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孔子遇到苏格拉底(英文)

当孔子遇到苏格拉底(英文)（通用6篇）

篇1：当孔子遇到苏格拉底(英文)

When Socrates Meets Confucius Common people come to the world with nothing, and leave with nothing.Great people come to the world with nothing, but they’ll leave with endless possibilities.Socrates and Confucius are such great people.Assuming these two wise individuals with their regional thoughts deeply in mind meet one day, what kind of spectacle will happen on them or even in the two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China?

Firstly, Chinese will gradually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 system.The Confucianism centered on morality.It emphasizes that morality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law, which inversely causes the citizen’s law consciousness to be light.While the Socrates lived in a more law-based country, comparing to the virtue, he attached greater importance to the legislation.So, when Socrates meets Confucius, he will share his legal awareness with Confucius and finally blend it to the Chinese culture.Secondly, Chinese will deal with things in a more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way.In ancient China, most people are superstitious.The Confucianism spread some kind of mysterious figure, such as the god and the fairy.So, many times when it came to something difficult to deal with or explain to the civilians, the rulers may choose to advocate the illusory theology to comfort them.This kind of handling will only cover up the facts in short term.While Socrates’ thought is scientific, he may have an absolutely different way to deal with the same thing.Thus, when Socrates meets Confucius, as the days progressed, Chinese will be more rational and no longer depend on the so called god to bless for a good life, but try to work hard on their own.Thirdly, Chinese culture will be more inclusive and exoteric in academic.The Confucianism is almost authoritarian in the ancient times, especially in the Qing dynasty, which limited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schools.Whereas the Socrates treats the academic in a broader way, he recognizes the freedom of learning.Therefore, when Socrates meets Confucius, Chinese culture will develop in a more inclusive and exoteric way.Different thoughts will integrate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will“sparking”.In conclusion, if Socrates meets Confucius, great changes must have happened to China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gal system, the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Chinese manners of dealing with things and the more inclusive and exoteric Chinese culture.

篇2：当孔子遇到苏格拉底(英文)

When Socrates meets Confucius

Yudan has said:”Confucius is grey,it’s splendid when grey is mixed with any other colours.”That is to say,Confucius interlinks the colourful world.Interlink is extensive,from east to west,from ancient times to modern times.The majority of people may can’t help asking:”what sparks can appear when confucius interlinks Socrates?”So,today,the tittle of my speech is when Socrates meets confucius.Some people advocate that Socrates or confucius traverses to meet.While from my own perspective,Socrates is on behalf of ancient greek,confucius is on behalf of ancient china,to some extent,the title means that the culture of ancient greek meets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They staged a similar life,bring hope and bright to their own country,making a difference.Socrates’concept of supremacy of law and a democratic society are invariably corresponded with confucius’ idea of ceremy and common society.Indeed, the waves pushed forward waves.In some ways,Socrates is superior to confucius.For example,the limitation of kinship that Socrates put forward is straightforward,on contrast,the view that confucius hold ispeopl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uler,giving us a more temperate feeling.We will form thesituation which is called a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when the two cultures meet.,which can help us own a finer and more harmonious society.

篇3：当史蒂芬·柯维遇到孔子

在研究中，柯维发现美国早期的杰出人物，尤其是像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的理想主义者，无不是对人类品德的遵循者，但是，一战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由工业革命导致的组织行为理论的诞生，让人们从对品德修养的坚守转到对个性、行为和态度的完善方面，即对“个人魅力”的追求。在这种趋势下，很多急功近利的人开始抛弃道德底线，仅靠行为技巧去获得成功。柯维认为，这种成功方式不可取，也不可能长久。那么，如何在现代组织中，通过对品德的坚守依然获得成功呢？他发现富兰克林等人并没有给出系统的回答。

于是，柯维得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就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本书，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高效能的体系，它由七个习惯构成，但它必须基于一点，就是以原则为核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生必须坚守正道，通过对七个习惯的反复练习与实践，就可以获得成功。

2000年，该书被引入中国，如同在世界各地引发的效应一样，这本书成为国内职业人士首选的必读书目，它的培训成为诸多企业的必备课程。可以从某个侧面说，在促进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以及中国商业人士的职业成熟度方面，这本书功不可没。

其实，我国的道德教育并不少，尤其是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对人生修养的传承，影响到每一个人。如同富兰克林一样，中国的先贤们虽重道统，却并未在具体的执行层面给出系统的解答，尤其针对现代组织，我们空有“修身齐家”的人生追求，但对人生该如何规划管理时，却是一片茫然。

中国人重命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易受外界环境的渲染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多愁善感，他们虽在文学史上留下诸多精彩绝伦的诗句，但也留下很多悲怆无奈的人生。因此，当很多人看到柯维提出的第一个习惯“积极主动”时，人们感慨万千，原来人生可以这样自主。

中国人注重对品行的砥砺，“首孝，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在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言行中去磨练意志，修养人性。至于功成名就，那是功到自然成的事情。况且，中国自古通过道德文章对人进行考核，这让众多仁人志士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人生目标可循。

中国人惜时，却没有时间管理的概念。中国古代对时间的理解，主要是“天时”，即春夏秋冬四季或时机、时运。这种宽泛的时间观念大概与我们自古以来农业立国有关。

因此，当史蒂芬·柯维提出“效能”的概念，并提出“积极主动、以终为始、要事第一”等习惯时，这不但是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也为我们在现代社会该如何安身立命，获取发展提供了明确、切实可行的通路。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伟人，他们受时代所感，提供时代所需，不断引领世人前进。这些伟人虽处不同的时代，但他们有共性，有共鸣。正如孔子与史蒂芬·柯维，他们的不同是时代责任的不同，他们的相同却是道德本质的相同。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柯维有言：“To live（活下去），To love（爱下去），To learn（学下去），To leave a legacy（传承下去）。”正因为有了这种传承，也才有了我们的不亦乐乎。再次缅怀史蒂芬·柯维博士。

篇4：苏格拉底与孔子

中国的教育注重记忆与背诵，总感觉如果学生没有记住与背诵出一些什么东西，那么教育就是空白的。因此，我们总是容易见到有形的东西。一些大学毕业生拿着自己的听课笔记去找工作，以为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大学教育了，结果发现在大学里老师讲授的笔记，远不如一些网络资料说得全面周密详尽，因此深感读大学几乎等于是零。这就是一种记忆与背诵的教育观念在起作用，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教育是一个过程，你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的体验、感悟与升华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一个人也很容易发现，一个人吃了一辈子的饭，结果只要一餐不吃，肚子里仍然是空空如也，你能说这一辈子的饭白吃了吗？所吃的饭要化成你自己的身体的营养才有价值，同样经典与知识只有在有利于促进你去发现问题，促进你的思考的时候，这些经典与知识对你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读书似乎纯粹只是为了考试，为了表演，为了在人前展示，为了能够呈现的及时效应，这就是我们应试教育的悲哀。

-1-

中国的教育改革，如果不能够及时地呈现出一些可以让人看见，可以演示的东西，那么要说服中国人说这个教育是优秀的教育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的一切教育改革都强调可操作性，要见到实效。那所谓实效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背诵与记忆的东西的数量，也就是海量的背诵与记忆。中国古代的私塾几乎只有一种教育方式，那就是把《四书》《五经》拿出让学生不加理解地反复背诵，甚至要求倒背如流。这样，家长才放心，政府官员才放心，教育才算是有了成效。但是，如果按照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也就是对话，探讨，没有什么格言警句需要背诵，而且弄了半天连个标准答案都没有。这如果放到中国，是没有人会答应的。人们将会责问你，你究竟是在让孩子干吗？这不是误人子弟吗？可是，西方人非常清楚，这个过程才是最好的教育过程，因为这个过程让孩子学会了探究，培养了探究意识与对未知领域的浓厚兴趣，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样的教育即使强调阅读经典，也只是为提出或者解决问题而来的，而不是像农民的仓库里的粮食那样仅仅用来储备的。其实，中国教育的背诵与记忆虽然容易检验出“成果”，但是却很容易伤害学生的其他的兴趣与爱好，容易将他们最重要的思考能力与想象力破坏。

而苏格拉底法，则最容易培养学生思维的乐趣，探究的乐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学会思考，掌握探究的方法。这样的方法与方式很容易被应用到生活与生产中去发现问题与探究问题。一种不会培养学生问题意识与探究意识的教育，是不可能会有什么创造力的。

-2-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中国人常常以背诵与记忆的数量作为教育的成果，可是，他们既不会思考，不会提出问题，也极其缺乏想像力与创造力。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只有“四大发明”，而且这“四大发明”几乎与我们的正统教育都无关。但是，苏格拉底还在世的时候，他的学生柏拉图已经表现了非凡的创造力，并且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苏格拉底奠定的教育基础是一代胜过一代。孔子奠定的教育基调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果敢于面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中国人，应该不难看到这个最普通的事实。

我们总是害怕不能够抓住一些实在的东西，就像一个农民一定要看见稻谷长出才会放心一样。按照这种理解方式，如果一个人把饭吃下去，不是变成滋养身体的营养与排泄物排出，而是必须仍然存留在肚子里，让人摸得到，而且必须始终在肚子里有一副鼓鼓的样子，这才让人放心，才觉得踏实，那么我们必然将要闹出毛病来。知识在人的头脑里如果没有被及时理解与消化，也是要妨碍人的正常思考的。但是，我们现在仍然是诵经、国学，背诵、记忆这一套。我们的教育似乎抱定了这样的宗旨：尽快将孩子的大脑填满，决不给孩子的生命有片刻喘息的机会。

可怜我们的学生生来是为文本而活的，我们的教育就是要把学生引导到文本那里去，其实，真正的教育是把文本引导到学生的生命里去。这二者有什么不同呢？前者，学生是为本本而活，后者的本本是为学生而存在。学生记住一些东西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时顺便完成文字搬运工的作用，而是因为学生想过了，做过了，体验了，最后无意中他们记住了，“记住了”恰恰是在想过了，做过了，体验了之后的副产品，而且是最不重要的副产品，这些东西有时不如忘记了的好。

如果我无意中记住了一个路牌，那不是因为我要特意记住一个路牌，而是因为我要找到自己的路。如果我记住了一个知识，那不是因为这个知识是值得记住的，而是因为这个知识是我提出问题的依据，或者是我解决问题不可缺乏的材料。经典、知识的意义正如这个路牌的作用，路牌不是人们用来背诵的，只是用来给人指路的，一旦路找到了，这个路牌被忘记也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思想智慧常常不是有形的结果，而是无形的过程，不是现成的结论，而是一个问题的意识，不是文字上面的那部分，而且是蕴含在文字之间，蕴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些灵动的思绪。我们永远不要忘记爱因斯坦的警告：只有将课堂上所学的东西完全忘记之后，剩下的才是真正的教育。这个话是苏格拉底对话过程的绝妙概括。

-3-

我想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思考比记忆重要，想象比背诵重要，问题意识和发现意识比背诵与记忆知识重要，批判能力比模仿能力重要（模仿在儿童阶段也是一个不缺乏的学习方式，特别是在行为规范方面。），而创造能力才是最终目的。记忆太多，总是想到别人的陈规陋习，而恰恰是忘记了自己的生命，忘记了思维与独创才是生命的本性。儿童的见解总是不同于成年人，那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没有被知识垃圾填充过多，外行转行，常常比较容易发现新问题。这些都说明思维能力、思考方法，想象力与创造力是在记忆不是太多的地方才能够闪现。读书是为了促进思考，而不是为了记住。

我没有听说苏格拉底读过什么经典名著，我只知道他的学生一旦沾上了他，并且在他的产婆术的追问下，不得不思考，不得不追问问题所在，而且没有尽头，这足以促使后人对前人留下的问题跃跃欲试，代代相传，这是苏氏教育下，一代胜过一代的重要原因。但是，孔子在有生之年口口声声“五十学《易》”，《诗三百》，“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周公是他的人生榜样，周礼是他的社会理想。孔子没有给后人留下思考的余地，更没有留给后人可以继续探索的问题，只是留下了可供后人反复背诵的格言警句，与一个高不可攀的圣人形象，还有一个远在孔子之前五百年的周礼制度，与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知识态度。

中国传统教育的悲哀莫过于此，我们的教育始终不能够突出重围，其根源也在这里，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也无法走出权威主义与专制独裁，也是在这样的教育奠定的心理基础上得以幽灵不死，死灰复燃。现在看来，我们仍然没有突破这样的教育方式。

我们中小学教师从崇拜孔孟，背诵经句，复兴国学，再到崇拜现实中的各种各色的所谓的“教育名人”，把学习当成背诵与记忆，把探索当成简单模仿，把反思与批判看成是“骂人”与“吵架”的不和谐之音，把想象看成是胡思乱想，浪费时间，把创造看成是调皮捣蛋。天才人物的被扼杀，虽然不是今天才有的，但是，尤其以今天感觉令人痛心疾首。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的差距，看到了后果的严重性，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有所突破。

-4-

选择苏格拉底还是选择孔子，这其实是选择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但是，孔子影响下的中国人与中国教育，无疑决定了中国人与中国教育的选择。我们总是被自己的投影所形成的恐龙式的巨影所迷惑。

篇5：孔子与苏格拉底的区别

孔子的教学方法是正人君子型的。尽管《论语》中的孔子不像后来经过从董仲舒到朱熹神化后的那么威严,在教书之余,不失为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但他却确立了师道尊严的基本规范。大体上,孔子教学生采取的是知识传授的方式,他也会提示学生,但这种提示的用意是想方设法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老师说的是什么。所以,他对于违背老师的意图是不大高兴的,对于学生言行同老师相反并不赞成。这种方式,更多的是培养学生对老师的忠诚和理解。从这一点来说,后代推崇孔子倒也不完全违背他老人家的本意。对于老师充满尊崇,“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从而形成自己坚定意志的颜渊,自然是他老人家最好的学生。

苏格拉底也教学生,却同孔子的教法大相径庭。他从来不教给学生现成的答案,而是采用反问、辩驳、追问等方式,迫使学生自己思考,自己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不在乎学生同老师想的不一样,更不在乎学生对自己说的东西不相信。这种方式,更多是培养学生自己的推理能力和自我认知。于是,善于思考,追求辩证方式的柏拉图,成为最具有苏格拉底教育风格的传人。

从教育方法来讲,孔子是传授知识,而苏格拉底则是迫使学生自己形成知识;孔子教人以信,而苏格拉底是教人以疑。这里的信和疑,是方法论意义而不是伦理学意义的概念。正是方法论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差别。赵纪彬先生曾言:古希腊是“智者气象”,古中国是“贤人作风”。诚哉斯言!

那么,就管理学而言,孔子和苏格拉底教育理念和方法上的差异,有何镜鉴?

对于经理来说,孔子式的方法可能更恰当。经理是实践者而不是思想家,没有对自己意图的坚持,没有下属的服从,经理可能一事无成。很多人都强调,用人要用独立思考者,殊不知一个经理的部下如果个个独立思考,人人见解不同,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对于学者来说,苏格拉底的方法可能更合适。学者的本质是创造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没有对现存知识的质疑和反思,没有自己的思辨和否定,就有可能被成见所俘虏,更有可能人云亦云失去创造性,理想状态也只能是传授和承继知识而不能产生思想火花。

对于咨询工作者来说,两种情况各有各的用处,麦肯锡式的咨询,一般是拿出方案让对方接受;而德鲁克式的咨询,往往是通过反问让对方自己思考。

以上仅仅是最简单最一般的分类,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便是从事实际管理工作的经理,也不能一概而论。当他推行自己的指令时,需要的是坚信自己的正确,同时需要部下不折不扣的执行。当他从事决策的时候,则要有相当的反思和追问,要能找出自己的破绽,但又要在该拍板时就拍板,不能无休止地追问下去。当他处理信息时,怀疑、验证、反问所占的比重,要比决策更大。

了解管理学的人多数都知道斯隆和德鲁克当年的分歧。斯隆坚信,通用汽车的成功实践证明其发展道路是正确的,而德鲁克恰恰怀疑这种成功能不能一直保持下去。他们的分歧,类似于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区别。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两人都有自己的道理。

篇6：孔子的“仁”与苏格拉底的“知”

相反，西方哲学立足于对自然的探索。亚里士多德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因惊异而产生对外部世界的“知”的欲求。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到十八世纪为止，西方哲学的主流都注目于外部世界。这一点，古希腊罗马哲学和近代欧洲哲学自不待言，即便象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不例外。西方哲学中的“神”是外部世界合目的性的象征，代表着外部世界和彼岸世界的绝对权威。经院哲学把人的问题隶属于神学问题和基督论问题，从神的恩赐与人的得救的角度去思考人的问题。正因为注目于外部世界，所以，在西方哲学家中间，对于伦理学应当不应当列入哲学，一直是有争议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否认它是一门理论哲学，就是在现代，罗素仍坚持不应当把伦理学纳入哲学的范围。

总之，中国哲学以人为本位，表现出“重伦理”的倾向；西方哲学以自然为本位，表现出“重认识”的倾向。这种“重人”和“重知”的基本分歧可以一直追本探源到孔子和苏格拉底。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乃至在西方历史上的地位，颇相类似。这一点，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已为冯友兰先生指明。只是，冯先生在列举了这两位先哲的若干相同点之后，没有接着去揭示他们的差异。事实上，差异的揭示对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更为重要的。概括地说，孔子和苏格拉底的基本差异就是：孔子主“仁”，苏格拉底主“知”。

孔子处于周室衰微和礼乐诗书废缺的乱世。他哀叹中庸之德，“民鲜久矣”；并忿然于征伐战乱以下犯上。“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听上去简直是切齿的痛恨了。孔子俨然以“警世的木铎”自居，他在收徒讲学、做官从政或流亡他国的颠沛生涯中逐渐认识到，社会的治乱取决于人际关系的“有道”与“无道”，而周礼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典范，奉行这一典范，就是“有道”，背弃这一典范，就是“无道”。他以为，周礼的崩坏导致了时世的动乱，为此，他提出“仁”的主张，作为社会痼疾的治方，以图变“无道之世”为“有道之世”。

孔子的“仁”，首先是指人。以人道代替殷周以来的鬼道和天道，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我们知道，殷人尊崇自己的宗祖神——帝，“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他们认为吉凶祸福皆取决于帝，因此遇事总用占卜的方式向帝请示和祈求保佑，这实际上倡导的是鬼道。到了周代，“天”代替了原来的“帝”，这个“天”更多地指具有意志的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代替了惟受帝命的思想，天道代替了鬼道。到了孔子，他不提鬼怪神异，也很少发表有关天道与天性的言论，当弟子樊迟求问什么是“仁”时，他回答说：“爱人”。可以说，只是到了孔子，才真正把视野转向人。这一视野的转移使孔子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思想。他主张，社会的治理不仅取决于达官显贵，也取决于民，因此，要“爱人”，而不要“亲亲”。他不仅要求统治者“养民如子”，也要求被统治者“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指出，不能局限在“亲亲”与“爱私”的血缘关系上去选任官吏和教育培养人才，应当“举贤才”和“有教无类”。其次，孔子的“仁”又是指人际关系的规范。孔子认为周礼的崩坏，根子在于诸侯大夫的“假人僭越”。为了使人人按周礼就范，最根本的就是使大家克制利欲，正名复礼。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在“仁”的思想指导下，儒家纲纪伦常象一张覆盖着全社会的大网，控制着社会上下各阶层，朝野无遗，连最高皇帝也不能幸免。

在地球的另一隅，古代希腊的苏格拉底也大有愤世嫉俗之感。关于苏格拉底的史料，主要有柏拉图的对话篇和色诺芬的回忆录。英国哲学史家泰勒(Taylor)和柏耐特(Burnet)曾详尽论证了在柏拉图早期对话篇中的苏格拉底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这一研究成果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可和接受。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篇《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把自己比作一只“马虻”，他在法庭上，要求雅典人不要将他处死，“因为你们如果杀了我，不易另找如我之与本邦结不解之缘的人，用粗鄙可笑的话说，象马虻粘在马身上，良种马因肥大而懒惰迟钝，需要马虻刺激；我想神把我绊在此邦，也是同此用意，让我到处追随你们，整天不停对你们个个唤醒、劝告、责备”。但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为社会弊病所开的治方突出了一个“知”。

我们知道，在远古时代的希腊也存在过统一的王权，但北方多里安人的入侵冲垮了维系着全希腊的最高王权，在希腊出现了诸邦分立的局面。随着海外殖民的开发，促使了希腊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货币经济。经济基础的变化形成了以民主政体为主的希腊城邦制度，其中雅典的民主制度更为开放，它经过梭仑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民主政治；斯巴达的民主制度则比较集中，它确立了权力集中在少数公民的民主政治。从公元前五九四年梭仑改革到苏格拉底之死，中间有近二百年的间隔，雅典民主社会在这期间逐渐暴露出它的弱点。苏格拉底痛切地看到，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正毒化着雅典。雅典青年簇拥在智者的周围，希望能学到善言会辩的本领，成为一个蛊惑选民的政治家。而随着民风的败坏，公民大会被施弄骗术的政客所操纵，再也不可能选举出精明公道的政府，作为城邦的领导核心。苏格拉底认定，把权力分散在缺乏真理而只具有意见的多数公民手里是当时雅典社会的症结，因此，他提出以“知识”来纠治这一弊病。

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诉述了他对政客、诗人、手工艺人的访问，通过交谈去揭示他们“自以为智，其实寡智或不智”。在柏拉图的其他早期对话篇中，也屡见这类被称为苏格拉底“接生术”的交谈。他要使对方明白，他们所具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意见，而不是真理的知识。这种贬斥意见倡导知识的做法，其政治用意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改变以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城邦事务及政府人选的传统观念，建立以少数具有真理知识的政治家或哲学家决定政事及统治者人选的新观念。色诺芬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在苏格拉底看来，有资格成为王者和统治者的，“不是有王笏的人，不是偶然入选的人，不是占有财富的人，不是使用强权或骗术的人，而是有统治知识的人”。通过把权力集中在真正具有知识的人手里，才能保证城邦的繁荣强盛。苏格拉底还把知识作为改造城邦每一个公民的根本手段。他断言，美德即知识，“一切别的事物都系于灵魂，而灵魂本身的东西，如果它们要成为善，就都系于智慧”。

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知”代表两种类型的思想，它们的形成，除了上面已谈到的时代背景外，还有更深刻的一层原因，那就是，它们是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上形成的。东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早熟性，早熟的社会结构为后来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处理提供了先在的模式和范型，由于维系这一格局的农业经济有可能在封闭系统内周行循环，因此，这一模式和范型不仅被保存，而且被经典化起来。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一度冲击了农业经济，使它所维系的传统社会结构也随之出现了危机。对于这一危机，孔子不象老子那样消极无奈、“听任自然”，也不象墨子那样倾向工商，另觅新路。他批判继承了西周文化，突出其社会规范的模式，高扬其积极面，纠正其消极面，形成了他的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当后来农业经济重又牢牢地支配着中国封建社会时，孔子的“仁”的思想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古希腊的社会经济形态正好与之相反。由于海外扩张和工商业的发达，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可能得以维系，更不可能为后来提供理想的范式。在这种情况下，势必促使当时的思想家，把眼光投向外部世界和未知世界，因此，苏格拉底的“知”的思想的形成，也就在所必然的了。

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知”各自对中西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继孔子之后，孟子提出了“王道”和“政得其民”的主张。应该承认，孔孟儒家的仁政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治理实践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调节和维持社会的安定趋势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华民族的历史不衰，中国社会的稳定态势，以及中国文化的连绵演续，都与这一思想的作用分割不开。但这一思想的消极作用也不容低估。“仁”的思想注重伦理道德，轻视自然知识，严重地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代的工艺技术有许多杰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农业和建筑业方面，但在此基础上却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理论科学，究其原因，就在于从经验到理论、从技术到科学需要有人去加工提炼，而受“仁”的思想支配的儒林中人对此是轻蔑的，间或有之，也只是作一些事实的记载和描述，不愿进一步去探索其原理和原因。结果是，在古代希腊就出现了的理论科学和科学方法，在中国却迟迟没有出现，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正因为这样，科学技术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比重和作用就显得比较轻微，而扎根在这一文化土壤中的哲学也因此吸收不到充分的科学养料。在中国哲学里，认识论和逻辑学始终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其原因恐怕就在于此。由于“仁”的思想只注重人，而不注重对外部世界和未知世界的探索，造成了思想意识的极度僵化。孔子奉先王之道为至理，强调治国必须法古，“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这种尊古法古复古的社会观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六经被奉为圭臬，各个时代的思想都被硬塞在六经的樊笼内。这种思想意识的教条和僵化，反过来又加深和保护了社会的闭塞和呆滞。

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继续强化“知”的作用，他在《理想国》中把培养哲学王作为社会的头等任务。到了亚里士多德，更把求知的对象延扩到植物界、动物界和精神界等领域。如果说，孔子所开创的先秦儒家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正宗，那么，苏格拉底所开创的雅典学派则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正宗，显然，正是赓续了雅典学派的重知精神，才形成了西方的科学传统和科学方法论。但是，片面推崇理性，过分偏重于对外部世界的求索，也给西方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尼采以他犀利的目光揭露了西方文化的这一弊病，他把苏格拉底看作是这一弊病的魁首。他认为苏格拉底推崇知识的三句话，“德行就是知识、一切罪恶皆起于无知、只有有德之士才快乐”，招致了希腊悲剧的死亡。尼采断言“上帝死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思想家对于外部世界的绝望心理。唯智主义和泛逻辑主义给西方文化所造成的危害，比如对个人的漠视、对必然性的强调、对自由选择的排斥，已越来越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从十九世纪下叶以来，愈来愈多的西方思想家把视线转向人类自身，诚如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在整个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代象现在这样关心人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