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真理伦理论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履行好党的主流媒体职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理论指南、行动纲领和精神动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体会，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一是鲜明的政治逻辑。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伦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真理伦理论文 篇1：

自我革命精神的哲学省思

【摘要】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经历了百年历程的伟大政党，在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逐渐形成了自我革命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气象的背后蕴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秘密。鉴于中国共产党取得非凡成就是其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省思，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内涵和本质。这既是一个认识逻辑，又是一个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意蕴和价值，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丰富和完善。为了在未来实现对内发展和对外建立人类共同体的双重需要，中国共产党仍须不断保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并将此精神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结合起来。从上述目标出发，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才会得到发扬，并彰显其伟力。

【关键词】百年大党  自我革命精神  认识论  实践论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3.007

如同一个生命体为了获得持续而又强大的生命力必须要不断进行“免疫革命”、从根本上抵御并逆转自身疾病一样，我们党之所以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革命与经济发展奇迹，正是其作为一个百年大党一刻也不停地坚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而取得政党“自我免疫革命”胜利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自我革命的“心路历程”或“精神历程”进行哲学省思，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适逢其时。正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跨入新的百年征程之时，我们能够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重新审视或省察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遗产，这无疑具有重大历史哲学和党建哲学（政治哲学）意义。

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气象检视与回望

熟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人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是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其间经历过无数次自我革命的锤炼和洗礼。一个成熟的政党，不但须有自我革命的意识和精神，还须有一种百折不挠、胸怀天下的勇气和气度。这是一种崇高精神的力量，也是一种“浩然正气”的聚集。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不管碰见什么艰难险阻和复杂多变的局面，都能从容面对和应付自如。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着集体意识和哲学意蕴。从192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所有的灿烂和辉煌，追根溯源，无一不显现出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让我们对党的事业及其自我革命精神气象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的敬意。应该说，对党的自我革命的集体意识和认识是一点一点逐渐清晰起来的，特别是对其精神内涵、内容特征和价值评价的归纳及认识，更是近年来才得到全党集体认同的。2019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题为《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的讲话，指出：“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要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上下功夫。[1]这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党的自我革命的精神内涵提供了认识论哲学方法的正确指导。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看，上面提到的“四个自我”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和思想光芒[2]，对其进行哲学省察无疑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國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社会发展规律和精神气质。关于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质，我们可以引述一段曾经影响过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3]早期思想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话来加以理解：“理性之所以成为精神，在于‘知道自己是全部实在性’这一自身确定性已经提升为真理，理性意识到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4]在黑格尔看来，所谓精神应该是带有自身伦理实体和现实承载性及活生生真理性（启蒙性）的事物本质。中国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也在《传习录》中说过：“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5]也就是说，黑格尔充满唯物辩证法思想的“自我意识”“精神”概念和王阳明的知行省察哲学思想，都对我们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有一定启发意义。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独特的精神品格、优势和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文简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坚持自我革命”文本部分开宗明义地写道：“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6]将这一总体性表述写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表明了党中央重要的历史认识态度。自我革命及其精神之所以成为我们党的显著标志和强大支撑，是因为这是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既不是拍脑袋空想出来的，也不是臆造出来的，而是由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不断检验和证明了的客观事实。因而，它是值得我们加倍珍惜的制胜法宝和利器，其精神品格、政党比较优势和显示出的行动力量，无论怎样评论和估计都不算过分。要知道，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也是需要哲学思维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7]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或思想只有符合客观实际，并且在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才能证明其是真理和有价值的社会革命理论。勇于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之一，是已经熔铸在党的血脉里的政治基因，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我革命的同时，一刻也不停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思想指导，并一次次地靠自己解决包括自身在内的实际问题，最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8]

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分析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正如人类的认识和实践、知与行的关系不能截然分开一样。诚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经典表述一向为人所称道。这一表述的精神实质不仅与中国传统哲学（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存在某些内在联系，还与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思想（作为本土化社会思想资源）的有机融合为特色之一的自我革命、自我修养精神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哲学分析。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出发，论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发生（辩证过程）、认识结构（主客体要素及结构）与认识价值（包括认识目的和真理）。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发生学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发生或形成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能够获得全党的集体认同也是需要时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任何政党能够放弃自我调整、自我纠错和拒绝自我更新。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9]这种宝贵的自我革命精神存在于百年中共党史和中国社会土壤之中，形成于每一次大的胜利和对失误挫折的拨乱反正之中。它是由漫长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复杂性、艰难性及曲折上升性所决定的，也是由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坚强意志和信念所决定的。而且，在其形成过程中，人民也参与其中。作为一种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的行为和组织演进过程，中国共产党是选择自我革命还是自我掩饰，其结果差异很大。人民也会感受到这一点，因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当我们的党身处逆境或自身出现失误时，人民或许会暂时持观望态度，但当我们党经过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而“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10]时，人民就会第一时间选择支持和拥护，并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焕发出蓬勃向上的民族精神。可以说，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蕴含的人民性和革命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引领下的自我革命是一个勇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实践自我、找到自我奋斗目标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结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张的基本认识结构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结构说明认识结构，注重将辩证发展的观点引入对认识结构的研究之中，从而有助于揭示结构的演进和历史发展。[11]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认识结构中的主客体关系往往存在于历史性的发展和历史性的变革（主要体现为思维方式的变革）之中。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2]在此基点上，列宁认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3]联系到我们党所坚持的自我革命精神，它既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认识结构的主客体关系、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关系中，同时更反映在“认识—实践”的辩证认识图式中。我们之所以强调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经验价值，并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认真总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建党，这不啻为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方法。[14]我们不妨将通过省察党的自我革命及精神的过程的认识方法称为“过程辩证法”[15]。因为只有注重从百年历史过程中来挖掘其认识主客体间相互作用的辩证规律，才能真正提高全党的认识水平。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中的认识价值问题。所谓认识价值论，就是要考察和评价认识的目的和真理。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我们对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进行价值判断必须遵照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正如哲学家艾思奇所说：“我们的认识，是为着实践，为着改变世界的，我们不需要为认识而认识。”[16]在艾思奇看来，“知行合一”或理论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是本然统一的。“能行必须能知。知的发展到什么程度，行的效果也才能达到什么程度。”[17]因此，我们必须从实质上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历史事实，从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其真理或核心价值。否则，我們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向，且降低了认识高度。夏甄陶认为：“所谓认识是在主体和客体实际的相互作用基础上，客观反映在主体的头脑中即被主体所认识而形成（关于客体的）观念的映像，主体则以观念的形式掌握、抓住客体。”[18]在他看来，检验认识思维的真理性既不能单纯从人的主观方面去寻找如理性，也不能单纯从人的客观方面去寻找如客观实在性，而应当是将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的实践。这样就将真理同认识论统一了起来。[19]百年大党的自我革命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精神资源，是我们党在中国国情或中国语境下吸收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个紧要关头都无一例外地践行自我革命的“精神旅程”。反观世界上的一些政党，即使历史上曾经先进过、辉煌过（如苏联共产党），但因为最终没有解决好自我建设和自我发展问题，结果都落入了失败境地。只有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0]党的这一自我革命历程，就像“沧浪之水”可濯“我缨我足”，永远将一个百年大党带入清新的精神境界中，使人民可见江山美好且永固的中国景象。

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观点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具备实践生成性（从感性到理性）、实践复杂性（总结经验与教训）和实践检验性（分辨真理与谬误）。

首先，在实践的生成性中把握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现实意义。如果在谈论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概念或范畴的发生学问题时必须从理性认识着眼，那么，要探讨实践论意义上的“实践”概念或范畴的生成性问题时就应该以“实践”为基点了，尽管“实践—认识”和“认识—实践”各自的二元模式都是要素间彼此互动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生成论有别于以既成论思维方式分析事物，强调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引入实践解释中，同时也注重与历史解释方法相结合。韩庆祥认为，任何事物和对象都是在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展开过程中生成自身的，可称之为“过程生成”[21]。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创造性地阐明和强调了实践之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作用，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的三个重大历史决议文献中都不难发现这一点。百年大党所走过的自我革命道路，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源意义，而且还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有远大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党必定是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克服困难前行的。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发现，建党的历史与自我革命的精神发展史几乎是同构的，抑或是相伴而行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努力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通过数不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活动，实现了从每一个共产党人个体到全体共产党人整体的自我免疫革命，最终为中华民族创建了千秋伟业。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人民性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个体）认同和组织（集体）认同。

其次，在实践的复杂性中把握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时代脉搏。实践作为一种具有复杂性、具体性和不确定性的人类活动方式，既蕴含着社会的杂多性和丰富性，又蕴含着现实性和时代性。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的几十人到如今九千多万人的大党，之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并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绝非偶然事件;可以说是在极其复杂和艰难困苦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不怕千难万险，冲杀出来一条血路。因而，要继续保持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就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此才能走出实践中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带来的种种障碍。从百年党史看自我革命，不难得出“打铁还须自身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生特质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反思性结论。[22]例如，从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整风整党运动、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等百年党史中发生的最具历史意义的自我革命实践来看，其中包含了太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时特别指出：“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23]“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24]，马克思不无沉痛地如是说。同样，我们党在自我革命精神的学习和反思过程中，也从“以苏为师”“以苏为鉴”走向了“以苏为训”。这无疑也是一次领悟历史的思想进步。

再次，在实践的检验性上把握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真理本质。曾几何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经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先声，也永载于百年党史和共和国光辉史册。其间，在自我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不仅提升了百年大党的组织和思想水平，还增强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自觉，提高对真理的认识能力。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在《〈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一书中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实践论、认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真理是一个发展过程，人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真理的道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的实践的结合，所以它是具体的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统一。”[25]上述经典解释廓清了人们对实践与真理、真理与谬误关系的诸多模糊认识，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时至今日，仍为我们正确认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践—真理”观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

未来中国共产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新方向

笔者在前文中系统地分析了百年大党坚持自我革命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并以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观点反思、省察和评价了这一精神财富的积累及承继过程。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智慧和社会革命实践的先进政党建设道路，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长久发展积蓄了内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中折射出其自我革命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演进轨迹。不论是对党的成功经验的总结，还是对失误教训的汲取，都显现出中国共产党光辉的自我革命精神。在论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新方向之前，有必要重申一下其哲学理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问题。质言之，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知行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陈先达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追求至善，强调诚意正心，西方哲学尚思辨、爱智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强调实践，以认识和改造世界为目的。”[26]当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是领会自我革命精神更重要的科学指导思想。就其二者关系而言，一方面，党的自我革命精神能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又能为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提供新的思想理论根据。放眼未来，中国共产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新方向或新视界包括三个方面，即新时代、新征程和新变局。

首先，在新时代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新时代”是一个时代维度和历史维度的概念，同时也兼有意识形态的意涵，具体是指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进程的相对性时间范式。近年来，“新时代”一词在我国主要是指，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继续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相对应的时代特质和时代精神的时间命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即第二个百年奋斗历程有两个阶段性的战略推进目标：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水平等诸多方面都将上升至新的高度。然而，鉴于我国目前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存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并借助其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仍须在提升自我革命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认同的基础上再创辉煌。

其次，在新征程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在与新时代相联系的“新征程”概念中，包含着实践性、行动性、过程性和道路性等意涵。犹如在中共党史上走过百年筚路蓝缕和万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仍须不断清除落后性（不先进性）、污浊性（非纯洁性）和病毒性因素而跨入新道路一样，将自我革命和理想行动进行到底，在新征程上不负时代和人民重托，展现出自己的新气象和新作为，这应该是一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理论创新点，它将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征程。[27]

再次，在新变局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一个百年大党在坚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时，不仅要面对党内和国内的问题和矛盾，还将承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的复杂而又不确定的社会风险。大变局中既有机遇，又不乏挑战。既要描绘好中国的世界图景，也要掌握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擎。[28]疫情后的大国关系，国际供应链断裂，全球化下的制裁与反制，种种问题，都需要认真对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29]。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中，提出了应对危机的步骤或影响因素，即“直面危机、愿意承担责任、明确问题的边界、寻求帮助、借鉴榜样、自我力量/国家认同、诚实自我评估、应对危机的过往经验、耐心、自身灵活性、核心价值观和个人约束条件/国家地缘约束”[30]。这其中如自身灵活性、个人约束与国家约束及应对危机的過往经验等因素，都包含了自我革命或自我调整的理性精神。可见，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依然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力武器。不过，“养心莫诚于诚”（王阳明《传习录》引荀子语）[31]。这说明：归根结底，最诚挚的态度和方法才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的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一直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革命精神。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自我革命的结果都使人民群众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使中国共产党人吐故纳新，在促进新陈代谢的同时焕发无限的青春活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经济和发展奇迹。在未来的新征程上，我们党仍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大变局和复杂情况，都要矢志不渝地坚持和发扬这一锤炼自我的革命精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新成长阶段生活方式的社会结构功能研究”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类项目“中国社会生活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ASH0087、21YGS042）

注释

[1]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8期。

[2]罗宗毅：《从“四个自我”的高度自觉推进自我革命》，《人民政协报》，2019年8月20日，第2版。

[3]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贺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0页。

[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著作集》第3卷，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9～271页。

[5]王阳明：《传习录》，叶圣陶点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37页。

[6][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70页。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93～304页。

[8][10]《中国共产党简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78～479页。

[11]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现代唯物主义导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82页。

[13]《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0页。

[14]张荣臣：《大党工程：一个百年大党是怎样炼成的》，北京：中央党校出版集团，2021年，第167～170页。

[15]安启念：《马克思辩证思想再认识》，《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16][17]《艾思奇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6、651页。

[18][19]夏甄陶：《认识论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9、204页。

[20]《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70页。

[21]韩庆祥：《马克思主义“实践生成论”及其本源意义》，《新华文摘》，2020年第10期。

[22]石仲泉：《从百年党史看自我革命》，《学习时报》，2021年4月6日，第1版。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9～780页。

[25]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57～58页。

[26]陈先达、臧峰宇：《学术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6期。

[27]冯俊：《百年大党与中国之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39页。

[28]郑永年：《大变局中的机遇：全球新挑战与中国的未来》，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215～221页。

[29]习近平：《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4日，第1版。

[30][美]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機的转折点》，曾梦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31]王阳明：《传习录》，第37页。

责 编/陈璐颖

作者：唐魁玉

马克思主义真理伦理论文 篇2：

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履行好党的主流媒体职责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理论指南、行动纲领和精神动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我体会，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一是鲜明的政治逻辑。

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事业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习总书记指出，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我们党始终把党的新闻媒体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的有力武器。就新华社而言，在85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呼吸、与时代共进步，无论是瑞金时期的红中社，还是延安时期的新华社，无论是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还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以及波澜壮阔的改革时期，我们都通过新闻宣传有效形成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强大力量，发挥着“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特殊作用，为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坚强精神动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一方面进行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一方面也面对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的关键期，也是改革攻坚克难的矛盾凸显期。机遇与希望前所未有，挑战与困难也前所未有。所处的这一特殊时代方位和历史任务，决定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影响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我们要从“五个事关”的高度理解把握新闻舆论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和内在逻辑，增强履行新华社作为党的主流媒体职责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二是鲜明的实践要求。

把握讲话的政治逻辑，就是要认清我们的职责使命，即习总书记提出的“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总要求。这六句话、48个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有机整体。既突出了政治方向，也强调了核心价值；既明确了根本原则，也提出了基本任务；既有正面引导，也有舆论监督；既有对内宣传，也有国际传播。我们要履行好党的主流媒体职责，就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总要求来进行，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让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军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基本方针，作为我们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三是鲜明的时代特色。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同党的几代领导人的有关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充实和完善了党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论点新概括新表述。

面对新形势下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发生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新闻舆论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创新。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势在必行；有些过去不可逾越，现在则需要突破。习总书记从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审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从媒体格局和舆论格局的演变中分析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彰显着强烈的创新意识、时代精神和实践指向，为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指明了着力点和突破口。他指出，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着力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着力把握好时度效，着力增强国际话语权。要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积极探索新闻传播规律，不断创新方法手段，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增强针对性，富于创造性，提高引导舆论的能力和水平。

学习宣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摆在我们新闻工作者面前的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深入领会、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此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第一，坚守一个“魂”字，在保持政治定力中履职尽责。

党的新闻媒体姓党，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新华社姓党，这是新华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是我们的安身之本、立命之魂。

姓党，就要爱党、护党、为党，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使命为使命。要绝对听从党的领导，坚定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守理想之魂，打牢精神之柱，夯实思想之基。要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坚持政治家办社、办报、办刊、办台、办网，把握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坚定不移地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看齐。要在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要充分发挥党的“喉舌”作用，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将党的意志、党的主张贯穿于我们的全部报道中，体现在稿件、版面和页面上，让党的声音成为时懒音。

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定盘星”，努力当好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要自觉担负起“两个巩固”的职责使命，使我们的新闻宣传成为引领多元舆论的“定音鼓”、促进社会发展的“推进器”、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凝聚各方共识的“粘合剂”、引领道德风尚的“风向标”。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只有保持政治定力、找准职责定位，我们才能做到履行职责不缺位，服务大局不错位。

第二，践行一个“责”字，在增强舆论引导能力中履职尽责。

新华社作为党的主流媒体，有效引导国内外舆论，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要紧紧围绕六句话、48个字的总要求，履行好国家通讯社职责，发挥好世界性通讯社作用，不断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一）坚持方向与导向相统一。

方向决定导向。要做到导向正确，首先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要有看齐意识，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看齐。要有“对表”意识，向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对表”，向中央文件表述“对表”，向中央有关宣传报道口径“对表”，做到同心同向步调一致，同步同频分秒不差。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从政治的角度观察社会现象，以政治的眼光分析复杂问题，用政治的标准把握报道基调，做到重大提法必有出处，重要表述必有依据，重大问题加强请示，重要稿件严格送审，做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动摇，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不偏离。

要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贯穿新闻采集、撰写、编排、发布各个环节，落实到采写、编辑、审看、签发人员身上，做到层层把关、人人负责。无论何种媒体形态、无论何种报道类别，都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态度，坚持一个标准要求、一把尺子衡量、一个刻度把握，做到讲导向不含糊，抓导向无例外，绝不能有“特区”“飞地”。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化之年，推进供给侧改革关键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95周年的喜庆之年。我们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报道总基调，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扣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条主线，深入宣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反映党中央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中的新进展、新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有力舆论支持。

（二）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坚持党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有明确的立场和指向；坚持人民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要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引导全党全社会一起向党中央看齐。

要树立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的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守“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的情怀，牢记勿忘人民的根本，发挥党联系人民群众桥梁纽带作用，以报道党领导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伟大创造和伟大奋斗为主线，以宣传闪耀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为重点，以反映广大群众的喜怒哀乐为己任，让党的声音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民群众的共识与行动。

2015年，新华社重点推出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榜样尕布龙，身残志坚、甘于奉献的盲人女教师刘芳等重大先进典型，产生广泛社会影响。新的一年，我们要进一步挖掘并宣传更多体现共产党宗旨的先进人物，发现并报道更多有示范作用的改革发展的实践典型，聚焦并反映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生动鲜活的百姓故事，不断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让党心与民心同频共振，形成磅礴的强大力量。

（三）坚持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相统一。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牢牢坚持这一基本方针，是由党的媒体性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主流决定的。我们要牢牢坚持这一基本方针，准确把握报道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充分反映我国发展进步的本质，充分展示改革发展蓬勃向上的主流，高扬时代主旋律、唱响中国光明论、弘扬社会正气歌，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为巩固和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竭尽全力，为打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积极作为，为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提供有力舆论支持，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要改进创新正面宣传，用心用情讲群众爱听爱看的故事，用脚用服捕捉来自生活深处的“引力波”，以人们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方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增强报道的说服力、亲和力、感染力。

要按照新闻舆论引导要“把握好平衡”的要求，统筹好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敢于交锋、敢于亮剑，做到坚持真理旗帜鲜明，明辨是非勇于担当。要敢于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勇于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善于发挥舆论监督激浊扬清、针砭时弊的作用，防止习惯性“失明”、选择性“失语”。要深入实际调研采访，既要勇于揭短亮丑，更要善于提出真知灼见，努力当好中央的“耳目”、参谋，充分发挥国家高端智库的作用。

（四）坚持真实与真知相统一。

真实是新闻的本源，是新闻的生命。真实，就是还事物以本来面貌；真知，就是对事情的正确看法。真实是真知的前提和基础，真知是真实的揭示和升华。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思想。

坚持真实和真知相统一，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好报道新闻事实与传播思想观点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怎样反映真实，怎样揭示真知？是报道个别真实，还是总体真实？是反映表面现象还是事物本质？列宁曾经深刻指出：“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选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作为党的主流媒体，我们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判断、善于辨别，炼就一双能“见人所未见”的慧眼，充分发挥在还原事实、揭示真相方面的专业优势，坚持深入采访而非蜻蜓点水，扎实调研而非走马观花，掌握一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甚至闭门造车。同时，在充分掌握材料基础上深入解析新闻事实，既要关注结果，也要分析原因，既要把握一因一果，更要注意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互为因果、因果转换等复杂情况，避免主观片面、以偏概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唯物辩证法，既做到事例的真实、细节的真实，更要做到总体的真实、本质的真实。

要把揭示真相与传播真知统一起来，把事实的力量同真理的力量结合起来，以理性的分析、严密的逻辑、科学的判断，提出正确的看法、鲜明的观点、独到的见解，不仅讲清楚“是什么”，还要讲清楚“为什么”；不仅讲清楚“怎么看”，还要讲清楚“怎么办”，在解疑释惑中凝聚共识，在众说纷纭时一锤定音。

（五）坚持内宣与外宣相统一。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这一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在舆论引导工作中统筹内宣与外宣，着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着力解决中国国际形象仍是“他塑”而非“自塑”的问题，解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解决“失语就要挨骂”的问题，扭转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落差”。

要冲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塑造中国形象，作为我们的职责使命。切实摒弃重内轻外的陈旧思维，真正树立大外宣意识，着力强化内外报道并重的观念，加快构建内外并举的报道格局，强化优势、补齐短板，夯实基础、拓展渠道，完善机制、强化保障，不断形成与国家实力相适应、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传播能力。

要以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为目标，紧紧围绕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中国梦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进行对外宣传，以事实的力量说服人，以形象的表达打动人，以情感的共鸣感染人，以真理的力量影响人。要以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为重点，把“陈情”与“说理”结合起来，使海外受众听得到、听得清、听得进，重点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正确义利观、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理念，加大对外传播力度，展示我国和平发展、民主进步、文明开放的良好形象，使其成为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故事的源头、世界人民读懂中国的标识。要加强议题设置，针对西方面临的经济危机、发展困境，从制度弊端和虚伪价值观上加以揭露，打破“言必称希腊”的西方话语魔咒。

第三，突出一个“新”字，在创新发展中履职尽责。

坚持创新为要，是习总书记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媒体生存发展的制胜法宝和决定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通过探索和把握传播规律，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等，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掌握新闻舆论主动权。

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短板和瓶颈，着力解决新闻舆论引导的理念、方式、手段滞后的问题，解决按老办法、老调调、老习惯写报道、讲故事，表达方式单一、传播对象过窄、回应能力不足的问题，解决深入实际不够，习惯于跑机关、泡会议、抄材料，或借助网络摘抄拼凑等问题。

一要转换“语态”。要牢固树立唯物史观，树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做到心中有群众，笔下有受众。要变生硬说教为平等交流，变文件语言为群众白话，变概念口号为生动故事，把宏大叙事同个体体验结合起来，把讲道理与讲故事结合起来，写既有态度又有温度的新闻，讲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故事。要善于用精彩故事、鲜活事例、感人场景、生动细节、精彩对话进行表达，着力增强文字报道的可读性，图片报道的可看性，电视报道的可视性，“两微一端”报道的互动性，对内打通各类传播平台，对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以创新对外宣传方式为关键，遵循国际传播规律，运用跨文化传播技巧，发挥海外社交媒体的渠道优势，以海外读者易于理解的语言、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报道。要把握中国自身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围绕海外聚焦中国话题的切入点，寻找人类思想情感的共鸣点，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发挥对外传播的主力军作用。

二要丰富“形态”。要积极适应传媒发展变化趋势，特别是分众化、差异化特点，丰富我们的报道样式、报道形态，拓展我们的传播渠道、传播载体，做到传播对象在哪里，我们的宣传阵地就延伸到哪里。要从单一媒体向多媒体形态拓展，在从文字图片“两翼齐飞”到文字、图片、音视频“三位一体”基础上，形成用好“两微一端”新的传播矩阵。要加快形成新闻资源综合运用、各种报道形式紧密互动、采编发全流程有机融合的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式的全媒体报道新格局。

三要创新“业态”。要把融合发展理念贯穿于组织指挥、采集编发、终端覆盖全过程，以“中央厨房”全媒平台为牵引，通过打造全媒报道提质、±曾速、扩容的升级版，进一步推动传统业务同新媒体业务的有效整合，从各自为战到协同作战，从物理聚合到化学反应，从简单相加到深度融合，推动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人才队伍的共享融通，最终实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新业态，在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方面积极探索、走在前列。

推进融合发展，要厘清三个问题：一是“门”与“窗”。新媒体迅猛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使得传统媒体受众规模缩小、影响力下降，其原有的主导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给传统媒体关上一道“门”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窗”，机遇之“窗”。只要我们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就能对新媒体真正参与进去、深入进去、运用起来，进而打造新的传播平台，就能借助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凤凰涅槃，成为更加强大的新型主流媒体。二是“瓶”与“酒”。推进融合发展要防止“新瓶装旧酒”，即虽然创办了新媒体，却仍以传统媒体的思维和方式运作，简单照搬、平移复制传统报道内容。要创新理念、内容，善于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传播规律进行议题设置、内容生产和表达呈现，使我们的报道既能成为纸质媒体的“镇版之作”，又能在新媒体上形成“刷屏之效”。三是“硬”与“软”。推进融合发展离不开先进技术设备的“硬件”支撑与引领，先进的现代化通信设备，决定着我们融合发展能走多快、能走多远。只有进行技术的迭代创新与设备的不断更新，我们才能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另一方面，着力加强与运用先进技术设备相适应的报道理念、采编技能、发稿流程、运行机制等“软件”建设同样重要。在推进融合发展中，要着力解决采编人员的思想观念不适应的问题，报道方式不适应的问题，业务技能不适应的问题，采编流程不适应的问题，体制机制不适应的问题，切实转变传统思维模式，牢固树立全媒报道意识，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创新报道必须提高把握时度效的能力水平。时度效是检验新闻舆论工作水平的标尺。我们要把它抓在手上，熟悉掌握其度量衡的方法技巧，做到胸有成竹，烂熟于心。

把握时度效，就要领会和掌握其精髓要义。“时”是前提，“度”是关键，“效”是目的。提高时效、把握尺度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要准确把握急与缓、轻与重、热与冷的关系，防止失衡、失当、失准。

——要力求早说。把握好时机、节奏。在坚持真实准确的前提下，力争第一时间发布新闻信息、第一时间到达新闻现场、第一时间报道权威表态，力求先声夺人，首发定调。

——要善于巧说。把握好力度、分寸。因事制宜、因时制宜，精准研判舆情，精准加以发力，恰如其分地掌握舆论引导的密度和尺度，恰如其分地把握新闻报道的火候和分寸，防止简单化、一刀切、走极端，避免因把握失当而适得其反、弄巧成拙。特别是政策解读要全面准确权威，防止走样跑偏。

——要做到会说。要以“群众口碑好、社会共识强”作为进行舆论引导的出发点、落脚点，围绕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战略问题、广大群众关注的现实问题、国内外发生的热点问题，找准共同点、共鸣点、交汇点、切入点，讲求艺术，改进方法，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增强报道的说服力、亲和力、感染力，争取最佳宣传效果。

要提高把握时度效的能力水平，必须按照习总书记指出的，需要相当的思想政治素质、大局意识、判断能力、业务水平。这些都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第四，聚焦一个“强”字，在提升队伍战斗力中履职尽责。

做好新闻报道，人才队伍是关键。要按照“三严三实”要求，大力弘扬新华社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提高职业素养，弘扬职业精神，坚持职业操守，讲责任、讲品位、讲格调，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人才队伍，让更多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脱颖而出，为更好地履行党中央赋予我们的职责使命提供有力保证。

一是在政治素养上进一步强起来。

要始终保持思想上的敏锐性和开放度，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实践。要始终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用“政治家办报”的五条标准要求自己、提高自己，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守自己是党的主流媒体的性质和属性，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履行职责和使命。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守“勿忘人民”的新闻情怀，珍惜和用好手中的话语权、报道权、表达权，慎重用好手中的笔头、镜头、话筒和键盘，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二是在业务本领上进一步强起来。

新闻舆论工作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专业性工作，没有较高的职业素养、专业水平和过硬本领，是难以胜任的。因此，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强起来，在业务上也要强起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要意识到自己的“本领恐慌”，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完善知识结构，拓宽知识领域，掌握运用现代传播手段的本领，会使“十八般兵器”，努力成为全媒型、专家型新闻人才。

三是在采编作风上进一步强起来。

要以深化“走转改”不断提升自己。坚持“三深入”，践行三贴近，以好的作风促进形成好的文风，依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写实情、说实话、动真情，常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迈进百姓门槛，走进群众心坎，深入实际，取到真经，收获感动。要以宣传纪律严格约束自己。要强化纪律意识，严格采编流程，拧紧思想认识上的“安全阀”，筑牢防堵差错的“防火墙”。要落实主体责任，做到有责应尽责，失责必问责。要以职业道德自觉规范自己。要秉持职业操守、职业伦理，坚决抵制不正之风和利益诱惑，坚决杜绝有偿新闻、虚假报道和新闻敲诈，坚决维护新华社的声誉和形象。

新闻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历史上，新华社涌现出一大批在国内外都有广泛影响的著名记者，采写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今天，新华社依然需要并呼唤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只要我们按照习总书记要求使自己真正强起来，一定能不负中央重托、不负人民期望，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何平

马克思主义真理伦理论文 篇3：

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实用主义

摘要：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主张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从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来看，实用主义追求进取、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应该用全新的视角看待实用主义，认可实用主义的理论建树，批判实用主义中过于功利和片面的哲学观，有利于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批判

实用主义起源于美国，派生出构成性实用主义、概念论实用主义等诸多分支。任何理论都不能被国界所束缚，实用主义进入中国不可阻拦。在二十世纪初，实用主义进入中国，因其内在的实用、自由、开放等特征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推崇。但随后又因苏联托洛斯基一案，实用主义被中国所抨击和摒弃，认为实用主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哲学。当时的中国受苏联影响很大，苏联对实用主义的反对改变了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但是实用主义的反独裁、反教条注重实践和人性等优点决定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不能因此消失在历史舞台，反而会在特定时代和特定政治需要，根据某一时代人的价值观念而被重新推上前沿，被反复研究和论证。[1]（P.33-35）今天，实用主义积极实用的一面，被人们重新挖掘和肯定，它的实践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被有效利用，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实用主义受到理论重视并发挥了当代价值。

一、 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

在很多方面，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相通的。特别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解读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因其实践性而被马克思主义所包容和吸纳。曾经的研究者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实用主义，认为实用主义轻视了哲学理论的阐释和真理探究，转向媚俗的一味追求有用。这种看法难免视角单一，以偏概全。实际上，实用主义是强调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经验论和唯理论，反对虚无缥缈的思辨哲学，建立有实用价值的认识论、方法论和真理观，是站在实践基础上否定纯形而上理论研究的新哲学。[2]（P.66-68）哲学作为爱智慧，不应该只是人类的精神装饰，而是应该发挥启迪生活，指导实践的积极作用。换句话说，哲学的产生目的是应用，一切哲学理论的根基和指向都是现实生活。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契合。实用主义是人的思想意识、信念等关联的行为活动，名词起源于希腊语实践。

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一种思想区别于另一种思想就在于产生不同的行为效果。任何行为都是意识指导的结果，没有脱离实际的科学理论，离开实践的理论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谈。实用主义拒绝抽象和先验理论，着重事实和行动，要求实践的实效性。实用主义的实践性既是价值观也是方法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离不开实践，人的思维形成离不开社会实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无一不是站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反作用于中国革命。[2]（P.123-128）尽管毛泽东在晚年批判过实用主义，但他仍然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中运用了实用主义的基本原理，比如反“左”倾运动。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其目的也是为了指导实践。

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主张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实用主义强调具有实践性的真理观，认为真理就是实在和观念的统一，虚假就是实在与观念的疏离。真观念能够核实就是能经受实践的检验，确定和生效都是表象与内在的符合与一致，真理的形成是人们通过经验验证达成的一致观念。实用主义肯定了真理的重要性，也肯定了真理的价值所在是它对客观对象产生的有益，从而追求真理，反对虚假。真理的“真”在于它的有用性，真理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是它的价值意义。真善美是统一的，实用主义者认为使人感到愉快的就是真的，那么美就是真的，善就是真的，善也是美的，真理的效用本身也具有美感。在方法论上，实用主义能够超越容纳多种哲学，主要在于它具有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和实验主义特征。实用主义关心现实，远离虚无，主张哲学与生活一体，政治要有益于人民，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相一致的，也是马克思主义需要从实用主义中汲取的。[3]（P.44-48）

二、以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看待实用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来看，实用主义追求进取、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积极的人生态度。尤其新实用主义解答了人应该怎样生活的问题，并且提出人应该活得乐观向上，实用主义认为苏格拉底的哲学理论不是为了理论研究，苏格拉底哲学对真理的探求是为了自我价值在社会中的实现。因此，怎样活着是哲学追求的使命，是哲学研究需要探求和解答的人生观问题。[4]（P.99-103）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是催人奋进，积极向上的，发挥主观能动性追求美好生活，新实用主义者认为哲学不是思想领域的思辨研究，而是一种面向生活的实践智慧。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具有认识世界从而改造世界的实践意义。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来，实用主义的审美模式符合人类对生活的追求。

实用主义把生活哲学看做艺术，充满了美感，是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实用主义哲学美的表达和美的诉求，哲学艺术和审美的主体是人，人的身体和人的精神需要肉体的激情和精神的觉醒。身体经验是非语言的感性体验，不能用抽象话语表达。维特根斯坦和福柯等实用主义代表人物都有对非语言的青睐。他们认为只有冲破非语言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思想解放而获得生命愉悦。马克思主义强调灵与肉的统一，客观生活实际决定了感性认识，审美是感性认识的提高阶段。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实用主义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并不断开拓进取的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要求，也需要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实用主义重新审视。

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是树立在改造世界的同时追求幸福生活，是在实现客观世界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个人价值，而实用主义夹杂了浓烈的个人主义因素，更加注重个人生活品质，侧重于追求个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实现自我的关切，改善社会是为了自我生活质量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在人生观上是将人首先置于社会中，而实用主义的人生观则是从个人主义出发更加注重个人的生活体验，以及促进社会对个人带来积极影响。两者在追求生活本质上都强调能动的生活实践。实用主义反对绝对的、普遍的哲学理论，哲学不应局限于学院领域，而是在实践中解决生活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对生活的态度方面都是积极的，并且同样关注生活实践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只是侧重点和出发点有所不同。实用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略显狭隘。

三、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实用主义的批判

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刘易斯论建立了“概念论实用主义”，直接促成分析哲学、逻辑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他一方面强调分析知识中含有实用因素，认为分析真理就是基于人的实际利益，逻辑只是一种实用性工具，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及日常生活的陈述只有通过直接和肯定的感性经验才能得到证实;另一方面又主张一切实在也都是社会意识的创造物，都是出自实用主义的社会意识约定俗成的产物，而“不是一种作为共同知识的先决条件的原初的社会材料”。 [5]（P.136-139）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赞同前一半，否定实在是社会意识的创造物，认为实用主义过分看重实用性，实用并不能成为全部社会价值。马克思主义不是以实用作为评价标准，而是以实践作为标准，实用和实践是两个概念。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比实用主义走得更高更远。马克思主义把逻辑实证主义归纳为经验主义的一种，抛开了实用主义语言哲学对指导实践方面的意义研究。

马克思主义尊重客观实际，协同性实用主义者罗蒂却把客观性用协同性来代替，认为人的参与不能称为客观，把人和客观对象合为一体，在追求客观性的同时无法脱离周围的事物，即使是真理也必须与客观实在融为一体。而马克思主义把人和客观实在当做两个对立面来看待。人是作为主体来审视客观对象的，这也区分了人与客观实际的不同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用主义的客观性实质上就是指人们在目标、兴趣和准则等方面达到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往往不是以客观性为基础，而是以有用性和伦理价值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说的就是客观实在，真理是客观实在的真实反应，区别于一些实用主义者认为的真理只是一种信念，不是客观实在的反应。协同性实用主义者不需要认识论也歪曲的理解真理的特点是被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实用主义在看待哲学的问题上有所偏颇。实用主义者认为，“实在”是信念与实物是两种没有联系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的联系。[6]（P.12-14）忽视了客观真理对心灵的内在的关系，认为单纯追求客观真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实用主义者那里，真实的信念不是用于反应客观事物，而是体现为对人的行为习惯有效性的认定。主体的协同性在于把个人完全置于生活中，一些带有客观基础的生活行为和人本身的体验和信念是不可分开的。实用主义否定把哲学看做普遍、抽象的反应客观实际的概念，不去追求内在的实质，刻意将真理高架在形而上的抽象内在理论地位。哲学史上的哲学都应该是具有实用价值的，而不是建构出来的系统理论。提倡哲学应该紧密与生活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用来解答世界是什么和如何改变世界两类问题，实用主义对哲学的看法比较片面，而马克思主义更加全面的看待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应该用全新的视角看待实用主义，认可实用主义的理论建树，批判实用主义中过于功利和片面的哲学观，有利于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l98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l973.

[3]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l990.

[4]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杜威.哲学的改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作者：高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