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思想

论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思想（共6篇）

篇1：论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思想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以他凝重的诗笔、血泪的歌唱，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灾难深重的生活，展现了诗人悲天悯人、爱国爱家的博大情怀。现就对这位伟大诗人诗篇中的忧国忧民情怀作几点粗浅的论述。

一、杜甫忧国忧民思想与时代紧密相关。

诗人生逢安史乱前的全盛时期，又经历了唐王朝衰落的开端。他饱经忧患的一生，是与这历史大转折时期的治乱盛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1、读书与漫游（35岁以前）——积极进取

杜甫从生长于开元盛世，读书颇多，才艺出众，“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十四五岁时的诗作就为洛阳名人们所惊赏。二十岁以后，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南游吴越名胜。二十三岁应试落第，又以山东为中心，漫游齐、赵、梁、宋，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生活。青年时期的苦学与壮游，使杜甫积累了知识，丰富了生活，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学素养，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长安十年（35岁——44岁）———壮志难酬

杜甫35岁赴长安应试，遭李林甫阴谋而落第。他曾向当权者投诗自荐，不果。四十岁时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得到赏识，待制集贤院，却无结果。直到四十岁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务。此期杜甫仕途失意，生活贫困，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明”（《三大礼赋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寄家奉先县幼子饿死的极其潦倒辛酸的生活。社会状况和个人处境，使他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以诗歌直接面对惨淡的社会人生，初步形成了 “沉郁”的风格。他逐渐从爱自己的家族、个人的建功立业，转到爱国、忧民，诗歌创作从较多的抒发个人情怀转而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这就使原来比较抽象的 “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具有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其名篇《丽人行》、《兵车行》、《至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都作于这一时期。

3、经历战乱（44岁——48岁）——离乱中咏叹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携家与人民一道逃难。目睹战乱惨景，亲尝国破家亡的苦难，加上屡受贬斥的屈辱，使他与社会、人民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写下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爱国精神和同情人民苦难的不朽诗篇。

4、漂泊西南（49——59岁）——颠沛流离中深沉爱国

杜甫入蜀后，在友人的资助下，定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51岁时曾由友人严武表荐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为期半年，以后曾到过梓州、阆州，又漂流到夔州。大历三年携家离川，在湖北、湖南一带漂流转徙，最后病逝于湘水舟中。杜甫晚年动荡不安，但创作精力空前旺盛，忧国忧民的感情有增无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登高》、《蜀相》、《又呈吴郎》、《岁晏行》、《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等许多优秀作品都作于这一时期。

杜甫一生饱经忧患，安史乱起，更是颠沛流离，但始终不忘爱国爱民，正视现实和人生。他的诗歌真实、深刻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现实，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和浓郁的时代气息。

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杜甫比前人更深入、更广泛地体验到人民的痛苦，为人民的叹息流泪、以诗歌唱出人民的要求、愿望，是杜甫诗歌的一大思想内容。

他最能体贴人民的困苦，具有最博大的仁爱胸怀。在“三吏”、“三别”中，他写出了在残酷兵役制度下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歌颂人民忍受最大的牺牲为祖国献身的精神。这两组杰作写于杜甫从东都洛阳回华州时所遇的相州兵溃后。

杜甫从东都回华州，正值唐军溃败，形势至为紧急。他看到沿途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状，征调中男（指未成丁男子）的场面和官吏拉夫的暴行，体会到中原人民为制止战争做出的最大牺牲和他们渴望恢复安定生活的愿望，创作激情犹如长江大河奔腾而泄，谱写了“三吏”、“三别”两组光辉夺目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章。情绪时而愤惋，时而悲楚，调子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杜甫在《新安吏》中写道“……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杜甫对于人民的疾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杜甫到了石壕村，看见这里的征兵不是白天来挑选，而是夜里来捕捉了。他写了一首《石壕吏》，写一个老翁翻墙逃走，老妇应承的故事。他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来表现那个紧张的场面。并借老妇的口来叙述这一家人的苦难，她愿意应征到河阳前线：

听妇前致辞：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这一段话说得多么哀切动人。诗人又用“夜久雨声绝，如闻泣幽咽”两语来表现夜深的静寂和泣声如缕，而结尾写诗人自己“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暗示出老妇竟被拉走的惨剧。三个儿子征尽，竟至征到老妇身上，封建统治的黑暗严酷被表现得十分具体和深刻。

杜甫继续西行，到了潼关，关上正在加紧修筑预防史思明的军队攻来。他又写了一首《潼关吏》：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但想到从前守关的哥舒翰因杨国忠的促战而轻于出兵以致惨败，杜甫忍不住对关吏发出如下的哀叹和忠告：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这些就是杜甫诗中流传最广、最为读者所称道的“三吏”。这三个故事是杜甫从大量的社会现象中挑选和概括出来的。

杜甫在从东都到潼关的路上，还看见过不少的新婚男子出征、老年出征以及战士还乡后无家可归又被召服役。他把这些现象概括地写成了同样著名的“三别”。《新婚别》用征妇的口吻深刻地写道：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她想要跟着去到军中，但形势不许可。于是转过来劝慰征夫说：“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而思念之情却是长久不变的：“人事多错迕（wǔ），与君永相望。” 这首诗通过一位送郎出征的新嫁娘自陈心曲，深刻地反映了长年战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苦难，也真实地揭示出人民为平定叛乱而不惜牺牲的心迹。

《垂老别》更悲壮了。这个老人一点不象《石壕吏》里的那个老翁要翻墙逃走，他的年龄可能略小一些，但他却不如石壕村的那个老翁还有媳妇和孙子，他家中除了老妻外没有任何人了。诗的开首写他登上征途时的心情和气概：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辑别上官。

这里的“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两句，其悲痛也不下于上引《石壕吏》中老妇的一段话，或者说还要超过它，“投杖出门去”六句尤其叫人对当时的役政感到愤恨。可是想到敌势很猖獗，老人的一颗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万国尽征戎，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这和石壕村老妇的请求“急应河阳役”同样地表现了劳动人民对于反叛乱的正义战争积极支持的鲜明态度。

《无家别》是写相州溃败后的战士回到家乡，但见一片荒凉景象，说明安史发动的叛乱对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严重破坏，战士以悲痛的语言叙述道：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委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既然已经回来了，便做起庄稼来，“县吏知我至，召我习鼓鞞。”虽说是在本州服役，但已经没有家了，无论居住远近都一样无依无靠。现在还能和什么离别呢？“内顾无所携”所以叫做“无家别”了。读罢该诗 ,令人倍感凄凉。这三首诗就是同样广泛流行在我国广大读者中的“三别”。

“三吏”、“三别”是杜甫诗歌中的名篇。这六首诗将各种具体人物摩写得惟妙惟肖，将曲折的隐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把当时的客观现实集中地反映了出来，表现了诗人关怀国家命运和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诗人笔下的石壕村的老妇，“暮婚晨告别”的新妇，“子阵亡尽的”又告别老妻入伍的老翁，家乡荡尽、孓然一生的男子……人物的语言各如他们的身份，说明了杜甫了解社会，接近人民，深切地同情劳苦人民，并大胆而成功地使用了人民语言。

在更多的诗篇中，也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人民不幸的深切关注，在《又呈吴郎》、《羌村》其三等诗中，他对寡妇、幼儿的不幸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岁宴行》中，他对劳动人民被迫卖儿卖女的惨状深表痛心：“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诗人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控诉了阶级剥削、压迫的罪恶：“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并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社会中不合理的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回到奉先县的家中，小儿子已经饿死了，他说：“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但是想到自己虽说官职卑微，还可以免去租税和兵役，而平民的痛苦更不堪言状，他这样写道：“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他忧念游离失所的人和出征士卒的思绪，积得象终南山一样高，象大气的弥漫而不可拾取，这是对人民的深切同情。这首诗是杜甫十年旅食京华生活体验的总结。诗人通过叙述个人身世遭遇及自长安赴奉先途中的所见所闻，抒发了昔年的抱负和对当前形势的感叹和对国计民生的担忧。以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揭示出安史之乱前夕唐王朝阶级对立尖锐、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诗人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赤忱情怀，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疾苦深表关心。作者将抒写情志与真实反映当时现实紧相联系，使这篇咏怀有了史诗般的恢宏与厚重。

诗人总是希望人民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即使是在自己身居艰难、幼子饿死的情况下，诗人也想到广大的 “失业徒”、“远戍卒”生活的更加悲惨。（如前所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甚至当成都的草堂被秋风吹破，诗人在终夜雨漏不止的寒冷凄苦中，不止于自叹，更进一步想到了社会上众多的受冻的人，在战乱中游离失所之人，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他由衷地希望眼前出现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自己受冻而死也心甘情愿，于是他提出了这样的愿望：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这里虽然说的是寒士，但其实是包括贫穷的庶民的，结句还有舍己为人的意思。白居易的《新制布裘》里的“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士”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写出来的。

所有这些，在以前的文人诗中是很少看到的。

三、“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对世乱时艰的忧虑，对国家的热爱，是杜甫诗歌的另一主要内容。

诗人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息息相通的。安史之乱前，他目睹朝政的腐败，为国家前途深怀隐忧。杜甫在他和（hè）高适、薛据的诗中，已经写下了这样忧心国家前途的诗句：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诗里他还用“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来暗写玄宗和杨贵妃的温泉游乐。（《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丽人行》通过写杨国忠兄妹的一次曲江游宴，揭露并嘲讽了他们荒淫奢侈、骄纵跋扈的丑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政治的黑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进一步把统治集团的豪奢腐朽：“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与人民的冻饿死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加以对比，暴露了政治的极端黑暗。

安史之乱后，诗人为义军的惨败、乱军的得势而悲愤、焦虑，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来哀悼战死的将士，怒斥乱军的骄横，反映出人民对收复京师的殷切希望，字字血泪，令人不忍卒读。《悲陈陶》写宰相房琯领军败于陈陶泽：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诗的前半写唐军的青年战士血流成泽，四万战士没有经过什么战斗,自行溃败,同日牺牲.由于宦官邢延恩促战和房琯不知兵法,效古法用车战,以致全军覆没。诗的后半是杜甫在长安城中所见，胡人得胜入城狂歌饮酒，十分骄横，而人民向北哭泣，日夜盼望官军前来收复。字字句句都凝聚着诗人的爱国深情。

面对战后的荒凉，诗人抚今追昔，写下了《哀江头》、《秋兴八首》等诗。《哀江头》写唐玄宗、杨贵妃游幸的曲江已是一片荒凉景象：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接着写杨贵妃的生前和死后，今昔对照，末尾是诗人的哀伤和烦乱：

人生有情泪沾肊，江草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抒写了诗人追念国家旧日繁华之情。

在《秋兴八首》其六中，诗人写道：

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锈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这里由夔州想到长安，写玄宗当年筑夹城通曲江芙蓉园而招祸乱。从前曲江殿宇华丽，舟楫众多，黄鹄被珠帘所围，白鸥为锦缆惊起，如今却因祸乱而冷落荒凉，不象是自古帝王崛起之地了。这首诗的政治性很强，要读者永远记住丧乱之由，特别是朝廷中的君臣，应该引为鉴戒。

对宦官率领的禁兵残害人民的罪行,诗人怒火中烧地揭露、抨击：“殿前兵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其三）。

国家危难时，杜甫会对着三春的花鸟伤心流泪，《春望》中写道：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诗的前半写春望之景，景中有情，非仅恨别，更在感时；后半写春望之情，由烽火不熄而盼望家书的到来。诗人通过眺望沦陷于敌手后长安的破败景象，抒发了感时恨别、忧国思家的思想感情。

一旦大乱初定，消息传来，他又会惊喜欲狂，奋笔疾书《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听见收复失地而回思乱离，不禁喜极而涕。接着转入轻快，“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写仓卒之间转变得快。诗人以奔涌不止的笔调酣畅地表达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及捣毁叛军老巢的胜利捷报时惊喜欲狂的心情。其感情之欢快、笔调之畅快、节奏之明快，在杜诗中实属罕见，被后人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读这首诗使也我们感到极其兴奋，杜甫的一颗爱国之心凸现眼前。

诗人一心想着国家统一、天下太平：“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宿江边阁》），“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岁晏行》）。

直到临死的时候，诗人还慨叹着：“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诗中说他自己是“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可说是贫穷到了极点，但他也仍然不忘于时局。杜甫的这种清醒的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炽热的爱国情怀令读者心潮奔涌、感动不已，后世无数的爱国文人无不受到其启迪和强烈的震撼。

四、“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

即使是咏物写景的诗篇，也常常表现出诗人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关怀时政的思想感情，这是杜甫诗歌的又一重要内容。

春雨有利于民生，诗人就喜悦地歌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久旱大雨，有利于庄稼，即使自己的茅屋漏了，诗人照样高兴：“敢辞茅苇漏，已喜禾黍高。”（《大雨》）；但当连绵秋雨造成灾害时，他便叹息：“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甚至斥责上天：“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

天宝十三载秋天，长安久雨，秋收大受影响，杨国忠却挑选长得较好的谷子拿去给玄宗看。扶风郡太守房琯奏报了灾情，杨国忠便叫御史审问房琯，其他人慑于杨国忠的淫威，不敢再说，诗人高举战斗的诗笔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在诗中，诗人满怀忧虑地写道：

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

——〈〈秋雨叹三首〉〉其二

前四句写阴雨的景象，后四句写禾黍被损、城中饥荒的情况。诗人的喜怒衷乐总是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诗人在《成都府》中写道：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诗人歌颂了成都这座名城，引起了我们的美感，使我们感到自豪、想去浏览；但诗人触景生情，在诗中又情不自禁地表现了怀念中原的心情。

诗人骑马出郊，远望西山，想到百姓疲于征役，不胜忧虑感慨地写了《野望》一诗：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这些诗句，无不跳荡着诗人忧时爱国的激情。

五、“一饭未尝忘君”

杜甫爱国家，但他的爱国思想和他的忠君思想是混杂在一起的。前人说他“一饭未尝忘君”，在诗中表现了十分浓厚的忠君思想，这是时代的局限。他虽然深切同情人民，但由于他的坚决维护封建统治，所以对农民起义是反对的。他有诗说：“败亡非赤壁，奔走为黄巾。”这里竟拿黄巾农民起义军来比喻作乱的徐知道。又说：“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这里把绿林农民起义军看作祸患也同样是错误的。上述这些都是杜甫思想中封建性的糟粕，我们应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局限性：我们既不能无视其中的忠君观念，也不能因此而抹杀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

六、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爱国思想的深远影响

（一）、杜甫诗歌，继承和发展了自《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面向社会，面向人民，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并由此形成了借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忧时悯乱思想感情的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杜甫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较多地歌唱时事的大诗人，他用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下了众多的、质量很高的叙事诗，塑造了众多的典型形象。杜诗通过这些艺术概括的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深重灾难的生活：

逾墙而逃的老翁、急应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以及如狼似虎的役吏、炙手可热的杨国忠兄妹、烧杀虏掠的安史乱军……

这些形象，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无情地抨击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强烈谴责乱军的暴行。

杜甫在《丽人行》、《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中，运用了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叙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不动声色地抨击了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地表露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如《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后来鞍马可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纵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读杜心解》），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

再次，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独白还是对话，都精彩传神，很好地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独白写出，将她送别丈夫时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活动展示无遗，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

最后，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这一细节，而且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深寓着作者的同情与愤慨。

上述几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为杜诗抒发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提供了最好的创作方法。

杜甫诗歌创作了大量的意象群。这些意象群，无不浸透着诗人忧国伤时、爱国悯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忧郁色彩。

杜甫笔下的凤凰颇具个性特点：

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劳劳。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朱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

这只处境艰险，孤无俦侣，但心系百鸟，仁爱善良的朱凤，正是诗人自身的象征。凤凰自古就被视为祥瑞，杜甫在诗中热情呼唤它的降临，甚至愿献出自己的血肉之躯：“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又观打鱼歌》）“亭亭凤凰台，北对西康州。西伯今寂寞，凤声亦悠悠。……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深衷止为此，群盗何淹留。”（《凤凰台》）。这些关于凤凰的诗篇，充分表现了杜甫的沉郁风格，展现了诗人悲天悯人、爱国爱家的博大胸襟。

杜诗博大精深，各体兼备，内容丰富，以上只是针对杜诗中的忧国忧民情怀作了一点浅显的论述。杜诗杰出的艺术成就的论述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

（二）、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有世界声誉和影响的伟大诗人。杜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崇高的人格，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品质，从而教育、激励了后世无数的诗人和爱国者。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等人都受到过杜甫的影响。

杜甫伟大的诗篇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吸引和启迪了后世一代一代的诗人，成为他们学习的楷模。从中唐的白居易到晚清的黄遵宪，都爱到杜甫的深远影响。黄遵宪的多数作品描写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突出地反映了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精神，这都是与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脉相承的。

参考文献：《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中国古代文学史》

《唐代五大文豪》

《中国文学史百题》

篇2：论杜甫诗中忧国忧民的思想

传统的儒家观点认为，忠君即是爱国。如孔子强调“尊王攘夷”，即尊奉周天子，抵御外敌入侵中原地区。孟子则宣扬“大一统”，力主以“仁政”统一中国。即对百姓施以仁政，以体恤百姓。真正做到想民所想，忧民所忧。此为儒家忧国忧民的光辉典范。而且儒家关注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就体现在对国家、对天下(当时对儒家来说“天下”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天下”)“一统”和安定的关注上。杜甫承继了儒家的对“天下”“一统”的思想片断，把它发展成为忠君爱国的强烈的意识、并成为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恒的主题。

实现和维护天下一统是儒家群体意识的最高境界，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很少的。那时人的眼界极为狭小，大多只是局限在个体生命的自生自灭上。一生执着于“忠君爱国”，其道德、其胸襟都是那个时代很难达到的境界，这样的人是需要具有忘我的灵性的。在杜甫那里，“君”不是坐在皇帝高位上的独夫民贼，而是天下民众这一群体的代表。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杜甫的忠君爱国不是作为臣工的职业性的奉献、更非泯灭了个性以后唯一的选择。杜甫是注重个体自我价值的人，他把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融入了对群体的关注之中。这些在他的诗歌中有长足的表现。

流传到现在的杜诗绝大部分写于滞留长安以后，从长安诗开始，杜甫大多作品中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精神。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着。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如苏轼所说“一饭不忘君”(当时的“君”就是“国”的代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开篇就描写忠君爱国之情，当时摆在杜甫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归隐田园，过“潇洒送日月”的浪漫生活;一是出仕做官，介入纷纭复杂的官场争斗。选择引起杜甫内心的激荡，诗人把自己的内心的矛盾如剥春笋似地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最后，杜甫表明自己心迹：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

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如葵藿之向阳)，想纠正也不可能了。正是这样的“物性”，当事关国家之时，他不仅能够这样要求自己：“济时敢爱死”(《岁暮》)，而且对于朋友他也能说出：“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后者看来更难。所谓“严公”就是杜甫落难成都时全身心依靠的顶头上司严武。严武入朝有可能出任宰相，为这样有光辉前程的人物送行，帮忙或帮闲们大约要说尽人间的祝福话语的。我想聪明的今人更会如此。而杜甫本着儒家的“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的精神却讲了这样不吉利的话，而且讲得如此富于激情、掷地有声!

篇3：论杜甫诗中的妻子形象

一、杜诗中的妻子形象

(一) 闺中怀人

杜甫生逢安史之乱, 天宝十五年, 杜甫得知肃宗即位于灵武, 于是他只身西上想投奔行在, 不想途中被叛军虏获, 押送至沦陷中的长安。《月夜》即作于至德元年八月中秋羁居长安时:“今夜鄜州月, 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

诗人在月夜下怀念妻儿, 也设想妻子在月夜中想念着他, 塑造的形象十分动人。在这中秋佳节合家团圆的时候, 妻子杨氏却只能独看鄜州月。她和丈夫失去联系多时, 非常担心丈夫的安危。妻子看月并不是在欣赏自然风光, 而是对着皎皎明月起了相思。“忆长安”, 忆往昔的甜蜜, 而孩子尚小, 根本不能为杨氏分担忧愁。言小儿女“不解忆长安”即是言妻子在忆长安。从前相依相偎赏月的情景和此时的“独看”一对比, 尤衬出妻子的忧愁和相思。短短几句诗, 杨氏闺中怀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757年的寒食节, 杜甫又做过一首《一百五日夜对月》。节日里夫妇却不能相守在一起, 羁居长安的诗人泪如红蕊, 居住别处的妻子青娥微蹙, 那挡住月光的桂树让诗人忍受不了, 甚至有想要砍去月桂树的念头。他觉得此时的他们只有像牛郎织女一样等待着七七相会的那天。诗中满是深情, 妻子对诗人的深情, 诗人对妻子的深情,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两缕情思和着月光, 更让人倍感惆怅和辛酸。

(二) 历尽苦难

杜甫因为战乱或为官的原因辗转多地, 难有安定。妻子也饱尝颠沛流离之苦。《逃难》云:“五十头白翁, 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 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 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 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 回首共悲叹。”从中可见杜甫及妻子的苦况。在元稹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记载:“夫人弘农杨氏女, 父曰司农少卿怡, 四十九而终。”[2]杨氏的父亲是司农少卿, 官阶四品, 杨氏是官家小姐, 从小养尊处优, 而诗人家里经常是一贫如洗, “入门依旧四壁空, 老妻暏我颜色同。”四壁空空, 可妻子杨氏却没有抱怨和不满。

诗歌《北征》里, 诗人详细记录了回家省亲的经过。当诗人风尘仆仆赶回家后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经年至茅屋, 妻子衣百结”, “床前两小女, 补缀才过膝”, “瘦妻面复光, 痴女头自栉”。生在官宦之家的妻子此刻却是鹑衣百结, 消瘦憔悴, 儿女也穿着极不合体的衣服。这样的相见场面几欲让人潸然泪下。“衣百结”和一个“瘦”字正是妻子受尽磨难, 饱含沧桑的体现。长年的辛苦和营养不良导致她消瘦而面无光。杨氏这一形象可以说同时也是乱世中中国古代广大受苦受难的劳动妇女的一个缩影。

与《北征》为同时之作的《羌村三首》更是让人体会到经历了战乱的亲人们在乍然相见之下不敢相信的那份心酸与心痛。诗歌一开头描述了一幅色彩鲜艳的田家图画, 而当诗人真正到家了, 相见的那一幕却是令人无比的心酸。“妻孥怪我在, 惊定还拭泪”, 妻子和孩子, 奇怪杜甫怎么还活着, 这个突然而至的眼前人到底是人是鬼?吃惊良久才忍不住拭去流下的眼泪。诗中最后两句尤其感人, “夜阑更秉烛, 相对如梦寐”, 夜已深, 夫妻二人却秉烛相对而视。兵荒马乱, 人命危浅, “世乱遭飘荡, 生还偶然遂”, 彼此以为此生再无相见机会, 可是现在见到了, 却真是“犹恐相逢是梦中”。[3]夫妻二人饱受战乱之苦, 特别是妻子, 长期担忧丈夫的安危, 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对于受尽磨难的妻子, 杜甫说过“何日兵戈尽, 飘飘愧老妻”, 他的心里也感到非常内疚。

在那个年代, 夫妻一别就是永别的情况应该很多, 能否继续生存下去, 是不以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即是一部诗史.战乱在人民心中所造成的不可弥补的伤害在诗中得到了显现。《羌村三首》不仅表现了战乱和别离给诗人妻子带来的伤痛, 更反映了战争阴影笼罩下普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使杜甫诗无愧“诗史”的称号。

(三) 相濡以沫

在杜甫一生中, 杨氏与他同甘共苦, 相濡以沫, 陪他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光, 帮他分担了许多痛苦。《逃难》云:“妻孥复随我, 回首共悲叹。”《飞仙阁》中诗人表达了对妻子的愧疚, “叹息谓妻子, 我何随汝书。”《寄题江外草堂》:“偶携老妻去, 惨淡凌风烟。”这些诗几乎再现了诗人夫妇的颠簸困苦的生活, 杨氏不仅和杜甫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而她的善解人意, 体贴知心, 也赢得了杜甫对她的尊重, 使她成为可以分享诗人喜怒之人。

在诗人生活相对安定的日子里, 也可以窥见诗人与妻子情爱甚笃, 一家子其乐融融的情景。“清江一曲抱村流, 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 微躯此外更何求?” (《江村》) 这是诗人生活比较平静的一段时期, 有妻子画纸为棋作为消遣, 有孩子敲针钓鱼来娱乐, 这种欢乐融洽、生气勃勃的家庭生活对于久经漂泊的杜甫来说尤其可贵。杜甫在成都定居时, 也曾与妻子一同泛舟, 《进艇》云:“昼引老妻乘小艇, 晴看稚子浴清口。”又云:“俱飞蛱蝶元相逐, 并蒂芙蓉本自双。”暗指诗人与妻子恩爱情深, 相濡以沫。艰难的日子里夫妻俩同心协力一起度过, 清闲的岁月中二人相敬如宾, 琴瑟和谐, 共享天伦之乐。

(四) 知书达理

杨氏不仅仅作为杜甫生活上的伴侣陪杜甫度过了许多时光, 她还进入了杜甫的精神世界, 成为可与之分享思想和情感的人。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这种喜悦欢快的心情在杜甫的诗中比较少见, 久望叛乱平息的杜甫忽然听到官军直捣叛军老巢的消息时欣喜欲狂, 就连一向为生活所困的妻子此时也没有了愁容。妻子为什么听到“剑外忽传收蓟北”时与丈夫一样的高兴呢, 那就是她对丈夫的理想和追求是十分理解的, 她懂得丈夫的快乐, 所以她也能和诗人一起分享这份喜悦之情。

杜诗中多次提到杨氏是一个知书达理、情趣高雅、有文化修养的人。《江村》云:“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可以看出官家小姐出身的杨氏棋画皆工, 有着良好的教养和书香气质。杨氏能读懂杜甫的诗篇, 读懂杜甫的心理, 在精神上能够追随丈夫左右, 可以说她不仅是杜甫的妻子, 更是杜甫的知音和精神支柱。

(五) 深爱孩子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言道:“老妻寄异县, 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 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 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 无食致夭折。”杨氏带着孩子寄居异地, 风雪隔断了一家十口。当杜甫终于回家了, 却“入门闻嚎啕”, 他年幼的儿子由于饥饿已经夭折, 那嚎啕大哭的声音就是他的妻子发出的, 失去孩子使作为母亲的杨氏极为悲痛, 这一家人的惨状甚至让“里巷亦呜咽”。杨氏所承受的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折磨, 更是精神上的摧垮。杜甫认为自己“所愧为人父”, 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从另一个侧面我们可知杨氏一人承担了两份责任:抚育儿女, 撑起家计。她眼睁睁地看着幼小的孩子在自己面前饿死却无能为力, 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是多么残忍。《发阆中》:“女病妻忧归意急, 梨花锦石谁能数?”此时杨氏也是一个为病女担忧的母亲, 她对女儿病情的担忧, 对归期漫长的焦虑被刻画得生动形象。

杜甫不能说不爱孩子, 可是在他的孩子饿死以后, 他却能控制住自己的悲伤而把这种感情推广到对广大贫苦百姓的身上。这种情怀无比崇高, 可是却让人觉得少了几分人情的味道, 更近圣人的境界, 而杨氏在这些诗篇中, 毫不掩饰对孩子的爱, 对夭折的孩子的悲痛, 对生病的女儿的关心, 让人更觉得真实, 更能体会到一个母亲的心理。

“骥子好男儿, 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 诵得老夫诗。世乱怜渠小, 家贫仰母慈。” (《遣兴》) 乱世中, 父亲外出音信全无, 只能仰赖母亲。这里不仅仅表现了杜甫对孩子的愧疚之情, 也表现了对妻子杨氏的信任。“家贫仰母慈”, 表现了杨氏作为一个母亲的慈爱形象, 以及她在照顾家庭, 抚养孩子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 (《江村》) “昼引老妻乘小艇, 晴看稚子浴清口。” (《进艇》) 等描写日常生活场景的诗都表现出了杜甫夫妇对孩子的疼爱之情, 在诗中那些寻常的生活场景中, 杜甫和妻子杨氏像是中国千百年来对孩子疼爱有加的普通的父亲和母亲, 那份寻常人家的天伦之乐, 实在是令人羡慕不已。

二、杜诗中妻子形象的价值

(一) 表现了杜甫民胞物与的情怀

在杜甫眼里, 妻子常常和那些贫苦的老百姓一样, 都是被压榨的人民, 她是社会生活中苦难的一个个体, 她的遭遇映照出亿万苦难的人民。“入门依旧四壁空, 老妻暏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 叫怒索饭啼门东”。 (《百忧集行》) 家徒四壁的房子, 饥饿难耐的孩子, 在杜甫眼里这一切都能让他想到那些命运更为悲惨的百姓。这种民胞物与的品质, 使他常常关注像妻子一样的女性, 写下了《新婚别》中那个刚刚新婚却不得不和丈夫分别的坚强的少妇, 《垂老别》中“卧路啼”的“老妻”, 《石壕吏》中年老力衰还要出征做饭的老妪等大量以贫苦女性为主角的诗篇。可以说, 这些妇女身上都有妻子的影子, 或者说, 他的妻子在诗篇中的形象正是那个年代千万妇女的缩影。

“入门闻号咷, 幼子饿巳卒。吾宁舍一哀, 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 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 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 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 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 因念远戍卒。”当诗人得知自己的孩子被饿死的时候, 尽管悲痛, 但他认为自己身为一个小官, 还有免赋税兵役的特权, 而那些普通的老百姓遭受的磨难更大。他能够推己及人, 在自己家庭不幸时, 联想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 这即是一种民胞物与的情怀。《逃难》、《北征》、《羌村三首》等诗不仅表现了战乱和别离给诗人妻子带来的伤痛, 更反映了战争阴影笼罩下普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从诗中刻画的妻子的生活状态可以间接地了解到当时整个社会的状况。

杜甫诗被称为“诗史”, 他的诗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 他描写的妻子的经历不仅仅是她个人的, 也是对人民疾苦的反映, 这造就了杜甫笔下妻子的与众不同, 既是个体, 也是社会的缩影。

(二) 表现了杜甫对妻子的深情

杜甫与妻子的深厚感情在多首诗中都得到显现。杜甫不仅在诗中倾诉他对妻子因别离而生的相思和牵挂, 更渗透出对跟着自己吃苦的妻子的心疼和愧疚。杜甫写妻子, 没有过多的容貌形体描写, 而以他一贯的写实手法把妻子塑造入诗, 每一句涉及妻子的字眼都能让人体会到杜甫对妻子的感情。他不是在诗中直接写自己对她的感情, 而是通过大量的事件来塑造妻子的形象, 使杨氏的形象在诗中真实朴素而又优美。并且诗人对妻子是又敬又爱的, 跟以往齐梁诗人对女性的不尊重和轻视有很大区别。如杜甫年老多病时“老妻忧坐痹, 幼女问头风” (《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 , 描写妻子对自己疾病的担忧, 把那种相濡以沫的老年情感展现得十分真切。梁启超曾说杜甫是“情圣”, 确是至评。[4]

摘要：史书对杜甫的妻子并没有过多的记载, 可在杜诗中却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形象, 特定的年代和特殊的身份使杜甫笔下的妻子形象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妻子形象,形象价值,文学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辉斌.唐代诗人婚姻研究[M].群言出版社.2004 (1) :2.

[2]华文轩.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 第一册[M].中华书局.1964 (1) :15.

[3]晏几道的《鹧鸪天》.

篇4：论李白诗中神仙思想的多层性

关键词:神仙 多层性 文化政策 政治文人 国家本质

神仙思想作为道教的核心内容对李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行动上,李白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1],在诗文创作中也好言神仙蓬莱。但李白身上的神仙思想并不单一,在他热烈的行为及言辞的背后蕴含着幻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其诗中的神仙思想也具有一种不定性和多层性。

一

李白的千余首诗中,约有近百首言及神仙。在这些作品中,李白从多个角度表达了自己对神仙世界的理解,由此也使得其诗中的神仙思想产生了多层次性。

第一,道教中宣扬的神仙世界迎合了李白不受现实羁束、向往身心自由的生命意识,李白将神仙世界当作了自己理想中的生命模式。

《释名》有言:“老而不死曰仙”[2],《说文》亦云:“僊(同“仙”),长生僊去也”[3],因此,神仙便具有了长生不老,超越时间限制的特点。同时,“僊,从人; 声”[4],又“ ,升高也”[5],于是神仙又具备了第二个特征:超越空间的飞升。正是由于神仙有了不受世俗世界拘束、悠游自在的特点,才引来古代文士的无数吟咏和向往。李白在《古风·其十一》中就写道:

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6]

诗人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容颜已衰、时不我待的急迫感让他悲叹之余寄情于仙,但求留住生命,永葆青春。诗人自己幻想着飘忽于尘世之上的仙境,期望遇见仙家,于是他频频借助于对神仙幻境的描述构筑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境界,有时甚至将现实中的风景也描绘成一种神仙之地:

蜀国多仙山,峨嵋邈难匹。周流试登览,绝怪安可息。青冥倚天开,彩错疑画出。泠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术。云间吟琼箫,石上弄宝瑟。平生有微尚,欢笑自此毕。烟容如在颜,尘累忽相失。倘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7]

诗人把峨嵋山幻想成理想中的仙境,把自己幻想成一位仙人,畅游天地之间,希望以此摆脱“尘累”,不受生命肉体所限,最终化解死亡所带来的悲哀。李白对人生的此种留恋使其内心惶惶不安,在这些诗中,神仙的长生之术无疑成为吸引诗人的最重要因素。而诗人对生命的眷恋很多时候都来源于他那强烈的功业抱负:

凤飞九千仞,五章备彩珍。衔书且虚归,空入周与秦。横绝历四海,所居未得邻。吾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时登大楼山,举首望仙真。羽驾灭去影,飚车绝回轮。尚恐丹液迟,志愿不及申。徒霜镜中发,羞彼鹤上人。桃李何处开,此花非我春。惟应清都境,长与韩众观。[8]

在这里,诗人以彩凤自居,满腔抱负却还未逢伸展之日。“紫河车”是道教修炼法中的一种丹液,诗人采铅炼药以求长生,唯恐生命苦短志愿夭折。“逝者如斯”本就是人生莫大的遗憾,对于诗人这样的壮志未酬之士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第二,神仙世界的清净虚空满足了李白避世隐逸的心理需求。只不过这种隐逸并非出于诗人本心,较之上述自求解脱式的追寻,此时李白对神仙世界的钟情显得更为无奈和不甘。

这种情绪多产生于诗人自感壮心受挫、无法见用于世之时。《古风·其二十五》言道:

世道日交丧,浇风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争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9]

世风日下,大道沦丧,君子出入无门而小人反居高位。有识之士只能感慨时不我与。诗人自恃有经国之策,但却空老江湖,其心中的不平可想而知。于是,此时的诗人便转而倾情于神仙之梦,以此转移自己内心的满腹幽愤:

胡雁拂海翼,翱翔鸣素秋。惊云辞沙朔,飘荡迷河洲。有如飞蓬人,去逐万里游。登高望浮云,仿佛如旧丘。日从海傍没,水向天边流。长啸倚孤剑,目极心悠悠。岁晏归去来,富贵安可求。仲尼七十说,历聘莫见收。鲁连逃千金,珪组岂可酬。时哉苟不会,草木为我俦。希君同携手,长往南山幽。[10]

诗中,李白以孔子、鲁仲连做比安慰自己,以求得内心的平衡。但是,诗人还是未能真正忘怀于宗庙,只有遭逢人生绝境之时他才想到神仙之说,才想到隐居仙山,与草木为伴。这种心理在李白的诗歌中有多处显示。安史之乱中,李白从永王璘,后被判罪流放夜郎,途中诗人在回忆往事时就很直接地点出了自己这一心理习惯:

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误逐世间乐,颇穷理乱情。九十六圣君,浮云挂空名。 天地赌一掷,未能忘战争。试涉霸王略,将期轩冕荣。时命乃大谬,弃之海上行。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11]

李白在这首诗中展示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起初心系尘世,兼习纵横之术,期望为官济世。但事与愿违,懊恼之余失望之情也油然而生,就借助神仙之事排遣沮丧的情绪。范传正在评价李白的寻仙访道之举时说:“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事求之,欲耗壮心、遣余年也。”[12]此一语中的,诗人只是因为在现实中碰了壁,才转向求仙,从这一层面来看,神仙世界只是诗人暂时的精神庇护所,只要有机会他还是愿意回到庙堂,对于这一点李白自己也直言不讳:

……穷溟出宝贝,大泽饶龙蛇。明主倘见收,烟霄路非赊。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13]

诗人自称为“宝贝”“龙蛇”,可见他对自己的才智无比自信,既蒙明主不弃,哪怕路途遥遥,他也会“奋其智能,愿为辅弼”,而炼丹求仙只是最后的一种无奈选择。

第三,炼丹服药的漫漫苦修与神仙世界的虚无缥缈,让李白在幻想和现实的交错迷离中又产生了一种亦真亦幻的迷乱情愫。仙界是否真的存在,怎样才能成仙,这样的问题成为困扰李白的难题。

天宝元年四月,李白登临泰山。最初,泰山奂然若画的景色引起了诗人归隐求仙的念头,但接下来的“遭遇”却让他愁苦不堪:

清晓骑白鹿,直上天门山。山际逢羽人,方瞳好容颜。扪萝欲就语,却掩青云关。遗我鸟迹书,飘然落岩间。其字乃上古,读之了不闲。感此三叹息,从师方未还。[14]

诗人本想用神仙世界来达到自己自由的生命目标,但仙人的倏忽难遇、成仙道路上的渺然无望都让李白对神仙世界的追寻失去了坚定的信念,其心中的神仙思想稍显黯然:

长绳难系日,自古共悲辛。黄金高北斗,不惜买阳春。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中人。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15]

诗人清楚地意识到,人生犹如石火,迥然以过,日月天地也难长存,神仙也许只是一种幻想,相比之下也许只有饮酒才可以更真实地帮助自己求得些许解脱。在这看似达观的言辞中隐藏着诗人内心的无限悲凉和伤感。因此,在沉重的现实压力下,神仙世界有时也让李白疑惑,而这种失去心灵依存般的恍惚迷离之情就成了诗人神仙思想中的一种悲凉之念。

以上三方面在出发点上虽有差异,但都应视为是李白对神仙世界的肯定,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除此,李白还有一些诗则是对神仙追求的坚决批判,而这也正是他神仙思想中的第四层面。例如,李白曾在《登高丘而望远海》中透过怀古的幽思间接阐发了自己对神仙世界的否定:

登高丘,望远海。六鳌骨已霜,三山流安在。扶桑半摧折,白日沉光彩。银台金阙如梦中,秦皇汉武空相待。精卫费木石,鼋鼍无所凭。君不见骊山茂陵尽灰灭,牧羊之子来攀登。盗贼劫宝玉,精灵竟何能。穷兵黩武今如此,鼎湖飞龙安可乘?[16]

仙山流离,仙宫有如在梦中,恍惚不可求,李白在这里否定了一切神仙之事,并借秦皇汉武讽刺了玄宗天宝末年用兵南诏和西域之举,同时特别揭露了秦皇汉武求仙的失败,斥责了统治者求仙的无益,反映了诗人清醒地认识到神仙的虚妄。而在《古风·其四十八》中李白同样表达了自己的这份斥责之情:

秦皇按宝剑,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驱石驾沧津。征卒空九宇,作桥伤万人。但求蓬岛药,岂思农扈春。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17]

诗歌着重突出了秦始皇荒诞、不顾人民死活的求仙活动,诗人在这里完全站在现实的角度对玄宗晚年沉迷仙术的做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二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李白诗中的神仙思想较为复杂,而这种不定和多层性和大唐王朝的时代特色以及李白一生的出处多有关联。

唐代自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三教并立”的文化政策。历代统治者在尊崇儒教正统地位的同时,对道教和佛教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虽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偏重,但唐代帝王多倾心于道教中的神仙术。李白所生活的玄宗朝就是一个弥漫着道教气氛的时代。玄宗本人也是一位著名的崇道帝王。他早年曾“改集仙为集贤殿,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18],还多次颁发诏令,限制佛、道的规模,这和他早期励精图治的政治态度有关。但随着在位日久,他对道教态度逐渐转变,迷恋日深。受其礼遇的道士也渐多,包括司马承祯、吴筠、李含光等。《全唐诗》中有玄宗诗六十三首,题为送道士的就有十首左右,其中在《送道士薛季昌还山》中玄宗表露了他的求仙之念:“洞府修真客,衡阳念旧居。将成金阙要,愿奉玉清书。云路三天近,松溪万籁虚。犹期传秘诀,来往侯仙舆。”[19]而玄宗对所谓的仙人张果更是礼遇甚隆。张果“自言有神仙术,诳人云尧时为侍中,于今数千岁;多往来恒山中,则天以来,屡征不至。恒州刺史韦济荐之,上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开元二十二年二月)庚寅,至东都,肩舆入宫,恩礼甚厚。”[20]后张果请归恒山,玄宗又下诏褒崇:“恒州张果老,方外之士,迹先高上,心入窅冥……”[21],并赐号“通玄先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玄宗推崇神仙术的言行助长了当时社会上已流行的崇仙求道风气,唐代士大夫对神仙生活的追慕相当普遍。如张果出现在东都洛阳时,“公卿皆往拜谒,或问以方外之事……”[22],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

李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自然或多或少地受到熏染。而且,他少时所居住的蜀中地区又是道教比较兴盛的地方,“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23]。同时,李白的家庭状况虽不得其详,但据一般推测其父或为富商,其家也不属传统的官宦世家。这种家庭在观念上也必然较少儒家传统的严格束缚。因此,在社会习尚和家风的双重影响下,李白自幼接触道教:“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24]。在蜀中时期,他漫游青城、峨眉,与东岩子隐居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25],宛然一派山居道士的风范。李白与道教结缘的同时也开始向往神仙,他曾自言“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26]。出川后,他又先后在嵩山、剡溪学道,结识当时的道教宗师司马承祯,并被其赞为“有仙风道骨”;天宝初年,李白游会稽,与吴筠共隐剡中,在学道方面二人相互影响。其后,李白又得力于玉真公主的推荐再入长安,而玉真公主则是唐代众多“入道”公主中较为著名的一位,李白在初次入长安时便与其相识。到被玄宗敕金放还之后,李白继续漫游四方,求仙访道活动更为频繁,他还在青州紫极宫从北海高天师受道箓,又访道安陵,遇盖寰,为造真箓,从形式上成为了真正的道士。李白与以上道门中人的交往正表明了他对道教的熟稔和热衷。所以,李白诗中多向往神仙除了是对传统题材的继承之外,也不免和他个人的寻仙求道活动有关。

李白对神仙的依恋不仅是因为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还和他个人的性格因素有关。神仙在代表长生不死的同时更是自由、理想的化身,在现实中,诗人渴求超越生命,渴求绝对的身心自由和大展宏图,可这种理想的生活在当时的社会中是无法实现的,他在世俗生活里无法找到情感对应物寄托自己的愿望,而中国传统中的神仙世界正暗合了他的某些心理需求。在诗歌中,李白对神仙的向往正印证了日本学者窪德忠对中国人神仙情结的解释:“自公元前四世纪至今,中国人一直无限向往神仙。这恐怕有下列几个原因:……神仙能实现凡人可望而不可得的一切愿望;神仙能永远享受现世的快乐等等。正因为神仙能即刻实现人类的一切梦想,所以在人们心目中神仙成了实现人类梦想的偶像。”[27]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李白确实将神仙当作了自己人生的一个理想目标,所以,他渴求它,一旦在现实中感到悲伤他就希望能把自己蜷缩在那个没有权术、永远清明的自由空间里去。

但是,李白一方面认为神仙可以帮助自己实现超越、可以接收自己逃避现实的隐逸,另一方面又怀疑神仙的存在,甚至严厉批判它的虚妄。这是因为李白并不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神仙思想还没有成为他的坚定信仰。

虽然唐代是一个文化上较为开放的朝代,允许儒、释、道甚至其他异端文化的存在,但它在本质上还是个讲求儒术的国度。政治上,统治者只能容许儒家的“一元”文化,学校的教材、科举的选题等均是绝对意义上的儒学,而官员的考核也是以儒家教义为标准。也就是说,他们在政治领域坚决排斥各种异类文化。从这个角度而言,道教、佛教等文化都不属于正统,它们都只是一些“在野”文化而已。上述唐代帝王雅尚道教、求仙长生之举也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喜好,并不牵涉国家的政治统治。而“中国古代的文人文学,说到底是政治的文人文学”[28]。因此,作为这个文人集团中的一员,李白的思想本质是儒家宣讲的积极入世,“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是他人生观的基调,这和神仙思想中的清虚无为是相矛盾的。他对神仙的眷恋只存在于他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结交道友、炼丹入道虽然不排除为了踏进政治中心而走“终南捷径”之嫌,但这些从严格意义上讲都只是一种私人活动。一旦牵涉到国计民生,李白便会毅然与神仙术决裂,并对其展开批判,于是也就有了否定神仙存在进而讽刺人们特别是统治阶级求仙之愚妄的一类诗。

注释:

[1][唐]李白撰,[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本文所引李白诗文均据此本。

[2][唐]徐坚等撰:《初学记》卷二十三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4][5][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卷八上,卷三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6][8][9][17]李太白全集:卷二《古风》其十一,其四,其二十五,其四十八。

[7]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一《登峨眉山》。

[10]李太白全集:卷十《赠崔郎中宗之》。

[11]李太白全集:卷十一《经乱离后,天恩流放,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12]李太白全集·附录:卷三十一《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13]李太白全集:卷九《早秋赠裴十七仲堪》。

[14]李太白全集:卷二十《游泰山六首》其二。

[15]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四《拟古十二首》其三。

[16]《李太白全集》卷四《登高丘而望远海》。

[18][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二年)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本文所引《资治通鉴》均据此本。

[19][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三《送道士薛季昌还山》,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20]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二年)。

[21][22][唐]刘肃撰.大唐新语:卷十《隐逸》,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23]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五《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

[24]李太白全集:卷二十四《感兴八首》其五。

[25]李太白全集·附录:卷三十五《年谱》。

[26]李太白全集:卷二十二《下途归石门旧居》。

[27][日]窪德忠著,萧坤华译:《道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28]陈飞师著:《唐代科举制度与文学精神品质》,陈飞,俞绍初主编.《中州学术论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1页。

篇5：杜甫忧国忧民的诗句

1. 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

2.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3.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4.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5.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6.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7. 将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8.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9. 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10.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11. 肠断江城雁，高高正北飞。

12.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13.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14. 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15.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16.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17.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18.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19.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20.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21. 夜久雨声绝，如闻泣幽咽。

22. 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23. 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24.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25.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26. 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

27.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28.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29. 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30. 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

31. 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32.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33. 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

34. 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

35. 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

36.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37.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38.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39.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40. 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

41. 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

42.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

43.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44.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45. 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

46.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47.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48.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己!

49.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50.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

篇6：浅探李白、杜甫写景诗中的内涵

“寄情于景”是中国文人惯有的排遣忧虑的方式, 无论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李白, 还是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杜甫, 都有许多寄情于山水盛景的写景诗。然而, 尽管李、杜所处的唐代这一大时代背景是相同的, 个人的人生经历、个性思维、天赋才学以及所处的社会背景却是不同的, 故二人所创作的写景诗又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此, 拟对李白、杜甫的写景诗进行分析, 以期探索二人写景诗之内蕴。

一、写景诗里的时代个人烙印

李白主要活跃于唐王朝的鼎盛时期——开元天宝年间。此阶段的唐王朝, 无论是文化软实力, 还是经济、军事、政治等硬实力, 都达到了王朝的巅峰。生活于那个时期的唐代士子大都怀有一种大国心态——乐观、自信、积极进取。李白自然不例外, 但他的身上还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狂傲不羁、傲视群雄之势。

若时代带给李白性格的影响是狂放与乐观, 那么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则是其人格理想的主要体现。对李白的人格理想造成最深影响的是庄子和道教思想。道教作为一种宗教, 其宗旨在于寻求现世的快乐以及个体生命的超脱, 这与世人追求生存享乐的欲望不谋而合, 同时道教在唐朝又具有“国教”的性质, 所以自然受到推崇。而关于庄子对李白产生的影响, 刘熙载也曾在《艺概》中说明:“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1]

李泽厚认为庄子哲学是“让自我与整个宇宙合为一体”的哲学[2], 这种天人合一、追求自由的态度大大破除了艺术的禁忌, 充分拓展了审美的空间。所以李白在遍访山川盛景之时, 深切地感受到雄奇壮观的大自然不仅开拓了自己的视野, 还开阔了自己的心胸, 于是他独特的山水情怀就此产生。可以说, 李白的写景诗正是基于这种与自然无比亲和的山水情怀, 所以当他遭遇人生失意时, 他会在大自然中寻求精神慰藉甚至寄托情思。

杜甫的壮年刚好处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时期。诗人由于受到时代的冲击, 经历了底层生活的磨难, 所以更容易从现实入手、以小见大, 也更容易近距离体察生活, 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

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 “虽亲身经历天宝乱后的一些年月, 而其安身立命之处, 沉郁顿挫之际, 实又孕育植根于盛唐时代”[3]。其个性受其家庭的影响比较大, 他生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官宦世家, 而杜甫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热衷于功名与政治。这些在他的作品中均有体现, 如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说道:“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4]这是杜甫的理想, 立志要做辅佐社稷的帝王之师。同时在《咏怀五百字》中他也曾自述心迹:“非无江海志, 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 不忍便永诀。”这虽然是他对统治者不满的一种表达, 但何尝又不是干预现实政治的一种方式。

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封建官僚家庭的杜甫, 其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大唐由盛转衰的急剧变革时期。他经历了开元盛世、安史之乱的全过程, 时常饥寒交迫生活困窘, 所以每当他在描写景物时, 无论是身处寻常巷陌, 还是置身山水盛景, 或多或少都会联想到破碎的山河、离乱的世间景象, 所以无论其感情多么沉郁曲折, 最终都会回归到对国计民生的观照上。

二、以景物影射时局

“文学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 文学作品往往通过变形、虚构和象征等手段, 真实地反映生活。抒情性作品重在主观情感的表现。所以, 诗的真实, 主要不是指客观的真实, 而是主观感受的真实, 情感逻辑的真实”。[5]李白、杜甫的诗歌都带有浓厚的个人主观感受, 只不过李白所表达的情感看上去比较奔放而抽象, 而杜甫所表达的情感看上去则更为含蓄而具体。尽管他们的诗歌有着如此显而易见的差别, 但这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 只不过是通过变形、虚构、象征等一系列艺术加工手法呈现出来的社会生活。毕竟“抒情诗中的真与幻是辩证统一的”, 它们都是诗人对这个世界的体验, 就算是有悖于现实逻辑的“幻”, 也体现了情感与现实的“真”。

李白所表现的景物, 不单是传统意义上对于个人情怀的抒发, 更是对现实的观照。世人都称杜甫为“诗史”, 却鲜少有人将李白也视为“诗史”。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李白飘逸的诗风以及桀骜不驯的情感表达方式, 正因为李白曾作有“羞逐长安社中儿, 赤鸡白狗赌梨粟” (《行路难》) 等一系列蔑视权贵、嘲讽献媚取宠小人的诗歌, 诸多研究者曾将李诗中常见的此类现象简单地予以“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隐士精神”、“替广大中下层文人鸣不平的时代传声筒”等阐释。笔者对于这种观点并不尽然苟同, 诚如上文所说, 是唐代多种社会因素的交织造就了士人阶层开阔进取的时代精神, 而士子们多有一种“愿为帝王师”的责任感。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 尽管他们都发出过为天下寒士呼吁的“布衣之言”, 但这也只是他们站在掌权阶层的角度上, 在仕途失利的情况下发出的感召, 然其内心依旧有“帝王师”的骄傲感。尽管身处劣势, 李白、杜甫都希望深入到王朝的政治核心进行干预。

如果把上述观点运用到李白的写景诗中, 我们同样也可以明晰地考察其写景诗的内涵。在《蜀道难》中, “蜀道难”之语反复出现, 这是诗人翰林生活期间直接接触到了帝国的核心人物, 意识到了盛唐歌舞升平中潜伏着各种政治危机, 而后发出的感慨。他采用这种气势充沛、隐显得当的手法来描写“蜀道之难”, 表面写蜀地的山水盛景, 本质上就是对现实政治的观照。同样的, 如《西上莲花山》里描写战乱洛阳的场景:“俯视洛阳川, 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 豺狼尽冠缨。”直接表达了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痛苦。又如《远别离》:“日惨惨兮云冥冥, 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诗人将眼中所见的风云变幻暗示为朝堂政治的诡谲多变, 其本质是为揭露政局之黑暗。李白就是这样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他对时代、对现实政治的见解融入到了写景诗中, 以“景”的表象暗指现实之“真”。

杜甫写景, 则多为以乐景写哀情, 王夫之是这样形容此种表现方法的:“以乐景写哀, 以哀景写乐, 一倍增其哀乐。”[6]如《春望》里的“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 安史之乱致使山河破碎, 而春天的到来却使城里平添一份草长莺飞的景象, 花鸟的活跃与战争带来的荒芜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时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则更为明显。又如《醉时歌》:“清夜沉沉动春韵, 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 焉知饿死填沟壑?”前半部分描写春夜的闲适安宁, 后半部分在内容上直接来了个大转弯, 诗人享受着如此难得的宁静夜晚, 却在瞬间联想到仍然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民众, 一种悲愁与压抑的情感顿时扑面而来。再如《伤春五首》:“莺入新年语, 花开满故枝。天清云卷幔, 草碧水连池。牢落官军远, 萧条万事危。鬓毛元自白, 泪点向来垂。”春天到来, 本来靓丽的春景却与危机的时局形成了鲜明对比。杜甫就是这样“上感九庙焚, 下悯万民疮”, 他笔下的景物无论是凄凉的还是靓丽的, 都与他对时局的忧心脱不了关系。

虽然李白与杜甫在对于景物的表现方式上有所不同, 但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对景物的描写达到一种对现实政治的观照。只不过李白的表达方式更加飘逸, 看问题的角度因接触过统治阶层而更加犀利, 且多从国家全局入手;而杜甫的表达方式则是显而易见的以乐景写哀情, 其看问题的角度也因为多接触下层人民而相对微观化且多从日常生活入手。但两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达成对现实的观照。

三、长江及沿江景物对李、杜诗风的影响

在李白、杜甫的众多诗歌中, 对长江及沿江景物的描写频率非常高。同时, 这类写景诗对李白、杜甫诗风的影响也非常大。余恕诚先生曾在其论文里说过:“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 气象万千, 或雄奇险峻, 或秀美澄鲜。但总的特点是宽广浩瀚, 充满活力, 清明透彻, 奔腾不息。这与李白胸襟阔大, 精神飞越, 不受羁束, 追求不止的主体精神相契合。似乎生长养育李白的长江, 已经把它的某些特征, 内化在李白的精神性格之中。”[7]李白在描写长江沿江景色的诗作中, 无论是表现心情愉悦的“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早发白帝城》) , 还是表现忧愁的“白帝晓猿断, 黄牛过客迟” (《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 [8], 其情绪都与长江交融在一起。

与李白相比, 长江在杜甫诗风上的影响则更加明显。纵观杜甫一生, 其总共有两次到过长江流域:第一次接触长江的契机是盛世漫游, 杜甫见识唐王朝的大好河山, 开阔了胸襟, 意气风发;第二次接触长江则是安史之乱后的颠沛流离, 经历过大风大浪后的他变得更加内敛深沉。杜甫诗歌早期的风格主要体现为雄浑奔放, 如“孤嶂秦碑在, 荒城鲁殿馀。从来多古意, 临眺独踌躇”。但晚年流浪于长江三峡之时, 所见风物又激发了他的另一种灵感。正如江盈科所说:“少陵秦州以后诗, 突兀奇崛, 迥异前作, 非有意换路, 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独能象景传神, 如春蚕结茧, 随物肖形, 乃为真诗人, 真手笔也。”[9]

综观之, 李白、杜甫写景诗中对景物的描写不仅是出于时代社会的影响, 更是他们自身经历性格的缩影。他们对景物的描写, 也不仅是自身感情的抒发, 更深层的原因为他们对政治时局的干预心态, 无论是飘逸潇洒的诗风, 还是沉郁顿挫的诗风, 都“俊得江山助”。他们的写景诗由他们自己赋予了无尽的内涵, 而江山的万里多娇也给他们的写景诗增添了更多不俗的因素。

摘要：李白、杜甫是我国的文坛巨匠, 他们都创作过大量的写景诗, 这些写景诗不仅是他们内心情感的反映, 更是他们对于政治、对于时局的观照与预见。其诗之风格不仅融合了他们个人性格的因素在其中, 更是被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关键词：李白,杜甫,写景诗,政治观照,风格影响

参考文献

[1]刘熙载.艺概[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3]刘明华, 吴增辉.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J].社会科学研究, 2006 (4) .

[4]杜甫.杜工部集[M].长沙:岳麓书社, 1989.

[5]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6]王夫之.清诗话[A].姜斋诗话[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7]余恕诚.李白与长江[J].文学评论, 2002 (1) .

[8]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成都:巴蜀书社,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