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官

2024-05-05

行政法官（精选6篇）

篇1：行政法官

龙里法院行政庭

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总结

2012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继续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以贴近群众、关注民生、保护困难群体合法权益为落脚点，进一步构建审判工作大调解格局，攻艰克难清理执行积案，倾力化解涉诉信访案件，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提升审判效率，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将我庭2011年践行“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一、高度重视，措施落实到位

（一）认真落实两会精神，加强思想教育。“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是人民法院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进一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的重要实践载体，是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在司法活动中实践党的宗旨的重要举措，是保证司法活动人民性的重要形式。我庭深刻认识到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并把开展好这项活动作为人民法院提升形象、转变作风、解决问题、应对挑战的良好契机，结合我庭工作实际，认真制定了实施方案。党组成员在院长付金波的带动下，利用每周五下午的理论学习时间，深入各支部与干警们一同学习和研讨“两会”精神、《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建设严格、公正、文明、廉洁的法院队伍》、《王胜俊院长、沈德咏常务副院长在全国法院大法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相关文件，同时为切实解决“为谁司法，为谁服务”这一根本问题，全院干警以庭室为单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为什么说人民性是本质属性、核心价值，人民法院工作如何体现人民性，在审判执行工作中如何保障人民性的实现，怎样对待人民群众和当事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从而强化了法院队伍永远保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和 “忠诚、为民、公正、清廉”的思想觉悟。

（二）树立大局观念，扎扎实实做好审判工作。进一步树立大局观念，强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理念，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以保障和服务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大局为己任，始终坚持 “执法办案作为法院第一要务”理念，把审判工作放在首位，努力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强化服务意识，践行司法为民。通过“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我庭将司法为民、便民、利民精神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申诉等各个环节：

1、完善调解机制，深化便民服务，积极探索建立调解新机制，全面落实司法便民利民措施。为此，我庭将原立案大厅改建为诉讼服务中心，细化了各项便民利民措施，强化诉讼指导，实行“一站式”立案服务，做到“立案有人接、咨询有人理、查询有人答”，最大限度的方便了当事诉讼；为更好更快的实现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又在立案一庭增设立案调解室，对一些当事人双方到庭请求即时解决的简易案件在立案前进行调解，把矛盾消灭在立案阶段，加快了办案节奏，提高了审判效率，赢得群众的一致好评，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2、实行法庭驻庭办案与巡回办案相结合。在“千名法官进百企、走千村、进万户”活动中，我庭通过实行巡回立案、口头立案、邮寄立案等多途径的立案方式，让当事人“少跑腿”；在案件审理中，针对距法庭较远、到法庭开庭不方便的案件采取“流动法庭”巡回就地办案，特别是在农忙时节，我庭不断加大巡回审判力度，对一些法律关系明确、但容易激化矛盾的民事纠纷案件及时将庭开到田间地头，并邀请村干部和人民调解组织就地化解矛盾。庭审结束后，法官们还结合案件对当时百姓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驻庭办案与巡回办案相结合既方便了当事人诉讼，又拉近了法院干警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增进了感情。

3、重视涉农案件。我庭把妥善审理涉农案件作为审判工作的重中之重，潜心研究新形势下涉农案件的新情况、新特点，开设绿色通道，方便农民诉讼；实行繁简分流，做到快审快结，案结事了。为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4、认真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视察法院工作，旁听了各类案件的审理，并选择有影响力的案件有针对性的邀请新闻媒体、基层组织、当事人所在单位负责人、法制副校长及学生旁听有关案件的审理，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实行“廉政监督卡”制度。为强化队伍管理、加强廉政建设，我庭自6月1日起随案实行“廉政监督卡”制度，主动接受人民群众为法院、法官的监督；纪检监查部门围绕落实“五个严禁”规定，结合队伍建设的实际，采取组织干警观看反腐倡廉警示录像片、学习《人民法院警示教育案例选编》、深入庭室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等方式积极开展了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并以支部为单位组织干警进行了反思和讨论，让广大干警警钟常鸣，确保审判权为民所用。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庭在“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在开展司法作风大检查活动中，全院干警认真对照司法大检查中六方面问题，通过自行查摆、当事人来信上访、案件质量评查督查的方式，查找、梳理出以下四方面问题：

1、宗旨意识淡薄，群众观念不强。个别干警在工作中，方式方法简单生硬，办事拖拉，工作不够细致。

2、庭审、执行行为不够规范。个别干警办案过程中不按规定动作操作，不依照有关工作流程办事，执法的随意性仍然存在。

3、司法文书不够规范。个别司法文书叙述事实不清，判项的说理性不强，校对打印有误。

4、纪律作风不够严谨。个别干警存在迟到、早退现象，外出办案没有在告示板上及时注明去向。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院党组及时制定了以下整改措施：

1、完善内、外监督制约机制，制定干警非工作时间的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个人行为约束机制，加大和延伸对干警八小时以外的管理空间，严格约定八小时以外的行为，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五个严禁”的规定，对违法违纪的，严肃处理。

2、加强业务学习，进一步提高法律文书写作水平。制定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规划，采取走出去学、请进来讲、法律文书展评、观摩庭审等方法，强化培训，提高素质。

3、对差错案件、瑕疵案件和群众的反映的信访案件，每月一次通报、每月一次点评，以增强干警的公仆意识、责任意识。

4、培养、发现、树立廉洁典型和业务工作标兵，营造学先进、争第一的良好氛围。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队伍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事关人民法院工作全局的一件大事。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要求，院党组对下一步工作做了如下安排部署：

（一）继续深化思想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全院干警职工思想政治教育，认真贯彻“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工作方针，切实提高“为大局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

（二）强化队伍建设和干部管理机制。以 “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为主线，以开展队伍考评工作为抓手，努力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明确领导干部抓队伍管理的职责权限，严格机关考勤制度、用车制度及其他行政管理制度。启动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案 4

件流程管理，健全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和审限监督机制，完善办案绩效考评体系和办案过错责任追究机制，将办案绩效与奖惩、评先、晋级、晋职结合起来，使管人管案管事紧密结合起来。

（三）深化文化建设。按照司法工作的特点和要求，深入挖掘、不断充实法院工作的文化内涵，坚持正确的法院文化导向，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陶冶干警情操，提升思想境界，改善精神面貌，把法院文化建设与创建“学习型、团结型、创新型”机关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建设团结、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审判机关。

（四）建立和完善司法廉洁机制。坚持从优待警和从严治警方针，切实加强对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加大对领导干部问责和责任追究力度。对于干警队伍中因群众观念淡薄，工作、不负责任，发生重大差错，给党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的，要加大查处力度，真正解决工作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司法不规范等问题，推动反腐倡廉建设。

（五）完善信访、便民措施落实机制。完善信访案件的接待、分流、处理工作机制，妥善解决群众信访反映的突出问题，认真贯彻最高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拓宽民意沟通渠道，将各项司法便民措施落到实处。探索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多渠道化解矛盾纠纷。坚持和完善巡回审理、就审就宣制度，鼓励法官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就地调解纠纷，减轻群众诉累。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篇2：行政法官

关键词】行政法官；证券执法；司法审查；美国证监会

正文】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催生了其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政府主导型的联邦证券监管体制由此建立。《证券交易法》第4（a）条授权成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自成立时起，SEC先后尝试过多种不同的组织架构。目前的组织机构属于功能性而非法定型，内设公司融资部、投资管理部、市场监管部和执法部等四大运营部门、19个办公室以及11个区域办公室，职员总数约3500名，其预算来自于美国国会。

设立初期，SEC拥有的执法权相当有限，仅限于通过法院发出的司法禁令（injunction）和针对被监管对象的行政处理程序（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SEC积极寻求更多的执法手段，诸如任命接管人（Receivers）、成立特别董事会委员会、没收非法所得、免除上市公司有违法行为董事与高管的职务等，当然，这些措施也大多需要通过法院才能实现。1990年的《证券执法救济和小额证券改革法》（The Securities Enforcement Remedies and Penny Stock Reform Act）赋予SEC更多的执法权，不仅授权SEC通过联邦法院实施罚款及一些特别的救济手段，还授权SEC直接对被监管对象处以罚金、向违法行为人甚至潜在的违法行为人发出停止－禁制令（Cease-and-Desist Order）等。此外，该法还进一步授权SEC在行政程序中采取民事制裁措施，而在此之前，SEC通过法院行使的执法权，与其说是惩处违法行为，毋宁说是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安然事件后，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Sarbanes-Oxley Act）进一步拓展了SEC的执法权限，授权SEC没收首席执行官和首席会计师非法所得、向法院申请冻结令、对上市公司的高管和董事实施市场禁入、建立公平基金（Fair Fund）以没收和罚款的收入赔偿受害人等。

截止目前，SEC的执法权力主要包括调查权、传唤权、账户冻结权、搜查权、起诉权、刑事案件移送权、行政处罚权等，可实施的行政处罚种类包括：签发停止－禁制令、阻止令(Stop Order)、撤销从业许可(Revocation of license)、禁止在券商处供职(Bar from association with a broker-dealer)、中止许可、限制从业人员或机构的行为和业务种类、谴责(Censure)；对与证券有关的行业（律师业、会计师业）从业人员进行谴责或取消其在SEC前执业的资格；返还违法所得；罚款；禁止担任公众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Officer and director bar)等。

一、SEC行政法官的法律渊源和功能比较

早在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颁布之前，美国行政程序中就已确立了听证制度，并且有了政府官员充当听证审查官主持行政裁决的实践。1906年《州际贸易法》修正案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ICC）可以任命审查官（Examiner）以接受证据。1972年，文官事务委员会将听证审查官改称为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ALJ），表示听证审查官的工作性质基本上和司法官员相同。美国国会在1978年《联邦行政程序法》修订时，通过立法形式对此进行了确认，改称听证官为行政法官。有关行政法官的法律主要见于《联邦行政程序法》、1978年《文职官员改革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SEC的《行为规范》。

（一）行政法官的选拔和任用

行政法官的选拔和任用，具体是由隶属于国会的行政法官人事管理办公室（OPM）负责。OPM通过公开渠道公布其招聘行政法官的信息，申请成为行政法官者必须满足OPM预先设置的一些基本条件。预审通过后，OPM成立专家小组对申请人的品行进行评价，并进行笔试和面试。SEC可以从成绩

前50%或者更低比率的申请人员中，完全依据自己的独立判断，遴选出合适人选充当行政法官。

《联邦行政程序法》禁止SEC对行政法官施加控制，也不允许其对行政法官进行绩效评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1978年通过的《文职官员改革法》重申了《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禁止对行政法官进行绩效评估的规定，将行政法官排除于适用绩效评估的“雇员”概念之外，以维护“目前为行政法官提供保护的系统”。(二）行政法官的独立性

行政法官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明确规定而具有的权力是一种法定权力，不需要SEC另外委任；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时，SEC不能剥夺行政法官根据法律所享有的权力。但SEC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制定法规，规定上述权力行使的方式，如SEC的《行为规范》。SEC行政法官虽然是SEC的职员，但因其职责，需要保持相当的独立性。首先，他们通过专业水准选任体系任命，既要通过竞争性极强的考试，还要具有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其次，他们不接受机构的绩效考核，行政法官的分级和薪资水平由行政法官人事管理办公室确定，SEC没有发言权。再次，他们不能被分配从事其他与他们的司法职能无关的工作。最后，SEC对行政法官进行纪律处分也必须由品行体系维护委员会（Merit System Protection Board，MSPB）进行，SEC必须有足够理由才能对他们处分或解除职务。除非MSPB认为行政法官的行为有严重的不适当、恶意滥用职权或多次违反司法行为公认的行为标准，才可以对行政法官进行处分或解除职务，而不能仅仅基于行政法官意见的内容或案件审理行为作出以上处罚。

（三）行政法官与司法法官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和后续的修正及相关法律中，规定了行政法官不受SEC及其他官员的干预，并授予行政法官与司法法官类似的审判权力，但这并非意味着它就与司法法官享有完全相同的地位。SEC行政法官对案件只有初步裁定权或建议权，对案件的最后决定权掌握在SEC手中；相反，司法法官则有完全的决定权，并且奉行法官个人独立原则。司法法官的地位受到美国宪法第三条的保障，很多甚至任职终身。司法法官不仅对民事、刑事案件具有广泛的管辖权，即便是对行政法官的上诉案件也具有管辖权。司法法官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名誉和司法权力。行政法官只有单行法律规定的保障，有任期限制，非终身制。虽然行政法官的数量超过司法法官，而且正在迅速增长，但他们的声望尚不如司法法官。此外，与宪法第三条规定的司法法官不同，行政法官没有决定如何进行法律解释的裁量权。

二、SEC行政法官的体制架构和职权范围

（一）行政法官办公室

SEC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建立行政法官办公室。SEC行政法官办公室由首席行政法官和一定数量的、独立的行政法官组成。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1-559节和联邦证券法律有关规定，行政法官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在由SEC发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主持听证和做出初步裁决。行政法官的职责主要是主持听证程序和裁决由SEC启动的有关违反证券法的案件。当SEC启动一个公开的行政处理程序后，它会将案件提交给行政法官办公室，行政法官办公室把案件移交给一名行政法官处理。行政法官处理一个类似于在联邦法庭中没有陪审团的公开听证。像联邦法官一样，行政法官有权发出传票，决定案件的进展、决定接受证据等。在听证完结之后，行政法官应当做出初步裁定；但SEC对该初步裁定可以作出审查，掌握最后的决定权。

（二）首席行政法官

首席行政法官除承担《联邦行政程序法》下关于行政法官的职责外，还承担SEC授权的与其在《联邦行政程序法》下职责对应的其他职责。首席行政法官是行政法官办公室的行政首脑，除为维持行政法官的独立性而不得干预行政法官处理行政程序外，对行政法官办公室其他事务的正常运作负责。因此，他实际上扮演着行政法官办公室和SEC之间的联络人角色。除SEC另有规定外，首席行政法官具有SEC的以下法律授权：

根据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1939年《信托契约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以及SEC《行为规范》102（e）条款，在行政法官处理的有关程序中：a.某一行政处理程序启动后，决定

听证的时间和地点；b.指定行政法官；c.推迟或中止听证，或调整听证的开始时间，如果需要，可以加速或取消该听证；d.批准同意延长提交书面文件的时间限制；e.同意提交的简短文件超过50页；f.在被指定主持听证的行政法官无法履行职务时，签发要求证人出席和提供证词的传票，签发要求当事人在根据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要求而指定的听证地点提交书面或其他有形证据的传票；g.其他权力，如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1940年《投资顾问法》，对于申请是否作出驳回决定的程序中，准予延长作出结论的时间。

当首席行政法官无法履行职务时，根据首席行政法官或SEC的授权，行政法官也可以获得授权，行使首席行政法官的上述职责。

（三）行政法官

行政法官主要具有两方面的权力，即听证的权力和裁决的权力。行政法官的听证权力主要体现在《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节（c）款的规定；而行政法官的裁决权力，主要规定在《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节（d）款和557节（b）款。根据上述后两款规定，行政法官可以作出两种裁定：初步裁定（Initial decision）和建议性裁定（Recommended decision）。相对于SEC做出的最终裁定（Final decision）而言，这两种裁定一般称为预备性裁定（Preliminary decision）。

（1）行政法官的听证权力

根据SEC的《行为规范》，听证由SEC委员会或其指定的听证官（Hearing Officer）主持。听证官包括行政法官、不构成委员会法定决策人数的数位委员、单个委员以及其他经正式授权主持听证会的人员。实际上，美国SEC的行政裁决都是通过行政法官来进行的，SEC委员参加听证的情况很少。

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节（c）款及SEC《行为规范》第111条的规定，SEC行政法官具有以下的听证权力：a.主持宣誓和誓言；b.根据法律的授权签发传票，或者取消、废除及更改该传票；c.接受有关联性的证据，决定是否接受证据以及要求提交证据。行政法官裁定所提供的证明及是否采纳相关证据，并不严格适用普通法证据规则；d.记录证言或者授权记录的证言。记录证言是指记载法庭以外的证言；e.规范听证的过程以及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的行为；f.举行听证前的会议以及SEC《行为规范》第221条规定的其他会议；g.决定程序上的请求和其他类似问题。比如：根据当事人或行政法官自己提出的动议，决定退出听证程序；审查要求更正初步裁定中的明显事实认定错误的动议等。

（2）行政法官的裁决权力

SEC在符合《联邦行政程序法》和其他授权法的范围内，可以授予行政法官一定的权力。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4A 条，除非SEC另有命令，SEC授权行政法官以下权力：a.在其主持的听证程序中，做出初步裁定；除非参与听证的所有当事人均放弃该初步裁定，并且SEC随后并没有要求行政法官仍须做出初步裁定，以及在其他任何程序中，SEC要求行政法官去做出该初步裁定；b.根据SEC《行为规范》第531条，签发一份暂停、限制或终止任何临时制裁的单独命令。第531条是关于长期命令的初步裁定条款，而有关临时命令的定义规定在《行为规范》第101条(a)(11)。行政法官在受《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节管辖的任何程序中，要做出初步裁定，但根据《行为规范》第202条，如果当事人一致弃权，并取得行政法官的同意，可以不做出初步裁定。而且，即使存在任何该种弃权，或即使在不受第556节管辖的程序中，SEC也可以命令做出初步裁定。行政法官可以自行决定，在作出初步裁定前的任何时间对口头辩论进行听审。初步裁定应当包括的内容有：所发现的事实和结论；做出裁定的理由或基础；记录中所有相关的重要事实、法律或者自由裁量；命令、处罚、救济或者拒绝等等。

行政法官在听证结束后，可以做出的另外一种决定为建议性裁定。[11] 一般认为建议性裁定和初步裁定的区别是前者只有咨询性质，必须被行政机关接受才有效力。初步裁定已经发生效力，只在当事人不服提出要求或者行政机关主动复审、并另做其他决定时才失去效力。建议性裁定则一定要由行政机关接受之后，才能生效。因此行政法官要对自己所选择的裁定形式予以说明。初步裁定适用于按常规方式，把普遍性规则适用于具体情况的案件，为了加快裁决的进程，由行政法官作出决定，SEC保留做出最

后裁决的权利。而建议性裁定的适用，则更适合于对新领域政策问题的探索，具有开拓的性质，行政法官对这些问题只是提出建议。因而，可以用建议性裁定作为“探路石”来探询特定领域的政策标准。[12]

三、SEC处罚权与司法权之间的衔接

（一）司法禁令

传统上，SEC不具有对违反证券法行为的直接处罚权，而是向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寻求司法禁令。司法禁令就是“法院禁止或要求从事某种行为的命令”，不遵守禁令构成对法庭的藐视，可处以罚款和监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SEC利用司法禁令程序，逐渐扩展自己的权力。它在提起禁令诉讼时，向法院提出了附带衡平救济的请求。证券法并没有规定这些附带请求，但是法院接受了SEC的主张，认为SEC不是一个普通的诉讼主体，它是“执行证券法规、维护公共利益的法定监护人”，因此，认定提出附带衡平救济请求属于证券法律对SEC的授权范围。第一个支持SEC衡平救济请求的案件是1960年Los Angeles Trust Deed & Mortgage Exchange v.SEC案。该案中，法院同意了SEC提出的任命接管人来接管被告资产的诉讼请求。[13] 另外，在内幕交易等重大违法案件中，SEC可以申请法院对违法行为人处以民事罚款。1990年《证券执法救济和小额证券改革法》扩大了SEC申请民事罚款的范围和数额限制。[14]

（二）对SEC处罚决定的司法审查

通过向法院申请司法禁令或民事罚款，程序较为复杂，在实践中也常常被法院用来限制SEC的执法权。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SEC获得了国会越来越多的授权，通过自己的行政处理程序直接处罚证券违法行为。同时，为防止SEC滥用职权，法院有权就SEC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权力尤其是处罚权的行使进行司法审查。SEC职权范围内的六部制定法，都含有对SEC处罚命令进行司法审查的条款，这些条款非常相似，但也有细微差别。[15] 主要差别在于：1934年《证券交易法》将司法审查的对象限制为行政处理程序中的受害人，而其他五部制定法有关条款，则规定了针对SEC处罚命令下任何“受害人”的审查。[16] 除了这六部制定法外，《美国法典》第5编第701-706节还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用来“确定对SEC的行动进行审查的范围”。

（1）“穷尽所有救济原则”

美国证券法整体上强调SEC的行政监管先于司法活动，采取“穷尽所有救济原则”（the exhaustion of remedies doctrine）。因此，对于SEC行政法官的裁定，相对人必须首先提请SEC复审，针对SEC的最终裁决，相对人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于是，尽管SEC管理项下多数制定法都规定可以对“任何命令”进行司法审查而没有限制，但实际上，根据《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4节，可以进行审查的命令都必须是最终命令。[17] 同时，在最终裁决做出之前，任何地区法院或联邦法院均无管辖权禁止SEC完成行政处理程序。在“穷尽所有救济原则”发展的早期，即便相对人主张SEC无处罚权，也需等SEC做出最终裁定，而不能在裁定做出之前在法院提起异议。在Silver v.New York Stock Exchange案中，法院认为“制定法的这一规定，就是要求请求人在寻求司法救济之前先到SEC寻求救济。” [18] 然而实际上，对于“穷尽所有救济原则”的理解，联邦最高法院的众多判决并不一致，因而只能从“司法心理的投机理念”中寻找，结果是“提交法院前有时需要穷尽所有救济，有时不需要。”对此，Davis教授总结道，“当行政机关通过明确的违法行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或存在该等损害的威胁时，可能并不需要穷尽所有救济，而当有争议的问题属于行政机关的专业范围且该行政机关能够提供满意的救济时，则可能需要穷尽所有救济。”[19]（2）司法审查的发展

法院对SEC最终裁决的司法审查中，一般会承认SEC所认可的事实是结论性的，只要其有充足的证据支持（supported by substantial evidence）。因此，法院一般倾向于认同SEC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联邦最高法院在American Power & Light Co.v.SEC案中认为：“当国会授权某个行政机关，由其负责选择达到立法政策目标的手段时，确定某种救济手段和政策

目标之间的关系属于行政职权的范围，这是一项基本原则”。[20] 但是之后，法院已经越来越倾向于对SEC的裁决进行较为严格的司法审查。例如，在Steadman v.SEC案中，联邦第五巡回法院在遵守“证据优势”原则的同时，要求SEC必须提供足够的理由，以证明其永久禁止相对方从事投资咨询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合理性，并且必须解释为什么较轻的处罚是不够的。第五巡回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当SEC决定采取最严厉的处罚时，它就有责任仔细说明其做出决定的理由和基础，包括解释为什么采用较轻的处罚措施是不够的”。[21] 在Universal Camera Corp.v.NLRB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强调：“证据是否重要，必须考虑记录中哪些内容减损证明效力，而不仅仅是强调证据本身要证明行政命令的合理性”。[22] 在SEC v.Cheney Corp案中，SEC依据公平、平等原则将管理层参与《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下的重组限定在就制定重组计划期间购买优先股所支付的对价上。[23] 在对SEC处罚命令进行第一次审查时，最高法院认为，当SEC力图遵从一般衡平法或普通法原则时，则应依据该等基础对其决定进行审查，而不应借助于各种法定原则。当案件发回SEC重新裁定，后者依据法定标准、目标及自身经验等做出相同裁定时，其在最高法院通过了审查。在该案中，法院指出：“行政机关对于其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基础应当能够提供清楚的说明和足够的理由支持。这是行政法一项简单的但却是基本的规则”。在Blinder，Robinson & Co.，Inc.v.SEC案中[24]，联邦哥伦比亚巡回法院虽然承认SEC在确定合适的处罚手段时享有广泛的权力，但还是清楚地表明其不会允许SEC武断的（arbitrary）或反复无常的（capricious）行为。法院认为：“SEC的选择对某个商业企业的未来有着直接影响，其可能结束（可能是永久性地结束）某个企业创业者的职业生涯。面对如此重要的任务，SEC在做出决定时必须小心谨慎。”

总之，法院对SEC的处罚决定做司法审查时，一般会比较小心。传统上，除非SEC的决定没有法律依据或者缺乏事实根据，法院不会干涉。不过近年来，部分法院也越来越倾向于对SEC处罚决定的合理性做出审查。

四、结语

因应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和错综复杂的违法现象，美国的证券监管首先经历了由州向联邦的集中化过程，之后行政执法的重要地位又被逐步强化。其中，SEC行政法官以及行政处理程序以其专业、高效的突出优点备受青睐。与此同时，秉承制衡、救济的宪政司法基本原则，美国又从人事任免、职权范围、程序安排、司法审查等方面对行政法官予以规范约束，确保其独立性和公正性，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我国的证券行政执法，也在不断摸索前行中确立了“查审分离”等基本原则，设立了行政处罚委员会等部门。但现实的快速发展对证券执法活动的统一性、专业性、独立性、高效性、权威性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准司法化、适度职能分离与重组、法院维护执法权威与合理约束相平衡，有必要引起更大的重视。在这方面，与“法官参与”的法国模式、独立审裁机构的香港模式一样，美国行政法官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也值得继续深入的研究，以服务于依法高效行政的总体目标，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发展。

注释】 Harvey L．Pitt，Michael H．Rauch & Audrey Strauss，A Constructive Appraisal of the SEC’s Enforcement Program，Practising Law Institute Corporate Law and Practice Course Handbook Series PLI Order No．B4-7037 August 23-24，1993.James R．Farrand，Ancillary Remedies in SEC Civil Enforcement Suits，89 Harvard Law Review 1779(1976).William R．McLucas，John C．Nagel & Julie J．Song，An Overview of SEC Enfo rcement，Remedial and Settlement Power before and after the Sarbanes-Oxley Act，Corporate Law and Practice Course Handbook Series，PLI Order Number B0-01PG，November，2003.Pub．L．No．59-337，34 Stat．584，594，595(1906).Lubbers，Jeffrey S．，The Federal Administrative Judiciary: Establishing an Appropriate System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for ALJs，7 Admin．L．J．Am．U．625－626(1994).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5 U．S．C．§ § 551-59，701-06，1305，3105，3344，5372，7521(1988).H．R．REP．NO．1403，95th Cong．，2d Sess．87(1978).Independence and the Federal ALJ(Panel Discussion)，18 J．NAALJ 47(1998).实质上，制定法要求依据行政机关听证会后的记录，来确定每一案件的裁决。See 5 U．S．G．554(a).[11] 《联邦行政程序法》在557节（b）款中，就建议性裁定另有一项普遍性的规定：“如果作决定的行政机关没有主持接收证据、主持听证的职员，或没有依本编556节规定有资格主持听证的职员，应先提出一个建议性的决定”。[12] 马龙：《美国行政裁决程序基本构成》，载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13] 366 U．S．919(1961).[14] 参见马江河、马志刚：《美国SEC行政执法机制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2005年10月号，第21页。

篇3：贿赂法官

“眼下, 你的命运掌握在法官的手里。”律师无奈地说道。

“如果我给法官送一盒雪茄, 你看会不会有所帮助呢?”

“不!那位法官在道德行为上非常正直, 根本不吃这一套。你这样做反而会使他对你产生一种偏见, 他可能会认为你藐视法庭。”

几个星期以后, 法官做出了一个有利于被告的判决。

走出法院后, 被告悄悄地对他的律师说道:“谢谢你在雪茄问题上给我指点迷津, 它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信, 如果你当初真的送了他一盒雪茄, 那我们的案子就会输掉。”

“可我确实送了他一盒雪茄。”被告说道。

“什么?”律师惊叫了一声。

“我真的给他送了。也正因为这样, 我们才赢得了这场官司。只是我在那盒雪茄里面附上了原告的名片。”

篇4：选法官,还是买法官

在美国,无论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是其他联邦法官,都是经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通过后,再由总统任命。这种法官选任程序,一般被称为“任命制”。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官,都是以这种形式产生,只是任命者或为总统,或为议会,或为特设委员会罢了。与“任命制”相对应的,则是“选举制”,即通过公民投票选出法官。

记得过去读书时,老师总会以羡慕语气谈到美国的司法独立。而独立的首要标准,就是法官任职终身制。法官一旦上任,未经弹劾,任何人都无权将其免职。但是,系统研究美国司法体制后,我才发现,美国50个州中,以选举形式选任法官的州,居然有39个之多。也就是说,美国绝大多数法官,其实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既是选举,当然会有任期,具体程序也难免会受政党、民意或利益集团影响,如此一来,司法的中立性、独立性肯定会受到干扰。向来标榜司法独立的美国,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法官选任方式,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一项法律制度的最好解释,常常藏身于其历史,而非它现在的运行之中。美国独立之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十三州,法官多由英国国王或各州州长直接任命,也就是说,国王或行政机关握有司法人事大权。这种情况下,司法独立当然很难得到保障。国王或州长一旦不喜欢某位法官的判决结果,就会随意将其撤换,以本人亲信取而代之,根本不考虑后者是否具备法官资格。因此,美国建国后,特别注重司法独立,竭力避免行政权控制司法权的情形发生。建国之初,各州法官或由议会选任,或由州长提名,议会确认通过,法官任职终身制也逐步确立。

美国第二任总统,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上台后,推崇精英治国,反对建立普遍民主。当时,法国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国内民众受其感染,提出不少民主诉求。异议者受政府压制后,也喜欢借助媒体,批评政府施政不公。这一时期,新闻伦理尚未确立,媒体批评起政府也是狠招尽施,毫不节制。把持国会的联邦党人一怒之下,推出了臭名昭著的《外侨与叛乱法》,规定凡对美国国会和总统发表“谎言、诽谤和恶意诋毁”文章的作者,都将被处以罚款或监禁。该法实施期间,全美共有25人被捕,其中多数是报社编辑。联邦政府任命的法官,忠实执行该法,判被捕者入狱,引起公众强烈反感。

1800年底的总统大选中,亚当斯败选,其手下为阻碍新政府日后施政,趁政权移交前夜,突击任命了大量联邦党籍法官。由于这帮人多数系夜间任命,又被后人称为“午夜法官”。大名鼎鼎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即由此引发。政客对司法体系的恶意操作,导致有识之士全面反省法官选任制度。更重要的是,美国建国之初,法官整体素质并不理想,许多法官品行不端,却受到任期终身制保障,很难被弹劾去职。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一位名叫齐尔德的法官,曾被指控滥用暴力、酗酒,议会连续三次启动弹劾程序,都未能成功。因此,不少人生出改革法官选任制度的念头,试图改法官任期终身制为定期选举制。

在上述情绪指引下,19世纪前期,各州纷纷修改本州法律,改法官任命制为选举制,几乎成为一种政治风潮。1821年,乔治亚州首开先河,规定所有初审法院法官必须经选举产生。1816年,印第安纳州将部分法官改由人民选举形式产生。需要说明的是,同样是以选举形式推选法官,但各州选举的具体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州是由政党推选候选人,有的州则进行非政党选举。当然,采取选举方式后,州法官的任前终身制便改为任期制,如宾夕法尼亚州法官任期为10年。选举制贯彻的理念,是使法官对民意负责,而任期制则为法官带来危机感,使他们能够审慎对待工作。

然而,用选举方式产生法官,一样会带来司法弊病。在实行政党推举的州,候选人必须依附于某一政党,也就是说,必须以民主党员或共和党员身份参选。由于政党介入,结党营私、政治交易等现象便在所难免。两党之争常常被带入法官选举过程中。政党领袖在考虑某人是否有资格参选时,更多考虑的是其意识形态、竞争能力,而不是他是否真正具备成为优秀法官的资历。即使不搞政党推选,反对党亦可兴风作浪,操纵选举。2004年,田纳西州一名女法官面临换届选举,当地共和党看不惯她的自由派倾向,便雇人四处散发宣传册,上面说这位法官“反对死刑”,“取悦罪犯,无视被害人”,导致这位法官留任失败。

除了政党,法官选举还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利益集团并非贬义词,凡具有共同利益者,为寻求某种共同目标而联合在一起的,都可以说是利益集团。如商会、工会、全国玉米种植协会、美国医疗协会,等等。2004年,西维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大法官麦格劳试图谋取连任,美国商会就曾联合许多大型保险公司、跨国公司,全力阻止他当选。

此外,现任法官为谋求留任,同样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比如,选举产生的法官,对舆论往往更为敏感,在审判中有可能竭力讨好选民,偏向本地居民利益。许多法学知识渊博,司法经验丰富的人,因不愿抛头露面,反而不愿出来竞选。毕竟法官的本职工作是坐而论道,而非在政治擂台上长袖善舞。

除了政党、利益集团的干扰,法官选举制的最大问题,在于竞选捐助带来的司法不公隐患。近些年来,法官选举的费用节节攀升,每个候选人背后都隐藏着大公司、大律师事务所或利益集团的大笔捐款。人们担心,如果一位法官因接受某个律所捐助而当选,以后很难不会在具体个案中对该所律师投桃报李。因此,许多媒体将大公司对个别法官候选人的赞助行为,戏称为“购买法官”。

尽管存在种种弊病,但是,法官选举制度毕竟在美国施行200多年,甚至成为美国司法文化的一部分,不可能被轻易取消。更何况,与任命制相比,选举制并非没有优点。也没有调查数据能够显示,人民选举出的法官素质,就一定比行政首长任命的法官差。

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对法官选举制进行“折中式”的改革,在保留选举制框架的同时,逐步吸纳任命制中的合理因素。比较著名的有“加州方案”与“密苏里方案”。

“加州方案”由加州律师协会提出,在该州最高法院与上诉法院实行。根据该方案,州长可向司法任命委员会提名一人。委员会由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州司法总长组成。如果委员会支持州长的提名,被提名人即在下一次选举时得到任命。在此期间,如果这位提名人要争取法官职位,必须参加普选。这套方案运行至今,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相对于“加州方案”,“密苏里方案”显得更为合理。依此方案,州长可以任命法官,但此任命权是受到限制的。一个由律师与各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会先草拟一份名单供州长选择,州长必须从该名单内挑选法官。法官任职可至下次选举,到下次选举时,法官必须以其任内绩效作为选举依据。也就是说,法官没有选举对手,人民根据法官政绩对他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现任法官几乎永远不会败选,只会被认为不适任而淘汰。

篇5：行政法官

淄博、聊城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法官入额考试试题（A）——行政部分本试题为根据所给材料撰写一份一审判决书，考试时间为150分钟。注意事项：1．请根据所报审判业务类别撰写判决书；2．请在试题与答题纸上严格按照要求填写单位、姓名和准考证号码；3．应在答题纸上作答，在试题上作答的一律无效；4．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才可以开始答题；5．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应立即停止作答，将试题、答题纸和草稿纸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场；6．严禁将试题、答题纸和草稿纸带出考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刑事案例、民事案例各两个，行政案例一个。请按照答题要求在答题纸指定位置答题。

三、行政部分（仅限报考行政审判业务的考生作答）根据所给材料撰写一份一审行政判决书。材料一：行政处罚决定书（鲁市中）食药监药罚（2015）2号解放路卫生服务站：我局执法人员在你站调查发现，你站从王云处购进的药品假冒华兴医药有限公司票据，购进药品渠道违法。你站从王云处购进药品货值39万元，无存货，违法所得39万元。你站的上述行为已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医疗机构必须从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对你站处以没收违法所得39万元，处违法购进药品货值金额两倍的罚款78万元的行政处罚。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六十日内向鲁中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鲁中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7月19日材料二：行政起诉状原告：解放路卫生服务站，住所地鲁中市市中区解放路居委会院内。法定代表人：赵红，站长。被告：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诉讼请求：1.撤销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鲁市中）食药监药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1.我站购药渠道合法，是从有《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华兴医药有限公司购进药品，而被告只是依据向高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函查确认由王云提供给原告的票据伪造、王云非该公司业务人员的结果及原告提供不出华兴医药有限公司的药品经营资质证明材料，就认定原告未尽到索取、查验、保存供货企业有关证件、资料、票据的义务，进而推断原告非法购药，与事实严重不符。2.原告在整个购药过程中始终认为是从华兴医药有限公司购药，该企业具备药品经营资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无《药品经营许可证》。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仅限于从无《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购药，不包括从自然人处购药，王云作为自然人销售药品，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处罚情形，被告适用该条进行处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材料三：原告提供的证据、依据清单1.华兴医药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份。2.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鲁市中）食药监药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材料四：行政答辩状答辩人：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住所地鲁中市市中区和平路9号。法定代表人：王强，局长。答辩意见：

一、答辩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证明原告从非法渠道采购药品的违法事实。原告在采购涉案药品时，明知应当依法索取、查验、留存供货药商的经营资质材料，但其却并未依法索取、查验、留存华兴医药有限公司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批准证明文件、授权书、身份证等资料。原告采购涉案药品的货款直接支付给了王云，而并未支付给华兴医药有限公司，原告也始终未能提供华兴医药有限公司向其开具过的收款发票。

二、答辩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医疗机构必须从具有合法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从无《药品生产许可证》与《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购进药品的，应当受到行政处罚。从没有任何经营资质的个人处购进药品，对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前者，将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综上所述，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鲁市中）食药监药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材料五：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据清单1.2015年5月15日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解放路卫生服务站法定代表人所做的询问调查笔录、现场检查笔录、立案审批表。2.2015年5月19日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致高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函。3.2015年5月29日高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复函。4.解放路卫生服务站签字盖章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华兴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单”复印件60张。5.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执、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执、陈述申辩笔录及解放路卫生服务站对药品处罚的陈述。6.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7.《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第七十九条。材料六：鲁中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摘录）（2016）鲁12行初1号开庭时间：2015年11月30日审判长：张国强审判员：王海涛

审判员：赵丽红书记员：王丽原告：解放路卫生服务站，住所地鲁中市市中区解放路居委会院内。法定代表人：赵红，站长。（未到庭）委托代理人王红，山东城中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被告：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住所地鲁中市市中区和平路9号。法定代表人：王强，局长。（到庭）委托代理人张鲁，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到庭）审判长：原告解放路卫生服务站不服被告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于2015年11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4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被告：我局于2015年5月15日至原告处开展执法检查，询问原告法定代表人，并现场检查，发现原告使用的华兴医药有限公司提供的药品购进票据、凭证可疑，涉嫌从非法渠道采购药品，决定于当日予以立案。2015年5月19日，我局向华兴医药有限公司所在的高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协查函，要求协查原告使用的“华兴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单”（60张）是否为华兴医药有限公司开具；王云是否为华兴医药有限公司委托开展药品销售的业务员。2015年5月29日，高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我局复函，内容为经向企业核查，华兴医药有限公司从未与原告开展业务，“华兴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单”（60张）不是华兴医药有限公司出具的；王云不是华兴医药有限公司员工。2015年6月18日，我局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原告因其从王云处购进药品的部分票据系伪造、药品购进渠道违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拟对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39万元，处违法购进药品货值金额两倍78万元的行政处罚，并作出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有权要求听证，如需听证，应当在收到告知书后三日内提出。上述两份告知书于2015年6月19日送达原告。2015年6月24日，原告在陈述申辩时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并放弃听证权利。原告在采购涉案药品时，明知应当依法索取、查验、留存供货药商的经营资质材料，但其却并未依法索取、查验、留存华兴医药有限公司的《药品经营许可证》、批准证明文件、授权书、身份证等资料，这可以充分认定，原告系故意从非法渠道采购药品。因此，我局于2015年7月19日作出（鲁市中）食药监药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同日向原告送达。被告：提供以下证据、依据。1.2015年5月15日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解放路卫生服务站法定代表人所做的询问调查笔录、现场检查笔录、立案审批表。我局于2015年5月15日组织执法人员对原告开展执法检查，经询问原告法定代表人、现场检查等，发现其使用的华兴医药有限公司的药品购进票据、凭证可疑，经初步判断，原告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从非法渠道采购药品，我局于同日依法决定立案调查。2.2015年5月19日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致高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函。我局决定立案调查后，书面委托华兴医药有限公司所在地的高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协查原告使用的“华兴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单”（60张）是否为华兴医药有限公司开具；王云是否为华兴医药有限公司委托开展药品销售的业务员。3.2015年5月29日高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复函。该局书面答复称，经向企业核查，华兴医药有限公司从未与原告开展业务，“华兴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单”（60张）不是华兴医药有限公司出具的；王云不是华兴医药有限公司员工。4.解放路卫生服务站签字盖章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华兴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单”复印件60张。5.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执、听证告知书及送达回执、陈述申辩笔录及解放路卫生服务站的书面陈述。证明2015年6月18日，我局依法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听证告知书。2015年6月24日，在我局组织的陈述申辩中，原告明确不要求听证，并提交了书面陈述意见。6.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明我局于2015年7月19日依法对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于同日向原告送达。7.《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第七十九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1-6号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第2、4、5、6号证据的证明事项也没有异议。我方认为第1号证据仅凭对赵红的询问调查笔录无法证明我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华兴医药有限公司的票据符合该条款规定的从有《药品经营许可证》与《药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购药的情形。对第3号证据，因我方与高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不予认可。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华兴医药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一份。证明我站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得知华兴医药有限公司的资质，没有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的故意。2.鲁中市市中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鲁市中）食药监药罚（201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对我方处罚的事实依据是从王云处购买药品的部分票据系伪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具有药品经营资格的企业的行为主体不相符。被告：原告提交的第1号证据没有工商机关公章，真实性无法确认，不应作为证据采信。对第2号证据没有异议。原告：我方也是王云伪造行为的受害者，在整个购药过程中我们始终认为是从华兴医药有限公司购药，该企业具备药品经营资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九规定的情形。被告：原告明知购药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查验程序和内容，原告作为医疗机构，在购买药品用于医疗用途时，应当负有比一般自然人更为审慎的审查义务，其从没有《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王云处购进药品的行为可能危及不特定个体的健康权益，不但被法律法规明令禁止，其行为也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原告虽然主张其主观认为系自华兴医药有限公司购进药物，但本案证据显示，华兴医药有限公司与原告并无业务往来，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仅限于从无《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购药，不包括从自然人处购药，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管理、药品经营企业的管理、药品管理等章节的规定来看，能够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应为具有一定条件的企业，个人不可能取得上述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从具备药品生产、经营资质的企业购药是基本原则。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休庭之后继续开庭）审判长：判决如下…… 材料七：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必须从具有药品生产、经营资格的企业购进药品；但是，购进没有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材除外。第七十九条

药品的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或者医疗机构违反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从无《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购进药品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购进的药品，并处违法购进药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书。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