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通用5篇）
篇1：科玄论战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深刻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走向。“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观派所论争问题及其言说方式对20世纪中国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唯物史观诸派文化哲学的影响以及“科玄论战”中三方话语的撒播带来的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内在困境及其消除的理路，表明对“科玄论战”的历史反思仍将对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产生影响。
作 者：洪晓楠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辽宁大连,116023 刊 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2 33(3) 分类号：B261 关键词：科玄论战 文化哲学 文化保守主义派 自由主义西化派 唯物史观派★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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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科玄论战
科玄之争与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
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从这一视角反思20世纪初期的“科玄之争”,便有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意义.“科玄之争”作为一种文化象征,预示了此后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主题:在中西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当代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必须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展开,要解决好中西文化的沟通、科学与人文的融会和个体与人类的统一这样一些关键性课题.
作 者：邹广文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100084 刊 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4) 分类号：G02 关键词：科玄之争 科学 人生观 跨文化理解 综合创新篇3：子鱼论战
冬十一月己巳朔, 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 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 及其未既济也, 请击之。 ”公曰:“不可。 ”既济而未成列, 又以告。 公曰:“未可。 ”既陈而后击之, 宋师败绩。 公伤股, 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 公曰:“君子不重伤, 不禽二毛③。 古之为军也, 不以阻隘也。 寡人虽亡国之余, 不鼓不成列。 ”
子鱼曰:“君未知战。 勍敌④之人, 隘而不列, 天赞我也。 阻而鼓之, 不亦可乎? 犹有惧焉! 且今之勍者, 皆我敌也。 虽及胡耇⑤, 获则取之, 何有于二毛? 明耻教战, 求杀敌也。 伤未及死, 如何勿重? 若爱重伤, 则如勿伤;爱其二毛, 则如服焉。 三军以利用也, 金鼓以声气也。 利而用之, 阻隘可也;声盛致志, 鼓儳⑥可也。 ”
(选自《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注释】①宋公:宋襄公, 名兹父。公元前638年, 宋伐郑, 楚救郑, 这年冬天, 宋楚两军交战于泓。②大司马:掌管军政、军赋的官职, 这里指公孙固, 字子鱼。③二毛:头发斑白的人, 指代老人。④勍敌:强敌, 劲敌。勍, 强而有力。⑤胡耇:年纪很大的人。胡, 年老。⑥儳:不整齐, 此指不成阵势的军队。
【译文】
楚军攻打宋国以援救郑国。宋襄公将要迎战, 大司马公孙固劝阻说:“上天遗弃商朝已经很久了, 君王要振兴它, 就是不可原谅的了。”宋襄公不听。
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已经排成战斗的行列, 楚国人还没有全部渡过泓水。子鱼说:“对方人多, 我方人少, 趁着他们没有全部渡过泓水, 请攻击他们。”宋襄公说“:不行。”楚军全部渡河, 但尚未排好阵势, (子鱼) 再次报告 (宋襄公) 。宋襄公说“:还不行。” (楚军) 摆好阵势, (宋军) 才攻击楚军。宋军大败, 宋襄公大腿受伤, 禁卫官被全部杀死。
国人都责备宋襄公。宋襄公说:“君子不再杀伤已经受伤的敌人, 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代用兵的道理, 是不凭借险隘的地形阻击敌人。我即使是亡国者的后代, (也) 不攻击没有排成阵势的敌人。”
子鱼说:“主公不懂得作战。强大的敌人, 因地势险阻而未成阵势, 这是上天帮助我们;阻碍并攻击他们, 不也可以吗?还有什么害怕的呢?而且现在强大的, 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年纪很大的人, 能俘虏就抓回来, 还管什么头发斑白的敌人?明耻以鼓舞战斗的勇气, 教战以掌握战斗的方法, 就是为了杀死敌人。 (敌人) 受伤却还没有死, 为什么不能再杀伤他们?如果怜惜他们, 不愿再去伤害受伤的敌人, 不如一开始就不伤害他们;怜惜头发斑白的敌人, 不如 (对敌人) 屈服。军队凭借有利的时机而行动, 锣鼓用以鼓舞士兵的勇气。利用有利的时机, (敌人) 遇到险阻, (我们) 可以进攻。声势充沛盛大, 增强士兵的战斗意志, 攻击未成列的敌人是可以的。”
鉴赏空间
文章主要记叙的是战争经过及宋襄公惨败的结局。当时楚强宋弱, 但战争开始时, 形势对宋军有利, 可宋襄公死抱所谓君子“不乘人之危”等迂腐教条, 拒绝接受子鱼的正确意见, 以致贻误战机, 惨遭失败。文章第二段主要描写战争的过程, 因为宋襄公的迂腐而导致战败。第三段写了国人责怪国君, 宋襄公为自己辩护, 提出了战争道德论。和《曹刿论战》一样, 作者介绍史实也带着感情倾向, 对于宋襄公的做法, 作者持否定态度。
[读有所思]
联系《曹刿论战》, 想想长勺之战与泓水之战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结局?
篇4：重温“科玄论战”
玄学与科学，本来各有各的职份。从学理上看，二者并不是冤家对头，玄学家与科学家也未必非要闹得以口诛笔伐相见不可。而问题在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旦奉“科学万能”为良药，那日益寡头化的科学主义便会侵入本由玄学所管辖的“人生观”领域，给一个时代带来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怀疑主义的精神氛围，人生的意义由此失去了归着，民族的生命也由此不能得以安顿。张君劢之所以要厘定科学的界限，其隐衷便在于此。关于这一点，他在《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他这样写道：
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返矣。(《科学与人生观》，P93)
张君劢是带着一种沉重的现实之感说出这番话的。1918年12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张君劢与丁文江等人随梁启超出游欧洲，目的之一便是看看这场空前绝后的历史悲剧怎样收场。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专辟“科学万能之梦”一节，述说了与张君劢同样的心境：
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梁启超全集》第五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P2972-2974)
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是势单力孤的。不过，他的身后有一位被其誉为“第一个宣称应以良心为最后准则的中国人”的梁启超(《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P574)，这就足够了(实际上，正处于开创期的当代新儒学思潮，也是一支潜在地支持张君劢的力量)。当然，丁文江身后的科学派，在当时力量更为强大，其坚实的后盾当属胡适。关于这一点，张君劢在《新儒家思想史》中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说：“着重于道德价值和自由意志的人生观论战，是胡适、丁文江和我本人参加的。当我在清华大学的《人生观》讲辞发表时，我坚决维护哲学和形上学。胡适认为我的主张对科学是一种威胁，于是开始了争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P579)胡适在其生前未曾公开发表的一篇残稿中写道：
今日的最大病根在于一点，就是哲学赶不上科学的进步。科学家在二百年中，已把许多关于世界万物和人类的问题逐渐解答了。但一班哲学家还在那里谈玄说妙，寻他们所谓“最后之因”，寻他们所谓“绝对的”，寻他們所谓“命根”。这个现象，在西洋固然不免，在中国尤其显著。张君劢先生说“国人迷信科学”，其实我们的国人只有迷信，那有科学?……时髦的学者，或者摭拾佛家唯识一派的心理学，认为天地间希有的宝贝，也不睁眼看看现代心理学进步到什么地位了；或者摭拾西洋几个反科学的玄学家的余论，以为人生是超科学的而智慧是不能了解人生真义的，也就认为“天经地义”了。(《胡适全集》第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P483-484)
胡适这篇残稿题为《科学的人生观》，写于1923年8月22日，当时“科玄论战”尚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该文把矛头直指张君劢，并且不点名地批评了梁启超，还有开当代新儒学思潮之先河的梁漱溟(这其中大概也包括当代新儒学真正开山者熊十力)。胡适与梁漱溟的思想交锋，肇端于胡适对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批评。他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质问道：“孔墨先后并起，而梁先生忍心害理的说‘孔子代表中国，而墨子则西洋适例!’(页一七四)故近世八百年的学术史上，他只认‘晚明泰州王氏父子心斋先生、东崖先生为最合我意’，而那影响近代思想最大最深的朱熹竟一字不提!他对于朱学与清朝考据学，完全闭目不见，所以他能说：‘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页八六)究竟是真没有呢?还是被梁先生驱为‘化外’了呢?”(《胡适全集》第2卷，P253)人文学术史上，学人们品题历史人物，总有学缘检择与认取的不同；而学缘检择与认取的不同，透示的则是学人们致思重心的不同。对胡适与梁漱溟来说，其品题历史人物的分歧点，便纽结于对所谓“科学方法”的不同态度。我们注意到，胡适这篇文字写于1923年3月28日，这个日子正是被胡适称为“中国和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三十年中的第一场大战”(《胡适全集》第2卷，P509)的“科玄论战”即将爆发的前夕。“科玄论战”高潮过后，胡适于1923年10月15日撰写了《一年半的回顾》一文，正式把梁漱溟与张君劢拴在一起，将他们视为阻碍思想革新的力量。胡适称，自他的“好人政府”主张破产后，“《努力》的同人渐渐地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努力。那个新的方向便是思想的革新。……其实我们的《努力》里最有价值的文章恐怕不是我们的政论而是我们批评梁漱溟、张君劢一班先生的文章……”(《胡适全集》第2卷，P509-510)可以说，直面民族文化危机，胡适与梁漱溟都是真诚的求“道”者。这两位的分歧，在于他们所求的“道”终究不同：胡适所崇信的是西方的“科学”之道，梁漱溟所希冀的是儒家的“立心”之道。二人之间的争论在所难免。1923年10月28日、12月9日，梁漱溟在北京大学作了两次针对胡适的公开演讲，分别题为《答胡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批评胡适之先生的人生态度并述我自己的人生态度》(参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P743-761、765-772)。在我看来，胡适与梁漱溟之争，是“科玄论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惜的是，不少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主战场上的厮杀，往往忽略了这一潜隐的战线。事实上，“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创获，就是激发了当代新儒学思潮的精神走向，并初步奠定了此后几十年中当代新儒学与科学派双峰对峙的格局。经过“科玄论战”，愈为倾心于儒家文化精神并最终成为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终其一生的精神求索，都与作为“科学派”掌门人的胡适保持着一种内在的紧张。在《新儒家思想史》中，张君劢干脆将胡适判
为“造成中国精神真空的人士”之一(参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P577)。
有意思的是，在“科玄论战”过程中，胡适只公开发表过一篇应景的小文《孙行者与张君劢》助兴。该文写于1923年5月11日，发表于《努力周报》。《努力周报》(1922年5月创刊，1923年10月停刊)是胡适创办的一个政论性的舆论阵地，依托不公开的同人团体“努力社”，周围聚集了丁文江、任叔永等科学派才俊。化学家任叔永是胡适的同学和朋友，直接参与了“科玄论战”，其文《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发表于《努力周报》。他声称，“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科学与人生观》，P117)，公开支持胡适建设“科学的人生观”的主张。在“努力社”中，活跃分子首推丁文江这位热衷于谈论政治的地质学家。1956年，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称，筹备《努力周报》，丁文江是最热心的倡议者；在《努力周报》上挑起“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丁文江又作了冲锋陷阵的先锋官。(参见《胡适全集》第19卷，P432-433)丁文江在那篇挑起“科玄论战”的檄文中多次引用胡适的观点来立论，足见他已把胡适视为科学派的思想领袖了。尽管当时胡适站在幕后，不过他对丁文江在前台的表演是赞赏有加的。他在记录“科玄论战”全过程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的序中称：“我觉得，在这回空前的思想界大笔战的战场上，我要算一个逃兵了。我在本年三四月间，因为病体未复原，曾想把《努力周刊》停刊，当时丁在君先生极不赞成停刊之议，他自己做了几篇长文，使我好往南方休息一会。我看了他的《玄学与科学》，心里很高兴，……”(《胡适全集》第2卷，P195)站到前台来的胡适，一眼便看到，造成“科学破产”的“元凶”之一，乃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领袖梁启超。他说：
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胡适全集》第2卷，P196)
被胡适判为由变法维新运动的“新人物”蜕变成一位科学“毁谤”者的梁启超，其之所以反省科学的界限，打破“科学万能”的大梦，并不在于反科学，而在于引起国内思想界对欧洲“科学破产”的警醒，以便中国在现代性新建的过程中，尽量减少寡头化了的科学神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点，胡适心里其实也是明白的。他没有忘记称引梁启超在“科学万能之梦”一节的最后所加的自注：
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决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梁启超全集》第五册，P2974)
尽管如此，以科学主义为底据，并以实验主义与实用主义安身立命的胡适，对梁启超道破“科学万能之梦”这一做法，还是深表忧虑的。他说：
……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胡适全集》第2卷，P199)
如果說梁启超、张君劢更多地是从人心的安顿来立论的，那么胡适、丁文江考虑更多的则是国人及民族的生存权利，特别对于科学尚不发达的中华民族来说，近代以来屡遭蹂躏的创痛，令他们执着地把争取民族生存权利的希望投向发达于西方的科学，并据此将“科玄论战”的动机作了如下归结：
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柢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一到中国，便不同了。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中国人的人生观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呢!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胡适全集》第2卷，P199-200)
“科玄论战”，透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之辨背景下寻求民族出路的内在焦虑。胡适们未始不知道道德价值对一个民族心灵安顿的重要性，但考虑到在现实中处处挨打的中国“还不曾和科学行见面礼”，“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概言之，“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因此，他们这些“信仰科学的人”看到有“名流学者”出来“菲薄科学”，“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便焦虑万分，不得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了。现代科学是西方文明结出的果实。国人欲实现民族自强，还须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这，正是胡适们的逻辑。问题在于，科学真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这，正是梁启超们追问的起点。梁启超们未始不知道科学在其限度内可以给民族生存带来福祉，尤其对于科学上落后、物质上贫穷、政治上孱弱的中国来说，发展科学、兴办工业、变革政治将是必走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国人才须对“科学万能”论可能带来的后果保持足够的反省。科学僭越自身的界限所带来的后果，如怀疑主义、乐利主义、强权主义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已暴露无遗；那托庇于科学而建立起来的“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造成了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严重失序，并以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否弃了人所当有的自由意志以及人对善恶的责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再次用一种弱肉强食的动物式逻辑把人类推向自相残杀的战争。缘此，催生了“科学万能”这一现代神话的西方文明，正在成为有良知的西方学人反思的对象。梁启超们从欧洲“科学破产”中看到了科学的界限，遂提醒国人在发展科学的过程中不要重蹈西方“科学万能”论的覆辙。他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他们同时清楚，中国的现代化，又不得反思西方文明。这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其实，仅仅这一问题本身，已构成梁启超们的一重内在焦虑；更何况，当时的科学派知识分子只强调了发展西方式科学的必要，而缺失了对“科学万能”论的必要的反省。
“科玄论战”是五四运动的余绪。这次论战，无疑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许多话题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展开，但这些话题的提出，意味着纠缠于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等多重张力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已迈出了探寻民族文化现代性新建的艰难步伐。这一历程，至今尚在途中。
篇5：新世纪的“科玄论战”
“不懂技术的人对技术进步一般都不觉得恐慌”，是的，当人们在享受着高科技给人类带来的美妙感觉时，对科学家们更多的是心存敬畏之心。然而，科学界对美国“９·１１”事件的反思表明，恐怖主义如果掌握了核武器、生物武器或化学武器，将会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慌。太阳微系统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比尔·乔伊，２０００年４月在《连线》杂志发表题为《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的文章，他危言耸听地预言，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和基因技术都将威胁人类。难怪有人撰文说：“在新世纪的关口，最粗俗的事情可能就是描绘未来的美好前景，而不肯从俗的声音就是对科技进步的批评，中等智力的人都能想象出克隆技术能弄出一个多好玩的世界，持疑义者就会批评克隆技术的危害，在一部分人鼓吹技术进步万岁之时，也肯定有部分人对技术进步表示忧虑。”（范遥等《２００１：科技与梦想的界碑·为什么我们需要未来》，载《三联生活周刊》２００１年第３、４期合刊）
确实，科学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被当成了人类的工具。在如今的社会语境中，科学似乎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于是，科学精神被说成是纯粹“工具”的精神，从而导致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对立与分离。近几年来，关于人文精神的争论曾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我的人文观》一书就集中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这一心灵呼唤。
其实我们更应该呼唤正确的科学观。因为，人文精神失落的时代原因是由于科学精神的“工具”化。可见，探讨人文精神就不能回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就要探讨科学与人文如何才能得以协调发展。 《我的人文观》一书，邀请２８位专家学者对“科学与人文”的话题予以讨论，是各路学者的一次精神笔会。无论是从作者的构成，还是从讨论的内容上来看，都全方位地揭示了科学与人文的内在联系。虽然由于各位作者的专业差异导致了讨论视角的差异，从而难以在讨论的内涵层面上取得共识，但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人文精神的复苏作为拯救科学异化问题的路径之一，并不能回答“什么是正确的科学观”这个问题。何祚庥在《我的科学观，我的人文观》中指出，人们批判或反对“科学主义”的理由之一，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发明了大规模的杀人的武器”，理由之二，是“由于科学的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消耗了物质资源”，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要靠科学技术的发展”，“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当然，其前提是具备了正确的科学观。
诚然，从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泱泱人文大国，并不缺乏人文传统，而是缺乏科学精神，缺乏人文与科学的融合。对此，林语堂在《人生的盛宴·文化的享受》中“学术”一节里早就指出：“所谓科学之著述，试一审其内容，则觉其内容不如外表之动人。实际上，中国并无所谓专门的科学，除了经籍训诂与历史考证。这其实不过为科学的一分支，它供埋头苦干者以研究园地。”同时，他又指出：
但中国老学究的精神是大可敬佩的。学究之最优秀者，具有欧洲科学家的精神，具有同样治学的毅力，献身学问不辞辛苦，然他们往往缺乏专门的科学方法，他们的著述缺乏西洋明晰的文体与确凿有力的理论。
可见，科学与人文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它们在精神上是同根同源的。只有二者的有机整合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类学术事业的良性发展。
哲学博士孟建伟则从哲学层面上分析道：“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文精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而两种狭隘的科学观（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和两种狭隘的人文观（西方人本主义的人文观和新儒家的人文观），是导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离和对立的重要根源。前者排除了科学的人文意义和人文价值，后者则把人文精神看作是一种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文人精神”，或者说是“人文学科的精神”或“人文文化的精神”。而事实上，科学精神作为人文精神的组成部分，既有独立的内涵和价值，同时，它也具有一般人文精神的共性，那就是“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
《我的人文观》分两篇，上篇共收文１３篇，着重探讨科学与人文的共性。从文化精神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角度，宏观地探讨“我的人文观”，并对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素质、人文修养、人文关怀和人文理想予以特别的关注。１３位作者主要来自科学界、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和宗教学界；下篇的１５篇文章，则主要从书法、文学、史学、教育、文物等某一特定的人文知识角度或某一学术专题出发，微观地阐述“我的人文观”，１５位作者将人文精神与某一人文学科联系在一起，有助于读者认识不同文化，特别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及其精神的差异和多样性。
可见，编者对“人文”这一概念的理解是广义的，兼顾了不同学术派别对“人文”的理解。与上世纪的“科玄论战”相比，学者们的视角并未停留在科学与人文的差异性，全书的编撰以探讨“科学与人文如何协调发展”为宗旨，并抱定“世界是美好的！科学是美好的！人文是美好的！”（《写在前面的话》）这样的人文理念。２８位学者的“会诊”对拯救科学和人文复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