,为了春耕,就很有必要重新划分土地,这些小块土地必须是三角形的。在划分过程中谁的土地更大,谁收到了轻视,使得争端不断,有智慧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大量的祷告和冥想,也没有人真正地满意最高祭司的裁决。忽然某人发现了这个简单的几何学定理——一个三角形面积等于底边乘上高的一半。现在想想它会意味着什么。所有那些道德的和宗教的争论会在一瞬间化解成一个计算的过程。测量员只需要测量计算出各块土地面积,这样每户家庭都能得到同等的面积。边沁希望他的“最大幸福原则”对于现代的法官和律师们能发挥同样的作用。他认为,各位理性的立法者,运用功利主义的原则,就能制定出促进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法案,而非一头扎进他们的法律书堆里到处搜挖先例,他们可以走出去并搜集一些事实来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一个想要离家自立的青年人需要在留在家里或是离家自立之间做出选择,他把任何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家里所经验到的所有快乐与痛苦相加,并将每一个离家自立的快乐与痛苦之和相比较,然后他就能够选择正面总和最高的可选择项。离开家,他将获得高度快乐,而他的父母也承受的了,即中度痛苦;留在家,他将忍受高度的痛苦和父母中度的快乐,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离家自立的决定。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曾经或将来会提出很多反对意见,但是我们应该正视功利主义的力量。一,功利主义假设每个人都想获得幸福。二,功利主义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术语来解释幸福。它说幸福就是快乐,不幸福就是痛苦,而快乐越多或痛苦越少就越好。

让我们来审视一下我也很赞同的反对意见。如果总量的幸福是世上所有人经验到的快乐总和减去他们所遭受的全部痛苦,那么一个由10亿个具有些微幸福的人组成的世界,在道德上就会好过一个由100万个具有极度幸福的人组成的世界。关键在于:如果非常幸福的人仅仅比轻微幸福的人幸福500倍,那么第一个世界中10亿倍的小幸福,在总量上将大于第二个世界中100万倍的巨大幸福。而这是错误的。因此边沁的真正意思也许是使得已经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所经验到的平均幸福最大化。那么一个由100万个非常幸福的人组成的世界显然比另外一个世界更有意义,因为其幸福的层次——平均幸福更高。但是问题是假使我们能够使一些人非常快乐,但其实是通过使另外一些人痛苦来达到(奴隶制就是这样一种社会体系),这样的社会会是最佳的选择吗?如果不是,究竟怎么样才能保证让所有利益相关人获得最大幸福呢?事实上,似乎根本不存在这样完美的社会制度。

有时候生活给我们提供一种可以让所有人感到高兴的选择,但更经常地是,我们所做的会使一些人更高兴,而其他人更不悦。如果我们能同时使自己和其他人幸福,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边沁来告诉我们去做什么了,但是功利主义就应当给我们一个方法来处理好这样的事情,在其中,一个人的快乐必须与另一个人的痛苦想权衡。这就又冒出了一个难题,究竟怎么去衡量幸福与痛苦的程度?并没有什么标杆或尺子来量出具体的数目,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感觉或是常识,经验来判断,而人和人毕竟不同,得出来的结果也不相同,又怎么能要求法律把所有人一一照顾到呢?所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听起来有道理,但在实践中它并没有成功地发展出一条规则来为我们解决任何难题。

其次,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如果折磨所产生的幸福,在总量上比向我们开放的任何其他选择都要大,那这就是件绝对正确的事。假设我们制作一期电视节目“整人秀”,其中的受害者是真正受到折磨,受害者都是从大街上随便抓来的路人,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如果有足够的观众热血沸腾地观看这个节目,那么他们的快乐一定超过受害者的痛苦,那么我们就认为,上演整人秀不仅是正当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必须的。你认同吗?

这个提议错在哪里呢?真正让人感到这是不道德的原因在于,社会没有权利来使一个男人或女人仅仅为了其他人的娱乐而体会痛苦。所以通过加减快乐和痛苦的总量来找出该做什么是错误的方法,如果那些观看节目的施虐狂们必须承受失去这心爱节目的痛苦,那么对他们而言这是最糟糕的事了。这让我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故事讲述的事A城的公主十分美丽,B城的国王想娶她,可是公主已经有了心上人,不愿意出嫁,于是B国王出兵征战,由于实力悬殊,A城很快就濒临破城,此时B国王提出,如果送公主出来他就可以收兵回城。此时应该作何选择?如果通过功利主义的加减法来计算,显然A公主出嫁是最优选择,可是为了城市,而剥夺一个人自由的权利,这是对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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