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宗教制度

2024-04-28

联系宗教制度（通用10篇）

篇1：联系宗教制度

公司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与宗教活动点联系和宗教人

士谈话制度

全面正确地贯彻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保护合法的宗教活动，制止和取缔非法宗教活动，根据喀什地委统战部、行署民宗委有关文件精神，制定了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与宗教活动点联系和宗教人士谈话制度。

领导干部确定一个活动点作为自己的联系点。公司党委副书记塔依尔·吾布利联系一区宗教活动点；

公司副经理吐尔洪·吾守尔联系二区宗教活动点；

人事部副主任赛买提·莫明联系石化区宗教活动点；

工会副主席买买提依力负责五区宗教活动点。任务和责任：

1、领导干部与统战科的积极协助下做好宗教活动点和宗教人士谈话工作。

2、负责联系的领导干部要经常督促检查自己所联系活动点的各项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3、领导干部要积极推动所联系活动点的“五好宗教人士”、“五好宗教活动点”活动的开展。

4、领导干部定期与宗教人士、信教群众了解宗教活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5、领导干部与宗教人士定期进行谈话，谈话至少一个月一次进行。

6、领导干部与宗教人士谈话要有记录，以便督促检查有依据。

党群工作部统战科

2000.01

篇2：联系宗教制度

第一九一期

特克斯县卫生局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深入联系点与宗教

人士谈话制度

为切实做好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团结、教育工作，县卫生局领导干部认真贯彻落实联系宗教活动场所与宗教人士谈话制度。7月-8月期间，县卫生局党委书记鲁欣、卫生局局长沙拉玛提、卫生局副局长王瑞山分别深入到所联系的乔拉克铁热克镇阿克塔木村二组、喀拉达拉乡希勒吐别克村（大）寺（混合）和乔拉克铁热克镇阿克塔木村四组清真寺，与村“两委”班子进行了座谈，联系走访了该村宗教人士，并进行了谈话，对宗教场所管理等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安排。

卫生局领导在座谈中强调，做为清真寺宗教人士要按照宗教责任管理机制管理好、带领好穆斯林群众，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煽动闹事，打着宗教的幌子搞分裂破坏活动。积极投入到特克斯县的经济和社会的建设中，为构建和谐与稳定的特克斯县做出自身应有的贡献，确保我县社会大局稳定。

抄送：州卫生局，县委刘书记，政府江县长，县委张副书记、居常委、纪委亚书记、政府董副县长，县委信息督察科、宣传部、政府

信息督察科、效能办、人大办、政协办、综治办

篇3：联系宗教制度

与此同时, 同样作为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 宗教似乎更加的“从一而终”, 或者说它有一种终极理念, 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去从根本上迎合当朝者的统治需要, 而是从形式上或者方式上去适应当时时代的主流思想与价值取向, 以此保证自身的生存, 比如西方基督教从中世纪以金钱赎罪进入天堂的方式到如今向神父忏悔的自我救赎, 前者为适应封建君主制, 后者则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需求。但这些都只是从方式上的改变, 对人类精神救赎的基督教义而言, 则是始终如一的。与宗教相比, 文学似乎扮演着“变色龙”的角色, 每一个时代的变迁, 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意味着文学在意识形态上的又一次屈从。这个也许可以作为文学沦为宗教奴婢的一个解释吧。

当然, 宗教与文学在很多方面还是有相当多的契合点的。

首先, 从宗教与文学的生成方式, 也就是“文学理论”上提到的两者在文本构成和运思方式上有某种接近, 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学, 它们的产生都是基于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是人类在现实世界中, 感受到了生存环境对自身的威胁, 但却无力改变现状, 只能从本能上去寻找精神家园, 渴求在那里找到安全与慰藉。不同的是, “宗教是把虚幻的理想作为信仰, 在虚幻的想象中将现实的人化为超现实的神, 这是对自我意识的异化, 最终导致对人自身的否定”[1], 如基督教中的原罪思想, 即是对人的彻底否定。而文学的价值取向的内在规定是审美, 从审美关系上去把握社会生活, 以其对美的寻求, 建构, 揭示和表现, 满足人类的审美需求, 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并因此确立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是宗教的思维与传播方式与文学审美方式的相似。宗教需要通过幻想, 直观, 感悟, 体验和内省的思维方式, 领悟和传达神秘的宗教意识, 并建立与信仰的一种感情认同。直白点说, 就是在脑袋中虚构出一个满足你感情需要的世界。“但无论你如何虚构, 宗教都以它‘对人的终极关怀’给予你足够的空间与宽容, 即便你的世界违背了现实世界的道德准则。”[2]而文学也有类似的运思模式, 创作与欣赏文学作品必须要求足够的想象与领悟, 但与宗教不同的是, 它是一种艺术思维, 是以“审美”为最终目的的。

在这, 想以中国本土佛教禅宗与西方的基督教为例, 进一步阐释宗教与文学的关系。

说到“禅宗”, 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六祖慧能的那首禅诗: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就“参禅”而言, 一看便知是“得道高人”之作, 这是诗富于很强的哲学意味, 与抽象辩证的色彩, 是一种“无”的境界, 追求一种虚空。禅宗的“悟道”不同于一般的宗教意识, 它不是通过思辨的推理认识去追求彼岸的意义, 而是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 以内省的方式在此岸的日常经验中获得对佛教的领悟。概括为四个字即“佛在心中”。

但中国人的心中到底有没有“佛”确实值得商榷的。信仰对中国人似乎可有可无, 大多数所谓的信徒也只是在有病有灾的时候才会想起去求神拜佛, 那些过于仪式感的宗教似乎在中国没有市场, 即便是风行一时的佛教最后也被打造为中国的“禅宗”, 而禅宗的教义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随缘任性, 遵从本性;二是言在此而意在彼;三是殊行无常, 殊法无我, 涅槃寂静。其中的第二点与文学理论中的意境有不谋而合之处, 意境有三个层面, 其中最深层的结构是“韵外之致, 味外之旨”, 也是诗的最高境界, 除了给人以象外之象, 还使人获得言外之意。从语言中所获得的韵味, 会将读者带入一个形而上的层面, 进入从“有”到“无”的境界, 由此生成的感受超过了眼前景物与象外之象, 而且进入了与人生意蕴相关的思考与领悟。用禅机而言, 即“可会意不可言传”。所以禅与诗能很好的结合, 不能不说这是个契机。

而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似乎有太多的区别。宗教对西方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上帝”几乎成了西方“信仰”的代名词。对于西方人而言, 上帝是谁不重要, 上帝在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能从“上帝”那获得宽恕和原谅, 能获得心灵上的解脱。海洋文明给予西方人的是冒险精神和浪漫的情怀, 对于未知世界的幻想与探寻让他们愿意去相信“彼岸”世界。而相反农耕文明给予中国人的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专注于“此岸”。所以中国的“无”既是“空”, 而西方的“无”却是“有, 但你永远无法探寻到它”。跟汗牛充栋的佛学读本相比, 基督教的读本只有一本“圣经”, 与中国佛经的晦涩难懂不同, 它只是单纯的故事篇章和一些箴言, 它甚至可以作为一本故事书, 一部儿童读物。浅显却几千年来被人们赋予了太多的内涵, 而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导论。作为传播基督教义的文学著作, 它更多受到的是基督教主体意识的支配, 太注重传达一种信仰和理念, 而失去了很多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

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式对立统一的, 一方面相互独立, 另一方面又具有同一性。然而对于文学与各种社会意识的关系来说, 取决于两点, 其一是某种社会意识形成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 其二是文学本身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消化程度。试想。如果有一天人们不再需要宗教去寻求精神家园, 那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能否成为人类的精神向导呢?

摘要：人类历史上文学艺术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国历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都可以从中追寻到宗教的影子, 本文将从文学理论的角度, 浅析一下文学主体审美与宗教内省观照之间的联系, 以此帮助了解我们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及其意义。

关键词：宗教,文学,联系

参考文献

[1]荆亚平.信仰:一条穿越苦难的路[J].理论与创作.2005年01期

篇4：联系宗教制度

从现象上看，宗教与哲学的区别与分歧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是理性的，宗教则是非理性的；宗教许诺人们以天堂，哲学只许诺真理；宗教要求人们信仰宗教的神灵及教义，哲学则并不要求信仰其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由此可见，两者不但很不相同，而且是明显地矛盾对立。但这并不代表宗教和哲学之间就根本不存在相互联系或者彼此渗透的情况。由于哲学与宗教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归宿，具有共同的对象：对于绝对者(上帝) 的认识，以及无限与有限、有限与有限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关系。宗教常使用哲学思维的方式和哲学的语言来论证其教义、确立其信仰；哲学则常把宗教视为神圣的教义信仰和哲学思考的对象，把它们放在理性审视台前进行考察和批判。

当我们研究某些具体宗教时，会碰到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佛教，佛教既讲信仰，又不纯以信仰为基础，而且十分重视智慧，强调“智解脱”，“般若”是佛教中一个重要学说，般若二字本身就是“智慧”的意思。般若学以缘起的理论去说“空”，以“空”的智慧去求解脱，要真正理解“空”，绝不是感情直观所能解决的，而是一定要有相当的理论思辨才可以。不但般若学这样，佛教中的佛性理论固然不乏情感直观的东西，但更多的确是深奥晦涩的哲学论证。

基督教里也有这样的例子。基督教是以信仰上帝为基础的，但这个信仰体系用恩格斯的话说，却是“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就是运用形而上学的理论来论证说明上帝的存在和天主的本性的。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學以辩证的方法运用理性支持基督教信仰，以基督教的信仰指导理性，实际上是基督教教义许可范围内的思辨哲学。但将哲学与宗教两者结合运用的最好的例子还是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他使用哲学的方法来论证神学命题，认为真理首先在理智中，然后才在事物中，甚至指出所谓哲学，是以“理性”为本，而神学则是以“启示真理”为本，二者并不矛盾。

翻阅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古以来哲学的思辨和宗教的信仰两者就总是共同出现在中西方的哲学理论中。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都把《周易》作为一部哲学著作来看，认为它对中国古代的太极、阴阳、八卦学说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周易》原来却是一部占卜用书，拥有十分浓厚的宗教色彩。天人关系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但西周时代的“天”原是指上神，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天”逐渐被自然化了，但其中的宗教痕迹还是明显存在的。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宗教与哲学就越发不可分了，甚至到了玄佛合流的地步，要研究玄学，不能不懂哲学。在隋唐两代，佛学成了这一时期哲学思潮的主流，如果把天台宗、唯实宗、华严宗、禅宗等几个较有影响的佛教宗派的哲学思想排除在外，那么整个隋唐哲学无疑将会顿时失色。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有一个大的流派就是宋明理学，理学同佛学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理学家们虽然往往是打着儒家的招牌，以恢复孔孟道统为己任，但究其深层不难发现理学的骨子里却是佛学，或曰禅学，所以后人也有人评程朱理学为“儒表佛里”，或称陆王心学为“阳儒阴释”。

但若与西方比，中国古代各种意识形态的宗教色彩还算是比较淡薄的。在西方，整个中世纪都是神学的世纪，当时的哲学也只是神学的一个分支，或称之为“婢女”。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是一种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相对立的市民资产阶级文化思潮，按其本质说是反宗教的，但由于它是刚从神学中脱胎出来的，在思维方式、名词概念等方面自然免不了带上许多神学的痕迹，这一点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身上表现的更为明显。至于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则是另一种情形。康德把彼岸世界让个信仰，把此岸世界留给理性，认为天主是超乎理性，理性是不能解释的，但是人的良心确实知道天主的存在。可以说康德是使宗教与伦理哲学合而为一。黑格尔则反对超乎理性的绝对现象，而以宗教为理性的辩证发展阶段，作到了把理性和宗教合而为一。到了费尔巴哈，他的整个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关于宗教的哲学——尽管他是以人本主义的形式把上帝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主要都是围绕着人与上帝关系这个主题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但宗教观确是他借以实现这场革命的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旁杂、流派繁多，但几乎每一个流派都不同程度地与宗教有着某种联系，这里就不一一指出了。

宗教信仰是人先天潜在的认识，而哲学则是人们通过实证等形式后天趋于真理的认识。无论它们在那一个发展阶段，这两种认识最终将和二为一，殊途同归，即它们认识的目的是同一的，都是趋向宇宙真理的。我想这也是宗教哲学这门学科存在的意义，即通过分析和批判地评估宗教信念，使二者向同一个目的迈进。

参考文献：

[1]赖永海.宗教学概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三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美]麦克·彼得森,威廉·哈斯克,布鲁斯·莱欣巴赫,大卫·巴辛格著,孙毅,游斌,译.理性与宗教信念——宗教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吕大吉.魏琦.试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J].世界宗教研究,2005,(2)

[5]刘平.作为哲学的宗教和作为宗教的哲学——论哲学、宗教和神学之间的关系[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6,(2)

[6]卓新平.宗教与哲学断想[J].华侨大学学报,2009,(1)

篇5：法律与道德宗教的区别和联系

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强调两者的衡态；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诸手段。法是按照特定的程序制定的，主要表现为有关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或者是特殊判例；而道德通常是潜移默化的。法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它最终将被道德所取代，人们将凭借自我道德观念来实施自我行为

道德与法律作为两种调节手段，道德与法律具有明显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从作用机制来说，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道德主内，法律主外；从操作方式来说，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

道德与法律，不可相互替代或混淆。法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政治建设，道德建设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构来说，“依法治国”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随意性和任意性，以此保证国家社会生活秩序和人们的合法权益；“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

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

法律又需要道德的支持。违法一定与道德相连，但违背道德的不一定违法。失德与违法、犯罪之间有一片断层带，这个断层地带显然要靠道德自觉来规范。法律必须以社会上公认的道德为基础和前提，如果缺少道德基础，法律不仅会失去自身的权威甚至会法不责众。

法律与道德相同之处是：第一，它们都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第二，它们的内容是互相渗透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要求常常明文规定在法律里。例如我国宪法第24条、第46条、第51条等条款中，就明确规定了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内容的“五爱”以及社会公德的要求。在宪法的其他条款和一系列法律中，也直接规定或隐含了道德的要求。第三，二者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经济基础基本不变而经济体制有了变化、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法和道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宪法作了修改，法律、法规正在进行大量的立、改、废，道德也发生了变化。第四，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追求的都是社会秩序安定，人际关系和谐，生产力发展，人们生活幸福。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是：第一，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道德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有的。第二，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内容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上。第三，体系结构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有不同的位阶和效力。道德虽然有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样的严谨的结构体系。第四，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当然主要是靠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守法来推行，但也要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道德则主要靠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和修养来维护。第五，制裁的方式不同。违法犯罪的后果有明确规定，是一种“硬约束”；不道德行为的后果，是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是一种“软约束”。

法与宗教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都是社会意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人群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属于广义的文化现象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早期，法与宗教是浑然一体的，没有严格分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法与宗教逐渐分离，二者的调整范围也分离开来。法只规范人的行为，退出了对人的精神领域的调整。而宗教却在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还控制着人的精神。在当今社会，除了政教合一的国家以外，其他国家的法与宗教都严格分离，只有政教合一的国家还把某些宗教教义作为本国法的渊源。道德是法律与宗教之间的桥梁，没有宗教的堤坝，道德难以形成势能，一旦失范，往往一溃千里。而没有道德基础，法律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同时，法律又是道德的最后防线。

篇6：宗教制度

为深入推进争创“四有班子、一流业绩”活动，切实加强对本单位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现代文化的引领作用，大力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积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本制度根据《宗教事务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克州第九次党代会和州委九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结合分公司工作实际制定。

第二条要全面贯彻落实的党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要旨，尊重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保护群众合法权益。

第三条加强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每月定期召开一次会议，专题研究民族、宗教工作，查找存在的不足，分析原因，制定对策，有针对性地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

第四条要紧密结合州党委中心工作，制定工作计划，将各项工作任务分解到月，细化到周，落实到人。半年进行一次小结，对已落实完成的工作记录归档，对未完成的工作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表，明确落实时限。年终对各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汇总，作为干部年终考核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干预婚姻。

6、恢复或变相恢复已被废除的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搞“教主”继承，放口唤，派阿訇，收宗教课税。

7、利用参加婚礼、葬礼、家庭聚会，以及“麦西来甫”等机会，进行“太比力克”等讲经布道活动。

8、以“阿拉力”和“哈拉木”为名宣扬、传播宗教极端思想，干扰正常的宗教活动。

9、未经批准，利用数字出版和互联网、手机、移动存储介质等媒体宣扬、传播宗教。

10、非法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收听、收看、传播境外宗教广播电视节目。

11、擅自组织、参加由非伊斯兰教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组织的赴国外朝觐活动。

12、发现他人从事和参与上述活动和行为，不及时向单位汇报。

二、如违反上述规定，按照《干部职工处罚与奖励规定》的规定予以处罚，涉嫌违法犯罪的，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附件3：

关于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等方面的规定

分公司干部员工的行为，要符合以下规定：

1、要在实际工作中，树立强烈的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思想意识，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各项要求体现在具体的工作中。

2、积极主动地学习现代文化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倡导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

3、要向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宣传现代科技文化知识，鼓励他们学习现代种植、养殖等科学生产技术，积极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生活水平。

4、倡导移风易俗，自觉摒弃那些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陈规旧习，崇尚社会主义新风尚。

5、要管理和引导好自己的父母、配偶、子女以及朋友、亲戚，坚决杜绝穿戴“吉里巴”服饰、年轻人留大胡须、妇女蒙面等与违反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的现象，以良好的精神风貌投入到推进克州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进程当中。

6、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向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人士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传现代科学技

75、联系谈话的主要内容为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方针、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央、自治区各项惠民政策措施；宣传自治区、州党委制定出台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疆、克州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非法宗教活动的二十六条表现。

6、在春节、国庆、古尔邦节等重大节日期间，对宗教人士进行走访和看望慰问，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在“4〃5”、“7〃5”、“7〃30”、“7〃31”、斋月等敏感节点期间，少数民族领导干部到所联系的清真寺与宗教人士进行联系谈话，要组织乡村干部、“四老”人员、宗教人士、农牧民群众代表召开形式多样的座谈会，宣传政策，提出要求。

7、每年组织对口帮扶点的乡村干部、“四老”人员、宗教人士集中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1-2次。

8、联系谈话时，要结合对口帮扶工作办实事，对宗教人士、农牧民群众进行慰问，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附件5：

关于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方面的规定

分公司员工的行为，要符合以下要求：

1、要认真学习掌握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增强辨别问题的能力。

2、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明辨是非的本领。

3、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不回避、不隐瞒，增强面对问题的勇气，及时向组织汇报，反映问题和情况。

4、要实事求是，贴近基层，贴近实际，全面、准确、客观地掌握真实情况，深入分析原因，研究对策。

5、要勇于检举、揭发和举报发现的问题和情况。

6、如员工对在身边的家属、亲戚、朋友中发现的问题不主动制止、不及时汇报的，按照《干部职工处罚与奖励规定》的规定予以处罚。

附件6：

关于民族团结教育方面的规定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是做好新疆一切工作的重要保证。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提升本单位民族团结教育水平，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创建活动，分公司员工的行为要符合以下规定：

1、认真学习党的民族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

2、坚持因人施教、正面教育、注重实效、与时俱进的原则，积极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制定工作计划和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方案，加强领导，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创建”活动。

3、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互相离不开”的思想，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和睦共处，促进民族关系的和睦融洽，推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发展、共同繁荣进步。

4、不得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言论，不得收集、提供、制作、发布或者传播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信息，不得实

篇7：宗教场所消防管理制度

一、遵守消防法律、法规，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履行消防安全职责，保障消防安全。

二、宗教活动场所的主要负责人是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对本场所的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场所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实施和组织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三、组织管理人员和信教群众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加强防火常识和逃生自救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信教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识灾能力。

四、保持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制定消防应急预案，凡500人以上信教群众聚会的活动场所每年要进行一次防火安全疏散演练，训练紧急状态下撤离和灭火方法。

五、场所内的电灯、电线安装要规范，不得随意拉扯和乱接，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

六、完善防火设施，各场所要建立消防池，购置必备的防火器材，置放在明显位置，要组织人员懂得和学会消防器材的性能和使用，遇到紧急问题，人人都能随时处理。非火警时，任何人不准擅自动用消防器材，对造成严重后果者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七、在场所内烧香点纸，要在有人看管的指定地点进行，严禁在场所内燃放烟花炮竹，更不得燃放高空燃爆物品，如不按规定执行造成事故的，要追究当事人和责任人的责任。

篇8：全面和联系地进行支付制度改革

然而, 仅仅是放在医疗保险制度框架内部研究支付制度是不够的。

中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明确要求, 要通过支付制度的改革建立对医疗服务激励和制约作用的机制。从这一要求来看, 支付制度改革是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内在的任务, 而其作用却更多地发生在医疗保险制度的外部领域——医疗服务行业。目前已经有一系列对医疗服务行为发生机制作用的行业管理制度, 而且许多还是要进行改革的重大制度。支付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能否发挥出来, 就必然受到现存医药行业管理制度的影响, 甚至受到那些要被改革的制度的掣肘。

门诊主要实行按人头付费, 住院主要实行按病种付费, 将使医疗服务提供者主动控制服务成本, 降低医疗费用支出。这几乎是业界对支付制度改革普遍的希望, 甚至还担心可能会出现医生过度降低服务而损害参保人利益的现象发生。这种希望和担心是对的, 因为学术界通过国际经验的引证和“专家理性”的推断, 已经给了我们太多的警示和提醒。但是, 正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一样, 这些付费制度在国外医药卫生体制和管理制度的环境下发挥出了作用, 但能否在我国现行的与国际完全不同的医药卫生体制和制度环境下发挥出来, 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还是一个没有被回答的问题。

目前, 不少地方的门诊统筹实行了“按人头付费”, 住院实行“单病种付费”, 有的地方也搞了“总额预付”, 对付费方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并对控制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另一方面却显示的是, 医疗服务行为的乱象并没有改变, 医疗费用仍然快速增长。为什么付费方式改变的实践没有出现我们希望的对医疗行为的“激励和制约”作用, 值得我们深思和深入研究。

我们如果也应当把医生当成一个理性经济人看待。实行“按人头付费”使医生充当守门人, “按病种付费”使医生主动降低服务成本, 就必须使医生能够得到比现行管理制度下更多的、合法的好处才行。然而, 现行的医师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使医生的合法收入并没有与付费方式改变后他们主动降低成本的绩效挂起钩来, 而大处方和滥检查等增加成本的行为仍然是医生“不合法”收入的经济刺激诱因。这种现实至少告诉我们, 付费方式的改变不是支付制度的全部, 支付制度是对医疗服务行为有激励和制约作用的必要条件, 但一定不是充分条件。

支付制度是医疗服务购买者 (医疗保险基金和患者) 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就医疗服务的买卖达成合理契约的制度。因此, 就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来全面的赋予支付制度的全部合理的内涵, 并联系地设计支付制度的各项政策、机制和办法。按项目、人头、病种的付费方式只是支付制度中对医疗服务进行分类付费的形式, 但不是支付制度的全部。除此之外, 至少还应当包括与各类医药服务提供者在公平谈判基础上的三个管理办法, 一是分不同服务类别 (如医师技术服务、药品服务) 和不同服务机构的预算管理办法;二是不同付费方式的付费标准 (实质是价格) 制定办法;三是各类服务发生后的考核结算办法。与此同时, 还必须与支付制度的改革相配套对医师管理和分配制度进行改革, 关键的联系环节是将医生的收入与一定支付标准下医师降低成本后的“差额收益”挂钩。

篇9：联系宗教制度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宗教与巫术；联系；原因；意义

中图分类号：B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1—0136—02

对于宗教和巫术，西方宗教学者几乎普遍认为，二者虽有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而在东方国家，普遍的宗教学者认为巫术只是宗教要素之一宗教行为体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和现象形态，不能独立称之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为什么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种人对宗教和巫术之联系有如此大的不同观点？本文就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东方文化下的宗教与巫术

东方宗教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本质决定性质。他们之所以认为巫术并不是宗教之外的另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恰恰正是宗教行为体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和现象形态，是因为宗教和巫术本质上是一致的。宗教本质上是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幻想地反映为超人间力量并对之进行崇拜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巫术本质上也是如此，也是相信有某种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的存在，正是有了这种信仰，他们才进一步通过巫术去利用这种力量。所以多数东方宗教学者对巫术的定义大同小异—— 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和各历史阶段的宗教现象。在这个根本点上，巫术和宗教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不同。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求助的方式不同，即“软”的一套和“硬”的一套。巫术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利用和操纵某种超人的神秘力量来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巫术的仪式表演常常采取象征性的歌舞形式，并使用某种据认为赋有巫术魔力的实物和咒语。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映射在现实社会和人际关系中的“硬”的方式——用权术和计谋诱使对方为己服务，假借更高权威的名义支配对方。而其他宗教行为的求助方式则是“软”的一套，即各种宗教行为体系中的祈祷、忏悔、献祭、礼拜、许愿、还愿等；两套行为都是以信仰神秘的超自然力的异己力量为前提，以求助于这种神秘力量实现生活欲求为目的。目的相同，手段各异。同是决定于宗教的内在本质，异是同一本质的不同外在表现。它们都是宗教信仰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因而都是宗教行为，是宗教的一种现象形态。

并且，多数东方宗教学者认为在人际关系中，人们达到目的的方法和手段绝不会是单一的，往往是多种手段或者交替使用，或者同时并举。宗教中的人神关系也是如此。在一般情况下总是软硬兼施，奴隶式的祈祷、贿赂式的献祭与权术式的巫术一齐用上。在安塔曼岛居民中，为了治疗疾病，除了进行各种赶走病魔的巫术以外，也对病魔献祭和祈祷。我国各民族宗教的生活中也有如此情况。彝族驱魔治病的巫术，常是先享以酒肉，然后强力驱赶。对超自然力量持完全傲慢态度的纯巫术并不存在，没有巫术成分只有纯粹的祈祷活动的宗教也是没有的事。新约福音书大量记载了耶稣在传道过程中经常表演赶鬼治病的巫术活动，就是明显的例证。

二、西方文化下的宗教与巫术

西方宗教学者比较了宗教和巫术对待超自然力量（神性物）的态度、目的和方法，认为在这些方面，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宗教信徒对待超自然力量的态度是谦卑的，而巫术信徒的态度则是傲慢的；宗教信仰者通过祈求、祷告和献祭等卑躬屈节的方式邀取神灵的恩宠，巫术信徒则使用颐指气使的巫术手段命令和控制神灵为己所用；宗教信徒的宗教崇拜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希望解决人类生存和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如死亡、拯救、解脱尘缘之苦等等），巫术信徒的巫术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比较直接和相对局限，一般是生活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如疾病的治疗、吉凶的预测、天气的控制、丰收的保证、战斗的胜利等等）。由于宗教和巫术的这些差别，西方宗教学者一般都在概念上把二者对立起来。也正是由于这些差别，他们往往认为巫术就是迷信，既然大家公认为宗教不是迷信，那么巫术就不能归为宗教。

他们认为，巫术和封建迷信有如下几点：（1）一般的封建迷信是承袭了原始宗教或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巫术中一些粗俗的、低级的内容。所以巫术和它一样，都不具备宗教有完整的、系统的教义、神学、经典、宗教道德、宗教哲学及规范化的礼仪、制度等特性。（2）巫术和封建迷信一样通过一些表演行为，解决生活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或一时的痛苦，从而可能产生恐吓、搜捕和大恐慌。而宗教则表达了对真善美的渴望及对无限、永恒、绝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它力图通过修身、养性、行善、博爱等来实现个人的价值与自我的完善；又企望通过对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崇信获得现实中不能获得的渴求。（3）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的人，多为神汉、巫婆、巫师、坛主或以此谋生的社会闲散人员。而巫师正是巫术的执行者。这一切的雷同就使得多数西方宗教学者把巫术与宗教严加区分。

三、兩种文化下宗教与巫术之联系不同的原因

东西方文化巨大差异的沟壑如何使得他们对待宗教和巫术的联系迥异呢？笔者认为应该有以下几点原因：（1）尽管西方宗教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由于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内容构成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还未找到科学的答案，所以使得西方哲学家难于确定宗教学的名称，以致认识不清宗教的性质，把宗教与巫术对立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这是原因之一。（2）当然东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宗教和巫术的历史因素是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东方一些国家中，几乎没有政教合一的历史，所以宗教很难排除异己的力量，而占一席之地。基督教在中世纪就曾把巫术视为魔鬼的伎俩予以严厉残酷的打击，这种历史情况正是构成西方宗教学者把宗教与巫术严加区分的文化背景。如十六七世纪的欧洲，出现的巫术迷狂、巫术诉讼以及官方对巫士的迫害。后来，虽然随着宗教改革的浪潮的逼近，基督教逐渐与政治分离，并不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巫术迫害不再理解为一个法律问题，但仍是社会对亵渎上帝行为的一种谴责。那时，一些非正式的医病形式也被看做是巫术，正因为如此，一些疾病和事故被公众认为是由巫术引起的。（3）多数西方国家几乎是全民信仰宗教，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很多西方宗教学者很难摆脱传统宗教神学的束缚，完全以理智的态度对宗教现象进行学术性的研究，站在了一个信仰主义的立场上看待宗教问题。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使得东西方宗教学者对待宗教和巫术的联系本质上是不同的。

四、区分二者关系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宗教作为是一种十分古老而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即使在现代社会，它仍继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对世界的强大影响，而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宗教现象，错综复杂的宗教问题，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处理好已成为一个关系社会全局的大问题。了解宗教、解决好宗教问题，对于我国建构和谐社会、进一步在全球化进程中扩大对外开放、增强综合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具有重要影响。

所以，我们理应正确处理好宗教和巫术的关系问题，把巫术作为宗教要素之一宗教行为体系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和现象形态，对待合法巫术不能进行巫士迫害，最大限度地激发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包括爱国巫士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活力，充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当前我国宗教工作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吕大吉.宗教学纲要[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克里斯蒂纳·拉娜.巫术与宗教[M].刘靖华，周晓华，译.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3][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prge Frazer）.金枝[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

[4]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篇10：宗教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火源、电源和各种易燃易爆物品的使用管理。

第十六条宗教活动场所内大型建筑和属于文物的建筑应按照《建筑防雷设计规范》设置防雷设施，并定期进行检测。

第十七条宗教活动场所内燃灯、点烛、烧香、焚纸等宗教活动用火，应当在室外固定位置，并由专人看管。神佛像前的长明灯应设固定的灯座，并把灯放置在瓷缸或玻璃罩内。蜡烛应有固定的烛台，提倡使用低压电仿制蜡烛。香炉应当采用不燃材料制作，放置香烛的木制供桌上应当铺盖隔热的不燃材料。所有的香烛、灯火严禁靠近帐幔、幡幢、伞盖等可燃物。长明灯在夜间应有人巡查，香烛必须在人员离开前熄灭。

第十八条宗教活动场所内,禁止搭建临时建筑,确需搭建的须经当地宗教和消防部门批准。禁止在殿堂内堆放易燃、可燃材料。

第十九条宗教活动场所内新建、改建建筑物或维修施工的，施工现场应当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场所管理组织应与施工单位共同制定消防安全措施，严格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并符合下列要求：

（一）不得损坏消防设施，如确需变更消防设施需经公安消防部门批准；

（二）施工需要搭建的临时建筑，应当符合消防要求；

（三）施工中使用的油漆、稀料等易燃化学品，应当限额领料，禁止交叉作业，禁止在作业场所装配、调剂用料；

（四）施工中使用电气设备，应当符合有关技术规范和操作规则，电工、焊工等特种施工人员应当持证上岗；

（五）施工作业需要动用明火的应当履行动火审批手续，在指定地点和时间内进行，配置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有专人现场监护。

第二十条宗教活动场所应参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配置灭火器，灭火器配置的种类、型号、数量及位置应根据场所环境，合理选择，当危险等级提高时，适当增加灭火器材的配置数量（配备检查标准见附件）。灭火器应设置在明显、易取、稳固的地方，并配有指示标志，不得设置在潮湿或强腐蚀性的地点，在室外的应采用保护措施。存有壁画、彩绘、泥塑、文字资料等历史珍品的，应选择无污损或不破坏保护对象的灭火剂。

第二十一条宗教活动场所内的老旧建筑应尽量设置室内、室外消火栓。消火栓的灭火流量、供水方式和设置位置应当符合国家规范，且便于灭火和有效管理。室内消火栓设置难度较大的，应适当增加室外消火栓。消防供水量不能满足消防用水的宗教活动场所，应修建消防水池，或在附近自然水源处开辟消防取水设施，配置手抬机动消防泵。

第二十二条宗教活动场所内一般不得使用卤钨灯等高温照明灯具和电炉、电热器具等大功率电加热电器，提倡使用节能灯。如需安装照明灯具和电气设备，应严格执行电器安装技术规程，且不得直接安装在可燃构件上或靠近可燃物。

第二十三条宗教活动场所内的电气线路，一律采用铜芯绝缘导线，并采用阻燃PVC或金属穿管保护，不得直接敷设在梁、柱、枋等可燃构件上。

第二十四条严禁乱拉乱接电线，配线方式一般应以一座殿堂为一个单独的分支回路，控制开关、熔断器、短路保护装置均应安装在专用的配电箱内，配电箱应设在室外，严禁使用铜丝、铁丝、铝丝等代替熔丝。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砖木或木结构的建筑，宜设置漏电火灾报警装置。

第二十五条宗教活动场所内生活与宗教活动应分区设置。因条件所限，无法分开的，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伙房必须单独设立，炊煮用火的炉灶和烟囱应符合防火安全要求。重点文物保护建筑内禁止使用液化石油气和安装燃气管道。

宗教活动场所内禁止吸烟，并设有明显的警示标志。

第二十六条宗教活动场所设置讲台的，讲台上的灯具距离幕布、布景和其他可燃物不得小于50厘米。

第二十七条宗教活动场所应根据自身特点设置消防安全提示性标志、警示性标志和禁止性标志或图示，配备相应的疏散逃生装备和器材。人员密集的殿堂，应有安全可靠的.疏散通道，必要时设置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灯具。举行大型宗教活动或参观游览人员较多时，在安全出口处配置工作人员，及时引导人员疏散。

第二十八条地处森林、郊野的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清除建筑物周围30米范围内的杂草，防止山火危及。

第二十九条宗教活动场所对发现的火灾隐患应当立即改正。不能立即改正的，应立即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确定整改措施、时限和责任人，并落实整改资金。整改期间应采取临时防范措施，确保消防安全。对随时可能引发火灾的隐患或重大火灾隐患，应当将危险部位停止使用。

发现的火灾隐患及其整改情况应当进行记录，并及时报告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人。

第四章消防教育和培训

第三十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建立并落实消防宣传教育制度，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明确培训人员，保障教育培训工作经费，按照下列规定对有关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