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资本的博弈：透视政商关系

权力与资本的博弈：透视政商关系（精选7篇）

篇1：权力与资本的博弈：透视政商关系

权力与资本的博弈：透视政商关系

看世界：政商是两种非常重要的权力，而权力的垄断或独大，对社会的均衡都很危险。欧美一些国家政商分离的背后，还是能看到资本对权力的渗透和影响，如美国高盛帮、法国皮诺世家，另外还有像俄罗斯富商寡头、日本财阀等，政商或者说商政的界限该如何厘清？国外在平衡这些权力方面，有哪些成熟有效的机制？

黄冬娅：从最理想状态来说，成熟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会过多干预市场，市场自己进行资源配置，公权的空间应该是最小的。如果在市场化不充分的情况下，国家会掌握很多资源，土地、资本、金融，权力和市场的一些界定就不会那么清晰。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像上面提到的美国、俄罗斯、日本是三个不同类别。其中，俄罗斯是一种典型的转型经济，在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形成了寡头、首富。他们巨大的财富来源，也就是我们说的原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也是最强的，所以休克疗法也是问题最大的，它直接把大量国有资产转变成私人财富。

按原理来说，欧美属于自由市场经济，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发展型国家和地区，就是政府扶助产业发展。特别是日本，它的产业政策，包括给财阀贷款这样的一些措施，来促进现代化产业发展的目标，扶持日本的企业发展。日本的这种方式一度成为一个模式，因为国家非常理性地通过资金扶持、产业扶持，还有银行、财阀、资本家和官僚数不清的关系，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是2008年经济危机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银行不是根据经济的需要来贷款，所以最后金融的问题就越来越大，很多腐败、经济泡沫就出来了。中国有些像俄罗斯和日本，但又跟这些国家都不一样。我们也会有国有资产转化的过程，但不会像俄罗斯那样。我们私营经济成长得比俄罗斯要好，从财富榜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榜单上很多都是从民营经济成长起来的，也许有些垄断企业的二代没有上榜我们不知道，但俄罗斯的财富榜全是有权力背景的人。所以相对俄罗斯，我们政商关系相对好些。与日本相比，我们也是要搞扶持推动经济增长，但很多问题又比这个大，日本通常有非常理性的一个产业政策，但中国不是这样。据我的观察和调研，我们的各种产业政策并没有产生实质效果，很多地方在忽悠政府的资金，这种方式也不可能扶植出像日本那样的现代产业。

美国资本的力量不会像这些地方那么无序，但是很多研究也表明，像有本书《谁统治美国》就讲到这个：“统治美国的是那些创造了巨额财富的机构的所有者和高管。由公司法律顾问、军事承包商、农业工商业主以及大公司领导者所组成的企业共同体支配了联邦政府。”美国虽然是选举政治，但其中资本的力量是非常强的，也就是我们说的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但是它会有一些渠道去抑制这些资本的力量，比如政策游说，通过资本推动帮助制定这个政策，通过赞助选举等方式。美国不会像俄罗斯那样直接把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财富。如果资本没有正常的制度化渠道去影响政府政策，而只能通过行贿受贿这样的方式，那资本力量往往看上去很强大，实质是很弱势的。

看世界：相比国际政治的分分合合，国际商业、跨国公司对于全球一体化的贡献似乎更大更加稳定，也对现实政治施加更大的影响。未来的全球政治格局中，商业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种说法，金融资本是可以影响政府决策、影响战争，甚至一个主权国家的兴衰与存亡的，是否夸大了资本的力量？

黄冬娅：商业无疑在未来会是很重要的力量。至于资本能发挥多大的能量和影响，要看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和政治体制。如果政治体系比较封闭、金融流动性没有那么强的话，那资本的影响力相对就要小很多。但如果整个金融和政治体系是非常开放的，那影响力相对就会比较大。如果金融体系开放，政治体系封闭，它是一个封闭的决策过程，金融的影响也会比较小。经济很重要，但不是完全决定性的力量，还要看它金融系统、政治系统本身的一些特性。

看世界：一直以来，人们主要担心行政权力扩张制约商业运作，造成生产经营低效，影响经济发展，但在过去十年，全球商业机构的权力快速扩张，形成企业垄断，中小企业经营艰难，打击市场长期发展，背后充分展示商业霸权所带来的管制危机，您怎么看待？

黄冬娅：垄断是经济学上的概念，霸权更多是意识形态上的判断。我们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都是市场化，偏右的。至于说商业霸权，从前段时间媒体对李嘉诚事件的报道看，都说他是对的，因为要控制成本，随着货运量的减少，不可能提高工人的待遇，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市场经济霸权的一种逻辑推演。那从偏左的情况看，对于劳工、对于社会、对人文、环境，不是以经济作为标准的，不能以资方的逻辑来推演劳工的抗议是否合理，应该是允许劳工有权利和渠道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社会必须要有可以和资本抗衡的力量。我们的环境、教育、人文如果都是以市场逻辑去推演，那社会就完蛋了。波兰尼的《大转型》，很多在谈这个问题，叫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国家、市场和社会是分离的，社会有自己的逻辑，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拿来市场化。有的人指望国家来制衡市场的力量，我们现在也有监管，比如市场准入、环境监管，但国家的监管本身也会有问题，就是怎样防止这种监管成为寻租的工具。欧盟现在做的，就是对它的监管进行评估，看这个监管会产生哪些后果。不是说出了问题，就要政府赶快来管，而是很慎重地对待，对来自政府监管的慎重甚至多于对来自市场力量的慎重。所以社会自己要成长起来、成熟起来，社会要有自己的力量。

看世界：您怎么看“商而优则仕”？这似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您认同吗？

黄冬娅：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出身，要看政治制度架构本身。比如在《谁统治美国》里，哪些有钱人当政，数据统计得非常清楚，还有王绍光老师的《民主四讲》中，对所有参选议员的资本，都有详细的数据。看了这些，可能会觉得美国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是为什么它的政治体制相对来说还是好一些？因为虽然表面上看是资本出身，有钱人才能去竞选总统、竞选议员，但实质上它是有制衡的。如果没有竞争性，权力就是无可制约的。

看世界：商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边缘化的群体，虽然也出现了像胡雪岩这样盛极一时的“红顶商人”，但结局依然暗淡。在他光鲜的头衔和一度被人津津乐道的经商手段背后，是中国商人怎样的宿命？这宿命，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

黄冬娅：胡雪岩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现在也还有很多人学他的经商手段，但是也有一些人也在步他的后尘。如果商人没有正当的渠道去影响政策制定，在面对政策或者税收的不合理、监管或者产业政策不合理的时候，若通过不合法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就会出现所谓悲剧的“宿命”。看上去很强大，可以盛极一时，好像资本控制一切，但实际上是很虚弱的。其实这里面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未充分市场化，很多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商人必然依附在政府身上；二是这个系统是不开放的，如果商人不能通过正式、合法的方式去施加影响，那就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去影响政策。如果一个市场很成熟，公权力受控了，系统更加开放的情况下，这样商人的力量会慢慢强化，逐渐成长为一个阶层，会是一种健康的社会力量和制衡力量，欧洲的民主其实就是这样产生的。

篇2：权力与资本的博弈：透视政商关系

商业银行分红与融资的关系

1.分红比例与融资数额的关系

商业银行因为存在资本监管的要求, 其股利分配和资本市场融资的关系有一定的独特性:商业银行分红比例过高, 会减少企业的留存收益, 为了满足监管机构和巴塞尔协议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 商业银行在分红后同一般企业相比, 其资本市场融资的动机更强;反之, 如果分红比例较低或者不分红, 则其资本市场的融资需求和融资数额也相对较低。商业银行的分红比例与融资数额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2.分红与融资的时机关系

Stein (1996) 提出了资本市场的择时假说 (Market Timing Hypothesis) , 即在股票市场非理性导致公司股价被高估时, 理性的管理者可能发行更多的股票以利用投资者过度热情;反之, 当股票价格被低估时, 管理者可能回购股票。因此, 基于此理论, 对商业银行来说, 当资本市场高涨时, 银行的公司价值被高估, 理性的管理者更愿意为了此时较低的融资成本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权益或债务工具融资, 因此, 这个时期可以实行较高的股利支付率, 股利支付导致的资本水平下降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低成本的融资弥补。相反地, 当资本市场低迷时, 企业的公司价值被低估, 此时的融资成本较高, 对理性的管理者来说并不是融资的好时机, 而通过少分红维持较高的资本水平以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则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目前商业银行的分红现状

表1列示了2007-2011年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股利分配率及均值。从国内同业来比较, 国有商业银行的股利分配率最高, 城市商业银行次之, 而股份制银行的分配率最低。在国有银行中, 中国工商银行的股利分配率居所有上市银行之首, 高达44.23%;城市商业银行中宁波银行的股利分配率最高, 为31.68%, 北京银行最低, 仅为18.69%;招商银行向投资者分配股利最多, 股利分配率以20.95%居股份制银行之首, 最低的深发展银行股利支付率仅为3.35%, 工商银行是其将近15倍之多。

从国际同业比较来看, 国际上大银行例如汇丰、花旗、JP摩根、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UBS以及渣打银行在2001-2007年间平均分红比例分别为61%、67%、80%、49.3%、43.25%、50.6%、37.4%和52.3%。国际商业银行的分红比例明显高于我国的上市商业银行。即使在这轮危机中亏损的年度, 也有一些银行例如花旗、富国银行等以分红比例上一年度已经确认为由, 仍然进行了“分红”。看来适当控制分红增加留成固然是银行充实资本的一个重要渠道, 但仅靠银行内生性资源积累要满足其长期发展的需要还是有压力的。因此, 如何平衡分红和融资的关系是商业银行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平衡商业银行高分红与资本市场融资关系的途径

从近几年的分红比例来看, 工商银行保持着40%左右的股利支付率, 再下调的空间已不大。一是股东们的即期回报要求必须满足, 这一点在我国银行业的股权结构下尤为重要;二是作为已在境内外上市的银行来说, 市场的压力有时甚至比来自大股东的压力要更为强大。股利的信号理论认为, 作为内部人的管理者和作为外部人的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管理者掌握着企业关于财务状况、盈利预测、现金流水平等信息, 而股利则是管理者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企业发展状况的重要信号。股利的支付水平高往往代表着企业的运转健康、发展情景良好, 反之企业少支付股利或根本不支付股利会使投资者认为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或遭遇了危机。因此, 股权分红比例过低将直接影响市场形象。

注:数据根据2007-2011年上市商业银行年报相关内容计算整理而成。

如何在保持较高的股利支付水平下仍能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 对商业银行来说显得尤为迫切, 而发展低资本占用的新兴业务, 有节制的发展高资本占用的传统业务, 走一条资本节约式的发展道路是平衡分红比例与资本约束关系的重要手段。

1.落实科学发展观, 转变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 强化资本约束观念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 越来越多的企业由以往的依赖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转而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比如发行股票, 发行公司债, 企业对商业银行的依赖度逐渐下降, “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转变传统的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 商业银行对企业的存贷服务转而更多的为企业提供融资等全方位综合化的服务, 比如资产证券化、债券承销、资产托管、现金管理、银团贷款等新兴业务。

2.扩展业务范围, 挖掘业务深度, 建立有效的产品研发机制

近几年来,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银行监管的放松, 我国商业银行的新兴业务不断涌现, 但与国外大型商业银行相比, 在业务深度和广度方面还与之存在的明显的差距。要努力缩小与国际商业银行的差距, 就要实现新兴业务与传统业务、对公业务与对私业务的均衡发展。此外, 银行产品的开发应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 建立长久的产品创新研发机制。

3.引入战略投资者及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企业的生存根本在于企业的“造血”功能, 即盈利能力。市场化运行机制的完善是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途径。对商业银行业来说, 引入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对, 以国际理念引导改革, 是解决我国商业银行渐进式改革受阻行之有效的方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能为本土商业银行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更能为商业银行的管理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

2011年, 我国将“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写入“十二五”规划,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 我国国内利率化的进程将不断深入, 银行业应加速改变过去过度依赖存贷利差收入的传统赢利增长模式, 逐步摆脱对贷款扩张的路径依赖, 通过综合化经营,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形成“低资本占用综合经营型”的多元化业务结构以及可持续增长的赢利模式。

参考文献

[1].雷立钧.资本约束下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发展模式[J].财经问题研究, 2007 (5) :53-57.

[2].陈嵘.现代西方股利政策主要理论的发展与评价[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8) :207-209.

篇3：权力与资本的博弈：透视政商关系

黄冬娅：从最理想状态来说，成熟的市场经济，政府不会过多干预市场，市场自己进行资源配置，公权的空间应该是最小的。如果在市场化不充分的情况下，国家会掌握很多资源，土地、资本、金融，权力和市场的一些界定就不会那么清晰。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像上面提到的美国、俄罗斯、日本是三个不同类别。其中，俄罗斯是一种典型的转型经济，在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形成了寡头、首富。他们巨大的财富来源，也就是我们说的原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政治权力的依附也是最强的，所以休克疗法也是问题最大的，它直接把大量国有资产转变成私人财富。

按原理来说，欧美属于自由市场经济，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发展型国家和地区，就是政府扶助产业发展。特别是日本，它的产业政策，包括给财阀贷款这样的一些措施，来促进现代化产业发展的目标，扶持日本的企业发展。日本的这种方式一度成为一个模式，因为国家非常理性地通过资金扶持、产业扶持，还有银行、财阀、资本家和官僚数不清的关系，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是2008年经济危机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银行不是根据经济的需要来贷款，所以最后金融的问题就越来越大，很多腐败、经济泡沫就出来了。中国有些像俄罗斯和日本，但又跟这些国家都不一样。我们也会有国有资产转化的过程，但不会像俄罗斯那样。我们私营经济成长得比俄罗斯要好，从财富榜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榜单上很多都是从民营经济成长起来的，也许有些垄断企业的二代没有上榜我们不知道，但俄罗斯的财富榜全是有权力背景的人。所以相对俄罗斯，我们政商关系相对好些。与日本相比，我们也是要搞扶持推动经济增长，但很多问题又比这个大，日本通常有非常理性的一个产业政策，但中国不是这样。据我的观察和调研，我们的各种产业政策并没有产生实质效果，很多地方在忽悠政府的资金，这种方式也不可能扶植出像日本那样的现代产业。

美国资本的力量不会像这些地方那么无序，但是很多研究也表明，像有本书《谁统治美国》就讲到这个：“统治美国的是那些创造了巨额财富的机构的所有者和高管。由公司法律顾问、军事承包商、农业工商业主以及大公司领导者所组成的企业共同体支配了联邦政府。”美国虽然是选举政治，但其中资本的力量是非常强的，也就是我们说的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但是它会有一些渠道去抑制这些资本的力量，比如政策游说，通过资本推动帮助制定这个政策，通过赞助选举等方式。美国不会像俄罗斯那样直接把政治权力转化为经济财富。如果资本没有正常的制度化渠道去影响政府政策，而只能通过行贿受贿这样的方式，那资本力量往往看上去很强大，实质是很弱势的。

看世界：相比国际政治的分分合合，国际商业、跨国公司对于全球一体化的贡献似乎更大更加稳定，也对现实政治施加更大的影响。未来的全球政治格局中，商业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种说法，金融资本是可以影响政府决策、影响战争，甚至一个主权国家的兴衰与存亡的，是否夸大了资本的力量？

黄冬娅：商业无疑在未来会是很重要的力量。至于资本能发挥多大的能量和影响，要看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和政治体制。如果政治体系比较封闭、金融流动性没有那么强的话，那资本的影响力相对就要小很多。但如果整个金融和政治体系是非常开放的，那影响力相对就会比较大。如果金融体系开放，政治体系封闭，它是一个封闭的决策过程，金融的影响也会比较小。经济很重要，但不是完全决定性的力量，还要看它金融系统、政治系统本身的一些特性。

看世界：一直以来，人们主要担心行政权力扩张制约商业运作，造成生产经营低效，影响经济发展，但在过去十年，全球商业机构的权力快速扩张，形成企业垄断，中小企业经营艰难，打击市场长期发展，背后充分展示商业霸权所带来的管制危机，您怎么看待？

黄冬娅：垄断是经济学上的概念，霸权更多是意识形态上的判断。我们现在主流的意识形态都是市场化，偏右的。至于说商业霸权，从前段时间媒体对李嘉诚事件的报道看，都说他是对的，因为要控制成本，随着货运量的减少，不可能提高工人的待遇，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市场经济霸权的一种逻辑推演。那从偏左的情况看，对于劳工、对于社会、对人文、环境，不是以经济作为标准的，不能以资方的逻辑来推演劳工的抗议是否合理，应该是允许劳工有权利和渠道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社会必须要有可以和资本抗衡的力量。我们的环境、教育、人文如果都是以市场逻辑去推演，那社会就完蛋了。波兰尼的《大转型》，很多在谈这个问题，叫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国家、市场和社会是分离的，社会有自己的逻辑，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拿来市场化。有的人指望国家来制衡市场的力量，我们现在也有监管，比如市场准入、环境监管，但国家的监管本身也会有问题，就是怎样防止这种监管成为寻租的工具。欧盟现在做的，就是对它的监管进行评估，看这个监管会产生哪些后果。不是说出了问题，就要政府赶快来管，而是很慎重地对待，对来自政府监管的慎重甚至多于对来自市场力量的慎重。所以社会自己要成长起来、成熟起来，社会要有自己的力量。

看世界：您怎么看“商而优则仕”？这似乎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您认同吗？

黄冬娅：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出身，要看政治制度架构本身。比如在《谁统治美国》里，哪些有钱人当政，数据统计得非常清楚，还有王绍光老师的《民主四讲》中，对所有参选议员的资本，都有详细的数据。看了这些，可能会觉得美国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是为什么它的政治体制相对来说还是好一些？因为虽然表面上看是资本出身，有钱人才能去竞选总统、竞选议员，但实质上它是有制衡的。如果没有竞争性，权力就是无可制约的。

看世界：商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被边缘化的群体，虽然也出现了像胡雪岩这样盛极一时的“红顶商人”，但结局依然暗淡。在他光鲜的头衔和一度被人津津乐道的经商手段背后，是中国商人怎样的宿命？这宿命，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生态？

黄冬娅：胡雪岩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现在也还有很多人学他的经商手段，但是也有一些人也在步他的后尘。如果商人没有正当的渠道去影响政策制定，在面对政策或者税收的不合理、监管或者产业政策不合理的时候，若通过不合法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就会出现所谓悲剧的“宿命”。看上去很强大，可以盛极一时，好像资本控制一切，但实际上是很虚弱的。其实这里面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未充分市场化，很多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商人必然依附在政府身上；二是这个系统是不开放的，如果商人不能通过正式、合法的方式去施加影响，那就只能通过非正式的渠道去影响政策。如果一个市场很成熟，公权力受控了，系统更加开放的情况下，这样商人的力量会慢慢强化，逐渐成长为一个阶层，会是一种健康的社会力量和制衡力量，欧洲的民主其实就是这样产生的。

篇4：权力与资本的博弈：透视政商关系

一、商业银行分红与融资的关系

1.西方主要股利理论

(1) MM理论。Miller和Modigliani (1961) 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破产成本、税收、不完美市场、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下认为, 公司的股利政策与其市场价值和股票价格无关这就是经典的MM股利无关论。该理论也就是说企业价值是由投资价值所决定, 与股利的支付水平无关。股利并不影响投资者的财富, 股利支付只是企业的一种融资手段。但是该理论严格的前提假设与现实经济世界不符合, 于是在MM理论的基础上其他股利理论迅速发展起来。

(2) 税差理论。税差理论是由L i t z e n b e r g e r和Ramaswamy (1979) 提出的, 他们认为一般情况下, 股利收益税是高于资本利得税的, 因此, 相对于股利分配, 投资者更偏好买卖股票的价差收入, 从而上市公司就可以减少股利支付提升企业价值。投资者也可以通过长期持有股票推后资本利得的获取时间, 从而享受延迟纳税的好处。总之, 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不分配任何股利对企业来说是最有利的。

(3) “一鸟在手”理论。“一鸟在手”理论认为公司的股价未来随时可能会发生大的波动, 时间越长, 这种可能性越大, 而投资者一般是风险厌恶者, 与未来获得的资本利得相比, 现在拿到的实实在在的股利收入更可靠, 虽然未来的资本利得可能会更高, 但也会同时承受较大的风险, 所以投资者宁可选择现在拿到较少的股利, 也不愿未来获取更高的利得。这一理论也来源于“双鸟在林, 不如一鸟在手”的谚语。

(4) 客户效应理论。Elton和Gruber (1970) 提出的客户效应理论是税差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该理论认为由于股利收益税、资本利得税、交易成本等的存在, 不同的投资者有不同的投资理念, 对税种和股利的支付方式的偏好也不一致。因此, 公司的股利政策不可能满足所有投资者的要求, 公司可以通过调整股利政策吸引不同的投资者, 从而影响股票价格。

(5) 信号传递理论。信号理论的代表人物是Lintner (1956) 、Miller和Rock (1985) , 这一理论放宽了MM理论“信息对称”的假设, 认为同企业外部的投资者相比, 企业内部的管理者对公司的经营状况、风险情况、未来发展等方面掌握着更多的私密信息, 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而企业为了使得外部投资者了解企业的真实价值, 会通过发放股利来向市场传递相关的信息。高的股利支付水平往往传递着企业现金流充裕、发展前景良好的信息, 反之, 低的股利支付水平一般会使投资者认为企业发展遇到了瓶颈或困难。

(6) 股利迎合理论。股利政策迎合理论由Baker (2002) 提出。该理论认为如果管理层将企业的短期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 他们会根据投资者的偏好改变企业的股利政策。这里投资者的偏好主要表现为市场投资者对股票青睐程度所导致的交易情绪变化, 企业据此调整股利政策来调控市场对股票的需求热度。

2.分红比例与与融资数额的关系

商业银行因为存在资本监管的要求, 其股利分配和资本市场融资的关系又有其独特性:商业银行分红比例过高, 会减少企业的留存收益, 为了满足监管机构和巴塞尔协议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 商业银行在分红后同一般企业相比, 其资本市场融资的动机更强;反之, 如果分红比例较低或者不分红, 则其资本市场的融资需求和融资数额也相对较低。商业银行的分红比例与融资数额呈现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3.分红与融资的时机关系

Stein (1996) 提出了资本市场的择时假说 (Market Timing Hypothesis) , 即在股票市场非理性导致公司股价被高估时, 理性的管理者可能发行更多的股票以利用投资者过度热情;反之, 当股票价格被低估时, 管理者可能回购股票。因此, 基于此理论, 对商业银行来说, 当资本市场高涨时, 银行的公司价值被高估, 理性的管理者更愿意为了此时较低的融资成本而在资本市场上发行权益或债务工具融资, 因此, 这个时期可以实行较高的股利支付率, 股利支付导致的资本水平下降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低成本的融资弥补。相反地, 当资本市场低迷时, 企业的公司价值被低估, 此时的融资成本较高, 对理性的管理者来说并不是融资的好时机, 而通过少分红维持较高的资本水平以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则不失为一个理性的选择。

二、目前商业银行的分红现状

表1列示了2007-2011年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股利分配率及均值。从国内同业来比较, 国有商业银行的股利分配率最高, 城市商业银行次之, 而股份制银行的分配率最低。在国有银行中, 中国工商银行的股利分配率居所有上市银行之首, 高达44.23%;城市商业银行中宁波银行的股利分配率最高, 为31.68%, 北京银行最低, 仅为18.69%;招商银行向投资者分配股利最多, 股利分配率以20.95%居股份制银行之首, 最低的深发展银行股利支付率仅为3.35%, 工商银行是其将近15倍之多。

从国际同业比较来看, 国际上大银行例如汇丰、花旗、JP摩根、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UBS以及渣打银行在2001-2007年间, 平均分红比例分别为61%、67%、80%、49.3%、43.25%、50.6%、37.4%和52.3%。国际商业银行的分红比例明显高于我国的上市商业银行。即使在这轮危机中亏损的年度, 也有一些银行例如花旗、富国银行等以分红比例上一年度已经确认为由, 仍然进行了“分红”。看来适当控制分红增加留成固然是银行充实资本的一个重要渠道, 但仅靠银行内生性资源积累要满足其长期发展的需要还是有压力的。因此, 如何平衡分红和融资的关系是商业银行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目前商业银行的资本现状及融资途径

近日, 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 (试行) 》。该办法规定, 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为11.5%和10.5%, 与现行的监管指标一致。办法还规定, 核心以及资本充足率为5%, 略高于国际的最低标准4.5%。考虑到资本监管对信贷供给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根据国内的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 该办法规定了资本充足率达标的6年过渡期, 并且要求商业银行应于明年起实施、2018年底前全面达到上述的监管要求, 并且鼓励有条件的银行提前达标。表2和表3列示了近两年我国主要的商业银行资本状况和近三年的增发配股情况。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呈现高速发展的势头, 但其资本金现状与业务的发展明显背离, 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资本金总量少, 规模小。由于商业银行自身的积累比较少, 加之资产的速度扩张过快, 金融风险也随之上升, 与其他国际银行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资本金规模较小, 抵御风险的能力也较弱, 严重削弱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 资本金来源渠道窄, 资本结构不合理。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资本来源是实收资本, 这在国有银行中尤为明显。另外, 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中, 附属资本的比例比较低, 资本的内源融资能力较差;

第三, 资本金的补充机制不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迅速扩张, 资产对资本的耗用日益扩大, 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问题尤为突出, 对资本金补充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第四, 资产质量较差, 商业银行资本侵蚀严重。不良贷款的大量存在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 而大量呆账的核销严重侵蚀着银行资本的基础, 提高资本充足率变得更加困难。

四、平衡商业银行高分红与资本市场融资关系的途径

从近几年的分红比例来看, 工商银行保持着40%左右的股利支付率, 再下调的空间已不大, 一是股东们的即期回报要求必须满足, 这一点在我国银行业的股权结构下尤为重要;二则作为已在境内外上市的银行来说, 市场的压力有时甚至比来自大股东的压力要更为强大。股利的信号理论认为, 作为内部人的管理者和作为外部人的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管理者掌握着企业关于财务状况、盈利预测、现金流水平等信息, 而股利则是管理者向外部投资者传递企业发展状况的重要信号。股利的支付水平高往往代表着企业的运转健康、发展情景良好, 反之企业少支付股利或根本不支付股利会使投资者认为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或遭遇了危机。因此, 股权分红比例过低将直接影响市场形象。

如何在新资本协议的严格监管条件下, 既能保持较高的股利支付水平又能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 对商业银行来说显得尤为迫切, 而发展低资本占用的新兴业务, 有节制的发展高资本占用的传统业务, 走一条资本节约式的发展道路是平衡分红比例与资本约束关系的重要手段。

(一) 落实科学发展观, 转变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模式, 强化资本约束观念。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 越来越多的企业由以往的依赖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转而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比如发行股票, 发行公司债, 企业对商业银行的依赖度逐渐下降, “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转变传统的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 商业银行对企业的存贷服务转而更多的为企业提供融资等全方位综合化的服务, 比如资产证券化、债券承销、资产托管、现金管理、银团贷款等新兴业务。

(二) 扩展业务范围, 挖掘业务深度, 建立有效的产品研发机制。

近几年来,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银行监管的放松, 我国商业银行的新兴业务不断涌现, 但与国外大型商业银行相比, 在业务深度和广度方面还与之存在的明显的差距。要努力缩小与国际商业银行的差距, 就要实现新兴业务与传统业务、对公业务与对私业务的均衡发展。此外, 银行产品的开发应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导向, 建立长久的产品创新研发机制。

(三) 引入战略投资者及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企业的生存根本在于企业的“造血”功能, 即盈利能力。市场化运行机制的完善是提高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途径。对商业银行业来说, 引入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对, 以国际理念引导改革, 是解决我国商业银行渐进式改革受阻行之有效的方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不仅能为本土商业银行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更能为商业银行的管理带来先进的经营理念。

2011年, 我国将“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写入“十二五”规划, 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 中国国内利率化的进程将不断深入, 银行业应加速改变过去过度依赖存贷利差收入的传统赢利增长模式, 逐步摆脱对贷款扩张的路径依赖, 通过综合化经营,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形成“低资本占用综合经营型”的多元化业务结构以及可持续增长的赢利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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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权利与权力博弈的理论透视

关键词：政治哲学；权利；权力；博弈

中图分类号：Ｄ62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023－03

一般人认为，与权利对应的是义务，其实这是不准确的，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角度分析，与权利对应的应该是权力，权利与权力的矛盾是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的最基本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发起的各种维权活动，实质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本文将从理论的层面透视和解析这一社会现象。

一

权利简单地说就是人的权利即人权。在中国儒家典籍中就有人权的“思想”。在《论语》、《孟子》和其他儒家著述中，都载明了承认普遍人道和尊重人类尊严。早在2100年前，帝王论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对人类尊严的观念作为禁止买卖或杀戮奴隶的理由，引述了孔子所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

明确提出“人权”概念的是17、18世纪的西方启蒙学者。卢梭等人提出来的“ 天赋人权”的思想，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其理论观点被载入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之中。

但“天赋人权”也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

人具有两重性，一是人的自然属性，二是人的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是指人作为动物存在的自然本性，人的社会属性是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内在本质。如果人只有自然本性，而没有社会本性，那么人就成了与动物没有区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是“人”的存在；如果人只有社会本性而不包含自然本性，那么人就丧失了其存在的生物基础。“天赋人权”的“天”，指的是大自然，“天赋人权”的“人”指的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天赋人权”就是说人天生具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的权利。

实际情况是，人天生的只能是人的本能，人的本能的重要特征就是人的欲望，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无止境的欲望必然是贪得无厌的，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就是讲人的欲望的贪婪性。

所以，从人的自然属性或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不能推导出“人权”这个概念的，如果非要强行推导出“人权”的话，那后果非常严重。因为把人的欲望说成是对权利的合法要求，那么就同样把人所欲望的所有东西都说成是对权利的合法要求。换句话说，人想要什么，那么什么都可以称之为权利。欲望的膨胀导致权利的膨胀，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战争、杀戮，其结果是人要么得到权利，要么就是死亡。

既然，“人权”概念不能从人的自然属性或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推导出来，那么对“人权”的理解只能从人的社会性上去把握。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社会关系是人存在的环境、条件、基础和内容，而人权是社会关系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也就是说权利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才是合法的，可行的。人具有某项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一个与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是无所谓权利的。如“自由权利表达的不是个人的绝对自由，而是人际关系对个人自由的正当限制”②。

既然人的权利要社会认同才能合法，而社会认同的唯一路径就是通过权利博弈才能实现。当代管理社会的是现代国家这个权力机关，因此权利博弈主要通过权利与权力博弈，而正当的权利必须通过公平正义的游戏规则才能得到认可。

二

联合国在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人权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这是对人权最抽象最一般意义的概括。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包括最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物权法”，对人的权利列出了许多具体的条款和规定，概括的讲人的权利有两种：一种是私权，一种是公权。前者是公民日常生活需要所产生的，比如人的生命权利、生存权利、人身权利、言论信仰权利、维持生存而形成的财产权利等等。后者是公共政治生活需要所产生的，比如民主权利，即民主社会中公民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它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公共约定。人的这两种权利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式结构，它由两个领域相衔而成，“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公民权利被严重剥夺，既没有私权，也没有公权。“文革”期间，一个人连烫什么样的头发、穿什么样的裙子都做不了主，还有什么私权可言？至于公权，尽管名义上是大民主，但大民主能整死他人，反过来自己也有可能被人整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私人生活领域，民众的私权逐步兑现，政治权力逐步退出日常生活领域；在公共生活领域，如民主权利，也逐步提到议事日程，成为众目所瞩的问题；但是，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当前在不少地方发生群众上访等维权活动。因此我们既要关注民主建设，更重要的是关注民生，理由是：

一是从理论上分析。日常生活是政治生活的基础，人类生活的原始发生就是从日常生活过渡到政治生活，由人的两种权利构成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也遵循这个顺序。私人领域远离政治权力，争取私权不仅不涉及政治权力的变更，而且最容易得到社会上上下下一致的认同；公共领域就不同了，公权就涉及到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不管对哪个阶级、哪个政党都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如果先争取公权，不仅得不到公权，而且私权更难争取。争取公权，说到底是要变更政治权力改变政治体制。改变政治体制必须具备两个客观条件：一是现行的政治体制漏洞百出，无法修补，难以为继；二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反体制的力量大于或等于维护本体制的力量。即使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也首先要关注民生，如果置此而不顾，非要改变政治体制，变更政治权力等，那就等于从一个统治者换成另一个统治者，形式变了实质没有变，换汤不换药。

因此，先争取私权，后兑现民主，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民主也是一种权利，是每个公民应该拥有的政治权利。只有当每个公民拥有生命权、生存权、人身权、言论权、信仰权、迁徙权以及因维持生存而形成的财产权等权利，人们才有可能也才有条件去争取民主权利。

二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民主”这个口号早在“五四”时期就被提出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中国国家制度层面的运行，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认为只要民主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包括民生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除民族战争之外，先是国家陷入内战，战争是不可能解决民生问题的。后来，虽然国家统一了，但长时间搞阶级斗争，民众不仅没有得到民主权利，而且连生命权、生存权都无法保障。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犹如地基和房舍，如果略过民众的私人权利而直奔国家民主，这样的民主是凌空蹈虚的。

当前民众的权利主要是在私人领域中得到恢复，政治权力的干涉也正从私人领域中逐步退出。权力的退就是权利的进，但这种“进”是渐进，而不是“激进”和“冒进”。 “权利”是一份清单，在这份清单上，它需要以“个案”的方式，一条条去申张，一件件去落实。

三是对于民众而言，民主权利固然重要，但私人领域中的各项权利显得更重要。就一个城市的下岗工人，或有了工作而工资却不能兑现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权利，最低生存保障的权利重要，还是手上那张选票重要，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争取权利，兑现权利，维护权利。

三

民众之所以维权，是由于民众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甚至被剥夺，其原因是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所致。被滥用了的权力，腐败的权力渗透到私人领域，如违法征用农民耕地、社保基金案、医疗乱收费等，甚至最近发生在山西的黑砖窑案等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

要使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良性有序，当下最要紧的：一是要解决好人民群众利益的表达和诉求问题；二是要解决好权力平行的监督问题；三是要解决好媒体监督问题。基于篇幅的原因，笔者对前两个问题不作详细论述，重点讨论媒体监督问题。

朱镕基同志在1998年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时指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监，改革尖兵”，这是对媒体的性质和作用最好的定位。可能有的同志会问：像中央电视台这样重要的媒体不是党的喉舌吗，怎么又成了群众的喉舌呢？

从理论上讲党的喉舌就是群众的喉舌，因为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利益。在革命和战争的年代，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控制着宣传舆论工具，控制着报纸电台等主要媒体，不准发出人民群众的声音，更谈不上报纸、电台去监督国民党政府。那时人民群众的声音特别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揭露，是通过共产党办的报纸、电台反映出来。试想，共产党不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发出人民群众的呼声，能取得胜利吗？所以那时共产党就是群众利益的化身，共产党办的报纸电台自然就是党的喉舌。

1949年10月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时群众的利益和呼声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通过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去争取，而是可以直接向党表达。所以，这时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自然也应该从党的喉舌还原于群众喉舌。同时，居于权力中心的共产党员，一方面要按照党章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在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中难免有失误。所以，党执掌全国政权后，也需要群众监督，而媒体是群众监督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形式。媒体既作为群众的喉舌，又作为政府的镜监，会发挥好舆论的监督作用。

2006年11月胡锦涛同志访问印度时，向中资人员讲了“提倡让人说话”；温家宝同志也说“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监督”，并引用《论衡》中的一句话告戒各级官员，“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新闻媒体要当好群众的喉舌，就必须注重事实，美国著名的战地记者彼德·阿奈特说：“做一个记者，首先要忠于揭露事实真相。”为政者最喜欢听到的、最希望听到的是真话，是事实真相。真话、事实真相是执政党正确决策的前提和条件，如果执政党的一项项决策是建立在假话和虚假事实的基础上，到头来受害的不仅仅是人民群众，而更重要的是执政党自己。一切权力的滥用者和腐败分子最害怕的是媒体曝光。

最近，胡锦涛同志指出：“水可载舟，也可覆舟；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舟才可为水所载。从党长期执政，永葆先进和中国全面发展的时代需要看，还要继续考虑并通过稳步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解决这样的问题：权由民所授，权由民所系，权由民所用。”③胡锦涛同志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的权利，指的是民众的生命权、生存权和社会保障等各项权利问题，而“权由民所授，权由民所系，权由民所用”中的权利，指的是民众的民主权利问题。

从胡锦涛同志这段话可以看出：一是两种权利的排序：先生命权、生存权和社会保障等权利，后民主权，而不是相反；二是由生命权、生存权和社会保障等权利过渡到民主权是一个渐进的有序的过程；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体现“权由民所授，权由民所系，权由民所用”。有的学者把胡锦涛同志讲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称为“新三民主义”。笔者认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胡锦涛同志为解决民生问题而概括的三句话，解决民生问题固然是我们党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的重要环节，但它不是我们党的根本目的，我们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实现中国全面发展的同时逐步实现“权由民所授，权由民所系，权由民所用”。解决民生问题和实现民主这才是胡锦涛同志的“新三民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② 赵汀阳：《“预付人权”：一种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③ 唐文成：《十七大前的北京政情》，《镜报》2007年第5期。

篇6：权力与资本的博弈：透视政商关系

传统族群内部的权力结构包括由族长和乡绅群体等人掌握的传统内生式的长老权力和由国家指定的代理人所代表的外部嵌入式的政治权力,而对权力冲突的研究一直是族群研究最重要的内容[3]。

按照族群的内涵标准,大学显然可以视为一种文化族群。用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其内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展开考察,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其各自的本质并可以提供这两种权力互相制衡的社会人类学范式。

一、不同类型文化族群中的权力生态及族群发展关联

1. 四种权力类型的大学中的权力结构分析

每一所大学都有其历史,就像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一样,深刻的族群记忆必然造成长长的传统社会关联链条和以此为基础的一致行动能力[4]。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长老权力的强大与稳固。一个族群中,长老势力的强弱主要表现在这个族群的历史记忆,那些具有较长和光辉历史记忆的族群中,长老的权力在漫长的族群繁衍中被强化和固化,源远流长的族群历史使长老的权力建立在强大的历史习惯的合法性基础之上。而那些仅仅具有短暂的、并不突出的历史记忆的族群中,长老生长的环境与历史文化胎记尚未定型,甚至历史习俗和文化传统尚未定型,这样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则明显不足。大学同样如此。在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学中,即使国家权力如何强势,它仍然可以特立独行,而那些年轻的大学就不得不在国家面前低眉顺眼。

如果我们以文化族群记忆的强弱与外部控制的强弱的不同适配形式对大学的权力类型展开考察,大学的内部则会出现以下四种权力秩序。如下图:

在A类情况下,双方互不示弱,国家意志与大学性格难分高下,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建立在契约和历史习惯的基础上,就像中国社传统会中族群治理的乡绅自治与官府统治之间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族群的稳定与发展依靠的是乡绅自治,政治势力依靠长老力量治理乡村。A类大学代表:英国与法国的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不相上下,对大学的控制依靠社会舆论和整个国家的历史习俗——最终形式是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化,政治的顶层设计决定了大学中力量的对比。

在B类情况下,族群长老的权力合法性不足,族群的文化传统与历史习惯不足以供给族群的核心凝聚力的形成,族群的影响力不足以唤起社会支持,因此,在强势的国家力量面前长老权力必然受制于政治权力。B类大学代表:中国的大学。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大学艰难发展。

在C类情况下,虽然族群的记忆短暂,长老权力合法性基础不牢,但是政治权力的张力也因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而无法强势展开,双方之间最终的关系仍取决于政治的顶层设计。C类大学代表:拉美国家的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均相对弱势,双方关系取决于国家政治设计——大学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在D类情况下,政治权力或因为宪法和历史的原因,或基于社会对大学理性理解的基础,他们不求对大学过度控制,只为大学划定法律的边界,在边界内政治权力无意干涉。同时,这类大学也因为自己的强族群记忆使得其内部的长老权力泛化,而且由于长长的历史记忆和组织传奇,这类文化族群有足够的文化资本以动员社会力量对它的声援和支持,所以对于其内部的权力格局政府也无力干涉。D类大学代表:美国的大学——学术权力大于行政权力——大学健康发展。

很明显,这四种权力秩序中,理想类型的是D类——美国的大学权力生态,最糟糕的则是B类大学的权力秩序。

2. 四种权力格局之下的大学发展关联

仅仅对大学做简单的四种权力类型分析尚不能够揭示出其权力格局与其发展态势之间的关联,起作用的还有政治顶层设计所产生的国家与大学、大学内部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之间的关系因素。这些构成了大学完整的权力格局。

从权力结构上看,大学是由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构成的矩阵系统,而这两大系统在权力的价值取向、权力的实质与权力行使范围等方面是不同甚至冲突的:学术权力追求平等与自由,而行政权力则以效率与约束为导向;学术权力以学术地位与学术威望为基础,而行政权力则基于科层体制的地位高低。为平衡这两种权力,美国采取两权分离、各司其职的模式;德国与日本采取两权渗透、以学术权力为主的模式;法国采取两权渗透、行政权力起主导作用的模式。不同类型的权力配置所产生的国家与大学,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的关系也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又进一步影响着大学的发展状况。如下图:

A类大学代表有英国大学和法国大学,两国同样有着一批具有光辉历史的大学群落,但是英国政府的强势权力在英国传统的大学自由精神和绅士文化面前不得不作出让步。在内部,由于大学的职员不是公务员,且职员的招聘由各院校负责,所以英国的大学曾经而且仍然标志着院校自治[5]。因此,虽然外部控制较强,但是英国的大学发展仍然可圈可点。而法国虽有着同样悠久的高等教育历史,也有着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古典大学群落,但是由于战后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采用了典型的教育集权制体制,大学内部则以行政为主导,所以法国大学的发展就相对落后于英国。C类大学不确定性最明显的代表是日本与拉美的大学,二战后,日本接受美国的民主制度改造,建立了相对完善和科学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一大批诸如“国立大学法人制度”的法律明确了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内部则确立了学术权力主导的体制,从而使得“历史短暂”的日本大学迅速发展。而拉美的大学虽同属后发外生,但由于其政坛长期动荡、腐败滋生,使得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和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所以拉美的大学发展就落后于日本。

对于B类和D类大学,由于其组织记忆和外部控制之间的一元化关系,所以它们各自的发展态势是确定的。

二、大学的发展与权力的平衡

1. 我国大学发展的路径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大学最好的发展道路就是首先完成从B类向A类的转变,最终实现向D类的靠拢。在向A类的转变中,必须形成大学与国家之间基于共同认识之上的契约,即在充分尊重大学品性与精神,充分理解大学之于国家社会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发挥方式的基础上,明确大学与国家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并固化成政策文本和社会习俗。

事实上,获得强族群记忆不是一个人为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时间的积累。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B类大学的发展有两种路径选择:一是外部社会——国家权力的主动妥协与弱化,即政府主动寻求C类权力格局;另一种是大学对社会的主动引导。在引导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大学必须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

首先是付诸对国人的“大学身份与作用的启蒙”。这种必要的启蒙与大学自身的精神与品性、追求与操守息息相关。西方大学对社会的启蒙是在其千年间的历史中一步一步完成的,对高深知识的执着,对自身使命的坚守,对公权泛滥的抵抗,对公平正义的不弃,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这种悠长的族群记忆不独靠大学自身的宏大叙事进行刻写,更体现在大学点点滴滴的行动中。这些内容不仅仅表现在大学的自我声明和自我宣传中,更重要的是大学必须用自己的行为选择与社会担当告诉公众它之于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意义。任何行为失范、自我堕落的大学丑行都不会受到公众的原谅。大学必须首先为自己划定边界,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界限。然后是把这种历经千辛万苦所熏陶出来的文化氛围制度化——在大学的独立人格面前发动社会把公权力关进或者劝进笼子。必须让公众和掌权者知道,公权力对于大学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并让他们明白公权力一旦失去约束对于大学和整个社会、民族与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对内部行政权力的制衡

依照上文分析,大学组织内部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抗衡的关键点在于“族群”中的物质资源分配权必须掌握在“长老们”手里。学术精英们手中已经有了文化资本和道德力量,只要再赋予其物财资源的分配权,政治精英们就不得不像传统乡村中的国家代理人一样妥协以寻求习俗权力的配合。这样,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死结便迎刃而解。所以,在文化族群中,对于那些能够决定学术精英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分配权必须以契约的形式保证其掌握在学术精英自己的手中,在此基础上,再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政治精英的管理角色和权力边界。换言之,在文化族群中,长老们切蛋糕,国家的代理人们照管蛋糕。也就是说,那些诸如财务预算、经费分配、福利待遇、工资标准等等资源分配权必须回到学者的手里。只有这样,学术权力才能真正拥有话语权。当然,这些权力也必须要受到监督。

3. 对外部泛化权力的消解

哪怕再民主的政府也有权力泛滥的冲动,政府权力的载体毕竟是一个个有着现实利益的人,所以,如何面对政治精英的非理性和政府的权力冲动,决定着大学的发展态势。

传统部落或族群对于国家政治权力的泛化的消解与抗衡往往依靠的是其乡规民约,在庞大的国家权力面前,那些深深浸透着部落历史、文化、习俗与传统价值的乡约往往有着顽强的韧性。所以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效力更大[6]。

作为礼治社会的制度性文本,乡约反映的是一个部族的历史共识与文化价值,它在国家的法律框架内运转,但是却填补着政府权力的空白与失灵,它一直试图寻求并建立一种团体自治的势力格局并每每被当局默许,但是在本质上,它对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权力起到一种消解的作用。

那么作为文化族群,大学的乡约是什么呢?毋庸置疑,当然是“大学章程”。史上最早的大学章程是《巴黎大学章程》。“随着大学管理意识的加强,最初受基督教世界最老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影响而形成的一套大的习惯变成了书面法规。”[7]1245年,巴黎大学教师大会通过了规范教学活动和教学安排的章程,这就是巴黎大学章程[8]。该章程的内容包括:有关学习、考试和授予学位的规定;有关礼仪和宗教活动的规定;大学的节假日和娱乐活动的规定;有关非学术管理人员的规定;有关纪律的规定。“尽管严格的规章制度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大学的规章不能彻底防止错误行为的发生,但在自由和纪律之间构建起了微妙的平衡和规范。”[9]巴黎大学的章程有效地保障了巴黎大学的高度自治并完全摆脱了被监护的地位[10]。

大学章程的主要作用表现在它是大学办学自主、团体自治的法律基础,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大学自主管理的直接依据是章程。就像传统的乡约一样,只要不冲撞皇权的尊严和国家的秩序,族群就可以乡约行事,而一旦皇权扩张、行政恣意,乡约的韧性和张力便表现出来。所以大学章程所规定的大学权利也就成为大学自主管理的法律基础。因为大学章程一旦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核准,就具有法律效力。不仅对大学的办学行为有约束力,而且对大学管理者的管理行为、举办者的监督行为也有约束力。章程中规定的属于学校自主管理的领域,管理者和举办者就不能再加以干预。当然,大学自主管理的权利也必须以法律和章程为依据(米俊奎,2006)。

摘要：大学组织中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对应着族群中内生式的长老统治与外部嵌入式的政治统治,双方之间的权力基础、博弈方式取决于大学历史的长短和外部控制的强弱,进而影响大学的发展态势。借鉴传统族群中长老权力对政治权力的抗衡方式以及传统族群对外部干预的消解途径,大学制衡行政权力泛滥和外部过度干预必须从资源配置权和习俗传统的固化两方面展开。同时,中国大学应当不断引导和发动社会以约束公权力才能获得发展。

关键词：文化族群,大学组织,权力博弈,大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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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荷兰]弗兰斯.F.范福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7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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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权力与资本的博弈：透视政商关系

经过同意才能征税是税收宪政精神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1215年6月15日, 在英国泰晤士河的兰尼米德草地上, 约翰和本国贵族代表签收了一份民众可以依此限制王权的文件, 《大宪章》问世, 这是英国贵族以及民众维护自己财产和权利与国王斗争的结果。其中最为经典的条款是:除国家法律规定的赋税外, 国王不可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税或者捐助, 除非得到本王国一致的同意。此条款即表明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统治者必须经被征者的同意才能征税, 国王的课税权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大宪章》通过限制国王的征税权, 使国王的权力成功地受到了制度的制约。此后, 《大宪章》成为英国宪政转型的起点, 经过同意才能征税的普世价值逐渐形成。在1689年, 英国国会制定了《权利法案》, 其中第4条规定“凡未经议会同意, 借口国王特权或供国王使用而任意征税, 超出议会准许的时间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这就在国家法律上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宪政制度安排。此后的几百年间, 英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 社会结构也不断变化, 税收的宪政精神逐渐成熟。国王与议会围绕征收赋税的博弈, 正是民众权利与国王权力的博弈, 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博弈的基础正是“经过同意方征税”这一包涵宪政精神的条款。

西方政治制度的成功, 体现的正是税收宪政的成功。在宪政制度下, 经过同意方征税这一条款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以后, 纳税人通过代议制机构———议会 (人民代表大会) 代自己“监控”政府的行为, 将政府放在“笼子”里。税是公民的私有财产, 是神圣而不能随意侵占的, 只有经过纳税人的同意才能征纳。议会代表纳税人的利益, 反映纳税人的呼声, 政府的征税行为要经过议会审查批准才能进行, 而不是政府单方面决定要不要征、征多少税的问题。通过税收宪政, 纳税人的权利就有效的制约了政府的权力, 维护了自己的利益, 规范了政府行为。

税在本质上是纳税人的私有财产, 这也是税的第一层含义。现代法治国家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的, 国家税收正是以这样的社会制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国家征税与公民纳税的过程中, 纳税人首先要明确的一种意识或者说一个道理, 即税天生是公民私有财产的一部分, 只有经过纳税人的同意, 国家才能征收。产权是一组权利, 其中包括衍生出来的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产权是“授予特定的个人某种权威的方法”, 它是规定对财产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权利。政府在产权确定的情况下, 从属于公民私有财产中拿走一部分, 并且事先取得公民的理解和同意, 这才是“税收”。国家税收的前提即是财产的私人所有, 又因为财产的私有性, 所以只有得到财产主人的同意, 国家才能征用私人财产, 只有这样, 政府权力才具有合法性。所以说, 私有财产权是一种先于国家税收权力的财产权, 纳税人正是依据此种财产权来决定愿不愿意出让自己的财产 (税收) 给国家, 或者决定出让多少给国家, 将这种权利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即税收法定, 就可以为纳税人借助私有财产权限制国家权力提供一种有力的法理依据。我认为这也是税收逻辑的一个方面。

审视权利对权力的制衡, 就要重新认识税收的“固定性”、“无偿性”、“强制性”。税收三性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 那个时期的体制是大政府、小社会, 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核心。该时期的财政指导思想是“国家分配论”, 公民的钱袋是听国家调拨的, 所以说税收“三性”的提出是制度的需要, 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现在, 首先中国社会的体制、经济以及法制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次公民个人合法的财产权利明确受到法律保护;再有就是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意 (下转22页) (上接15页) 识不断觉醒并逐渐加强, 此时税的三性特征就显得有些不科学、不严谨, 无法得到公民的认可。税是私有财产, 国家征税前必须要同纳税人的代表 (议会、人民代表大会) 进行民主协商, 征得同意后纳税人才能出让自己的这部分财产给国家, 国家与纳税人是在一种平等协商的机制内完成税收的征纳, 因此强制性就显得不太合理。国家机器能够良好运行, 人民能安全幸福, 能够得到国家的保障, 这都源于人民和国家之间存在一种隐性的契约, 我认为这种契约的表现形式就是征税与纳税。纳税人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 纳税人同意让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给国家, 其目的就是要求国家代自己提供诸如安全、教育、环境、基础设施等, 这些个人和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这是符合纳税人公共利益的需要。通俗的说, 税收就是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成本, 就是纳税人为公共物品和服务支付的费用, 国家和公民按照契约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 实现了公共利益。因此无偿性也欠妥当。综上, 我认为三性可以重新理解为“固定征纳性”、“私有财产性”、“利益交换性”, 这更能体现当前税收的特点。

所谓权利, 是指公民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利和享受的利益;所谓权力, 则指国家机构或组织在政治上或职责范围内的强制力量或支配力量。公民合法权利是通过履行公民义务而来, 或是社会法则、自然法则所赋予的, 而合法的权力只能来源于国家合法公民的授权, 把公民的权利集合起来就是国家主权, 体现出主权在民的本意。公民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是通过授权代理人组建机构 (议会、人民代表大会) 来制约权力, 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利约束权力”。我认为, 权利和权力之间的博弈或者相互制约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 并不存在谁绝对在谁之上, 尽管某一时期呈现出向某一方倾斜的状态, 但是总体来看应该是相对平衡的, 在平衡中实现相互制衡。税收则是使二者趋于平衡最好的工具, 并且是平衡个体福利与群体利益最好的设计之一。无疑, 税收即成为权利与权力博弈的焦点。税收的贡献之一就是, 在二者博弈的过程中, 最终使各个利益主体和谐相处, 增进全社会每一个人的福祉。

摘要：私有财产权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这是宪政精神的法理表现。税收体现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种隐形契约, 公民通过对税权的控制, 实现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从宪政的角度, 税是权利和权力博弈的焦点。

关键词：税收,权利,权力,宪政

参考文献

[1]李炜光说财税[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0.

[2]曹钦白.税:给你制衡权力的权利[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