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进路

浅论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进路（精选6篇）

篇1：浅论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进路

比较司法程序：问题、进路与方法

摘 要：本文系《比较法视野中的司法程序》一书的序言，概括了全书内容，提出了比较司法程序研究的问题、进路与方法，论述了比较法研究的时代意义。作者强调坚持社会自由主义进路的重要性，详细介绍了比较现象学的研究进路，即通过对司法程序中的实际现象、事实和事件的分析，以阐明规范、程序和制度背后的社会因素。

关键词：司法程序，比较法，比较现象学

为什么还要再写一部司法程序的专著?

图书馆，当然，数个世纪以来充斥着有关司法裁判程序的研究成果。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进路DD而我所意指的不仅是法哲学，还包括政治、道德、乃至神秘主义哲学DD在司法裁判的领域皆有所体现。倘若人们考虑到司法裁判会带来“享有”请求权、权利和责任的个人与公共权威的“强力”之间的对峙DD公民与政府司法部门的一种对峙，则这一事实就丝毫不会令人意外了。它是冲突的利益和价值搏击之场所―它们试图通过设计精巧、顺序推进、依据法治、且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具有自由裁量特征并因此具备政策导向、造法过程的司法程序而获确认。司法裁判也会产生司法独立理想与所有行使公共职能机构的民主责任之目标的冲突;实际上，尤其在司法审查的层面上，它甚至暴露了多数原则与抑制多数人意愿的理念之间的冲撞。进而，司法程序还常常构成一种神话和故事的权威游戏的舞台，比如有关司法裁判仅仅具有认知性质的神话或故事。它也涉及所有事实的真实发现过程中最具挑战性之一―也许就是最具挑战性―的过程，即寻求“司法真实” (judicial truth);尽管每一种真实的发现过程皆隐含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斗争，但这在法律和司法证据规则约束下运作的程序中显而易见。个人对国家;事先确定的 “法治”对自由裁量的“人治”(rule of man);认知性对规范性;主观性对客观性：上述所有对立皆体现于司法程序之中。因此，无怪乎如此多的`作品专注于司法裁判之主题。

那么，为何还要就此主题再写一部著作呢?对此问题我有几项回答。首先，本书旨在针对上述政治和哲学问题重申一种社会自由主义的进路。为了面对近期流行的反自由主义思想和作品之危险逆流，不论来自政治谱系中保守的右翼抑或源于自称的左翼，这一重申也许堪称及时。其次，这样的重申并非依托一种先验、抽象的推测，而是基于对实际现象、事实和事件的分析DD基于一种“现象学”的进路。第三，且与第二项回答相关，此类事实和事件抽取于尽可能广阔的经验的t望台，跨越国界和国家集团的界限，而且只要可能，便尝试发现跨国界、甚至世界性的发展和趋势DD即采取一种比较性进路。

社会自由主义进路

本书自始至终都确认一种社会自由主义哲学，这不只是作者的偏好，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时代的实际现象和主要趋势。尽管每一章都支持这一点，然而第三部分却是最为旗帜鲜明的。在那一部分，世界范围的“接近司法”运动被视为现代“社会国家”之基本目标最真实的司法体现DD促使法律和政治制度，其权利、利益及其保护，为所有人实效性地接近。

当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其伴随法国/欧洲革命和美国革命出现之时，就已成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然而，让我们不要忘记平等原则的两大例外：美国的奴隶，以及各国的妇女)。这种“法治国”，或Rechtsstaat，意指一种政府形式，其中国家行为并非恣意妄为，而是基于被召集参与规则制定过程的人民所颁布的预先制定之规则。然而，在这种途径中固有地存在一个严重问题。这种想像中的平等和民主参与，尽管因其意味着废除旧制度 (ancien régime)的社会地位差别而极其重要，但对于那些在接近该制度时遭遇事实上障碍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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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浅论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进路

一、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宪法适用的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立法首次使用“审查”一词明显借鉴了国外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我国有的学者将司法审查定义为“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与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行政诉讼活动来实施的，把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用司法审查制度来表达，更能体现人民法院在监督行政权方面的主动性和权威性。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人们普遍认为，该54条规定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这里，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

合法性审查前提下的审查标准：权限、程序正当和适法正确标准。关于适法正确，它强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必须符合法律优位、法律保留和法律冲突解决的一系列原则。应该承认，由于立法的日益增多，加之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抵触、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影响着国家法治的统一，动摇着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相对应地，这三个标准对法院的审查依据也有一定的要求。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适用规章”的规定相比，这个标准排除了“宪法适用”的效力。这与我国进行的宪政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后国际惯例的需要是相冲突的。

二、西方国家宪法的司法适用情况

1、英美法系：在当代西方国家，宪法具有直接效力即直接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它们的宪法是具有直接效力的。英国没有宪法典，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宪法性法律，包括1215年大宪章、1628年权利请愿书、1676年人身保护律、1689年权利法案等均为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性判例本身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下级法院。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在制宪之初，美国人就继承了普通法传统，赋予宪法以直接效力。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许多为对宪法的直接适用。1801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确立了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先例。这一先例所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现在已被世界上近40个国家所仿效。美国的联邦法院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体系；任何公民都可以违反宪法为由，起诉相关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美国法院成了捍卫宪法原则，解决宪法层次冲突的司法实体。这不能不是美国社会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陆法系：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该法第18条规定基本权利丧失和丧失的程度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第19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如果遭到公共机关的侵犯，可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些宪法条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宪法的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具有可诉性。这开创了德国宪政和法治国的历史时代。

法国1791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法院无权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作出裁断。后来法国一是扩充行政系统内行政法院的权力，以行政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行政行为；二是建立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委员会直接实施宪法。法国现行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2条规定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三、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

1.我国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的原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宪法史上，始终存在着在任何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所没有的怪异现象：一方面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导致人们都觉得“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这就是我国宪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处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上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原则性和政治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表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基于这种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对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55年和1986年所作的司法批复，通常被理解为我国宪法不可以进入法院的具体适用之中。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复函》和1986年10月28日《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就是因为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僵化的理解。其实，1955年的《批复》只是规定“不宜”引用宪法，并没有彻底否定对宪法的直接援引；同时，该《批复》仅针对刑事案件，没有规定在民事和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不能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只是指明了法院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该《批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态度。

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等。“既然宪法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其结构又是完整的，那么，同任何其他完整的法律一样，宪法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宪法通过司法活动予以适用，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划一。”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因在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大量涌现。这些涉及宪法问题的纠纷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一般缺乏具体适用的根据。这样，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被誉为“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案终审判决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该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的司法解释。它的出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的“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全国首例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案件，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通过诉讼激活了宪法文本”，为我国落实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提供了模式。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宪法可以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就理论上而言，既然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案件，可以援引宪法，通过民法方法进行救济，也就意味着，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可以通过采取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方法进行救济，这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开辟了新的途径。该批复可以说开创了宪法直接作为中国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先河。

2、适用宪法的理论依据

法院为什么应以宪法为审查标准呢？这是基于权力所有者——人民对法院的角色期待。首先，法院适用宪法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义务。宪法是以人民主权为逻辑预设的，通常被称为人权保障书。诚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许多内容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人民法院只要直接适用这些法律法规就能解决纠纷。但不可否认，宪法中也有不少内容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落实。据姜明安教授统计，我国宪法共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有9项尚无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当公民这部分宪法权利遭到侵害诉至法院时，由于法院负有裁判纠纷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也不能以尚无具体的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法院就只能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裁判此类案件。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在行政法领域，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脱离宪法的规范侵犯人民的权利时，作为人民主权派生物的司法审查权，就必须按照宪法的要求去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从公民的角度而言，提起行政诉讼是人民行使主人对公仆进行监督的权利。这既是人民主权的要求，也是制宪的使然。否则，国家权力就得不到制约，人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其次，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权，使法院产生适用宪法以伸张正义的义务。宪法除了记载各种各样的人权之外，还将公民的救济申请权记载为公民的诉权。我国宪法第4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它是一种保障性权利，公民的诉权必然派生出一项保障公民人权的国家义务。我国宪法第123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此义务通过宪法加于司法机关。所以当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受到侵犯，公民行使诉权请求公正解决纠纷时，无论这种权利有无具体的法律加以落实，法院都有责任打开宪法，启动宪法赋予的审判权，并依据宪法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判。因为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不依赖于具体法律的赋予，而是公民诉权的伴生物。只要公民行使诉权，就启动了法院的适用宪法的义务。否则，公民的诉权就得不到实现或得不到完全实现，宪法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人权就部分成为或全部成为美丽的谎言。宪法规范堪称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司法被誉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适用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宪法适用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由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宪法权利案件，不仅符合国际惯例和社会进步，而且也符合中国国家体制。人民法院审理宪法权利案件，既可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条文一并引用，也可适用宪法精神和原理及其他法律条文。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做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在对北京科技大学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所依据的不是某一部制定法，而是“从充分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

四、将“依据宪法”作为审查依据，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的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一方面制定和修改出一部又一部根本大法，另—方面又好像全国上下都不存在违宪行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宪法缺乏具体的适用性导致对违宪行为不能及时进行纠正。现在，我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能建立有效正常的宪法秩序，不能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而不可及的理想而已。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强化宪法实施的基础，是宪法的生命所在。

第一，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根据，那么一旦在这些对国家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不仅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且会丧失宪法的应有权威和尊严。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依宪治国，如果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那么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不可能真正进人法治社会。

第二，宪法司法化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那么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我国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然而，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内容仍然没有在普通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化，这使得普通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具有宪法本身所具有的涵盖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必然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第三，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走向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就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批复无疑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个起点，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宪法应该同普通法律一样，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依据之一。尤其是由于宪法条文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高度的。原则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具有普通法律所不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优点，能够解决普通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相对固定和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不断扩张之间的矛盾。

篇3：浅论马克思主义化的现代管理学

摘 要 在现代化深入发展的今日中国，管理学已经成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相当重要的部分。如何实现社会的科学人性化管理，不仅对社会管理者们来说十分必要，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于是，各种管理思想在中西方不同理论的影响下也是自成一家，不能起着良好的普世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化的管理学在社会经济的管理实践中可能起着比较积极的影响，对于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管理学 价值

综观古今中外，其各种管理思想理念与方法那是“百花齐放”、多彩多样，且各家之言也皆具一定现实的经验和方法的指导意义。然则管理学在现阶段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原理和方法论的发展指导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在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建设和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和发展必然对于中国现代管理学起着积极地作用，同时也对管理实践有着高效的普世价值。对此，笔者将在如下的篇幅中加以相关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管理学的基础

(一)“人性论”与管理学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是历史自我发展、自我接受和自我批判的产物，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他是全面的、普世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有人格的个体”。所以人既然是“有人格的个体”，那么在管理学中人必然是管理的主体，同时也是管理理论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一般认为，人性假设则是管理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不同的社会文明孕育了不同的人性假设思想，而不同的管理理论则又是在不同的人性假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纵观中西方管理学理论思想的发展史，从管理人性观的视角，我们发现中西方管理理论思想虽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但仍然存在着追求方向上的差别。

就中国而言，中国古代强调的是拟天地而定人伦，因为天地之大德是尽善尽仁的，自然人性也一般被界定为是“本善”的，这样就必然导致管理理论上以“生养”为社会管理的最基本原则，从而强调道德的规范教育和个人人格修养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如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儒家所主张的“仁治”和“礼治”。

而就西方来说，其人性观的研究多是建立在大量的行为科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研究的基础上，这不同于中国重视个人主观价值偏好和一般经验主义。所以，泰勒在“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梅奥在“社会人”的人性假设前提下提出了行为科学——人际关系理论。

于是，通过管理理论思想的发展，它清晰地展示了看出人性假设与管理理论之间的必然联系。人性观是管理理论的依据，也是构建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这对于解决管理活动中的深层次实际问题，提高管理的水平和境界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由于中西方其理论自身存在的过于简单和片面的不足，所以尽管各方理论思想都具有合理性，但对人性的认识始终都未能到达科学的高度，也就很难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维度来考察人性的本质。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论”与管理学理论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能够通过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发面的综合分析，来克服中西方相关理论思想的局限，从而对于我们认识当下的人性表现，选择符合中国这一时期社会历史条件的合理科学的管理方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关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论断则清楚地表明了对于人性论的研究，也必须坚持从人的本质实际出发。所以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良好发展的条件下，必须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利己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管理活动中有效地统筹兼顾各方利益，从而使管理效果达到最优。

第二，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虽具有其自身的不完善性，但其“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在现实理论中具有相当的实用性。

第三，现代动态化、全球化、信息化和柔性化的管理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催生缔造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管理思想的一大进步，它承认马克思关于“重人”的思想，从把人当作机器看待进步到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价值这一实践中来。

所以，在当今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社会管理理论和时间都更多地强调“自我管理”的内涵，重视人性价值问题，有意识地建立积极的道德准则与核心社会价值体系，以实现有效的自我约束和管理。

二、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管理学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化的管理学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众所周知，和谐历来是中国社会管理活动中的核心理念。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也会被赋予新的意义和内容。中华文明重“和”，那是中华民族民族文化的固有特色，这种“和”是一种“求同存异”，是一种平衡、统一的矛盾的状态，也是一种成事的道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说：“平衡和运动是分不开的。在天体的运动中，运动处于平衡中和平衡处于运动中。但是，任何特殊的相对的运动，即这里的一个运动着的天体上的个别物体的全部个别运动，都是旨在确立相对静止即平衡的一种追求。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根据这一段话，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到十分丰富的内容。绝对的运动中包含着相对的静止。对于具体事物而言，都追求自己的存在并可持续发展，即保持相对静止状态，量变状态。而要保持这一状态，则深层次地就是要实现对立面的统一，保持矛盾的平衡状态。这也体现了和谐思想的根本之点。

由此可见，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状态和事物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平衡状态，对管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它能保持社会管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相对合理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也能使社会各个利益阶层都能获得自己相对满意的诉求利益，平衡社会各种力量，从而不仅有利于实现和谐的社会管理状态，而且也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巨大的支持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化的管理学与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笔者在上面以谈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然而一般来看，和谐与发展的关系是相互的。社会和谐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健康良好发展，经济的繁荣也是社会和谐所要求的，同时更需要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保障。

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于管理方面的要求，就需要人们从当下社会历史的条件出发，去审视和探索管理理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对于人事配置、资源管理、成果分配等积极作用。则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能尽其才，物能尽其用，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则必然带动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从而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繁荣。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4：浅论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进路

关键词：小学语文; 情景化课堂; 识字教学方法;

汉字是中华民族贯穿古今的文化， 小学生有责任也有义务学好汉字。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非常重要的部分， 一切语文活动都会涉及到汉字的运用。而传统的课堂识字教学方法太过枯燥乏味， 导致学生兴趣丧失， 因此， 需要教师科学合理的将识字教学情景化。本文就小学语文课堂识字教学情景化的方法措施作出如下分析。

一我国小学语文课堂识字教学的现状

(一) 识字教学方法滞后

虽然新课改的宗旨已经逐渐在小学教育中深化， 但是由于受传统小学语文课堂识字教学方法的影响比较深刻， 导致一些小学仍然延续“机械式”的识字认字教学方法。一些教师认为， 小学生的智力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 记忆力也还没发育完全， 仅仅靠教师在黑板上板书和口述， 根本不能够使学生很好识字和写字， 只有靠大量的练习和模仿才能够让这个字的模版印在小学生的脑子里， 认为这样学生才能够提笔就写出来， 这种方法太过滞后， 难以适应目前的教学方法， 不科学也不合理。

(二) 书写逐渐现代化

除了识字认字方法落后之外， 现代化书写方式也是目前需要关注的重点。随着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脑， 导致识字写字基本用不上笔了， 大多都是用电脑写出需要的内容。一些学校教师布置了识字作业， 让学生回家用电脑书写出来， 而不是用手写， 严重影响了学生个人语文素养的提高， 更不利于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另外， 许多教师的教案也都很少手写了， 大多都是电脑写好后再打印出来。信息化的发展对小学语文课堂识字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但是这并不是造成此现状的全部原因， 教师本身的思想也对识字教学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如果教师能够延续提笔书写的好习惯， 那么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也会受到积极的影响。

(三) 对识字的认识不足

篇5：浅论司法公正与司法体制改革

时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以“关系”为依据，“以人情”为准绳。把打官司变成了“打关系”。为了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可以致国家法律于不顾，索贿受贿，徇私枉法。二是违法查封、扣押财产，违法办案、违法执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基层法院为了“创收”，成立所谓的“讨债公司”，借此来为当事人讨债以谋取经济上的利益，按照讨回来的标的额的大小提成。为了达到多提成的目的.，有些法院的执法人员，不惜以手中的司法权作为棒子，随意查封、扣押当事人的财物。还有的法院司法人员为了保证为自己行贿的当事人胜诉，还采取伪造证据、变造法律文书的手段，同一方当事人沆瀣一气，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三是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下，偏袒本地当事人，损害外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些地方的司法机关相互之间争夺管辖权，以图偏本地当事人的利益，并获取更多的诉讼费和财政返还，有的审判机关则利用法律条文中不够完善地方，钻法律的空子，甚至不惜违反法律去维护本地或本部门的利益;有的地方审判机关拒不配合、协助其他地方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执行，有的地方的司法机关则为了自己本地区或本部门的暂时利益不被侵占，公然越权使用或者滥用强制措施。四是有些司法人员违反审判纪律，泄露审判机密，为律师介绍案件或为当事人推荐律师，从中牟取利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腐败风气的侵袭，有些司法人员在行使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司法权时，只从个人的利益得失出发，公然违反审判纪律，向案件当事人泄露审判机密;还有些审判人员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寻租手中的公权力，搞所谓“内引外联”、“发挥优势”。五是乱收费、乱拉赞助，诉讼费管理比较混乱。有的法院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想尽千方百计采取乱收费、乱拉赞助来搞所谓“创收”。有的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把一些不必要的费用转嫁到被告人或者被害人身上;还有的法院对于当事人上缴的诉讼费用乱提成、乱分配，不如数上缴国库。更有甚者的是一些基层法院，真有些因“穷困”而不忘“思变”，假期借手中的司法权乱收费、乱拉赞助。六是对当事人态度生硬、冷漠，耍特权、耍威风。人民法院，顾名思义，应当是为民作主、伸冤，保护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地方。可以说，一切遇到权利被侵害的当事人，首先想到的是人民法院。然而，由于司法人员没有真正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投诉的当事人不热情、不耐心，态度生硬，言辞冷漠，使投诉者望而却步，心灰意冷。更有甚者，有的司法人员，借自己手中的权力，给当事人耍特权、耍威风，动指责训斥。以上六种是司法腐败外在的主要表象形式，那么，在这种表象形式的后面，应当是司法腐败的本质成因。司法腐败表象深处的本质是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行政化、官僚化与功利化，而根本原因是体制层面上的问题。从静态的角度不定期观察，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包括审判机构的设置、审判机构与人大的关系、法官的选拨任用、审判机构内部的组成等等，都是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的，而且国家宪法同其他法律都规定，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其他任何机关或者个人的非法干预。但是，从动态的角度来观察，却出现了让人悲观的情形，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司法权的运行却仍然没有真正摆脱行政权左右的阴影。特别是在人民法院人、财、物的保障和审判程序的启动、运行与终结等环节，所受到行政权力的干扰和影响甚烈。与司法权行使过程中被行政干扰而伴生的是司法权的官僚化，它感染司法体制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法官的等级化：一是形成了由普通法官到庭长到副院长到院长的裁判等级体系;二是建立了根据部级、局级、处级、科级等不同级别确定法官政治待遇和裁判水平与裁判力高低的法官位阶体制。三、司法腐败探因司法体制上的缺陷。我国司法体制长期以来都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领导体制，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地方各级司法机关，归属于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其人、其财、其物都由地方政府管理或者负责解决。由于司法机关归地方党委领导，在人、财、物等各方面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因而它们只对本地区的党政领导负责。每当处理跨地区的纠纷时，自然会竭尽全力维护本地区的利益，由此而形成较为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当司法权是一种横向的权力从属关系，地方法院对地方政府形成密切的隶属和依附关系时，就足以使司法机关不敢冒犯行政部门。在这种人财物都掌握在地方党政领导手里的情况下，法院很难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地方党政领导的意志法院和法官都必须执行。同时，从客观上来讲，这种司法权的横向隶属、依附关系，也必然迫使地方法院只有与地方党政领导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法院和法官明知有些案件的处理不合法、不公正，但若坚持原则，秉公执法，顶撞了某些地方某些领导，法院的经费就可能紧张，法院的用车，干警分房就要受影响，工作就难以开展，有的职务升迁就可能“搁浅”，甚至还可能被无端调离、罢免和受到政治上的打击报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国的行政区域性的社会结构和浓厚的人情关系对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也造成了严重影响。由于过去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原因，法院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法院的家属工作、子女的入托上学、就业等都依赖于社区解决，而中国的社区自我保障能力很弱，社区的许多公益事业还主要靠地方政府解决。这样，法官对社区的依赖又转变为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利益的依赖。而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影响也必然通过这些依赖而渗透到司法领域的各个环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地方保护主义是司法公正的大敌，是造成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司法组织机构及其行为的行政化，也必然导致司法腐败。这种行政化首先表现为法官听命于法院内的行政领导。法官的升迁进退，主要由行政首长说了算。这种制度虽然便于从上到下的控制和管理，但其致命的一个弱点，就是客观上在法官的自主行为与良心之外设置了由上级所控制的利益。这就使法官很难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其次，法院行政化表现为法院内部关系的科层化。科层制是行政机关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目的在于快速高效地推进首长意志以维护行政秩序。法院事实上形成了审判员服从庭长、庭长服从副院长，最终大家服从院长的行政体制。由于这种权力服从关系得到强化，法官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司法主体，而必须对院长的指令，惟命是从。再次，法院行政化表现为不同审判监督法院关系的隶属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上下级法院之间已经变成了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凡此种种，都有碍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四、防止司法腐败的体制保障依法治国的要旨就是要制约权力、保障权利。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起法院、法官及其保证其独立地位的司法制度。唯有这样，才可能使法院处于中立的仲裁人的地位，最终实现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这也就是说，要清除司法腐败，必须建立起独立的法院体制。市场经济中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体现公平、公正，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康发展，必须在政府之外建立起一个有权威、独立和公正的司法制度。独立是确立司法机关与外部机构关系以及确立内部组织结构的原则。独立是指法院享有审判权的唯一主体，法院系统独立于任何其他社会主体，只服从宪法和法律，同时，对法院系统内部来说，各法院间是独立的，独立行使职权。在同一法院内部来说，法官独立审判，也只服从法律。要实现审判权的独立，就必须建立起独立的法院体制，逐步将审判事务与司法行政事务分离开来，使审判权的行使彻底摆脱行政权的干扰。真正实现审判独立。同时，在建立法院独立审判的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改革审判制度，保证法官中立、以减少法官腐败的机会。为此，必须逐步取消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大部分案件应实行法官独任审判制，只有对重大复杂的疑难案件才实行合议审判制。取消审判委员会，把一切审判权交给主审法官，案件办得好坏的的责任由审案者承担。这样不仅可以大大减少诉讼环节，缩短诉讼时间，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并且还可以大大促使法官素质提高。此外，还应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我国目前已有的监督体系大致包括国家权力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党和政府及司法机关的自身监督、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在这些监督中，国家权力监督即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层次最高、最具法律效力的监督。这种监督对于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正确实施，保证司法机关公正行使审判权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人大的监督权是指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代表国家意志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法定的形式和程序，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执行法律而进行了解、检查、审议和处置的权力。人大的监督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接受人大监督，就是接受人民的监督。动摇了人大监督权，就是动摇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概括起来主要包括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而最重要的就是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各级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对本级人大负责，受它监督：在人代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受它监督。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藐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监督意见后，被监督单位要认真办理，及时整改，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大常委会反馈整改情况，直至监督意见完全落实为止。但是，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人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各级人大除了每年一度在召开代表大会时听取并审议法院和检察院的报告之外，再也看不到什么令人信服的监督举措，使监督权流于形式。因此，在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活动行使监督权的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其他监督措施，健全有效的社会主义监督机制。

篇6：契约精神与中国税法之现代化

契约精神与中国税法之现代化

李刚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①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五、六年的时间;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②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一、契约精神――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支点与核心

(一)契约精神

虽然已有不少税法学者对西方的税法理论和制度作过介绍和研究，谓之“借鉴和参考”。但多数仍然只是制度层面上简单的“移植和借用”，并未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去考察西方税法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反思我国税法基本理论的不足和欠缺之处。笔者经过认真、慎重地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税收理论──如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等──中的合理因素，来修正、完善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合理因素，概言之，即为“契约及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③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等观念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的局面，而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还可以赋予税法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必备之调适能力和创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税法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税收与税法概念新说

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初状态下的人们相互缔结的契约;当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产生以后，人民与国家又缔结了一个规定彼此基本权利义务的契约，这就是宪法，其中有关税收的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契约”。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理论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税收是人民获得国家保护所应付出的代价;国家征税和人民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通过这种“自愿”进行的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公共需要论则认为，由于人民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公共需要”无法通过“私人生产部门”来满足，只能由“国家和政府”作为集体的代表来承担公共物品生产者的责任，其资金即通过税收制度来筹措。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国家分配论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税收就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则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虽然，马克思也指出“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即税收――引者注)，又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④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纳税人和国家在某种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的对应。但是，在过分强调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强制性”和“无偿性”特征的情况下，纳税人的义务被“充分”强调，而与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国家的“义务”被弱化，甚至忽略;导致了在税收活动中纳税人与国家(及其税收征管职能部门)法律地位的极度不平等。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税收学说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述税收的缘由，从而说明税法的本质;而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却主要是从“个人本位”，即人民需要的角度，并结合国家提供公共需要的职能来说明税收的起源和本质，而税法不过是以人民的授权为前提，将其意志法律化的结果，从而保证其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能够得到持续的、有效的满足。由此来看，后者应该更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所以，在“人民主权国家”思想总的指导下，贯之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笔者将税收概念定义为：税收是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进而将税法概念定义为：税法是调整在税收活动过程中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等各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税收关系的法规范的总称。

上述概念与传统税法学理论相比，简单来说，至少具有如下三点不同：(1)涵盖了三方主体，即人民、征税机关和国家，并且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2)表明了税收的两重目的，即其直接目的是“形成国家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税法则是这双重目的得以实现的有效法律保障;(3)强调了人民纳税必须“依法”且仅“依法”而为，内涵了“税收法定主义”之因素。

(三)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契约精神的体现

契约精神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范畴，包括了自由、公平和人权等价值内涵。由于前述原因，传统税法学显现出“不平等”、“强调义务”等明显表征，对税法之本质偏差较大，故笔者提取出契约精神内涵中对传统税法学具有根本改良意义的公平价值加以探讨;而公平价值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平等原则。

税收活动与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并且直接涉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人民和国家之间其他的行为相比，税收或税法对契约精神的贯彻应当更为直接和深刻。我们可以借助几乎涵盖了税法主要特征及内容的“税收法律关系理论模型”⑤来探求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

笔者将税收法律关系概括为以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③)、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④)、税收征纳法律关系(①)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②);其中，①②构成第一层，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③④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下面，笔者就上述四种税收法律关系逐一分析其中的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

1.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界定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这就已经是对传统税法学认为的“纳税人又称为义务主体，征税机关又称为权利主体”观点的突破。纳税人因其公法上债务的清偿――纳税，不仅享有要求查询和对纳税信息保密等程序上的权利，还享有因还付金、超纳金和误纳金而产生的还付请求权等实体性权利;征税机关同时也就负有相应的程序义务和实体义务。

既然是一种(来源于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尽管其具有公法性质，但也不可避免地内涵有“平等”的因素。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税收法律关系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性，至于其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平等性，还有待于笔者在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上阐明。

2.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是税法与行政法的交叉领域;在日常的税收活动中，如果不考虑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的话，税法的行政法属性更为明显。而在行政法领域，早就有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⑥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⑦;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⑧

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讨论对我国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向“服务与合作”观念的转变同时也说明了在行政法领域引入“契约精神”的可能甚至必要。有的行政法学者就论证了“行政法领域存在契约关系的可能性”。⑨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精神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而且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也体现得最为充分和浓重;基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的可变性需求，随着契约原则的普遍贯彻和契约精神的扩张，通过“社会合意”建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⑩毋庸质疑，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种，必然也属于为契约精神所渗透的范围。

3.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它是指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就国际税收利益进行分配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对于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类型中，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从形式到内容体现得最为明显。首先，参与分配的各个主权国家的地位是互相平等的，其税收管辖权是相互独立的;其次，法律关系的各方平等地参与对其相互之间税收利益分配问题的协调过程;最后，各方达成合意，签订条约或协定等具有国际性的“契约”，彼此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其实，不独国际税法领域内如此，国家“也是世界社会经济这一最大契约关系中的一个部分”11，也是按照具有契约精神的平等原则来处理其相互之间事务的。

4.税收宪法性关系。它是指人民(纳税人的代名词)与国家之间就税收的宪法性条款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宪法性税收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就征纳税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事项达成合意的“契约”表现形式。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这一形式在宪法中的最佳表述就是“税收法定主义”。

概言之，人民根据宪法性税收条款，同意并实际让渡其自然财产权利的一部分给国家，正是为了使国家(通过政府)能够运用集体力量来保护人民所有的更为重要的其他权利;而人民实际上在因这种保障而产生的`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状态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补偿――即获得了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角度来看，人们原本是分别运用自己独自的力量来专门保护也只能保护自己的，这部分力量成为人们必要的利益支出的一部分，但这种保护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税收使得人们用于自我保护力量消耗的那部分利益集中起来汇合成为集体力量;更何况，这一集体力量还发挥了远远超过“保护”的作用――即成为满足公共需要的来源。因此，集中起来的资源就比分散于纳税人手中的资源能够得到更充分、有效地利用。税收的交换学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纳税人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关系性质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根本内容就在于：经由宪法的形式，国家和纳税人根据税收法定主义，通过“税收法律”(以及作为中间主体的征税机关)建立其相互之间以征税和纳税为外在表现形态、而以满足和要求“公共需要”为内在本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关系所内涵的“契约精神”要求在调整纳税人分别与征税机关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贯彻和体现“公平价值”以及“平等原则”。

二、中国税法之现代化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在中国法制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谓法制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简言之，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法治”(ruleoflaw)的实现。因此，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税收法治”(RuleofTaxLaw)的实现。具体而言，笔者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在理论基础方面，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与国家意志论和国家分配论的有机、合理结合为基础，形成从规则注释到原则分析、再到价值研究的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二)在思想条件方面，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税收法治”的实现创造人文环境;(三)在立法保障方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立法基本原则，并坚决一以贯之;(四)在制度运行方面，实行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依法治税;(五)在最终目的方面，实现“税收法治”的状态。

中国税法现代化的模式属于应激型，即一个较落后的税法系统受较先进的税法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该税法系统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其推动力量来自对社会契约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参考和借鉴，并以此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从而指导对税法实践的修正与完善;这其中，传统税法学理论得以在跨世纪进程中嬗变、革新，进而发展为现代税法学的支点和核心，就是“契约精神”(SpiritofContract)。

(一)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中国税法现代化的实质内容

如果用最精练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质内容，那就是“通过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笔者认为，在贯之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现代税法学的基础上，可以将依法治税定义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2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但在一般意义上而言，“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不过是同一命题的两种叫法。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学者对所谓的“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事实确实如此，在传统税法学的理解之中，“依法治税”只是指“征税机关(税吏)通过‘税权’来治理纳税主体，使之依法纳税”，同时淡化或回避“征税机关是否应当依法征税”的问题。然而，依法治国的实质乃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呢?因此，这些学者才指出：“‘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14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上理解的纳税人)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

然而，在现代税法学的公平价值理念指导下，不仅征纳税活动是基于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作用而产生的，而且在包括依法治税在内的几乎所有税收活动中，人民都是最重要的主体，起着主动的作用。实际上，征税机关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自19开始，从国家税务总局至以下各级税务机关，在每年例行的“税收宣传月”活动中，开始提出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征税”的口号。当然，从口号到行动还需要不断的、切实的努力，否则就只是又一个“迷惑”纳税人的“障眼法”。

(二)税收法定主义――中国税法现代化的立法保障

税收法定主义，又称为税收法律主义、税收法定原则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在作为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的税收法制建设的诸环节中，最需要、也最难体现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环节就是立法。所谓“最需要”，是因为“将法的价值主体与法的价值客体连结起来的是人的立法活动”15;所谓“最难”，是由于一般大众并不直接参与立法活动，与其发生直接联系、触及眼前的切身利益更多的是执法或司法活动，所以，人们一般只强调执法和司法中的公平问题。但实际上，同时作为税收法制建设的起点和终点的税收立法才是根本体现公平价值观念的关键环节。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人民同意纳税、同时要求国家承担一定义务的意志在宪法中的最佳表述就是“税收法定主义”;而“税收法定主义”恰恰就是税收立法最基本的原则。

1.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对税收法定主义在含义上的要求。

笔者尝试对“税收法定主义”逐词加以语义分析，结果发现，“税收法定主义”在含义上主要是以其“税收”和“法”这两个词来回应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要求;其中，“税收”一词，笔者在第一章中已有界定，此不再述。

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要求“税收法定主义”中之“法”必须仅指法律，即最高权力机关所立之法。至于为何非得以法律的形式，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来规定税收，笔者以为，起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税收对人民而言，表面上或形式上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国家和政府，实质上则表现为人民因这一转让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这恰是税法的本质公平之所在)，因此，以人民的同意――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实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否则便是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二，政府是实际上税收利益的最终汇总者，并且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可能会导致其征税权利(力)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以其权利大于义务的不对等造成人民的义务大于权利的不对等，从而以该不对等的表象而掩盖政府(征税机关)与人民(纳税主体)之间平等的实质。故必须以法律定之，排除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性――哪怕仅仅是可能性。第三，从历史来看，税收法定主义确立的当时，尚无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权之作法，将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立法机关，乃是出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并且排除以税收地方性法规开征地方性税种的可能，以免因税源和税收利益划分等原因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当然，在现代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授权立法已为普遍之现象，尤其是在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方面，大量的、占主体的是国务院根据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两次授权而颁布的税收行政法规。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中国向法治国家迈进的道路上，应逐步加以改正，否则就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

2.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对税收法定主义在具体内容上的要求。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学者们概括表述不一。经过比较分析，笔者将其归纳为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税收程序法定原则共三个部分。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于其中亦或多或少有所体现：

(1)税种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种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一个税种必相对应于一部税种法律;非经税种法律规定，征税主体就没有征收权利(力)，纳税主体也不负缴纳义务。这是发生税收关系的法律前提，是税收法定主义的首要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因为，国家和政府如果没有相应的税种法律依据而向人民征税，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就如同未依明确的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便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刑无异于对人民的人身权利的践踏一样。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维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

(2)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要素须由法律明确定之。在某种意义上说，税收要素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具体化的客观标准，各个税收要素相对应于税收法律关系具体运作的各个环节，是其得以全面展开的法律依据，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构成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

传统税法学认为，税收要素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内容。但现代税法学则认为，税收要素还应当包括税种16和征税机关。后者正是应税法之公平价值观念的要求而确立于税收要素之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基于税法平等适用的价值观念，当然应当在税法中同时规定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更何况，税收法定主义本就源自于对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力的限制，又怎能将其排除在应由税收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税收要素之外呢?再者，并非所有税种的形式意义的征税主体都是一致的，虽然其中大部分为税务机关，但也包括海关和非税务机关的财政机关等，有必要在税收法律中具体指明。

(3)税收程序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

其实，“程序法定”作为一个单独的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程序的实体意义最初表现在起源于12英国大宪章的“正当过程(DueProcess)”条款，其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一原则经过历代国王的反复确认，到14世纪末成了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其实质在于防止政府专制。17由此来看，程序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认为，当程序法定或程序正义作为一个单独的更高层次的基本原则，作为法治体制、社会正义及基本价值的核心的时候，税收法定主义不过是其延伸于税法领域的一个产物罢了。

3.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要求在宪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我国宪法第56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规定，并没有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仍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弃此不言，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依然是传统理论中征、纳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观点的体现。然而，在传统税法学以“契约精神”的导入与渗透为契机而向现代税法学转变的过程中，税收法定主义作为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宪法性税收契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我国宪法应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文准确规定。目前需考虑如下三点：(1)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应当用怎样的立法语言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2)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考虑到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一味要求尽快规定税收法定主义，或者是单独就税收法定主义对宪法进行修正，都是不妥当的;(3)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56条进行立法解释的方式或在即将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中国税法现代化之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4月，着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1.反映实在税法既存价值观念的税收法律意识的误区。

笔者之所以提出“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乃是因为，基于对实在税法的价值认知而体现出的税收法律意识，与建立在税法应有的公平价值基础上理应反映出的税收法律意识之间存在着不相吻合、甚至背离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税收意识”的表述问题。不论是在传统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使用的都是“纳税意识”的表述，特别是作为主要征税机关的税务机关在进行税法教育和宣传时;而这一片面的表述本身就包含了“人治观念”和税务机关“不公平”的法律意识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19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以下简称“征税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以下简称“纳税意识”)两个方面;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法律意识”这一概念，目的就在于促使人们在单方面强调“纳税意识”的同时，不要忽略还有另一方面、其重要性可能更甚于纳税意识的“征税意识”。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正确的税收法律意识;而且还必须在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的税收意识中同时贯彻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

其次，在对我国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众多原因分析中，一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所谓“公民意识和自觉纳税意识薄弱”。固然这的确可能是现实的。但同时不要忘记，作出这种单方批评的前提是“征税主体的征税意识良好”;否则就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0在目前的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税务人员的职业法律意识不强，与群众法律意识处于同等水平甚至可能因“自我优越感”的心理因素的误导而表现得还不如群众法律意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权力意识”。

当然，最后，纳税主体的纳税意识也的确是个问题。纳税人通常都认为纳税仅是被强加的义务，而非如同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1所以，造成传统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出现偏误的原因不仅有来自于征税机关一方自以为的“优越地位”的意识因素，也有纳税人一方长期被强加以至于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劣势地位”的自我观念的影响。究其根本，就在于作为纳税主体的人民的税收法律意识仅停留在“法律情感”和“法律认知”的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理念”的理性层次，对深涵于税法中的公平价值观念尚未清醒地认识和理解。

正如笔者前文反复论证的那样，就税收对纳税人的意义或价值而言，表面上看来是其部分既得利益被“强制地、无偿地剥夺”了，税法对纳税人呈现出一种“无价值”甚至“负价值”的表象;但从实质上来看，纳税人才是税收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税收活动的全部和最终意义无非就在于为广大纳税人――人民享受公共服务而筹集资金，这其中，“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22

2.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所谓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来“重构”人们的税收法律意识，是指：首先，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两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公平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如果说，这里存在着“不平等”的话，也应该是纳税主体的地位优于征税机关，而非相反。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主体确认自己作为税法公平价值主体的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的、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23最后，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上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24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当然，我们无法强求所有作为个体的纳税人的税收法律意识和对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乃至税法价值观的认识都能够达到理性认识的水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始终不能放弃孜孜不倦地引导人们这样去做。换言之，我们应当以从整体上重构税法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为主，同时辅之以对税法实践中具体的、单个的税法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的培养和修正。如此这般，才能为我国的依法治税创造良好的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