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教育组织机构

电化教育组织机构（精选8篇）

篇1：电化教育组织机构

电化教育组织机构

组长：李彧

副组长：王昌荣闫清海 成员：李迷柱刘彩英

王俊飞赵玉凤 网络管理员：王昌东 贾舒丁瑞芳董海霞刘峰

篇2：电化教育组织机构

按照教育局的布置，在中小学中开展人民防空教育，提高中小学的国防和“三防”知识，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特成立**学校人民防空教育领导小组：

组

长：

副组长：

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主

任：

副主任：

成员：

联系人：

**学校 2014年3月15日

**学校2014年 人民防空教育规划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增强我校师生的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知识，建立和谐校园，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把防空教育与学校的安全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个性发展。使全体中小学生在校园安全、健康成长。

二、具体工作：

1、采用多种形式进行人防教育

人民防空知识跨度大、内容涉及范围广，而我校学段从一年级到九年级，因此必须针对不同年级制定不同的防空教育内容，如小学低段、高段和初中段的内容既要有层次又要相联系，采用多种形式把人防知识有机合理的渗透到化学、物理、生物、健康、劳技等教学实践中去，利用每年初中新生入学的军训，请求教官进行防护训练，充分利用板报、手抄小报、校园广播站、光盘等手段进行多种形式的教育，同时结合学校的特点进行有趣味、有竞争的教育。

2、保证课时

各班主任利用班会和夕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人民防空的任务和作用”、“人防工事”、“防空知识”等内容的教育，德育处负责组织学生参加疏散演习。学校“红十字会”对学生进行自救和互救的知识宣传教育。

物理教师在教学中涉及到原子核的聚变及裂变时，拿出两课时专门讲解核武器产生能量的过程，如何防护核武器产生的辐射、冲击波及放射性污染等知识。生物、化学教师将对“生物武器及其防护”、“化学武器及其防护”的相关内容要作为授课重点，化学教师对化学药品尤其是剧毒药品的保管和使用要进行认真讲解。总务处负责消防器材的使用训练和示范。健康教师每学期用4课时组织学生观看光盘了解“人防”知识。

“人防”知识教育具体课时分配 物

理

化

学

生

物

劳

技

救护、消防、疏散等

三、检查与督导

每学年教导处根据规划中的课时内容，在检查教案时将有关教师“三防”内容的有无列入检查项目，并纳入考核。

德育处将板报、广播站、手抄小报等项目是否有“人防”知识的内容纳入日常工作。组织疏散演习，协助“红十字会”进行救护演练，要以人为本，把学生的校园安全纳入到经常的教育中。

学校对“三防”教育进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奖惩。

**学校教导处

2014年3月15日

2014年**学校“人防”知识教育教学计划

根据学校“人防”教育总体规划，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年度教学计划： 一、八年级学生人数及教学班数

二、授课时间及内容：

（一）全校性安排

1、各班主任利用班会、夕会时间指导学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2、三月 观看“三防”知识光盘

（健康教师负责

２课时）。

3、四月 组织疏散演习，专题板报一期（德育处负责 ２课时）。

4、五月 消防器材的使用和训练

（总务负责

1课时）。

（二）具体分年级

1、小学1-3年级以班主任讲解，观看录像、板报和听小广播为主。

2、小学4-6年级由健康教师在九至十月期间利用两课时讲解防灾知识，“人防”的任务和作用，观看“红十字会”自救和互救的演练。科学实践教师在十一月份利用两课时讲解个人防护器材知识和防护演练技能。3、7-9年级在上述小学段的基础上加入以下内容：

生物教师用两课时讲解生物武器的防护知识 十一月份

化学教师用两课时讲解化学武器的防护知识 十二月份

4、主要课程以八年级为主，其余年级主要以常识性

物理教师用两课时结合书本知识讲解原子核的裂变和聚变，核武器的防护知识

**学校教导处

篇3：电化教育组织机构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属联合国专门机构,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组织创建于1945年11月,1946年11月正式成立,同年12月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其总部设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传播,于人之思想中建设和平,促进各国间合作,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1]

UNESCO是各国政府间讨论教育、科学和文化问题的国际组织,其主要机构有大会、执行局和秘书处。大会为该组织最高权力机构,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决定该组织的政策、计划和预算。执行局为大会闭幕期间的管理和监督机构。秘书处负责执行日常工作,由执行局建议并经大会任命的总干事领导秘书处工作。截至2005年3月,该组织拥有191个会员国。

中国是UNESCO创始国之一。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国恢复在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并当选为执行局委员,此后一直连任这一职务。1979年,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2005年,在巴黎召开的UNESCO第173届执行局第一次会议上,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当选为该组织执行局主席。

为了开展国际性教育研究,促进成员国的教育政策和实践,UNESCO先后设立了一些教育研究机构,并吸收一些独立的教育研究机构加入这一组织。目前,UNESCO的教育研究机构包括六个研究所和两个研究中心,作为UNESCO教育部门的主体,它们协助UNESCO成员国处理教育问题。作为UNESCO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研究所和中心集中于一些关键的教育领域,如课程发展、教育规划与改革、能力建设、扫盲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运用等。这些教育研究机构规模较小(一般为20人～30人;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例外,有研究人员约90人),自治程度较高,具有明显的国际化、重视网络发展伙伴关系的特征。它们针对具体的教育问题提供帮助,如重建后冲突地区的教育系统、促进通过教育防治艾滋病等。虽然这些研究机构相对独立,但它们共同为UNESCO的各类教育计划,特别是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简称EFA)计划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0年,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举行的世界教育论坛(World Education Forum)上,国际社会承诺在2015年前实现全民教育。这一论坛设定了六项目标:(1)扩展早期儿童的照料和教育;(2)保障高质量的免费强迫小学教育;(3)促进面向青少年和成人的学习和生活技能项目;(4)将成人识字率提高到50%;(5)消除教育中的性别差异;(6)改进教育质量。[2]UNESCO教育研究机构,不论是单独行动还是合作行动,都旨在通过生产和传播信息、研究和追踪趋势、监控进展和评估需求、政策对话和发展、能力建设和改革以及技术援助与培训等来支持UNESCO的有关教育动议。

UNESCO框架下的六个教育研究所和两个教育研究中心为:国际教育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简称IBE),设于瑞士日内瓦;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简称IIEP),总部设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简称UIL),设于德国汉堡,前身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UIE);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简称IITE),设于俄罗斯莫斯科;非洲能力建设国际研究所(简称IICBA),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简称IESALC),设于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简称UNEVOC),设于德国波恩;欧洲高等教育中心(简称CEPES),设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2]这些研究机构涉及不同的教育研究领域,如课程发展、教育规划、教育信息技术等,也涉及不同的教育层次和类型,如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终身教育等。此外,UNESCO还设有统计研究所(简称UIS),该机构是UNESCO的统计办公室,也是联合国关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和传播的全球数据的保存和处理中心,它与UNESCO各教育研究机构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合作。

在UNESCO的教育研究机构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三家机构为:国际教育局、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一些国际著名教育家和学者,如皮亚杰(Jean Piaget)、库姆斯(Philip H.Coombs)、默克(Walther Merck)分别为这些机构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主要以这三个教育研究所为基础,对UNESCO教育研究机构的主要活动进行评述和比较分析,并总结对我国教育研究事业的借鉴意义。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机构的主要活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教育研究机构的主要活动与其使命密切相关,并受到后者的制约。

国际教育局(IBE)的使命是:作为一个教育内容和方法发展的国际中心而运作;在世界各区域的课程变革和发展方面建立网络,以分享专业知识,提升国家能力;引入现代课程设计和实施方法,提高实践技能,促进教育政策的国际对话。[4]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的使命是:加强UNESCO成员国规划与管理其教育系统的能力,主要活动包括培训、研究、技术支持、网络发展与伙伴关系、传播与文献服务等。[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IL)的使命是:满足世界各地个人和社群的需求,促进各种类型的教育和学习得到认可、尊重及可获得,不论这种教育或学习是正规的、非正规的还是非正式的。[6]

在开展教育研究之外,IBE和IIEP都与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进行伙伴合作,提供技术援助、培训、政策支持和广泛的信息资源。在收到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及私人部门的要求后,UIL通过政策导向研究、能力建设、网络发展、出版和技术服务,对这些教育需求做出回应,帮助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

归纳起来,UNESCO教育研究机构的活动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研究、培训、咨询、出版与文献服务、举办论坛。

(一)研究

作为教育研究机构,研究是UNESCO框架下教育研究机构的当然职责,也是其核心活动。

在世界范围内发布关于教育系统以及课程和课程发展过程的高质量的、最新的信息和分析,是IBE的主要活动之一。IBE完成了一系列主题研究、出版物、国别报告,并且研究在中小学开展防治艾滋病教育的课程材料和方法。目前,IBE的一项主要研究就是每年组织编写出版UNESCO《全民教育全球监控报告》(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以评估世界各国在履行2015年前为所有儿童、青年、成人提供基本教育的职责情况。IBE围绕课程问题出版了一系列工作论文,如《21世纪初学校美育课程的教学时间和地点》、《中等教育的多样化:比较视角的学校课程》等。IBE近年的研究在《比较与历史视角的学校知识:变革中的中小学课程》(School Knowledg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Changing Curricula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一书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反映。[7]

IIEP将研究作为发展知识基础的途径。为了促进其培训项目,追踪教育规划领域的最新方法和知识,IIEP开展研究活动。它的研究集中于教育发展中的政策问题和教育规划与管理中的技术及方法方面。IIEP重点研究的领域包括基础教育入学机会、教育质量监控、教育财政与管理、高等教育与专业训练等。另外,IIEP研究还包括紧急状态的规划教育、教育中的道德与腐败问题等新领域。2007年6月,UNESCO发布了IIEP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完成的报告《学校与大学腐败:如何解决》(Corrupt Schools,Corrupt Universities:What Can Be Done)。该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形形色色的教育腐败现象对教育系统造成了严重损害。报告给出了教育腐败的定义,列出了教育腐败的分类和表现,并就如何杜绝教育腐败提出了行动方案。[8]

UIL的研究坚持政策导向、国际化的特色,实际上这也是UNESCO各教育研究所和中心共有的研究特色。与UIL促进终身学习政策与实践、关注成人与继续教育,特别是边缘化弱势群体的识字、非正规教育和其他学习机会的工作重点相一致,UIL开展终身学习、成人教育、扫盲方面的研究,并出版研究报告。[6]UNESCO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注重经验调查与国际比较相结合。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UNESCO教育研究机构还就一些研究课题组织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合作进行研究,并出版相应的研究报告。

(二)培训

培训是UNESCO教育研究机构的另一项基本活动。

IBE致力于发展、促进课程专家的世界性网络和实践共同体(COP)。目前,来自约80个国家的660余名课程专家参加了IBE课程专家实践共同体的活动,活动范围包括从分享信息和经验、合作研究项目以及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的培训和技术合作,等等。[4]IIEP将培训作为其基本的活动。截至2006年底,160多个国家的近6,000名教育规划者和管理者参加了IIEP的培训课程。最综合的培训活动是IIEP在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基地举行的年度高级培训项目,这一项目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层参加者提供为期9个月的培训。在这一项目之外,IIEP发起的培训活动还包括一系列其他的形式:专业课程和小型互动式研讨会;面向教育规划领域的特定人员(国家、地区和地方层次的教育规划者,大学管理者,非政府组织官员等)的培训;远程教育,即正规教育与培训的补充方式;培训材料的设计和传播。[1]人员培训是UIL发起或组织的能力建设的重要形式,也是它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的重要形式,它有助于该机构的核心目标,即推动成人教育、非正规教育和扫盲目标的实现。2005～2006年度,UIL的实地项目在63个国家实施,来自158个国家的3,000余名实践者、专家和决策者参加了UIL的活动和网络发展动议。[6]作为UNESCO成员国,我国先后派出一些教育研究人员和教育管理人员参加UNESCO教育研究机构举办的各种重要培训活动。

(三)咨询

UNESCO教育研究机构的咨询又称为技术援助或技术支持,它是各研究所和中心的主要活动之一。

IBE在课程变革和发展的特定需要方面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IBE近年开展的主要咨询活动包括: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驻科索沃特派团合作的科索沃课程发展;阿富汗课程和教科书开发者的能力建设;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中小学教育课程开发者的培训;一些非洲国家的课程发展和贫困削减;等等。[4]IIEP将咨询称为“技术支持”,以其作为将教育规划转化为实践行动的基本途径。IIEP对UNESCO成员国提出的教育规划与管理领域的特定问题要求做出回应。它的咨询或技术支持采取多种形式,包括选派专家组织特定课程,实施双边的、多边的或国家财政支持的客户定向项目等。这些活动得到了IIEP研究和培训的信息支持,并丰富了IIEP自身的知识基础。近年来,IIEP的技术支持项目在以下一些方面做出了贡献:制定巴勒斯坦教育部五年计划,改进塞内加尔中学教师的管理,重建柬埔寨内战后的教育体系,改革中亚转型国家的教育预算程序,等等。[5]UIL向成员国提供的技术支持主要包括咨询服务和项目评价。UIL的咨询服务和项目评价服务于它发起或组织的教育方面的能力建设,包括人员培训、教育内容革新、新技术使用、创新学习策略传播等多种形式,旨在促进扫盲工作和非正规教育的发展。

(四)出版与文献服务

作为国际化的研究机构,UNESCO各教育研究所和中心重视出版与文献服务,以此推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UNESCO成员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除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关于教育系统以及课程和课程发展过程的高质量的、最新的信息和分析报告外,IBE还收集、传播这类最新的信息和分析。它提供广泛的信息资源和材料,包括网络数据库、主题研究、出版物、国别报告以及中小学防治艾滋病教育的课程材料和方法。IBE还保存了一些特藏品、教育文献和课程资料,包括关于20世纪上半叶学校系统、教育观念、教育运动方面的历史材料。[4]IIEP出版众多文献,1963年以来出版了1,400余册书和研究报告,出版物所涉主题广泛。IIEP文献中心为教育规划与管理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专业工作者提供重要的资源,该中心收藏世界各地出版的3万册与教育规划相关的书、报告、期刊、视频材料和CD-ROM。[5]UIL文献服务中心及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成人与继续教育文献最综合的一家图书中心,收藏了62,500余册书和文献、150种现行期刊。UIL创建了成人学习、文献服务和信息网络(ALADIN),联结全球约100家专业文献中心。UIL发布终身学习、成人教育、扫盲方面的众多研究、报告和信息资料。自成立以来,UIL出版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比较方面最著名的国际期刊《国际教育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还出版《成人学习的非洲视野》系列教材、国际成人教育大会后续文献以及UNESCO/UIL国际扫盲研究奖获奖者的著述。UIL还汇集了世界各地国家扫盲运动的海报。[6]

UNESCO各教育研究机构都设有内容丰富、运行良好的网站,这些网站通常都提供了各机构出版物和文件的免费全文电子文本。为反映其广泛的活动,UNESCO各教育研究所和中心一般都定期出版简报或通讯,每年数期,用英文、法文等几种文字出版。

(五)举办论坛

UNESCO本身就是一个各国政府间讨论教育、科学和文化问题的国际组织。在这一框架下,其下属各教育研究机构积极举办国际性的教育论坛,促进教育领域,特别是教育政策领域的国际对话。

IBE致力于推动、促进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教育政策、战略和改革方面的国际对话。IBE举办国际教育论坛由来已久,1934年以来它多次组织国际教育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这是各国教育部长之间世界层次政策对话的主要论坛之一。IBE的合作伙伴,如研究者、实践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都积极参加这一政策对话。1994年、1996年、2001年、2004年分别举行了第44至47届国际教育大会,会议主题分别为“国际理解教育的评价与透视”、“增强变革世界中教师的职责”、“学会共处的全民教育:内容与学习策略——问题与解决办法”、“为所有年轻人的高质量教育:挑战、问题与优先事项”。[18]网络发展是IIEP致力于建设个人和机构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IIEP努力支持它所发起的网络,这些网络发挥不同的作用。亚洲培训和研究机构网(ANTRIEP)旨在加强18个成员机构的能力;南部非洲教育质量监控协会(SACMEQ)将该地区15个国家的教育部长联系起来,就监控和评价教育质量进行合作;拉丁美洲教育、劳动力和社会融入网(REDETIS)促进信息传播和交流,通过结合基础教育为工作做准备,促进向工作世界的转变以及社会融合。IIEP还与许多国家的教育部和教育机构签订了合作伙伴协议。IIEP的网络发展活动旨在产生多种效果,促进南南合作。UIL的活动与实现全民教育(EFA)和千年发展目标(GMD)相一致,并密切配合联合国扫盲十年计划(UNLD)、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计划(DESD)、联合国扫盲增能行动(LIFE)的目标,围绕这些目标组织了有关教育论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国际成人教育大会(CO NFINTEA)。

三、借鉴意义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的各教育研究机构中,历史最悠久的IBE于1925年建立,其他较早建立的还有IIEP以及UIL的前身UIE,有些则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才建立的。这些教育研究所和中心关注方面有别,影响程度不一,但是都体现出广阔的国际视野,共同致力于为UN-ESCO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服务,关注全民教育,积极为实现教科文组织乃至联合国的教育目标做贡献。例如,IIEP创建的宗旨为,对UN-ESCO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新的需要和迫切问题做出回应。四十多年来,IIEP坚持这一宗旨,为UNESCO成员国服务。又如,UIL回应UNESCO成员国的要求,优先关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九个人口大国的成人与继续教育。

UNESCO教育研究机构的工作重点、服务对象虽然与我国教育研究机构存在较大差别,但是其运作模式对我国教育研究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分工明确,协作互助

UNESCO框架下的教育研究机构分工较为明确。IBE的工作重点在于教育内容和方法方面,它致力于促进课程的变革和发展,并且通过组织国际教育大会促进教育政策的国际对话;IIEP的工作重点很明确,就是加强UNESCO成员国规划与管理其教育系统的能力;UIL主要是为了促进各种类型的教育和学习,它的工作重点在成人教育、非正规教育和扫盲;UNESCO其他教育研究机构也有各自的工作重点。具有较明确的分工,工作重点突出,才能体现各教育研究所和中心的专业性,从而保障和提高机构的运作效率。

这些教育研究机构虽然具有各自较明确的分工,但是作为UNESCO框架下的组织,它们协作互助,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这些机构紧密配合联合国和UNESCO的教育目标,积极对UNESCO成员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需求做出回应,帮助应对人类面临的重要挑战,如维护和平、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削减贫困、能力建设等。其中的几家教育研究机构还从不同的方面帮助经历战争的地区,如前南斯拉夫部分区域、阿富汗等地重建教育系统,促进通过教育防治艾滋病等,并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合作。

(二)与时俱进,不断调整

UNESCO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适时地增设新的教育研究机构。随着人类迈向信息社会,为了加强在教育中运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能力,UN-ESCO于1997年在俄罗斯建立了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为了增进非洲教育机构运用教育管理、课程发展、教师训练、教育项目传输模式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该区域教育所需的新技术的能力,UNESCO于1997年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非洲能力建设国际研究所。为了给各国和区域,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改进职业技术教育所需要的知识和技术援助,2002年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在德国这一职业技术教育发达的国家应运而生。此外,为了促进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欧洲,特别是中东欧的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UN-ESCO在有关国家分别建立了两个区域性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在保持各教育研究机构的基本活动的同时,UNESCO还根据教育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原有机构的使命和工作重点。例如,终身学习研究所原名教育研究所,虽然成立五十多年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其工作重点不够突出,称谓较为笼统。2006年,该所正式更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法律地位从一家以德国为基础的研究机构发展为一家完全的国际研究机构,工作重点从以促进成人教育、非正规教育、扫盲教育为主发展为促进广义的终身学习。该所的转型反映了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世界教育发展趋势。

(三)组织健全,注重参与

UNESCO教育研究机构重视组织建设,注重民主、平等、积极、广泛的参与。各教育研究所和中心一般都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其中IBE和IIEP是自治程度最高的研究机构,二者还拥有独立的标识。对于UNESCO教育研究机构而言,拥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既是历史形成的遗产,也是为了保障各机构的运作效率。

为了鼓励平等、积极的国际参与,UNESCO教育研究机构纷纷设立了理事会或董事会之类的管理机构,这些管理机构一般都实行代表制,体现了较广泛的参与性。IBE理事会由UNESCO大会选举的28个成员国的代表组成,负责管理IBE的活动。理事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例会。在UNESCO总干事召集15名及15名以上成员的要求下,理事会可以举行特别会议。为了有效地实现UNESCO的目标,保持灵活性并对新挑战做出迅速反映,IIEP设立了一个小规模的代表制管理委员会。这一管理委员会的12名成员经选举或任命产生,包括经济学者、教育专家以及与IIEP使命相关的某些领域的权威专家。在这12名成员中,拉丁美洲、亚洲、非洲、阿拉伯国家至少各拥有1名代表,并有4名代表来自联合国不同机构。UIL理事会由世界范围内聘请的12名教育专家组成,理事长为UNESCO总干事,并由总干事负责聘任其他教育专家。该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以回顾过去工作,规划未来政策。

参考文献

[1]Jones,Philip W.International Policies for Third World Ed- ucation:UNESCO,Literacy and Development.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8.

[2][3]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UNESCO's Institutes and Centres for Educa- tion.CERCular(CERC Newsletter),11(1),2006:6,6～7.

[4][10][13][15]IBE.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 ucation.2006-09-20.

[5][11][14][16]IIEP.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2007-03-28.

[6][9][12][17]UNESCO-UIL.Text of the 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2007-05-05.

[7]An E-Interview with Christopher Strebel of IBE, 2007-08-24.Benavot,Aaron & Braslavsky,Cecilia(eds.). School Knowledge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 tive:Changing Curricula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 tion.Hong Kong: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and Dordrecht,Netherlands: Springer.

[8]Hallak,Jacques & Poisson,Muriel.Corrupt Schools,Corrupt Universities:What Can Be Done.Paris:International Insti- 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UNESCO.6 June,2007.

篇4：电化教育组织机构

依托组织优势

发挥共青团组织桥梁纽带和教育功能

要充分利用共青团的组织优势，发挥共青团组织联系青年、引导青年、教育青年的作用，在团的活动中渗透企业的核心理念、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经营境界、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让企业文化在青年心中生根发芽，提高青年人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发挥文化管理的作用。

首先，做到“学而知”。企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团组织要首先学习，而且要下大功夫学习，理解透什么是本企业的企业文化，要做到把握要点、领会精髓。这是团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基础。其次，做到“知而行”。“从青年中来，到青年中去”是团组织的工作原则之一。在理解、把握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贯彻、教育引导、利用团的工作有益尝试等形式，在团的活动中逐步让青年了解企业文化，使企业文化在青年人中有内容、有形式，形成实实在在的文化导向。同时，集思广益把青年中新思维、新气象注入企业文化建设中，不断丰富企业文化的青春内涵。再者，做到“行而果”。团的教育、引导功能的发挥，集中体现在团的活动效果上，主要看团活动的覆盖面和凝聚青年、教育青年的成效怎么样。这就要求团的活动要与企业文化相对接，适应青年的变化和青年的要求，从而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

发挥合作能力，搭建教育平台

构造企业文化在青年中的思想基石

当代企业青年思想活跃，价值需求多样化、实际化、迫切化。团员青年对物质刺激比较认可，对学习新知识兴趣较浓厚，愿意成为生产能手，普遍热衷于入党，党组织对青年人的吸引力明显优于团组织。针对青年的这些特点，首先，团组织要注意深化与党政工间的项目合作。团组织要注重与党委部门、工会部门的合作，主动承担企业文化宣传推广的任务，争当先锋队、排头兵，在青年中形成有利于企业文化扩展的良好文化氛围。其次，借助党组织力量，搭建教育平台，构筑青年坚实的思想基石。团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一定要把握“永远跟党走”的原则。同时，借助党组织的力量，围绕企业文化建设，结合青年人的特点和需求，成立青年中心、青年业余党校、网络平台等，扩大团的活动阵地，把青年吸引到团旗的周围，增强团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团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还要把握“促进企业发展、促进青年成才”的目的。企业文化的实质就是以人为本，以文化引导为根本手段，以激发员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独特文化现象和管理思想。再次，青年普遍上进心、求知欲强，想成才，团组织要切实把握青年上进心、成才心和企业文化之间的联系，以争当青年文明号、争当优秀青年岗位能手、创建青年安全监督岗、青年志愿者活动、青年突击队活动等具体工作为切入点，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紧扣企业发展大局，把青年人的智慧、力量凝聚到为企业发展作贡献上。

开发青年人力资源

倡导文明、敬业、勤奋、和谐的企业青年文化

青年作为一个最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群体，是企业最大的资源，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希望。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创新能力强、个人才能得以发挥的青年队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企业共青团组织作为带领和教育青年的群众组织，要在建设企业文化这个过程中起到凝聚、激励、约束、导向的作用，并最终使青年在企业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成才。当代青年群体价值需求的多样化、实际化、迫切化与企业文化的执行和落实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与抵触。这就要求团的工作者在企业文化建设中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逐步探索两者的结合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结合青年特点和企业文化精髓，倡导文明、敬业、勤奋、和谐的企业青年文化内涵，成为企业青年文化的缔造者和引领者。

企业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企业文化建设涉及到企业的方方面面，渗透于企业的各个环节。共青团组织如何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增加企业的亲和力、凝聚力，激发青年为企业目标而不懈奋斗，为企业发现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是我们团的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一项新的重点课题。通过我们的不断探索、研究和创新，必将有力地促进企业文化不断走向成熟，推动企业青年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健康顺利发展。

（作者单位：陕西有色宝钛集团有限公司）

篇5：5心理健康教育组织机构

组 长：刘瑞峰（学校分管领导）

执行组长：庞耀华

分工：具体负责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落实以及学校特需生的心理干预、指导、心理团体辅导和相关档案的整理工作。

成员：各班主任、心理辅导教师

分工：具体负责本班心理发展课程的教学及班级个别学生的心理教育工作。

篇6：四屯中学健康教育组织机构

组长：曹健君

副组长：周小会高建国

李先锋

成员：高朝辉张醒伦

篇7：电化教育组织机构

组 长：龙建平

副组长：吴志强范伏莲周晓辉

成 员：刘小红彭文芳邹正琪

罗保民黄其贵向全民

肖宏建熊小跃刘海燕

篇8：电化教育组织机构

一、承接行政传统文化的改革策略:法团主义

本研究的前一个子课题的调查结论指出:在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下, 地方主管部门仍然有继续包揽教育评估的欲望, 同时被评估对象即学校教育与公民社会也只求通过行政检查、认可, 尽管有抱怨, 却已习惯了对政府权威的依赖, 并没有评估中介等分权要求。因而, 因势利导, 在国家与社会组织的结构分析中, 关注已有制度与权力的意义 (即肯尼兹·阿罗讲的“社会记忆系统”的意义) 并最终通过合作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 我们需要一种折衷主义的、重视和谐的行政观, 即法团主义。

那么什么是法团主义呢?法团主义英语为Corporatism一词 (另译统合主义) , 其一般理论主张通过组织化的团体来协调决策与利益, 并成为阐释社会结构与国家关系的基本框架。就本研究公共教育论阈而言, 法团主义与这些涵义相联系:首先, 它是指在“公民社会/国家”二元分立中的契约关系。这里“分立”的概念与当下要求教育行政与评估分离 (或部分分离) 推行中介评估的思想是一致的。“corporatism所强调的是利益差异基础上的合作 (Nee, 1995) , 以及在这种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新的结合关系。”[1]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没有分立就没有合作的必要, 没有法团主义的必要。目前我国很多省市所实行的评估院 (如江苏、上海) 、评估中心 (如广东) 这样的“直属机构”体制, 并不是二元分立基础上的合作, 而是套用了中介组织的名义掩盖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差异。哲学范畴上的“分立———契约”, 是双方决定因素之间的互相包容, 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并且“社会力量的代表对国家政策谈判和协商的参与, 将受到国家的支持” (施密特等) 。其次, 社会力量的“代表”必须拥有该行业的专业能力, 即具备法人行为能力而承当公务分权。在这两个前提之下, 其第三个要素是指国家与行业代表组织的联系方式。其中, 社会法团主义主张分权与自由结社政治, 政府承认并直接面对行业自治组织, 以美国为典型, 它在各州有众多的非政府教育评估与认证组织。国家法团主义则主张“在每个界别或社会集团中仅仅承认一个 (指唯一的或极少数量的) 组织”, 即政府通过这个唯一的组织来控制该界别领域中所有其他组织和个人的独立活动, 合法性由政府来决定, 是一种不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而那个唯一的组织发挥着“政府与经济生产者 (即这里讨论的教育的实施者、评价者) 之间的媒介、渠道或桥梁的作用”。[2]

国家法团主义是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组织方式, 也符合我国国情, 这是容易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 澳大利亚学者安戈等在《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中指出:由于东亚国家浸润着儒家学说, “个人和局部利益应当从属于上层领导所代表的更高利益的传统概念同爱国这一现代诉求相辅相成”, 因而东亚各国“在此具有其文化优势”;另一方面, 由于东亚与中国都属于“硬性”国家 (Hard State) , “也就是说, 中国采用的国家化组合制度并非是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的手段, 而是恰恰相反, 起了减轻国家紧密控制的作用。”[3]我们应该看到现评估院等制度确实有“减轻 (行政) 控制作用”的改革意图;但是, 这些由省级教委内部生成的、或下放的“处级”机关[4]第三, 作为牵头人, 还要履行在业内全面规整和协调沟通的职能。即便在高度分权的美国, 例如其“高等教育评估委员会” (简称CHEA) 就是这样的机构, “承担着交流评估信息、改进评估制度、协调评估活动中的矛盾”等责任。[5]此外, 还要负责促进国际与国内学历互认;提高市场关注程度;关注社会安定和必要的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的工作。第四, 帮助政府与各评估组织 (实体) 签订评估项目委托合同;促进或规制各评估组织之间的市场竞争;研究有关的评估法规与政策条例。

二、教授权威及专业联盟在评估活动中的作用

法团主义的一般意义是在社会结构与国家关系的基本框架下, 寻找有代表性的利益团体或组织实行公务分权。简单地说, 在本研究中就是将评估权 (或部分评估权) 分给谁的问题。施密特认为, 法团主义的定义不是空泛的, 它是“一种利益代表制度, 它由少数具有卓越才能的、能够进行义务服务和与世无争的人所组成”,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更是认为, 这是一种社会政治过程, “专业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就公共政策的产出进行讨价还价”。[2]这些说法尽管用词不符合我国习惯, 但确实指出了法团主义的组织特征。显然, 在教育评估中真正起着如此作用的代表性力量是教授及专业联盟, 而不是现在评估院、评估中心的“机关人员”。

大学教授作为一个集体名词, 指代大学的学术与道德力量, 也包括教育界中小学校长、学者等精英人群。他们能够代表公共教育与评估的利益是因为他们正在承担这个领域的事务, 其具体的、业已存在的组织方式有如“某专业的教育协会”、“上海市西北片高校联谊会”、“大学之间的学分互认系统”、“若干区8所重点中学联考”等等这样的组织。举例来说[7]其他国家也尽如此。此外, 是对大学素来的多元价值、学术自由和无序的担忧。但在现在这种认识应该改变了。大学一方面拥有自身的价值文化, 但同时凭借“知识即权力”也在影响着政府, 在市场方面则通过考生选择、就业排名榜、专业调整等经费与声誉竞争直接进入了整个社会的交换系统。所以, 教授作为类的概念是各种价值的代表与集合体, 并促进了公共教育办学的特色与丰富性。反之, 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教育, 单一的现评估院、评估中心体制往往容易缺乏多元化和应有的价值包容力。

由这个思路观之, 由教授及专业联盟组成的评估中介组织 (可以有各种称谓) 应该具有这些具体的职能:

第一, 拥有与政府主管部门签订合同的能力———指独立法人的地位与不可替代的专业技术能力 (更成熟的制度是, 该组织应该同时得到被评估对象的委托邀请) ;制作诸如“中小学课程改革评估”、“医学某专业教学质量评估”等方案, 与主管部门谈判、协调而达成共识, 并全程主持评估活动, 提交评估报告。

第二, 通过评估活动为组织的会员单位提供专业发展指导、支持和模型。这与当前教育评估重视“服务”导向、反对统一的“法官式评判”等思想有关。美国与西欧国家都没有统一的评估方案, “地区性评估机构制定的评估标准的差异较大”, 例如德国“北德大学联盟”、“Ze VA”等等评估机构“可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则与指标”, 旨在回应不同的差异与需求, 分类指导, 鼓励形成不同的办学特色。[8]

第三, 作为一个常设机构, 其日常的经久性的职责是:有能力组织、举办学术会议, 将有关“分支的”会员单位 (例如上述联盟学校、教授教师协会等) 及个人会员联系起来, 为他们提供专题研究与评比的平台;把握评估的准则与方法;打通与国际教育交往的渠道。

第四, 从更长远看, 一个著名的教授专业组织还应该拥有举办杂志、网站的能力, 发布与交流教育评估信息, 如AACU的《Change》等。

三、公务分权:“桥梁”、专业联盟及组织框架

整体的法团主义式的组织安排是在国家行政力与教授权威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区域, 在若干教授组织或联盟之间实行专业市场细分。所谓缓冲, 就是不采用全盘自由主义的市场模型 (社会法团主义) , 而是采用避免骤变、逐步过渡的方式, 在旧习惯与新制度的“中间地带”政府通过“只直接面对唯一的桥梁式组织”, 即沿用现评估院等制度来接纳和控制教育评估的独立、自治和自主。其格局是“国家控制———通过桥梁 (评估院等) ———分立的教授与专业联盟”。其中, 评估院、评估中心设置是缓冲的“手段”, 是国家导向法团主义的“组织关系”, 不同于它原来直接执行评估事务的行政机关, 改造后的职能是联系各评估组织的“牵头人”。或者说评估院本身并不是专业组织, 而是一种允许专业组织存在的制度。这样安排与原来“国家———下属机关———学校及所有‘国家营造物’[9]同样, 在欧洲一体化尤其是《索邦宣言》提出教育国际化、学位互认原则之后, 也形成了民间组织相互竞争的“评估市场”, 以推行国家权力、评估市场与院校自治三种力量相互制约的原则。[4]另外, 引入新闻媒体的舆论力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 关于组织经费与分权后的评估独立。公务分权, 要保证评估的独立性或非政府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织的经费来源, 这是不证自明的。经费主要有这些来源:一是政府有义务购买这些组织经营的评估产品与服务, 即政府要给予财政投入或补贴 (尤其是专项性的评估项目) 。二是以董事会的方式向组织的会员单位或个人收取会费 (组织则提供报告、交流、咨询等日常性的评估服务) ;以及一些基金会的赞助等。但无论何种类型的评估组织都不是营利部门, 以保证评估的价值中立。

第三, 关于组织自律与分权后的评估监督设置。即评价组织又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遵守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 坚守自己的使命。最后是关于公务分权后的契约问题。简·莱恩 (Jane·Erik Lane) 指出, 任何行政方式“政府并不会直接行动, 而是依靠它的代理人来为它处理公共管理事务”的。[11]这就是我们这里论述的教育评估分权与契约的必然逻辑。

摘要：“管教育、办教育、评估教育三者分离”已经成为在理论上形成广泛共识而政府决心实行改革的重大课题。然而在传统的体制中, 教育委员会、评估“院”或“中心”等机构、学校及其制度设施都是“政府营造物”, 没有并列的概念因而没有且不需要中介。本研究表明, 采取国家法团主义, 利用原有的组织框架引入教授及专业联盟等组织是符合国情的作法, 从而达成教育评估分权与契约的逻辑。

关键词：国家法团主义,牵头组织,教授及专业组织

参考文献

[1]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可能.http://www.gongfa.com/guojiashehuisunlp.htm

[2][6]郑秉文.论“合作主义”理论中的福利政制[J].社会科学论坛, 2005, (11) .

[3][澳]安戈, 陈佩华.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J].战略与管理2001, (1) .

[4][10]田恩舜, 杨丽丽.从控制到合作荷兰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模式的改革[J].黑龙江教育, 2006, (1～2) .

[5]刘盛纲.美国加拿大高等教育评估 (第一分册) :高等教育评估概况[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7.

[7]王永林.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和大学与学院联合会——高等教育中介组织的个案研究及其启示[J].中国高教研究, 2004, (10) .

[8]陈江波, 曾冬梅.美国、西欧与中国高等教育评估运作方式的比较研究[J].高教论坛, 2006, (16) .

[9]胡国勇.第三者评价——日本的大学质量保证体系改革[J].外国教育研究, 2005,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