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税（共6篇）
篇1：反倾销税
打火机反倾销调查 温州反倾销诉讼启示
【世贸人才网：国际贸易商务人才门户 更新时间： 2006-07-31 】 【打印】【关闭】
近年来，世界打火机产业在逐步向我国转移，而浙江省也渐渐成为全国最大的打火机出口生产基地。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出口打火机9.4亿个，价值1.3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分别增长14.3％和28.2％。欧盟、日本、阿联酋和美国是主要出口市场。
今年上半年，浙江省打火机出口呈现量价齐增的态势，但在其出口的强劲势头下，打火机行业可谓劫难重重：2002年欧盟对我打火机反倾销调查，2003年开始各国纷纷要求实施CR法案（打火机儿童装置）限制中国出口，2006年2月9日，欧盟委员会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以投票方式通过了CR新决议草案（简称CR法案）。2006年5月16日，美国Zippo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ITC)会申请对进口打火机进行337(知识产权侵权)调查，涉案产品美国海关编码为96132000项下的袖珍型可充气打火机，原告要求ITC发出禁止令，禁止96132000项下的所有袖珍型可充气打火机进入美国市场。2006年6月1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官方网站正式发布了“针对特定打火机的337调查”的立案公告。美国芝宝公司此次指控中国企业的理由，是以一枚“打火机外观设计图形商标”为依据，指控中国公司侵犯其美国注册商标。芝宝公司将打火机图形设计的保护特征描述为：“稍呈圆形边和角、顶部稍带弧度呈弯曲形状的打火机。”这一描述基本包含了中国所有中高档打火机的主流外形。
同“反倾销”一样，“337调查”也是美国另一种贸易保护手段，但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影响要更为严厉和深远。因为“337调查”制裁结果不仅局限于特定行业的产品，而且可以延伸到其上下游产品，且被诉产品可能永远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因此，如果调查结果表明侵权事实存在，ITC将可能按照Zippo的要求实施救济令，不但对被诉中国企业的产品而且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打火机进行普遍性限制，禁止其在美国销售。这是打火机行业遭遇的继反倾销、CR法案之后的又一严峻打击。
面对打火机行业频频遭遇的各种贸易壁垒的情况，宁波海关建议：一是在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帮助下，打火机出口企业应积极进行抗辩和应诉，广集相关的技术性应对策略，携手合作“据理力争”；二是创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通过提高自身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增强对外竞争力；三是主动研究应对欧美标准的措施，进一步开拓拉美、非洲和亚洲众多国家在内海外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相关新闻：温州打火机赢得欧盟反倾销诉讼启示
从2005年年末中国轮胎再次面临多国反倾销调查到2006年3月8日“欧盟反倾销应对联盟”的建立，中国的行业协会正在反倾销案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单个企业来说，出于短期成本与收益的考虑，往往放弃参与集体行动，即便其结果将对整个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我国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尚不完善；行业协会的治理结构以及行为规范处于探索之中；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仍是模糊地带。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行业协会如何发展？我国的企业如何应对随入世而来的冲击？
温州打火机生产商经过一年多努力，成功应对了欧盟的反倾销诉讼。该次事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遭遇的第一起反倾销诉讼，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温州烟具协会作为自治组织，既要克服制度不完善之累，又要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与政府合作，领导会员打了一个漂亮仗，成功的背后有多少曲折故事？相信一次深入剖析会让我们体悟到更多„„
集体行动挫败反倾销诉讼
事件经过
温州企业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市场后，迅速改变了该市场主要由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垄断的格局。到2002年，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企业已达到500多家，年产金属外壳打火机5亿多只，年产值为25亿元人民币，出口数量占总产量的80%，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为70%，占有国内市场份额为95%，温州已成为世界金属外壳打火机的生产中心，而与此同时，日本和韩国原来的打火机企业90%以上已经停止生产。
2001年9月间，欧盟根据欧洲一些打火机制造商的要求，出台“防止儿童开启装置措施”法案(Child Resistance Act，CR法案)。该法案规定凡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均须设置安全装置。售价在1欧元左右的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将是该法案的适用对象。显然，该技术标准将起到限制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的作用，成为我国打火机出口欧盟的一项技术壁垒。在该法案正式出台之前，温州烟具协会就派员组团与国家外经贸部公平贸易局官员一起赴欧洲游说，但未能阻止该法案的通过。
2002年6月28日，欧盟发出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欧盟的打火机(包括一次性打火机、金属外壳打火机和汽油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按照WTO的规定，反倾销所涉及的出口商必须在15天内做出应诉反应，否则将作为自动放弃论，这可能导致我国出口到欧盟各国的打火机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
经过紧急磋商，温州烟具协会决定选取15家打火机企业进行损害抗辩，1家进行市场经济地位抗辩(即低于成本价)。2002年9月11日，欧盟反倾销委员会的几位官员两次到温州进行实地调查，对温州应诉企业的产品、销售、财务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核查，对应诉企业提出的意见和事实予以理解和认可。2002年10月8日，温州东方打火机厂获得欧盟的市场经济地位确认；2003年2月，欧盟有关方面决定不进行初裁，2003年7月14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回了对产自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反倾销程序自动终止。
历时1年零1个月的温州烟具协会应对欧盟打火机反倾销诉讼事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遭受的第一起反倾销诉讼，引起各界高度关注。该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在于中国的民间组织第一次充当了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主角，为我们考察中国转轨时期行业协会的治理机制、协调机制及其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温州烟具协会
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由温州打火机生产企业自发组建，成立于1991年。1993年，温州市政府下发文件，授予烟具协会对新注册企业的考察、对关系行业利益的国家法规草案的技术意见和咨询、行业信息的收集以及公布、行业展览会的组织等等权力，将烟具行业的管理权主动让位于烟具协会。至此，烟具行业协会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自治组织。
《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章程》是该协会的“宪法”，对协会的业务范围、会员、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到资产管理、使用原则、章程的修改和程序等等均作了明确规定。根据“章程”，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领导班子由1名会长、2名副会长和26名理事组成，理事由全体会员选出，而会长和副会长则由理事投票决定。理事的选择是构建行业协会的基础，因此，采用了道德与能力的双重标准：遵纪守法，为人正派，在行业中有一定的影响与声望，热心于协会工作，所在企业年销售产值1000万元以上，近3年来没有发生重大质量事故、质量投诉、出口索赔等消费者反映强烈的问题，等等。
在反倾销之前，烟具行业协会影响最大、效果也最明显的举措是针对温州打火机的恶性价格竞争建立的惩罚机制，恢复了市场秩序。打火机技术工艺简单、产品设计更新很快，很容易模仿，但是厂家基本不申请专利保护，这是因为专利申请不仅周期长，而且成本高。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打火机市场出现了“一品走销，仿效蜂起，伪劣辈出，倾轧杀价”的混乱局面。1993年12月温州烟具协会制订了《烟具行业维权公约》，该公约明确指出：“凡经我会维权(即取得维权证书)的产品，在有效期内(6个月)如发现他人有侵权行为，一经查实，将对侵权产品的模具和专用夹具予以就地销毁，仿冒的产品和专用零配件给予没收，情节严重者，提请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为此，协会还专门建立了打火机质量检测站，并赋予其检验报告高度的权威性，作为整顿企业侵权的有效凭证。
打火机新产品投放市场时一般都是小批量样品出口，待外商信息反馈后，再进行批量生产，周转期需3个月左右。然而，国家三部委在2001年联合下文的通知中规定打火机全项型测试合格证有限期为3个月，无法满足打火机出口测试的需要。为此，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向国家部委办反映情况，与有关部门反复沟通协调。终于在2003年3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复函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同意将原来的3个月延长至12个月；复检收费由原来的全额改为按项收费，减轻了会员企业的负担。此外，尽管打火机生产企业都在温州，但国家产品检测机构在天津，温州出口的打火机只能天津中心实验室测试，提高了生产成本，贻误了最佳生产时间。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就这个问题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提交了申请在温州市建立检测中心的报告。2004年3月22日，温州金属外壳打火机检测中心成立挂牌。
烟具协会的这些行动不仅将一种自发的私人秩序演绎成有效的行业组织，而且为对欧盟反倾销诉讼中的迅速反应奠定了组织和声誉基础。
胜诉原因
温州烟具协会在这场反倾销诉讼中将集体行动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对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第一，烟具协会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自始至终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统一聘请应诉代理律师；成立应诉小组，为各应诉企业提供应诉所需要的行业材料；与立场一致的欧洲进口商协会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换意见；在欧盟官员来华现场调查期间，代表打火机行业进行游说和说服工作；代表本行业与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其他各利益关系方进行联络、信息传递和磋商。在这些服务中，协会所具有的信息优势非常明显。这是由于一方面协会平时就重视对行业有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在专业信息资料方面比其他机构，比如政府部门或企业都要更全面、更准确；另一方面，由于协会在整个社会网络中所处的特殊位置，许多信息都能够传递和反馈到协会，因而与别的组织相比，它更有能力得到各种信息。比如欧洲进口商协会与烟具协会长期保持着一种合作关系；生产企业会将本企业各种情况及时告知烟具协会；政府也会将相关信息向烟具协会通报。
第二，综合行业的利益要求并向政府进行表达，以争取政府支持。尽管烟具协会在本次反倾销案例中充分体现了作为一种自治性治理组织的优势，但是，它也并没有选择孤军作战，而是尽量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力争取得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甚至通过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便于日后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类似的反倾销事件。在反倾销正式立案后，烟具协会与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共同在温州召开应诉工作会议，并确定总体应诉思路。在应诉过程中，政府积极与欧盟就“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行交涉，为欧盟个案认定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协会有关负责人也公开表示，政府要“给予企业对于WTO规则的指导和策略的研究。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还应该建立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搜集国外相关产业的信息和发展动态”，等等。温州打火机行业有关人士甚至通过非正式渠道向当时的总理呼吁，要求政府给予支持。显然，这些利益表达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取得了政府政策的支持，形成了协会与政府之间不同治理机制的良性互动。
从理论上说，在集体行动中如果不克服成员坐享其成、搭顺风车的现象，将无法取得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欧盟在1995年和1999年两次对进口打火机加了反倾销税，而温州打火机企业没有提起相应的诉讼；这次反倾销诉讼费用预算高达200万人民币，历时1年零1个月，无论由哪一家企业单独承担，都将是以一笔巨大的负担。16家最大打火机企业的参与，不仅分摊了公共费用，而且引起了政府的足够重视，中国政府的协助有利于促进行业协会与欧盟的对话和协调，增加了反倾销胜利的筹码。这表明了形成集体行动对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重要性。那么这次的反倾销案件中温州烟具协会是如何克服其会员搭便车行为的呢？
当时温州打火机对欧盟的出口比例高达60%，占据了80%的欧洲市场。如果不采取行动或者行动失败，加上之前刚刚通过的CR法案，温州打火机微薄的利润空间将会被无情打压，最终不得不退出欧洲市场，由此带来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协会副会长黄静发称，当时“大家对多出一点(钱)，少出一点(钱)并不是很在意”。在反倾销一案中企业费用分摊比例方面，一般是规模大的企业捐得多，规模小的捐得少；至于一些规模很小的企业，在欧洲市场几乎没有出口，出不起也不愿出钱；在应诉启动后烟具协会建立的应对国外贸易壁垒专项基金筹措方面，则采取了按照各个成员企业出口份额进行分摊的办法。这种做法充分体现了能力与责任原则，将企业成员的成本和收益结合起来了，虽然温州500多家打火机企业中只有16家企业出钱，最终还是促成了集体行动。
发展行业协会应对国际市场竞争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面对反倾销申诉往往并不积极应诉，最后不得不退出实施反倾销国家的市场，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小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对抗这种贸易保护措施。另外，随着中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有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采取倾销、垄断定价、搭售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国内中小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对此大多数企业尚没有应对良策。温州烟具协会此次能够将众多中小企业组织起来应诉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并取得成功，说明依托行业协会可以使中小企业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过程中形成合力，做成单个企业所不能做的事情。温州烟具协会作为温州众多行业协会的一个代表，反映了行业协会的生长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典型地区，温州的企业都是在国内或国际市场竞争过程中，完全凭借自身的竞争能力而生存下来的。它们最能了解自身在市场中的优势和弱点。从我们前面对烟具协会生产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民营企业成立行业协会完全是从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的，是私人秩序的一种合理扩展。可以说，没有在市场经济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民营企业，也就不可能产生为这类企业的利益服务的行业协会。或者换个角度说，只有具有广泛社会合法性、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行业协会才能担当起为民营企业利益服务的重任。当然，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并不构成行业协会生长的充分条件。民营企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愿的意志和认同的方式组建行业协会，还要取决于其他的外部制度和政府的政策。相比于其他一些民营经济发展也不错的地区，比如广东、江苏等地，温州市政府对行业协会采取了更加宽松的支持政策，这一点的重要性也不可忽视。
政府作为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的经济福利。在市场经济国家，一国的经济福利是由不同利益主体的福利所共同构成的。所以，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要在充分了解各个利益集团要求的基础上形成。行业协会作为一定地区或某一行业企业的利益代表，它的利益表达往往已经综合了其会员企业的各种利益要求。在当前，行业协会的利益表达尤其反映了中小企业的呼声。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行业协会在信息收集和利益综合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政府从行业协会的要求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国内和国际产业经济动向，从而更准确地为相关行业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比如，在本案例中，烟具协会要求政府与欧盟交涉市场经济地位问题，都有力地支持了打火机企业打破欧盟的贸易保护意图。
WTO是以规则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其成员是各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其各项协定、协议规范着各成员的政府行为，特别是关于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一系列政府管理行为。相比之下，在WTO的法律文本中，只有在《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即《WTO协定》)第5条第2款2，以及《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以下简称《反倾销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等个别协定中，涉及到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非政府机构(non-governmental body)、行业协会或商会(tradeor business association)。作为一个企业自治的非盈利组织，行业协会在WTO规则下的国际贸易中有着广泛的活动空间。比如，行业协会可以代表产业提出受到了进口商品的损害，从而要求本国政府采取反倾销等措施来保护当地产业；或是通过设定行业标准、质量标准、检验条件、劳动标准、价格协调等非关税手段来保护本国企业利益。从各国的实践看，行业协会作为反倾销申诉人的案件占绝大多数，而以政府反倾销机构或单个企业作为申诉人的情况十分罕见。
因此，在开放经济中应当将行业协会信息协调优势同政府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国家优势相结合，为企业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在本案例中，行业协会和政府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功能互补和相互支持的关系。比如，由于中国政府与欧盟的磋商，欧盟同意在反倾销调查中，在有关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实行个案处理，这一结果为中国企业单独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创造了条件。再比如，政府运用驻外机构所具有的社会网络，积极帮助烟具协会穿梭于欧盟的相关部门。另外，政府部门组织部署涉案企业和协会进行反倾销应对会议，在应诉策略、律师聘请等技术性问题上给予指导。这些事项充分说明，行业协会与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实施上并非各自为战，而完全可以在职能划分相对明确的基础上再形成合力。
创建行业协会健康发展的环境
为了使国内的商会组织发展成为规范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行业协会，从而能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代表工商界的利益，具备进行利益表达、服务企业和行业内协调自律的功能，真正作为社团性利益集团去影响和参与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建议：
一：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的经济职能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界定，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只有政府的职能范围缩小到合理的边界，才能为行业协会腾出发挥作用的空间。
二：加快对行业协会的立法工作，明确规定商会的性质、法律地位、成立程序、治理结构和组织机构，以及财务监督等内容。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立法过程一定要避免一种倾向，即将《商会法》立成一个政府对商会进行监督管理的法律，导致将立法的内容侧重在规定商会的职能、对商会的管理制度等方面。要明确《商会法》属于私法范畴，强调对商会的任意性规范，而不是强制性规范。
三：改革目前由政府部门主管商会(行业协会)的管理体制，逐步取消行业协会在政府部门的挂靠；与此同时，强调各级工商联对商会(行业协会)的管理。这项工作可以先从地方(省、市、县)做起，把目前挂靠在地方政府经委、发改委和外经贸委(局)等部门的行业协会转归当地工商联管理，同时，政府不再直接任命各行业协会包括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在内的负责人。这一改革将有利于原体制内形成的商会向规范的行业协会转变。
四：清理对行业协会的发展构成阻碍的各种法规和文件。比如，1991年中央15号文件规定工商联的工作对象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和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不包括国有企业，强调工商联是统战性的人民团体，而且规定归口工商联的同业公会、行业商会的试点只能在县、镇两级进行。该文件极大地束缚了行业协会的发展。目前有的地方，如温州、深圳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该文件的限制。另外，由于以前政府对企业实行按行业归口管理，因此要求按行业成立协会组织，各个企业也必须按所属行业入会。由于行业的划分过细，一些小行业的协会企业数量太少，实际上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应该允许建立跨行业、跨区域的商会组织，允许企业志愿加入各类行业协会。
促进行业协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建议之一：政府应该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和WTO规则的要求，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的干预之手应该从企业的微观经营层面退出，而要专注于为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创造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的宏观经济环境。比如，政府对企业要加强指导性工作，包括对WTO规则和不同成员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与培训；要及时公告国际经济最新信息与动态；要保持汇率的稳定。行业协会的职能则定位在微观领域单个企业所难以实现的功能，包括同业企业之间的利益协调，以及专业性的服务工作。
建议之二：目前中国出口产品在国外屡遭反倾销申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尚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所以，政府应该要继续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组织进行磋商，力争提前让各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者，至少达成对中国企业实施个案处理的次优结果。这将有利于行业协会或企业进行反倾销应诉，防止进口国运用不恰当的“第三国价格”等办法来确定倾销的存在。
建议之三：行业协会和政府应该共同建立行业预警机制，提前知晓和规避各成员国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行业预警机制的重点在于建立分国别和地区的市场信息库，以及了解进口国政府的政策动向。行业协会的优势在于可以与进口国的进口商协会保持及时的沟通，更了解本行业的出口数量和价格；政府的优势在于更了解进口国的宏观和产业经济状况，通过驻外机构在当地政府的社会网络来预测进口国的政策动向。
建议之四：中国政府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实施贸易保护的经验，更充分地运用WTO规则所允许的各种手段来防止国外企业的不正当竞争。当务之急是要在已有的法律基础上，按国际惯例完善对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各种技术标准的实施细则，提高国内企业和行业协会运用这些武器的可操作性。
建议之五：在面临别国的技术壁垒或反倾销措施时，应该建立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的立体式应对框架，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行业协会要组织企业积极进行抗辩和应诉，中国政府则要主动与该国政府进行磋商与交涉，必要时候可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另外，政府要通过公平贸易基金的运用来鼓励国内企业和行业协会积极地应对各种贸易壁垒。
篇2：反倾销税
确切地说,欧美与我国反倾销冲突是指两方面:一方面是指欧美对中方的反倾销指控及中方对欧美的反倾销指控所进行的抗辩(即对欧美的反倾销申诉、调查、初裁、终裁甚至于诉讼所进行的抗辩)活动;另一方面是指中方对欧美的反倾销指控及欧美对中方反倾销指控所进行的抗辩活动。我国外贸部最近才启动反倾销调查,开始受理企业申诉,尚无实践中的反倾销对峙与分歧。本文主要谈前者的冲突焦点,并围绕焦点对欧美反倾销法作一剖析。
焦点之一: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
1 关于市场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划分及其影响
西方各国反倾销法把一切国家分为市场经济国家((Market economy Country)和非市场经济国家两种。对这两种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确定产品正常价值的方法。对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存在着资本、商品和劳务市场,产品的价格由竞争状态下的供求关系、价值规律所决定,产品价格反映产品的真实成本,所以,通常是采用产品出口国的国内销售价格作为正常价值;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它们认为其国内销售价格是被扭曲的,不能反映产品的正常价值,则必须采用一个“替代国”(Subrogate Country)或“类比国”(analogueCountry)的类似产品的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这样,由于确定正常价值的方法不同,便直接影响价格比较的基础,而价格比较,即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的比较,是反倾销调查中确定倾销是否存在的核心问题。因此,这种不同的比较基础对倾销与反倾销当事人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2 西方(国际)反倾销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界定
按欧共体、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反倾销法的规定,确定正常价值的三种基本方法(即国内销售价格、向第三国出口价格、结构价格)不适用于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因为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第一,资源、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原材料、动力的价格和工资由国家决定,产品价值是被扭曲的,不反映产品的.生产成本,因而无法确定一个正常的国内销售价格;第二,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不能与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出口价格进行可靠的比较;第三,国家垄断外贸,出口价格变得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用被扭曲的国内价格与出口价格进行比较,来确定倾销是否存在,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确定正常价值,应按特别方法进行,即主要按所谓替代国或类比国价格来确定。
(1)欧共体:欧共体从EECNo 459/68条例开始就规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但是至今未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下定义,而是采取列举式的方式,列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根据欧共体EECNo.2423/88条例的规定,欧共体把中国和前苏联、东欧、越南等一些国家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2)美国:美国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1316节(b)中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定作了不少的修改,并首次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下了定义,规定了一些判断标准。
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凡不以成本或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转的、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不反映商品的公平价值的任何国家均属非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由美国商务部负责认定。
关于判断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因素。美国商务部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时考虑的因素是:第一,该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可兑换程度;第二,该国工人与政府在工资问题上自由谈判的程度;第三,外国公司举办合营企业或作其它投资被允许的程度;第四,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第五,政府对资源分配以及企业在价格、产量决定权上的控制程度;第六,主管当局认为适当的其它因素。与欧共体主观武断的采取列名单的方式来认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美国的上述规定似乎较客观些,但实际上,凡是被欧共体列入名单的国家,一般也是被美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几乎没有例外。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倒是美国的办法更富于弹性,主管当局的自由裁量权更多。
(3)GATT:GATT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下的定义比较模糊。在它的附件九第六条第1款第2项规定:“应当承认,对全部或大体上全部由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进口的货物,在为第1款的目的决定可比价格时,可能存在特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口缔约国可能发现有必要考虑这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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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经济法中的社会公共利益
★ 商务礼仪中tpo原则
★ 我国继承法中遗嘱自由限制分析论文
★ 谈班级管理中的人本原则教育论文
★ 我国企业经济管理论文
★ 从职业化到反职业化的论文
★ 犯罪化原则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 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论文
★ 中国神话学重构之作《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简评论文
篇3：川鞋有效消化欧洲高额反倾销税
12月22日，欧盟部长理事会通过了欧盟委员会建议案，决定继续对中国和越南产皮鞋征收15个月的反倾销税。消息传来，中国鞋企无不感到强烈不满。欧盟是四川鞋业出口第三大市场，该省有10多家鞋企与欧盟经销商有业务往来。反倾销税将提高当地经销商10%的采购成本，从而使川鞋失去价格优势。不过，欧盟的反倾销税事件迫使川企加大研发力度，通过提升产品品质和档次，提高市场话语权。成都依白兰鞋业、艾民儿等鞋业公司不仅获得了订单，还对接了合作伙伴。其中，依白兰与意大利企业展开产销合作，获得对方提供的设备、技术和品牌，产品定点出口欧洲;艾民儿则与意大利生产高档皮鞋的Giuseppe鞋业公司签订了合资合作协议，共同改造生产设备，提升工艺档次，培育知名品牌。
同时，川鞋正瞄向广阔的东盟市场。四川省鞋业进出口商会表示，他们正与东盟相关企业进行紧张洽谈，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该商会将推动业内企业到东盟国家建厂，并以东盟为跳板，将鞋卖到日本和韩国。
篇4：反倾销税
欧盟对华草甘膦征收反倾销税的由来
1998年2月，欧盟开始对从中国进口的草甘膦实施反倾销措施，征收24%的反倾销税率。在2000年2月进行反倾销调查后，欧盟决定把反倾销税率提高至48%。同年11月，在草甘膦反倾销措施快要期满失效前，欧盟草甘膦协会向欧盟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草甘膦反倾销措施进行日落审查，欧委会在考虑了欧盟进口商和消费者的利益后，决定从2004年10月1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草甘膦继续实施为期五年的反倾销令，税率为29.9%，并于2003年2月进行日落复审，针对中国草甘膦的反倾销税一直延续至今年5月。
欧盟对华草甘膦暂停征收反倾销税的背景
其一，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欧盟暂停征收中国草甘膦反倾销税的公告是在5月14日发布的，6天之后就是在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峰会。众所周知，第十一次中欧峰会原定于2008年12月1日在当时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举行，但因法国领导人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中方被迫推迟了此次峰会。在此次峰会前，中方已重点透露，反倾销问题将再次成为5月20日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主要议题。欧盟选择此时公布暂停征收中国草甘膦反倾销税，大概也有出于为中欧领导人峰会营造良好氛围的考虑吧。
其二，自欧盟决定对中国草甘膦进口征收反倾销税以来，作为中国草甘膦行业的领军企业，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独家向欧盟提出应诉，开始了其在欧盟市场的维权之旅。欧盟委员会于2004年9月决定对中国草甘膦进口征收29.9%的反倾销税后，新安化工不服欧盟理事会的裁决，于2004年12月再次上诉至欧洲初级法院，截至2009年5月尚在审理中。
2009年5月14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草甘膦暂停征收反倾销税，期限为9个月，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决定与新安化工勇于应对、持之以恒地积极代表中国草甘膦行业应诉、发表观点、据理力争捍卫行业利益的行为是分不开的。
其三，该决定是根据当前欧盟市场出现的临时情况变化作出的。尽管近期中国出口欧盟的草甘膦价格逐渐下降，但并未对欧盟成员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因此，在综合考虑市场价格和利润水平后，欧盟委员会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草甘膦暂停征收反倾销税。
此举对中国草甘膦行业的长短期影响
长期影响：为国内草甘膦进军欧盟提供机会
由于欧盟的门槛较高，我国草甘膦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很难，此次欧盟暂停征收反倾销税，从长期来看是一个好的苗头，对中国草甘膦企业开拓欧洲市场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利于缓解国内草甘膦产能远远大于现有市场需求所导致的恶性竞争，也利于国产草甘膦在欧盟市场自身品牌的创建和市场份额的提升，为中国草甘膦今后在欧盟市场的直接销售提供了机会。从这个角度讲，欧盟暂停征收中国草甘膦的反倾销税总比不暂停征收好，但取消对中国草甘膦的反倾销税而不是暂停征收才是欧盟解决问题、创造公平市场竞争的关键所在。
短期影响：立竿见影的刺激效果恐难实现
从短期来看，此次欧盟暂停征收中国草甘膦反倾销税，对当前草甘膦的销售恐怕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刺激作用，此前已通过国外中间商直接在欧盟销售的国内企业很难直接受益。因为中国的草甘膦大部分都是以全球知名的跨国农化企业如先正达、汉姆公司、纽发姆等的名义进入的，为他们加工、定做的贴牌生产，没有自己的品牌，在欧盟市场销售基本上没有受到欧盟的约束。
另一方面，欧盟市场的高进入门槛更多的是指其对产品的认证费用，与国内药品进入欧盟市场一样，欧盟对中国草甘膦设定了许多具体限制，认证程序非常复杂，费用也非常高，一个品种注册下来少说几百万美元，国内企业一般都不愿意或无力承担这种费用。
就此而言，国内草甘膦产品之所以没有大规模出现在欧盟市场上，征收反倾销税只是影响因素之一，认证费用才是最根本的。国内企业并不能因为欧盟暂停征收反倾销税而大规模开拓欧盟市场，要想真正进入并角逐欧盟的草甘膦市场，还必须有气魄、有实力进行草甘膦产品在当地市场的登记、认证，这才是中国草甘膦大规模进入欧盟市场的真正门槛和障碍，也是本次欧盟关于暂停征收中国草甘膦反倾销税公告发布后，国内草甘膦企业并没有表现出太多兴奋、草甘膦市场价格也未“应声而起”的主要原因。
最后，还请大家不要忘记，欧盟此次公告还包含以下内容：如果暂停征收反倾销税的条件发生变化，欧盟委员会将会考虑重新恢复对华草甘膦征收反倾销税。9个月的暂停征收期将很快到期，期满后欧盟政策的走向怎么样还很难说，市场风险还是比较大的，而且第十一次中欧领导人峰会毕竟没有就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达成一致意见，中国草甘膦要以自身品牌进入欧盟市场，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别人一纸公告就盲目乐观。
中国草甘膦进军欧盟市场，任重道远，更需策马扬鞭！
篇5：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原因
(一)自身存在的问题
1、我国的外贸出口结构不合理
从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我国出口产品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工业、轻工产业和农副业，此类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偏低，人工费用占很大比重，出口产品的最大特点是批量大、价格低。廉价的劳动力正是此行业的比较优势之所在，这也是我国的国情。劳动密集型产品威胁了进口国更多的就业职位，因此这些行业成为“反倾销”调查的“重灾区”便不足为奇。
2、出口企业秩序不规范、恶性竞争，政府宏观调控偏向
我国企业长期以来，出口受国家宏观调控，一度出现亏本出口以求换汇的目的。主要表现在出口产品时，采取价格策略，即以低价作为进入市场的方法，将开拓国际市场的希望寄托在低劳动力成本所形成的价格优势上。在具体产品出口时，部份企业又会恶性竞争，不断压低价格报价，甚至不惜成本地同国内企业或其他国家企业竞争，这种做法不仅造成国外对我国产品质量的质疑，而且使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指控。
3、我国企业对反倾销诉讼的消极应对
在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中，经常出现无人应诉的局面，结果使对方不战而胜。反倾销案件的国外律师费用较高，涉案企业的经营金额相对较小，很多经济领域又没有商会或行业协会，无法形成整体的应诉实力，加之对国际商贸和WTO规则不熟悉，所以一些企业宁愿放弃涉案产品的出口也不愿应诉。
(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导致中外经贸领域摩擦加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对外贸易获得快速发展，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2大贸易国，因此，一些国家便会想尽办法来削弱我国在某些行业和领域的比较竞争优势地位。而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则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旦被调查的我国产品被征以高额反倾销税后，将会失去价格优势，对于缺乏品牌效力的国货来说其竞争力便会大打折扣。
(三)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
长期以来，国外对我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均采用“替代国”方法计算倾销幅度，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替代国”来对待中国的商品是极不公平的，这本身就
带歧视性和不合理性。相比之下，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出口价格就显得低得多，反倾销的必要条件似乎也就具备了。只要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没有得到认可，进口国的企业就会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一点来使用反倾销武器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四)反倾销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他们不愿意坐视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强大，在经济上试图压制中国的发展。另外，反倾销也可以打击中国产品在其国家的市场占有率，减少本国经济以及社会对中国的依赖，限制中国可能在其国家所获得的政治筹码。这些经济纠纷的背后都有一个终结原因——国家利益。要想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努力发展自身的实力是不二途径。这一点或许也是我们在寻求如何解决反倾销纠纷这一问题上的根本答案。
国外反倾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影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对外贸易受挫
或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服装鞋帽、农副产品,近年来已经扩大到知识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对我国具有优势地位和出口竞争力较强的产品的反倾销指控,涉及产品范围大、且种类多,如机电、钢铁、化工、树脂餐具、打火机、电缆绳、刹车盘等4000多种商品均受到反倾销调查。同时,涉及我国的反倾销案件的金额巨大。80年代,几百万美元的属大案,上千万美元的属特大案,而90年代以来,数亿美元的案件也不稀奇。如旅行包案涉及金额6亿美元,鞋类5亿美元,焦炭案1.4亿美元。
2.对我国征收的反倾销税明显偏高,且带有歧视性。国外对华反倾销的案件往往被裁定巨大的倾销幅度,税率可以从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几百乃至上千,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墨西哥对原产于我国的棉纱、棉布征收高达331%的反倾销税,服装537%,鞋类居然达到1105%的税率,界之最。、、埃及、印,征收的平均税率是12%,但对中国则是征收15.7%的临时反倾销税,而实际上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棉坯布价格比中国低40%。
3.对我国提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家不断增多。同进口国对进口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必然影响该产品的正常出口。进口商为避免经营风险,也会减少订货或转移贸易对象,这样国外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措施就限制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研发,也减少了我国产品在有关国家市场的占有率,使我国外汇收入减少,直接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进而影响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反倾销调查易引起连锁反应,使我国同一产品或其他产品遭受多国的反倾销调查,从而导致我国产品退出有关国家市场,对外贸易严重受阻。
(二)冲击了国内市场
一产品在多国受投诉从对我国发起调查的国家来看,其数目愈来愈多,世界各大洲都有。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以美国、欧共体、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组织为主,进入90年代以后,印度、墨西哥、南非、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对我国提起的反倾销指控急剧增加。年,国外对华反倾销立案件中,印度有14起,美国9起,欧盟4起,阿根廷3起。
反倾销也极易引起连锁反应,一旦某国对我国的产品提起指控,部分国家担心我国的产品会转向他们的本国市场,进而也提起对我国的反倾销指控。如1992年墨西哥对我国4000多种产品提起反倾销指控后,阿根廷、秘鲁立即仿效。加拿大对我国出口的女鞋征收反倾销税后欧盟也对我国的胶鞋进行了反倾销调查。
4.对我国产品倾销的裁定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
由于我国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受阻,必然有许多产品要返销国内市场。这些“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大多是借助先进的设备、技术及严格的管理而生产的,无论质量功能还是外观包装均优于国内同类产品,这肯定会影响国内同类企业的生存发展。同时,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的“出口型企业”也可能面临限产、减产甚至倒闭的可能,而这又会影响我国整个相关产业的健康良好发展。
(三)恶化了我国的投资环境
多方利用外资,开办三资企业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三资企业作为我国出口贸易一支生力军,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0%左右。近年来,国外对我国反倾销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三资企业出口的产品。三资企业产品大多含有很高的附加值,在遭受反倾销制裁后,不同程度地减少甚至是失去了国外市场,部分企业减产、停产或转产,随意性。西方一些国家在确定倾销问题上,并没从倾销构成的要件出发,而是只要本国企业提出倾销的指控,便认为存在倾销,随之采取相应的调查措施。在确定是否存在倾销,倾销的幅度有多大,以及对其本国相关产业造成的损害有多深时,西方国家也存在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这恰恰又带有很大从而削弱了外商在华投资的积极性和信心,恶化了我国的投资环境。
(四)阻碍了我国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定倾销产品的正常价值”。虽然我国在入世的承诺中允许他国把我国在反倾销调查中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许多国家任意地选择第三国来作我国的替代国来确定产品的价格和正常价值,并不考虑两国的实际情况,使我国在本应公平、公正的国际反倾销调查中处于不利局面。同时西方国家无视我国在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无视我国经济体制发生的重要变化,继续推行对其有利的反倾销措施。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90%以上的产品是由市场定价,而非政府定价。国外某些国家明知这样的事实却依然我行我素,对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进行歧视待遇”。
篇6：对我国反倾销条例的看法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
要讨论我国反倾销法的缺陷，就不得不提到我国现行反倾销法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一些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指控逐步增多。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遭受反倾销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反倾销案件急剧增加，对我国出口产生严重的威胁。从2008年下半年到2010年初这段时间，先后有印度、美国、阿根廷等多个国家对我国起始了多起新的反倾销调查。长期以来，我国在反倾销问题上深受外国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时，同时也成为了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大的受害者。
我认为我国现行反倾销法的缺陷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
1.立法层次不高。从目前来说，我国反倾销法的法律渊源有二：一是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对外贸易法》，二是自1997年3月25日起施行的《条例》。在这两者之中，前者虽然属于最高立法机构的立法，但可惜涉及反倾销的只有该法第30条一个条款的原则性规定，它实质上只是制定《条例》的一个直接法律依据，而对反倾销根本无实际的操作性。
2.反倾销法实体方面的缺陷和漏洞。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条例》规定太简单和抽象而引起的。(1)缺乏对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台湾三地的外国进口商品倾销的法律规定。(2)倾销的认定上存在缺陷和不足。(3)损害的认定上存在缺陷和漏洞。(4)倾销和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上存在不足。(5)缺乏对“公共利益”条款的规定。
3.反倾销程序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反倾销程序包括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在这方面，《条例》存在着如下一些问题：
1、反倾销机构设置方面的缺陷。
2、调查程序透明度不高。
3、在调查程序上缺乏一个严格、确切的时间规定。
4、缺乏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
5、某些程序制度有待补充和完善。
就以上缺陷的改善，我提出了些我的看法。
一、将反倾销条例上升为反倾销法。总的来说，除《对外贸易法》第30条外，目前我国的反倾销法律系以法规形式颁布和实施的。应在现有《反倾销条例》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颁布的法律，以提高立法档次，加快与国际接轨。
二、确立“现场调查程序”。WT0《反倾销协议》规定，进口方当局可以在其他成员方境内进行现场调查，并在附件1中对现场调查程序作了补充规定，而我们却没有。因此应予借鉴。
三、关于“国内产业实质阻碍”。WTO将阻碍进口国新建产业的事实倾销损害的情形列出。但是，《反倾销协议》未规定损害应具备的构成要件。遭受该损害的产业应当是创建中的产业，建好的或者计划阶段的产业列入。但是，有证据证明进口国产业确因市场原因阻碍了其发展，或推迟实施了某项制定的经济政策，可以考虑损害的。
四、调查程序有待进一步明确、透明和细化。根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作出决定立案、初裁、终裁、调查终止、采取反倾销措施等决定时，应予公告，并且要详细列明该当局所认为的重大事实与法律问题及其意见和结论。我国《反倾销条例》虽在多处都明确规定要公告，但对公告内容的简复度却无规定，这不利于透明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