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行者玄奘》有感

读《行者玄奘》有感（共6篇）

篇1：读《行者玄奘》有感

读《行者玄奘：乱世佛子》有感

张建龙

暑假闲暇之余，有幸读到了《乱世佛子》这本书，这本有关玄奘法师的著作堪称经典。书中以通俗易懂却生气盎然，富有诗情画意的语言，描写了一个少年在佛教探索学习上的辉煌之路，读时令人心生磅礴大气。在书店初遇这本书时，便被封面上的“佛不东来 我便西去”八个字深深吸引，让我对其顿生好感。大概出于对佛教的好奇和敬畏，加之在藏区工作过几年，因此便不暇思索地买了回去，每日茶余饭饱后，细细品读几页。

《乱世佛子》只是《行者玄奘》一书的第一部，书中对于玄奘法师一生的描写看似平铺直叙，但却舍取有度，涵盖甚广。书中所引用到了的佛法禅理，让我更加对这一个宗教产生无比的敬畏之心。通过阅读，我知道了玄奘原名叫陈炜，其父一生博学多才，刚正不阿，怎奈世事炎凉，出生在动荡不安的国度里，小小年纪便经受了父母亲的先后病逝，家道中落，无奈之下随兄步入寺院，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因为以前从没有机会了解到玄奘法师的事迹，从小是在98版《西游记》这部电视剧里了解到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但因其只是以玄奘西行取经为主线的一部神话小说，所以通过拜读《乱世佛子》，让我对玄奘有了不一样的认识，看到了玄奘西行背后的社会背景，看到了古人对佛教的虔诚，看到了佛法对推动一个民族信仰而起到的巨大作用。与其说是对这本书的敬畏，不如说是对作者的敬畏，书中对玄奘小时候的性格刻画的让人对作者的才气无比敬仰，平淡且并不华丽的词语，一字一句都能感觉到玄奘的天资聪慧、大气禀然、沉着冷静、胸怀坦荡„„穿梭在书的字里行间，流连于文字的精髓之中，仿佛一切就在我的身边，成为了我的灵魂伙伴，与我如影随形，时时刻刻感化着我，激励着我，让我的心不管在何种何况下，只要翻开书本，内心狂躁就能一下子平静了下来，仿佛去到了一个文明、和谐且与世无争的世界里。

《乱世佛子》在叙述玄奘儿时的经历的同时，也为后面玄奘的“佛不东来 我便西去”做铺垫。他儿时饱读经书，为解心中佛法疑惑，不惜翻山越岭，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折服了多少“老师傅”，还广结良友，学天文地理，学外文言语，为其西行做足了准备。然而，在《万里孤征》即第二部中，才让人感到玄奘之前的努力如同九牛一毛，都是万里沙海一孤舟。在读完第一部后，紧接着拜读了第二部，万里征程第一步，玄奘法师可谓是处处碰壁，步步艰险，九死一生，苦行沙海，支持他的唯有西行求法的“信念”，真是如神话一般，可见“信念”二字之分量，此处不再繁序，只想极力推荐，希望能受惠于他人。

作为现在的我来说，可能并不会因此在看完这部书之后，对佛教的研习摄取如同玄奘法师那般的博大情怀，甚至在一些方面依旧违背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但总体来说，我因此懂得了很多的相关的佛教知识，不会再在上庙敬香时心生不耐，反而更能以此为乐。同时，也能够从这种阅读中获得精神的食粮和内心的平静。

篇2：读《行者玄奘》有感

—读《玄奘西游记》有感

每个人总有那么几本印象深刻的书，静静地躺在书架上，或许很久都没有翻阅，可再次拿起时，却又能震撼心灵。我的书架上藏书不多，《玄奘西游记》也恰好是那几本中的一本。我静静沉思着，微微闭上双眼，渐渐地，一个身着朴素、神情坚定的身影在我的脑海渐渐清晰起来。他，玄奘，迈着有力的步伐，向我越走越近……

曾今，玄奘只是一个热爱佛教经典的僧侣。但是在他的心中，却始终有着一个别人看似无法完成的梦想—远赴佛教发源地印度学习并取回佛经，然后翻译成汉文佛典，供世人传诵。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取回真经，他历经无数次困难与绝望的考验，穿越无数个挫折与逆境搭成的堡垒，最终取回了佛经，实现了自己毕生的梦想。他用了自己生命一大半的时间，搭起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桥梁，把道德与美丑传遍了途经之地。他所敬仰的真善美，得以传扬天下，流芳百世。

这宏伟的梦想下，隐藏着强大的毅力和持续的动力。为了实现梦想，玄奘所经历的困苦，是世人所无法想象的。事实并不如小说《西游记》所说，大唐皇帝唐太宗亲送玄奘西天取经，相反他是偷渡出关取经，在大唐明律里，偷渡出关是要判死刑的，即使知道是这样，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取经的征程。在高大的雪山中，肆虐的暴风雪是气温下降到了滴水成冰的地步，可衣着单薄的玄奘依然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着，雪水结成了冰，道路变成了滑坡，可他依然不畏艰险，奋勇前进。在最偏僻的村庄中，遭遇了穷凶极恶的强盗，钱财和随身衣物全被掠夺而去，但他仍心怀信念，坚定向前。路途慢慢，无水无粮，无朋无伴，无依无靠，但他依然顽强，靠着强大的毅力和持续的动力，走完了这几乎剥夺他一生青春年华的路程。在死亡与绝境的威胁下，他依然那么坚定，那么从容，那历经千辛万苦而依然奋勇向前的精神让我深受震撼！

此刻，我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忽然间，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伏案写作的背影，迟暮之年，他仍然翻译着取回的经书，仍追逐着人生的梦想。我所想到的，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年少时，因为热爱，所以有了梦想；青年时，因为热血，所以追逐梦想；成年时，因为坚持，所以享受着梦想。即使到了迟暮之年，因为习惯，还在怀恋着自己的梦想。

篇3：教育行者“凌宗伟”的行读人生

翻开河南每周三的《教育时报》“读书会”一版, 你会准时神会凌宗伟先生。他的专栏《行读人生》, 总是让你抚掌, 让你共鸣, 让你震撼。

笃信“想大问题, 做小事情”的全国知名教育学者凌宗伟, 2013年2月6日应邀开专栏时, 说自己“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 因此, 深知唯有通过读书与行走方能自我救赎”。

这是凌宗伟行读教育三十余年的真实写照。凌宗伟三十多年如一日, 秉持谦诚之心, 进取之意, 处处时时“有自己的思考, 自己的主张, 进而改善自己的行走方式, 并在行读之中涵养人生应然之气”。

心存“叛逆”站立真我

凌宗伟认同莱特兄弟, 他们尽管不善言辞却让人类实现了飞翔的梦想, 而鹦鹉会说话却飞不高。他们“学舌”的能力也不可谓不强, 但往往风靡了一阵之后, 就偃旗息鼓, 终化作一团烟云而散。他以为, 教育之中, 求“真”最为重要, 除了说实话, 办真事, 走正路之外, 这个“真”还应指教育者的“本真”, 即在教育界乱花迷眼、似是而非的“色相”中, 不失掉“自己”。有个人的底线和原则, 有独特的教育理解和运用, 要学会“做自己的教育”, 即使在别人的眼里变成了“叛逆”也不为所动。

工作之初, 他被分配到全县最红火的通州石南小学初中班任教。第一个星期日, 数学老师说不休息, 要补课。他说星期日就是休息的, 于是将教室门锁上并带着钥匙回家了。

身为教师, 为了闯出一块自己的天地来, 他“叛逆”地给自己定下了规矩: 凡文言文教材都要背诵, 做到进教室不带教材、不带教案。上课的时候, 也常不按照套路出牌, 而是从当地的风土人情着手, 从学生的实际生活诠释知识。那时他最“叛逆”的事情, 就是开始在课堂、在教参上找“瑕疵”, 慢慢地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下来。在2011年哈尔滨举行的“慢课堂·慢教育”的教研活动上, 毫不留情的对“一面五星红旗”的公开课提出了与施教者截然不同的看法,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凌宗伟说他的这种“叛逆”个性的延续, 也深深得益于自己的师父江苏省特级教师陈有明的“鼓励”。一次, 在南通市“钱梦龙教学艺术研究会年会”上, 县里推荐他上一节汇报课。师父告诫他:“学钱梦龙, 不在于学其形, 而在于学其神, 万不能丧失个性, 成为钱梦龙的翻版。”师父的告诫虽寥寥数语却让他很是受用。汇报课后, 钱梦龙先生用“功底深厚、备课精细”八个字对他的课给予了高度概括和评价。

凌宗伟的“叛逆”个性, 在他的一段与记者朱蒙就课堂模式的对话记录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朱蒙:好教师的课堂有没有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呢?

凌宗伟:教学有法, 但无定法。这个“法”只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基本的教学环节。我始终认为, 教学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因为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年段, 以及即时的课堂状态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教, 就会很机械、很教条, 就容易被这个“模式”牵着鼻子走, 与我提倡的“课堂生成”啊、师生互动啊、生本互动啊、生生互动啊, 就形成一种冲突, 不利于达成我们提倡的“生命化课堂”。

朱蒙:你认为教师如何才能摆脱“模式”的诱惑呢?

凌宗伟:好教师应当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能力、水平、特长, 来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我强调的“风格”是好教师身上固有的特征, 这是一种更宏观的, 高屋建瓴的专业追求。而现在盛行的建构“模式”之风, 往往是微观的。微观到什么程度?微观到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的过渡, 连用什么词都有明确的要求。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课堂是可怕的, 这样的教师是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好教师。

一堂课、一篇课文带给人的感受不是单一的, 而是丰富的、多姿多彩的, 它的魅力就在于能给人一个驰骋想象的自由空间。好教师应该追求“得意忘形”的境界, 努力让自己的教育教学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这里的“得意”包括三个维度:一是要“得教材之意”, 也就是说要吃透教材, 准确把握教材的主旨、特点和编写者的意图;二是要“得学生之意”, 也就是说要了解学生的需要, 适时调控学生的学习情绪, 使之渐入佳境; 三是要“得课堂之意”, 即充分认识到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而不是一套不变的、机械的程序。而“忘形”是指, 一个好教师, 一是得忘掉自己的教师之形, 把自己与学生放在同一个层面, 认识到自己是学生的合作者、帮助者, 要时刻以欣赏的目光看待学生; 二是要忘掉教材之形, 即不拘泥于教材和教案, 也不拘泥于某一种程式, 而以自己的教育教学机智及时调整教育教学方案, 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教育教学情况;三是要忘掉课堂之形, 努力将课堂视为一个小社会和师生互动合作的舞台。只有这样, 教师才会在与学生的合作、沟通中享受到教育的乐趣。只有这样“得意忘形”才是最大化的成全学生的健康和全面的成长, 才能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叱咤风云的豪杰才俊。

身为教师, 要紧的是不在乎其技艺如何, 不在乎其资历多深, 而关键的关键, 是他有没有为理想而动, 为信念而生?有没有不为世俗而随波逐流, 不唯权位而惟命是从?简而言之, 他有没有活出一个“真我”来?贝多芬曾经宣言: “公爵现在有的是, 将来也有的是, 贝多芬却只有一个!”每一个老师都应自豪地说出:“老师有千万个, 而‘我’只有一个!”

凌宗伟有今天的成就, 他完全可以自豪地说, 我是老师, “我”只有一个。

不弃“扒皮”成就精彩

熟悉凌宗伟的人都知道他在网上有个绰号教“凌扒皮”, 凌宗伟说, 自从“凌扒皮”的名声被渐渐传开, 他所在的学校引来了教育界越来越多志同道合者的关注、研究和仿效。大家在对“扒皮现象”的热议中, 逐渐接受了他对生命化教育的理解和感受, 更多的思想和智慧开始源源不断地往这里汇集, 也使他更加坚定了“扒皮”的信心。

几十年沉沉浮浮教育人生路, 凌宗伟以“扒皮”自谓, 一路跋山兼涉水, 永远为它忧心萦怀, 为它倾注心力。

凌宗伟的老家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的石港镇, 这是一个历史积淀颇为深厚的藏龙卧虎之地。当地的戏剧、诗歌、书法等都堪称一绝, 幼时的他每天浸泡在宽松、有趣, 颇有“儒雅之风”的环境中, 再得些淳朴民风、温厚民情的滋养。到了上学的年龄, 他就开始在简陋的物质生活和日益充盈的精神世界中, 努力“扒皮”, 构建属于他自己的“教育学”, 以实现自我的价值。

工作后, 由于离家较远, 加上身挑班主任和一周28节课的教学重担, 他索性寄宿在学校, 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研读文本、设计教案中。得地利之便, 他天天到有经验的教师课堂上去听课“扒皮”。他还给自己立了“凡欲达人者, 必先自达之”的规定。“宝剑锋从磨砺出”, 七年之后, 他在学校里打开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凌宗伟的“扒皮”, 可谓是“三箭齐发”。

其一是“扒专家之皮”。他坚持研读最先进的理论知识, 渐渐地, 他熟悉了陶行知、朱光潜、叶圣陶、夸美纽斯、苏霍姆林斯基等一大批国内外的古今教育专家、学者;刚开始他研究钱梦龙、林炜彤、魏书生, 尽可能多地听课、评课、议课, 将自己的想法拿出来与人讨论, 请人点评。摸索, 衍生出他自己的教学形态和教学风格。教育学者肖川说他的课“细处摄神, 机趣灵活, 旷达潇洒”。

担任南通二甲中学校长期间, 孙绍振、张文质、成尚荣、刘铁芳、刘良华、陶继新、许锡良、陈大伟等一大批专家学者, 都被他请进校门言传身教。其中, 张文质先生先后十多次来校与学校的管理者、师生、家长对话交流, 共同探讨文化发展学校的战略和策略、生命化课堂建设的思路、家校协作的途径。2010年7月, 学校承办了“全国生命化教育研讨会”, 2011年7月, 承办“全国首届文化发展学校”高端论坛, 吸引了众多海内外顶尖学者来校切磋。

其二是“扒教师之皮”, 就是不断地给教师们催发新的动力, 振奋他们的斗志。他在“1+1”教育博客上坚持转贴“每天一个小故事”, 从2009年4月22日开始后就从未间断, 他做这一系列的初衷仅仅是希望学校师生不被世俗的、繁杂的、平庸的生活所打倒, 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想不到后来竟然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当贴满600个故事时, 福建省永定一中的校党总支副书记廖旺华老师特地写了《故事, 润泽我们的心灵!》。

扒教师之皮, 让二甲中学真正跻身于“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协会”, 建立了“教育行者QQ群”、“心智家园”、“三人行班主任在线”博客圈, 创办了《今天第二》校刊……

其三是“自我扒皮”。凌宗伟说,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虽以“扒皮”自居, 但这校长的位置可不好坐。有时为了平衡心理, “自我扒皮”成了他的缓冲剂———大概有点“自虐”的味道———每天早上5点他就开始给自己找事情干: 向学校师生露一下脸, 给网友们喊起床、“挠痒痒”。大家看他如此“自虐”, 以及其他同仁被“扒皮”后安之若素的样子, 也就在潜意识中消除了对他这个“扒皮”的担忧, 久之还聚拢了不少铁杆粉丝。

2010年11月30日, 《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编辑张以瑾, 做他的“影子”, 蹲守学校两天。听从张以瑾的建议, 他开始了《日出日落》系列的写作, 就是用简练的笔触写下当天发生在身边的每一件关于教育的大事小情, 到他卸任时已经写成近800篇。

凌宗伟认为, “扒皮”现象就是一种对话创生思想的主张, 一种思维碰撞的实践。在教育依然禁锢的今天, 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勇敢地面对、思考和改良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需要有更多的教育人积极地去探索和认真对待、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正是这样的共识者还不够多, 作为提供思想、情感和学识渠道促成交流、共享和启迪的“扒皮”, 他才有不竭的动力和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面对当下的教育现状, 凌宗伟常以此自励:坚持做匍匐于大地上的普通教育人, 以一腔悲悯情怀, 深切呼唤教育新春天的到来……路漫漫其修远兮, 坚持“扒人”与“扒己”, 无怨无悔。

特立独行叫响二甲

凌宗伟对于教学研究特立独行, 对于学校的管理也不例外。

2008年, 他来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做校长。那个时间段, 正是“二甲中学要被三余中学兼并”, 办成一所“甲鱼中学”的谣言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那些不明真相的乡间百姓在茶余饭后争先预测着二甲中学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以舆论对舆论那是“空对空”的毫末之技, 终究治标不治本。如何赢得生存的尊严?凌宗伟认为需由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来决定。于是立足当下, 审时度势, 提出了“人文关怀、文化立校、效益优先、质量第一”的管理理念和“办有灵气的教育, 育有个性的人才”的教育理念, 并且大力提倡教师的“个性化”成长。

在当下“小富即安”的社会文化浸染下二甲中学也不例外。如何才能破除这些阻滞学校发展的羁绊呢?正当他在为下一步的发展寻找具体落脚点的时候, 区教育局一个关于“创建特色学校”的文件给了他启发。他提出了“理念改变·行为改变”的“行为文化建设”路线, 并作为学校“特色创建”的具体抓手。对内为注入新的因素以打破原有的平衡寻求新的发展, 对外为让二甲中学在“拆并之谣”的风声中找到一个出路。为此, 他展开了一系列指向“理念”的行动。首先, 建立博客圈, 如包含教职工及省内外专家226人在内的“教育行者”办公群、由学校青年才俊和国内名媒名师55人组成的“今天第二”成长群等, 通过网络进行集体大讨论, 像对杜郎口现象的反思、对课堂“学教案”的梳理、对刘百川、杜威教育思想的解读。其次, 给教师发书, 倡导读书, 《教育是慢的艺术》、《活着就是幸福》、《民主主义与教育》、《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在潜移默化中, 悄然地改变众人;还有外出参观取经, 国内如沪宁浙, 国外如澳洲。通过这些慢慢地扭转改变了领导班子和教师的理念, 进而转变了他们的行为。

“行为文化建设”可以说是他对学校建设大问题的一种求解之道, 其实, 在很多方面它都包含着一些细小的方面。凌宗伟认为, 我们只要沿着困难的方向再往前一点点, 或许我们就站在了解决困难的拐角处了。比如, 他主张“管理从厕所开始”, 用星级宾馆的标准来改造和管理学校厕所, 如今二甲中学的厕所已经是学校的一张名片了;办“阳光体育器材超市”, 变“堵”为“疏”, 满足了学生“随时”的需要, 也成为二甲中学的一个醒目亮点。

大自然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 如果我们观察动物在垂直方向上的分布, 会发现有的生活在高处, 有的栖息在低处。同样, 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也有着不同的层次或不同维度的需求。所以, 学校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引导他们往更高的层面发展, 另一方面也要满足各个不同层面教师或学生的需求, 让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自己“诗意栖居”的精神归属。

为了掌握教师的“垂直分布”情况, 凌宗伟一面潜沉下来调查了解, 一面采取主动测试的方法来进行判断。由于他一直重视读写, 所以他“探矿”的第一步便是寻找会写文章的“民间高手”。因为担心可能存在走访对象故意“推荐”或“排挤”的情形, 也有可能沧海遗珠, 他再次选择了博客实施“测试”。每天早上, 他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 便是到博客圈中查看更新, 并判断孰优孰劣———朱建是在“走访”中被多人提到的, 邱磊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季勇则更具戏剧性, 是在与他的“隔空叫阵”中大显不俗的。在他的引导下, 朱建获得了南通市首届教育博客大赛一等奖并成为《班主任之友》杂志的封面人物。邱磊受惠于读杜威活动而在《中国教育 报》、《教师月刊》等刊物上写发了不少有质量的读书笔记, 成为《教师月刊》杂志的2012年度人物。

倡导写博, 但无论他怎么样鼓励和推动, 积极回应的永远只有那么几个人, 许多教师或是敷衍了事, 或是无动于衷。于是, 凌宗伟觉得必须为“他们”也寻找到“增长点”。这一次他想起了课堂。他认为, 不是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写文章, 但他们“每一天”都要上课, 他采取“尖端人物”自主报名、成立“志愿小组”, 邀请大学教师和课程专家来听课诊断的方式吸引教师参与。部分年轻语数外老师得到定点指导, 进步尤其迅速。

生物组的周林聪老师是个善于动脑钻研的人, 他把二甲地区盛产葡萄和生物教材中“果酒果醋制作”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 带领学生开展了葡萄酒酿制的实验, 并得到了南通市教研室的认可, 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室———传统发酵实验室, 还自编了校本教材。

南通市二甲中学出名之后, 凌宗伟校长陆陆续续接待过不少省内外的参观者, 大家问得最多的是:这里怎么没有星罗棋布的标语?怎么没有统一的课间操?孩子们怎么不用穿校服?其实, 凌宗伟的主张就是人不可被某个模子套死, 需要尊重其精神独立性。标语不是用来灌输意志的, 课间操不是用来打军体拳的, 校服也不是用来供人“规范管理”和“迎接检查”的。每个教师、学生本就是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的, 教育哪里有亦步亦趋的“精确”拷贝?哪里有包治百病的标语口号?曾经有记者问他:“你理想中的好学校标准是什么?”他说:“就是当学生离开学校, 别人一见他的言行举止就赞叹地说‘这一定是某某学校的学生’。”

凌宗伟的“特立独行”, 实现了江苏省南通二甲中学迅速成为全国的“草根名校”。

篇4：教育行者“凌宗伟”的行读人生

笃信“想大问题，做小事情”的全国知名教育学者凌宗伟，2013年2月6日应邀开专栏时，说自己“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因此，深知唯有通过读书与行走方能自我救赎”。

这是凌宗伟行读教育三十余年的真实写照。凌宗伟三十多年如一日，秉持谦诚之心，进取之意，处处时时“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主张，进而改善自己的行走方式，并在行读之中涵养人生应然之气”。

心存“叛逆”站立真我

凌宗伟认同莱特兄弟，他们尽管不善言辞却让人类实现了飞翔的梦想，而鹦鹉会说话却飞不高。他们“学舌”的能力也不可谓不强，但往往风靡了一阵之后，就偃旗息鼓，终化作一团烟云而散。他以为，教育之中，求“真”最为重要，除了说实话，办真事，走正路之外，这个“真”还应指教育者的“本真”，即在教育界乱花迷眼、似是而非的“色相”中，不失掉“自己”。有个人的底线和原则，有独特的教育理解和运用，要学会“做自己的教育”，即使在别人的眼里变成了“叛逆”也不为所动。

工作之初，他被分配到全县最红火的通州石南小学初中班任教。第一个星期日，数学老师说不休息，要补课。他说星期日就是休息的，于是将教室门锁上并带着钥匙回家了。

身为教师，为了闯出一块自己的天地来，他“叛逆”地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凡文言文教材都要背诵，做到进教室不带教材、不带教案。上课的时候，也常不按照套路出牌，而是从当地的风土人情着手，从学生的实际生活诠释知识。那时他最“叛逆”的事情，就是开始在课堂、在教参上找“瑕疵”，慢慢地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下来。在2011年哈尔滨举行的“慢课堂·慢教育”的教研活动上，毫不留情的对“一面五星红旗”的公开课提出了与施教者截然不同的看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凌宗伟说他的这种“叛逆”个性的延续，也深深得益于自己的师父江苏省特级教师陈有明的“鼓励”。一次，在南通市“钱梦龙教学艺术研究会年会”上，县里推荐他上一节汇报课。师父告诫他：“学钱梦龙，不在于学其形，而在于学其神，万不能丧失个性，成为钱梦龙的翻版。”师父的告诫虽寥寥数语却让他很是受用。汇报课后，钱梦龙先生用“功底深厚、备课精细”八个字对他的课给予了高度概括和评价。

凌宗伟的“叛逆”个性，在他的一段与记者朱蒙就课堂模式的对话记录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朱蒙：好教师的课堂有没有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呢？

凌宗伟：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这个“法”只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基本的教学环节。我始终认为，教学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为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年段，以及即时的课堂状态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教，就会很机械、很教条，就容易被这个“模式”牵着鼻子走，与我提倡的“课堂生成”啊、师生互动啊、生本互动啊、生生互动啊，就形成一种冲突，不利于达成我们提倡的“生命化课堂”。

朱蒙：你认为教师如何才能摆脱“模式”的诱惑呢？

凌宗伟：好教师应当根据自己固有的知识、能力、水平、特长，来逐渐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我强调的“风格”是好教师身上固有的特征，这是一种更宏观的，高屋建瓴的专业追求。而现在盛行的建构“模式”之风，往往是微观的。微观到什么程度？微观到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的过渡，连用什么词都有明确的要求。这样的教育、这样的课堂是可怕的，这样的教师是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好教师。

一堂课、一篇课文带给人的感受不是单一的，而是丰富的、多姿多彩的，它的魅力就在于能给人一个驰骋想象的自由空间。好教师应该追求“得意忘形”的境界，努力让自己的教育教学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这里的“得意”包括三个维度：一是要“得教材之意”，也就是说要吃透教材，准确把握教材的主旨、特点和编写者的意图；二是要“得学生之意”，也就是说要了解学生的需要，适时调控学生的学习情绪，使之渐入佳境；三是要“得课堂之意”，即充分认识到教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套不变的、机械的程序。而“忘形”是指，一个好教师，一是得忘掉自己的教师之形，把自己与学生放在同一个层面，认识到自己是学生的合作者、帮助者，要时刻以欣赏的目光看待学生；二是要忘掉教材之形，即不拘泥于教材和教案，也不拘泥于某一种程式，而以自己的教育教学机智及时调整教育教学方案，以适应千变万化的教育教学情况；三是要忘掉课堂之形，努力将课堂视为一个小社会和师生互动合作的舞台。只有这样，教师才会在与学生的合作、沟通中享受到教育的乐趣。只有这样“得意忘形”才是最大化的成全学生的健康和全面的成长，才能培育出一批又一批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叱咤风云的豪杰才俊。

身为教师，要紧的是不在乎其技艺如何，不在乎其资历多深，而关键的关键，是他有没有为理想而动，为信念而生？有没有不为世俗而随波逐流，不唯权位而惟命是从？简而言之，他有没有活出一个“真我”来？贝多芬曾经宣言：“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贝多芬却只有一个！”每一个老师都应自豪地说出：“老师有千万个，而‘我只有一个！”

凌宗伟有今天的成就，他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老师，“我”只有一个。

不弃“扒皮”成就精彩

熟悉凌宗伟的人都知道他在网上有个绰号教“凌扒皮”，凌宗伟说，自从“凌扒皮”的名声被渐渐传开，他所在的学校引来了教育界越来越多志同道合者的关注、研究和仿效。大家在对“扒皮现象”的热议中，逐渐接受了他对生命化教育的理解和感受，更多的思想和智慧开始源源不断地往这里汇集，也使他更加坚定了“扒皮”的信心。

几十年沉沉浮浮教育人生路，凌宗伟以“扒皮”自谓，一路跋山兼涉水，永远为它忧心萦怀，为它倾注心力。

凌宗伟的老家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的石港镇，这是一个历史积淀颇为深厚的藏龙卧虎之地。当地的戏剧、诗歌、书法等都堪称一绝，幼时的他每天浸泡在宽松、有趣，颇有“儒雅之风”的环境中，再得些淳朴民风、温厚民情的滋养。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就开始在简陋的物质生活和日益充盈的精神世界中，努力“扒皮”，构建属于他自己的“教育学”，以实现自我的价值。

工作后，由于离家较远，加上身挑班主任和一周28节课的教学重担，他索性寄宿在学校，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研读文本、设计教案中。得地利之便，他天天到有经验的教师课堂上去听课“扒皮”。他还给自己立了“凡欲达人者，必先自达之”的规定。“宝剑锋从磨砺出”，七年之后，他在学校里打开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凌宗伟的“扒皮”，可谓是“三箭齐发”。

其一是“扒专家之皮”。他坚持研读最先进的理论知识，渐渐地，他熟悉了陶行知、朱光潜、叶圣陶、夸美纽斯、苏霍姆林斯基等一大批国内外的古今教育专家、学者；刚开始他研究钱梦龙、林炜彤、魏书生，尽可能多地听课、评课、议课，将自己的想法拿出来与人讨论，请人点评。摸索，衍生出他自己的教学形态和教学风格。教育学者肖川说他的课“细处摄神，机趣灵活，旷达潇洒”。

担任南通二甲中学校长期间，孙绍振、张文质、成尚荣、刘铁芳、刘良华、陶继新、许锡良、陈大伟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被他请进校门言传身教。其中，张文质先生先后十多次来校与学校的管理者、师生、家长对话交流，共同探讨文化发展学校的战略和策略、生命化课堂建设的思路、家校协作的途径。2010年7月，学校承办了“全国生命化教育研讨会”，2011年7月，承办“全国首届文化发展学校”高端论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顶尖学者来校切磋。

其二是“扒教师之皮”，就是不断地给教师们催发新的动力，振奋他们的斗志。他在“1+1”教育博客上坚持转贴“每天一个小故事”，从2009年4月22日开始后就从未间断，他做这一系列的初衷仅仅是希望学校师生不被世俗的、繁杂的、平庸的生活所打倒，能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想不到后来竟然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当贴满600个故事时，福建省永定一中的校党总支副书记廖旺华老师特地写了《故事，润泽我们的心灵！》。

扒教师之皮，让二甲中学真正跻身于“青年教师专业成长协会”，建立了“教育行者QQ群”、“心智家园”、“三人行班主任在线”博客圈，创办了《今天第二》校刊……

其三是“自我扒皮”。凌宗伟说，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虽以“扒皮”自居，但这校长的位置可不好坐。有时为了平衡心理，“自我扒皮”成了他的缓冲剂———大概有点“自虐”的味道———每天早上5点他就开始给自己找事情干：向学校师生露一下脸，给网友们喊起床、“挠痒痒”。大家看他如此“自虐”，以及其他同仁被“扒皮”后安之若素的样子，也就在潜意识中消除了对他这个“扒皮”的担忧，久之还聚拢了不少铁杆粉丝。

2010年11月30日，《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编辑张以瑾，做他的“影子”，蹲守学校两天。听从张以瑾的建议，他开始了《日出日落》系列的写作，就是用简练的笔触写下当天发生在身边的每一件关于教育的大事小情，到他卸任时已经写成近800篇。

凌宗伟认为，“扒皮”现象就是一种对话创生思想的主张，一种思维碰撞的实践。在教育依然禁锢的今天，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勇敢地面对、思考和改良我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有更多的教育人积极地去探索和认真对待、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正是这样的共识者还不够多，作为提供思想、情感和学识渠道促成交流、共享和启迪的“扒皮”，他才有不竭的动力和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面对当下的教育现状，凌宗伟常以此自励：坚持做匍匐于大地上的普通教育人，以一腔悲悯情怀，深切呼唤教育新春天的到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坚持“扒人”与“扒己”，无怨无悔。

特立独行叫响二甲

凌宗伟对于教学研究特立独行，对于学校的管理也不例外。

2008年，他来到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做校长。那个时间段，正是“二甲中学要被三余中学兼并”，办成一所“甲鱼中学”的谣言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那些不明真相的乡间百姓在茶余饭后争先预测着二甲中学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以舆论对舆论那是“空对空”的毫末之技，终究治标不治本。如何赢得生存的尊严？凌宗伟认为需由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来决定。于是立足当下，审时度势，提出了“人文关怀、文化立校、效益优先、质量第一”的管理理念和“办有灵气的教育，育有个性的人才”的教育理念，并且大力提倡教师的“个性化”成长。

在当下“小富即安”的社会文化浸染下二甲中学也不例外。如何才能破除这些阻滞学校发展的羁绊呢？正当他在为下一步的发展寻找具体落脚点的时候，区教育局一个关于“创建特色学校”的文件给了他启发。他提出了“理念改变·行为改变”的“行为文化建设”路线，并作为学校“特色创建”的具体抓手。对内为注入新的因素以打破原有的平衡寻求新的发展，对外为让二甲中学在“拆并之谣”的风声中找到一个出路。为此，他展开了一系列指向“理念”的行动。首先，建立博客圈，如包含教职工及省内外专家226人在内的“教育行者”办公群、由学校青年才俊和国内名媒名师55人组成的“今天第二”成长群等，通过网络进行集体大讨论，像对杜郎口现象的反思、对课堂“学教案”的梳理、对刘百川、杜威教育思想的解读。其次，给教师发书，倡导读书，《教育是慢的艺术》、《活着就是幸福》、《民主主义与教育》、《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地改变众人；还有外出参观取经，国内如沪宁浙，国外如澳洲。通过这些慢慢地扭转改变了领导班子和教师的理念，进而转变了他们的行为。

“行为文化建设”可以说是他对学校建设大问题的一种求解之道，其实，在很多方面它都包含着一些细小的方面。凌宗伟认为，我们只要沿着困难的方向再往前一点点，或许我们就站在了解决困难的拐角处了。比如，他主张“管理从厕所开始”，用星级宾馆的标准来改造和管理学校厕所，如今二甲中学的厕所已经是学校的一张名片了；办“阳光体育器材超市”，变“堵”为“疏”，满足了学生“随时”的需要，也成为二甲中学的一个醒目亮点。

大自然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如果我们观察动物在垂直方向上的分布，会发现有的生活在高处，有的栖息在低处。同样，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也有着不同的层次或不同维度的需求。所以，学校文化建设一方面要引导他们往更高的层面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满足各个不同层面教师或学生的需求，让所有的人都能找到自己“诗意栖居”的精神归属。

为了掌握教师的“垂直分布”情况，凌宗伟一面潜沉下来调查了解，一面采取主动测试的方法来进行判断。由于他一直重视读写，所以他“探矿”的第一步便是寻找会写文章的“民间高手”。因为担心可能存在走访对象故意“推荐”或“排挤”的情形，也有可能沧海遗珠，他再次选择了博客实施“测试”。每天早上，他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到博客圈中查看更新，并判断孰优孰劣———朱建是在“走访”中被多人提到的，邱磊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季勇则更具戏剧性，是在与他的“隔空叫阵”中大显不俗的。在他的引导下，朱建获得了南通市首届教育博客大赛一等奖并成为《班主任之友》杂志的封面人物。邱磊受惠于读杜威活动而在《中国教育报》、《教师月刊》等刊物上写发了不少有质量的读书笔记，成为《教师月刊》杂志的2012年度人物。

倡导写博，但无论他怎么样鼓励和推动，积极回应的永远只有那么几个人，许多教师或是敷衍了事，或是无动于衷。于是，凌宗伟觉得必须为“他们”也寻找到“增长点”。这一次他想起了课堂。他认为，不是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写文章，但他们“每一天”都要上课，他采取“尖端人物”自主报名、成立“志愿小组”，邀请大学教师和课程专家来听课诊断的方式吸引教师参与。部分年轻语数外老师得到定点指导，进步尤其迅速。

生物组的周林聪老师是个善于动脑钻研的人，他把二甲地区盛产葡萄和生物教材中“果酒果醋制作”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带领学生开展了葡萄酒酿制的实验，并得到了南通市教研室的认可，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室———传统发酵实验室，还自编了校本教材。

南通市二甲中学出名之后，凌宗伟校长陆陆续续接待过不少省内外的参观者，大家问得最多的是：这里怎么没有星罗棋布的标语？怎么没有统一的课间操？孩子们怎么不用穿校服？其实，凌宗伟的主张就是人不可被某个模子套死，需要尊重其精神独立性。标语不是用来灌输意志的，课间操不是用来打军体拳的，校服也不是用来供人“规范管理”和“迎接检查”的。每个教师、学生本就是独一无二和不可复制的，教育哪里有亦步亦趋的“精确”拷贝？哪里有包治百病的标语口号？曾经有记者问他：“你理想中的好学校标准是什么？”他说：“就是当学生离开学校，别人一见他的言行举止就赞叹地说‘这一定是某某学校的学生。”

凌宗伟的“特立独行”，实现了江苏省南通二甲中学迅速成为全国的“草根名校”。

篇5：读《行者》有感

（一）：不忘初心，坚定前行！

大鹏

七月初，“六小龄童”章金莱老师携带他的自传来到了广州。签售会现场人潮涌涌，非常火爆，皆为一睹章老师真容而来。由于诸多原因，事后方知章老师驾临广州，错过了这次机会，甚是懊悔。一个月后逛购书中心，章老师的踪迹早已弥散，但有幸读得章老师的自传《行者》，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章氏家族从章金莱老师的曾祖父“活猴章”算起，到祖父“赛活猴”,到伯父七龄童、父亲六龄童，再到六小龄童章金莱老师这一辈，可以说章氏家族四代人都致力于猴戏艺术，致力于传统猴戏的传承和发展。章金莱老师现在的艺术成就和他的家族积累、家族使命是息息相关的，由于从小耳濡目染以及家族的熏陶，美猴王的故事促成了他对猴戏艺术的热爱，他的那颗初心是能和所有人分享美猴王的故事，让人人都知道美猴王，让猴戏艺术走向大江南北、发扬光大。当然，二哥“小六龄童”的离世，是促使他走向这条“西经之路”的重要因素。

二哥章金星在病床前对他说：“当你成为美猴王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我了。”

正如所有热爱戏剧艺术的学子一样，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的戏剧表演者，必须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从小开始练起，猴戏艺术亦是如此。章金莱老师从小便非常刻苦，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练两小时的基本功，然后上学。即使是后来闹文革，只要有空隙，章老师都不放过练功的机会，父亲章宗义也总是会寻找时机亲自教导。扎实的基本功，让章老师初步具备了成为“美猴王”的实力。

章老师的实力，给他带来了机会。

由于外国导演拍摄中国名著，将中国传统名著改得一塌糊涂，对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造成消极影响，于是导演杨洁女士决定要拍摄一部真真正正属于中华文化并且能够正面传播传统文化的大型神话电视剧——《西游记》。在这部经典当中，最重要的角色便是美猴王孙悟空。在当时猴戏艺术界大名鼎鼎的美猴王莫过于北派李万春和南派章宗义两位，当杨洁导演找到章宗义的时候，章宗义已经快60岁了，身体各项机能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灵活旺盛，于是章宗义向导演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章金莱。机会到来，章金莱老师把握住了。章老师使出浑身解数，向杨导演绎了他的猴戏功底，几个月后获得好消息，赶往北京。

然而，他遇到了此前从未遇到的瓶颈。他此前所练就的功底，主要是以舞台戏剧表演为主，然后电视与戏剧不一样，它要求演员要有镜头感，对语言、动作、眼神、情感的细腻度要求更高。试拍《乌鸡国除妖》，他的表演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和质疑：猴王不像猴王，缺乏“神”的感觉，霸气不足；由于高度近视加上散光，眼睛无神，在镜头面前尤其明显；招式动作灵活但语言、情感不过关等等。难道他就这样放弃了么？他就这样气馁，然后收拾包袱回家了么？

答案是没有。他非常坚定地继续前行！

为了更好地演绎“孙悟空”的角色，他大量收集关于西游记、关于美猴王的资料，潜心研究；同时，剧组每到一个地方拍摄，他都会寻机拜访当地有名的艺术家，虚心求教。其中北派猴王李万春先生当时给了章金莱老师很大的帮助和指导。为了能把孙悟空身上的“猴、人、神”三种元素更好的体现出来，他把猴子带在身边，不断与猴子互动，揣摩它的每个细微的动作，并融入到表演当中；同时，通过看日出、高速移动的乒乓球、飘动的蜡烛烟儿、注视拍戏现场的强光灯等诸多方法，他克服了近视散光的弱点，练就了一双炯炯有神的火眼金睛。除此之外，在拍摄过程中，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最终通过努力都一一化解。

1986年，随着《西游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万人空巷！章金莱老师成功了！“六小龄童”从此被全国观众所铭记！

那天傍晚，我还没吃晚饭。当翻开这本书后，越读越不能罢休，越读越无法脱手，连晚饭都忘记吃了，就坐在小角落里，一坐就是四个小时。当翻到最后几页时，忽觉书快看完，心头不禁慌张；读毕、合书、放下，心中一股惆怅……

待到走出门口，看到门前的这条路，脑海里突然迸出几个字：

不忘初心，坚定前行！

读《行者》有感

（二）慕白：一个在诗里辗转反侧的人

干亚群

春节前，文成土著诗人慕白嘱我给他的新作《行者》写一篇评论。我一听，顿时诚惶诚恐。表明自己不懂诗，这个春节我还想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地过呢。

慕白在微信上打出几行字，然后又打出几行字，希望我听从他的安排。我心一软，应允了下来。事后我一直在想，我居然答应给慕白老师写诗评，这胆子也太大了。我一惊，心里后悔了。

我与慕白认识于五年前在乐清的一次采风。第一眼看到时，我还以为他是陪同我们采风的一位村长。他理了一个板寸头，脸黑黑的。他的话不多，声音也不太响亮。但拍集体照的时候，他比谁都积极，还特别喜欢站在中间。后来，我整理照片时，发现慕白没有一张是正儿八经的，如果目光正确了，他的手却搁在半空中的，似乎在跟照片外的美女打招呼。如果表情到位了，背毫不客气地驼在那儿。

采风快结束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原谅我没有慧眼、法眼，让一个叫慕白的诗人空陪了我几天，一直当他是酒风比作风更扎实、拍胸脯比说话更周全的村干部。我客气地称他慕白老师，并约他替我在编的内刊约稿。很快，他给我寄来一组诗稿――《一个人的半个村庄》。我一看题目，不禁一乐。那时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正铺天盖地似的推介中。我一行一行读下去时，刚才的一乐有些难为情起来。他的诗跟他的人（外貌）是不相称的。他的形象有些匪气，而他的诗是如此的清新、质朴，如山风徐徐吹来，让人既解乏，又惬意。尤其写他父亲的诗，用冷静笃实的笔触，把父亲及众多农村父辈的一生像素描一样，次第呈现在我们眼前。也许他们的一辈子来与不来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创造出我们。他们用卑微的姿态，面对自己的生活，用最恭敬的态度，出卖自己的力气。他们也许有抱怨，抱怨自己没能给子女带来更多的幸福；他们也许有痛苦，自责对家庭没有创造更多的财富。但他们在苦难中学会了忍耐，在命运的流水线上保持敬畏。慕白替我们说出了我们想说，但又说不出口的话。我们亏欠父亲很多，忽略对他的关心。当我们学会反省时，我们已经来不及弥补。

我想，慕白走的路跟我差不多。对七十年代出生的农家孩子来说，读书是唯一的出路。我记得当时母亲跟我说过，穿草鞋，还是穿皮鞋，全靠你自己的读书。我很小就开始帮家里做农活，深知做农活的不易。于是，我为穿皮鞋才发奋读书，至于为了祖国四个现代化那压根想也没想过，但肯定在口头上说过。我不知道慕白接到高校录取通知书时是什么心情，我反正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从此可以洗脚进城，不再重复父母的生活。事实上，人生是一个不住的出走又不停回来的过程。对我们农家子弟来说，年轻时想着法子离开自己的村庄，在外面混出了年纪与阅历后，却又想着法子一次次走近自己的村庄。()只是我们的村庄也年老了，只盛满了回忆。如慕白在《包山底的小溪不见了》中写到：

岸边，有人在柿子里点灯/有人在鸟鸣中加入一声叹息/白狗在舔锄头的利刃/但它一点也不感到疼痛/好像贫穷的乡村生活一点也不沉重/父亲使劲掐灭了旱烟/扔到小溪里，我回头看/发现自己已经长大，不知什么时候/小溪干了，大地的眼眶也干了/那个洗菜的盆不见了，妈妈也不见了/就像一滴水变成了水汽，一切都蒸发了

诗里的情景像画面一样横搁在我的心头。这何尝不是我的家乡，又何尝不是我的心情。尽管在外面混出一些虚名，村里人也以你为荣，其实自己心里明白那些虚名根本不及家乡菜园里的一株白菜。像这样的诗在慕白那儿非常多，这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我是爱你的一个傻子，包山底》、《我把故乡弄丢了》、《农民的儿子想说话》。他似乎说出了我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我们在村里人眼里认为是城里人，而城里人视为乡下人的地方栖身着，为五斗米出租着自己的日子。我们有些生活习惯改了，而有些还坚守着，其实想改也改不了。我们骨子里还是农民一个，直来直去的说话，端着大碗吃饭，还有一笑就张大嘴巴，这些都是我们携带的基因。我想，这点慕白已经替我们同时代的人说出来了。如在《一生都走不出你的河流》中写到：带着纯净的品质 贴近大地/乡音是一种永远的河流/飞云江，只有你才知道/我走出家门是左脚开始，还是右脚

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到了年近不惑的时候，有些确实不惑了，有些反而更惑了。那些疑似不惑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清除，像父亲耕地，一垄垄地翻过去，上面的杂草全部被翻身的泥土压在下面。倒是余下来的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踱进梦里，似乎叮嘱自己还欠下一些东西。于是一有空闲，带着家人往乡下跑。在那儿吃着自己老人种的菜，踩着还留有自己脚印的泥土，跟左邻右舍拉着家长里短，这一刻会让自己感到惬意，获得愉悦。我们内心都很明白，留下童年的地方才是我们精神的营养地。他在《自画像》、《悯农》等诗篇中，反复低吟自己身上所携带的草根，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也提醒我们：农民的儿子/从王国侧到慕白/我就荷不动锄头了/我的手茧早已隐蔽 脱落/我抛弃了所有的农俱/我四肢不勤 我弯不下腰/我认不全五谷/我甚至已经想像不出/什么季节应该插秧/什么季节可以收麦/我忘记一粒种子出芽的疼痛/我视而不见禾苗干渴的无助/我的鼻子拒绝农家肥的气味

读到这儿，我内心注满了深深的羞愧。跟慕白一样，虽然我们为自己的村庄吟唱，为自己的乡村抒写，甚至用别致的语句和精致的语言替自己的出生地立碑，但二十多年的混居，已经让我们对自己的土地有了距离。假如，我们再次回到乡村，我想，我们再也没有能力热爱那片土地，因为，我们身上已经不习惯流汗了。我们也生不出力气去伺弄稼禾。

慕白的诗，我还喜欢他前面的一部分。诗里渗透着滚烫的人文气质，用他慕白式的叙述，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对山水的热爱。久居城市的人很难感知环境的恶劣，停水、停电几乎不会发生。热了，冷了，皆有空调。而在乡村能更为直接地感知生态的变化。河流是村里人所依靠的生活用水，土地是农民立身的命脉，看天吃饭是乡村经济的关键词。所以，从农村出来的人身上的“土气”很重。我们村有个说法，一个人健不健康，要看他的“土气”厚不厚。这“土气”翻译过来就是一个人的免疫力。毫无疑问，我们的“土气”正在淡下去。慕白在他的诗里对远离的鸟鸣、消失的炊烟、渐渐稀少的蛙鸣有着切心切肺的痛感，在那样的诗里，找不到他的一本正经的笑，看不到他的自我解嘲式的幽默，而是一位包含沧桑的深思，在繁花如梦的世界里如木鱼般地敲打。只是，听到的人听到了，听不到的永远听不到。

有一个故事我得告诉慕白。那天，我把你的诗稿带到老家，正在认真地拜读。隔壁邻居过来串门。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读诗。他自然不知道诗是什么，而我也没有办法对他进行诗的启蒙。他用粗短的手指把我刚才翻过去的纸再翻过来，然后，一脸庄重地说：“一张纸上只写这么几个字，多浪费。就像一块地里只种了几行菜。这不是败家嘛。”我没办法进行跟他解释，只好说：“诗这得这样写，就像你种菜时得一个孔种一株，道理一样。”他还是疑惑，但不吭声了，从我手里抽了几张，开始阅读起来。后来，他看到慕白写自己的几首诗，觉得很兴奋，问了我几个问题。他说，这个人既叫慕白，又叫王国侧，到底叫什么？我说，慕白是他的笔名，自己后来取的，王国侧是真名，他父母取的。他说，啥叫笔名？我说，笔名是写诗时用的。他嘴里啧啧几声，不知道是赞扬，还是批评。他又问，为啥叫慕白，这小子人长得很黑吗？我说，黑是黑了点，但程度不是很严重。据说，此人年轻时喜欢过一个姓白的姑娘。他咧嘴笑了，说，这小子还是个情种嘛。这词他是琢磨了很久后才小心翼翼地捧出来。他估计把情种跟衷情混淆了。他问我的时候，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慕白的诗，可能他觉得诗很难吧。结果，他离开时要了几首诗，准备也想去写诗。慕白，你把一个农民给废了。对了，他也叫王国侧。只是，目前他还没有笔名。

篇6：欧洲随想-读《行者无疆》有感

阿姆斯特丹，被荷兰的浓墨重彩所涂抹，展现出了它创意与疯狂相结合的一面。

作为一个色彩之都，阿姆斯特丹充实着形形色色的人和物，斑驳的色彩覆盖着城市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五彩世界。在我们的印象中，荷兰是一个有着转动的风车、缤纷的郁金香的富有田园诗意的国家，这些元素造就了荷兰的别具一格。曾经的海上霸主，如今以一个宁静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但阿姆斯特丹却让我们看到了荷兰张扬的一面，用色彩玩转着疯狂。

阿姆斯特丹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摇篮。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两位举世无双的画家，梵高和伯伦朗无疑便将这种色彩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阿姆斯特丹的颜色浸染着他们的生命，他们绘出的颜色浸染着世界的画坛。他们的一生为了色彩而执着，也为了色彩而迷茫。对于一个真正的大师来说，他的灵感常常来源于某一时刻的疯狂，而这种疯狂和灵感也常常使得他不为世人所理解。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剧，但正是这种悲剧造就了他在艺术上的崇高。苦难造就伟大的灵魂，真正的大师往往都是那些经受住了别人的白眼和时间的磨练的人，他们把生命献给了艺术，灵感与疯狂燃尽了他的生命，同时也为人类的艺术史上留下了最辉煌的篇章。

阿姆斯特丹因为颜色而造就了许多生机盎然的创意，同时也因为过多的颜色而造成了混乱。作为一个色彩之都，在这里颜色酝酿着疯狂，疯狂酝酿着灵感。玩转着色彩，玩转着疯狂，造就了这座名为阿姆斯特丹的城市。

寻常威尼斯

水城威尼斯是一位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地方，它因自己独特的生态景观和文化特色而闻名遐迩。但是所谓树大招风，一个过分有名的地方常常会引来太多的人参观，如同中国的西湖，熙熙攘攘的人群破坏了原本自然和谐的画面，大家不约而同地抱着同一个目标前往心目中的圣地，结果等到了才发现正是这份决心使得景观遭到了破坏，放眼望去除了人还是人，再无什么自然景物可言，于是便只能叹息而归。这是威尼斯的悲剧，也是许多相同际遇的名迹胜景的共同悲剧。追求美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就错在人们一定要将这种审美的追求强加在某些特定的事物上，分享、争夺、排泄，于是哪怕是再好的景物也被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