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共6篇）

篇1：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一、忧患意识在杜甫诗歌中的体现

(一)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杜甫关心国事，时时不忘国家的兴亡，担忧祖国的前途命运，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之情。

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沦陷，虽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已非，诗人面对国家的破败不堪，对着三春的花鸟心痛得流泪，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的心情。山河沦陷，他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投奔唐肃宗时自己不幸被叛军捉住，第二年当他从叛军手中逃脱时，写下了“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诗句。这时的杜甫悲痛欲绝，为国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热泪，为君王的蒙难深切伤痛，为世事的无常无比感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来不及，却仍抱着一颗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这样强烈的哀恸之情又怎能不让世人为之动容。

当他听到唐王朝的军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不禁“涕泪满衣裳”， 这时的杜甫已经52岁，这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叛军部将也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大乱初定，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惊喜掉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诗句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和对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到了大历三年，已经58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赏美景，看到祖国江山的壮美，诗人本来应该是充满豪情壮志的，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的诗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之悲，而是北方边关的战事，他心系国家安危，为国家的多灾多难而叹息，发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痛苦呻吟!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总是看到他在流泪，那是因为国破家亡给他带来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痛苦的呢?

(二)杜甫对黎民百姓的担忧

杜甫关心百姓，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诗歌非常广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对民生的忧虑。如他看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过着荒诞无度的生活，而百姓们却挨冻受饿，甚至惨死街头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及民不聊生的现状;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发出了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看到战乱死伤的残酷景象，他写下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时，写下了“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对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因为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阑干、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困潦倒的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

虽然杜甫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难，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够安定幸福，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诗歌中也时时流露。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表达了杜甫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让农民能够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天下不再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的愿望;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杜甫也能报以仁德之心，“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诗句所体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难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深重了，这种忧患思想，在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残酷现实中一直不断地在滋长。他的诗越来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受到了人民的热爱，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理想人格。

篇2：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杜甫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代表，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的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特点。下面一起来看看!

一、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格调

“忧患”贯穿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始终，渗透文学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是最主要的表现主题之一，不管喜怒哀乐，“忧患”都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它始终是贯穿在中国文人字里行间中的一根明线，织成了中国文学的五彩纷呈。

中国古代诗歌以忧患始终，对国家的忧虑，对百姓的同情，对人生的关切，都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精神和格调。最早的“忧患”出现在《周易》中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使书中也充满了忧患的智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诗经》的千古诗篇到贾谊《吊屈原赋》的悲愤抑郁，再到杜甫诗歌中的沉郁顿挫，忧生嗟叹，“忧患”无不如影随形地伴着他们从过去走向现在，并将这种影响持续下去。

二、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目睹了唐代由盛而衰，经历了自己从“放荡齐赵间， 裘马颇清狂”的年轻到“忧端齐终南， 濒洞不可掇”的终老，从开始对个人功名的追求实现到忧国忧民的强烈意识，这一主题贯穿了杜甫的一生。

“沉郁顿挫”是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深沉凝重，表现手法曲折迂回，语言声律抑扬顿挫，这背后是他那颗兼济天下的柔软的内心。这条“忧患”的线不仅贯穿始终，范围也很广。他为自己的前途、全家的生活和友人的安危而忧虑，但这并非生活的全部，正所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及彼，由大到小，都是杜甫心之所系。他的视线能够跳出自己，投向更加广阔的现实，这是他超越前人被后人所铭记的原因。

“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中千重万叠，堪比山海的忧愁让人揪心。杜甫坚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但此时，也忍不住大声呼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怀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推己及人，忧国忧民，深厚的感情溢于言表。饮酒时“忧国只细倾”、题画时“时危惨淡来悲风”、观舞时“风尘倾洞昏王室”，正如南宋文学家周紫芝所说“少陵有句皆忧国”。

最能代表杜甫的“三吏”“三别”中“忧患”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安史之乱，兵事不息，烽火连绵，民不聊生。他在兵荒马乱之际离开洛阳返回华州，路上看见处在战乱中的人们是如何的水深火热，悲苦不堪，到处都是可歌可泣、可悲可恨的场景。诗中呈现的就像是真实的新闻纪实和感人的报道评论，他用不同的镜头和角度去记录他看到的、听到的、问到的种种活生生的现实，只有这样的现实才能刺痛观众心灵最深处的防线，让观众为之动容。

不同的人物、事件和境遇，但他们的不幸却都是相似的。《石壕吏》中“夜久语声绝， 如闻泣幽咽”的凄苦与悲凉;《新安吏》“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的无奈与悲愤;《新婚别》一个“暮婚晨告别”，一个“沉痛迫中肠”;《垂老别》“子孙阵亡尽”的老人却也不得不“长揖别上官”的悲苦;《无家别》看到“家乡既荡尽”后“远近理亦齐”无家可别的无奈与苦楚……每一幅画面都像一面镜子，还原了安史之乱后的真实面貌。杜甫用自己特有的镜头记录了安史之乱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书写百姓的苦难;他用广阔的视角频繁地写时事，提供了比事件本身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使得他的感情和这些画面彼此交融，呈现在了字里行间。

三、杜甫忧患意识的根源

忧患意识不是发自杜甫，是在先民之初就与生俱来的。上古时期自然环境险恶，在先民心灵深处投下了阴影，从而使神话萌生出一种本能的忧患意识，神农、鲧、禹身上都折射出由于肩负历史使命而承载的压抑和忧患。这种忧患意识， 在历史进程中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

《诗经》和《楚辞》进一步奠定了忧患主题的里程碑，为后来诗歌和文学发展奠定了基调。春秋战国的孔孟继承了这样的基础，认为忧患重要并且必要，提出了“生于忧患”，并产生了更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杜甫认同并遵循儒家思想体系中以家国为忧的精神，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与自身处境，这种影响的渗透对他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体现在他的人格理想追求里。杜甫以“仁”为安身立命之本， 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将儒家对人格的追求融入了自己毕生的理想。杜甫的人格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他的一生， 始终和苍生、社稷的命运紧紧相连。虽然他没有屈原的坚定执着， 也没有李白的潇洒飘逸，但他遵守儒学先贤，用“浩歌弥激烈”表示对儒家之道的坚持。在病重虚弱时，仍不忘以“仁”要求自己，心系百姓，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仁而爱人。不仅如此，他更希望用“仁”来鼓励和要求别人，“公若登台辅， 临危莫爱身”，希望他的朋友们能推行仁政，“上请减兵甲， 下请安井田”。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他将古圣先贤的意识贯穿到诗中， 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不断追求。

篇3：论“忧患意识”

关键词：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战胜挑战的意识

“忧患意识”乃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 其内容丰富, 影响深远, 它充斥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

一、“忧患意识”在道德情操方面的表现

春秋战国时代, 每一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 学之不讲, 闻义不能徙, 不善不能改, 是吾忧也。” (1) 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 不切磋学问, 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 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 (2) 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 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 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情况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 生活艰苦, 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 (3) , 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 (4) 这些论述发人深省, 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对人们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 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 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二、忧患意识在人生价值观方面的表现

战国时期, 当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 “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 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已经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 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 所“忧患意识”便成为对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认为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是不够的, 有大志的人应当在这个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践, 勇于开拓, 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 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一个人要挑起重担, 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 饥饿、困乏经常袭来, 思想矛盾经常发生, 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 提高他的能力, 使他更加冷静、成熟。 (6)

在孟子看来, 人们在“忧患”中磨炼, 最重要的是要培育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他把这种理想和精神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但这些又不是天生的, 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 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 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 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 以“忧患意识”作为起点, 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 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 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三、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渗透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 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 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 其中便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 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 在《老子》一书中关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7) “反”即朝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 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 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 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 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 “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古代兵书《孙子兵法》的价值并不限于军事, 它也是一部论述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孙子认为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战争中, 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 制定符合实际所说的战略战术, 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 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 “万物莫不有对”, 《易传》就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 它强调“变革”的重要性, 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 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 汤武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 认为商汤灭夏、武王灭商, 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 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 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 谦虚谨慎, 踏踏实实地做事, 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四、忧患意识彰显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秦灭六国, 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 “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 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 称赞“先国家之急, 而后私仇”的观点。 (8)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 他心系国运, 给汉文帝上书, 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此时西汉建政已有20多年, 政权日趋稳定, 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 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 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 臣独以为未也”, 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 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 并不是无病呻吟, 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 “忧患”直指“天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 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作者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即刻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 得无异乎?”意思是说, 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 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 使人产生“去国怀乡, 忧谗畏讥, 满目萧然, 感极而悲”的心情, 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 又会使人“心旷神怡, 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嗟夫,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 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君。是进亦忧, 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五、“忧患意识”催生改革的要求

明清之际, 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 视野更加开阔, 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1667年, 黄宗羲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明夷待访录》, 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假托夏商周三代为“黄金时代”, 称那时“以天下为主, 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 “以君为主, 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 君主视天下为己物, 独占天下之利, 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 (9) 他说:“天下之治乱, 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乐。” (10) 他把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 “臣之出仕, 为天下, 非为君也;为万民, 非为一姓也。” (11) 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 他说:“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耳。” (12) 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 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 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 而当其时者, 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 有王者起, 得而师之。” (13)

18世纪, 资本主义已经在西方发展了一百多年, 此时的中国正沉浸于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短暂稳定之中。专制主义的多方打压使得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 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 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 他们尝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 而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 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

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 资本主义的狂潮开始猛烈地涤荡这个东方的天朝帝国。具有良知的先进人士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龚自珍的诗文就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意识”:“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

20世纪初, 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养料。革命先驱们的忧国忧民情怀,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与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 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综上所述, 我们不难看到“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 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 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 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 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个主流来看, 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诚然,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新中国一建立就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 籍以时刻提醒国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保持头脑的清醒, 居安思危, 不骄不躁, 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论语.学而[M].北京:新潮出版社, 2001

[2]论语.雍也[M].北京:新潮出版社, 2001

[3]孟子.告子.下[M].北京:新潮出版社, 2001

[4]李耳.老子[M].第四十章.[M].成都:巴蜀出版社, 2001

[5]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57

[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M].北京:中华书局, 1980

[7]顾炎武.日知录[M].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0

篇4：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一）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杜甫关心国事，时时不忘国家的兴亡，担忧祖国的前途命运，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之情。

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沦陷，虽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已非，诗人面对国家的破败不堪，对着三春的花鸟心痛得流泪，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的心情。山河沦陷，他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投奔唐肃宗时自己不幸被叛军捉住，第二年当他从叛军手中逃脱时，写下了“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诗句。这时的杜甫悲痛欲绝，为国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热泪，为君王的蒙难深切伤痛，为世事的无常无比感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来不及，却仍抱着一颗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这样强烈的哀恸之情又怎能不让世人为之动容。

当他听到唐王朝的军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不禁“涕泪满衣裳”， 这时的杜甫已经52岁，这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叛军部将也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大乱初定，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惊喜掉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诗句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和对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到了大历三年，已经58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赏美景，看到祖国江山的壮美，诗人本来应该是充满豪情壮志的，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的诗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之悲，而是北方边关的战事，他心系国家安危，为国家的多灾多难而叹息，发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痛苦呻吟！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总是看到他在流泪，那是因为国破家亡给他带来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痛苦的呢？

（二）杜甫对黎民百姓的担忧

杜甫关心百姓，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诗歌非常广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对民生的忧虑。如他看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而百姓们却挨冻受饿，甚至惨死街头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及民不聊生的现状；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发出了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看到战乱死伤的残酷景象，他写下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时，写下了“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对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动乱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因为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阑干、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困潦倒的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

虽然杜甫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难，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够安定幸福，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诗歌中也时时流露。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表达了杜甫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让农民能够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天下不再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的愿望；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杜甫也能报以仁德之心，“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诗句所体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难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深重了，这种忧患思想，在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残酷现实中一直不断地在滋长。他的诗越来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篇5：《周易》忧患意识论析

论文摘要：中国文化中洋溢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惠意识的源头在《周易》。《易经》卦爻辞中包含着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以教导人们防患于未然，通过自身的努力化险为夷。经过《易传》的系统阐发，忧患意识始成体系，构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体现了先民的人生哲学和生存智慧，影响极其深远。《周易》中的忧患意识，和殷周之际天命观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人生哲学和生存智慧的体现。正因为有浓厚的忧患意识，才使中华民族虽屡经磨难，仍绵延数千年未曾中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形成，和《周易》有着直接的关系，《周易》是中国文化中忧患意识的源头之一。

一

《周易》本经中虽然没有出现忧患的概念，但其卦爻辞中却包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处处提醒人们在身处顺境时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在身处逆境时要谨慎戒惧、自强不息，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困境，化险为夷。

《周易》认为事物总是处于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之中，正如《泰》卦九三爻辞所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否极泰来，泰极则否，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转向反面。所以在身处顺境时，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方能保证长治久安，如《否》卦九五爻辞日：“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犹怵也，即恐惧。休否，即恐惧否塞之来也。苞，草木丰茂之意。苞桑，深根而固柢者也。此条爻辞劝诫人们要居安思危，时时戒惧，常恐否运之将来，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其人及国家的命运像系在坚韧的桑树根上一样安固，无有倾覆之危险。《系辞传》解释此条爻辞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日：‘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可谓得其居安思危之真谛。又《家人》卦初九爻辞日：“闲有家，悔亡。”《说文解字》：“闲，阑也，从门中有木。”闲的本意即关门上拴，引申为防止此条爻辞意谓治理家事要有忧患意识，时时防止不轨行为的发生，才能保证家庭的兴旺发达，不至于因家庭的败亡而后悔。《周易》卦爻辞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都是强调人要有居安思危的戒惧之心，有备方能无患。

居安思危，防止走向反面，就要“知几”。关于“几”，《系辞传》解释说：“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几”就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是吉凶祸福的前兆，“知几”就是善于发现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以防微杜渐，趋吉避凶。《坤》卦初六爻辞日：“履霜，坚冰至。”霜降乃是天气要变冷的先兆，走路踩到霜，预示着严寒的冬天即将到来，快要结冰了，这时就应该玎始为御寒做准备，以免将来遭受严寒之苦。《文言传》解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日：‘腥霸，坚冰至。’盖言顺也”也是强涮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积小成大，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求人们知几早辨，防微杜渐，避免大的祸殃发生。又《屯》卦六三爻辞日：“即鹿无虞，惟入于杯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即鹿，即逐鹿虞，谓虞人，掌禽兽者。古人狩猎，先由熟悉Il_的虞人负责把禽兽驱赶出来，再行射捕。如粜没有旗人的帮助，蚁身追逐野鹿进入林。不仍j!能有收获，而且还有迷路的危险。狩猎之人如果“知几”，在这种情形下就应该舍弃，因为继缎避赶F点只能陷人困境，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周易》正是用这些形象的比喻强调“知几”的重要：，省城人们要善于发现事物的苗头，见机而作，或防微杜渐，或知止而止，以趋利避寄，防止陷入利的境地。

当身处逆境时，更应该心存戒惧，通过反省改过以求摆脱困境。《乾》卦九二爻辞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是说君子身处险恶之境，要终口不懈怠，至傍晚犹怀警惕之心，如此方可保证不犯过错，争取改变现状以化险为夷。《履》卦九四爻辞日：“履虎尾。翘恕，终吉。”恕想，恐惧也。踩到老虎尾巴上，比喻处境十分险恶。但只要心存戒惧，小心对，最终会化凶为吉。义《困》卦上六爻辞曰：“困于葛蕊，于脆脆。臼动悔。有悔，征吉。”髋碗，危而不安。遭遇葛藤缠绕，比喻身处阑境，居而不安，行无通路。然处困之地，正用谋之日时也，这时如果能保持警惕，反身自省．就能找出摆脱困境的正确途径。

不仅以上所举数例，《周易》中的占断之辞本身就包含着浓厚的忧患意，籼殿墟卜辞相比，《周易》的占断之辞除了吉、凶，还增加了悔、吝、无咎、悔亡等。关于这些占断之辞的含义，《系辞传》解释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吉凶是指人行事有得有失的结果；悔吝是指人在行事有小的过失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措施而得到的结果：如果有忧患意识，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改正，就能使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悔；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有了小的错误而不及时改正，就会使事物向不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吝。悔和吝处于吉凶中问，二者的界限非常细小，只要能存心存忧患恐惧，不越过这个界限，就可趋吉避凶，否则就得凶。所谓无咎，就是指人能心存诫慎，及时发现过错并加以改正，使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周易》使刷悔、吝、无咎这些占断之辞，目的就是告减人们要有忧患意识，从细微处做起，善于补过，以趋利避害，化凶为吉。

《易》卦多危辞，在64条卦辞和386条爻辞中，悔、吝、闪等负面占断之辞占丁绝大多数。这并不说作《易》是个悲观主义者，而是要提醒人们要有忧患意识。正如《系辞传》所说的：“《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危词、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电。”电就是说，《易》卦中多危之辞，是要人们了解常怀戒惧危亡之心则能安乐、常怀安乐享受之心则会危亡的道理，提醒人们要始终心忧患，保持警惕，不至于因自身的过失而导致不好的结果。《系辞传》又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膳，同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义明于忧患之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一办‘，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劂易》是讲变化的书，用卦爻和卦爻辞把事物变化的规律浅履地告诉人们。顺着卦爻辞而思度其指引的方向，人们就可以体察到在事物无常的变化中有不变的常法可供遵循，即事物总是处于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之中，从而也就明白了忧患的理由和重要性，就可以趋吉避凶。学习《周易》，明白了忧患的道理，虽然没有师长的教诲，也能时时告诫自己要保持警惕，就如同有父母在身边保护一样，不至于有倾覆的危险。

总之，《周易》在仰观俯察中体悟到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告诫人们在平泰之时要保有警惕戒惧之心，居安思危、防微杜渐，防止由泰转否；在身处逆境或困境时反身自省，小心应对，以便摆脱困境，化险为夷。《周易》之所以被称为“寡过之书”，就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处处告诫人们要保持警惕，见几而作，防止因本身的过错而导致不好的结果。

二

《周易》提醒人要有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趋吉避凶，但同时强调处忧患要不失操守，趋吉避凶当以修德为本，切不可因个人的一时安危而放弃做人的原则，从而由忧患意识引出重德的思想。

《周易》的吉凶占断，并不仅仅指个人的安危祸福，而是和道德直接相关联。如《益》卦九五爻辞日：“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就是说只要怀着真诚的惠人之心对待别人，则别人也会以真诚之心惠及于我，这样不用卜筮，就知道结果一定是大吉大利。这里的吉凶就是直接从个人的德行推导出来的。《系辞传》解释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即吉凶是得道顺理和失道逆理的结果。关于“道”，《说卦传》日：“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可见《周易》所谓的吉凶，是根据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仁义等道德原则来定夺的，是善于不善、义与不义的判断。正如王夫之所说，《易》“于其善决其吉，于其不善决其凶。无不自己求之者，示人自反，而无侥幸，无怨尤也。”孔子针对《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苟子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都是认为人的吉凶祸福和其德行直接相关，观其德行义与不义、善与不善，不用占筮就可知吉凶结果。孔子和苟子的“不占”正确导出了《周易》吉凶观的真谛。既然《周易》的吉凶是善与不善、义与不义的结果，那么其所忧患者也就是对道之不明、德之不修的忧虑与戒惧，其趋吉避凶的关键也就在于反身自省以提高道德修养。

《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惰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游义。巽，以行权。”选取了九卦分三次陈述，即所谓“三陈九卦”，以见其处忧患而不失操守进德修业以脱困之意。履者，礼也。礼是道德修养的基础，行为遵守社会规范，以礼待人处事就能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和谐则能得到别人的帮助，无往而不利。谦，即态度谦恭。态度谦恭是道德修养的把柄，越谦恭谨慎则越能得到别人的尊敬，事业自然会顺利。《周易》六十四卦中，只有《谦》卦六爻皆吉而无凶、利而无害，由此可见谦恭之重要。复，即复归人性之本善。如果能觉复归人性之本善，然后才能善待一切人和物，反过来也能得到别人的善待。恒，是说不管是处于安泰的境遇中，还是处于危厉的境况下，都要坚持道德操守，不失其信念，才能终得善果，损，即减损私欲和恶念，能减损私欲和恶念则会远离祸害。益，即增益善念和美行，能增益善念美行则利兴。困，即身处困境，这时可以考验其德是否充实，如果能处困而不失操守，不怨天，不尤人，就一定能由穷转通。井，取养之意。身处穷困而能涵养其德，进而施及于人，如同井以水养万民一样，公而无私。巽，入也，即能深入了解事物之理，遇事据中行权，裁断无所不宜，结果自然是大吉大利。其实不止这九卦，《周易》六十四卦都在告诫人们处忧患之时要以修德为本，正如孔颖达所说：“以为忧患兴德为本也。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

当人处于困境时，为了摆脱困境，最容易丧失德行和操守，故《周易》特别提醒人们即使身处困境，也要守节不移，临危不乱才是摆脱困境的正道。如《泰》卦九三爻辞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是说事物总是处于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之中，否极必然泰来，人处困境之中，一定要不失其信念，坚持道德操守，进德修业，见几而作，才能终得善果。反之，如果不能坚持道德操守，为了摆脱困境不择手段，就不能有好的结果，此即《恒》卦九三爻辞所谓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传》也屡屡提醒人们在困境中要注意提高道德境界，如《蒙·象》日：“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否·象》日：“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蛊·象》日：“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坎·象》日：“水涛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蹇·象》日：“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惰德。’’《蒙》、《否》、《蛊》、《坎》、《蹇》的“卦时”都是险、难，《象传》告诫人们在此境况下千万不要受客观环境的搅扰而放弃做人的原则，而是心怀戒惧，守道行义，通过提高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来摆脱困境、转危为安。

《周易》讲尽人事而听天命，当身处困境之时，要心存戒惧，不因危难而放弃操守，努力去改善客观环境，以求摆脱困境。但这样做仍然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就要泰然处之。《困·象》日：“君子致命遂志。”程颐解释说：“君子当穷困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惟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寒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②当个人无法改变困厄的处境时，要坚持操守，不因祸患而动摇其志，一心行义，切不可为了摆脱困境而丧失做人的原则。

正如北宋大儒张载所言：“《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正蒙·大易》)，圣人作《易》的目是教人极深研几，明白吉凶祸福的道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以趋吉避凶，坚持操守、修德进业以转危为安。《周易》是君子修德寡过之书，而不是小人追逐名利的工具。

三

《周易》浓厚的忧患意识及重德思想和殷周之际天命观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周初统治集团对殷商天命观改造成果的集中体现。

殷王朝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诗经·商颂·长发》说：“有贼方将，帝立子生商。”因为相信和上帝有血缘关系，所以殷人认为上帝会永远保佑自己，使其统治天下的权力一直延续下去。《尚书·西伯戡黎》载，当周文王既戡灭黎，“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殷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时，殷纣王还坚信“有命在天”，相信上帝会保佑殷商王朝平安无事。然而，相信“有命在天”的“大邦殷”却最终被“小邦周”消灭。

从殷周之兴亡的历史经验中，周初的统治者认识到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可能常保一家，而是可以变易，从而对殷人的天命观进行了改造。周人对殷人天命观的改造，并不是要彻底否定殷人的天帝信仰。《诗经·大雅·文王》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又：“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大雅·生民》说：“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尚书·大诰》载周公说：“天降割与我家。”《召诰》载周太保召公日“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说明周初的统治者对天命深信不疑，认为天帝对人既能“保右命之”，又能“降割(害)”，主宰着人世界的吉凶祸福，人必须“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周人对殷人天命观的改造主要是认识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惟命不于常”(《尚书·无逸》)的道理，并赋予天帝以伦理屙I生。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一方面否定了殷人“有命在天”的观念，使皇天上帝由殷王的保护神变成了普天下之人的保护神；另一方面，和殷人信仰的“帝”相比较，周人的信仰的“天”不再是恣情任意、喜怒无常的主宰之神，而是能赏善罚恶的具有伦理属性的理智之神。吕大吉先生指出：“对于这种神灵的内心世界、神灵的道德属性和理智特征，有些宗教神学家是用富于情欲和意志的色彩塑造和描绘出来的，而有些宗教神学家则使用富于智慧和理智的笔调去精心雕琢。这样一来，就使不同宗教的不同天命观，在内容和性质上有不同的形态和色调：或者发自于神灵的恣情任意，表现为注重情欲的天命观；或者出自于神灵的伦理和理性的思考，使其天命观具有某些伦理性和理智性的特征。前一种天命常常是反复多变、不可捉摸，神灵喜怒无常，天命亦不可测。后一种天命则往往表现为有常的天道和整然有序的世界结构。”殷商和西周的天命观正好和吕先生所论述的两种天命观相符合。殷人信仰的“帝”具有恣情任意、注重情欲的特征，而周人信仰的“天”则具有伦理性和理智性的特征。和殷人的“帝”相比，周人的“天”在“命哲，命吉凶，命历年”时不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道德上的标准。《尚书·大诰》说：“我不敢知日，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日，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康诰》说：“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在周初的统治者看来，殷王因不能敬德，结果被上天剥夺了统治天下的权命；而周文王因能明德，得到了皇天上帝的赞赏和辅佑，让其“恭行天之罚”(《尚书·牧誓》)，以武力剿灭殷商，接替殷王来统治下民：

周人在用“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来为“小邦周”代替“大邦殷”而有天下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既然“天命靡常”，是可以转移的，能由保佑殷商转向保佑周人，那么也就难保天命再次转移，从而使周人失去统治天下的权力。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导引下，周初的统治者一再告诫子民要居安思危、敬德以保天命永驻，从而由忧患意识又引出了重德的思想如《尚书·召浩》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命。”《诗经·大雅·文王》说：“无念尔祖，聿惰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小雅·节南山》说：“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正如王国维所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

篇6：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摘 要

在沈从文和劳伦斯与他们同时代的作家当中，他们并不是各自国家里同时代对本民族忧患意识体现最深及寻求得解救之道最有效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却又与众不同地时时体现着作家本人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沈从文的隐晦和无形相比较，劳伦斯则是近于赤裸的。在《边城》与《恋爱中的女人》中，我们可以具体感受到――沈从文由对苗民族的忧虑上升到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关注;而劳伦斯将视线转向两性关系，进而对西方文明的缺陷特别是英国文化面临的危机进行反思，拟以求得解救之道。他们不约而同的从人性着手，沈从文1心1意供奉他的“希腊小庙”，而劳伦斯则是选择了对“原始自然人”的向往。

关键词：沈从文;劳伦斯;民族忧患意识

ABSTRACT

In Shen Congwen and Lawrence with in the middle of their same time writer, they are not in respective country the same time manifests to this nationality sense of hardship deepest and seeks rescues the road most effective writer. But their work also is actually out of the ordinary manifests the grave nationality sense of hardship at times. Is vague with Shen Congwen and invisible compares, Lawrence then is nearly in naked. In “Border town” and “In Love Woman” center, we may feel specifically to Shen Congwen from to the seedling nationalitys anxious rise to Chinese nations whole attention; But Lawrence changes the line of sight both sexes relations, then is specially the crisis which the English culture faces carries on reconsidering to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flaw, draws up by obtains rescues the road. Thereupon they as if by prior agreement begin from the human nature, Shen Congwen consecrates him wholeheartedly “the Greek small temple”, but Lawrence then is has chosen to “the primitive natural person” yearning f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