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西北（共7篇）
篇1：走进西北
在全国上下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之际，按照市委统战部统一安排，年8月27日至31日，我有幸前往革命圣地西柏坡、大寨、冉庄、白洋淀等地方参观学习。怀着无限的崇敬和向往，寻觅革命先辈的足迹，感怀这黄土地孕育的不朽精神和壮丽诗篇，接受革命传统的再教育。一路上参观了西柏坡、大寨、冉庄、白洋淀等地方，回顾几天的学习，颇有收获。
一、走进西柏坡，重温那段辉煌厚重的红色记忆
走进西柏坡，就走进54年前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也就是走进一部辉煌、厚重的历史!就是在这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雄才大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革命气魄领导了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奠定了人民共和国的坚定基石，培育了永放光芒的“西柏坡精神”。 “中国命运定于此村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是因为这里有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严守纪律，团结一致;谦虚谨慎，实事求是;依靠群众，为民创业;艰苦奋斗，不断革命为主要内涵的西柏坡精神”。西柏坡之行，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共产党人摧枯拉朽般打败强大敌人的历程，见证了共产党人从走南闯北闹革命到脚踏实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转折，使我进一步理解了以“两个务必”精神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在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诤友关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随后我们又参观了“白洋淀”、“大寨”、“冉庄”等地方，通过参观学习，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历史、文化、民俗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对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作出的贡献和他们爱国精神，无比敬佩。
二、感悟西柏坡，体味那股顽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通过参观学习，我对西柏坡精神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的了解，感触最强烈的有三点：
同舟共济、精诚团结是西柏坡取得胜利的基础。西柏坡时期是我党历史上最团结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大团结的辉煌时期。广泛依靠和发动群众，积极团结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新成立的中央政府中，6位副主席有3位是民主人士，56名委员有民主人士27人，并安排了4位副总理。
艰苦奋斗、敢于拼搏是西柏坡取得胜利的法宝。在当时力量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具有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心和非凡胆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敢于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决战，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将革命由局部胜利引向全国胜利。
积极进取、勇于创新是西柏坡取得胜利的源泉。西柏坡时期，面对全国即将胜利的新形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崭新的国家制度，创建了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一系列创新，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更坚实的组织基础、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三、学习西柏坡，践行我党参政议政的神圣使命。
经过几天的学习，我感受到，到西柏坡参观学习更为重要的是，要把“西柏坡精神”时时刻刻融入到平时工作和生活中去，将“西柏坡精神”作为我们的指路明灯。
践行西柏坡精神，就是要弘扬“善于发声”的精神，在推动发展上献计献策。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能力，需要在夯实理论基础、延生思维触角、科学深入调研等有效途径上下功夫。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工作中心，抓好针对型、前瞻型、补缺型等选题的把握和研究。发挥特点和优势，注重对医药卫生、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调动党内外专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形成研究成果，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注重发挥好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充分反映群众诉求，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促进党委、政府的决策更加尊重民意、顺呼民心。
践行西柏坡精神，就是要弘扬“敢于担当”的精神，在尽责履职上率先垂范。农工党机关作为党派运转和上传下达的中枢机构，既担负着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也发挥着组织、发展、联络、协调、指导、管理和服务等党派工作职能。我们绝大部分的党员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和岗位，要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各自岗位上建功立业，当标兵，做表率，成为本职工作的模范，赢得各方的认可和尊重。认真履行赋予我们的民主监督职能，做到敢于履职、善于履职，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帮忙而不添乱”，“尽职而不越位”。
践行西柏坡精神，就是要弘扬“乐于奉献”的精神，在服务社会上主动作为。继承和发扬农工党组织联系群众、为群众谋利益的优良传统，做到心系群众，恪守利民之责，切实做好扶贫帮困工作，在支边扶贫、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环境与健康宣传周等一系列重大社会服务项目中，积极作为，以良好的示范作用和公众形象，来影响和带动群众致力经济社会发展。
篇2：走进西北
中秋节刚过，我和冯权辉经理、王东伟工程师于2011年9月13日开始应邀到达西北考察。2005年7月我曾陪陈维光总经理到西北考察，留下深刻印象，《西北高原上一道靓丽的风景》是当时真实写照。因飞机晚点，到达西安时已是晚上9点，但马长安总经理、郑才富总经理、安海军总经理等在饭店等候多时，为我们洗尘，其间颁颁敬酒，热情款待。
14日从西安乘坐高速大巴到延安，经过黄帝陵，公路边上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让我们有了马上要扑入延安怀抱的感觉。冯小新经理到车站接我们到达酒店，白应胜总经理已经在宽敞的包厢等候，刚好飞利浦公司领导也从西安到达延安洽谈合作事宜，相互问候。15日几十位导购员、售后服务人员从延安各地赶到培训现场。进行吸油烟机、消毒柜、燃气灶具、热水器产品讲解，导购员实战讲解，并进行了互动，气氛热烈，取得良好效果。16日白总陪我们考察了志丹县市场，志丹县由于丰富的油气，比较富裕，消费能力强，双喜家电商场是陕西省光彩之星，延安市诚信经营示范企业，新商场将于9月17日隆重开业。延安在各县市设立2-3个经销商，做到了精耕细作，邦太志丹县占有3/4左右份额。在市区我们考察了国美、苏宁、延安百货、东兴购物广场、东大商场、超市等，邦太在延安所有的商场，位置最好，面积最大，销量最多。在延安市邦太已成为厨房电器名牌产品，在终端卖场，邦太电器不管从展柜形象、展位面积都力求做到最大最好。首先从气势上压倒对手并且已经做到，在延安，任何一个卖场，最好的位置肯定是邦太；最漂亮的展柜，肯定是邦太；最大面积的展位，肯定是邦太。邦太电器在延安市场已经走过：进入、初步认识、品牌成型、品牌定型、品牌、名牌的品牌形成路。邦太在延安，不单是一个商场销售好，而是每个商场都销售好；不单是本土商场销量第一，全国连锁商场也可以销量第一；不单单是市区销量第一，在县级市场销量也第一。经初步统计，邦太国庆三天销售情况良好：国美一店12万左右、国美二店8万左右、苏宁7万左右、延百6万左右、东兴9万左右等。我们的促销员都是金牌促销员，商场销售额最高可达每月20左右万元。邦太在延安是第一品牌，是延安的名牌，超过50%的占有率。街上随处有邦太的流动广告车辆,商场门口都有邦太广告牌,甚至我们随便到一家驴肉餐馆用的就是邦太吸油烟机。延安邦太工贸公司有一支团结的队伍，员工达100多人，经营邦太、海尔、苏泊尔、三洋、飞利浦、等不同名牌产品，但绝不重复经营同类产品。白应胜总经理也当选为延安市政协常委、陕西省政协委员。期间白总和冯经理还带我们到枣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宝塔山参观。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邦太体现了这种延安精神。9月18日傍晚进入榆林，榆林物华天宝，能源矿产资源富集一地，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是中国富人最多的地方之一，高军总经理也是邦太最有实力的客户之一。杨军经理未回过公司总部，但杨军一眼就认出我。趁天色未黑，杨军带我们到镇北台参观，途经高军总经理正在兴建的仓库，站在镇北台，感到一夫档关，万夫莫过。据险临下，控南北之咽喉，如巨锁扼边关要隘。镇北台是明长城遗址中最为宏大、气势磅礴的建筑之一，是长城三大奇观（东有山海关、中有镇北台、西有嘉峪关）之一，有“天下第一台”之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坚强毅力的结晶。19日考察了邦太专卖店、国宁电器商场等，并到用户家里现场进行热水器维修服务。杨经理介绍，榆林外围市场实现突破，市区市场今年影响较大，公司领导到榆林是对榆林的鼓励和信心。高军表示，陕西省消费能力最强的是陕北，将重心放在邦太上，投入40多部公交车广告，有信心将邦太在榆林地区经营得更好。杨军经理10月份回到总部沟通了解，商谈发展事宜。
9月20日到达银川。冯建设总经理温文尔雅，颇具儒将风范。陪我们考察了自购专卖店、新华百货、苏宁等邦太卖场。银川邦太抓住了发展机遇，前几年发展很快，市场占有率高，成为当地的名牌，冯总也是银川行业开Q7第一人。22日冯总陪我们到达吴中，吴中厨房大世界张国总经理代理邦太、前锋热水器、万家乐热水器、迅达炉具、帅康吸油烟机、美的等名牌，我们一起考察了吴中新华百货、苏宁电器等邦太卖场。张总途经凤凰水城小区时介绍小区80%用的是邦太烟机，邦太在吴中占有绝对的占有率，邦太烟机在吴中占有50%以上份额。天下黄河富宁夏，塞上江南展雄才。宁夏人民对黄河有种特殊的感情。最后张总说到吴中一定要到中华黄河坛，否则会有遗憾。在中华黄河坛感受黄河文化和黄河五千年文明，感受中华黄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厚德载物，激情澎湃，自强不息的精神，宁夏邦太也体现这种黄河魂精神。23日冯总陪我们到达石嘴山市大武口。石嘴山市08、09年抓住了地方小区建设的机遇，发展较快，占有很高份额。今年需求影响很大，杨总对邦太充满信心，相信任何时候都有大小年，大年发展，小年坚持，做好了应对困难的准备。今年宁夏地区市场需求影响较大，商场人气不旺，但坚信“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淘尽黄沙始得金。9月24日进入西北中心城市兰州，“志在陇原，益于大众”是兰州市益众商贸有限公司赵长春总经理宗旨，我们考察了几家苏宁电器邦太卖场，益众公司组织对终端导购员进行了集中培训，并进行互动。兰州提前完成了今年的任务。西宁邦太今年商场销售非常好，但因时间关系没有到西宁。
9月26日回到西北中心门户-西安，西安正在举行世博会。邦太马长安总经理在行业精明头脑是有口皆啤，有赛周朗之称。无论是在连锁商场、建材市场、还是各地销售网络都很完善，历年来雄居前列位置。国美邦太店面装修美观大方，整洁明亮，销量位置前茅。川野郑才富总经理是浙江省台州人，浙江人在陕西成立了陕西省浙江商会，困难当前绝不会是一个人在战斗！东阳市西安市场党支部楼飞华书记给了郑才富不少支持和指导，郑才富被推选为商会会长和当地人大常委。
篇3：走进西北
所谓发展战略, 就是指一种在一定时期内指导和反映事物变化发展规律的全局性方略或构想。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而言, 其发展战略即指在一定时期内有关指导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及其为此而实施的总体规划和方针政策。“粤东西北加快发展”这个战略, 是今年初中共广东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提出来的, 随后在省委、省政府刚刚结束不久的促进粤东西北振兴发展工作会议和最近颁布《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中得以充分阐述和体现。当前,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把这次工作会议精神贯彻好, 把这个《决定》落到实处, 就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实施“粤东西北加快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才能融会贯通《决定》提出的目标任务及工作要求, 真正当好加快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促进派。
当前, 粤东西北地区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粤东西北12市的加快发展, 不仅有利于广东顺利实现“两个率先”的宏伟目标, 还为珠三角的优化发展带来机会, 将推动广东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
“粤东西北加快发展”战略确立, 反映了广东迈向科学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区域发展不平衡, 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广东发展而且必须破解的难题。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 广东己经成为全国经济大省, 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但珠三角地区长期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 粤东西北地区拖了全省经济后腿。面对来自各方激烈的竞争压力, 和国际金融危机后时代出现的复杂多变形势, 肩负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重任的广东, 就必须确立“粤东西北加快发展”战略, 着力解决粤东西北地区发展落后的问题。同时将其打造成为与珠三角地区并列的经济发动机, 全面增强广东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巩固广东的华南地区区域经济中心地位, 以确保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粤东西北加快发展”战略内涵, 体现了省委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构想及其决策部署的延续和创新
自1993年5月广东省第七次党代会以来, 省委关于不同类型地区协调发展的构想和决策部署三十年一以贯之, 尽管对行政区域曾作过调整, 但经济发展的重点区域一直是珠三角, 对粤东西北地区的发展则更多是从扶贫的角度去推动。现届省委在坚持区域协调发展思路基础上, 确立了珠三角优先发展和粤东西北加快发展两大战略。对“粤东西北加快发展”战略, 强调了粤东西北地区要因地制宜, 实现跨越发展、转型发展、绿色发展;要结合自身特色优势, 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 促进当地振兴发展;要在新的形势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不是沿着珠三角的老路。同时, 要高度重视维护社会稳定和加强生态保护工作, 坚决守住这两条底线。这些既对过去区域协调发展决策的继承, 始终保持广东特色, 又在包括发展指导思想、发展道路、经济结构、城市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不断创新, 赋予粤东西北发展新的内涵。
“粤东西北加快发展”战略实施, 关乎着广东科学发展全局, 成为再造广东发展新优势的必由之路
篇4：走进西北
我与滇西北地区的接触，始于2010年。当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无止桥”公益团队要在丽江开展一个慈善项目，邀我参加调研，于是才有了机会踏上这片土地。在项目的数次调研过程中，我与村民们同吃同住，逐渐培养了感情、增进了了解。这方土地的乡土建筑与聚落，深深地吸引了我。
首先，乡土建筑最为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多样性，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在滇西北地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滇西北地区在地理上位于横断山脉，处在我国地形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上，高山、峡谷纵横，地形复杂，气候和相应的自然资源十分多样。同时，这里还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复杂地形带来的交通不便，不同人群间的语言、文化分隔，使这里的文化群体相对独立地发展，呈现出丰富的人文景观积淀。也正因为如此，这里的乡土建筑与聚落历史层次也相当丰富，形态十分多样。
其次，这里的乡土社会是鲜活的。这里的乡村不是人去楼空的“标本”，而是充满了生动、真实生活的“活体”。其中生机勃勃的乡土建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到之处，时常可以看到人们在以传统的工艺和组织模式进行建造活动。这里的乡土建筑不仅存在于历史中，也存在于当下；它们一面受着时代的影响，一面从容自主地向前发展。因此，我把这个地区的主要聚居民族之一一一纳西族的乡土建筑确定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这里的乡土建造传统就像这个民族一样，在过去和当下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同时又保持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基于以上两点，在过去的三年中，我陆陆续续地做了两件事情：纳西族建筑的多样性调查，以及纳西族建造活动的范式调查。
多样性：丽江之外的纳西族建筑
初衷：乡土建筑的史外之史
我国现有的民居研究大致可以追溯到营造学社前辈们的调查，当时他们一个十分重要的出发点，就是意识到中国建筑的研究不应只关注帝王将相的宫殿庙宇，也应该去关注最普遍的、平民的建筑。然而即便如此，到了今天，我们在民居研究中仍然有意无意地存有精英化的价值取向，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最精美恢宏的建筑。例如在纳西族建筑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目光都集中在丽江古城及其周边，很少有人去关注纳西族的少数支系，关注纳西族边地的建筑。因此，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沿着纳西族历史迁徙的大致路线，探访了一系列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纳西族村落，去看看丽江之外的纳西族建筑，看看有史以来往往居于“有史之外”的乡土建筑的“史外之史”。
时空图景：村落案例的调查
一路走下来，我最终选择了八个田野点作为深入调查的对象。这些田野点的选择，一方面来自纳西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布情况的梳理，一方面来自李霖灿根据纳西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而提出的迁徙路线一一纳西族南迁至四川木里一带后，一支形成东部支系，一支经若唁、白地、剌宝山、丽江、南山、鲁甸形成西部支系。按照这条线索，不同空间位置上的聚落也在历史维度上拉开，纳西族建筑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整体图景就有了一个雏形。
利家嘴村和永宁乡居住的主要是纳日人，即东部支系的代表。尤其是利家嘴村，这个村落基本上还完整地处于母系社会，以母系的血脉为依据形成聚居的大家庭。典型的纳日人院落由祖母房、花楼、草楼和经堂四部分组成，大部分使用木楞板房的建造技术。其中，祖母房是体量最大、最主要的房屋，其主室呈现出与母系社会家庭相适应的双核心空间形态：室内有男柱、女柱两根中柱，有分别对应男性和女性的两个火塘。
第三个田野点油米村，位于西部支系迁徙路线的上游若喀地区，这里是西部支系东巴文化萌芽的地区。这里居住的若喀人处于父系社会，信仰东巴教。他们的建筑是土制平顶的土庄房，墙体以石砌为主，结合部分木楞墙体。房屋最主要的空间是第二层的主室，室内有一棵中柱，称为“擎天柱”，是东巴教创世神话的再现；室内一角设有火塘，沿墙分别设有男性和女性的座位，男尊女卑，角落设有东巴祭司的神龛。
第四个田野点白地村，位于油米村下游的白地区，是东巴文化成熟期的代表，被称为东巴文化的圣地。这里的人们同样使用木楞板房，但与纳日人不同的是，白地的木楞房体量较小。室内的空间与父系家庭的结构相适应，设有一根中柱、一个火塘，火塘两侧按性别设置座位，男尊女卑，角落设有东巴祭祀的神龛。
第五个田野点宝山石头城，位于西部支系迁徙路线上的剌宝山地区。这里已经不再使用木楞房，而是建造仿汉式的木构瓦房。但相较于位于汉化核心区的丽江，这里的木构架还处于人字构架向抬梁穿斗构架过渡的、汉化不完全的状态。
第六个田野点南高寨村，位于丽江与大理交界的九河坝区，这里普遍地建造和使用成熟的仿汉式木构瓦房，房屋的核心空间是正房的中轴线，主要的起居空间、祭祀空间都位于中轴线上。
第七个田野点茨中村位于澜沧江畔，是明代丽江纳西族向藏区扩张过程中形成的村落。明末清初，随着纳西族势力在这个地区的衰退，茨中主要受藏族文化的影响。这里有相当多的建筑是藏族土庄房与纳西族瓦房的“混搭”，同时也可以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建成的、使用纳西族单中柱、单火塘空间的房屋。
第八个田野点盐井村，同样位于澜沧江畔，是这条线路上的最后一个纳西族村落。这里的人们虽然还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有明确的认知，但是房屋建筑已经与当地藏族基本一致了。
形式追随需求：乡土建筑的双线程演变
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梳理，纳西族的建筑演变存在着两条相互交织但又相对独立的线索：建造技术与核心空间。
从建造技术上看，这些村落的建筑形态是非常多样的。木楞板房技术从东部的纳日人村落利家嘴，到西部的油米村、白地村都有使用，而丽江一带在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献中，也多有木楞房建筑的记载，应当算是纳西族使用最久、最普遍的建造技术。土庄房技术多出现在靠近藏区的村落，它也是藏族传统的建造技术，其在纳西族中的使用也应当与藏族的影响有关。而仿汉式的木构瓦房从文献来看，在明代纳西族汉化的中心一一丽江出现，清代改土归流之后普及，至今仍然以丽江为中心向四周传播扩展。这些建造技术相互组合，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建筑形态。
而从核心空间上看，其演变似乎更加稳定和线性。处在母系社会的纳日人，房屋的核心空间分别对应男性和女性，是双核心的；在实行父系继承、信仰东巴教的西部地区，房屋空间是单核心的，男尊女卑；在汉化地区，房屋与汉式建筑一样以中轴空间为核心；在藏化地区，房屋的核心空间与藏式建筑相似。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与两者对应的需求有关。建造技术满足的是遮风避雨的需求，因此会应气候、资源、材料、技术的变化而变化，形式灵活；而核心空间对应着婚姻家庭的结构、秩序的认知、精神信仰的形态，这些事物的演变相对稳定，核心空间的演变也就相对稳定和线性。现代主义注9建筑有句口号叫作“形式追随功能”，在乡土建筑中，则是“形式追随需求”。
鲜活的乡土：纳西族乡土建造范式调查
初衷：建筑是建造活动的行为结果
已有的乡土建筑研究，大多是静态地去观察已经建成的建筑，去分析其生成的影响因素和机制。然而，建筑是人进行建造活动的行为结果，“人”则是建造行为的主体。想知道房子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去看看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我抱着这样朴素的想法，把建造活动作为关注的重点。
要关注建造活动，自然要选一个乡土建造最活跃的地方，九河乡成了一个理想的田野调查点。这里是丽江一带最盛产大木匠的地方，这里的大木匠频繁地活跃在滇西北一带。他们擅长建造的仿汉式瓦房是纳西族地区目前最普遍的建筑形式，而且还在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扩散。
每年农历十月收完水稻，九河乡就进入了农闲期，同时也是乡土建造的活跃期。2012—2013年，我与来自九河乡南高寨村的几位大木匠共同生活劳作了一个冬季，对乡土建造活动中的技术内容、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进行了调查。
技术范式：乡土建筑的“非标准营造”
作为一名建筑学背景的调查者，我首先关注的是乡土建造的技术范式，也就是建造中人与物的关系一—工匠是如何使用工具与材料完成建造过程的。这部分调查按照房屋策划、设计、施工的流程展开，包括房屋规模的确定、构架类型的选择、基本尺寸的确定、木料清单的开具、材料的筹备，以及基础、地面、结构、墙体、屋面、室内的施工等环节。对于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大木作部分，又详细地调查了工具的种类与使用方法、各类墨线的绘制方法、榫卯的设计原则、木料的加工方法、结构的组装等步骤。
这些技术细节看起来或许繁杂琐碎，但从这些细节中，我看到了乡土建造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非标准营造”。在有限的经济、资源条件下，乡土建造的材料往往来源多样、规格不一，加上木材的天然弯曲、树节等不规则形态，工匠们需要应对这些不标准的材料进行建造，也就是当地俗语说的“弯木头，直木匠”，深刻地诠释了乡土建造的“适宜性”。
这种适宜性首先体现在框架层面的轴线设计上，即用面阔、进深、层高三类轴线控制房屋的整体规模尺寸。所有的构件定位以这套轴线为基准，截面尺寸可以根据经济条件、材料供应情况适当调整，料单仅作为参考。轴线控制虽然在现代工程中十分常用，但是对乡土建造来说有更多的适宜性意义。乡土建造的木材往往规格多样，尺寸不十分标准，屋主的经济收入不稳定，各家情况互不相同，构件截面尺寸的可调性让屋主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决定木料的最终采购方案，并且不影响工匠的后续施工。
其次，构件层面的轴线设计可以很好地应对构件尺寸误差。所有构件在使用之前，先根据其弯曲、缺损、树节的情况确定使用位置和使用方位，考虑结构强度和榫卯安装的可靠性，画出端面和侧身轴线。一旦画出轴线后，就把木料当作由轴线构成的抽象几何体来看待，以此为基准进行后续的榫卯设计与加工。这一层面的轴线保证了构件受力的合理性以及榫卯安装的可行性，其余的非关键部分则允许一定的误差和变形。
“非标准营造”的第三个方法体现在柱身榫卯的绘制上。由于柱子并非标准的圆柱，因此柱身榫眼全部用套榫板一一量取形状，再到相应的构件上绘制出榫头榫肩，保证所有榫卯都能紧密地吻合。这种“以物量物”的方法也是适应非标准木材的产物。然而，因为这道工序难以批量化作业，比较烦琐，极大地增加了掌墨师傅的工作量。
九河纳西族的建造技术范式，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这种仿汉式建筑的“非汉式做法”。虽然当地使用的木构瓦房是在汉族影响下建成的，但是在数百年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地域性的“非汉式”做法。例如，建筑的檩条退化，挂枋变得十分粗壮，并发展出了“二蹬榫”、“勒马挂”等节点和构件，增强了建筑构架的水平拉结，应对当地多震的情况；建筑中虽然存在一些颇有唐宋古风的做法，但构件的朝向规则依据树木的生长方向而定，并非是技术理性的，体现了自然崇拜对技术规则的改造等等。
人际范式：乡土社会的人情网络
除了人与物的关系，我还关注了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建造中的人际互动与社会影响，也就是乡土建造的人际范式。这其中包含三对建造角色的关系：工匠与工匠的关系，工匠与户主的关系，以及户主与乡邻的关系。
工匠与工匠之间主要进行知识的传承与传播。匠作知识的一个特点，是其中既包含可编码的言传知识，也包括不可编码的意会知识。意会知识的存在，决定了技艺的完整传承需要人与人的直接接触，因此师徒关系多发生在可以相互接触的两三代人之内，同时处于语言互通、交通易达的熟人网络范围内。在大木作领域，由于技艺复杂，乡土社群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分工，人们对木匠和非木匠有明确的认知；但木作并不是木匠全部的生计来源，其自我认知中的第一身份仍然是农民（木作行业在九河处于一种“半职业化”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人们在不同的“副业”之间流动，使匠作的供需始终保持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精神范式：超自然的世界观
与现代建筑不同的是，乡土建筑的建造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强的精神范式，即人与超自然力量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建造中的仪式和禁忌上。
九河纳西族的建造仪式和禁忌大部分都体现在大木作过程中，这些建造习俗虽然都来自对超自然力量的解释，但文化来源却十分多样。
例如伴随着整个大木作加工过程，有一系列关于木神的仪式：在木作开始前，要把木神与木料分离开来；在木作加工过程中，对木神每日勤加供奉；在木作加工完成后，把木神驱逐出新房。在毗邻纳西族的白族中也有规程上非常类似的仪式，但是白族用鲁班传说来解释这个仪式，而纳西族则认为木神是树木中的精灵。这一神灵的形象，与纳西族东巴教中的自然神“署”非常相似。“署”与人类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它并非是极善或极恶的，而是和人一样有情绪和性格，与人类平等交往。木神也同样像是一个凡人，它并非无所不能、极善或极恶，它也有性格与弱点，可以被隔离、安抚、欺瞒，具有拟人化的性格，其形象中投射了人的心理和特质。在仪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木神的仪式角色与纳西族的自然观发生了耦合，纳西族用本民族对自然事物的理解替换了木作仪式中木神原本的含义。而在木神仪式之后进行的上梁仪式，其规程、歌谣、象征性事物的运用，都可以从汉文化的上梁仪式注17中找到其渊源。
在建造的禁忌中，纳西族讲究木料的朝向要根据树木的生长方向而定，朝上不朝下，朝北不朝南，朝外不朝内，使整个院落呈现出生长的姿态；正房的构架必须有中柱，保佑主人家能生得男嗣；大木作过程中女性不得在场、不得触摸木料，以免影响木作的顺利进行等等。这些禁忌又带有自然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崇拜的意味。
那么，为什么建造中的仪式和禁忌能以这么多元交融的文化形态存在？为什么不同来源的文化能被人们接受而并存？我认为，具体的仪式禁忌规则是外在形式，多文化的影响之所以能并存，是因为这些形式都能满足同样的内在需求。乡土建造中仪式和禁忌的根本动因是人们心中的不安，进而寻求庇护。纵观林林总总的建造仪式和禁忌，它们往往有这样的特点：
它们发生的时间是建造中关键的技术节点，一旦失误对工程进展影响很大；
它们涉及的内容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一旦损坏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它们涉及的内容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关系着使用者的精神信仰；
它们涉及的内容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在人们心中形成了愧疚感和负罪感；
它们对应的工作操作难度较大，可能会给人们带来危险，令人恐惧。
总而言之，建造中的仪式和禁忌都发生在人们感到不安的时候，生活中不重要的事、结果确定的事、全凭己力的事、简单安全的事中就很少有繁杂的仪式和禁忌。当人们感到不安的时候，就会试图寻求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来缓解这种不安。
所谓的种种“迷信”，实际上是人们在试图去解释世界，并且用他们认同的事物运行逻辑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下，超自然力量就成了万物运行的一种解释。不管是东巴文化、汉文化还是白族文化中的超自然形象，都提供了这种解释和指引，在人们不够自信的时候给予庇护，在吉凶不够确定的时候提供判断。只要能满足这个需求，达到心理的安定平衡，不同文化都可以被接受，可以并存。
变化与惯性：“新乡土”范式
从时间属性上来看，我对纳西族村落与建筑类型的多样性调查和在九河的建造范式调查，在动与静上是有不同的尺度的。在多样性调查中，我看到了代表不同历史时期的纳西族村落与建筑的变化，但观察到的建筑单体是静态的建成品；在建造范式调查中，我看到了房屋建造过程中的物、人、超自然力量的互动，但它们大致都处于同一个历史切面上。把后者的微观变化放到前者的宏观脉络中，似乎就可以窥见一丝纳西族乡土建造的走向或趋势。
很多人都在为乡土建筑正在发生的变化和纷繁复杂的局面感到担忧，但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现在看来剧烈的变化或许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小段。从纳西族的历史来看，火塘式的木楞房是流传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建筑类型，现在广为人知的仿汉式瓦房是明代开始出现、清代改土归流之后才逐渐普及的。从木楞房到仿汉式瓦房的范式转换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形成过诸多过渡形态，最终形成了现在成熟、稳定、为民族内外认同的建筑形式。乡土建筑当下发生的变化，也可能只是连续而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片段，并非通常以为的断裂或崩溃。
乡土建造技术范式的变化趋向
从技术范式来看，近十余年来最显而易见的、也最常被人们拿来描述乡土建筑令人担忧的现状的变化，就是工具与材料的变化。例如在九河，不少工匠已经开始使用电锯和电刨，这些工具提高了加工的效率，但是由于加工精度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替代框锯、推刨和凿子。从材料上看，由于传统的土坯砖制作费时费力，红砖和混凝土空心砖正在快速普及。
然而，这些变化在我看来，都不会对技术范式造成结构性的影响，它们都是传统工具和材料的延续性使用。例如，混凝土空心砖与传统的土坯砖相比，尺寸相当，砌筑方式相似，都适宜人手操作，其原材料获取和加工制作都是在当地完成的，堪称一种“新乡土材料”。真正会对技术范式造成结构性影响的，是另一些或许并不明显的变化。
例如在屋顶的做法上，传统的处理方式是山架比中架高出3寸，使屋脊和屋檐形成明间低、次间高的曲线，即“起山”，这种做法出于工艺简便的考虑在逐渐消失；藏头房（挟屋）与主体的高差逐渐弱化，产生了新的“上下一梁头”的口诀，有的甚至完全消失，并从“3+1”、“3+2”的开间组合演变为四、五开间甚至六开间，当心间1主24的概念逐渐消失了。
这些技艺做法的变化，深刻地体现了“传统”权威性的消解。老一辈的木匠们严格遵循经验做法，认为世代传承的东西才是好的、美的；而如今的木匠们不再为了固守传统而固守传统，他们对待传统的态度更加技术理性、功能理性，这种价值观的变化与乡土环境的变化是分不开的。在封闭、稳定的环境中，一代代人的生活是相似的，因此在长期的摸索、试错中形成的经验总是适用于生活中的需求和问题，这是传统权威性的重要来源。随着乡土社会的不断开放，生活变化加快，人们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寻求新的解答，当旧的经验不再适用于新的环境，传统的权威性就会逐渐消解。
乡土建造人际范式的变化趋向
乡土建造的人际范式依托并镶嵌于与乡土社群的人情关系网，因此其变化也与人情网络息息相关。
从工匠与工匠之间的关系来看，由于匠作技艺的完全传承依赖于人和人的直接接触，因此在时间上需要发生在可以接触的两三代人之间，在空间上需要发生在语言互通、交通易达的范围之内。然而由于年轻工匠的断层，这种传承已经遇到了瓶颈。
从户主与工匠的关系来看，人际关系的最主要内容是交换。建造中的交换镶嵌在乡土社群熟人网络的整体交换中，因此会出现社群内外雇佣价差悬殊的现象：虽然交换中有货币出现，但社群内的雇佣本质上仍然是熟人网络交换，并不体现市场交换的规律，其基础则是社群内部交换和市场交换两套体系的各自平衡。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和市场的不断渗透，市场提供的资源越来越多，社群成员的生活所需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交换获取，从而使市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一一货币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于是，社群人情网络中的劳动力交换、物质交换逐渐被赋以货币价格，以货币衡量，使人情交换和市场交换得以互通，形成一种“半熟人社会”的过渡模式。
类似的变化也同样出现在户主与乡邻的关系中，货币越来越多地替代了人力、物品，成为交换的主要内容，而原来的一些馈赠习俗，则逐渐演变成了象征性的行为。
乡土建造的精神范式主要来自以超自然力量解释世界的体系，它的变化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仪式要素缺失而导致的仪式消失。在内在动因的驱使下，仪式还需要人物、场所以及仪式的规程才能进行。以入住新房时的生火仪式为例，这个仪式需要东巴和户主在新房的火塘进行。随着火塘式建筑的消失，仪式的场所消失了。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教化，东巴失传了，仪式规程也随之失传：生火仪式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另一种则是仪式的变异。在超自然的世界观下，人们在动土、伐木时需要通过仪式来处理人与土地、山林中神灵的关系。然而随着科学教化的普及和国家制度的确立，这种解释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通过向土地管理部门逐级申请、填表、盖章、缴费来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获得国家对行为的认可，对自然土地的愧疚、敬畏感就减轻了。人们付出金钱，通过市场获得木材，不再与提供木材的山林发生直接接触，因而也就不再对山林产生负罪感。当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人与制度、人与市场的关系，仪式就“变异”成了手续的办理或是市场交换行为。
乡土建造的走向：“新乡土”范式
从前文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乡土建造三个范式变化的惯性特征。
纳西族建造的技术范式有木楞房、土庄房、瓦房等多种形式，目前最普及的是仿汉式瓦房。技术范式的根本驱动因素是人们遮蔽、围护的需求，因此它与气候、地形、资源、技术等因素，关系较小。在相对封闭、技术发展程度有限的乡土环境中，它相对被动地适应客观环境；而在乡土社会逐渐开放的背景下，它正在朝着技术和功能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
纳西族建造的人际范式在部分早期的村落中还呈现出无角色分工的状态，但在大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半职业化的状态，工匠、户主、乡邻等角色在乡土社群的地域性人情网络中共同完成建造过程。随着市场的渗透，货币在人情交换的内容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人情网络在结构上仍然是稳定的。
纳西族建筑的精神范式所涉及的世界观包含了原始崇拜、东巴教等形式，在九河，对建造的超自然解释包含了东巴文化、汉文化、白族文化等多元的形态。随着市场的渗透、科学教化的普及以及国家制度的细化，经济、科学、制度的解释正逐渐替代超自然的解释，从而导致了建造中仪式和禁忌的变化。
然而，尽管九河的乡土建造正在发生这种种变化，我却认为它并不会像许多人所担心的那样走向无差别的现代建筑定式。因为只要土地依然保有对人的束缚力，土地上的人们依然保持频繁密切的往来，地域人情网络就始终存在。而且，人们还继续通过这个网络获取建造相关的知识、技术、人力和经济的支持，他们就形成了地域性的建造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应对需求做出选择时，他们的选择会具有共同体的个性并获得内部的认同，这样形成的建造范式就不同于现代建筑，而是一种“新乡土”范式。
篇5：走进西北
拟西北有高楼诗
作者：陆机朝代：魏晋 高楼一何峻。迢迢峻而安。
绮窗出尘冥。飞陛蹑云端。
佳人抚琴瑟。纤手清且闲。
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
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
伫立望日昃。踯躅再三叹。
不怨伫立久。但愿歌者欢。
篇6：走进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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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营销大西北西北摩托车市场调查1
不深入市场，你还想占有市场吗？？
不专注于市场，你怎么能赢得市场？？？
大西北是一块好蛋糕，许多尝过的人都这么说。
也许，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大西北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比如黄土高坡，比如高山积雪，比如大漠落日，比如茫茫草原……大西北甚至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荒瘠。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否真的如人所说有可口的市场蛋糕呢？通过对大西北市场的深入了解发现，在这片被许多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所笼罩的广袤土地上，其市场前景。甚至可以说，大西北市场已经成为许多品牌实现全国领先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砝码。
西北地区特征
西北市场之复杂，给我们的市场营销
造成了大的困难。要做好西北市场，就必须对其进行深入客观的调查与分析，摸准市场的特点，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营销活动。那么，西北市场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点呢？
一、人口密度小。可以说，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西北五省的面积之大、人口之少构成了这个市场的最大特点：人口密度非常小。在这五个省占中国版图1/4的土地上，生活着占中国人口总数将近1/6的人口。人口密度小，必然会导致单位人口的营销成本增加，或者说，会增加营销的难度。
二、交通不方便。整个西北地区地形比较独特，沙漠、山丘、高原等比较普遍，由于人口居住不集中，分布比较分散，县城与县城、乡镇与乡镇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内陆，再加上道路状况欠佳，因此，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也使市场调查与营销活动的开展难度加大。
三、经济相对落后。由于地区差异，西北五省的气候与环境也有很大的差异，差异更大的是经济状况。在有的地方，由于有自然资源如煤炭、石油等，当地的经济就比较发达；而在有的地方，由于缺乏可开发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政府的禁牧政策，仅靠农业和打工收入很难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虽然存在着地区经济差异，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西北地区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
四、民族差异大。在西北地区，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多，比如回族，藏族与蒙古族。由于民族文化的差异较大，忌讳较多，因此，要达成沟通与交流的难度也在无形中增加。但是有一点好处就是，这些地方的人都比较憨厚朴实，信用度比较高。
五、农民比例高。在这些地方，以农业人口居多，甚至可以说，应该是全国所有地区农村人口所占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区域。经济欠发达，城市化进程就比较滞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也决定了经济的落后。在很多地方，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仅为1300元左右。
六、文化水平低。与经济落后相伴随的，是文化水平的落后。尽管近年来，教育设施有所改善，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总体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文化水平的低下，使他们很少有看书读报的习惯，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不仅是经济的沙漠，也是文化与知识的沙漠。
七、信息闭塞。除了电视广播外，他们很少有机会能够了解外面的世界，以及外面的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遥远的山路阻隔的不仅是他们的眼光，还有他们的思想。在很多地方，他们有的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县城，有的可能集居在一个山凹，可能甚至连电视、广播也无法正常接收。因此，他们几乎被阻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处于信息极度匮乏的状态中。
以上是西北地区总体的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我们要进行市场营销的外部条件。那么，在这些地方有哪些市场特征呢？
一、口碑效应显著。由于信息闭塞，再加上缺乏消费经验，许多消费者对品牌的选择往往通过口碑进行选择。当然，正是由于缺乏消费经验，一些类似于汽车“拼缝”的“摩”托就出现了，他们甚至成为一些经销商的网络销售员和宣传员。
二、价格因素明显。在某些地方，价格的高低能决定一个品牌在当地的市场占有。比如在内蒙古，一般比较接受3000元左右的价位，而且越便宜越好卖。他们基本上不怎么选择品牌，因为那里的消费者认为一辆摩托车只能在草原上骑三年，不管是什么品牌，三年后肯定要换，因此，就选择比较便宜的。浙江某品牌以3000元左右的价格在该市场获得的极大的占有率就说明了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地方由于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同时也缺乏品牌意识，因此，对价格比较关注，把价格作为第一选择因素。
三、欠帐比较普遍。在陕西、甘肃的大多数地方，欠帐成风。在某些地方，如果不欠帐，就很难卖出去，甚至卖不出去，即使是名头比较响亮的品牌。欠帐掩藏着巨大的风险，死于欠帐的经销商不在少数。而在内蒙古就不一样了，居住分散，这里基本上杜绝了欠帐现象。
四、关系营销突出。由于信息闭塞，以及口碑效应的共同作用，依靠各种关系进行营销成为一大特点。比如有的发动亲戚朋友，这是最普遍的。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些经销商原来就是做摩托车维修的，多年的维修经历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并成为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甚至形成自己的个人威望与品牌。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亲戚朋友，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徒弟，以及熟悉的顾客去宣传和推荐。
五、关注售后服务。在所走访的经销商中，有很多是从事多年摩托车维修的，不仅具有丰富的维修经验，还有完善周到的售后服务体系，在售后服务上有保证。有的经销商打开服务牌，还开展24小时救援服务、终身免费维修服务等等，这成为一个受到消费者青睐的闪亮的卖点。
当然，由于区域较大，且各地的风俗人情与经济水平不同，消费特点也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具有2个最大的特点：
一是西北市场对摩托车的需求旺盛，是最划算的交通工具，而且相对于其他市场来说，其需求更为急迫，利润也比较高。
二是由于区域太大，差异明显，因此，由市场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营销难度也在增加。四大难题
也许，正是由于西北市场太大太特殊，因此，通常意义上的营销手法在这里并不能获得理想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相对于去年，今年的市场已经发生了一些比较显著的变化，最明显的莫过于销量超过50%的下降。如何能够保持去年，甚至取得超过去年的辉煌战果？那就要战胜以下几大难题：
一、缺乏品牌意识。在某些地方，一些杂牌车甚至比品牌车的销售更好，一些新品牌也能获得一定的市场。根据调查，越落后的地方，市场就越不成熟，消费者就越缺乏消费经验，因此，品牌意识就越差。在有的地方，一些新品牌就因为赊欠与价格低而一度成为该区域的“名牌”，而真正的名牌却被冷落了。
二、欠帐比较严重。在整个西北地区，可能除了内蒙古外，其它地方基本上都存在着欠帐的现象，甚至不欠帐就没有人买。这一个方面是因为消费者经济收入有限，其消费略显超前，因此需要赊欠；另一个方面是因为把钱放高利贷出去了，或者欠下来作为质量保证金。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是主要的。由于
竞争
很激烈，为争夺市场，赊帐甚至成为促销的手段。在我们通过对经销商的走访，赊欠导致的资金挤占越来越大，一般的经销商被欠的帐达到20万，多的可以达到200万，这就形成了极大的经营风险，许多对风险的抵御能力欠佳的经销商因此而破产倒闭。如果不把赊欠问题解决好，这样的风险可能会形成一场可怕的市场危机。
三、营销理念落后。经销商缺乏培训，尤其对一些小的经销商来说，基本上没有系统的营销
知识，对于营销要么是凭感觉，走唯心主义道路，要么是模仿，走同质化拼杀之路。在过去，由于市场的高度饥饿，市场需求极其旺盛，利润也非常高，还谈不上营销。而当市场进入大营销时代后，一些经销商因为缺乏营销手法而亏损倒闭，一些在困惑苦闷中苦苦挣扎，还有一些凭着一招两式暂时领先。但是，在营销的创新性、系统性与持续性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四、市场趋于饱和。西北人口分布稀，而多年的深度营销使得一些地方的市场逐渐饱和，今年第一季度普遍性的销量下降就是征兆。而去年的冲量也在一定程度上透支了今年的销量，再加上农村消费者的主要收入来自农业收入，而农业收入又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因此，农业收入不是很稳定，导致消费能力欠缺。
五大趋势
今年的西北市场与去年相比，变化甚大，而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地看到最近几年里的市场趋势：
1、竞争品牌会逐步减少。在某些地方，前几年，或者是去年，各种大小品牌数十个，但就在这几年里，陆续地闪电地消失掉了。这些品牌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呢？一个方面是国家的政策规定，使一些不过关的小品牌悄悄地死去；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市场原因：
1、因为质量问题而被市场自然淘汰；
2、因为赊欠导致大笔呆帐、坏帐，货款无法收回。
2、经销商也在洗牌。由于经营思路的失误，由于所经营品牌的倒闭等等原因，一些不能跟市场同步、不能有效防范市场风险的经销商退出了市场。在某些地方，由于摩托车的利润很高，而进入门槛很低，一时之间蜂拥而上，但是在最近两年里，许多没有竞争实力的经销商被淘汰掉了。
3、摩托车进入循环消费时代。在西北地区，由于路况比较差，一般出行的路途比较远，再加上不会保养等原因，使摩托车的正常寿命大大缩短，比如在很多地方，摩托车的寿命一般是3年，比内陆城市的正常使用寿命低得多，因此，二次购买时期已经到来。由于西北地区的环境很难在短时间内有较大的改善，对于摩托车的需求就不会有多大的变化，由此可知，循环消费将是西北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
4、品牌意识在不断强化。在某些成熟的市场，品牌已经成为消费者选择的第一要素。随着二次购买的继续，许多有过消费体验的消费者会更加相信品牌，注重品牌。另外，一些相对富裕的地方，品牌意识也在不断地得到强化。
5、赊欠现象将有所收敛。由于成本上涨，利润降低，再加上赊欠风险逐渐转化为经营危机，许多经销商开始醒悟，并有计划地控制赊欠量。这是其一。其二是品牌与经销商的洗牌加剧，竞争对手的减少会使赊欠同样地减少，因为赊欠是竞争过于激烈的一个岐形怪胎，比如在城市就不存在赊欠现象。
西北市场行”笔记系列
营销战与心理战
2005年4月11日 星期一
对于来自农村市场的激烈竞争，即使是一些知名的资深策划人士，也感到万分头疼、不知所措。虽然不是战争，但是，日趋丰富的商品与日益增加的对手，已经使得过剩成为现实，因此，对市场资源的争夺就让整个商业领域弥漫起无形的硝烟与斗争。可以这样毫不夸张地说，当年革命的困难有多大，今天的营销就有多艰难！
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今天的营销就是一场战争，而这场艰难的营销战其实就是一场艰难而精彩的心理战。
我们如何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我们如何获得更多的客户？我们如何在某个区域内保持领先？我们如何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no.1？笔者认为，首先就是要先入为主地抢夺消费者的心智资源，获得他们最大限度的关注。
农村市场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地大人稀，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因此，谁如果第一时间以最强烈的信号引起消费者的注意，那么，谁就成功了一半。很显然，要获得这样的第一印象，需要打一场漂亮的心理战。
我们注意到，在荣发所选择的网点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选择那些具有较长维修历史，或者比较有威望的人。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选择？就是希望通过这些具有较大影响力与较强说服力的人为消费者带来第一信息感知，很自然地将品牌与个人联系起来：人=品牌。由此，以后的工作就好做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