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的民主与司法解读

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的民主与司法解读（精选4篇）

篇1：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的民主与司法解读

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的民主与司法

法学

刘莉莉

04350046 东校区

一

希腊是一块神气而伟大的土地。

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千年文明的萌芽，更出现了文明天下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大师，其崇尚的自由民主博爱精神知道着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

希腊，这两个字注定了与荣耀相关。诚如著名学者罗素曾经说过：希腊文化，基督教和工业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三大支柱。

希腊文化有如下的特质：

一、希腊人崇尚智慧

希腊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其词源上的造诣登峰造极，更不必说那几个如雷贯耳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扒拉土，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他们的名字在古今都是一面不倒的旗帜。在希腊人的心中，掌管智慧的女神雅典娜神通广大。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希腊人用自己智慧的火光点亮了蒙昧时代的黑暗，走过文明前的甬道，前面一片光明。

二、希腊人尊重理性

恰恰因为对智慧的推崇和对文明的尊个，希腊人更加尊重理性的选择与权衡。德谟克利特曾说：“我宁愿（在几何学上）发现一项证明，而不要波斯的王座。”也正是因为这种精神，苏格拉底才会一遍又一遍的理性反思和追问，试图在逻辑和思考中寻觅出真理所在。

三、希腊人注重自由

自由是希腊人存在之本，也是希腊人留给后世的最重要的礼物之一。在宏观层面上，对自由的追求表现在希腊人最先于其他民族争取到了自由民的身份，同时在对城邦的征战中，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护自己的城邦；在微观层面上，表现在对个体的尊重，尤其是对于个人价值的肯定，与同时代的其他文明不尽一致的是，希腊人并不过于注重集体注意或者是身份关系，相反，希腊人看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表达和自由行动的权利。

二

其实纵观希腊历史，乍一看，似乎苏格拉底的审判与以上几边均不符合。

恰恰是因为苏格拉底在广场上对真理和智慧的探求惹怒了当时的权贵，而尊重自由的古希腊人却没有给予这位伟大的人一个自由和公平的机会。这似乎是对希腊最大的讽刺。两千多年后，历史学家对于这场审判所做的评价是：在西方文明史上，除了对也素的审判和处死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审判和处死，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了。

雅典的法庭审判官人数六千，由公民抓签选出，当时雅典人民共有十族，每族选六百人。但审判时，审判官未必全体出席。出席人数自四五百以至上千不等；出席者是偶数，就要另加一人使成奇数，以免投票不能表决。并且，所有的这些审判官任期只有只有一年，一年后将重新选出，而且，每个公民一生中只能担任两次审判官的职务。

山盘苏格拉底案件的共五百零一人。是从雅典城中享有公民权的市民中通过随机方式抽选出来的，其中有贵族，有哲学家，但更多的是漂洗羊毛的，做鞋的，盖房的，打铁的，种田的，做买卖的……苏格拉底以渎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被起诉。法庭审理的第一阶段，即顶罪阶段。500名法官，500张票，280票对220票，裁定罪名成立。第二次投票在一阵愤怒的吵闹声中进行，结果很快出来了，360票对140票，决定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也就是说，至少有80名陪审团成员在第一次投票时认定苏格拉底无罪，在量刑时却判处他死刑。

这是希腊历史上灰暗的一天，这个历史定论永远的为雅典城蒙上了一层阴影。可是这样的一天，到底为何而存在。现在，我们将目光移向古代希腊的民主和司法制度，去寻找背后的本质和源源。

三

从上段中对审判的描述，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端倪。

古希腊的民主，是典型的直接民主，犹如罗马城邦民主制度一般。这种直接民主值得的提倡者首推卢梭，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的，只有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公共事务，才是自我的实现。的确，将个人的意志上升为少数的代表代议政治，到底能反应多少的民意？整个社会被少数精英掌控自然会有少数人暴政的可能。但是公意就一定是对的吗？大众做出来的决策是不是也有多数人暴政的可能？很多年以后鲜花广场上熊熊烈火中的布鲁诺就是最好证明。

直接民主建构的基础如下：城邦非常小，避免公民之间异质的成分出现；公民之间的利益是和谐且大体一致的，所有的公民都有相当同质的特征，包括财产学识等等。这样一种理想形式的民主，在古代希腊的背景下，其实是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并非错误。而这种民主一旦往错误的方向上走，恰恰是可怕的。

苏格拉得审判的可怕之处，不完全在于民主，而在于这种直接民主的思想渗透到了司法领域并且与司法制度相结合。导致了遗憾千年的结局。

以现代的司法观念来看，古希腊的司法制度显然是不太合格的。

其一，雅典的司法是一种大众的司法。而雅典的饿法官由抽签从所有的公民中产生，这样的司法不强调法官的知识的专业性，而强调人人的平等，给予每个人掌握权利和表达意愿的机会。雅典的法官任职只有一年，而且终身只能担任两次。这样的法官任职制度，实际上也就否认了法官的专业性。

但是现代的司法理念强调，法官应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应当是精英人物。因为只专属于一个行业的人，才能深切地领会大它背后的精神所在。

其二，而雅典的审判是通过民主的形式进行的，每个作为法官的公民都有投票的权利。审判就是民主的投票，法官的判断在雅典即是大众的评判。这种方式与其说是审判还不如说是由大众舆论主宰的一场闹剧。

现代的司法强调法官独立，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不得干涉法官的审判。这种司法独立也是建构在法官的专业性上的，正是因为法官本身是一个精英才能从事的行业，其背后的法理思想及社会的价值需要深刻的理解，所以才需要排除舆论的干扰，或者说，排除民意的干扰。其三，审判团是由民众抽签决定的。而这一抽签必然不能保证审判团成员的公正与无私。当大审判团组成之时，苏格拉底就应该预见，他已经在劫难逃了。因为，在这个审判团中，有多少他曾经将对方诘驳的亚口无言的人，有多少被他证明为一无所知的人。这些人恨他，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而正是这些人，现在是以审判苏格拉底的法官的身份坐在审判席上，他们将决定苏格拉底的生死。

在现代司法中，强调的是法官的公正性。因为只有法官无自己利益混杂期间才能以公心听，才能不偏不倚。正是因为民主产生的陪审制度，导致法官的组成有了太多的利益偏向，在审判之前就已经有了定论。

四

当民主遇上司法，矛盾产生。

民主要求的是就自身利益进行权衡和表达，而司法却要求判断。

任何人都可以看清自身的利益和取舍。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当审判苏格拉底的501名法官坐在席上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并不是法律或公证，一开始涌现在脑海里面的，是苏格拉底是他们的敌人，曾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或苏格拉底是他们的朋友或亲人的老师，曾给过他们如此的恩惠。正如像柏拉图那样追随苏格拉底的青年决不会投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一样，那些被苏格拉底嘲笑过的所谓智者也决不会投票表决苏格拉底无罪。民主的司法已经不是理性的判断，更不是基于法律的决定，它只剩下多数人的声音存在。

判断是需要理性的，但是民主决定的感情却蒙蔽了人们的双眼。理性被感性掩盖的时候，剩下的东西就只有道德与情感。苏格拉底恰恰是输给了人们的情感。

在生命的最后，苏格拉底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在劝说之下坚决不逃狱，以自己的生命坚守了法律的信仰和对民主的尊重。这并不是一场公正的审判，甚至不是一场理性的审判，但是人性的光辉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此绽放。或许，这就是希腊人更加值得自豪的一点。

希腊的文明，更多的不是存在于那些残存的建筑，雕刻和瓶画，更多的是他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精神与寄托。这是一种口口相传的类似神话一般的文化，更加是希腊的大师们和平民们心中的对真理的信仰和对宇宙的敬畏。也是由于这种信仰和敬畏，希腊人勇敢的承认了他们在千年前犯下的错误，重新将苏格拉底回归到大师的地位，将其捧上神坛。

或者也正是由于此，美国人谦虚地将第一艘飞到月亮上的航天器命名为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美国难道没有杰出的科学家，伟大的政治家吗？但是在古希腊源远流长的文化影响力面前，连骄傲的美国人，也不得不仰视。

参考文献：吴永泉译《回忆苏格拉底》

色诺芬著《公共论丛 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

后记：因为专业的关系，近来在看法律和民主相关的文章，所以论文选题的时候很自然的就选了这个。细看来可能和我们的课不完全重合，望老师体谅。

篇2：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的民主与司法解读

就现在的国际法发展层面，使得海盗犯罪案件在国际司法审判渠道中有效解决还有比较多的困难。这些困难来自于政治、经济、法律各个方面。就法律因素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际法缺乏强制力保障措施。

虽然许多法学家主张弱化法律中的“强制力”观念，[1]但国际法对许多国际不法行为缺少有效的治理方法也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国际法自身的特点及国际社会现实的局限，国际法的“弱法”地位还会长时间存在下去。许多国际法律纠纷和国际不法行为无法求助于国际司法审判而得以解决。虽然有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存在，但这些机构的审判程序设置不覆盖海盗案件，并且其他适用领域也是十分有限的。

（二）国际社会对于“海盗罪”的认识存在较大差距。差距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1. 对海盗行为认识上的差距。

这种差距主要存在于海盗活动频繁区域国家和海盗行为受害国之间。在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地区海盗盛行时期，观察周边国家法律，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关于海盗的立法极其薄弱，其大多数国家的本国法律中并没有对海盗行为进行明确界定，以至于许多国家并不愿意起诉那些在另一国的司法体系内犯下海盗罪行而在本国境内抓获的海盗，这就在客观上使得许多海盗成了漏网之鱼，削弱了打击海盗的力度”。[2]

2. 对海盗行为、海盗罪本身的争议。

海盗行为的出现众说纷纭，暂不可考。有法律价值的“海盗罪”的出现“始于17世纪习惯国际法”。[3]但由于国别差异，国际社会难就“海盗行为”“海盗罪”的定义及犯罪构成取得统一的认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认为是现今较权威的对海盗行为定义的国际法律文件，但其定义的弊端在如今的索马里海盗问题的解决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依其第101条第(a) (ii)款：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的规定，除非沿岸国对在其领海内发生的海盗事件作出规定，否则，这些在一国领海内实施袭击行为而迅速逃往公海的船只，都不能将其视为海盗船而予以抓捕惩治。[4]

二、从普遍管辖权看解决海盗问题的法律可行性

虽然在海盗问题上国际法制度存在各种缺陷，但不应苛求正在完善中的国际法有如相对完备的国内法一样，有完整的实体法程序法构成，并且有强有力的执行力作保障。笔者认为国际法中的普遍管辖权制度已经为司法途径解决海盗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依王铁崖先生的观点，所谓的普遍性管辖权是指国家根据国际法对于某些特定的国际罪行，无论罪犯的国籍如何，也不论其犯罪地处何处，实行刑事管辖的权利。[5]他同时认为之所以对某些罪行实行普遍管辖，是因为其犯罪性质的恶性程度严重，以至于突破了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的限制。包括海盗行为在内的罪行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都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危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一）普遍管辖权的空间效力范畴。

关于普遍管辖权的适用范围各国基本一致认为是限于属于本国领土内和属于本国领土管辖范围内或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地方。在《公海公约》第19条，《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第4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5条、110条已经对于在公海以及其他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地方发生的海盗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所以一些学者所谓的“国际公海法律盲区造就海盗横行”或者“公海为海盗行为提供了温床”的理论是偏颇的。海盗的产生、打击海盗不力和海盗罪行的司法解决不能混为一谈。应当珍惜和充分有效地使用国际社会在打击海盗罪行上取得的既有共识和条约。

（二）普遍管辖权的执行。

在公海上或其他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地方发生的海盗行为，根据《公海公约》、《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一国的军舰和经正式授权并有清楚标志可以识别的为政府服务的任何其他船舶或飞机航经海盗行为发生地可以行使登临权，并可以在证据充分时扣押海盗船舶、财产，且对从事海盗行为的人员实施逮捕。如果是在一国领海或领土范围内，根据国家享有的普遍管辖权，其执法部门当然具有上述权力。

三、联合国授权联合打击海盗出现的司法解决海盗问题的新契机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851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岸的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决议规定：“从即日起授权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索马里境内采取一切必要的适当措施制止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对于联合国的决议，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一）决议强调加强国际社会刑事合作，加强起诉海盗罪行能力建设的重要性。

动用军事武装打击海盗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但要使得从事海盗行为的人受到法律的审判和惩处才会真正达到军事打击的目的，否则必然是耗费各国国际资源的“军事展示秀”。对于海盗的司法审判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根据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原则。

由于最近出现的索马里海盗所从事的抢劫行为多发生在索马里领海范围内，在此区域内抓获的海盗人员理应首先交由所属国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和审判。但考虑到索马里的国家现状，在国家恢复正常政治秩序前，海盗不可能在其国内受到真正的司法审判。

2. 根据普遍管辖权和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

“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和逮捕船上或机上人员并扣押船上或机上财物。扣押国的法院可判定应处的刑罚，并可决定对船舶、飞机或财产所应采取的行动。”据此规定，在公海上抓获海盗分子的军舰及政府用船舶飞机的所属国也会取得对海盗行为进行审判的管辖权。

（二）根据联合国的1851号决议，联合国授权相关国家可以在索马里领海范围内对海盗实施打击。

这对于历来尊重国家主权并以此为基础的国际法而言算是一个突破。根据联合国的授权，相应国家的执法舰船可以在索马里领海内对海盗行为进行打击和管辖。对于在此范围内抓获的海盗人员可以依据以下几种途径进行司法审判：

1. 根据属地管辖原则交由海盗所属国也就是索马里的司法部门经行审判。

如上所述，自索马里陷入内战军阀割据以来，形成统一政府尚不可能，其国内司法体系更是破坏殆尽。让此类犯罪人员在索马里国内得到法律惩处可谓是“放虎归山”。虽然索马里过渡政府曾经表态过要让海盗分子在本国受到法律的审判，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政治表态而已。

2. 根据便利原则并考虑到传统习惯的相似性，可以在联合国的主导下指定几个相邻国家，尤其是相关海域的沿岸国的司法机关对海盗经行审判。

这样既可以节约军事打击和遣送的成本，又可以使得海盗受到公正的审判。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的官员就建议在非洲之角地区海域航行的军舰上配备“随船观察员”，就地抓捕海盗并将其送到附近国家审判。[6]但大多数沿岸国家或相邻国家因为感情原因或避免招惹是非的心态而不愿意接收移送来的海盗并对其经行审判。

3. 由于有联合国正式协议的支持与授权，从事打击海盗的国家在此情形下对抓获的海盗应当同样取得管辖权。

2008年4月法国检察官就劫持法国旅游船的海盗向法国法院提起了诉讼。法国司法部门官员认为，尽管这些嫌疑人引渡手续不全，但交由法国法院审判“没有法律上的问题”。[7]

这种做法的弊端显而易见：(1)征求属地管辖国的同意比较困难;(2)从打击犯罪成本上计算是非常不合适的举动;(3)由于国家间法律、习惯、宗教差异的存在，将海盗在一个“陌生”的司法环境中进行审判难以保证海盗“认罪服法”。

4. 由国际刑事法院或组成特别审判法庭对海盗进行审判。

国际刑事法院的创立目的和任务是“审判个人而不是审判国家，并追究最严重犯罪所应负的责任”。对于扩大管辖范畴国际刑事法院的回应是：(这样)可能很快就会耗尽国际刑院有限的资源。[8]对后一主张更是缺乏可操作性，除去对组成国际专门特别法庭的组成繁琐程序的考虑外，其成本和必要性也是阻碍成立特别法庭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临威胁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海盗问题，审判海盗人员应当以在周边国家审判为主要方式以抓获国审判为补充。这样可以扬长避短，保证在对海盗审判上效率和公平的统一。联合国作为进行组织协调的国际组织，应当进一步加强相关各国司法协作，只有这样才能扫除亚丁湾沿岸国对审判海盗心理上的忌惮，也同时为海盗的跨国引渡及审判扫清障碍。国际社会应当通过国际司法协作，使得从事海盗行为的人员得到法律严厉而又公正的审判，同时这种审判的过程与方式应当经得起公平正义及历史的检验。

摘要：本文从国际法角度分析针对海盗行为的司法审判依据和可行性。

关键词：海盗行为,海盗罪,国际法,普遍管辖权

参考文献

[1]古祖雪, 陈辉萍等.国际法学专论.科学出版社, 2007:6.

[2]专家称国际公海法律盲区造就海盗横行.法制日报, 2007.5.17.

[3]王秋玲.海盗罪及其犯罪构成条件.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5, (2) :24.

[4]专家称国际公海法律盲区造就海盗横行.法制日报, 2007.5.17.

[5]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 2000.2:129.

[6]参见新华网.www.xinhuanet.com.

[7]法国起诉6名挟持游艇的索马里海盗.参见凤凰网.www.ifeng.com.

篇3：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的民主与司法解读

一、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存在冲突

审判的法律效果是指通过严格适用法律以发挥依法审判的作用效果；审判的社会效果是指通过审判活动来实现法律的秩序公正、效益等效果。

从人民法院的审判角度来看，审判活动的发生，使得审判的法律效果主要体现在对各种具体行为约束力的增强上，更注重于对法律本身意义的表达上，更侧重于对一些逻辑推理方法的使用上，如现场模拟推理，归纳推理和进行一些推断等。审判活动，更注重运用法律的正义性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和纠纷。审判的社会效果是以最终实现自由、效益和维护法律的秩序为目的，它更注重于体现司法公正的社会意义。因此，这就导致了审判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冲突。

二、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存在冲突的原因

1.法律自身的原因

一是法律的相对滞后性。由于法律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因此不得经常改动法律。当面对一些新型的案件时，先行制定的法律规定就不能够使法官比较顺利的处理好案情，在此时，就显示出先行制定的法律的不合理性和不周全。

二是法律在适用范围上具有概括性和普遍性。社会生活是千姿百态，复杂多样的，在相同的法律规定下，法官之间的理解各不相同，在一定的范围内，判决结果之间会出现差异，这就使法律结论不够确定，从而使司法的公信力下降。

三是法律规定具有不明确性。在初期立法的时候，由于各种社会原因，立法者的立法态度往往是规避的和模糊的。这就使法官在运用法律时，产生这样那样的误差，最终导致人们对一些判决结论的不认可和不信服。

四是法律规定具有不合理性。有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逻辑：在现实中，没有几个企业的领导者会出于道德和良心而自证其罪。而同样，即使一些企业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或者制裁，这就不能够保证劳动者避免职业病的侵害。当法官们面对这些不合理的法律规定时，往往会显得不知所措。

2.法官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不够完善

一方面，在我国，有很多法官的职业技能不够完善，这就导致在法官处理的案件中，出现了许多不够合理，未能兼顾人情的事情。以致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发生冲突。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官人数众多，出现一些职业道德素质低的法官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能够坚持应有的原则办事，而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产生冲突。

三、解决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互相冲突的对策

1.立法者必须高度重视立法权

要使我国的立法不断加强和完善，必须要有更加专业的立法人员，更加严格的立法制度，并对立法进行不断更新。我国立法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不过，有很多人大代表的法律基础低，而且是兼职的，这就会出现一些违反立法程序的现象。只有不断完善我国的法律，才能保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再发生冲突。

2.正确看待民意

当遇到一些不合理的民意的时候，良好的司法制度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此进行反说服和教育，是不可以用民意来替换司法的。只有和民意保持一定距离的司法体系，才是健康的。在审判中，不能迫于各种社会舆论和民意的压力就做出不合法的判决来。这种判决结果，从短期来看是顺应了人情和体现出了民意，但从长期来看，损害了司法公正。

3.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

在审判的实践中，法官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当由于法律规定具有滞后性和不合理性而出现一些法律空白的时侯，法官应该启动相应的法律救济程序，比如，请示一些权威性的司法机构给予合理的司法解释，以解决遇到的各种司法问题。

4.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

法官的职业素质主要指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运用自己所学会的一些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各种纠纷，以及打击各种犯罪的一项能力。广大法官们要不断加强学习和培训，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增强法官的叙事能力，增强法学的逻辑思维能力，对法律知识掌握熟练后，可以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提高自己的文书水平和合理准确的运用法律的能力。

法律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社会制度，因此，必须给予鼓励和发展。在审判的实践活动中，不能对司法的期望值要求过高。只有实现法律的秩序和公正，通过多种途径解决纠纷，才能更好地解决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冲突。

[1]李兆唐.论民事司法实践法律效果之实现[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

[2]石瑞峰.论司法的社会效果[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3).

篇4：从苏格拉底审判看希腊的民主与司法解读

关键词：纽伦堡审判,司法权,主权,释法

一、《纽伦堡审判》的审判过程并不合法

首先, 影片中指控纳粹法官的罪名为“反人道罪”和“危害人类罪”。这两项罪名是国际法上的罪名, 英美法俄有权组成国际法庭对其进行审判, 然而, 该两项罪名是在二战结束后签订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 而德国法官在犯罪之时并无此罪。我们知道, 刑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即为罪刑法定原则, 这保护的是所有公民的可预期性, 在行动当时法律没有规定其为犯罪行为的情况下, 行为人当然没有能力预见到该行为在之后的某段时间会是犯罪, 以之后的罪名认定当时行为是犯罪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也是对行为人不公的。同时, 在传统的国际法视角下仅惩罚国家, 而个人都是通过国内法进行审判。所以, 正如《纽伦堡审判》这部影片中一开始鲁道夫所言, 这场审判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 四国组成的国际法院是否有管辖权也是值得定夺的。

同时, 抛开程序上的问题不谈, 仅从实体法角度上讲, 受审的法官是否真实具备有责性也是值得探讨的。我们知道, 大陆法系国家中对于发动刑罚来对一个人进行处罚是要具备三阶层的推定的, 即: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该当性即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 违法性考察这一行为是否具有违法阻却事由, 有责性考察其是否具备真实对其发动刑罚的可能性, 亦即非难可能性。抛开该当性不谈, 就违法性中, 职务行为也是违法阻却事由当中的一种, 而在有责性的考察中, 这一点更为突出的显示在我们面前。法官在这一系列审判中真的具有主观故意么?在影片《纽伦堡审判》里法庭提出的三个关于纳粹法官的指控中, 虽然有被害人声泪俱下的控诉, 但是被纳粹的律师很轻易的驳回, 因为, 纳粹法官仅仅是在忠于法律。

我们知道, 作为一名法官,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居中裁决。他们不是法律的制定者, 他们只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忠诚的执行法律, 即使法律与他们的道德相抵触。法律怎样是立法者的问题, 所以这一法律所造成的结果应当由议会来承担, 而这也正是三权分立所要求的结果。我们不能说一个法官执行当时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 即使这个法律不符合他心中的道义要求, 就判令其有罪, 他仅仅是在忠诚的履行他的职责。

同理, 我们也可以将视角转换到我们周围, 我们不能说一个人认为堕胎是违反他心中道德要求的就不管我国计划生育政策, 用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一个侩子手认为杀人不符合他的道德要求而不对死刑犯人执行刑罚。我们不能要求以上所有在行为时有不做出此等行为的期待可能性, 人们的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性, 法官亦如此, 他要在他的审判过程中做出符合立法者的立法原意的裁决, 这是社会需要越来越高效的选择。

二、《纽伦堡审判》的历史意义

本部影片之所以能够在现在依然成为佳片, 不仅仅是因为其对于法官履行职责是否有不为罪的期待可能性的深刻探讨, 在这期间穿插的历史事件也使得影片剧情更为深刻, 同样给我们对于纽伦堡审判这一历史事件一个不一样的视角。随着审判的进行, 柏林危机爆发, 美苏关系骤然紧张, 对案件的审判会影响到德国民众对于两国的支持与反对, 首席大法官受到了严重的国内政治压力, 同时在辩护律师的陈词中, 他提出的设问也使得当时的法官和现如今的法科学子们深思:希特勒的言行早已经表明了他的所作所为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其他国家难道不知道他的决心?为什么美国的军火商还要和他大做生意?苏联为什么还要和纳粹德国瓜分波兰, 签订合约?苏联算不算有罪?梵蒂冈1933年与纳粹签订宗教协议, 使希特勒德国获得巨大声望, 那么教皇是否有罪?

纽伦堡审判其实就是胜利国对战败国的处罚给出的一个貌似合理的过程和结果, 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而已。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开始, 就有了关于法律和主权、法律和统治者权力的博弈。然而, 从法律的起源与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法律一直在为主权者服务。法律的精神在于对法律的解释, 涉及到国家权力之时更是如此。Gibbons v.Ogden案中, 马歇尔大法官通过对商业条款进行解释, 最终得出结论, 商业包含航运, 航运权力受到规制权的限制, 并将这项权利推行用于各州之间的商业活动中。此时, 正是联邦政府要进行权利扩张之时, 将航运权收归国有无疑是对联邦政府一个巨大的帮助。而对商业条款的解释也进入了无限扩张时期, 利用对商业条款的解释将州政府的权力收入也联邦权力之中。法律的技艺最高超之处在于对法律的解释, 掌握法的解释权并能合理运用, 这才是法律的精神所在。

参考文献

[1]强世功.中国香港[M].上海:三联书店,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