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外国青年视角传播中国文化

借外国青年视角传播中国文化（共7篇）

篇1：借外国青年视角传播中国文化

借外国青年视角传播中国文化

漆谦

近年来，中国迅速提升的经济地位使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越来越多外国人希望了解、体验、研究中国，中国也希望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是什么？如何开展跨文化交流更有效？

中外青年交流曾在中国对外交往中起过很大作用，历史上中日友好青年交流活动，几乎是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良好的象征。青少年交流其实是两国社会的深度交流。青少年身份特殊，不带功利色彩的交流，更容易播种友谊的种子。在交流中形成对彼此文化的态度和认同，也不会轻易因利益而发生变化。这种认同还会扩展开来，影响他的家人和他所能辐射的社会。

目前很多国家的青少年在网络上交流，网络的便利虽然加强了交流，但也会传播负能量。网络上的不真实信息造成的拟态环境会使青少年形成不良印象，而且很难改变。实际上，任何方式都比不上面对面交流更有效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近年组织的“中外青年暑期DV交流计划”，是民间交往和跨文化交流的有益尝试。外国青年带着创意来到中国，在中国学生一对一帮助下，完成一部反映中国文化的DV短片。这个过程不仅需要面对面交流，还需要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外青年不断磨合、冲突、适应、融合，最终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达成共识。这实际就是中国文化输出的过程，外国青年在体验中接受中国文化。

纪录片能反映社会变迁、历史传承和历史背景下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从而展现真实的中国。邀请外国青年与中国学生合作拍片，投资虽大但效果好。这样的交流对中外青年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学生学会了外国青年的创意视角和国际化的表达方式;外国学生了解了中国文化思潮和青年看待问题的方式，体验了中国文化传承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通过外国学生视角所展现的中国文化，远比中国自己的传播更能得到世界认同。今年的交流活动中，一位法国学生拍摄中国太极，他的影片讲述了一个太极哲学的故事。他希望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借鉴这一哲学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使世界和谐共处。

今天，向世界说明中国要在交流方式上有所创新，不能只停留于植树、练书法、举行文艺活动，应引入现代新兴的传播手段。每年中外有大批留学生往来，还有很多国际化的商业和文化交流，如果能参照这一模式架起中外青年的交流平台，借外国青年的视角传播中国文化，对潜移默化地实现中国文化输出，塑造传播中国形象，提升中国软实力很有益处。

▲(作者是国内资深媒体人)

2013-09-26环球时报

篇2：借外国青年视角传播中国文化

试论从文化视角研究外国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作用

本文提出从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双重度来研究外国哲学.认为从文化视角对外国哲学研究在本质上就是把外国哲学研究放在中外文化圈内,特别是放在中国文化圈内,这种进入中国文化的外国哲学研究本身就成为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构成部分.这样它才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发展.本文也论及了外国哲学研究在当代中国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着重论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与外国哲学三大哲学主流之关系,如何正确认识三者间的关系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等问题.

作 者：温纯如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230039 刊 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0 24(2) 分类号：B5 关键词：文化视角   外国哲学研究   当代中国哲学发展  

篇3：借外国青年视角传播中国文化

顾名思义,“借名”是指借助有影响力,具有较高知名度,众人熟知的事物进行传播。关公文化是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武术传播的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借助关公文化可以使武术文化更加形象地被人们接受。中国武术要在现实社会中有立足之地就必须扩大传播的影响力,把工作重心放在对大众的传播上来,让武术走近大众生活。

1重塑关公文化的“武学”本位

关公文化是指围绕着关公信仰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及相关物质载体和社会影响的总和。[1]作为武圣代表的关公,他忠义仁勇和诚信精神是他身上所具备的武学的体现。关公去世之后,汉后主刘禅追溢他为壮缪侯,之后历朝历代的帝王都加大了对关公的溢封。北宋时被封为“义勇武安王”、南宋时被加封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元朝时被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明太祖朱元璋曾明令拜关公,兴建南京关庙。之后经过明朝历代皇帝的追封被称为“三界伏魔大帝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世祖顺治元年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之后的历代皇帝都有封字题匾,直到德宗光绪年间关公全部封号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圣大帝”。自隋代开始,关庙就逐渐普及与发展,到清代时已经遍及各地区,关帝庙盛行一时。关公被道家封为帝君、儒家封为武圣、佛家封为伽蓝。作为武圣代表的关公,以武除暴,以武修身,以武卫国为己任的形象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民族心理。

然而,在现实中,关公文化的传播却出现了“文化错位”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由于人们对关公文化的精神内涵理解不深而导致对关公的真正武学精神成分的误解或曲解。人们把它当做 “神”来供奉,带有强烈的主观愿望与迷信色彩,与此同时关公文化也面临着传播范围与接受人群的狭隘性。

2反思武术传播的文化缺位

文化缺位是指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思想观念、规制礼仪和言语行为等在另一文化环境中出现的缺省现象,简言之,是指在不同民族间所存在的事物或观念的或缺现象。[2]武术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文化缺位的现象。 通常表现为技能与文化之间存在脱节或是单纯的文化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不具有社会实践的指导意义,难以形成武术传播过程中的文化自觉行为。

郭玉成的研究认为:武术文化是武术传播发展的关键因素, 文章还论证了重视技术,轻视文化对武术发展的弊端,并概括的提出武术文化的传播意义。[3]武术传播需要建立文化自觉性,就要求我们把重心放在对大众的传播范围中,做到真正的走进民众,走近人们的生活,并对人们的行为规范产生影响。邱丕相提出了武术文化的传播路径。他认为:“武术作为文化不仅应当传播与推广,还应当注重传承与教育”。[4]

费孝通在《中国文化与全球化》中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与灵魂。[5]武术文化传达着一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谐尚中、兼容并包、直觉体悟、知行合一的武术精神。这些正是我们当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精神体现。中国武术文化的传播不仅要挖掘历史精华,还要紧跟时代发展多渠道增加传播途径,通过借助名人效应增加武术文化传播的影响力。人们在对名人的敬畏心理、尊崇心理影响下,对其拥有的一切有特殊的民族心理依赖信仰,而关公文化正是具备这样的心理。在他身上体现的忠义神勇以及诚信的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具备的道德品质。人们对关公的崇拜与信仰,不单单是停留在武术文化需要的层面,更是生活中人们的心理与精神的支撑。我们应将武术视为一种全面的、发展的文化形态,充分发掘其人文价值与意义推广和传播武术文化,使武术文化通过不同的方式与路径得到广泛的传播与发展。关公文化的传播,不仅能够迎合当代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要求,而且可以弘扬中国武术真正的武术修养。关公文化的整理与挖掘对于传统武德与现代武术的发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实现借名策略传播武术文化的有效途径

3.1武术文化借“名”传播要培养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指对某一文化现象群体之间可以达成一个共识。武术的文化认同是武术文化得以推广的前提与基础。培养关公文化的认同要充分合理利用当地有关资源,增加人们对其关公文化的了解。近年来,随着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的出台,各地区有关关公文化的整理与挖掘工作不断地扩大。通过文艺作品、关公演出等艺术文化形式实现教育,提升关公的形象。

关公大刀与赤兔马是关公的辨识标记,借助关公形象的人物塑造,使人们在了解关公的基础上,拓宽武术精神的理解与武术修养的认知。武术文化要扩大传播就需要利用群众基础,把重心放在大众的传播上。让武术形象走近大众的生活,成为大众的一部分。运城每年于金秋时节举办关公文化节,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海内外游客,通过借助有关关公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资源优势,运用现代条件,以关公文化的娱乐项目为龙头,在旅游区开展富有地方风情和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培养当地民族传统体育娱乐表演人才,吸引各地的游客,了解关公文化,弘扬武术精神。

3.2武术文化借“名”传播要提升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最早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要对其发展历与未来有充分认识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相关部门应当对关公文化的内涵进行研究确认、自觉和自信的挖掘其道德文化内容,并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打造深厚文化底蕴的“关”字号品牌作为武术文化标志。2014年7月20日,“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关公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旨在保护关公文化遗产、弘扬关公文化精神的全国性公益组织,它不仅为关公文化的传播提供相应的经济支持,而且加大推广力度,结合相关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和交流活动的推广,真正做到走进人们的生活视线。人们信奉关公被关公精神深深的折服,追求关公的人性美,关公的形象深得人心, 在广大群众中有着深厚基础。因此弘扬关公精神不仅是弘扬武术文化,更是传承中国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对人们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的约束。

一个没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和强大的文化竞争力的民族,很难说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作为“武圣”的关公,无疑是武术界的典型代表。“未曾习武先习德”、“武以德立”、“德为艺先”,关公文化的树立,不仅是人们对于武术文化具体形象的理解,而且对于武德的深刻感悟。它不是一味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技能学习,更多的是对自己行为规范与价值层面的积极引导,传播武术文化的“正能量”,他的忠义爱国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流。夜读春秋, 向人们传递出了习武之人的人文素质,我们在学习武术技能的同时也要不断提升自己人文素质,培养文武兼备、身心一统的武术内涵。

3.3武术文化借“名”传播要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指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随着瑜伽的养生和跆拳道的攻防,空手道的实战等西方体育的大量涌入,武术正面临着的四面楚歌的境地。没有文化的武术传播将失去真正的生命力,不难看出当今社会,存在着许多道德漠视,信仰颓废,侠义精神的荡然无存等现象,生活中本该有的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现在却不得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约束,我们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忽视了文化自信的培养。正如邱丕相先生认为:“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我们的民族文化面临着强烈的冲击,不断加强广大青少年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6]学校教育是武术教育最基本的手段,也是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要增强武术传播与武术文化自信的培养就必须大力培育武术教育人才。关公所表现出的智、勇精神,有助于培养青少年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关公文化不仅是伦理文化的深化,也是伦理道德最核心的表现,经过数千年的沉淀,关公在人们心目中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更是民族的道德与人格的典范。他身上所富有的精神气质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道德要求,关公故事对后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他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物的塑造更是一种精神的写照,它完全符合当代人的文化需求,对青少年的人格培养具有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不断普及大众对于关公文化的认识与了解。通过积极宣传和合理利用关帝文化的影响力,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加强现代社会“正能量”的道德传播,使忠义仁勇以及诚信的道德品质转化到现代德育教育之中提升当代人的综合素质。关公文化作为武术修养的重要体现,是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培养关公文化的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关公文化的弘扬与发展,将有助于培育养人们踏实做事,勇敢坚忍、包容谦让和信守承诺道德品格民族精神,使武术文化的民族精神得以传播。当自觉意识慢慢转化为自觉行为时,无论是组织,亦或是个人,会将个体行为看成是武德修养的组成部分,会用个体的自觉行动来维护和塑造一个良好的武术文化形象。

4小结

篇4：威达借校园足球传播学生装文化

据悉，此次暑期训练活动得到了青岛威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企业不仅倾情为活动冠名，而且为全体训练营中小学生和教练员提供了高品质的足球专业比赛服。

威达体育董事长王作松表示：“少年强则中国强！”威达学生装立志塑造学生外在美的同时，更希望通过足球这项运动锻炼学生的心智和意志，让学生内心阳光、快乐成长，使外在美和内在美完美结合，让中国孩子们拥有强大内心、实现梦想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王作松表示，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随着大众审美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学生装的诉求也越来越高。对此，威达学生装以“打造中国学生装心智品牌”为己任，加强设计技术研发投入，本着“良心、诚心、爱心、恒心”的宗旨，不断超越自我。近年来成绩斐然，企业先后获得山东省学生装定点生产企业，中国学生装服务先进企业，2012年“魏桥杯”山东省学生装设计大赛2金2银2铜，2013年华银联合杯全国学生装设计大赛3银3铜，2014年“百裕杯”山东省学生装设计大赛6金、7银等殊荣。

针对社会上对于学生装文化的误读，王作松认为，学生装做的并不是单纯的服饰产品，而是“时代文化的载体”。一流的企业做文化、做标准、做品牌，二流的企业做产品，三流的企业做加工，放在学生装生产企业身上更为贴切。对于学生而言，学生装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是学校、城市乃至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装穿在孩子们身上是流动的文化符号，更是消除贫困差距、塑造青少年健康心态、提升集体荣誉感、增强团队意识的工具。

面对目前市场和消费者对学生装认识的混沌现象，威达服饰公司历经3年总投资五百余万元打造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学生装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建设、史料的征集、中国历代学子服饰文化的挖掘过程中，威达深深感到：一个青少年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时代，才是一个真正国富民强人才辈出的时代，而作为承载某一特定时代历史的学生装，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会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

据悉，威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自1995年为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北京中华女子学院设计加工学生装至今已从事学生装事业20年，不仅精心打造自己的品牌，并且多年来支持慈善活动。（王晨曦）

篇5：借外国青年视角传播中国文化

一、外国广告在跨文化传播和交流中的特点

(一) 大胆豪放

较之中国广告风格的内敛含蓄, 令人回味无穷, 国外的广告风格则更加直截了当, 让人耳目一新, 一目了然。这是由两种目标市场的思维习惯、感知事物的方式以及社会行为规范等的不同造成的。此外, 中西文化在哲学观念、感知方式、社会规范、物质文化、语言符号系统、非言语符号系统等方面无不存在着差异, 但这些差异不是绝对的、永恒的。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彼此正在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外国广告让目标受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广告的目的, 为目标市场的受众带来新鲜感, 使受众产生猎奇心理。

(二) 颠覆传统

外国广告表现手法新颖, 常用穿越式的广告语言逆向考虑其文化的传播, 借用古今对比, 穿越时空, 通过国际国内的同等事物的推介换代, 打入目标市场。目标市场的受众既可以看见本国本土化的特征元素又可以了解与之等量齐观的国外文化元素, 这种颠覆传统的特点是中国本土广告所缺乏的。

二、打造风格迥异的广告

(一) 洋快餐的饮食文化——KFC的本土化策略

与肯德基门店遍地开花的今天相比, 肯德基初期打入中国市场时, 情况并不乐观。中国熏鸡品种多样, 味道也比较独特。从北方的“沟帮子”到南方的“荣华鸡”, 还有文明大江南北风味独特的“叫化鸡”, 可以说想要“鹤立鸡群”简直就是异想天开。肯德基分析了中国市场, 正确地导入了一套CI系统, 传统的熏鸡没有明确的口味和流程, 而肯德基无论在世界何地, 永远是你熟悉的那种味道。从营销与广告的角度来分析, 很多时候我们到肯德基并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比如有时好友聚会, 那么肯德基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传统鸡, 大多是提供外带, 没有形成自己的连锁店面, 更没有幽雅舒适的环境提供给消费者。

(二) 日用品文化的分析——李维斯

今天, 牛仔裤已经成为既可以表现各个年龄层性感的服装, 同时也是可以在任何时候穿着都不会落伍的“时装”。李维斯的这种个性化的形象, 在年青一代中似乎是一种从不过时的酷文化, 李维斯牛仔裤就紧紧抓住这群人的文化特征以不断变化的带有“酷”像的形象出现, 以打动那些时尚前沿的新“酷”一族, 保持品牌的新鲜和持久的生命力。李维斯是一个能被文化差异所接受的全球品牌, 针对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策略路线, 对于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 李维斯采取的第一步就是确立和巩固品牌价值。叛逆的精神在中国年青一代中极其明显, 这些人生活压力大, 收入高, 渴望独特, 喜欢特立独行, 李维斯正完美地迎合了这个诉求, 轻松打入了中国市场。

三、外国广告本土化的优势及不足

(一) 新奇文化差异

外国文化无疑是外来者, 国际广告是跨文化的传播与沟通, 外国广告业要跨越文化差异的鸿沟进入中国市场, 必须树立正确的国际广告沟通观, 掌握从特定人文背景去认识异质的人文现象, 正确把握不同民族长久积淀的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以及信仰、习俗等诸多人文传统, 以异质文化受众的心理需要为广告策划出发点, 增强国际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中国对于外国的新奇文化抱有好奇心, 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冲击, 只要不触及中国广告市场的道德底线, 中国受众还是非常乐意尝“鲜”的。

(二) 广告风格的禁忌

世界各国由于处在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中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心理结构。这种差异反映在各国的广告创作方式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这些多样的广告创作特点都是这些国家民族文化中的独特人文特性的反映, 但是创意必须在中国国情允许的范围内, 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新奇的广告风格, 另一方面我国的广告法也制约影响着我国广告事业的发展前进。外国广告要充分了解中国广告法中的禁忌, 从而使跨文化传播合理有效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陆斌.2006年行业广告市场发展趋势分析[J].现代广告, 2006 (1) .

[2]陆斌.想象力是“大创意”[J].现代广告, 2006 (1) .

篇6：借外国青年视角传播中国文化

关键词：模因论,科学文化,文化进化,适应,变异

模因论是一种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模因是英国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创造的词汇,并定义其核心概念是“一种信息型式,存在于一个人的记忆之中,并能被复制到另一个人的记忆中”[1]110。之后,苏珊·布莱克莫尔在《模因机器》一书中指出:“任何一个信息,只要它能够通过广义上称为‘模仿’的过程而被‘复制’,它就可以称为模因了。”[2]186根据他们的观点,模因是一种信息单位,在语言、观念、文化习俗的传递过程中的作用与基因在生物进化中所起作用相同,不同的是模因通过模仿进行传递,而基因通过复制进行传递。模因是复制因子,也是文化进化单位。道金斯认为,模因作为一种复制因子,必须具备遗传、变异和选择三个特征[3]42。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从模因论的视角看,就是科学文化模因在中国的文化模因环境中复制、传递,进而得以生存。科学文化伴随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生而形成,一百多年来不断在中国传承发展着,具有遗传性;科学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吸收、融合了一些中国元素,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具有变异性;科学文化作为闻所未闻的异质文化传入中国,只有不断调整,以适应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环境,才能成功复制并发展至今,因而具有适应性。在模因论的视角下,科学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经历了选择、适应和变异的动态进化历程。

二、科学文化模因在中国的接受

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其实就是科学文化模因不断地被选择、被接受的过程。比利时控制论学家弗朗西斯·海拉恩提出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要经历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四个阶段。同化指被呈现的模因引起宿主的注意、并被宿主理解和接受。记忆指模因在宿主大脑中保留一段时间,有学者称这个阶段为模因的保留性。表达指将宿主大脑中模因的记忆模式转化为能够感知并被理解的有形模式。传播指模因依靠有形载体或媒体传播出去。一个成功模因必须在这四个循环往复的阶段中保留下来才能获得复制,然后得以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道德伦理框架,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决定了中国社会对跨入国门的科学文化的取舍和接受。科学文化中的科学思想流传至今,除了具备成功模因的这些特点外,还与他自身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偏重于传输和启蒙的科学思想。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之初,涌现了一大批如赵元任、胡适、金岳霖等哲学家和思想家。其中,利用西方科学为利器,开启民智,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产生深远影响的当推严复。他首次把赫胥黎的EvolutionandEthics等科学名著译介出版。尤其是Evolution and Ethics的译介,严复采用意译形式,是在充分理解原著后,结合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实情和阅读受众,对原著进行地最大程度保持原意的改编。

严复强调赫胥黎的进化思想,加有自己的主张和按语:“进着存而传与,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弱者先绝”[4]38,使得“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名词不断见之报端,成为最活跃的字眼,在随后的十多年中,《天演论》刊行了30多种译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论的思潮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有学者认为,《天演论》早已超脱原著之外,成为严复输出自己见解和思想的作品。《天演论》作为一本西方生物学理论的译作,已不是简单的知识意义上的引进,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思想观点起到了科学启蒙的作用,在近代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之初,成为强势模因—科学思想的载体。不但如此,它还成了五四时期的科学精英和思想领袖的普遍共识。不难看出,科学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中国知识分子充当科普工作者实践科学,而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播过程。在他们的努力下,科学文化逐渐确立了它在中国社会和人民大众心中的地位。紧随五四的“科玄论战”,又使得西方科学文化通过它的思想和力量直接地对社会产生作用,科学文化模因终于谋取了独立地位,不再依附中国传统文化模因。科学文化模因在中国———一个异文化模因环境中的复制,经历了从初期为了生存需要追求多产性,到后期扎根生存强调保真度的良性发展过程,逐步达到准确复制的目标。

三、科学文化模因在中国的适应过程

在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过程中,模因的适应性也非常重要。毫不夸张地说,模因能否适应所处的环境直接决定模因能否在复制和传播过程中生存下来。那些能够保留下来的模因都是不断地适应变化的环境,并成功复制自身特征的强势模因。历史上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接触和传播,常常会引起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与此同时也为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一套约束与规范机制。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成为新生事物发展的障碍。当近代科学文化传入中国,遭遇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时,它面临的诸多困难要求自身必须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才能得以复制和传播。

晚明时期,传教士传入的西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与异质文化遭遇。接受异质文化物质层面的长处是中国社会,特别是的主动选择,从魏源到梁启超许多中国士人都在尝试把科学文化整合进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与此同时他们又要坚持原有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秩序,于是出现了“西学中源”、“中体西用”的思想。客观地说,“西学中源”或是“中体西用”,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以科普工作者身份采取的科学文化传播的适应策略。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传道士携科学首次东来中国,中国社会内部上层士人围绕对待和处理异质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表现为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积极吸纳西学;另一种态度表现为魏文魁、杨光先等人的不加分析地排斥西学。在中国整个社会文化优越性的大环境下,一些感觉到中国科学与西方科学之间差距的士人为了便于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化解这一矛盾冲突,精心设计了适应中国文化复古心理的“西学中源”说,使得科学文化模因与中国文化环境的其他模因相兼容,融入已有的模因环境中,便于人们对科学的接受。道金斯认为模因有以下三个特征:保真度,复制得越忠实,模因的保真度就越高;多产性,复制速度越快,模因传播越广;长寿性,复制模式存在的时间越长,寿命越长[1]112。科学文化模因与中国文化模因环境中的强势模因相结合,以模因复合体的形式出现更便于被中国大众所接受,达到多产性的要求;虽然,以模因复合体的形式出现无法准确复制模因而保真度较低,但是考虑到中国整个社会充斥着文化优越性以及感性民族情结的认知能力的限制,这种形式使得科学文化得以稳定存在,并长久发展。综合观之,明显具有保真度、多产性、长寿性三个特征的“西学中源”责无旁贷成为科学文化模因传播的载体。之后,洋务派借“西学中源”说,论证中国学习西方科技不违背中国传统的合理性,并把它发展成与“中体西用”相并行的两种社会思潮。如果说“西学中源”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对立,融会中西,是科学文化顺利引入中国的策略,那么,“中体西用”就是科学文化在中国稳定传播的适应调和策略。“中体西用”思想作为处理和调整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冲突的一种选择,打碎了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屏障,它的主张者迎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倾向,采取了一种调和性的策略:一方面以西方文化之长补自我文化之短;以自身文化之体,去主导西方文化之用;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文化模因因其先进性和效用性屡屡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选择,其复制的准确性、稳定性和传播速度成为科学文化模因在中国传统文化模因环境中成功传播的保障。

“中体西用”思想根植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之中,是西方科学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时的被动适应。然而,科学文化模因在中国的传播除了以文本为载体外,也可以看作以语言为载体。模因通过译者的努力解码到另一种语言载体,从而在后一种语言读者中得到传播。译者最大保真地表达作品承载的模因复合体,是模因成功传播的关键。而科学文化模因要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得到最保真的表达,就要采取一些适应性策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模因环境中。在科学文化模因适应中,一些译者的认识,理解和智慧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严复没有用异文化的概念结构直译赫胥黎的Evolution and Ethics,便是结合了当时阅读受众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社会背景,对原著进行地最大程度保持原意的改编。

四、科学文化模因在中国的变异过程

作为一种复制因子,模因的传播过程并非都是完善的。原模因在复制和传播过程中,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变异成新的模因复合体与其他模因竞争,以求得成功复制、传播。可以说,变异是模因成功复制、传播的重要保障。只有通过选择性淘汰的变异,模因才能适应陌生的模因环境。科学文化传入中国,社会思潮经历了“中体西用”、“进化论”和“阶级斗争论”,表明了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一种适应和变异,科学文化模因里那些不被接纳的部分也只有通过变异才能有效地融入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在近代中国,还有一个颇具社会历史色彩的词汇,即“格致”。“格致”的生成、演化和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和科学文化引进相结合的产物。尽管中国的“格致”与科学词义和词形并不完全对等,但是在特定时期内,“格致”担当的是科学的角色;一定意义上讲,“格致”是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的变异体。“格致”即“格物致知”,本质是科学文化模因经历了的三次变异:第一次,经徐光启之手对科学做了儒学包装的“格物穷理之学”,徐光启用中国经典语言对科学文化作了“格义”式的裁剪,找到了中西文化的衔接点,但是“格物穷理之学”相对应的并不是科学,而是与中国博物学相对等的自然哲学;第二次,1840年以后,近代西方科学大规模地传入中国,西方科学与自然哲学分离,“格致”获得了由“技”到“道”的质变,成为以物理学、自然科学等为主要内容存在的格致之学,“格致学”是科学在中国的最早的名称;第三次,承继洋务成果,在1895至1911年中国新旧文化的转折点上,严复引入《天演论》,为用“格致”解释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撰写救亡四论,指出:“西学格致,非迁涂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5]19,“格致”具有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涵义。不久,康有为就把日译汉字“科学”引入中国,从此之后,科学开始以庐山真面目劲吹中国。“格致”在不同阶段所具有不同涵义和用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科学文化的基本接纳过程,可以说这三次变异是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取得立足之地的必然经过,是科学文化模因顺应特定时代和陌生文化环境的结果,其最终结果“格致”的内涵逐渐趋于科学,“格致”日益被“科学”所取代。

模因论作为研究文化传递的一种新理论,为研究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新视角。从模因论的视角来看,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是科学文化模因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在中国文化模因环境下复制自身的实践活动,它遵循着文化进化的规律,并最终实现了自身日趋完美的传播目标。

参考文献

[1]刘静.中国传统文化模因在西方传播的适应与变异——一个模因论的视角[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2]何昕,潘利锋.传统红色文化模因在新时期的变异与顺应[J].河北学刊,2012(4).

[3]Blackmore,S.The Meme Machine[M].Oxford:OUP

[4]陈国庆,刘惠娟.严复对进化论的选择与创新[J].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篇7：借外国青年视角传播中国文化

一、跨文化传播与英译

文化的传播是文化随着人们的交际活动而进行传播、交流和互相学习的过程, 当代小说作为我国社会现状的写照, 在全球范围内流通, 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是一种发展趋势, 有助于展现中华文化的韵味, 从而使得我国文化更好的向外传播, 树立良好的民族形象。中国当代优秀小说的作者来自全国各地, 由于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 在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 当代小说的英译一方面代表我国文化与外国的文化进行碰撞交流, 一方面又减少了由于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 使得两种文化能够更加简单地进行交流、了解、学习。对于跨文化传播下的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 译者所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除了从语言学的角度去考虑、更应该从两国的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翻译。

二、汉英当代小说的特点

中西方的小说都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 配合以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常见文学体裁之一。中外小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渊源上来讲, 西方小说主要是以希腊神话和史诗为源头, 而中国是神话和历史文学为源头;从主题上来讲, 中国关注客观现实, 而西方关注自我;就创作动机来讲, 中国小说主要是表达自我情感、用于教化或者娱乐的目的进行创作, 而西方小说主要是追求自我和世界, 是由外部事物的刺激产生灵感而进行创作, 但二者都是作者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内心情感的双重作用。同时, 中西方塑造的人物形象和环境描写都存在着差异, 这些差异都给当代小说的英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另外, 语言本身的差异也是目前英译一块巨大的绊脚石。由于东西方地理环境和文化差异, 汉英两种语言存在着诸多差异。汉语作为世界上最难的语言之一, 形意结合, 是声调语言的一种, 语法表现隐含。而英语主要用于地球的另一端, 也正是因为它相对较为简单, 应用较为广泛, 是一种语调语言, 语法表现外显。这些因素极大地制约着跨文化传播交流。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中国当代小说依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 对于诗词歌赋的引用和借鉴较多, 利用华丽的词藻、优美的文采和各种手法来表达思想情感、展现意境, 追求和谐统一和相当的感染力。而英语对于事物的描述较为直接、客观, 注重简约准确。因此中国当代小说英译之时要综合考虑我国的小说的丰富的内涵和传神的特征, 又要考虑西方国家的思维习惯, 帮助受众更好的理解我国文化和其中的内涵。

三、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下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

1.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下对于部分词句的翻译

我国当代小说中所采用的人、物和事件的名字有一部分是与人、物或者事件本身以及历史文化、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中不乏一些名词包含深刻的内涵和特殊的含义, 有的名词单单是音译或者简单的进行字词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 应当尽可能的将跨文化的意识努力应用于小说的英译中, 直译和意译有机结合进行合理的翻译, 更好的传达出小说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中国当代小说结合时代背景不乏采用极富时代感的词汇, 如“人艰不拆”“洪荒之力”“主要看气质”这之类的词汇, 译者在英译时就需要在进行合理准确的翻译的同时, 充分表达出这类词汇在中文中所表达的含义而不被误解。

2.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下对于多种手法的翻译

我国当代小说对于传统文化的应用依旧十分广泛, 其中对于古代诗词歌赋的引用十分常见, 这类词句常常讲究对仗、押韵等手法。而现代文学中常用的比喻、排比、顶针等手法在当代小说中也十分常见。爱德华霍尔曾站在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将文化分为高情境文化和敌情景文华两类。中国文化含蓄, 注重意境, 采用多种手法和表达方式迂回地展开故事情节, 表达情感, 属于典型的高情境文化;而英语文化直接简洁, 属于低情景文化这, 就造成了中英文化之间显著的区别。在进行当代小说中所运用的多种手法的翻译时, 一方面要让读者能够充分的了解小说中的内涵, 又要使译文能够为他们所接受。

总的来说, 中国当代小说在全球化的今天广泛传播, 其中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因子也在进行着跨文化的传播, 展现我国社会风貌和文化内涵。当代小说的英译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方式, 需要译者充分了解两国的文化内涵和社会环境, 同时要求译者能够从语言和跨文化的角度充分进行研究, 才能将当代小说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信息准确地传达。

参考文献

[1]王琳.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文化特色词汇英译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 2013.

[2]吴莎.跨文化传播学视角下的《孙子兵法》英译研究[D].中南大学, 2012.

[3]林文艺.主流意识形态语境中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D].福建师范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