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功能与空间模式的互动作用

社会功能与空间模式的互动作用（共8篇）

篇1：社会功能与空间模式的互动作用

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用于抒发心声、陶冶情操的音乐文化，它成为了一种社会发展进程中独特的精神文化形态，显现出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音乐教育自从音乐出现之后即已存在，它是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的无意识的教育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客观意义上的价值和意义。为了推动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要关注音乐教育与社会音乐文化之间的互动研究，针对音乐教育在社会音乐文化方面的缺失，深入分析，并提出建议。

1音乐教育的文化定位及其属性

音乐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从广义而言，音乐教育潜移默化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劳作行为之中，是一种无意识的教育行为;从狭义而言，音乐教育是在一定的场所之中，进行有组织、有规划、有目的性的教育行为，主要包括家庭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两种。音乐教育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表达形式，它可以纳入音乐文化体系之中，它不是音乐的自然产物，也并不局限于音乐文化的框架，它有自己独特的体系和规律，其社会意义和价值需要社会群体对其的理解、判断和认可。对于音乐教育的文化定位，我们需要首先厘清和明晰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人类特定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产物，标志着人类的文明与进步水平，可以对其进行系统化的归纳，将其概括为四种类型：(1)文化―成果论。(2)文化―能力论。(3)文化―精神论。(4)文化―行为模式论。具体来说，文化是文学、音乐、美术等的综合性成果，也是具体文化形态的精神以及理念的抽象化表达。然后，我们可以进行音乐教育的文化属性的理解和认知，有一种普遍被认同的观念：音乐是文化中的音乐。它显示出音乐教育明显的音乐文化属性，其主要体现为：(1)音乐教育的核心音乐本身即有鲜明的文化性。音乐是人们进行情感交流的形式，其内核属于一种精神创造行为，它蕴含于人们的日常社会活动之中，并与其他文化形态如：哲学、美学、文学相联系。(2)音乐教育的思想渗透融合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音乐教育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人们用音乐进行心灵的洗涤和陶冶，成为了人们精神文化中的一部分。(3)特定的音乐文化决定了音乐教育的内容及模式。基于人们对音乐文化的精神需求，音乐教育蕴含着不可估量的文化发展潜力，特定的音乐教育也显现出特定国家与民族的音乐文化特质。

2社会音乐文化的类型及其在音乐教育中的映射

音乐教育相对稳定和统一，而社会音乐文化则变化较大，社会音乐文化显现出显著的矛盾规律，并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和类型中加以体现，并在音乐教育中产生映射：

2.1民族音乐文化与外来音乐文化

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包容，涵括有音乐传统、音乐精神、音乐形式等，在长期的发展融合过程中，民族音乐文化也渗入了诸多外来音乐文化的因素，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对外来音乐文化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然而，在“五四”之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摇摆于“全盘西化”和“固守国粹”的动荡之中，不利于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与其他文化的音乐交往也不断增多，显现出多元文化的浪潮趋势，如何正确应对外来音乐文化，成为当前应当思考的问题。这一矛盾映射于音乐教育方面，也形成了较大的困扰，在多元音乐文化融合的时代下，音乐教育要加强对外来音乐文化的融合，然而，还要以民族音乐文化为根基和关键，要重视民族音乐文化，保持和传承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色。

2.2流行音乐文化与严肃音乐文化

中国的流行音乐文化也即通俗音乐文化，它是将一切通俗易懂、易于被普通民众接受和理解的古今中外音乐作品囊括其中，并且还包括与流行音乐作品相关的音乐表演、音乐学术研究等内容。严肃音乐文化是相对于流行音乐而言的，它依循一定的审美哲学，结构严谨而规范，体现出精神上的严肃性和思想性。在人们的意识之中，流行音乐文化和严肃音乐文化有其矛盾性，它并不来源于流行音乐本身，而是流行音乐的商品化与音乐的精神导向、人文价值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一冲突映射于音乐教育之中，表现为对学生的精神世界和思维方式的积极、正确的引导，要在音乐教育中极力避免“工业化”流行音乐的负面精神影响，但是，也不能一味地排斥流行音乐，这是由于流行音乐文化也有高低品味之别，音乐教育要引导学生正确辨析流行音乐文化中的积极元素，对各种音乐类型进行审美辨析，树立起正确的音乐价值观。

2.3现代主义音乐文化与经典主义音乐文化

经典主义音乐文化涵括古典音乐文化，也包括中外现代作曲家的思想传统，如：中国现代对民乐的改编;中国芭蕾舞剧;中华民族交响乐等，它们是古典音乐文化的延续和创新。现代主义音乐文化是相对于经典主义音乐文化而言的，它类似于“后现代主义音乐文化”的思想内涵，包括有：勋伯格的“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谭盾的后现代主义作品等。经典主义音乐文化与现代主义音乐文化的矛盾与冲突集中于文化精神和审美标准的冲突，其中：经典主义音乐文化侧重于自然与平衡;现代主义音乐文化则显示出对听觉传统的颠覆及音乐秩序的叛逆。这一矛盾映射于音乐教育之中，由于音乐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对音乐文化传统的传承与保护，因而，无疑要将经典主义音乐文化纳入音乐教育之中，鉴于音乐教育面对的是涉世未深的年轻学生，而现代主义音乐文化涉及诸多复杂化、矛盾化的思想冲突，不宜于作为音乐教育的要素。但是，可以选取部分现代主义音乐文化成为补充教学内容，随着多元文化潮流的发展，我们要正视经典音乐文化与现代主义音乐文化的秩序与叛逆的冲突，在音乐教育中做好思想防范。

2.4都市音乐文化与传统民俗音乐文化

传统民俗音乐文化存在于我国的民间，与人们传统的生活文化、文化民俗活动密切相联，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域音乐文化的地域性差别。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脚步的加快，都市音乐文化变得常态化和快捷化，在与世界音乐文化交流的对话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都市音乐文化，它与传统民俗音乐文化逐渐剥离，反映了现代社会的生活理念和社会精神。随着都市音乐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被替代，这就需要音乐教育的介入与传输，以实现对民俗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并尝试寻找传统民俗音乐与现代都市音乐文化相交融的路径。这些矛盾因素映射到音乐教育之中，显现出复杂性，要抓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矛盾，客观分析其特点，并分析它们在音乐教育中所形成的影响。

篇2：社会功能与空间模式的互动作用

我国的音乐教育中缺乏对其文化属性的思考，为此，需要在音乐教育过程中，充分意识到音乐教育的文化属性，将音乐教育纳入整个文化体系之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音乐教育文化观，要将社会音乐文化中的积极、正面的因素纳入音乐教育之中，并在对音乐文化属性的深入认识下，寻求解决音乐教育问题的对策与路径。

3.2在音乐教育中融入社会音乐文化内容

流行音乐文化体现出社会共同价值的追求，在音乐教育之中要正确辨析流行文化，吸取流行音乐文化的精髓，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要引导学生正确辨析积极与俗媚、大众与低俗。如：网络流行歌曲《老婆最大》，其旋律简洁明快，然而其内容却不免陷入低俗和过于直白化。而《青藏高原》等流行歌曲却显现出鲜明的音乐文化特色，蕴含有深远的文化涵义，值得在音乐教育中加以研究。在音乐教育中还可以将民俗文化纳入其中，要深入挖掘民俗音乐背后的民族文化内涵，要了解传统民俗文化中独特的发声技巧和歌词涵义，实现伟大民族文化的传承。

3.3要重视音乐教育文化的辐射效应

音乐教育文化体系应当体现出开放性，要在多元音乐文化的潮流趋势下，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助力，要对音乐教育体系进行改革，不仅注重于音乐演唱技巧的训练，而且还要传输社会音乐文化内容，寻求更为宽泛的对外渠道，将音乐教育建构于校园、家庭、社区、协会之中，形成音乐教育文化的全社会辐射。4结语综上所述，音乐教育与社会音乐文化的互动研究是重要的课题，它在文化多元化的态势下，可以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在社会音乐文化积极地融入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实现音乐文化的全方位辐射和拓展。

参考文献：

[1]邹如愿.多元文化音乐教育中的“阅读”与“对话”原则[D].西安:西安音乐学院,2016.

[2]王仲才.社会音乐教育的功能与定位研究[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6.

[3]蒋雪.我国城市社区音乐教育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5.

[4]黄河.周代音乐教育对我国当今音乐教育的启示[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3.

[5]李莹.早期音乐教育的情感语境何在[D].北京:中国音乐学院,2012.

篇3：社会功能与空间模式的互动作用

关键词：19楼空间,媒介融合,社会互动理论

杭州日报集团下属的“19楼空间”网站 (http://www.19lou.com) 自2001年建立以来, 经过近8年的发展, 现已成为一家拥有290万注册用户、日均页面访问量1000万人次、每日独立访问用户达65万人次的网站。在2008年全球搜索巨头GOOGLE的城市搜索关键词榜单中, “19楼空间”被认定为杭州最具有影响力的网络社区。 (1) 本文试图从社会互动论的角度, 分析“19楼空间”的特色、会员互动形式、网络组织以及与现实中的社区生活更深层的互动的可能性, 从而为我国传统报业与网络新型媒体的融合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和模式。

一、关于“19楼空间”

“19楼空间”最早是2001年《都市快报》的一个编辑为了方便和读者联系, 用自己的电脑建立起的一个论坛。开办这一论坛的最初目的是作为一个采编工具, 为报纸的专刊提供网上交流平台。2006年10月才开始公司化运作的“19楼空间”目前日均流量已达1000万, 汽车、美食、时尚、情感等领域的交流互动非常频繁。2007年8月, 19楼互动空间19floor.ne t投入数十万资金悄然回收了其拼音域名 (w w w.19lou.com) 。可以说, 19楼互动空间 (“19楼空间”) 是《都市快报》走进网络、利用新媒体技术的一个新鲜尝试, 无论从探索的模式还是从探索的结果来看, 都为“媒介融合”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楼空间”的自我定位为“提供快速、贴心、有效的城市生活服务的新媒体平台和网上家园。”其公司愿景 (Vision) 为打造“中国最具亲和力 (与我有关、为我所用、成我所爱) 的互动新媒体。” (2) “平台”、“家园”和“互动”表达了“19楼空间”的性质。

“19楼空间”现已成为杭州市知名度最高的地方性网站之一。下图是中文网站排行榜中2009年4月27日19楼的流量及点击率的情况。 (3)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中文网站收录的117个社区综合网站中, 19楼空间的排名达到了12位, 人均PV数值在同类网站中也比较靠前, 而且作为一个地域性的由传统媒体创办的网站, 每百万IP达到630已经相当不错。“19楼空间”能够达到如此高的知名度和普及率, 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探讨价值。

二、社会互动理论的视角

美国的社会学家乔治·H·米德是最早对人类互动中的意义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 他的理论被后人称为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 。在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 (Simmel) 研究的基础上, 后人区分并分析了社会互动中的主要形式——交换、合作、冲突、竞争和强制。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互动中, 人们不断学习由社会建构并由大家共享的象征意义, 通过角色借用 (role taking) , 理解他人的想法, 在符号互动中完成交流, 共建意义系统。在互动中, 意见得以分享、感情产生共鸣, 从而也影响到文化的建构和变迁。

“19楼空间”不同于其他传统媒体网站的一点在于它不是将内容搬上网, 而是构建了一个网上的互动平台, 是做人气而不是做内容。

“19楼空间”的二级产品线包括博客、邻友圈、互助公社、折扣天堂和19楼论坛等板块。这几个板块是快报用户进行互动的平台, 不同的平台有各自互动的规则, 表现为不同的互动形式, 而各个平台之间又通过共享用户实现了流动性的联系。

1、浅层互动及其形式

互动随着个体间交流深度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层次。最浅层次的互动主要集中于折扣天堂中的买卖关系及团购。“19楼空间”开辟了一个类似于淘宝的B2C和C2C的交易平台, 还不定期地组织商品团购。

在这一层次的互动中, “19楼空间”充分利用了其母报《都市快报》的读者群特点。在杭州市的报业市场上, 《都市快报》以其亲和力和低姿态赢得了市民的好感, 这与《钱江晚报》走高端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都市快报》更加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而“19楼空间”正是充分利用了母报读者群的特点, 成功地根据用户特性定位了自身的内容建设。19楼论坛中的BB大卖场, 其每日发帖量稳居各楼之首, 成为19楼最火爆的论坛区域。

2、互动的深化——社区的建立

深一层次的互动存在于情感的连接和意义的共享。而这一情感连接的中心就是社区。

社区的概念最早是由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来的。此概念自提出以来就争议颇多, 波普尔在其经典社会学教材中将社区定义为:“社区 (Community) 就是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域中的一群人, 他们的生活围绕着日常的互动模式而组织起来。这些模式包括工作、购物、娱乐等活动, 以及教育、宗教、行政等设置 (在一种与此不同然而又有关联的意义上, 社区也用来指这样一些地方或群体, 在其中人们感到团结一致, 并通过日常共同的认同感强有力的联系在一起。) ” (4) 彭民华和侯莹考察了西方社会学界对于“社区”概念的定义后认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中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形成的一个相互关联的实体。其中, 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生活服务设施、特有的文化、一定的社会组织、社区中的居民在心理和情感上对本社区的认同感等是社区的几个基本要素。” (5) 本文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对“19楼空间”构建的社区理念进行探讨的。

首先, 从论坛层面的互动来看, 在19楼 (19个区域论坛) 中, 位列前五位的楼层依次是BB大卖场、房产楼市、时尚沙龙、教育求职和亲子乐园, 主要涉及家庭生活的投资、教育和休闲。19号楼的论坛框架是由媒体搭建的, 但论坛中的议题及其讨论进程甚至版规、版主都是由用户决定的。互动频率的高低可以反映用户对议题的关注程度, 而在动态的互动过程中, 用户之间实现了情感的交流和意义结构的建立。“19楼空间”的首页每天都会有一个热点论题, 围绕家庭问题向大家求助, 其他用户通过自身的经验知识提供帮助, 在开放式的讨论中形成对家庭问题的共识, 也增进了用户间彼此的感情。长此以往, 19楼从家庭话题为出发点, 通过角色移情、冲突, 在理性讨论的基础上, 达到感情的融通, 这正是社区的雏形, 或者说是从家庭迈向社区的过渡阶段。

其次, 从论坛策划的活动来看, “19楼空间”利用网络这个平台策划了一系列活动, 也就是“线上交流线下活动”。这样一种出于共同的兴趣或共同目的, 通过活动的形式结合起来的互动方式, 更深层地建构了社区, 使得虚拟社区回归到了现实, 从网络上的人际交流转移到了现实生活中全方位的互动 (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 。同时, 作为活动平台的提供者, “19楼空间”在聚集了人气的同时, 也获得了盈利的可能性。比如19楼的拉风E派、拉风大本营等版面经常组织网友去参加自助游等活动。这样的活动方式比就某个话题的探讨更近了一步, 网友通过19楼这个平台, 在共同兴趣的支配下, 实现网友自治。在这样深度的互动过程中, 网友就形成了归属感, 这是一种深度卷入的互动状态, 在这种深度卷入中, 参与互动的主体将自己的情感投入了互动中, 而不仅仅是理性的交谈, 一旦投入了感情, 形成了深度的互动, 主体将对互动形成依赖感。

值得一提的是, “线上交流线下活动”的方式是受到地域限制的, 也就是说, 这样一种互动模式只能存在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内, 这也是社区本身所要求的。只有当参与互动的人口相对集中时, 才能在实际生活中集中起来。

在我国现阶段, 这样一种通过线上、线下双层次多方面互动从而形成社区结构的模式是有其社会意义的。在计划经济时代, 城市的居住空间和工作单位是挂钩的, 这趋近于社会学意义上的“熟人社会”, 邻里之间是单位的同事, 彼此熟识, 交往较密切。但随着住房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过去那种单位分房的福利制度被取消, 城市的居住空间被重构。“我国城市正由‘单位型管理’向‘社区型管理’转化, 原有的‘单位大院’和封闭的综合居住区的空间环境及居民的原有活动模式趋于衰解。” (6) 随着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的转变, 邻里之间的交往变得困难, 在这方面社会学已经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媒体是人的感官的延伸, 网络更是使这种延伸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处在不同地方的人, 通过网络, 就可以实现便捷的联系。而19楼搭建的话题平台更是为网络上的带有不同兴趣、不同目的的异质人群提供了可供交流的入口, 平常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的交流可在线上完成并通过线下的进一步互动从虚拟世界回到现实世界, 最终实现现实生活中的互动。如此, 19楼也实现了其“做人气”的目的。

3、组织的互动——媒介融合

当网络聚集了足够的人气、实现了深层次的互动后, 最后一步的互动就是网络与传统媒体的互动。这样的互动才能实现媒体融合的最终目的——通过双方的互动达到共赢。就19楼——《都市快报》这一案例来看, 快报19楼最初建立时只是为了建立编辑与读者之间的联系, 网络的用户最初也是《都市快报》的一部分读者, 但随着快报19楼的发展, 用户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它已经不能只是做一个单纯的沟通通道, 而是相对独立地一个平台。而通过19楼, 《都市快报》也创新了自己的采编理念, 把报纸作为一个空间, 把读者作为朋友, 将网络上的互动空间转移到报纸上。

例如, 原来论坛的建立只是单纯地配合报纸的需要, 报纸上的每个版都在19楼论坛上有相应的板块。发展到后来, 《都市快报》开始用快报19楼这个平台做活动, 然后再将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放到报纸上, 实现产品的二次利用, 将活动的价值挖掘到最大化。比如都快网和品钻网曾一起发起了一个秀手活动——“我要自手我做主”, 当活动在网络上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同时, 《都市快报》也做了相应的正版报道;又如2007年7月, 顾家工艺、都市快报和都快网联合举办了“寻找城市英雄”活动, 发动网友寻找身边的感人事迹, 将其事迹发到网上, 通过网友评选, 将最终结果放到报纸上, 这样, 既增强了网友对于城市、网络社区的感情, 也给报纸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也就是说, 这样一种组织间的互动——网络和报纸, 是建立在前面两层互动的基础之上的。报纸为网络提供了用户和相应的用户期待, 网络通过自身的媒体技术优势, 组织网友进行从浅到深的互动, 从而使网友对网络社区形成情感上的依赖, 继而通过组织间的互动将这种感情依赖再次移情到报纸上, 到这里, 互动实现了最大化的效应。网络和报纸也通过互动中吸引的人气实现了深层次的产品营销, 而不是简单地依靠广告收入。可以说, 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用户、网络和报纸的三方共赢, 而这一发展模式依靠的就是各个层面的社会互动。

三、小结

随着新媒体在技术上突飞猛进的发展, 传统媒体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用户流失、广告量下滑。在这样一种压力下, 传统媒体越来越倾向于与新媒体联姻, 试图通过媒体间的优势互补,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遏制传统媒体的下滑趋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媒介融合成为报业探讨的热点之一。媒介融合的构想源于尼葛洛庞蒂的一个演示。1978年, 尼葛洛庞蒂用一个图例演示了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趋于重迭的聚合过程, 这三个圆环分别代表计算机工业、出版印刷工业和广播电影工业。 (7) 然而经过多年的探索, 报纸和网络的融合更多地还停留在制作纸质媒体的网络版抑或至多增加论坛或读者调查这样的线上互动活动。在这方面, 快报19楼的全方位、深层次的互动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围绕家庭活动的方方面面重组失去的社区, 再通过线上的社区平台实现线下活动, 在这样的互动中, 受众实现了对网络的情感依赖, 再通过网络和报纸的组织互动实现情感的移情, 达到网络与报纸的共赢。

参考文献

[1]、[美]戴维·波普尔:《社会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孙逊、杨建龙主编:《阅读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 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版

[3]、蔡雯:《媒介融合带来新闻编辑部角色变化---从新闻采编到知识管理》, 《新闻与写作》, 2007年4期

[4]、孟建、赵元柯:《媒介融合:作为一种媒介发展理论的解释》, 《新闻传播》, 2007年第2期

[5]、蔡雯、陈卓:《试论报网互动的基本模式》, 《现代传播》, 2007年第5期

[6]、夏建中:《现代西方城市社区研究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燕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0年5月

篇4：社会功能与空间模式的互动作用

关键词：城市轴线；人行道空间；社会交往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35-03

一、问题的提出——城市轴线缺少社会交往

通过城市轴线对城市空间进行整体组织的规划方法，在古今中外许多大城市的规划案例中都得以运用。一些著名的城市轴线推动了城市形成，见证了该城市的壮大和发展。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城市轴线作为城市整体布局的核心规划直线，便当仁不让地出现在许多大城市的规划版图之上。

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城市，依据自身的自然、文化等特点对自身进行规划设计，因此不同的城市轴线显现出了风格相异的特征，也承担着不同的城市职能。总结一些著名城市轴线案例，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城市轴线一般都是城市的交通主干道，承担繁重的交通职能，因此许多大城市的城市轴线都是宽马路，延伸长、路面宽大是其首要特征。如北京新中轴线（长25公里，宽约1公里）；巴黎轴线中的香榭丽舍大街（有两道8线行车的大马路）是巴黎最为繁忙的主干道。其次，仪式性和政治性。城市轴线大多与一些特殊的城市职能相联系。如：北京的新中轴线“超长尺度的外部空间满足了阅兵和游行的需要”[1]90；华盛顿国会——白宫轴线“丰富的空间变化”[1]91体现了美国的民主思想。此外，城市轴线也大都是景观轴。如柏林轴线上的纪念性景观勃兰登堡门及其周边的蒂尔加滕公园；浦东世纪大道也是典型的园林景观与交通干道结合的案例。

总体而言，城市轴线是宽大的交通干道，它具有很高的秩序性、发挥着强大的仪式功能。笔者发现，对城市轴线的探讨，很少涉及其社会交往功能。那么，城市轴线真的缺少社会交往吗？本文将对城市轴线的社会交往功能进行探讨，并分析城市轴线如何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交往功能。

二、研究对象及内容

通过对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城市轴线案例的研究，笔者发现不同的城市轴线周边的社会交往程度是不尽相同的。而人行道的设计关系到城市轴线社会交往的活力。例如，巴西利亚轴线由于“重车轻人”的乌托邦式的设计，导致了其城市轴线沿线社会交往程度普遍较低；而巴黎轴线、上海世纪大道则恰恰相反，其人行道的设置增添了轴线活力；香榭丽舍大街的人行道在改造前后，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社会交往程度。总之，总结典型的城市轴线案例可以发现，人行道及其空间设置是决定道路社会交往最关键的因素。

因此，本文将以人行道作为切入点，选取三个典型的城市轴线案例（巴西利亚、巴黎、世纪大道）对城市轴线的社会交往功能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分析巴西利亚轴线社会交往程度偏低以及巴黎轴线人行道改造前后的社会交往差异的原因，来论证城市轴线的交往与人行道的设置与否密切相关；之后，以上海世纪大道轴线的实证研究为例，探讨呈现出较好的社会交往的城市轴线人行道具有哪些空间设置的特点？对人行道进行怎样的设计，才能有助于实现城市轴线的社会交往功能。

三、忽视人的尺度和交往——对巴西利亚轴线的批评

为了分散原首都的职能，巴西政府于1956年将首都迁至中部荒野。新都巴西利亚就此开始了“开垦式”的城市建设，可以说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人造城市”[2]13。巴西利亚的设计遵循雅典宪章的原则，沿着东西、南北两条轴线展开，城市格局如一只巨鸟，亦或像一架巨型飞机[3]22。东西轴线上坐落着象征国家权力的总统府、议会、法院等，具有极强的政治意涵；南北轴线两侧的用地功能则主要是商业区、住宅区、使馆区[1]91。

巴西利亚轴线是现代城市规划案例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个。由于这是一座完全“拔地而起”的城市，它更像是一个设计师笔下的艺术品、一个理想中国度，而不是一个将城市功能和现实的城市生活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因此，不少学者都指出“巴西利亚规划正是从个人的纯粹理性出发，忽略了……居民的多种需要的复杂性，忽略了城市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综合体，以至于这两个城市更有点像天堂中的理想国——乌托邦”。建筑批评家休斯也认为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噩梦”[2]14。总的来说，巴西利亚最为欠缺的一点就是忽视了人作为城市主体的存在。

巴西利亚最为忽视人性尺度之处在于两条城市轴线的规划设计上，人行道被排除在轴线的组成要素之外。两条轴线都是以高速路为道路骨架、以汽车为交通系统的主要载体，以汽车交通为首要考量。与城市的十字形交叉结构相适应，机身是城市的交通主轴，是一条长约8km，宽250m的大道，向南北方向延伸长达16km的“两翼”是平坦的立体公路。其他城市道路将城市用地划分为不同的功能专区，市内道路均立体交叉，不设置红绿灯[3]22。

人行道的缺失蚕食着城市轴线正常的社会交往功能。由于没有街道，只有公路，人的出行必须依靠汽车来完成，人们缺少在外驻足、停留、小憩、活动的条件。因此，巴西利亚自然就成了一个在社会交往方面有着“先天缺陷”的城市。不少亲临巴西利亚的人都会有“中央车站是巴西利亚少有的人气旺盛的场所”，“感觉就像踏上了另一个星球”之类的调侃[2]13。

总之，沿着巴西利亚轴线的规划设计，过分依赖汽车交通和忽视人性尺度，人行道的缺失使其成为一个对步行者缺乏善意的城市，这也直接导致了城市的社会交往程度较低。可以看出，城市轴线人行道的缺失对于城市而言就是一场灾难。

四、人行道改造前后的香榭丽舍大街——混乱与活力

巴黎城市轴线是西方城市轴线的典型代表。巴黎有南北和东西向两条主要的城市轴线。东西轴线连接的卢浮宫、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等，是巴黎城市主轴线。香榭丽舍大街位于东西轴线的中段，全长1.8km，宽约70m，车行道两侧各有约20m宽的人行道[4]123，是世界最为著名的城市街道之一。在九十年代改造前后，香榭丽舍大街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而这次改造的重点就是人行道。

在人行道改造前的20世纪80年代，香榭丽舍大街曾一度比较混乱，地面停车给行人造成极大的不便。城市规划设计者们痛心地指出，香榭丽舍也难免大都市街道的通病，最大的问题是行人与车辆关系位置颠倒，人行侧道一半以上停放着各种车辆，加之交通拥塞，行人行走受阻。

人行道改造工程始于1992年，工程旨在恢复散步大道原貌，为行人腾出活动空间。内容主要有：兴建停车场，释放被占人行道（由12m拓宽至24m）；重铺人行道路面，统一街道的整体风格；加种景观树木；重置路灯、长椅等公用设施；在最靠近建筑的5m范围内，沿街餐馆可设玻璃屋和露天桌椅提供餐饮服务[4][5]。

人行道改造完成后的90年代，原先人车地位倒置的情况得以改善，拓宽了人行道的面积，使得行人步行的空间范围扩大；增加了露天咖啡馆的面积，使得人们得以驻足停留，闲聊小憩，增强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可能性。总体而言，人行道改造前后，香榭丽舍大街所展现出的社会交往程度截然不同。显然，人行道经过改造后的城市轴线更具有活力。由此可见，城市轴线若要发挥出良好的社会交往功能，除了人行道这一必要条件外，更为关键的是对人行道空间合理的规划和设置。

五、公共“客厅”——浦东世纪大道人行道上的社会交往

（一）对世纪大道的质疑

世纪大道是一条横贯浦东的景观大道，它连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和浦东新区行政中心，全长约5.5公里，宽100米，设12个车道和中央绿化带，是浦东新区的最重要景观大道，被誉为东方的“香榭丽舍大街”。然而，在建成之初世纪大道的设计受到了质疑的声音，“再宏伟的构想也不能掩盖世纪大道本身功能不合理的现实”[6]138，主要体现在：

第一，交通问题。由于选址的原因，世纪大道与其他道路形成了许多复杂的五岔、六岔路口以及其他畸形岔口，“交叉路口行人彷徨”是世纪大道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7]54。

第二，缺乏人气。世纪大道的设计初衷是展示性大道，是漫步休闲的场所，然而事实上行人却寥寥无几。主要原因在于“大道本身100m宽的红线尺度是对人流穿行的天然屏障，加上过往的车流，使得穿越大道只能在交叉口完成，很不方便”[6]138。

（二）无心插柳——世纪大道人行道实际发挥的社会交往功能

香榭丽舍大街虽然能够吸引许多行人，但多为驻足或者小坐之类的浅层次交往。世纪大道吸引行人的能力不如香榭丽舍大街，但却存在着许多长期性的群体性活动，形成了更稳定和深层次的交往。原本被认为会阻碍人气的大尺度设置，恰恰为周边居民提供了极佳的活动场所，弥补了在发挥社会交往功能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

以东方路——浦东南路段总长约1.2公里的人行道空间为例。在傍晚至约22时这段时间内，有5个规模不一、形式不尽相同的活动群体（如广场舞群体、太极拳群体等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群体）。这些群体长期以稳定的状态长期井然有序地运作，体现在：（1）固定的活动时间，每日19：30—21：30是人行道人气佳的时段；（2）群体的成员稳中有增。除了参与的成员较稳定之外，这些群体都非常乐意接纳有意向加入的新成员；（3）群体的组织结构稳定。群体并不是零散个人的集合，而是具有一定的组织性的市民团体。其中一个代表性的群体“东方康乐排舞队”为例，负责人统管日常事务，不可避免地与群体成员发生联系；骨干成员自发地承担起辅导新成员的任务。这样，群体中的成员之间就形成了相互联系的纽带，使得成员一旦进入团体，就会紧密地成为群体一员，成员间交往的程度也较高。

世纪大道人行道呈现给我们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冰冷的物理空间，而是一个与附近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公共空间。借助人行道公共空间而自发形成、发展起来，不仅仅发挥了满足附近居民活动、健身的浅层需求的功能，它更是联结人们日常交往、构筑参与者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小社会。

（三）怎样的人行道能够实现良好社会交往

影响交往和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空间的物质环境。正如著名建筑师扬·盖尔也一直强调空间规划质量的好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发生的可能性。世纪大道人行道公共空间为何具有很强地吸引周围居民在此形成相应的互动、活动和交往的能力，而被称为市民的“公共客厅”呢？

第一，人行道宽。世纪大道是浦东最重要的几条主干道之一，由于景观设置的需要，其人行道被设计成了“人行道宽69m，车行道宽31m”[8]10的罕见的宽阔人行道的形态。对世纪大道而言，这种宽面的人行道设计，为其人流的及时通行提供了物理尺度上的基础，在满足基本的步行需求之余，还可以同时作为群体性活动的场所，且不显得拥挤。

第二，景观大道和绿化隔离带。首先，世纪大道的规划初衷将其设计成东方“香榭丽舍大街”的景观大道，良好的环境必然会吸引人们前来散步、活动。其次，绿化带兼具隔离带作用。设计师盖尔曾提出，太过平直型道路若处理不好，很容易给人造成单调乏味的印象，可能会导致无法形成长时间的驻足。但是，世纪大道人行道上的景观小庭院，形成了隔断人行道与车行道的天然“屏障”，增加了安全感，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三，铺设人行道的材料。就步行道的铺装角度而言，首先是要确保路面平整，方便行人的行走；其次是铺装的舒适和安全。世纪大道全线的人行道采用的铺装材料是光滑的大理石地砖，并且砖体之间的接缝拼装质量较高，这种高质量的路面条件是吸引人聚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六、结论

本文从三个城市轴线的典型案例入手，对有无人行道的城市轴线进行了横向的比较；同时也对香榭丽舍大街人行道改造前后的社会交往状况进行了纵向对比。笔者做出如下总结：

第一，人行道对于城市轴线而言是必备的，倘若“重车轻人”就会像巴西利亚轴线一样缺乏人际交往。正如雅各布斯所言，如果只注重汽车，就会使城市处于散乱的状态之中，也会造成“城市的单调、乏味、凋敝景象”[9]327，“让步行者吃尽了苦头”[9]309。

宽大的人行道为人们的步行、驻足或者活动提供了可能。如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人行道宽度达到20米；世纪大道的双侧人行道宽度更是达到了69米，这些宽大的人行道不会给人造成拥挤的感知体会，为人的聚集提供了物质空间的条件。因此，有人行道的城市轴线的社会交往状况明显好于人行道缺失的城市轴线。

第二，存在人行道并不能必然保证城市轴线存在良好的社会交往，关键是对人行道空间进行适宜的规划设计，人行道的空间设置将决定城市轴线的社会交往程度。首先，宽大的人行道空间不会给人造成拥挤的感知体会，为人的聚集提供了物质空间的条件；其次，良好的自然环境以及人行道的硬件条件也很重要（作为景观大道的巴黎轴线和世纪大道就具有良好的社会交往）。其人行道路面材质平滑、风格一致，也是吸引人的重要因素之一；再次，人行道与机动车道之间有隔离“屏障”，使步行者与机动车之间有缓冲地带，使人产生驻足停留的意愿，为交往提供了条件。此外，便捷的交通也扩大了人行道的辐射范围，聚集除了附近居民以外的人可以“慕名而来”，为交往带来了人气的保证。

总而言之，城市轴线是一个城市的核心直线，其社会交往功能的发挥，会给城市带来更好的活力，是不容被忽视的。如何对人行道空间进行设置和整体规划尤为关键。在规划过程中，考虑到空间可能对城市活力产生影响的因素，对大道的人行道的空间设置加以优化，就可以使得大路也发挥其联系人与人交往的功能，使城市更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1]董珂.谈中西方首都城市轴线发展背景[J].城市规划，2003，27（12）.

[2]萧峰.乌托邦式的——巴西利亚[J].科学大观园，2006，（16）.

[3]石晓风，魏薇.巴西利亚城市设计的人性化与形式美思考[J].华中建筑，2011，（4）.

[4]孙靓.交通·景观.人——比较上海世纪大道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J].华中建筑，2006，24（12）.

[5]法国香榭丽舍大道历史[EB/OL].http：//www.07358.com/

temp/xxls/show_news.asp？id=26.

[6]陈雨.案例集萃[J].国际城市规划，2008，（1）.

[7]翁奕城.直面浦东世纪大道的交通问题[J].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4）.

[8]陆细军.浦东世纪大道城市设计之得失[J].规划师，2005，（10）.

篇5：QQ空间玩家培训班使用互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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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社会功能与空间模式的互动作用

——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家长委员会”助学的成功实践

江西师范大学课题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成立高校家长委员会，探索家庭与学校合作互动双赢提供了依据。结合“规划”精神和育人实际，江西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于2011年12月17日，成立了全省高校首个家长委员会，有效整合了家长教育资源，拓展了学生教育工作空间，推动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良性互动。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实践，初步形成了家庭学校合作、家长教师互动、社会学校双赢的办学新模式，为“学校乐办、教师乐教、学生乐学”注入了活力，赢得了家长、学生的好评，引起了社会的积极关注。

一、理念引领：协同·合作·共享

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我们首先理清办学思路，树立协同、合作与共享理念。

一是学校、家庭与社会三方协同。在当前高度一体化的社会形势下，学校教育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必须由学校、家庭、社会三方根据自己的职责分工，密切配合，统一协调，构建起以学校为主导、家庭为基础、社会为依托的“三维”教育网络，实现共同育人。

二是学校与家校合作。学校教育是学生成长成才的核心支持体系，家庭则是学生接受教育最早、时间最长的场所。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和家庭互动合作，持续地推动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目标一致、教育理念趋同、教育过程同步、教育方法互补。

三是教育资源共享。学校与家庭、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教育资源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各具优势特色，互补性强，只有充分挖掘并合理配置共同的教育资源，由“单一渠道、固定时空”向“全方位、立体化”转变，才能真正形成教育合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

二、行动诠释：参与·沟通·监督

好的想法要有刚健有为的实际行动支撑，才能收到预期效果。我们在工作推进中紧紧抓住家长参与、相互沟通、社会监督这三个关键词，在预案、落实、反馈、整改几个环节狠下功夫，收到实效，尝到了甜头。

一是家长委员会选派代表参与教育管理。第一，家长积极献计献策，共谋学院发展。各地家长委员会选派有教育管理经验的委员代表定期参与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订，与学院领导一起共商育人良策，共谋发展大计，共除学生成长障碍。同时，主动、及时、全面地把学院教育教学情况反馈给全体家长，宣传学院发展成果，为打造学院公信教育、创建教育品牌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家长利用行业优势，共绘职业规划。学院学生数近4000人，学生家长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岗位、不同背景，其家长行业教育资源十分丰富。学院利用丰富的家长行业教育资源，邀请家长为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如九江家长委员会成立公务员考试模拟训练营，每学期集中训练一次，由家长现场出题，模拟正式考试程序，学生进行笔试、面试。根据学生表现，试后再由家长委员会代表集中对考生进行辅导。南昌家长委员会成立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团队，由各行业优秀家长代表给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银行总经理对有意向进入银行系统的学生培训，人力资源老总对有意向进入公司工作的学生培训，私企老板结合创业经历对有意向创业的学生培训等等。第三家长参加校园活动，共促学生成长。各地家长委员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学院开展各项活动 2

提供帮助与支持。宜春、九江家长委员会为学院捐赠200余册励志书籍与考研、考公务员书籍；南昌、新余、上饶、吉安家长委员会争取了一些非正规教育的培训项目，帮助学院学生社团与相关企业和机构联系合作，为学生社团活动提供实践平台、募集资金，以及选派精彩的文娱节目参加学院迎新年晚会等等。从这些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都能看到家长参与的身影，营造了家校共育的和谐氛围。

二是学校与家长构建沟通长效机制。第一，家长走进课堂，反馈教学评价。学院实行“邀请您进课堂”的教学开放计划，所有课程随时面向家长开放，走进教室观察孩子在校表现，了解教师教学情况，填写《教学评价反馈表》，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第二，学校编发工作简报，交流教育信息。为了让家长随时了解学院近期教育教学工作动态，感受孩子的点滴收获，及时宣传学院教育工作新发展，传递家教新理念。学院组织力量编写《国际教育学院家长委员会工作简报》，每月定期发放到每位家长的手中，开辟了“教子有方”栏目，为家长之间也搭建了交流沟通平台。在实践中，学院进一步细化了专业分类，建立有效沟通。结合各专业特色、学生容易出现的困惑与问题，邀请学院分管领导等负责人与家长定期进行面对面沟通与交流。

三是社会监督依法办学。第一，通过学生家长面向社会广开纳言渠道，创新监督方式。学院聘请家长担任监督员，使家长及时掌握学生在校情况，调动学生家长教育管理学生的积极性，关注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协调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家长关系。建立开门纳言制度，在学院门口醒目处安装了“意见箱”，随时从家长、社会中吸纳好主意、好建议。定期向家长发放问卷调查，采取无记名形式收集，由家长委员会进行分类统计汇总。针对家长意见，学院采取办公会拟措施、教师会提要求、后期跟进落实等有效措施，做到广泛征求意见，真诚接纳建议，及时解决问题。这

种开放的“家校”沟通方式，既可以得到家长认可与配合，又可以让家长深入了解学院教育教学情况，赢得了家长的信任和理解，增强了合作育人的信心和基础。第二，在学校与家庭良性互动中提升家长素质，强化家长委员会代表的履职能力。家长委员会紧紧围绕学生生活中出现或可能遇到的问题，从多方面指导家长找到解决方法与对策。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家长委员会选定不同专题进行授课，比如对新生家长开设“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大学家长”等专题讲座并与专家展开交流互动，一对一帮扶指导。通过学习，家长不仅了解学校的教育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与专家一起分享了先进的教育思想与成功的教育经验。家长委员会提倡互相学习，定期举办“家长沙龙”，加强家长与家长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使家庭和家庭之间取长补短，更好地为学生发展创造良好成长环境，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

三、制度保障：平台·体系·机制

任何一种成功的社会实践要想使它永葆活力，持续产生正能量，必须有制度保证。制度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

一是着眼于搭建互动平台。第一，举办委员论坛，开辟网络阵地。家长委员会每月定期举办委员论坛，分别以教学管理、实践活动、家长授课为主题进行交流，做到月月有主题，事事有回复。同时为方便沟通，学院还开通了国际教育学院家长委员会工作网页，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通报相关情况；建立地、市家委会QQ群，学院领导以及全体辅导员均加入到此群中，随时与委员们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沟通和有效答复，实现了沟通的无障碍。第二，挖掘家长教育资源，建立实习就业基地。一年多来，学院各地、市家委会很好地发挥家长的渠道资源作用，支持学院人才培养和社会办学。从成立到现在共解决学生就业实习基地4个，推荐就业岗位十余个。如南昌家长委员会建立了“国际教育学院小平小道爱国主义教育 4

基地”、上饶家长委员会建立了“国际教育学院玉山县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基地”、吉安家长委员会建立了“国际教育学院吉安市吉州区旅游实习就业基地”；南昌家长委员会邀请江西浙大中凯科技园、江西华园进出口有限公司，新余家长委员会邀请新余市卓越建设房地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等用人单位来学院召开专场招聘会等等。

二是着力完善乐助体系。首先，成立组织机构，构建工作网络，实行分地、市管理。学院成立国际教育学院家长委员会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家长委员会的筹备及日常管理、联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各地家长委员会实行分地、市管理的社会助学模式，以区域为单位建立组织机构。家长委员会成员由所在区域家长提名推荐、学院研究、征得个人同意后确定，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委员若干名。由学院颁发聘书，一届聘期为2年。为了更好发挥家长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各地家委会成立了德育督察组和教学督察组，分别与学院分管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的领导进行对口联系，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反映，及时解决。其次，细化管理制度，做到有章可循。学院先后制定了《江西师大国际教育学院家长委员会工作章程》十条、《江西师大国际教育学院家长委员会运行管理条例（试行）》十一条等相关工作章程与工作制度。明确了家长委员会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形成了较完善的制度保障，确保家长委员会工作有序扎实开展。

三是着重构建长效机制。第一，设立专项经费，使活动开展有保障。为了更好地发挥家长委员会在学院人才培养等相关工作中的推动作用，学院为家长委员会划拨了10万余元的专项工作经费，为参与、沟通和监督“三项职能”的履行和“家校互访机制”的运行提供保障。第二，实施考核评定，使活动效果可检验。学院把家长委员会建设管理工作纳入学院教育教学总体规划当中，纳入对学院的办学水平考核评定体系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考核评定体系当中，家校合作育人工作与日常教育教学工作有机融合，一起部署、一起推进、一起检查、一起考核，确保家校合作、社会乐助取得实效。

课题组长：张艳国，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后、博导。

篇7：社会功能与空间模式的互动作用

(一)建设文化强国的目的需要二者在价值目标上契合

主流文化作为一个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在价值目标上必定以建设文化强国为目的，以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流行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文化子系统，是一种副文化形态，也称亚文化。一般而言，副文化对主文化是一种辅助与协商的关系，它反映的是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社会亚文化体系越发达，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越开放，这种发达是建立在高度开放与自信的社会文化心态之上，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度、开放度的重要文化指标。

总之，主流文化重内塑修养，流行文化重外塑形象。两者在价值目标上都以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为旨归。

(二)文化格局的和谐构建需要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协调

构建一主多元的文化格局，既需要坚持主流文化的主导地位，又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与并存性、差异性与互补性，通过对流行文化多样性丰富资源的选择、吸收再创新形成时代特色与创新发展的文化体系。

就社会价值方面而言，流行文化总是试图从文化的边缘走向社会主流文化的中心，走向文化的未来，承担起推动文化发展的重任，以证明自己社会价值的存在意义。主流文化也总是在时代的变迁中以崭新的姿态寻求文化的“落差”，将流行文化视为自己的“对应物”，而调整着前进的方向。

(三)青少年发展的特殊性需要二者在价值功能上互动

可以说，流行文化是思想的力量，主流文化是道德的力量。流行文化的形成并逐步走向繁荣与青少年自身特殊的内在需求有很直接的关系。目前，当代大学生的民主参与意识从感性的认同到理性求索的趋势日益明显。而流行文化体现时代精神、与时俱进，张扬个性，富有朝气，崇尚科技创新，这是思想的力量，有助于青少年实现自我价值。

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青少年自身发展的不成熟性，社会的正确引导与教育是必须的外部力量，进行主流文化的教育能够使其价值选择在坚持主流文化与主导价值观的前提下有鉴别地吸收流行文化的合理元素，充实自我、满足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并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健全的人格。

三、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功能互动

(一)以主流文化为引导，保证流行文化正确的价值导向

1、积极构建核心价值体系，明确流行文化的发展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对于国家来讲，在发展流行文化时，要时刻注意文化的导向作用，弘扬主流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让主流文化深入人心。

2、用主流文化元素填充流行文化现象，提升流行文化的品位

流行文化有多种表现形式，体现为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如网络文化、偶像文化以及游戏文化等。但流行文化形式的多样性也使流行文化的品味呈现了高雅与低俗的差异，用主流文化的元素搭载流行文化现象，不仅提升了流行文化的品味，同时又使主流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二)以流行文化为载体，强化主流文化的主导力量

1、将主流文化精神注入流行文化，强化其渗透力

流行文化以大众意识和平民感受为视点，追求个性化思维和独立的价值立场，比较容易进入社会大众的私人空间。因此，文化人应当以社会责任出发，使流行文化获得应有的价值意义和必要的思想深度，应该给流行文化注入人文精神，使其承担起提升大众审美情趣和道德理性的“教化”义务。

2、借鉴流行文化的表现形式包装主流文化，强化其号召力

流行文化是广泛通行于社会大众层面的文化形态，具有“内容通俗化、格调感官化、形式简单化及包装时尚化”等特点。政府可以借用传媒之力，对流行文化进行“改装”，让其中良好的成分兼收并蓄到主流的文化中来，也可以通过利用一些流行文化的表现形式来重新包装主流文化元素，让人们自觉自愿的接受和回归主流文化。

3、用流行文化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强化其保障力

流行文化是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消费文化具有强烈的市场特征和商业性质，流行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市场需求联系紧密，流行文化的商业性是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文化力量。流行文化以其强大的流行声势，能够在社会文化届掀起波浪，一种流行文化现象在一夜之间几乎能家喻户晓，流行文化的出现，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股激流。

(三)以传播媒介为渠道，促进二者的整合发展

篇8：中美舆论的社会作用与功能之比较

一、中西方“舆论”之定义

有关于舆论起源于何时, 学界已有诸多争论尚未平息, 而当谈到“舆论”的定义时, 各家观点则更加纷繁复杂。我国学者陈力丹、刘建明等曾从舆论与信息和态度的关系的角度出发, 通过划分“潜舆论”、“显舆论”以及提出“舆论细胞”等概念的方式尝试对舆论进行新的定义, 在比较中美舆论的社会作用和功能之前,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西方对于舆论研究的渊源。

复旦大学黄建新认为, 舆论是伴随着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而成为显学的。[1]让·雅克·卢梭和约翰·密尔的思想对早期的西方舆论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 卢梭认为, 人类社会中的成文法规有其衰老和消亡的过程, 但是公众舆论却是在不断地积聚新的力量, 使之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 因而代表着公意的舆论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宪法。密尔的观点则更加侧重于阐述舆论独立和自由的重要意义, 他认为公众表达应不受任何权贵的束缚和制约, 因为自由的舆论与真理的不断完善乃至人类自身的不断发展之间都有着直接的联系。

早期的西方舆论观点带有理性自然主义的思想, 而随着20世纪后, 西方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 以李普曼为代表的现代西方舆论观点则更加关注大众传媒对于舆论的影响, 以及注重舆论对于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和作用。李普曼认为, 舆论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人际之间的互动中所形成的, 是一种“理所当然”应当存在着的力量, 因而当我们探究舆论的社会功能时, 就不可能跳脱公众与社会环境这个大前提, 而考察手法也必须是实证性的。

二、舆论的社会功能

笔者在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后发现, 有关于舆论的社会作用和功能的论述较为零散, 数量也较为稀少, 经分析后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的论文将舆论的作用和功能等同于舆论监督或者是舆论引导的作用和功能, 第二类的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和方面论述舆论的作用和功能, 其存在的问题在于划分范围的不精确与不科学。第三类的文章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对舆论的功能和作用进行概括。

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中美两国舆论的社会功能与作用, 笔者在此选用了刘建明所提出的对于舆论的功能与作用的定义, 即“关于舆论的功能, 学界一般认为舆论具有两极性:正向舆论给人的活动提供正确的认识方向, 称作舆论的正功能;负向舆论对社会产生破坏作用, 属于负功能”。[2]

舆论的正功能对于个人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深远的。从个人的角度而言, 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个人之间不断交流的结果。每一个舆论形成的过程, 对于个体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这种互动性的双向影响的模式, 正是舆论的正功能对于个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而言, 舆论作为公众意识的集合体, 在社会事务发展过程中的正向作用集中体现为舆论监督。

舆论的负功能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表现形式是偏见或错误的意识借助舆论的幌子大行其道, 在中美两国各自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现象, 例如美国的种族歧视和中国的地方保护主义, 在舆论霸权面前, 任何道理和逻辑都是弱势。舆论的负功能的第二种表现形式是虚假信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传播,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谣言。

舆论的负功能可能带来阶层对立并引发社会矛盾, 但换一个角度而言, 舆论的负功能也有可能发挥正面的作用———通过信息的更正、普及能够让公众养成质疑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 使得公众在未来的信息洪流中不再仅仅扮演着沉默的螺旋的角色, 这样的结果无论对于社会进步还是个人能力的提高和完善而言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中美舆论的社会作用之比较

(一) 中美“舆论监督”之比较

在我国新闻学的相关理论中, 舆论监督自始就占据着重要的一席。我国学界普遍认为, 舆论监督是公众利用大众传媒对政府事务、公共事务和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活动进行监督的一种方式, 是对政府的权利进行制约和制衡的一种手段。在我国, 舆论监督的主体既可以是公众, 也可以是媒体本身。回顾我国舆论监督的发展过程, 笔者认为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1994年4月开播的《焦点访谈》曾经是我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以舆论监督为特色的栏目, 朱镕基曾题词曰“舆论监督, 群众喉舌, 政府镜鉴, 改革尖兵”, 后十二个字正是点明了媒介的舆论监督在我国社会发展中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舆论监督也由此成为我国媒介所担负的一项重要的社会责任。

进入20世纪后, 随着我国地方媒介与中央台的竞争愈发激烈, 民生新闻的地域特色成为了地方媒介重要的竞争砝码。这一时期许多地方台开办的民生节目赢得了强烈的反响, 媒介积极帮助公民, 特别是帮助一些弱势公民解决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但是由于民生新闻选题的琐碎和雷同程度较高, 目前在我国已日渐式微。

2009年被宣告为我国的“微博元年”, 微博的兴起使得舆论监督的主体逐渐地由媒介开始向普通百姓转移。“郭美美事件”的爆发以及网民的持续关注和大量传统媒介的跟进报道彰显了微博舆论监督的力度。2011年底, 郑渊洁在微博上持续关注北京的雾霾问题, 在意见领袖的作用影响之下, 大量北京及周边市民开始关注我国PM2.5的监测进程, 普通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完善了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 同时也积极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与我国情况所不同的是, 王永亮等学者认为在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语境中均没有“舆论监督”这样的固定搭配, 而与我国的舆论监督大致可以等同的是调查性报道或者揭丑新闻。[3]方小翔和白继红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并认为虽然没有“舆论监督”这一词语, 但是在美国的理论观念上而言, 新闻媒介的监督功能早已被承认和广泛地接受。[4]对此王永亮也进一步指出, 美国的媒介是设置社会舆论议程者和声音最响亮的喉舌, 而舆论监督则是一种更为平等的制衡力量。[5]

我国学者对于美国舆论监督的观察和研究由来已久, 早期的论文中对于中美两国舆论监督的比较还带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 认为美国的舆论监督的人民性匮乏、片面夸大“第四权力”的监督力度以及舆论监督受到资产阶级的种种阻拦等等。

客观地说, 调查性报道在美国历史的发展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20世纪初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 体现了当时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媒介从业人员对于社会问题反思。而美国媒介通过新闻报道达到舆论监督目的的经典案例当属1972年的“水门事件”, 这个案例直接挑战了美国赖以立国的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的体系, 对于美国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因而笔者认为, 我们应当跳出意识形态的隔阂, 积极地借鉴美国的司法体系为保护美国媒介和公民舆论监督的权利所做的努力, 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三条保护性原则即“公正评论、确有恶意、绝对权利”, 正是这三条原则保证了美国媒介能够在新闻自由的庇护下践行监督的权利, 同时又严于自律, 以防陷入侵犯隐私或者诽谤官司的泥潭。

舆论监督作为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保证力量, 无论在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以何种形式存在, 都已然发挥了重要的权力制衡能力。

(二) 中美“舆论引导”之比较

言论自由作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重要内容, 始终被认为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正是由于美国大众根深蒂固的自由意识, 导致了宣传 (propaganda) 在美国是中性、甚至是带有一些负面色彩的词汇, 因为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控制舆论和民意, 因此对于美国政府特别是媒介而言, “宣传”是非常敏感的。因而类似于“舆论监督”, 在美国也没有“舆论引导”这样的搭配, 但是“舆论管理”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却是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其内涵与目的也近似于我们所熟知的舆论引导。

纪忠慧认为, 所谓的舆论管理的实质就是研究如何通过使用电视和报刊, 让它们按照政府的意志行事。[6]因而从本质上而言, 美国的舆论管理是为权力而服务的, 换而言之, 政府通过一系列公关手段, 将民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某项公共事务上并加以“管理”, 再以顺应民意为由, 达成自身的目的。

舆论管理在美国的出现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宣传以及20世纪初公共关系运动在美国的发展。纪忠慧提出了四种管理模式:舆论的静态管理着眼于研究舆论的指向和状态, 重在构建舆论的和谐;舆论的动态管理主要是研究舆论的走向和改变, 着眼于解决社会冲突和矛盾;舆论的宏观管理主要是舆论的监测, 以民意测验为主要方式;舆论的微观管理则重在研究群体心理形成所必须的意识环境的情况。[7]

美国新闻和传播学者们对于舆论管理这种方式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其角度大致可以分为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这两种学术取向。[8]抱持批判主义观点的学者们认为, “舆论管理”仅仅只是“宣传”的同义替换, 是政府对于民意的钳制。而实证主义的观点则将“管理”视作一个不带褒贬色彩的中性词汇, 旨在通过民意调查等手段验证政府进行舆论管理的得失和效果。

与美国学术界对于“舆论引导”的谨慎态度不同的是, 我国的媒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始终是以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三位一体的“耳目喉舌”为定位, 因此政府通过媒介进行舆论引导是再正常不过的管理手段。在我国的舆论引导过程中, 议程设置是最为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树立典型, 我国曾涌现出一批劳模、先进分子;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成功的舆论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民众的思想转变, 对我国相关政策的推行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但在新的时期中, 随着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 舆论引导的方式和手段必须加以转变。一味采取填鸭的方式进行引导已经造成了民众的逆反心理, 强势的行政手段也应借鉴美国现代公关的方式, 使得引导本身更易被公众所接受。

四、总结

舆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 无论是在中美两国的体制下, 还是在其他国家和社会体制的发展中都是代表了较多数公众的观点、看法和态度。一方面它是个人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 公民认识到社会事务与自身之间的利害关系, 从维护个人利益和追求公正公平的角度出发所表达出来的倾向性, 对于中美两国政府而言, 都是代表民意之所向, 同时也是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课题。另一方面, 即便是舆论的负面效应对于社会和个人的进步而言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信息传播的公开透明能够最大限度地将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的作用。对于我国而言, 加快新闻立法的进程也是进一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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