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互动,创新社会组织管理

多方互动,创新社会组织管理（精选6篇）

篇1：多方互动,创新社会组织管理

胡锦涛总书记年初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以及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今年全国人代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对江苏提出“六个注重”要求，希望江苏要注重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为全面贯彻“六个注重”，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省委省政府全面实施“八项工程”，制定了《关于实施社会管理创新工程，切实加强群众工作的意见》。因此，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管理“党建带动、政府推动、三社联动”的互动机制，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当前和今后努力的方向。

一、党建带动是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机制的前提

（一）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历史必然性

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载体和阵地，也是新时期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领域。因此，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发展等每一环节，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在政府有效监督之下，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发挥服务社会功能作用，成为社会管理有力补充。这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必然。对社会组织要正确定位，理想化的无限制地扩大社会组织影响面和妖魔化的有限制地缩小社会组织作用发挥，都是不可取的。

（二）着力提高社会组织党组织全面覆盖近年来，中央先后在社会组织中广泛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影响巨大，意义深远。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创新社会组织党建模式，扩大社会组织党建覆盖面。形成党委领导、组织部门抓总、登记管理机关牵头、业务主管单位各负其责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格局。为巩固扩大党在社会组织中的执政基础，着力推进在社会组织中党的组织有效覆盖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探索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建立社会组织党工委，为同级党委的派出机构，统一领导本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各行业主管部门设立社会组织党委或党总支，负责具体指导相关领域社会组织党的建设。采取派出指导员、联络员等方式，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党建指导，在从业人员中积极开展党员发展工作。基层社会组织可依托城乡社区，根据实际情况单独或联合建立党组织。

（三）努力实现社会组织党的工作全面覆盖

按照以党建带社建原则，在社会组织登记申报时推动建立党组织，年检年报时推动发挥党组织作用。认真开展深化社会组织党的组织生活创新工作。努力探索适合社会组织特点的社会组织党的组织生活创新模式，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党务工作的基础建设和社会组织队伍建设，选优配强社会组织党组织班子，及时把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善做思想工作的优秀党员充实到社会组织党务工作者队伍中来，建设一支在社会组织中立得住、用得上、管得了的党务工作者队伍。要建立社会组织党务工作人才库，认真做好在公益服务第一线的社工队伍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注重在没有党员和党员数量较少的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积极稳妥地发展符合条件的爱心慈善人士入党。要推进党建工作的体制创新，落实领导责任，建立联系点制度、点评制度。要推进党建工作的机制创新，通过完善加强党建、监督考核、领导保障、党员教育培训、工作保障、激励关怀等保障机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要推进党建工作的方法创新，进一步彰显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实践特色和时代特征，树立精品意识和示范意识。

二、政府推动是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机制的保证

大部门体制下“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出现，政府正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制政府”转变，大量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和服务性的微观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将逐步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这就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推动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一）政社分开，权责分明

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互动的关键是坚持政社分开，政府与社会组织要依法定位、职能分开，把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职能交给各类社会组织来承担，进而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的新型合作关系。按照市场化原则，改变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坚持“政会分开、自主办会、有效监管”，切实推进政会分开，支持行业协会自主办会，履行服务、自律、代表、协调职能。做到领导人自选、经费自筹、决策自主、运行自由、责任自担，提升社会组织自主运作能力。形成布局日趋合理、作用逐渐显现的政社互动新局面。

（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有法可依

着力构建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将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纳入登记管理，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管理、社会监督和执法监察措施。加快社会组织相关立法工作，重点加强慈善、志愿服务、行业协会等方面的立法，完善社会组织财务管理、票据管理、税收优惠、财政扶持、政府购买服务、从业人员保障等规章，健全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

（三）加强机构建设，理顺关系

各级民间组织登记管理机构更名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构，并在各级登记机关设立社会组织执法监察机构，可以与登记管理机关合署办公，也可以单独挂牌，赋予其独立的执法权限，加大对非法社会组织查处力度。建立上下一致、互联互通的社会组织登记备案信息系统，逐步实现与财政、审计、税务、银行、质监、海关等部门的数据互换和信息共享，加强社会组织评估和诚信体系建设，提高社会组织管理水平。

（四）积极扶持，可持续发展

各级财政设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扶持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和公益创投项目，建立专业化、规范化培育机制，增强社会组织资金筹集、项目运作、自律管理、创新服务和组织志愿活动等方面能力。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政策，提高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开展公益服务和中介服务的能力。制定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就业、工资、福利、养老、培训等政策，建立社会组织人才市场和人才库，大力开发从业人员岗位，引导社会工作人才就业、创业，推动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五）分类指导，有序发展

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经济、慈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重点领域的社会组织。对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类社会组织，民政部门可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坚持发展与监管并重，完善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社会组织自律相结合的监督管理体系。以法人治理结构为重点，督促社会组织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健全科学有效的评估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提高社会公信力。

三、三社联动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

（一）三社联动是社会建设体系的实践创新

社会管理重点在基层，而社会工作是解决深层次社会问题、缓解社会张力的一种现代手段。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城乡社区已成为一定地域内人

们生活的共同体，社区内的基础建设、生活质量、服务水平、安全保障已成为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话题。而社区、社会组织、社工（简称三社），是社会管理中最基层、最基础的元素，积极探索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推进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初步建立起政府、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三者良性互动及在社区建设中的协同归位，实现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商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区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参与力量互助，形成科学合理的三社互动机制。有利于健全社区自治组织体系，不断增强基层社会管理与自治功能；有利于理顺基层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加强政府在基层的服务能力；有利于完善社区服务和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拓宽社区治理社会参与途径，探索建立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体制。

（二）三社联动是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建立健全三社联动机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群众；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工作实效；坚持完善制度，依法依规；坚持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确保城乡社区有组织管事、有人员干事、有场所议事、有条件办事。实现城乡社区建设一体化，基层社会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政府行政管理、社会自我调节和群众自治管理良性互动。

一是要加快建立社区工作站，承接政府公共服务延伸到社区。为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政府服务能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覆盖面，要抓紧建立社区工作站，以承担街道（镇）向社区提供的行政事务工作和交办的工作。

二是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按照合理分工、专业服务、市场调节的原则，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扩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的范围，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

三是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通过降低门槛、简化程序，进一步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稳步推进社会性、服务性和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协调发展。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扶植培育公益慈善类、福利服务类、医疗卫生服务类、矛盾化解类社会组织。

四是积极推进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和社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多方广泛参与的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机制。建立现代社会工作制度，促进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方式转变，建立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激励机制。

（三）三社联动促进社会管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一是建立社会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有关部门参与，统筹社会管理工作，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协调解决存在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可设在相应的民政部门。

二是实施公共财政基本支持。可采取以下财政支持方式：（1）一次性资助，对符合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方向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的新设立社区社会组织，给予一次性的开办费资助。（2）基本经费支持，根据社会组织的实际运作及公益服务绩效等情况，在设备购置费、办公场地租金等方面给予适当的资助。

（3）专项补贴，对有关社会工作职业化建设、社会工作教育培训、社会工作交流与合作、社会工作研究及宣传、社会工作平台建设等项目，视情况给予以专门的经费补助。（4）以奖代补，对业绩突出、公益服务效果明显的社工类社会组织，由市、县（区、市）社会工作主管部门给予适当的奖励，用于补贴工作经费。

支持和鼓励社区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有偿服务，其所得盈利全部用于发展公益服务。

三是统筹解决社会管理服务场地问题。进一步落实公建配套设施建设，为建设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工服务和志愿者服务站点、助老助残助孤服务点等社会公共服务场所提供有利条件，或以合理的租金提供给社会福利服务的社会组织使用。政府拥有产权的存量公房可通过评估协议转让给政府举办的社区服务机构使用。

党建带动、政府推动、三社联动等多方互动，从而达到创新驱动。作为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机制，党建带动是前提，政府推动是保障，三社联动是基础，这三个方面构成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和重点内容，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得益彰。

（钮学兴，江苏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篇2：多方互动,创新社会组织管理

----关于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几点建议

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然要求和现实需要。多方参与社会管理，可以适应多元的社会现实,可以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有利于协调、凝聚不同的社会群体，加快和谐社会构建；有利于整合社会资源，规范社会行为，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多元的社会管理主体也有助于缓解政府压力、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将精力和资源集中用于宏观调控领域。为此，我们建议：

一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首先要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要分类扶持，引导符合条件的组织和个人创办一批公益性社会组织，加大对公益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及社会组织培育基地开展公益服务项目的资助力度。建立社会组织资金管理、年度检查、重大活动报告、查处退出等制度，形成政府、社会监管和社会组织自律相结合的监管格局。其次要突出人才培养。引进专业的社工人才，培育发展社区志愿者组织，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为居民提供养老助残、慈善帮困、就业援助、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科技文体、社区矫正、心理调适、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等服务。第三要发挥现有群团组织的作用。推进在各级政协设立社会组织界别，拓宽社会组织依法参政议政。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残联、侨联、社科联、科协、关工委、红十

字会等群团组织的枢纽作用，团结、联系、吸纳更多同类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

二是重视城乡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城乡社区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抓手，“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要以城乡社区为载体，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人口、就业、社保、民政、卫生、文化等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要积极研究村（居、社区）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新方式，不断完善村（居、社区）委员会指导和监督其他各类社区组织的新形式，建立健全村（居、社区）党组织、村（居、社区）委员会和社区专业服务机构分工合作的新机制。

篇3：关于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思考

关键词：创新,社会组织,管理

一、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概况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使用“社会组织”一词, 同时提出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 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可以说, 十七大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 并将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到了战略高度, 其间蕴涵着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建设理念的变革, 意味着以社会组织为重要载体的公民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认可和重视。从此, 社会组织的建设不再是自话自说, 而是关乎我国社会建设大局的战略要件。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和2009年玉树抗震救灾中, 社会组织在全面参与中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经过多年的发展, 目前社会组织无论在总数上、功能上, 还是在格局方面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首先, 从总量上, 中国社会组织在近20年来经过了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截至2011年底, 我国社会组织46.2万个, 比2010年增长了3.6%。其中, 社会团体25.5万个, 民办非企业单位20.4万个, 基金会2614个, 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99.3万人。社会组织中在民政系统完成登记注册的只占48%。 (1)

其次, 在功能上, 中国社会组织已经遍布全国城乡, 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主要分布在行业中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社区、农村专业经济等领域, 初步形成了门类齐全、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社会团体中, 行业性社团数量最多, 这与我国政府近年来重视培育发展社会行业中介组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民办非企业单位中, 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 是以教育、卫生类为主的发展模式。

再次, 在格局上, 我国社会组织, 尤其是社会团体是按照行政层级设置的, 既有全国性, 又有省地县级的, 还有基层社区服务组织和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他们在法律上各自独立, 不存在相互的隶属关系。现实中, 层级越高的民间组织总量越少, 越接近于基层的民间组织数量越多。这就使得中国民间组织在外部结构上呈现出一个明显的金字塔式结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中国社会组织的职能框架已经基本呈现出来。其中, 从事与社区建设相关的体育健身、娱乐、养老院、社会服务、物业管理、社区发展等事务的社会组织占的比重在不断增加。

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

社会组织的合法化困境和主体地位的不明确造成了社会组织竞争的弱势。由于法律规制跟不上发展步伐, 社会组织一方面在登记管理、财政税收制度、劳动人事制度方面受到限制而导致资源获取、人才储备、技术水平等方面的能力不足, 另一方面在信息披露、监测评估、激励和惩罚等方面措施不力又使得社会组织出现公众不认可、自我毁誉等方面的公信力缺失。在现实中, 社会组织发展普遍面临场所和设施短缺、财务困难、服务定位不清、决策管理以及服务技术落后、专业人才缺乏等具体问题。

(一) 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两难选择

在我国, 虽然社会组织形式存在已久, 但其初始的、直接的和最主要的力量均来自于政府权力部门的推动。政府既是改革的推动者, 又是需要进行改革的对象, 政府的这种双重性使它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常面临一种“两难选择”的状况;与此相对, 社会组织自身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 反过来又加剧了政府对社会组织两难程度。因此, 政府在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两者之间, 经常出现摇摆不定的政策取向, 特别表现在对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 往往限制有余而支持不足, 从而导致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不够, 推动力也存在明显不足。

(二) 社会组织的“准政府模式”

1.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二为一。以中介组织为例, 据相关部

门对126家技术中介组织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 国有中介组织占2/3。这些国有中介组织许多与政府部门合署办公,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业务发展依靠的是政府部门权威, 实行行业垄断, 隐蔽或公开地将行政管理职能转化为有偿的社会中介服务, 实际上成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2]。

2. 政府与社会组织是上下级关系。

有些社会组织虽然实行了脱钩改制, 成为名义上独立的法人, 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 由于政府是其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和对其负责的主管部门, 这些社会组织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会主动寻求政府部门的领导和支持这是一方面;而在另一方面, 一些政府部门在既得利益的驱使下, 也愿意把有隶属关系的社会组织变成自己的附属物, 指挥社会组织办事, 决定社会组织的内部事务。

3. 政府与社会组织是主仆关系。

对于一些自下而上成立起来的纯社会组织, 依据我国现行法规, 必须找到一个主管单位, 方能正式注册登记。因此, 绝大多数的社会组织就此挂靠或置于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 处于为政府部门打工的地位, 而那些找不到主人的社会组织, 只好成为地下活动的草根组织。即使是这些草根组织, 它们要想展开活动、运作项目, 一般情况下也必须首先得到政府的点头, 通过政府部门来动员社会资源, 处于观察的范围之内。

(三) 现行法律法规和管理体制的缺憾

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目前国务院颁布的只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 民政部出台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救灾捐赠管理办法和民政部与其他部门联合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等, 总体上层次不高、数量少、不配套、可操作性不强, 还没有专门的、全面的、严谨的关于社会组织管理的社会组织法, 使得社会组织的设立、性质、地位、作用及功能等没有完全明确、规范, 缺乏相关的行业自律环境。同时, 对社会组织的人员编制、职称评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税收减免、收费许可等方面也缺乏完善的、相配套的法规与政策, 使得多数社会组织的队伍不稳定、人员结构老化, 缺少应有的活力和作用。

当前, 我国对社会组织实行的双重管理制度, 在强化社会组织准入条件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的同时, 也产生了三个问题:一是登记门槛过高, 致使大量社会组织难以获得合法身份。据有关专家的调研估计, 目前没有合法登记注册而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数量, 大约十倍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3]。二是合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政治色彩浓厚。能够合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大多与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 或合二为一, 或上下级, 或主仆关系等等。三是现行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大量涌现的社会组织纷纷绕开双重门槛做法, 不仅对于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起不到应有的约束和监管作用, 而且降低了法律应有的尊严并激励了公民不守的群体行为, 这在法制社会是一种危害性的现象[3]。

三、创新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 从法规组合到法律体系的制度建设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时间还比较短, 高层次部门法的建立还需要时间。其次, 专项条例结合众多部门规章制度的现状是政府权力结构在社会组织管理上的具体表现。但必须肯定的是, 多头立法虽然适应了政府结构, 但也将目前条块分割的政府体制弊端带入到了社会组织管理及自身建设之中。突出表现为社会组织交流相对匮乏、社会组织建设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利益勾结、社会组织官僚主义等问题。专门法律才是社会组织制度建设的方向, 是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必要保证, 但法律的建立需要相关条件的配合, 越是高层次的法律越是需要充分的酝酿准备, 否则, 将很容易产生法律制度的动荡, 反而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在这一点上,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明确, 比如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人力资源以及财政收入等。但随着各项条件的逐渐成熟, 出台相应的专项法律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因此, 提高制度层次, 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具体路径具有比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 政府管理需从分级统合到分类规范

在合作型管理中, 政府对社会组织实施针对性的管理, 在基本管理制度一致的情况下, 对于特定类型的社会组织, 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例如公益社会组织, 政府通过项目合作和定期拨款的方式给予扶持, 充实了这些组织的资金。相比之下, 目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虽然也进行了一定的分类管理, 但总体上, 现有管理体制更多的是依赖于分级统合管理, 即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进行归口管理, 这就产生了一定的问题。社会组织是个大而化之的概念, 在具体管理中, 不同类型组织需要不同的管理, 这要求对社会组织进行科学的分类。但目前更强调的是通过多管理主体来实现分级统合管理, 即双重管理体制。双重管理体制除了说明社会组织的管理主体同时包括两个政府部门之外, 还包含了分级管理的原则, 即对社会组织按照其所开展活动的范围和级别, 实行分级登记、分级管理。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07, (6) .

[2]周耀虹.从社会现代化转型认识民间组织发展[J].天府新论, 2006, (1) .

篇4：多方互动,创新社会组织管理

[关键词]基层党组织；社区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8-0049-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近年来，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街道党工委在居民区探索建立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多方协同参与的治理模式，优化党组织统领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驾马车”的治理格局，取得一定成效。

（一）党建联建：以区域化党建统领社区治理。一是以区域化党建为抓手，发挥社区党组织领导作用。四平路街道党工委以行政单位党组织、驻区单位党组织、居民区党组织为基础，积极整合环同济大院、大所、大校优势资源，构建社区各类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新格局，做到居民区联手、社区联动、单位联盟，不断推进以“服务、共同、协商、自愿”为特点的区域化党建。

二是科学构建党建联动机制，发挥社区党组织主导作用。通过居民区“大总支”建设、“区域党建联建推进会”、“精神文明共建会议”、“社区教育联盟”等形式，建立广泛的党建联动机制，与同济大学23个部门、二级院系开展三轮共建签约活动；推进完善社区党员服务中心教育资源配送工作，共同构建社区教育网络；依托环同济各类教育资源，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

（二）四位一体：探索社区多元共治模式。一是优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按照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用、群众得实惠的要求，抓好班长工程建设，积极打造学习型、创新型和服务型党组织，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

二是选好人。依法依规开展居民区党组织、社代会、居委会、业委会和妇代会等换届选举工作，实行公推直选和“大总支”体制的居民区党组织比例均达到100%，“大总支”兼职委员来自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共建单位、条线单位等各种系统。探索居民区党组织和“三驾马车”交叉任职，支持居委会干部参与业委会，业委会成员近七成系中共党员，确保业委会机制稳定。

三是党组织统领居民自治与社会共治。探索建立以居民区党组织为核心，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为主体的“四位一体”的社区多元共治模式。以服务群众为重点，建设“服务、协调、管理、预警”四位一体的民间组织网络机制，充分发挥党建阵地作用，开展好“区域党建”——你出力、我帮忙，共享共赢一家亲；“组织建设”——组团式、勤联系，生根开花在基层；“民主议事”——话亮堂、事亮堂，摆上桌面心亮堂；“社情民意研处”——情可诉、难可解，大事小事有人管；“党员教育”——重个性、讲长效，于无声处见精神；“志愿服务”——做好事、搞活动，互助友爱显风采六项品牌阵地建设。

（三）依法治理：提升居民区党组织治理能力。一是依托专项工作机制，借力专业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充分利用街道层面建立的，司法所为平台，信访、派出所、社区法官等共同参与的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工作机制，以及城区综合管理“大联动”工作机制，借助由资深律师、学者、具有审判长资格以上的法官等组成的法律专家志愿团，做好社区建设和管理矛盾的化解工作。探索社区事务处理专门工作小组模式，以业委会为牵头主体，广泛吸纳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小区业主参与其中，提高小区业主自主管理意识和积极性。

二是营造法治环境。联合同济大学法学院党总支，建立“法律援助”联盟，组织“法律援助志愿者”在社区建立“法律教学实践基地”；与铁岭路90弄居民区党总支等开展“法在社区”党建联建活动；与同济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法律讲座、法律咨询；开展民盟百名律师义务法律咨询活动，增强居民的法制观念和依法维权的能力，培育良好法治环境。

在推进社区党建发挥作用的过程中，也有问题和瓶颈，需要在创新社区治理中逐步解决。

一是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要进一步实效化。党建联建缺乏持续性、长效性制度、机制，缺少接地气的项目；党组织决策中监督委员的作用发挥不够；党建群建联动满足居民文化等方面需求不够。

二是居民区党组织和“三驾马车”服务能力有待提高。“四位一体”的制度、运行机制欠缺，缺乏有效沟通和权责对等；社区治理工作方式不适应需求；居委工作存在行政化问题，居民区党组织抓党建精力不足。

三是队伍建设滞后。居民区党组织书记队伍以及社区工作者队伍老化、人才断层现象严重，财力保障、组织保障和职业规划等需要改革推进；在职党员尤其是条线党员作用发挥不够；业委会人员专业性及发挥作用不够。

四是社区依法治理水平亟须提高。可操作性的社区治理政策亟待完善；部分居民区工作人员习惯于“做工作”、“讲人情”的工作方式；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导致治理要求与物业管理水平、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矛盾突出。

五是居民区并轨治理的难度大。由于社区人口结构、居住环境、安置方式、产业结构差异，导致“四位一体”的主体作用发挥难以统筹推进；网格化综合治理有待深化。

（一）提升科学化水平，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是增强社区党建工作的开放性，完善党建联建联席会议机制。二是扩大党的组织工作覆盖，拓展群团组织和群众领袖等自治力量发挥作用的空间。三是加强社区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加强实务培训，提升解决问题能力；统筹职业发展规划，建立收入、待遇、发展渠道等激励关怀机制；优化选拔培育机制。四是扎实推进党员队伍建设，凝聚社区治理合力。五是稳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制订出台居民区党组织统领“三驾马车”制度，推进规范化运行，激发社区治理活力。

（二）优化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服务示范作用。一是强化“服务是最好的治理”理念，构建功能多样、资源整合、信息共享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长效制度。改进公共服务方式，统筹资源，推进政府购买服务；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引导和带领志愿者协助实施社区服务项目。二是以考核为导向，深化自下而上的评议监督，保障居民对党组织的考评权，推进党组织提升服务水平。

（三）强化居民自治建设，发挥党组织的规范引导作用。一是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党组织通过党建联建长效机制规范引导社区自治，调动各方积极性；通过主导民主协商、畅通自治渠道，提高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力。二是强化“三驾马车”运行机制建设。党组织领导和主导“三驾马车”队伍培养、选拔、使用机制建设，完善财力保障机制和运作机制；加强居委会对业委会的指导监督；推进居民区党组织和“三驾马车”的充分协商共建。

（四）坚持依法治理，发挥党组织的整合统筹作用。一是坚持党组织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社区治理工作；用法治来规范制约监督各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来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二是增强社区党组织干部法治观念，加强依法办事能力建设。三是把依法治理和其他治理资源结合起来，把法治的刚性治理和传统文化的柔性治理功能有机结合。

（五）因势利导，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综合人口结构、居住环境、安置方式、产业结构等因素，深化网格化综合治理，提供分类服务。尤其是针对物业管理费用、维修费用的缴纳、管理、使用方面，出台相应的政策、实施细则等，破解少数人主导方向的难题。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党校

篇5：多方互动,创新社会组织管理

加快社会组织改革，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作者：

来源：《检察风云·创新社会管理理论》2013年第02期

【编者按】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将日益突出。如何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稳步推进政社分开；如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合作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等，是本期关注的话题。

【摘要】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社会组织成为了社会管理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如何发展社会组织的话题，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崔明华同志指出，要在充分理解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内涵基础上，认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向和工作重点。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沈国明教授指出，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势在必行的，我们在鼓励的同时还要规范其运作，让社会组织在有序的状态下发展。上海市社联科研处处长徐中振教授指出，当前应加快形成和完善社会组织体制的公共性领域、支持性体系和社会化机制，注重解决制度安排、政策环境和购买服务方式等问题。上海商学院韩狄明教授和同济大学詹兆雄教授指出，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有积极的作用，应充分释放其正能量的发挥，同时完善制度以规避社会组织可能造成的风险。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院长章友德教授针对目前社会组织在运作中出现的角色不清、角色紧张和角色冲突的问题指出，社会组织必须要认清和明确其在社会转型中的角色和位置，才能发挥其作用，参与社会管理。上海商学院李红艳副教授从国外社会组织的发展概况探讨国内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指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规范。

篇6：多方互动,创新社会组织管理

周玉萍②

（太原科技大学 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社会组织的创办、发展、管理、服务与评估都与社会管理创新有着直接的关系。放宽进口，政府购买服务，简化管理程序，评估结果引导都成为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关键环节，只有从这些环节着手，才能真正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管理；发展；服务；社会组织

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转变，大量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性、服务性的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将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因此，社会组织的数量和质量是完成政府改革的重要条件。观察当前中国的情况，在创办、管理、服务、评估社会组织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因此，要真正实现行政管理改革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一、社会组织的创办与社会管理创新

据调研，现在在中国创办一个社会组织需要经过如下程序： 第一步，到当地政务大厅民政部门递交申请表，由民政部门审核。第二步，在准许开办的情况下，联系业务主管单位由业务主管单位出具同意为该组织业务主管单位的正式文件。比如教育方面的社会组织需要联系当地教育部门，环境保护方面的方面的社会组织，需要联系环保部门。业务主管单位是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承担管理责任的，所以十分不情愿。这就成为登记中最难走的一步，不少社会组织就此沦为草根组织，不去办注册登记。

第三步，会计事务所验资，拿到验资报告。并且拿到办公地点的用房证明。第四步，填写相应表格。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申请表、民非业务主管单 ①② 本文为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1-2012重点课题结题成果。

周玉萍（1964——），女，山西太原人，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系教授，.030024.位批文、民非法人章程、社会组织办公用房证明、办公用房勘察表、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名单，社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人员名单等。第五步，备齐所有手续，到民政部门办理登记。

手续繁琐，有些环节甚至需要有人帮忙。一些热心公益人士看到这种情况，就此打消念头。对比国外的社会组织成立过程，以美国为例，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向所在州递交成立申请。申请中应包括三个备用名称，有效的身份证明，董事会的组成（许多州要求至少要有三个董事，也有的州仅要求一个董事组织者）；组织的章程（最好要有符合免税的条文）等。

第二步，缴纳年费，并成立公司。需要说明的是成立一个社会组织（国外称为非营利组织）和成立一个营利公司过程很相似，提交需要的材料后，只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取回相应的登记注册证明，不需要验资，也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

另外，美国有些州还有更加优惠的政策，比如特拉华州：第一，登记费用便宜，小规模的NGO注册费为89美元，年费75美元；第二，允许董事会成员只有1个人，可以注册个人NGO。因此许多社会组织都选择在特拉华州注册。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国外社会组织的创办不仅手续简单，费用低廉，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障碍：既不需要50个会员单位，也不需要一笔注册资金，更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任何人只要愿意从事社会福利事业，就可以办公司，一个人也可以。而在中国，不仅手续复杂，注册费用高，而且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就像一堵“高墙”，导致“事实上已经成立的社会组织，要么到工商部门注册为经济组织，要么以‘黑组织’的状态勉强维持。”[1]。面对这个困难，2011年初，北京已经率先规定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和社会服务类四大类社会组织可向民政部门直接申请登记，广东省也明确规定，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这就闯开了一个突破口，意味着社会组织的成立相对比较容易了。但是多数地方在业务主管单位方面尚且没有放开，所以，政策方面的调整，包括会员单位的减少，注册费用的降低，就成为促进社会组织成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放开限制，简化登记手续。才能促使人们快速地成立社会组织，凝聚力量，为社会服务。

二、社会组织的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

近年来，由于国家的强调和重视，社会组织迅速发展。2009年末，社会组织的总数为431069个，其中社会团体238747，基金会1843，民办非企业190479。而2008年全国的总数是38，6916个。在数量上有所增加，活动上影响力在增大。比如，母亲水窖项目，关爱西部孩子爱心公益活动，雅诗兰黛粉红丝带乳腺癌防治运动，永业慈孝基金，美克美家“新通道”设计与社会创新夏令营影响都很大。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的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许多社会组织都有政府背景。比如，有一些社会组织的领导职务由政府部门的退休领导担任，例如，在我国行业协会较多的上海市，由政府任命的协会领导就占全市协会领导数的60%[2]。有一些社会组织，如各地的社工服务社，热线、志愿者协会等，看似学校或者个人兴办的，其实是有政府项目支持的。这些社会组织虽然没有实现完全独立自治，但他们活跃在各个领域，正在成为完全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它们可以说是在政府创新社会管理的号召下，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的发展中也存在着必须克服的问题，首先，有一些社会组织是在民政系统内部诞生的，如救助站的社会工作室，福利院的社会工作室，某社区的社会工作室等，这些组织办公地点就在相应的单位内部，董事长也由内部职工出任，政府购买服务的钱打入这些社会组织账户内，实际上是打入了原有的民政部门下属单位内，只不过博取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绩。这些组织尽管也是个人注册的非营利组织，但基本上是原有政府部门的下属，没有任何开展活动的动力。即使开展社会服务活动，也是重名声而轻实际。这类社会组织的存在实际上挤压了真正的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占据了大量资源，效率又不高。应该严格禁止这类组织的诞生。其次，社会组织的发展中，我们发现面向社区进行服务的社会组织数量相对较少，说明社区的社会服务职能还不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重心还没有下移到社区。面对这种状况，政府需要出台相应政策，将社会服务的责任放在社区里面，同时，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由政府各部门提出购买服务的事项及要求，纳入部门预算，由同级财政支付。这样才可以使已经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成长壮大起来，将大量停留在企业、或者行政单位内部的社会服务职能从单位剥离出来，纳入社区。

社会组织的发展本身就需要政府社会管理思维的创新，怎样既扶持社会组织的 3 发展，既是一种智慧，又是一种责任，既要懂得扶持，又要懂得适时放手，这确实是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政府必须考虑清楚的问题。

三、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组织成立后，由三个管理部门来管理，一个是当地民政部的社团管理局，负责社会组织的年检，信息汇总和检查；一个是税务局，负责社会组织的纳税；一个是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业务指导。三个部门各有各的事情。以某心理咨询室为例，既有社团管理局的登记任务，又有逐月缴纳的税费8-9项，还有业务主管单位派下来的公益活动，所有管理部门的重点都在“管”上，而不在服务上。从国外的管理来看，美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部门是财政部国税局（IRS）和联邦选举委员会。国税局的管理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负责非营利组织的税收或免税。凡年收入超过25000美元的组织都要做税表，国税局会公开这些税表，一般人也可以在国税局网站上查到；年收入超过5000元而不足25000元的组织则需要提交免税申请，国税局印出免税机构名单，予以公示；年收入少于5000元以下的教会、寺庙和慈善组织不需要填写免税申请。一个是调查非营利组织高管的“过高薪酬”。调查过程中，会与其它类似组织领导者的薪水比较，排除有人利用NGO作弊或利用慈善机构的名义逃税。联邦选举委员会负责管理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活动，如果慈善机构直接向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帮助，则为非法。

由美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可见是否符合免税资格是管理的重点，符合就需要纳税，不符合则给予免税待遇，促进其成长，同时严格控制利用非营利组织营利行为。如果一个非营利组织从事商业活动，而这个活动与其宗旨无直接联系，那么商业活动中的获利就要纳税。假如一个非营利组织获得超过25000元的营利收入，那么它就失去了免税资格。国外的社会组织在这种既严格又周到的管理之下，只有更好地吸纳捐款，以自己组织的宗旨为旗帜，开展慈善活动才能生存下去。

中国的社团管理机构很多，表面上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很严密，实际上存在着空挡。首先，管理者的高薪不在任何部门管理范围之内，这样就有一些社会组织打着非营利的旗号，做着营利的事情。“郭美美事件”中的“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就是这样一个机构，还有一些行业协会，以征收会费发财，社会组织乱象 4 迭出。其次，小微型社会组织没有免税的优惠，难以得到扶持而衰亡。第三，缺；乏服务性管理。管理部门仅仅在收费或者派活，很少给予帮助。这是十分不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学习国外管理经验，税务部门既管纳税也管免税；社团管理局能够配合税务部门工作，防止不良社会现象的出现；逐步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的限制，这样才能够保障社会组织正常活动，并得到社会力量的扶持。

四、社会组织的服务与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组织竞买政府出资的社会服务项目，依靠优质的服务生存，本是主要的生存方式，但现在政府招标的社会服务项目不多，社会组织的服务仍旧是基于自身宗旨在各自服务领域开展的。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展对失学儿童的救济；中华慈善总会开展对孤寡残疾等弱势群体的救助；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展对贫困地区群众的帮助等。所有这些项目均来自于募集的资金，而不是政府出资。政府出资购买服务项目始于2000年上海市卢湾区民政局率先向“金色港湾老年公寓”购买价值30万元的养老服务[3]。此后，各地市纷纷开始探索，出台了购买服务项目，比如北京的社区老人服务卡，深圳的NGO孵化等，目前购买的项目已经涉及慈善救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等领域。

2010年，北京市财政拨款上亿元，购买扶贫救助、扶老助残、医疗卫生、促进就业等十大领域的300多个公益服务项目。2007年开始，上海每年从福彩公益金提取7000万元资助社会组织发展，仅浦东新区近三年来投入的扶持资金高达1.2亿元。深圳建立公益福彩金购买服务“种子基金”3500万元，目前已资助75个公益项目。深圳市2010年机构改革中从17个委办局削减出政府工作事项87项，其中69项委托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接，并规定，今后凡是可由社会组织承接的社会服务项目，就不再设立事业单位。为扩大社会组织参与管理服务的渠道，深圳去年从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中新增党代表4位、人大代表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已达221人，占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总数的24％。[4] 总的来说，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促进服务社会化这个问题已经形成了共识。2000年以来，政府在逐渐加大购买服务的力度。2012年3月9日，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即公布了《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实施方 5 案》，明确：拟资助150 个左右西部地区社会组织改善服务条件，拟资助50 个左右规模较大、职能重要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和具有较强区域辐射功能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委托的社会服务；拟资助50 个左右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针对特殊群体开展困难救助、心理辅导、综合性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社会服务，拟资助50 个左右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针对特殊群体开展困难救助、心理辅导、综合性社会支持网络构建等社会服务，拟培训10000 名左右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业务工作人员。[5]可以说这是政府大规模的购买社会服务的一项尝试。伴随着这些项目的实施，一批社会组织将成长起来，成为社会服务的主要力量。

伴随政府购买服务的增加，我国的社会组织有了迅猛发展，活跃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大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影响和效益。但这些服务尚且处于试点的状态，只覆盖一些领域，面向社区的社会工作体系尚未建立，大量的社会问题处于无人管，无人问的状态。所以，建立长期连续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使已经成长起来的社会组织，能够发展起来，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五、社会组织评估与社会管理创新

对社会组织的评估可以促使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国际上很多国家建立了官方或民间的中介性或学术性评估机构，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并形成了对社会组织公示的机制，为政府监督管理提供重要信息。

评估的组织者可以是被评估的社会组织自身或是相关社会组织联盟，也可以是政府管理部门，还可以是与被评估组织无关的独立的社会组织或者是营利的公司。评估的组织者不一定是评估的具体实施者，例如政府委托给第三方进行评估，社会组织自身也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估。在评估实施过程中，一般都会组成评估小组，小组人员包括了社会组织管理者、政府官员、财务或法律专业人士等多方代表。评估程序一般包括社会组织材料申报和自我评估、评估小组现场评估、评估小组综合评估结果、反馈结果和讨论、对外公布结果等。评估内容根据评估目的不同，关注点会有所侧重，但通常会对财务信息比较关注。评估结果或者应用于政府购买服务时对社会组织的工作绩效的了解，或者应用于捐赠者选择社会组织时的信息参考。其结果是评估良好的组织能够得到奖励（物质上或精神上的），评估差的组织得到惩罚。通过评估引导社会组织发展，或者是给稍差一些 6 的社会组织提供学习的参考，从整体上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其目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出现了社会组织的自我评估，也就是社会组织的自我监督。例如，慈善导航员网（/mjj/201203/20120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