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卑未敢忘忧国意思

2024-05-01

位卑未敢忘忧国意思(通用9篇)

篇1:位卑未敢忘忧国意思

位卑未敢忘忧国 立足岗位献青春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志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位卑未敢忘忧国 立足岗位献青春》。

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县正处于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古人云:“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这句话告诉我们,加快发展必须优化环境,优化环境才能加快发展。因此,实现无极跨越式发展要从“优化发展环境,塑造良好形象”做起。

发展环境是一个地方综合实力、社会风气、文明程度的综合反映,体现着一个地方的内涵和底蕴,代表着一个地方的形象和品位,也决定着一个地方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当今社会,地方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发展环境的竞争,谁的环境好,谁就能赢得发展新优势!

2012年,大学毕业后的我接受组织的选拔、分配,回到了养育我的家乡—无极。作为一名选调生,我深知左肩担负着组织的期望,右肩承载着个人的理想。来到这里,是为青春找一个奋进的理由,是为实现自身的蜕变而创造一方有力

1的空间。在清贫中践行青春的壮言,在寂寞中蕴育爆发的力量,立足基层有作为,扑下身子做贡献。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把得住小节,抵得住诱惑。在任何时候都谨记三句话:政治上跟党走,经济上莫伸手,生活上不出丑,问心无愧地做一名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群众的选调生。

开放的无极,欢迎着四方的宾朋;发展的无极,呼唤着环境的优化。朋友们,站在2013年新的起跑线上,你可曾看到还有少数贫困人口依然缺衣少食、有病难医,你可曾看到许多终日劳作的人们依然止步温饱、文化贫瘠,你可曾看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筑“中国梦”的伟业依然任重道远、崎岖不平。谁不希望头顶的天空湛蓝如镜,谁不希望脚下的大地绿草如茵,谁不希望身边的河水清澈明净,谁不希望眼前的阳光灿烂如金。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吸引力,就是竞争力。优化发展环境,就是抢抓历史机遇。人人都是发展环境,事事都是发展环境,我们要把建设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当成自己分内的事,爱岗敬业,乐于奉献。

优化发展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必须从全局出发,从自身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常怀责任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念律己之责,用平常心对待现在,用进取心开创未来。

站在“十八大”的新起点,我们提出优化发展环境,正是转型跨越所需、发展形势所迫。我们要增强为加快发展而

努力优化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并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坚持不懈的塑造无极良好形象,为实现无极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作为社会普通的一份子,也许我们不能驰骋疆场,轰轰烈烈,但我们可以立足本岗,兢兢业业。有一首歌中唱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只有国的繁荣富强,才有家的幸福安康。我们的无极就是我们的大家,只有无极的进步,才有我们小家的幸福。也许我们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石子,但我们手牵手就能铺筑平坦的大道;也许我们只是一块毫不起眼的砖头,但我们肩并肩就能构建牢固的大厦,也许我们很平凡,但我们相信,无数平凡的奉献必将铸就不平凡的明天!慷慨陈词岂能尽如人意,尽责尽力但求无愧我心,好的发展环境,只有在你、我、他共同的努力中才会形成。

“位卑未敢忘忧国,立足岗位献青春”,让我们牢记党的宗旨,优化发展环境,坚定理想信念,塑造良好形象,道德当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系人民,艰苦创业,用我们满腔的赤诚和无悔的青春为构建和谐富庶的无极再做新的贡献!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篇2:位卑未敢忘忧国意思

又是一年五四时,距离五四运动已有百年光阴,回首这世纪长河,令人唏嘘不已。自五四运动伊始,无数的青年慷慨以赴,抛洒青春,挥洒热血,救亡图存、强国兴邦。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前仆后继,在这百年历史云烟中,他们的功勋,他们的奉献,早已融进了时间的轨道中,响彻世纪的湖水,伴随着中国的奋进,一同奔向了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之中,有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孙中山先生,有着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更有着一代一代学成归国的学子,更有在历史中籍籍无名的青年人,他们中也许更多的人是处于低位,但是,他们从不曾忘却祖国。面对无数的前辈,吾当自愧,也不禁自省,吾当何如?

恪尽职守,上下求索

我们生于这样的和平年代,没有战火纷飞,不再有流离失所,没有终古苍梧哭翠华的哀鸣,国家亦不再是积贫积弱的中国,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激流勇进、繁荣而富强的年代,无需为了活着而胆战心惊,祖国给予了我安稳、朝气的生活氛围,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如何反哺我的祖国?我想,在这“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社会环境中,吾辈当自强不息,上下而求索。

警校毕业依然十个月有余,很荣幸自己可以加入到人民警察的队伍之中来。我也常常在想,我的价值是什么?是如爱因斯坦口中的`为了“猪栏的理想”而浑浑噩噩,亦或是得过且过的碌碌无为?我想这都不应该是我们当代青年人的价值。在其位,谋其政,身着警服,为警一任,就要护一方平安,邓小平曾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儿子”,我也愿做人民的好儿女,真正的和人民心连心,做祖国的好卫士,站好每一班岗,即使身处低位,也要尽所能奉献自我,报效祖国。

三省吾身,裨补缺漏

有人说:“一个好的人民警察,就是一本活的社会百科全书”。诚然,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要具备诸多素质。而刚刚从警校毕业的我们,社会经验基本为零,遑论专业素质?更多时候,我们往往会沉迷于自己所谓的“学历”中,而忽略了工作中的经验积累,导致眼高手低。对此,私以为,应当端正态度,谦虚谨慎,踏实好学,善于发现,勤于思考,不懂多问,少说多看多做,常思己过,方能裨补缺漏,有所收益。

从警之路漫漫,吾当做到吾日三省吾身,裨补缺漏,望能有所广益。吾当勤奋好学,夯实自我,学无止境。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在十九大中,总书记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于共产党而言,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发展,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想,这也当是我们的初心和使命。我认为,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应当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责任与担当,守住底线,不妄做,不妄求,持身公正,持心纯粹,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永记从警的初心,永葆一颗赤子之心,在钢铁般的意志中,裹挟着一颗柔软的内心,既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忱,也能勿忘哀民生之多艰。

百年五四,热血未曾消亡过,入警誓词言犹在耳,如钟鸣之声,警示长存。感谢我的青春有警服作伴,感激有幸能与警服结缘,亦有幸为国而奉献,踏上从警之路起,我便为这身藏蓝而无比骄傲着,感激着这身藏蓝色能陪我走过青春岁月,并一直伴我前行,我当不忘初心,无愧藏蓝,砥砺前行,愿金色的盾牌永不褪色,虽位卑不足道,但牢记“先天下之忧而忧”,位卑,亦不曾忘忧国!

篇3:位卑未敢忘忧国意思

一个人出生时的情景, 是否预示着他一生的人生境遇呢?

北宋宣和七年 (1125年) 十月十七日, 陆游出生在淮水激流中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船上。那时候, 其父陆宰的官职是直秘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 前几日忽然接到宋徽宗的诏命, 令其前往京城汴梁。他不敢怠慢, 匆匆带上产期临近的夫人, 从淮南出发, 准备乘船经过淮水, 然后进入汴河, 皇城的宫阙就遥遥在望了。如果顺利的话, 夫人就可以到京城生产了。岂料他的官船在淮水遭遇了狂风暴雨, 滔滔水浪如恶龙翻腾, 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望着在女仆怀里不断呻吟呕吐的夫人, 他只好把船泊在了岸边。陆游就在电闪雷鸣之中来到了恶浊的人世, 来到了这条饱受风雨吹击恶浪围困, 在浪尖与波谷之间颠簸的小船上——此后他的人生, 也像这条在风浪中起伏动荡的小船一样, 飘摇无依, 屡经挫折, 虽然多姿多彩, 却也遗恨深重。

陆宰进京后, 被宋徽宗任命为京西转运副使, 负责泽州、潞州一带军队的给养。泽州的治所是山西晋城, 潞州的治所是山西长治, 两州都坐落在山西东南角。诏命下达, 陆宰就急急忙忙上任去了。金人不断南侵, 其铁蹄正在践踏祖国山河, 国家危机重重, 他哪里敢在京城滞留呢。

转眼就到了第二年, 即靖康元年 (1126年) , 这年发生的两件大事, 令童年的陆游此后一生铭记。这年四月, 陆宰不知何故突然被免职, 一家人流落中原, 生活无着, 只得南归越州山阴 (今浙江绍兴) 。那时候, 金兵大军压境, 北宋王朝摇摇欲坠, 政局随着金兵的凛凛铁蹄动荡不已。南归的路途上, 一片颓败景象, 逃难者衣衫褴褛, 阻塞路途, 不时有人倒毙路旁。陆氏一家涉淮水, 渡运河, 抵杭州, 仓皇回到了故土山阴。幼小的陆游跟随家人, “扶床踉跄出京华”, 在血与泪中逃难归乡, 在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痛楚, 他后来在《三山杜门作歌》中回忆说:“我生学步逢丧乱, 家在中原厌奔窜, 淮边夜闻贼马嘶, 跳去不待鸡号旦, 人怀一饼草间伏, 往往经旬不炊爨。”

昏庸透顶的宋徽宗眼见金兵的刀锋已经逼临头顶, 急急忙忙逊位当了太上皇, 密谋南逃, 太子赵桓被推上了帝位, 这就是宋钦宗。面对沉沦的江山, 父子俩束手无策。到了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 金兵攻陷汴京, 次年二月, 金太宗完颜晟诏令废除赵佶、赵桓两个皇帝, 降为庶人, 宣告了北宋王朝的彻底灭亡。金人随后扣押赵桓, 诱捕赵佶, 父子俩一起成了俘虏。三月, 金人扶立张邦昌当了伪楚皇帝。徽宗与钦宗, 则被金人作为“战利品”, 押奔北方。金朝大将斡离不押着赵佶、郑皇后及嫔妃、亲王、公主、驸马一干人, 从滑州北去;金将粘罕押着赵桓、朱皇后及一帮皇亲国戚, 从郑州道北行。父子俩与近千名锦衣玉食的皇亲国戚一起, 在冰天雪地里蹒跚跋涉, 在金兵的呵斥唳骂声中, 前往金国都城上京会宁府 (今黑龙江阿城县南) 。

路过赵州 (今河北赵县) 时, 人群里忽然传出嚎啕之声, 原来燕王赵俣被活活饿死了。赵佶看着儿子的尸体, 痛哭流涕, 说:“你比为父幸运, 葬在了中原故土, 为父我却要成为异乡之鬼了……”第二年七月, 父子俩被押到了金国都城上京, 赵佶被金太宗封为“昏德公”, 赵桓被封为“重昏侯”。金太宗的蔑称还算恰如其分, 父子俩真乃一对昏君啊!

这次重大变故,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赵佶在赵州桥边一语成谶。北宋王朝的这两个末世之君, 从此再也没能返回故土, 先后死于寒风凛冽、雪花飘飞的北国。靖康二年 (1127年) , “儿皇帝”张邦昌畏惧康王赵构势力强大, 将“大宋受命之宝”玉玺奉还与他。五月一日, 康王赵构在应天府 (即南京, 今河南商丘) 登坛受命, 即皇帝位, 是为宋高宗, 史称“南宋”。宋高宗赵构是南宋第一任皇帝, 却与他的两位前辈皇帝一样懦弱无能, 贪生怕死, 后来在金兵的追击之下, 他率领大臣渡江南逃, 从建康城一溜烟跑到了临安 (今杭州市) , 过起了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

家庭的变故, 故国的覆亡, 如两幅血淋淋的图画, 印在陆游幼小的心灵深处, 铸就了他时时忧国忧民、一生誓死抗金的热血情怀。

北宋末年与南宋初年的历史, 是一部饱受凌辱、摇尾乞怜、跪求生存而不可得的血泪史。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的不肖子孙们, 把祖宗的脸面丢得精光, 把如画江山弄得支离破碎, 把一部史册污染得血光淋漓。

篇4:位卑未敢忘忧国 一腔热血助民生

“位卑未敢忘忧国”。孙洁将这句诗深深烙印在心中。

孙洁始终秉持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认真履职,积极参政议政,满腔热忱为民发声,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民主党派人士与国家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誓言,为国家社会改革、民生建设贡献着全部心力。

为弱势群体发声

在孙洁看来,人大代表身上肩负了沉重的担子。她把自己比喻为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在社会改革巨变中,需要有人为弱势群体代言”。在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时候,孙洁就提过议案,呼吁尽快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2005年,就“嘉禾拆迁事件”,孙洁呼吁尽快制定《城市房屋拆迁法》,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2013年,孙洁担任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对于做过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多年地方政协委员的她来说,既是角色转换,又对自己参政议政有了更高的要求。她依然关注着弱势群体,从专业角度理性分析,积极建言献策。她始终关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为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权益而呼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农民工社保体系的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参保和待遇水平有了很大的改观。两年来,新当选的孙洁委员继续关注着农民工社会保险的问题。

建有用之言 献有效之策

孙洁说,参政议政是“献计”,社会服务是“出力”,科研创新是根本;“献计”是“出力”的基础,“出力”又可以充实、验证“献计”的内容。十几年来,孙洁不断强化自己的优势领域,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履行参政议政职能,认真完成各级统战部和民建中央、民建市委布置的各项任务,形成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产生了良好社会影响。

在2014年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孙洁提交的多份提案受到媒体广泛关注。其中,《调整养老保险缴费结构尽快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呼吁尽快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关于应对大数据时代要求加快社会保障信息资源整合的提案》得到全国政协领导的重视,并于2014年6月12日受邀参加了俞正声主持、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为主题的全国政协第13次双周协商座谈会。

孙洁常说,“关注民生社稷、服务社会,这是知识分子的天职。”

在多种角色中转换 各项工作相得益彰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孙洁长期从事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领域的教学以及科研工作,需要站在高处看问题、从专业视角分析问题;作为一名副院长,她分管(下转72页)(上接70页)过本科教学多年,现在依然分管来华留学生培养和学院的国际化,要在全校的布局中协助院长做好学院的服务管理和人才培养工作;作为研究生导师,她经常思考的是如何提高学生的科研兴趣和创新意识;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她以民建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主任、民建北京市委委员等多个角色时不时地出现在各种场所,针对诸多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热烈讨论。多一重身份意味着多一种职责,多一个角色意味着多一重担当。面对繁重的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国际交流、政治协商和民主党派工作,孙洁却乐在其中。

每一年,孙洁既要像普通教师一样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又要额外完成多份参政议政报告与社情民意信息。“必须拧成一股绳,随时随地发现素材。”孙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工作模式:一方面利用所在的社会保障学科优势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延伸参政议政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参政议政、各种视察调查活动充实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许多个周末,孙洁穿梭在北京大大小小的会场,内容不外乎都是参政议政和学术研讨;许多个夜晚,孙洁都在伏案疾书,把白天大脑中闪现的火花、思想汇集成参政议政报告和社情民意信息。日复一日,孙洁感觉活得很充实。

如同参政议政工作一样,孙洁认为学校工作也要秉持大局意识和机遇意识,随时发现并紧紧抓住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机遇。2011年,孙洁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天普大学访学期间,就在一次冷餐会上发现了合作机遇。她抓紧时机、主动跟进,与天普大学校方积极沟通,宣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成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促成了美国天普大学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并签署了“3+2”本硕联读的双学位项目(DBMD)协议及多个海外交换交流学习项目,为扩大学生国际交流、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作出了贡献。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孙洁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一名政协委员。时刻发现社会热点、难点、关注社情民意已经成为孙洁的一种生活方式。未来,孙洁还将一如既往地关注 “开展社保基金投资新能源试点”“京津冀一体化中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大学生创业就业政策优化及配套”等一系列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实践她“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誓言!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篇5:位卑未敢忘忧国意思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很荣幸能站在这里,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满腔热忱写春秋。

2014年,我们伟大的党走过了93年的风雨征程。九旬岁月,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不算短了;但对于一个共和国的执政党来说,还很年轻,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之际,有许许多多的体会要向大家诉说:作为一名普通的平民子弟,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能够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愉快而充实的读书时代,最后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一名人民警察,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充满着对党的感激,时刻怀着对党的感恩之心来做好党组织交办的各项工作。“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时此刻,我想将自己的一些思考与我们伟大的党说,以此祝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历尽沧桑岁月、风云变幻,永葆旺盛生命力和青春活力,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2002年,我参加公务员考试来到单位,当上了梦寐以求的人民警察,我深知左肩担负着组织的期望,右肩承载着 个人的理想。来到这里,是为青春找一个奋进的理由,是为实现自身的蜕变而创造一方有力的空间。在清贫中践行入党的誓言,在寂寞中蕴育爆发的力量,立足本职岗位有作为,扑下身子做贡献。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把得住小节,抵得住诱惑。在任何时候我都谨记三句话:政治上跟党走,经济上莫伸手,生活上不出丑,问心无愧的做一名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群众的强戒人民警察。

作为社会普通的一份子,也许我们不能驰骋疆场,轰轰烈烈,但我们可以立足本岗、兢兢业业。有一首歌中唱到: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国就是家,家就是国,只有国的繁荣富强,才有家的幸福安康。我们的强戒所就是我们的大家,只有强戒所的进步,才有我们小家的幸福。也许我们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石子,但我们手牵手就能铺筑平坦的大道,也许我们只是一块毫不起眼的砖头,但我们肩并肩就能构建牢固的大厦;也许我们很平凡,但我们相信,无数平凡的奉献必将铸就不平凡的明天!

我们坚守平凡。每天,我们的工作从一声声简单的口令开始,在枯燥的点名、报数中结束。我们只是常年默默工作在强戒场所内的普通民警,说普通,是因为太多时候,我们只是默默的做着自己分内的工作,按部就班地管理教育每一位强戒人员,尽职尽责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我们的岗位就是强戒人员所到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工作就是拯救一个个迷 失的灵魂。清晨,我们目睹着黎明破晓的绚烂与寂静;星夜,万家灯火有我们守护,伴我们无眠。我们是平凡的,但是却很神圣。说它平凡,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决定我们不可能惊天动地!说它神圣,因为我们确保场所安全稳定的责任如天,任重道远。当我们日日夜夜坚守自己岗位的时候,当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履行自己承诺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平凡。

我们坚守责任。通过认真阅读了《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取得成功不仅要有杰出的才能,还要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更需要一种敬业精神,全心全意的去完成任务。责任不是别人给的要求,而是自己为自己赋予的使命,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会失去社会对他的认可,也会失去周围人对他的尊重与信任,最后也会失去他本来拥有的成功人生。我们要像罗文学习,一心一意的负起责任,无条件地执行,而不是把遇到的问题推给领导或者向同事寻求帮助。在我眼里,一名合格的民警应该能立足岗位,尽职尽责,为场所发展出一份力,而不是在工作岗位上白白的消耗着社会提供的资源,要多些实干,少些空谈、抱怨。如果不想当一个平庸的人,就带着热忱去工作吧,生活将奖赏充满热忱的人,你身上的热忱正如沙漠中的泉眼,它会为你灌溉出一片绿洲,让你收获累累硕果。

我们坚守奉献。奉献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给予,既包含着崇高的境界,也蕴含着朴素的精神。奉献既表现在国家和 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慷慨赴义,也融会和渗透在人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在奉献的同时,你照亮了别人,展现了自己。奉献是每个人应具备的品格和精神,奉献,不动声色地滋润着这个世界。奉献是神圣的,伟大的祖国需要我们奉献,火热的生活需要我们奉献,我们自身也需要奉献,在奉献中完善生命,在奉献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在奉献中获得真诚和坦荡。而我们警察的奉献不仅是一种职业信仰,是对职业的追求,对职业恪守的行为标准,更是一种尽心尽力、全力以赴承担责任的道德品质。

既然选择了这份平凡而又崇高的职业,我们就要勇往直前,用无私的奉献、扎实的工作来践行从警誓言:把忠诚体现在爱岗敬业、勤奋忘我的行动上,严格落实到工作中。多少个漫漫长夜,在父母的牵挂,孩子的期盼,妻子的守望中,我们坚守在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奉献自己的热血、辛苦和汗水。虽然巨大的心理压力和高风险的职业特性正不断冲击着我们的价值取向和身心健康,但一种特殊的力量时刻支撑和激励着我们,这种力量就是我们选择的安心“扎根荒野,默默奉献,执着坚定”的坚守。

我们坚守平凡,坚守责任,坚守奉献,面对人生的峥嵘,不再烦恼,不再怨叹。我们所从事的是个艰辛而又清苦的行业,冥顽的灵魂需要去开启,愚莽的行径需要去矫正,我们似春风悄然吐绿了大地,却从不宣扬美丽:似夏雨滋润强戒 人员的心田,却从不夸耀辛勤:似秋日下收获硕果累累,却从不表露功绩:似冰天舞蹈雪花晶莹,却从不炫耀坚毅。

“位卑未敢忘忧国,一腔热忱写春秋。”让我们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好本职工作,坚定理想信念,塑造良好形象,道德当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系人民,爱岗敬业,用我们的满腔赤诚和无悔的青春为国家的社会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篇6:位卑未敢忘忧国意思

到了这年岁末,辛弃疾劝说耿京归依南宋朝廷。春节过后,受耿京委托,辛弃疾等人渡江抵达建康城,面见宋高宗。被金兵吓得心胆俱裂的高宗赵构,见中原大地上突然冲出了一支奇兵,自是欢喜不已,顺嘴说了一些勉励的话,随即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河北忠义军马,辛弃疾为右承务郎。至此,这支威震中原的“天平军”,终于得到了南宋朝廷的认可。高宗的几句夸奖,令辛弃疾满怀忠义如烈焰腾空,他要克日返回北方驻地,斩贼立功,走到海州,却惊闻噩耗:“天平军”内奸张安国,杀害了首领耿京,已经率部降金,被任命为济州(今山东巨野)知府了!辛弃疾闻讯,怒发冲冠,立即率领50名铁骑,直奔济州金兵营地。

济州大营驻有金兵数万人,其首领听闻如狼似虎的“天平军”意外覆灭,纷纷弹冠相庆,设宴狂欢。酒宴上,金酋咧嘴大笑,吆五喝六,张安国奴颜媚骨,举杯邀宠……突然,一队战马犹如滚滚铁流突入大营,一个彪形大汉闯入帐内,满座金酋面面相觑,张安国更是惊得目瞪口呆———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大汉像老鹰抓小鸡一样,一把掳过叛徒,绳捆索勒,疾奔而出,随着哒哒哒哒一阵响彻天空的马蹄声,滚滚铁流席卷着张安国呼啸而去,等金兵喧啸而起杀声震天时,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做出这一惊天壮举时,辛弃疾只有23岁。他率领部属,将叛贼张安国押解渡江。这时候,宋高宗已被金兵追击得神不守舍,从建康逃到了临安。辛弃疾率众兼程南下,献俘于临安宫阙,高宗命将叛贼张安国斩于市。辛弃疾由此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宋高宗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他就此离开了中原大地,此后娶湖州长兴丞范邦彦之女为妻,开始了长达45年的南宋仕宦生涯。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辞海》云:“鹈鴂,即子规、杜鹃”。古代乐圣师旷谱曲之余著《禽经》,说鹈鴂鸣唳,草木衰微。词中的“将军”,指汉武帝时期率军出击匈奴,因兵败投降而身败名裂的汉将李陵。这首《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沉郁悲凉,跳跃动荡”(王国维《人间词话》),英雄之沉沦,泣血之呼唤———正是辛弃疾此后的人生写照。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辛弃疾南归不久,高宗禅位,孝宗登基,改元隆兴。锐意复兴的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两路军马,出兵北伐。张浚令濠州李显忠部、泗州邵宏渊部分两路北上,下灵璧,夺虹县,克宿州,捷报频传。孝宗龙颜大悦,任命李显忠为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岂料这一任命,引起心胸狭窄的邵宏渊嫉恨,导致两将失和。金兵反攻宿州,李显忠部被围困,金国援兵汹涌而来,宿州危在旦夕,李显忠派人坠城突围求援,邵宏渊竟拒绝救援,作壁上观,宋军全线溃败,退至符离,便一哄而散了,史称“符离惨败”。

这场惨败,导致孝宗决心动摇,张浚被贬,秦桧的余党汤思退之流登台,主战派纷纷被逐。虽然此后不久张浚重掌军权,立志雪耻,但在汤思退之流的鼓噪之下,孝宗很快就变卦了,张浚再一次被贬福州,不久病亡。可悲宋孝宗,空怀大志,却没有王霸之才,一生在抗战与和议之间游移不定。所谓中兴大业,由此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辛弃疾满怀冰雪忠贞南归宋廷,迎接他的,并不是美酒与鲜花,而是猜忌与戒备。那时候,自中原沦陷区南归的文臣武将,统称“归正人”。南宋赵升《朝野类要》指出,“归正,谓原系本朝军人,因陷蕃后来归本朝”。“归正人”这一称呼,政治含义十分微妙,含有明确的轻视意味。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举凡“归正人”,无论才华高低、贡献大小,一般只安排有职无权的闲差。辛弃疾出任江阴签判,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辛弃疾心头的抗金之火,虽然被兜头浇下一盆冷水,却依然熊熊燃烧。尽管官职卑微,他仍不断向朝廷进献抗金方略。乾道元年(1165年),他向孝宗皇帝进献《美芹十论》,“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宋史·辛弃疾传》),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战略举措。孝宗读罢《美芹十论》作何反应,不得而知;但此时的他,抗金之志犹存,雪耻之意尚在。万乘之尊,抚有四海,却做金人的“侄皇帝”,他岂能甘心!乾道五年(1169年)八月,孝宗又任命抗金老将虞允文为右相兼枢密使,督造军器,训练士卒,积极备战,并派遣著名诗人范成大至金朝,索要河南祖宗陵寝,并改定“授书礼”,为出兵北伐寻找借口。虞允文动身北上前夕,君臣二人甚至约定了会师之地。天空里雷霆大作,大地上万马齐鸣。一场雪耻大战,眼看就要爆发。然而,虞允文入川不久,竟积劳成疾,赍志而殁,抱恨九泉。孝宗闻讯,泪如泉涌,他的北伐之梦,再一次宣告破灭了!

篇7:向学未敢忘忧国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旨在“以实地调查为途径,以协助推进边疆教育为目的”〔2〕,一方面为当时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提供社会调查的参考文献以供修筑铁路使用;另一方面,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也是南开大学的领导者为战后能继续发展南开教育做出的前瞻考虑和初步准备。抗战前的南开大学,向来重视应用学科在教学和科研中的作用,而且尤以经济研究和应用化学研究独步国内,享誉海外。不过,令人颇感尴尬的是,南开似乎素来不太重视人文学科建设,大学创设之初,张伯苓等“参与筹备者均主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为原则”,在科系设置上主要考虑到自身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虽有文学院,却是以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专业为发展重点。抗战军兴以后,南开大学横遭焚毁,损失惨重。南开与国立北京、清华两大学合组国立西南联大,虽然三校并不以学术声誉和地位互争高下和优劣,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融洽的合作关系,但南开留给后人的印象却像是处在北大、清华的羽翼之下,被北大、清华的光辉遮蔽着。其实,对于南开大学的发展大计,尤其是人才问题,南开的诸位领导者时时牵挂于胸,不曾有半点马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争态势发生明显逆转,同盟国将取得最后胜利已被明眼人看得分外清楚。1942年2月张伯苓致函蒋梦麟和梅贻琦,“太平洋战争爆发,暴日徒自速其败亡,我与同盟国之最后胜利为期当不在远;而我抗战停止之时,即我三校复校之时。展望将来,弥感兴奋。关于敝校复校事,拟先做人事上之准备。现时敝校教授人数,在西南联大占全校不及十五分之一,较之敝校战前相去悬殊,将来复校必感才荒。前此因无急需敝校遂未多聘新人,兹为复校计,不得不有所增聘,以为复校之准备。先生爱护敝校素所铭感,且我三校本以往一贯合作之精神,及将来互相协助之友谊,区区之意,定可赞助”〔3〕。其实,早在此前南开已开始招贤纳士,而南开在人事上稍稍有所举动也会引起北大、清华学人的关注。1941年8月17日,冯文潜在日记中写到:“访宗岳(即邱宗岳),宗岳说昨天老饶(即饶毓泰)来谈到请人事。宗岳兄说,南开不行,无劲。饶说,听说你们现在很活跃吗。文院还聘史学教授。岳兄对我讲,这倒是对于南开一件好消息。至少还不至让人看不起,说我们完了。”〔4〕同年,9月1日早晨,杨石先来找冯文潜,并送上陈序经来函,“其中有致坚(即黄钰生)一信,谈许烺光事,云‘弟意将来文学院缺人才,人类学与历史关系较密。或者将来历史系可以加以人类学与人文地理’”〔5〕。这一点认识虽是陈序经个人意见,同时也反映了冯文潜、黄钰生等人的普遍共识。后来成为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的陶云逵,也是一贯强调边疆研究要重视历史与人类文化学的结合,而他全力投入南开边疆人文研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陶、冯、黄、陈等人确实有着共同的研究志趣和方向,这种共识就为南开边疆人文研究的顺利开展铺平了道路。

有意思的是,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建立占尽当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她的建立可谓担负了战后为南开大学人文学科发展建基铺路的使命。南开能够顺利开展边疆研究计划,确乎是个机缘。一者,云南地方当局计划修筑石屏至佛海的铁路,决定拨款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筑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族风俗、语言和地理环境。当时的云南省建设厅厅长龚仲钧、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等人与张伯苓交厚,深信南开大学能够承担此项工作,所以同意拨款南开,以资助研究。二来,当时南开大学的领导者也正为复兴南开大学做着筹划工作,而借此机会不但可以推动南开的学术研究,进而扩充人才,亦可以将南开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融入边疆教育,造福边疆。而联大社会学系的陶云逵,由中央研究院转来的邢公畹,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的相继加入,更为边疆人文研究室注入了学术的活力。

说到南开边疆人文研究的领导者,除了主持研究大计的陶云逵外,还有一个核心人物就是冯文潜。陶、冯二人一个主持研究工作,一个负责后勤工作。他俩一个干劲十足,学术上毫不马虎,“刚毅”之气甚盛;一个沉稳内敛,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却都能倾全力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其实,冯文潜在筹建研究室时用力最著,对研究室的贡献并不亚于研究室内的各位同仁。“他对南开大学有极深厚的感情,事业心非常强烈。他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不担任职务,而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包下了研究室的一切后勤事务。与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打交道的是他,与联大有关方面打交道的也是他。”〔6〕除此以外,在研究室成立之初,为开创研究条件,冯文潜不辞劳苦的奔忙,采购笔墨,租借房屋和用具,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终于在西南联大西门外的新校舍附近“落地生根”。虽然冯文潜没有具体参与边疆人文的研究,却是边疆人文研究室的灵魂人物。1944年1月,陶云逵因病去世后,冯文潜便成了研究室同人的主心骨。此后的三年间,冯文潜依然默默地为邢、高、黎等人做着“幕后”工作,虽然困难不断、压力不减,但是用冯自己的话讲,“有一个知心的庆兰(即邢公畹),有一个可爱的国彬,什么都担得起,担子根本就不是个担子了”〔7〕。

说到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工作的学者,付出的艰辛最大,开创的事业最新,调查的成果丰富,心系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学人们深入边疆地区,抱定了投入和牺牲精神,进行开创性工作,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潘光旦在为费孝通《鸡足朝山记》的序中,曾提及陶云逵的勤奋,“云逵有似从前所称的轩使者,到处采风问俗,他兴趣最博,对任何比较有意义的景物,都要作细密的端详,详实的记载,到一处,记一处;我相信如果他生活在三千年前,能和周朝的旅行家姬满结伴同游,而合写一本游记,结果一定比徐霞客的还要周到”,“云逵在西南边疆游迹最广,是一个‘曾经沧海,除却巫山’的人”。作为陶云逵的同事和学生,邢公畹、黎国彬、高华年等人的调查足迹也遍及云南的山山水水,而且他们大都单枪匹马的从事工作。黎国彬先生曾回忆当年调查时的经历,那时“遇到不少麻烦和困难,学术调查实际上成了一场探险考察。在前往元江等地期间我染上严重的热带病,一连多日,反复发作,不能行走。病情略好之后我又让当地人抬着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慢慢前行,十分艰难。当地疟疾、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到处肆虐,不时听到和见到死人之事,的确十分危险”〔8〕。在专业学术圈子之外,似乎没有多少人能将关注的目光投射给这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却并没有因为无人注意、物质条件艰苦和简陋而放弃研究。“中国学者投身于田野调查,从基础资料的搜集做起,开始对中国各民族的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研究,意义在于表现出学者们的民族自尊,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国人开始真正地、务实有效地从事中国民族学研究。”〔9〕

抗日战争时期的连天烽火与动荡的时局并没有影响学人们致力学术的平静心态,以及健康的研究风气。1943年9月,当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杨成志致函陶云逵,细陈中山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状况和研究条件,并极力邀请陶云逵移砚中山。杨在信中讲:“在弟意想中,若能得如吾兄者肯来敝所任教,将来人类学组更可得到伟大之发展,而且现在中大各学院(文、师、法、理)有许多门人类科学课程,未审吾兄住久昆明想变换环境否?大概坪石生活程度比昆明便宜得多,每人必需生活费(食住)月约五百元,教授薪金(正薪四百八十元)照目前计算,月可得三千元左右,由昆来坪可由校补助旅费四千元,未审尊意如何?若本学期未能抽身时,由下学期起亦无妨,总望吾兄决意变换环境,其余当可商量的。”不过,陶云逵并未因此半途废弃南开的边疆研究工作。不见“利”思迁者,并非陶云逵一人。1944至1945年间,南开大学获得两个赴法国深造的名额,学校本意派黎国彬前往,但黎先生却想继续搞自己钟情的研究,表示割舍不下科研和教学,拒绝了这个很诱人的机会。黎先生在如此机遇面前,尚能泰然面对,心态平静,不放弃自己的学术志趣,确非今日一些学人所能比肩。再说到学人间的切磋交流,当年,费孝通和陶云逵二人同在呈贡的魁阁社会学工作站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分属不同的学术派别,各有自家师承,研究方法和侧重的理论不尽相同,却在共处的四年中着实地领会到“反对”的建设性。即便是后人考察二人的一段交谊,也能切身地感受到学人之间健康无邪的人际和学术关系。没有文人相轻之气,没有派性上的党同伐异,没有片面的诋毁贬低他人研究的语言,而是“表现出对其他学派的兴趣,肯定其他学派的长处。这种学风对中国民族学更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10〕。在民族学研究上,陶云逵较为重视历史学的作用,他运用民族学理论来分析历史文化问题,从丰富的史料中搜求大量民族学材料,通常能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考察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知灼见。他这种对纵向历史发展变化的考察和历史传统的研究,正好弥补了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学“功能学派”的一些研究不足。陶云逵与另一位民族学学者吴定良讨论人类学问题时,也曾表示“虽学过体质人类学,奈因兴趣改变,今后恐不能致力此道,前集材料,兄如需要当奉赠”,并建议吴“关于我国种族源流支派问题,体质与文化双方研究均极重要,吾人异轨同趋,希若干年后,对此问题能获较清楚之答案”〔11〕。吴定良对此见解也深以为是。当时学界中这种互求真知,不以己私而垄断学术资源,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相互攻讦的学术风气,曾令费孝通感慨不已。他在《逝者如斯》的后记中曾经写到: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2004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这一规定主要针对当下学术研究中层出不穷的“失范”行为,力求扭转学风。此项规定立意甚好,可是,反过来想想,学术研究本是学者个人行为,单凭一纸规范来约束学人,统一个人“表里”,似有可笑之处。如今的大学往往需要明星来装点门面,学者则需要“规范”来规定学术行为,真是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民国时代,不是没有造假的学术,也不是没有平庸的学人,但是学人中的大多数人在变幻繁杂的社会环境中,大都能恬淡自守,他们所表现出的职业操守尤令人钦佩。

原来总认为做民族学、社会学研究,不像写小说,可以纵横驰骋,虚构、想象与现实结合,可以对素材任意加工和取舍,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便在于有一份证据讲一分话。而且学术研究对于圈子以外的人似乎没有多少趣味可言,可是,在看过邢公畹先生的小说《红河之月》后,却被其深深地吸引了。记得在编辑《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一书时就和责任编辑交换过看法,我们的共识就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这本书中的“冯文潜联大日记”最具价值,从思往怀人的角度欣赏,则觉得张怀瑾先生的“联大岁月拾零”和邢先生“红河之月”最为耐看。邢公畹先生把自己调查经历作为素材,写成极为吸引人的纪实体小说,行文看不到刻意雕琢之笔,而笔尖流淌出的却是他对西南各族人民的深切同情。这篇小说为后人勾画了一幅边疆社会人文风貌,描绘出当年西南各民族真实的生活状态。而在后人看来,这篇小说还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国要保持长久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不能忽视对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1943年的“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大纲”中有一段文字很让人惊心,“滇省西南摆夷之语言与泰国及缅甸人之语言同属台语系,泰国当局藉此为口实,宣传种族一体之谬论”,同时,“石佛铁路自元江而南,即进入广大之摆夷区域,在在均须与此辈边胞发生接触。即其地今虽设流,但未改土,故土司势力仍强”。正因为如此,边疆人文研究室决定“对其语言作详细之调查,而明其究竟。一方面编译简明日用词汇手册,以备本路员工之实际应用;一方面将研究结果提供政府参考,以为设教施政之张本”〔12〕。开展研究学术进而为社会现实服务,比较同时期的民族学研究群体,可以发现各团体研究兴趣不同,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进一步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道路也就不同。如前所讲,南开的边疆研究仍然走的是“认识中国,服务中国”的老路:重视历史,关注现实,服务社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北返复校,冯文潜、黎国彬、邢公畹北上,高华年、黎宗、赖才澄等人分别他就,“边疆人文”实已“星散”。然而,对于“边疆人文”,冯文潜先生的热度仍然不减,到解放后,还在南开园内举办过“边疆人文”的文物展览。可惜的是,这一丝努力也没有挽救回“边疆人文”的最终命运。1952年暑假后,南开大学取消学院建制,文学院内的中文、历史两系各自清点财物分家。从此,承载着南开边疆研究学术薪火的“边疆人文”资料没入历史的角落。《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一书的主要策划人梁吉生教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求学南开,后留校任教,他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十分留心,曾在历史系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了极为珍贵的“边疆人文”物品清单。如今,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老人们大都天人永隔,“边疆人文”的大部事迹也已不可考,这些都让人深为抱憾。事隔六十余年后,再睹“边疆人文”,竟然觉得那些留在草宣纸上的文字是如此的鲜活,学术价值、社会价值依然,不能不让人慨叹当年学人的执着为学,以及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抗战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远不如今,但他们的学术态度和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却是今天一些沽名钓誉者所远远不能比的。

注释:

〔1〕〔2〕〔3〕〔4〕〔5〕〔6〕〔7〕〔11〕〔12〕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45、507、117、121、361、153、354、354页。

〔8〕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学人自述》(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篇8:位卑未敢忘忧国意思

尽管辛弃疾披肝沥胆,一片愚诚,却未能换得南宋小朝廷的信任。宦海风波恶,人世艰辛多。朝廷只是把他当做一把寒光闪闪的“屠刀”,形势危急时挥舞起来镇服天下,风平浪静时则弃之如敝屣。他一生官场蹭蹬,“三起三落”,在42岁的壮年时期,即退隐江西带湖之滨。自淳熙八年(1181年)之后,除短期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之外,近20年时间的赋闲生涯,他一直徜徉在带湖与瓢泉之间,优哉游哉,将息度日。

江西上饶铅山县城北一里许,有湖泊狭长,名曰带湖。南宋著名学者洪迈在《稼轩记》中描述说,带湖“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其纵千有二百三十尺,其横八百有三十尺,截然砥平,可庐以居”。还是在江西安抚使任上,辛弃疾有一天来到此地,见湖水粼粼,觳纹横生,倏忽之间,心神荡漾,仿佛前世今生,与此脉脉湖水约定共相伴。公务之暇,他便在湖畔开荒植禾,“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

看来,对于自己之不容于世,辛弃疾心知肚明,他早就做好了皈依带湖的思想准备,并临水筑华屋,号曰“稼轩”。洪迈字景卢,学识渊博,著述丰饶,笔记《容斋随笔》、志怪小说《夷坚志》、文集《野处类稿》《万首唐人绝句》,都是流传至今的名作。大师偶然一挥手,就把一座“稼轩”留在了千古人间。

然而,42岁盛年即赋闲归山,还是出乎辛弃疾预料的,以至于晴空飞雨,“鹤怨猿惊”。不过,据洪迈记述,他的稼轩别墅,堪称幽邃豪华———“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东冈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扉,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

跳出宦海,皈依带湖,他的灵魂深处,有痛楚,有悲慨,也有迷离烟雨。他平生自许通透,识得进退之节、生死之理。居庙堂之上,则嘡哒作声,大有作为,“平戎万里”;处江湖之远,则娴雅自适,诗酒相伴,“饱饭闲游绕小溪,却将往事细寻思”(《鹤鸣亭绝句》)。他流连带湖风月——“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水调歌头·盟鸥》)。与鸥鹭为盟,自然合一,天人合一,岂不妙哉!他挚爱平淡人生———“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铅山县城东边有一座山,名曰鹅湖山。相传东晋时期,有龚氏牧鹅于此,故名。山上有湖,夏天荷叶田田,白云映碧水,长松夹古道,天地凝碧,风景绝异。山上著名的鹅湖书院,是远近闻名的文化学术中心,聚居过许多文人学者。理学大师朱熹长期驻锡于此,讲学著述,声名远播。朱熹与陆九渊之间有名的“鹅湖之会”,就发生在这里。

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吕祖谦,为调和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纷争,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前来鹅湖书院,与朱熹进行“沟通”。吕祖谦学识宏富,与朱、陆皆有渊源。其宇宙观倾向于陆九渊之“心学”,主张“道心为一”;认识方法则取朱熹以“穷理”为本的“格物致知”说。他出面调和,希望两个大学者“会归于一”。

然而,学者之固执,有时候犹如毛驴吃草,哪知转圜?双方围绕认识论问题,唇枪舌剑,激烈辩论。朱熹将人间万物归之于“理”,理趣萧然;他主张“泛观博览,而后为之约”;陆九渊将世间万象归之于“心”,孤光自照;他主张“先发明人之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认为,陆学太简易,将纷繁世界简单化;陆九渊认为,朱学太支离,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朱熹强调“格物致知”,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陆九渊则从“心即理”出发,认为格物就是体认本心,“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自然触类旁通,去此心之弊,即可通晓事理,畅达八方。哲学思想纷纭之争,其实是正宗教主地位之争。双方争论了三天三夜,最终不欢而散。作为一桩“学术公案”,这次“鹅湖之会”,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

淳熙十五年(1188年)冬天,一个漫天飘雪的日子,辛弃疾的莫逆之交、著名爱国诗人陈亮踏雪来访。其时辛弃疾卧病在床,听说陈亮驾到,他忽地坐起来,似乎百病痊愈,四肢百骸,畅快淋漓,当即乘马来到期思村头板桥上迎接。雪花大如席,哈气如虹霓。两人执手相看,一时语塞。这些年来,他们曾经为中原沦陷而痛心疾首,为投降派的无耻丑行而怒发冲冠。午夜里的呻吟,酒醉时的恸哭,离别后的思念,此时此刻,哪里说得清!

陈亮,字同父,浙江永康人,以政论著名,著有《酌古论》,其三上皇帝书,名闻天下。一身豪侠剑气,一腔爱国热血,命运却很坎坷,一生郁郁不得志,年过半百才状元及第,得任建康府签判,岂料官没做成,便撒手尘寰了。

这次相见,收复中原、振兴华夏,依然是他们共同的主题。两人热血喷涌,拔剑而舞,互斩坐骑,对天盟誓:为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虽肝脑涂地而无悔也!

尔后,两人冒严寒,踏冰雪,游鹅湖,饮瓢泉。续茶长歌互答,酗酒长泪横流。天下事,吾不管,谁管?金寇血,吾不饮,谁饮?———他们恨不得像长鲸吞海一样,吞尽金寇,荡平金国,复兴大中华!

陈亮在瓢泉逗留了十余天,方才告辞。辛弃疾踏雪相送,一直到了遥远的鹭鸶林,依依惜别。只见满树冰挂,簌簌颤抖,犹如两颗离别之心。当夜辛弃疾怅然独饮,赋词《贺新郎·把酒长亭说》,发出了“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誓言。陈亮读罢,彻夜难眠,依韵奉和,“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哪有平分月?”

篇9:年迈未敢忘忧国

董老年逾九旬,上个世纪20年代初出生于浙江丽水。初次谋面,只见他神情健朗,应答如流,全无想象之中耄耋老人的龙钟之态。落座后,他递来纸笔让我先留下姓名、住址和电话。想不到他坐在我的对侧,看着我的笔下,竟能应声念出“闵行区莲花路”等一串字来,眼神、思维和表达的敏捷,着实令人叹服。

寒暄之余,董老将事先准备好的文字材料一一交给我:有学生时代经历曲折、追随革命的自述,有战争年代出入于枪林弹雨的追忆,还有对诸多为国捐躯以及已故战友的深情缅怀,也有对当前变革现实的理解和思考。

董老抚今追昔,不无深情地告诉我:反顾自己的一生,作为革命队伍中幸存至今的普通一兵,自己觉得无怨无悔,也无愧于心。他至今清楚地记得,在1938年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自己同千百万热血青年一样,在浙东家乡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继而如愿加入党组织。

当时的他还是一个刚满18岁的懵懂学生,以致一度独自闯荡上海投考大夏大学和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满心寄希望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直到个人这种幼稚愿望因被视为“思想激进”而遭学校当局开除,在无情的社会现实面前被碰得粉碎之后,他才真正意识到,任何人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只有融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才能成功。于是他在1942年历尽艰险,毅然奔赴江苏如西新四军苏中抗日根据地,并经过党组织的严格审查重新入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

解放前后,董乐辅跟随二十军转战于大江南北。1950年又奉命挥戈北上,参加志愿军,与凶焰万丈的美军王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浴血交锋在朝鲜半岛冰天雪地之中,与众多战友一起,以血肉之躯杜连天烽火于国门之外。

第二年,董乐辅身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的委派,作为志愿军指战员代表之一,向祖国人民汇报志愿军将士为保家卫国而殊死拼搏的英勇事迹;继而返回朝鲜战场后,又将国内老幼妇孺无私奉献的慰问品和巨大精神力量,送到前线的战壕与坑道。

在这整个过程中,磅礴于全国上下从战场前线到后方家园之间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民族气概,让每一个中华儿女无不感到热血沸腾,也激励着包括董乐辅在内的一代子弟兵。在转业、离休之后,他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始终保留着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旺盛斗志。直到今天,董老尽管已经90高龄,仍孜孜不倦地定期组织读书会、参加评议组等,关心时政,坚持理论学习和探索。

谈到当今时局,董老兴致更浓。他一方面为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前赴后继的努力奋斗,终于成功地踏上强国崛起之路而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也为近年来党内、军内和社会上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感到由衷的忧虑。

讲到这里,董老眉宇间似乎隐约流露出些许无奈。他说,现在有些年轻人好像并不理解和认同我们这些老同志的观点和意见,觉得我们杞人忧天,危言耸听,或者觉得我们意识守旧,不合时宜。但是应该知道,我们这些能够幸存至今而且已经为数不多的过来人,之所以还希望发出声音,奉献余热,实在是因为心里着急啊!平心而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确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裕和繁荣,但是必须明白而且警醒的是,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眼下西方敌对势力咄咄逼人,妄图转嫁危机和“把中国打回一百年前”的狼子野心,比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抗美援朝时更加险恶和嚣张。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我们现在终日满足于歌舞升平,或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和经济增长,而容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恶习蔓延,造成士气低落,民心涣散,有朝一日国际上政治海啸真的向我们袭来,那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几代人努力和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岂不要毁于一旦!

董老一席话,掷地有声,余响不绝。当董老知道我是一名共和国同龄人时,意味深长地对我讲,你比我年轻不少,你的父辈也曾经为我们共同的理想出生入死。如果他们还在世,我想我们肯定会有许多同感和共鸣。

他深情地说,现在的各级政府和领导,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真是无微不至。这更让我们有责任把真情话从心底掏出来,这决不是我们不知足,更不是什么牢骚,确确实实是发自肺腑,希望国家更加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

临别,董老执意让他的老伴把我送到电梯口。当电梯门徐徐合拢,我依然心境难平,恍若觉得董老留给我的印象,其实并不只是孑然独立的孤身一人,而代表着我们的父辈整整一代人——他们这一代扛过枪,打过仗,也流过血,他们对党的忠贞,对人民的赤诚,对国家的热爱,乃至对敌人的警觉,比我们要深刻十倍、百倍!对他们语重心长的提醒、劝诫和忠告,我们没有理由不加以认真地倾听和深入地思考;他们身上爱党报国的拳拳之心和老而弥坚的正义感责任感,我们没有理由不加以珍惜和弘扬,否则我们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如今又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还能够确保更加繁荣富强、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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