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当前国际形势综述

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当前国际形势综述（通用5篇）

篇1：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当前国际形势综述

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当前国际形势综述

一、世界经济探底企稳，但复苏艰难

在世界经济中心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使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步陷入衰退，大多数国家经济均遭受不同程度冲击，全球陷入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2009年是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的一年

迪拜危机2009年11月25日，迪拜财政部突然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最少六个月，以便进行债务重组。

暴露问题 ：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还很不稳固，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主要表现在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和国际贸易领域。

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兴大国整体崛起

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消长变化：一是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是国际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

新兴大国崛起成为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

“金砖四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外汇储备达到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需求和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

近年来，新兴大国联合自强意识增强，合作机制不断发展。

三个机制“3” 中俄印“4”金砖四国“5展望五国”

三、国际体系深刻调整，金融变革取得进展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全球性挑战上升，发达国家越来越难以垄断国际事务，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越来越离不开新兴大国的参与。

为应对危机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G20先后召开了三次峰会，主要议题: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

结果：匹兹堡峰会决定。IMF和世界银行分别将发达国家份额的5%和3%的投票权转给发达中国家。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平台。

四、大国调整对外政策，互动频繁

1.重视运用“巧实力”修复美国形象、2.高度重视经济金融外交、3.推行全面兼顾的地缘战略、4.推进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大国加紧调整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抢抓战略制高点。

美国对外政策四个方面的调整

1.重视运用“巧实力”修复美国形象巧实力=软实力+硬实力

2.高度重视经济金融外交

激活并提升G20对话机制、继续坚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核心利益

3.推行全面兼顾的地缘战略

●重新推行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全球战略，继续将大中东列为重点投入地区，逐步把反恐重心转向南亚，出台从伊拉克撤军计划以及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新战略；

●进一步巩固跨大西洋关系，改善与欧洲盟国的关系，“重启”美俄关系；

●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提升跨太平洋关系，增加对亚太区域合作机制的投入。

4.推进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

任命中东特使并频繁访问该地区，推动重启中东和平进程。

不断释放改善与伊朗关系的善意，表示愿与伊朗对话接触，全面参与伊核问题谈判进程。

在朝核问题上，推动国际制裁的同时也显示一定积极姿态，派出特别代表访朝，推动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其他大国

俄罗斯对内积极消弭危机影响，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经济秩序，对外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与各方关系。

欧盟推动完成《里斯本条约》批约进程，一体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对外积极参与国际议程和国际规则制定。日本民主党首次上台执政，倡导“友爱外交”，倡建“东亚共同体”。

大国纷纷调整外交政策，互动更趋频繁，既竞争又合作，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合作、协调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五、全球性问题突出，引发大国博弈

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自冷战结束以来逐步上升，2009年表现尤为突出。

核安全问题恐怖主义甲型H1N1流感问题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继续坐大 索马里海域不平静 甲型H1N1流感从美国和墨西哥爆发，很快蔓延至全球

全球性问题存在的原因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带动效应。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三是争夺未来发展和国际体系制高点的需要。

六、全球思想大反思，发展模式多样化

美、英自由主义模式少监管 少干预市场自我调节

美国一再强调，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国没有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与金融管理、合理储蓄与超前消费的关系，但这三大关系严重失衡的根源还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

法、德代表的欧洲社会福利模式欧盟在各种场合不断推广宣传欧洲经济治理模式和高福利的发展模式。但欧洲模式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也暴露出动力不足的根本弱点。欧洲不是危机的起源国，受到的冲击反而大于美国。

俄罗斯继续完善和发展普京主义发展模式金融危机暴露了俄罗斯经济“成也能源、败也能源”的弊端，迫使俄罗斯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梅德韦杰夫总统最近表示，国家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着力推进医学、能源和信息技术、太空通信等产业。

中国模式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金融危机也暴露出中国模式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如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等问题。

各方竞相提出各种理念、模式的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国际道义制高点和国际话语权的竞争。

七、中国地位明显提升，中国因素广受关注

中国综合国力

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中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其他国家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1.中国力量明显上升在全球经济衰退，世界主要经济体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采取果断有效措施，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冲击，2009年经济增长达到8.7%。

2.中国声音明显响亮2009年，中国政府越来越注意在各种国际和地区场合阐述自身的主张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捍卫中国自身利益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发文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建立超主权货币储备的建议。

3.中国话语权显著提高2009年是中国勇于发出声音、表达立场观点的一年，更是在国际体系改革中话语权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年。经过中国的不懈努力和争取。西方发达国家被迫同意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份额，同意以20国集团取代8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

4.中国模式吸引力明显增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经验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把眼睛从西方转向东方，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来中国“取经”的外国学者政要明显增多，中国模式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明显增强。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可能很快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但经济质量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八、中国外交成绩显著，亮点突出

（一）大力开展峰会外交，推动国际体系改革进程。

2009年多边机制十分活跃，峰会外交成为中国外交的一个突出亮点。

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胡锦涛主席先后出席G20伦敦峰会和匹兹堡峰会，就宏观经济政策同各国加强协调，提出应对危机的一系列倡议举措，提振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信心，为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复苏做出重要贡献。中国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迈出坚实步伐，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和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全面深入阐述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宣布中国在减排、节能、环保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中方秉持积极态度和务实立场，积极同各方沟通协调，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向正确方向发展。

在区域合作上 胡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温总理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深入阐述中国对有关区域合作的立场和主张，推出促进区域合作的一系列新举措，受到各方积极评价和热烈响应。

（二）全力开展经济外交，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大力加强与有关各方的对话沟通和政策协调、建设性参与国际和地区经济金融合作、努力推动重大合作项目落实、拓展务实合作领域、大力协助开拓外部贸易和投资市场

推动贸易便利化、坚决反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

三）推动中国与其他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整体迈上新台阶。

中美关系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4月在伦敦首次会晤，确定双方共同努力建立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7月底，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成功举行，取得了积极成果。11月，奥巴马成功访华，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

中美关系总体发展势头较好，但美国仍不时在售台武器、对华贸易、人民币汇率及涉藏等问题上制造麻烦。中俄关系不断加强战略协作、不断深化 务实合作、进一步巩固 政治互信

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深入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携手应对金融危机，深化全方位、多领域合作。中国和印度关系总体平稳发展，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保持密切合作。中国坚定支持东盟一体化建设，维护东盟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胡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亚国家的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得到加强 中国领导人还分别访问亚非拉国家，加强高层交往，深化在金融、能源、矿产、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结果中国与其他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四）大力加强安全、公共、人文等领域外交。

中国坚决打击和遏制“藏独”等势力在国际上进行反华分裂活动。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第62届世界卫生大会等涉台外交问题，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势头。以新中国成立60年为契机，广泛开展政策宣示工作，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思想和外交理念的认识。结合国内国际重要文化活动，通过“外交部公众开放日”等现场观摩以及电视访谈、网上交流等方式，加强对国内外民众的情况介绍和政策阐释

五）外交理论创新取得新的重要成果。

2009年7月，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成功召开。会议提出，新形势下我国外交工作与发展的关系更加紧密，必须依靠发展、服务发展、促进发展。

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篇2：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当前国际形势综述

本报记者林涛

“5.12”特大地震，德阳之痛，撕心裂肺。三年过去了，1000多个昼夜，德阳崛起于危难，坚强奋进，创造奇迹。在这篇世人瞩目的崛起华章中，“大调解”这个重要的章节，在德阳化危机为机遇、浴火重生的历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大背景助推“大调解”(小标题)

近年来，由于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特别是2008年“5〃12”特大地震发生后，公共设施损毁严重，人民财产损失巨大，涉灾矛盾大量涌现，导致社会矛盾多发叠加、相互交织，形势严峻。面对巨大的灾难和复杂严峻的形势，德阳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迎难而上，把“大调解”工作作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纳入“一把手”工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全面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机构综合协调，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既充分发挥作用，又相互协调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全面推进“大调解”工作，有效化解涉灾矛盾纠纷，着力解决涉灾突出问题，1

为德阳市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大体系推动大化解（小标题）

目前，全市已建立纵向覆盖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横向覆盖各领域、各行业和社会管理各方面的调解组织网络，做到了“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

市委、市政府成立了 “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大调解”工作的政策调研、组织推动、综合协调、督查考核等日常工作。建立了市人民调解指导中心，负责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督查、考核、培训。全市建立人民调解指导中心8个，乡镇、街道调委会127个，村（居）调委会1687个，其他调委会105个，配备调解员1.56万人。建立行政调解指导中心7个，设立行政调解室892个，配备专兼职调解人员1058人。建立司法调解指导中心7个，设立温馨调解室22个，配备专兼职调解员122名。建立了市信访群众疏导调解中心。全市建立“大调解”协调中心135个，配备“大调解”协调中心专职副主任135名，1687个村委会和居委会都建立了调解室，建成率达到100%。各地、各级、各部门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大调解”工作制度、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管理。

大调解促进大和谐（小标题）

篇3：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当前国际形势综述

大调整, 定位更加准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国家对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许多高校改变了原来的隶属关系。同时, 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 引起人才需求的变化与人才层次的提高, 不断调整办学定位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是职业教育主要特征之一。

(一) 隶属关系调整

为适应江西省地质事业发展的需要, 1973年, 江西省地质局根据省革委的文件精神筹建了江西省地质学校, 隶属于江西省地质局。当时的定位是为江西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又红又专的中等专业技术人才和轮训在职干部、技术人才。由此可见, 成立江西省地质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江西本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服务。

改革开放后, 国家地质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 对地质类技术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国家地质总局为了加快地质类人才的培养, 在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下, 1979年将隶属于江西省地质局的“江西地质学校”改变为隶属于国家地质总局的“赣州地质学校”。这一调整, 改变了学校原来的隶属关系, 消除了地质学校办不长久的思想顾虑, 扩大了社会服务面, 增强了学校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和社会发展培养、培训更多人才服务的信心和力量。

(二) 办学定位调整

高等教育中所谓的办学定位就是要找准自己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 也就是要明确究竟要办成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办学定位主要通过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 (专业设置) 、培养什么层次的人才 (学历层次) 等反映出来。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 高等教育的办学定位不断调整。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在不断调整自身办学定位的过程中谋求发展, 随着培养人才类型的不同, 专业种类、专业结构不断发生调整变化 (见表1) 。

培养目标的重大调整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国家对地质勘探行业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各地勘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教委在“全国普通中等专业学校专业改革和发展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改变中专学校只面向部门服务的状况, 中专教育要突破部门界限, 与地方结合, 扩大服务面, 增强学校的办学活力, 增强适应性。据此, 赣州地质学校经过一年多的调研和论证认为, 原先的办学定位由于专业性太强, 单科性的地质学校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不适应。于是, 对学校进行了重新定位:不仅要为地矿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服务, 也要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确立了“立足地矿、面向社会, 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改造老专业、开设新专业”的办学思路。学校于1993年分别向江西省教委、地质矿产部教育司提出更名申请, 1994年10月获地质矿产部批准, 由“赣州地质学校”改名为“南方工业学校”。学校更名后, 为适应社会需求, 根据地矿工作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 及时调整专业结构, 不仅改造了地质类老专业, 如将地质调查与找矿专业拓展为矿产开发与管理专业, 水工专业拓展为建设工程专业, 还增加了其他非地质类专业, 如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等专业。从此, 学校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升格更名随着经济发展, 社会对人才受教育程度的要求出现了上移, 原有的中专层次的人才难以满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如何培养更多高学历的人才提上了学校的议事日程, 一些办学实力强的中等专业学校开始组建高职院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设立高等职业学校;如确有需要, 可以少数符合条件的中等专业学校为基础, 组建高等职业学校。1996年6～7月, 南方工业学校分别向江西省政府、地质矿产部教育司、江西省教委、赣州地区行署递交了《关于申办高职班的请示》, 1996年与南方治金学院联办大专班;2000年、2001年, 学校牢牢抓住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的有利时机, 与南方治金学院联办高职班, 共招收了4个班;2001年10月, 学校申办高职院校, 2002年6月获得批准, 并将校名定为“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校办学层次的升格, 为学院培养高层次人才奠定了基础。

大发展, 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 江西省的职业教育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 办学规模小, 办学效率低, 人才培养少。以1999年实行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契机, 江西省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 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和招生人数也得到了很大的增长。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伴随着江西省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发展。江西地质学校1978年在校生数仅有823人, 到2008年,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在校生人数达到11000人;校园面积由1978年的107亩扩展到2008年的963亩;开办的专业数从1978年的5个发展到2008年的42个。从1978年到2008年, 学校的办学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见表2) 。

从表2中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30年来, 学院不论是软件建设, 还是硬件建设, 都得到了加强。学院加大了投资建设力度, 办学规模扩大了, 总体办学实力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大提高, 质量稳步上升

伴随着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跨越式发展, 如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成了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紧紧围绕培养高级专门应用型人才这个中心, 深入思考“什么是高级专门应用型人才, 如何培养高级专门应用型人才”这个问题, 人才培养质量上了一个新台阶。

积极探索高等职业教育规律。学院在“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走产学研合作的道路”思想的指导下, 探索出了适合本校的办学指导方针:“技术+应用=职业”, 即“以技术为核, 以应用为基, 以职业为本”。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必须以办学模式的开放性、教学内容的实用性、能力训练的岗位化为基础, 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学与职业 (岗位) “零距离”对接的道路。

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学院以行业 (企业) 为依托, 坚持“校企共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与行业 (企业) 共同确定人才培养规格、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确定专业教学课程。学校承担素质教育的任务, 包括人文素质与专业素质;行业 (企业) 负责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

大力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推进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是培养适应行业需要人才的重要前提。在全校教师的努力下, 学院先后有5个专业被授予“江西省高等学校专科示范专业”;有2门课程《普通地质》、《电路分析基础》被授予“国家精品课程”, 8门课程被授予“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优质课程”。近几年, 学生在江西省乃至全国大赛中频频获奖;毕业生职业资格考证通过率98%以上, 毕业生“双证率”达98%;首次就业率超过91%, 用人单位反馈毕业生工作称职率达96%, 优秀率大于82%。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所取得的成绩是江西省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30年来, 江西省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不断扩大, 高职院校从1983年的一所发展到2003年的37所, 再到如今的46所, 在校生人数达到23.4万人。2004年至今, 许多高职院校以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为契机, 在“以评促建、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人才评估方针指导下, 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使办学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江西省的职业教育, 在经历了大调整、大发展后, 进入了一个更加重视内涵建设、更加注重质量提高的稳步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

[1]九三学社江西省委员会课题组.江西高等职业教育分布状况的调研报告[J].江西社会科学, 2002, (3) .

[2]许祖禄, 王云兰, 等.建国后江西高职教育兴盛过程及特征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 2006, (1) .

篇4：大变革 大调整 大发展

一

2009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逐步显现出来,加快了国际体系变革进程。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目前趋于企稳回升,但全面复苏的基础仍较脆弱。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但牵制因素明显增多。金融危机引发对发展模式、发展理念的深刻反思,调整变革成为潮流。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逐步展开,二十国集团峰会走向机制化,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国际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而变革的进程将是长期和复杂的。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此消彼长,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新兴大国继续保持崛起势头,日益成为全球需求和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利益攸关方。新兴大国联合自强的意识增强,“金砖四国”等合作机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兴大国崛起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有利于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在国际体系中仍处主导地位,这一格局短期内还难以根本改变。

各主要力量竞相加快战略调整步伐,大国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互动期。怀着强烈的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紧迫感,各大国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纷纷调整各自的发展战略、对外战略,谋求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大国关系新一轮调整互动的主线是既竞争又合作,大国之间的协调合作明显增多,相互关系的务实性和稳定性有所上升,但利益差异不会消失,矛盾与摩擦也不可避免。

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有新发展,牵动国际关系的调整演变和国际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全球性问题的紧迫性、联动性上升,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应对,客观上要求各国加强合作、协调行动,为此展开的重大多边外交活动空前活跃,并达成一些重要共识。与此同时,各主要力量之间的竞争较量也更加激烈,争夺的核心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和道义优势。

亚太地区格局加速演变,在国际战略全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不少亚太国家处于经济转轨、政治转制和社会转型期,不仅增加了维护国内稳定的难度,而且也易给相互关系造成冲击。地区热点问题时起时伏,存在一些变数。亚太地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表现出较强的发展活力和潜力,各方普遍加大对本地区的重视程度以及投入,各种地区合作倡议层出不穷,地区合作进入关键发展阶段。

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作用和影响备受各方关注。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中国的发展经验。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我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以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各方对我国借重与合作的一面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国际上过高估计中国的发展水平,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声音也在升高,有的还有意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

二

一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外交工作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主线,以多边峰会外交为主要平台,以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为重要动力,以统筹协调为根本工作方法,抢抓机遇,化解挑战,开拓进取,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巩固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多边峰会外交成果丰硕,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胡锦涛主席两次出席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金砖四国”领导人会议等峰会,温家宝总理出席了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等重要多边活动,都取得重要积极成果。一是就宏观经济政策同其他国家加强协调,提振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信心,为推动世界经济早日复苏作出重要贡献。二是积极引导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三是深入阐述我国对地区合作的立场和主张,务实推进区域合作进程。四是同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我负责任大国形象。

(二)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服好务作为贯穿全年外交工作的主线,努力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和有利外部条件。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中心任务,努力深化我国同各国的务实合作。协助推进实施“走出去”战略,大力开展能源资源外交。积极主动地提供有利于拉动内需、稳定外需、破解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重大政策思路和国外有益经验。此外,还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认真做好防控甲型H1N1流感涉外工作。

(三)加大运筹大国关系力度,同各大国的关系处在稳中有升的发展时期。我们成功接待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两国元首举行重要会晤,发表《中美联合声明》,进一步确立了新时期中美关系定位,两国建立并成功启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关系实现平稳过渡并打开了新局面。胡锦涛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同梅德韦杰夫总统多次会晤,普京总理访华,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继续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上一层楼。中法关系实现转圜,我国同欧盟和欧洲大国合作加强,保持了中欧关系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中日两国认真落实发展双边关系的各项共识和举措,不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日本新政府上台后继续取得进展。我们把与新兴大国合作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新增长点,推动了新兴大国的务实合作。

(四)进一步做实做深构筑周边地缘战略依托工作,维护了良好周边环境。我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工作方针不动摇,加大投入,全面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推进区域次区域合作。我领导人成功访问周边国家,密切了双边关系,也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我们妥善应对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局势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五)采取切实步骤,巩固了发展中国家在我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我国同非洲国家关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胡锦涛主席访问非洲,温家宝总理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推出中非合作新举措,促进了新形势下的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我国同拉美国家关系不断深化和拓展。全国人大吴邦国委员长、全国政协贾庆林主席分别访问拉美有关国家。我们同拉美资源能源、基础设施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我国与阿拉伯国家双多边合作齐头并进,政治互信达到新高度。

(六)大力加强公共外交,增强了我国的软实力。我们紧紧抓住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外交60周年等契机,广泛开展政策宣示工作,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和谐世界等重大战略思想的认识。及时就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介绍情况、宣传政策,加强了对国内外舆论的引导。我国驻外使领馆充分利用身处对外工作第一线的优势,在做驻在国媒体、学界和民众工作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七)坚持以人为本,把领事保护放到外交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我们加强了领事保护工作的针对性和主动性,有效维护了我国海外公民、法人安全和合法权益。妥善应对我国公民在海外遭绑架、袭击等突发事件,有效处置了涉我人员财产和劳务纠纷案件,全年共处理各类领事保护案件3万余起。

(八)外交理论和外交实践的创新之年、开拓之年。2009年召开的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为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对开拓外交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现实和长远意义。我国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期盼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外交人员法》于2010年1月1日起生效,这为外交事业大发展特别是外交队伍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

三

展望2010年,國际形势有望保持总体稳定,但各种风险和动荡因素也不少,新问题新挑战仍会不断涌现。世界经济正处在由衰退走向复苏的重要关口,全面复苏将是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国际体系变革将在各种力量的较量折冲中逐步推进,同时也不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各大国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同时,将更加重视后危机时代的谋篇布局,各国的战略走向值得关注。

2010年是我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制定“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年份,在我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新形势新任务对外交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篇5：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当前国际形势综述

一

记者:吴大使,您好!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查阅您的经历不由让人感叹:您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第一批常驻联合国工作人员之一,亲历了新中国外交的破冰之旅;从外交部发言人,到中国驻荷兰、瑞士、法国大使,您可谓是新中国外交成长历程的见证人。那么,能否给我们谈谈新中国60年来的外交发展情况?

吴建民:过去60年是中国阔步前进的60年,也是中国外交大发展的60年。在过去60年里,我在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外交一线,亲历了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回顾中国外交的60年,我想是否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形势大变化,政策大调整,外交大发展。

记者:那么,60年来中国外交形势大变化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吴建民:过去六十年国际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最需要重视的变化是时代变了。

20世纪在很长的时间里,世界是在战争中,或者是在战争阴影下度过的。列宁1916年曾经做出一个重要的论断,指出:当时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这个论断为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和二次大战后在亚非拉许多国家所爆发的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所证明是正确的,这个论断对中国革命也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1965年,我在国外工作了4年以后回到国内,领导让我去外交部翻译室。9月29日,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到关于战争的问题,陈老总激动起来,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人从北边来,印度人从西边来,美国人和蒋介石从南边来,我等你们来等得头发白了。当时就是这样的气壮山河,听得20多岁的我是热血沸腾。我做翻译时,经常听一些老同志、领导讲,趁着我们这些老家伙在,打吧!打完之后再建设!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毛主席见外宾时说,山雨欲来风满楼。什么山雨?大战要大爆发了。再往后,毛主席对外宾讲得更激动了,说现在燕子已经低飞了。大家知道暴风雨来临之前,燕子低飞,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暴风雨就要来临,就是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了。

现在回过头看,毛主席对于形势的判断过于严峻,但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的话,也并非空穴来风。大家知道,我们跟苏联人闹翻之后,1969年3月份在珍宝岛打了一小仗,规模虽很有限,但举世震惊。然后5月到7月,跟苏联人又有一点小小的冲突。当时苏联领导层有一种想法,说中国这个国家不小,是共产党领导,但是这个共产党不听话,又有一点核武器,还有卫星,很厉害,于是他们想对中国来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1969年9月3日,胡志明去世。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葬礼,我是随行人员。当时苏联派了柯西金去。我们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好像不认识似的。柯西金这个时候到河内去,他是带着一条信息去的,他想在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会见周恩来总理。他通过越南的同志把这个信息传过来,告诉先念同志,先念同志向总理报告了这件事。我们告诉越南的同志,同意见面。越南的同志再告诉苏联人的时候,柯西金的飞机已经飞回到苏联境内了,柯西金在飞机上接到这个信息后,调转机头就飞向了北京。这就是著名的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的会谈。

中苏两国总理的会晤,使美国人非常紧张,原来两家吵得那么厉害,都动起手来了,怎么又谈起来了?美国千方百计想打听中苏到底谈了什么,当时惟一的渠道就是华沙两国大使会谈。据说,美国给他们的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发了一个指令,一定要追着中国人,哪怕追到厕所里去,也得把关系接上。后来,1969年12月3日晚间,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在地处华沙马尔沙科夫斯卡大街的华沙文化科学宫举行时装展览会的时候,美国大使追着我们的一个翻译说,美国想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就这样,中美关系才凸显出来。

当时对战争形势的估计确实是非常严峻的,所以才有了毛主席的九字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就会知道,这九个字使全中国地动山摇,到处都在挖洞,我也在北京参加过挖洞。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也不例外。中国看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会见外宾时曾多次指出: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南北问题),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论断首次提出:我们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以后,历次党代会均沿用了这个提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我党毅然决然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大转折,不可能有中国后来30年的大发展。三中全会的公报没有对时代问题做出论述,然而,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却包含一个重大判断,即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否则中国改革开放的布局就不会是今天这样。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发展起来的是沿海地区,可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认为战争迫在眉睫,沿海地区是前线,不发展,等打完仗后再建设。

我们再想一想,中国的大发展主要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南方谈话之前,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十分有限,充其量不过100多亿美元,而今天达到了7000多亿美元。1992年中国GDP为26638.1亿元人民币,2008年超过了30万亿元人民币,南方谈话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同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请注意南方谈话时国际形势:东欧发生了剧变,苏联已解体。按照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念,在资本主义大举进攻的时候,应当关上大门,固守阵地。可是邓小平却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而且开得更大了。南方谈话17年以来,中国大发展的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决策是何等英明!这个决策的根据是什么?那就是世界大变化,时代变了。

二

记者:形势变了,政策必须跟着变,具体到外交政策方面,也必须与时俱进。那么,60年间我国的外交政策做了怎样的调整?

吴建民:回顾中国60年的外交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的政策有了很大的调整。

一是目标变了,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施行封锁和禁运,无所不用其极,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我们派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一道同美国人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最后在1953年7月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此后,中国周边地区并不安宁。1961年爆发越南战争,这场战争打了十几年。越战期间,中国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我们向越南人民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也有不少中国人在与美国人的较量中血洒战场,长眠在越南。我们同美国人进行了激烈斗争,不斗不行,因为这关系到人民共和国的存亡。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最后走向破裂。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武装冲突。苏联在中国边界陈兵百万,人民共和国的生存受到威胁。

所以,在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外交的目标是求生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党把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外交要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外交的目标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二是主导思想变了,从“立异”转向“求同”。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救亡图存。帝国主义国家把中国人踩在脚底下,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我们不接受欺侮,反抗他们的侵略、压迫和剥削。我们起来革命,这就是“立异”,因为不“立异”就只能驯服地当亡国奴。所以,我们奋斗了100多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为生存而斗争,当然也是要“立异”,要不然我们就很难存在下去。然而,时代变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变了,那主导思想必须跟着变,必须“求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个主题后面是世界各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求同”不是一厢情愿,而是看到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增多的这一现实。

胡锦涛主席2005年9月15日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的首脑大会上说得好:“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三是外交工作的重点从斗争转向合作。我们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过来的,过去一个时期内,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反应,有时候还是会带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思维,这一点不能不承认。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我们解决国际问题的思路也要变。在改革开放前29年,斗争成了外交工作的主导面。同美国斗,同苏联斗,斗的目的是为了生存。我们为斗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求发展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时,那就要合作。中国要发展,如何才能发展起来?那必须得开放。开放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和吸收一切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发展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包括同发达国家的合作。回顾过去60年中国外交的重大案例,可以看出,我们都是通过合作来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我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建立在平等、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关系是可以持续的。

当然,外交工作的重点从斗争转为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斗争,相反,必要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比如,1989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后,中美之间斗争还是很多的。但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破裂,而是为了更顺畅地发展共同利益,更好地开展合作。

三

记者:对于新中国60年的外交发展,您有一个论断,即“从‘小外交到‘大外交”,您能否详细阐述一下?

吴建民:回顾中国外交过去60年的历程,是令人振奋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亲历了外交大发展的人,感受更为深切。中国外交60年大发展,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不是短期的,而是可持续的。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在中国外交四个大板块中均有充分的表现。这四大板块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推进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平台。

第一,过去的60年里,我国与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都有巨大的改善和发展。

一是中美关系。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建交,到今年1月是30周年。中美关系大发展是建交前那些对中美关系持最乐观态度的人也没有料到的。1979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为24.5亿美元,2007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到3021亿美元;1979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不足1000人,而2007年猛增为67723人;1979年中国基本上没有赴美游客,2007年猛增近3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以来,美国政府先后经历了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六任总统。他们中既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尽管在前五任总统就任初期,中美关系出现过一段短暂的不稳定时期,但过了之后,中美关系又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两国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分歧,但正如胡锦涛主席多次指出的,中美之间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关系的大发展就是在美国国内两党的共识和中美两国之间的共识基础上实现的。

二是中俄关系。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可以说是结盟10年,对抗30年,睦邻友好19年。中俄双方都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双方都认识到结盟不可取,对抗也不可取,可取的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89年中俄关系正常化后,中俄经济贸易关系有较大发展,1990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42亿美元,2007年高达481.65亿美元。可以说现在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三是中日关系。中日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总的发展是比较好的。去年是邓小平访日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1978年中日贸易额66亿美元,2007年高达2360亿美元。当然中日关系也经历过曲折,从2001年到2006年,中日之间的政治僵冷持续了5年。由于双方共同努力,僵冷的局面已经结束。中日关系回到了正常发展轨道,处在新的起点上。中日双方都对战略互惠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充满了信心。

四是中欧关系。过去60年中欧关系的发展是巨大的。1978年中欧贸易总额46.89亿美元,2007年达到3561.5亿美元,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尽管双方有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分歧不少,经常出现一些争论。但中欧在政治领域的合作也在发展,双方在一些敏感问题如人权领域的对话增多、了解加深。双方在贸易领域的摩擦增多,根本原因是欧盟内部保护主义的倾向抬头。上述问题的存在并不影响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五是中印关系。尽管边界问题尚未解决,但是双方在国际政治领域合作持续发展,经贸合作快速增长。1978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250万美元,2007年高达390亿美元。中印是两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很多,双方都认识到中印两国有一切理由使得双方在各个领域合作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第二,过去60年我们与周边邻国的合作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我国与邻国的关系从睦邻走向了伙伴,而且伙伴关系的基础越来越巩固。就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例,1978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仅为8.59亿,2007年猛增到2025.5亿美元。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有巨额的逆差,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第三,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突飞猛进。中国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历史上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又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课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历来都是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的。然而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很有限,我们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还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这就为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拿我国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为例,1978年中国与整个非洲国家的贸易额仅为7.65亿美元,然而2007年猛增到735.7亿美元。1978年我国与拉丁美洲贸易额为7.3亿美元,2007年突破1000亿美元。

第四,多边外交。60年来,中国的多边外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首先,我们对多边外交重视程度上升。随着世界的变化,国际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现存的国际体系需要改革。如何进行改革?显然改革不能由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改革要大家参与,必须在多边框架下进行。因此,我们对多边外交的参与从局部走向了全面。就拿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在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不认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迄今我们已派出了2万人次,参加22项维和行动,是安理会“五常”中派出部队最多的国家之一。

其次,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在多边外交中的作用也在上升。过去国际上有不少问题人们根本不征求中国人的意见,我们也不愿意发表意见,觉得与我关系不大。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中国与世界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因此,世界要求中国在多边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也乐于在这个过程中尽到自己的责任。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就是由中国倡议得以进行的,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赞扬。

因此,過去这60年中国外交的大发展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外交已经从“小外交”走上了“大外交”,从政治外交扩展到经济、金融、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军事外交,中国的人民外交和公共外交也越来越活跃。中国外交的舞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阔;中国外交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中国人民对外交的关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中国外交真的是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记者: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上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声音。您对此怎么看?

吴建民:中国块头太大,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13亿人的崛起。因此,“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中国更多地介入国际事务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在增长的需要,更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外交需要采取更加开放的姿态,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但是,不能把这些与韬光养晦对立起来,韬光养晦的意思是不当头、不扛旗,中国并没有当头,也没有扛旗。因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依然是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温家宝总理曾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起码要管100年。“中国责任论”与“中国威胁论”不同,中国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第一,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第二,中国参加了几百个国际公约,按照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准则办事,按照国际公约行事;第三,当今世界面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我们应该有所作为;第四,面对恐怖主义、流行性疾病、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等人类共同的挑战,中国应该积极发挥作用。

记者:您对中国今后的外交有何展望?

吴建民:我国60年外交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距离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就世界而言,胡锦涛主席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郑重地提出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当然,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和谐的因素,要克服这些不和谐因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给中国外交提供了巨大的工作空间。我相信,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外交战线上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并且能一步一步接近人类所向往的“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