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战争与以色列的预备役部队（通用4篇）
篇1：中东战争与以色列的预备役部队
中东战争与以色列的预备役部队 Middle East war with Israel in the
reserve forces
摘要：以色列是一个领土面积很小的弹丸之国，兵家必争之地，但是它却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大国。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它就与中东国家有着很频繁的冲突，但这些都没有战胜犹太民族保卫国家的决心和意志。以色列人口少，但其完善的预备役制度为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后盾。本文就将从以色列的国家详情论述预备役部队在中东第四次战争中起的作用以及我国的预备役制度建设应该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 中东 以色列 预备役
1．以色列预备役制度的原因和历史背景
1.1历史背景
以色列地处欧、亚、非的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是兵家必争之地。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就一直与周边的中东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小则冲突，大则战争，这使得以色列长久以来遭受战争的困扰。实际上，这些冲突的根源都来自于领土问题：由于联合国的不合理划分引起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不满，再加上以色列部队为了增加犹太居民居住点而进行对外军事扩张，使得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矛盾不断。
1.2国家详情
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实际管辖面积25740平方公里），其工业、人口高度集中，建立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十分有必要。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口数量有限（依据以色列人口统计处的资料，直到2012年10月为止，以色列有795万人口），这使得以色列的军队的兵力数量面对这一个很大的挑战，于是，以色列开创了“全民皆兵”的预备役制度。
2． 预备役部队与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6年10月6日，这天是星期六，是犹太人的赎罪节。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要在这一天聚在一起度过赎罪节，他们在这天不吃不喝，不工作，在教堂祈祷，赎回他们在过去一年中犯的过错。而埃及正是利用这一天的特殊性，精心策划，隐蔽了进攻时机，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所以第四次中东战争也被称为“赎罪日战争”。
战争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0月6日~9日）埃及和叙利亚军队获得了初步的胜利。第一阶段，埃及军队进攻迅速，集结大量飞机和重武器对以军实施了重大打击，到10月9日，埃军以6个师的兵力，控制了运河沿岸长100公里、纵深10公里的广大地区，击毁以军坦克300余辆。而叙利亚军队也突破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停火线，进攻至叙、以边界，以军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之中。
第二阶段（10月10日~15日）埃军进攻受挫，以军实施反攻。由于埃军原计划的停止战役进攻给了以色列以喘气的机会，以军抓住战机，从西线抽调了部分空军、地面部队加强北线重创叙军。然后转向西线，将埃军逼迫至原出发地域。
第三阶段（10月16日~24日）西线以军向埃军反攻，北线以军和叙军对峙。这一阶段的埃军和叙军已经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联合国的调停下，双方在24日宣布停火。
此次战争中，为什么以军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呢？这和以色列的搞高效的预备役动员制度有的非常大的关系。在战斗打响的15分钟，以色列广播电台就开始动员军民立即投入战斗，以军指挥部迅速通过各种方式下达了征集令。在接到命令后，数十万应征人员身穿自己的战斗服装，领取武器，在24~28小时内先后开赴前线。一个星期以后，以军转败为胜，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以军能够在这次战争中迅速扭转战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色列的预备役制度以及其快速的集结制度。
3．以色列现有的预备役制度
3.1现状
1959年以色列正式颁布了《兵役法》，规定以义务兵役为主的兵役制度。兵役法规定，凡18——29岁的男性公民，如无特殊情况，都要服现役。而且以色列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应征率，男子应征服役率高达85%~90%。同时，女子服兵役是以色列的一大特色，以色列兵役法规定，18~26岁的女性公民如无特殊情况，都要服为期两年的现役。其应征率达到50%。
为了有效实施全民皆兵，巩固和壮大以军的后备力量，加强国防建设，以色列建立了强大的预备役部队。陆军的预备役是国防军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陆军的主要力量。海军和空军没有成建制的预备役部队，现役的军人一旦退伍，便立即转为预备役部队，平时各安其业，以色列预备役部队在进行训练 战时随时应召。
以色列还立了名为“哈纳尔”的青年战斗先锋队组织。这是一种亦兵亦农的青年军垦组织，成员主要为回国的移民和当地青年，人数达10余万。而中小学学生也要进行每周两小时的初级军事训练，可谓是真正的全民皆兵。
3.2以色列预备役的特点
重视平常训练。以色列的预备役单个人员以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进行。预备人员回到地方后，必须顶起参加军事训练，平时每月一次，每年还要到军营集训一次。这些训练都是与部队的训练结合进行的。通过这样一种训练模式，使得预备役人员保持良好的战备状态。
超强的集结速度。以色列预备役平时就会规定人员，指定岗位，指定装备，并不断进行训练。一类预备役部队在接到动员令后，24小时内就可以迅速完成集结丙开赴战场，而二类预备役部队的集结速度也不少于48小时，这样的速度使得以色列的预备役和现役部队一样能够迅速参加战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动员时间竟然缩短至20个小时，从而使得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反败为胜。可见，这样超级迅速的集结速度是以色列军队的一大优势。
重视宣传教育。以色列十分重视对于公民尤其是青少年，进行服兵役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他们利用政府制造出有利于服兵役的舆论环境，使得以色列公民把服兵役当做一项应尽的义务，认为这是一种为国奉献的精神。青少年也被灌输给一种“这是青年人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
量才使用，充分发挥了人力资源的效率。他们通过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程序，是每个人各尽其能，本着军队需要和个人志愿相结合的原则，保证各岗位有合适的人才。
完善的福利制度。为什么以色列的全民参军率能够达到那么高，除了与本国的历史条件以及宣传有关外，与以色列军队中完善的福利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为了调动应征青年的服役积极性，采取了许多独具吸引力的福利措施。新兵一入伍，征兵中心就会为新兵在银行建立个人账户，通过银行个人账户给军人发放军饷。国家还规定，凡应征服兵役者，仍保持原薪金待遇，并由应征者原所在的单位支付，其中的三分之二有政府从专门资金中给予补助。此外，以军士兵在服役期间还享受其他内容广泛的福利待遇。
4．我国的预备役制度
我国的预备役部队是由现役军人为主干，以复员退役军人为主要组成成分，是我国战时的重要后备力量。虽然我国的预备役制度方向和目标已经确定，但是它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编制不尽合理，合成度不够，军事训练不平衡，武器装备落后，基层建设薄弱，工作运行机制不健全等。但总的来说，我国的预备役制度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我国的预备役制度将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1）由数量规模向质量效能的转变。我国正在整合现有的预备役部队，压缩数量规模，调整专业方向，将工作重心由数量规模转变到质量上来，使得我国的预备役部队能够成为一支强大的“平时能服务，急时能应急，战时能应战的”国防后备力量。
（2）由直接参战型向支援保障型转变。我国预备役部队正适当压缩作战部队规模，调整建设一批支援保障类部队，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3）在专业方向上，重点发展海、空军和技术预备役部队。向以色列预备役制度借鉴，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创造我们自己的预备役制度，不断提高预备役的质量，加快动员速度，强化武器装备，加快动员速度等。
5．小结
以色列鉴于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国情，建立了完备的预备役部队，并且成为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日渐频繁的恐怖事件、自然灾害等各种危机，各国都在建立自己的预备役部队。近年来，我国与邻国的领土问题不断产生是非，如前一段时间的钓鱼岛问题。因此，我们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摸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预备役部队，不断巩固强化国防力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陈辉 编著 沙漠之鹰--以色列军事力量素描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 [2]王春生 主编 军枭—以色列军情内幕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6 [3]阎京生 袁名忠 著 大卫之星：以色列建国及其经典战役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4]百度百科：以色列http://baike.baidu.com/view/7835.htm [5]百度词条：预备役http://baike.baidu.com/view/7835.htm
篇2：中东战争与以色列的预备役部队
区、区、县、县人民政府和人武部，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切实加强我市预备役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装备保障，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军区司令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兵和预备役部队装备保障配套建设的意见》（鄂政办发〔〕56号）精神，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预备役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保障建设的重要性
加强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保障建设，提高军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对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预备役部队作为一支重要应急力量，需要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行动任务，必须保障预备役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建设。近年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军事机关高度重视预备役部队建设，预备役部队基本设施逐步完善，组织布局更加合理，人员素质明显提高，但由于遂行处突维稳、抢险救灾、安保警戒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装备器材严重缺乏，经费保障不足，影响和制约了预备役部队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应急作用的发挥。各级各部门和军事机关要充分认识加强预备役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保障建设的重要性，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不断提高预备役部队装备建设质量，增强预备役部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二、积极融合军地资源，抓好预备役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保障建设
装备保障是部队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物质技术基础，非战争军事行动形式多样，所需装备器材品种多、数量大，必须充分融合军地资源搞建设，不断加强预备役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保障能力。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支持预备役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保障建设，采取利用现有、预编预征、指定使用、购置等方法，多渠道筹措配齐各类装备器材。对部队现有的能够用于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武器装备，要充分利用；对工程机械、运输车等大型通用装备，采取预编征用的办法解决，交通部门要积极配合；对冲锋舟、帐篷等救灾物资，采取指定使用的办法进行保障，地方减灾救灾部门要积极配合；对救生衣、锹镐、对讲机等小型装备器材，由部队根据需要购买。要按照“实在管用、系统配套”的原则，采取多种渠道聚合财力，逐步建成集供、管、修、训于一体的装备管理设施体系。要加强对装备器材的管理，保持良好状况，确保随时投入使用。原则上预编征用和指定使用装备由原单位（业主）负责管理，其他装备器材由预备役部队管理。要加强经费保障，确保本单位所组建的预备役部队各营（连）在正常预算基础上，每年适当增加工作经费，用于购置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所必须的物资器材和进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调研、训练、演练、培训、工作协调等。经费实行专款专用，并接受地方和部队的审计监督。
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预备役部队非战争军事行动装备保障建设有序推进
篇3：中东战争与以色列的预备役部队
一、初期以色列支持伊朗的外交政策
以色列力图建立同中东地区的“外围国家”的友好关系, 分担在阿拉伯地区主流世界的恐惧心理, 而且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对西方制度有很强的吸引力并且是许多犹太人所希望移民的地区。外围国家主义政策使以色列同土耳其、伊朗、埃塞俄比亚、摩洛哥特别是非洲的萨赫勒地区建立友好的战略关系, 因此这必然使得以色列同这些民族边缘国家建立同盟, 例如非穆斯林少数派、黎巴嫩马龙派教徒以及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 他们都受到阿拉伯国家主义侵犯的威胁。而伊朗也是以色列推行外围国家联盟的最重要的一环。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 以色列仍坚持传统的对于双方的关系。伊拉克的态度仍然是以色列高层们所忧虑的问题, 由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狂妄自大的表现下,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参加了全部的主要阿拉伯国家对抗以色列的战争, 支持发展核武器以及支持反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为创造一个有利于以色列的安全环境, 以色列需要“伊朗”这张牌来分化与削弱伊拉克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因此尽管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 霍梅尼的意识形态给伊朗带来了一些变化。伊朗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关系的急剧恶化, 但以色列仍然从其长期的“外围国家主义”的外交政策出发, 维持和伊朗的关系。因此战争爆发后以色列采取支持伊朗的政策, 伊朗和以色列还是需要彼此合作来面对共同的敌人:阿拉伯世界。这一时期以色列支持伊朗的政策表现在战争时期, 以色列单方面的继续向伊朗提供军火, 特别是在战争开始的前几个月中, 以色列担心伊朗有垮台的危险而大规模援助伊朗, 并且希望利用战争摧毁伊拉克的核设施, 直到1982年后战局转变, 伊朗转为进攻一方, 但也没有改变以色列的这一做法。以色列对于两伊战争直到1987年初都是单一的支持伊朗, 而这一时期以色列支持伊朗的主要目的则是防止伊拉克在战争中东山再起成为这一地区危险的超级大国, 使伊拉克不再对以色列有军事威胁。但是以色列单一支持伊朗的政策的负面结果也逐渐的显露出来。在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 霍梅尼长期致力于向以色列周边国家输出革命, 这使得以色列对伊朗的外交陷入矛盾, 即以色列支持反以色列武装力量的国家一边, 而这些武装力量也为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正因如此, 以色列在这一时期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支持伊朗的政策。但是大多数以色列的决策者们仍然对伊朗新政权抱有积极的假设态度。而关于伊朗输出革命, 以色列决策者们认为伊朗此时自顾不暇, 面临双重危险, 同西面伊拉克的战争有战败的危险以及受到北方苏联吞并的危险并且认为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威胁也可以通过同德黑兰保持良好的互动从而最终解决。总之, 在这一时期, 尽管伊朗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 但以色列仍从长期坚持的“外围国家主义”外交出发, 在这一时期完全向伊朗“一边倒”。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与周边、全球局势的变化, 以色列面对着新情况、新问题, 则必须要做出新的外交调整。
二、中期以色列采取中立的态度
由于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从其长期坚持的“外围国家主义”出发, 在战争中支持伊朗, 这与海湾地区美国的政策直接矛盾, 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 美国和伊朗关系急剧恶化, 在两伊战争中美国采取支持伊拉克的态度。在1987年初的时候, 美国政府向以色列警告要以色列从所有方面停止支持伊朗, 甚至美国前所未有的利用国际访问以色列总统的机会警告其勿违背美国的海湾政策。的确, 若美国公众认为以色列在源源不断的支持伊朗, 那么以色列则应为美国士兵的死亡负责。其次, 以色列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冲突相对缓和, 但是以色列支持伊朗也可能使以色列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缓和得到破坏, 并且受到了来自阿拉伯世界同样的压力。在国内以及周边局势方面, 以色列支持伊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受到决策者们的注意。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逐步走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统治, 成为反以色列恐怖主义武装的输出地, 支持强烈反对以色列的黎巴嫩与巴勒斯坦原教旨主义的武装力量。他们给以色列造成了许多的困难。并且在意识形态上, 伊朗作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样板将会成为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榜样, 而这将大大伤害以色列的利益, 因此, 以色列陷入一个“悖论”中, 以色列通过武装他们的伊朗赞助人, 使得以色列间接地帮助以黎巴嫩、巴勒斯坦为中心的反以色列恐怖主义者。此外, 国内一大批退役的前国防军和情报人员也认为以色列一边倒向伊朗是有缺陷的, 以色列决策者们所盼望的霍梅尼政权的快速倒台和温和派的上台并没有出现。由此, 以色列对外为了避免同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得到破坏以及巩固住同埃及等部分阿拉伯国家来之不易的缓和局面, 对内为了反对反以色列恐怖主义, 使以色列开始放弃单一支持伊朗的政策。到1987年夏, 以色列由一系列的谴责战争本身与支持美国在海湾的政策达成共识, 并且对于交战国双方的态度都有了较大的差别与变化。在1987年秋, 以色列总理在谈话中表示道:“战争对于两伊双方都是不理智的, 我们不会卷入其中, 我们也没有理由卷入其中”。与此同时, 国防部长拉宾在11月的讲话中指出:“战争没有一方是胜利者, 我们认为更有机会获胜的一方当然不是伊朗。因此, 我们必须要坚持不干涉政策并时刻保持警惕。”以色列一些决策者建议向战争的另一方伊拉克或者是其同盟者倾斜。佩雷斯和一些内阁成员也希望找到一条同伊拉克和解的道路。但是绝大多数以色列决策者以及国防部长拉宾以及工业部长阿里尔·沙龙则反对这一做法, 因为在此之前伊拉克同以色列长期敌对并且即使在战争时期伊拉克的反以色列宣传也并未减弱。因此, 以色列希望继续保持中立直到霍梅尼下台, 伊朗的温和派恢复掌权为止。
三、后期以色列的态度
在整个八十年代, 伊朗支持反以色列的黎巴嫩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武装力量以及强烈的反对美国和西方世界, 这种倾向把以色列推向阿拉伯世界的怀抱。其次, 以色列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迎合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政策, 巩固美以战略伙伴关系。以色列总理在1987年11月25日的谈话指出:“我们强烈支持美国采取行动阻止这一丑陋的战争继续下去, 美国的干涉对于保证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发现, 所有在这一地区的主要阿拉伯国家已经感到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证安全、稳定、生存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依靠美国”。最后, 以色列的决策者中支持倾向于伊拉克的也逐渐占据主流。在1988年初, 报纸引用外交部长塔米尔以及能源部长沙哈勒的话指出:“我们应建立一个亲伊拉克的环境”, “我们要重新考虑对两伊战争的政策”。释放出希望同巴格达建立关系的信号, 与之相对的, 以拉宾为代表的希望继续坚持“外围国家主义”希望继续支持伊朗的主张则没有什么人对此积极响应。与此同时, 伊拉克也在早些时候放出过和解的信号。伊拉克副总统和教育部长指出:“伊朗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相较于以色列更大”。伊拉克驻伦敦大使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1987年11月25日的专访时指出:“以色列继续不断地把伊朗武装到牙齿, 因此看不到两国关系好转的前景”。———这里暗含着若以色列改变对伊朗的支持就能得到伊拉克的回报。但是, 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表明伊拉克和以色列签订了什么协议, 伊拉克此时还无法确信以色列的温和声名“是一个战略而非策略”。而伊拉克同以色列长期的对抗则遗留了许多敌对的问题, 因此, 在此时, 以色列只是稍微的倾向于伊拉克。1988年3—7月是两伊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段, 而战争到了现在对于以色列则不再是分散两伊双方的力量而是要避免在中东产生新的一轮军备竞赛。越来越多的中东国家认为追求中程弹道导弹与发展化学武器是必要的并且逐渐合法化了。而大量发展导弹和化学武器则打破了长期的阿—以军事平衡, 以色列也不愿意看到战争的任何一方取得真正的胜利。与此同时, 两伊双方频频显露出的战争疲劳的信号也为战争的结束提供了契机, 因此, 以色列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则追求希望尽早的结束战争。总之, 在这一时期, 两伊战争接近尾声, 在国内外压力下放弃单一支持伊朗的以色列, 继而在美以战略合伙伙伴关系下试图与伊拉克和解并在外交上稍微倾向于伊拉克, 最后从自身安全利益出发期望战争尽早结束。
篇4：以色列方向的秘密战争
1947年，在以色列正式宣布成立前的几个月，斯大林下令必须保证未来的犹太国投向苏联最亲密盟友的阵营。“以色列方向”便成为苏联情报机关最优先的方向之一。本刊编译俄罗斯《独立报》文章，解密在以色列方向发生的秘密战争。
1948年，犹太国出现在世界政治板图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的外交支持。苏联还是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计划将以色列纳入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势力范围，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又一成员。
领袖的命令
著名的苏联特工活动研究专家约翰·巴龙写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粉碎了纳粹德国及其仆从国之后，莫斯科的战略是加强境外秘密活动，特别是反对美国的活动。苏联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认为，整个情报活动只有集中控制在一个部门之下，这些计划才能得以执行。
1947年，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的情报委员会成立，国家安全部对外侦察勤务部门被纳入其中，另外还包括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情报委员会直接对斯大林负责，领导人先后为莫洛托夫、瓦列里安·佐林、安德烈·维辛斯基，它实际上成为了苏联外交部的一个分支机构。1951年，情报委员会被撤消，但正是在其机构内部，制定了第一份苏联间谍在巴勒斯坦和中东的情报活动计划。
1947年末，在以色列正式宣布成立前的几个月, 情报委员会中东及远东总局局长安德烈·奥特罗申科召集了业务会，会上通报了斯大林下达的任务：保证未来的犹太国投向苏联最亲密盟友的阵营。为使以色列居民在与美国犹太人的往来中保持中立,决定在获准移居当时的巴勒斯坦的苏联犹太人中, 加强招募谍报人员的工作。挑选间谍的任务就交给了亚历山大·科罗特科夫，他是情报委员会地下情报处的负责人。
1948年，科罗特科夫的副手弗拉基米尔·韦尔季波罗赫成为苏联派往以色列的第一位间谍，化名为罗日科夫。韦尔季波罗赫后来承认, 在去以色列时对完成此行的使命并不是很有信心。首先,他对犹太人并无好感；其次，领导们对以色列是否可能成为莫斯科的可靠盟友也没有把握。
事实上，经验和直觉没有欺骗这位情报员。在得知以色列领导人重新确定了国家政策，决定与美国密切合作时，苏联的政治态度发生了逆转。
在圣地的胜利
但正是在以色列方向,在1950-1960年期间，苏联情报机关取得了相当的进展，驻外谍报机构成功地将自己的间谍打入了年轻犹太国的国防工业。这只“鼹鼠”，即双重间谍，是30岁的流行病学家艾弗拉姆·克林勃格，他接受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的直接委派，从事生化武器的研发。随后，克林勃格成为位于特拉维夫东南的以色列生物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正是克林勃格创造了一项独特的纪录: 他给苏联和东德特工机关提供业务情报达35年之久，同时巧妙地斡旋，从未落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之手。还有另外一名苏联间谍，行动代号为海莫夫，他在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海姆·魏茨曼的办公机关工作，他的化名也完全与其同国家首脑的接近程度相吻合。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情报机关成功地将自己的间谍打入了“摩萨德”这一公认的世界上最为出色的情报组织中。这回的“鼹鼠”是赛夫·阿夫尼，他原名叫沃尔夫·戈德斯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坚定追随者。对戈德斯坦的招募是1943年在瑞士进行的，当时他在那里躲避纳粹分子的迫害，是苏联驻瑞士的军事情报机关（情报总局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他。1948 年移居以色列后,当时已经化名为赛夫·阿夫尼的沃尔夫·戈德斯坦，开始了他在以色列一家农业合作社中的劳动。1950年，阿夫尼被聘用到以色列外交部工作，不过他在那里并没有掩盖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
1952年，阿夫尼成为以色列驻布鲁塞尔使馆的商务专员。在这里，这位情报总局的间谍还得到了另一个职务——使馆安全保卫处长，有权接近存放秘密文件的保险柜。阿夫尼四年后被逮捕，在接受审讯员问话时交待说，向莫斯科转交了从特拉维夫发到使馆的所有秘密文件。
在1953年，以色列外交部调阿夫尼到贝尔格莱德，担任驻南斯拉夫和希腊两国商务专员。与此同时，这位处于苏联情报机关日常监控之下的“双重间谍”，还成为以色列情报机关在希腊和西德的代表。
赛夫·阿夫尼积极地参与了一次最使“摩萨德”名声大噪的行动，他们渗透到了在埃及找到藏身之处的法西斯德国前军官队伍之中。当时的埃及领导人不仅给他们提供了避难所, 而且还让德军老兵和党卫军做他们的军事顾问和警察。
纽约《时代》杂志1958年7月27日报道：“埃及的宣传家们，在几名纳粹垮台后苟延残喘的德国专家帮助下,把开罗的电台变成了针对以色列的异乎强大的纳粹宣传工具。”在埃及的德国战犯，成为以色列各特工机关行动的一个主要目标，他们其中的一名间谍就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赛夫·阿夫尼。
在贝尔格莱德从事外交工作的阿夫尼，定期向莫斯科发送“摩萨德”与驻雅典和贝尔格莱德特工机关之间联络的暗号和密码样本。阿夫尼使所有以色列在法国、德国、希腊、意大利、瑞士和南斯拉夫的谍报网整个暴露无遗。
阿夫尼对“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事业”的热情和忠诚，即使在著名的“医生事件”之后也丝毫不减。当时，整个苏联在斯大林授意下，掀起了镇压“白衣凶手”和“忘本的世界主义者”的大规模浪潮。后来，阿夫尼不只一次地说，斯大林是自古以来各民族中最伟大的天才，并且完全不相信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揭发言论是真的，认为它不过是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假情报。
到1956年，以色列反间谍机关才最终发现了19世纪50年代最成功的双重间谍。由于为苏联效力，阿夫尼受到了对于这种间谍活动来说较轻的处罚，被判监禁14年。
地下工作的死结
随着以色列与苏联之间外交关系的破裂和身份掩护的消失，苏联情报机关在这一方向的主要任务，已经是在无外交身份掩护的情况下，向以色列进行直接渗透。这些渗入的间谍要提供必须的情报，并掌控在以色列活动的苏联谍报网。通常，地下工作者去以色列活动都是短期的。19世纪70年初，在以色列的地下工作者包括卡尔斯基、帕特里亚、伦和约里斯，他们持有加拿大、西班牙、墨西哥和芬兰护照。
由于缺乏合法情报侦察的可能性，于是苏联情报机关领导，积极使用披着驻耶路撒冷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外衣的驻外地下情报机构。这个机构总共由两名情报官员组成，他们以传教士会职员——总务主任和司机身份为掩护。有趣的是，不论是莫斯科东正教牧首公署负责人，还是传教士会会长，更不用说普通神职人员，谁也没有猜到这两个貌不惊人的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
“中心”向这两名人员布置了大量工作，使得他们简直都无法应付来自莫斯科的滚滚任务。要说苏联间谍高超的专业水平，那就得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里的驻外情报人员，在以色列国内反间谍局“辛贝特”的眼皮底下，定期向中心输送最重要的情报，而且从来也没有暴露过。
最为艰难的1973年10月的战争，再次以犹太国的胜利而告终。在此以后，“以色列方向”便成为苏联情报机关最优先的方向之一。尽管有大量间谍潜伏到移民当中，但却始终没能对以色列特工机关和国防机构形成实质性渗透。
当时的苏联克格勃境外反间谍局负责人奥列格·卡卢金后来回忆说：“我们招募的许多出境移民本来答应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但是只要脚一跨出国门,马上就会把自己的诺言抛至脑后。不过还是有一些‘老人儿’继续为我们提供帮助,向我们通报犹太移民情绪方面的信息。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移民管道，主要是将工程师和科学家输送到西方国家国防工业、军事机构和政府组织的关键岗位。但在我于80年代从境外反间谍局局长位子上退下来时，我也没有听说过一起成功的例子。”
1972年，苏联驻以色列的秘密情报机关开始了工作，负责人是34岁的军官尤里·利诺夫，秘密代号为克拉夫琴科。在以色列，他的身份是奥地利公民卡尔-伯恩特·莫特尔。苏联情报机关的领导计划，将由五名现有间谍组成的谍报网交由利诺夫掌握。加入该谍报组的包括:在以色列情报机关拥有内线的利昂医生，他是在1966年去苏联旅行期间被招募的；基姆，他是混在犹太移民中进入以色列的，他的任务是打进犹太复国主义的“锡安囚徒”组织；加入谍报组的还有一位移民，他是1970年来到以色列的；西德驻以色列使馆女职员格尔达，以及某西方国家驻以色列大使罗恩。
这个秘密情报机关在以色列总共只运行了一年，因为后来利诺夫进入了以色列反间谍机关的视野，不得不离开该国。1973年2月，利诺夫出人意料地在西伯林又“浮出水面”，但一个月后就遭到了逮捕。中心得出结论，是被以色列反间谍机关“辛贝特”再次招募的间谍利昂出卖了利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