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共13篇）

篇1：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________现任我单位________职务，为________主要负责人，特此证明。附：

主要负责人：

性别：

年龄：

民族：

住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单位全称，加盖印章)____年____月____日 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性别：

，身份证号码：

系我公司（**************有限公司），担任*****，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单位全称（盖章）：

****年**月**日 地址：

邮政编码：

（注：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复印件附后）

授 权 委 托 书

**********项目部：

现委托****同志（身份证号：4*********）为我单位代理人到你单位（******项目）办理***********工程施工的一切事宜。

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一切事宜。代理期间为2015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日。

法定代表人：

（签名或盖章）

日期：

****年**月**日

代理人：

身份证件号码：

联 系 电 话：

（代理权限或代理期间发生变更的，委托单位应及时书面告知岳阳中航翡翠湾项目部）

篇2：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在我任职务，是

我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特此证明。

年月日

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住址：

电话：

注：

1、本件是具有法人资格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负责人身份的证明文书。

篇3：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一﹑我国身份证立法的权利基础

(一) 公民平等权

平等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为我国《宪法》第33条所确认, 如我国身份证法通过扩大申领身份证的主体范围体现对公民平等权的尊重。具体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取消了领证的年龄限制, 如身份证法第2条将申领居民身份证的主体由以前的年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扩大到包括未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二是该法第2条还规定了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享有申领居民身份证的权利;三是该法第9条确认了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及外国人、无国籍人等特殊群体申领居民身份证的权利和义务。

(二) 公民迁徙自由权

自由与平等都是人类的自然权利。霍布斯认为, 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平等地享有自然权即天赋自由[1]。而作为最重要的自然权, 自由迁徙权在我国身份证法第1条得到明确的体现。自由迁徙权不仅确保了内地与沿海公民之间就业的平等权, 保证了农村与城市居民小孩的受教育权, 而且也保障了归国华侨和在我国境内居住的无国籍人享有与我国公民同等的权利。

(三) 公民信息隐私权

信息隐私权常被解释为“不受侵扰的权利”, 它是指任何人对自己情报的控制权, 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获取自己情报的权利。”[2]我国身份证法第17条加强了对公民信息隐私权的保护。因为, 尽管第二代身份证中的视读和机读的信息在某种范围内属于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 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在不经信息权人的同意, 利用自己工作的便利, 私自将证件持有人的以上信息泄露或转卖仍然可能会导致信息权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潜在的侵犯。

(四) 公民救济权

我国身份证法对公民救济权的体现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公民拒绝权。我国身份证法第14条规定了公民拒绝人民警察合法查验居民身份证所应承担法律责任, 这也间接表明, 如果是违法查验, 公民有权拒绝。二是请求换证权。身份证法第11条规定了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更正, 换发新证。换言之, 居民如果发现身份证登记事项出现错误的, 同样有权请求公安机关及时更正, 并换发新证。

二、我国身份证立法中的制度缺失

(一) 身份证的权威性不显著

尽管身份证法第13条明确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 需要证明身份的, 有权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 有关单位和人员不得拒绝。”但整个法律条文中并未对身份证的效力作出任何规定, 因此, 在身份证与其他证件的证明效力上, 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的权威性并不显著。

1.身份证与户口簿。我国身份证法规定公民身份证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 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但公民身份证上的信息只能证明公民的出生地, 而无法及时反映公民变换的个人的信息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同时, 身份证法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应当填写《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 交验居民户口簿。而且与公民密切相关的就业、升学和社保、购房等方面也多需要交验或抵押户口簿,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真正证明公民身份的不是居民身份证而是居民户口簿。

2.身份证与其他身份证明证件。近年来各大城市相继推出了与身份证制度并存的“暂住证”、“居住证”制度, 这些制度作为一种政策不仅损害了身份证立法中所推行的平等权利基础, 而且使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的的权威性再次受到挑战。如广州孙正刚由于没有暂住证被收谴站打伤致死的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假设广州没有推行“暂住证”制度或者我国身份证法明确规定身份证的证明效力高于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那么这样的惨剧是可以避免的。

3.身份证与公民档案。在职工档案与身份证对真实年龄的证明效力上, 我国有关政策法规明确规定“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 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 (1) 实质上这一政策性规定再次削弱了身份证证明身份的最高权威性。

(二) 身份证的使用安全无保障

在日常交易中身份证作为身份证明的作用十分重要, 尤其是在电子商务中, 往往需要输入身份证号来确认身份。于是, 与身份证有关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概括起来, 我国身份证法在保障身份证的使用安全方面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实践中第二代身份证从技术层面上加强了防伪功能, 但因身份证上承载信息简短, 极易被仿造, 且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存取款及挂失等业务中对身份证只予以形式审查, 不负有鉴别真伪之责任。二是在立法上, 尽管我国身份证法第17、19条规定了对身份证侵权主体规定了行政、刑事责任, 但是并未规定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尽管该法第19条第5款规定了人民警察并未对其他行政主体泄露公民个人信息而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是我国其他法律中也并没有对“隐私”作出明确的界定, 也没有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条例。

(三) 身份证侵权救济不完善

1.对公民拒绝权规定只是一种义务性规范。如我国身份证法第15条规定了公民不得行使拒绝权的具体情形, 但这并非保障公民的拒绝权, 而是限制公民拒绝权。我们认为, 虽然对于公民来说, “法不禁止即可为”, 然而根据我国行政法规定, 行政行为生效后, 对有关各方主体所产生的法律约束力, 非法定主体不可随意变更和撤销[3]。可见, 行政行为一旦作出, 除特殊例外情况外, 一般都不予停止执行。因此, 义务性规范所体现的公民拒绝权不利于公民进行权利救济。

2.身份证侵权的责任制度不完善。一是责任承担主体不适格。尽管我国身份证法第19条规定了人民警察因违法行政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但并未对其所属行政主体是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然而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行政诉讼只能以行政机关为被告, 由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承担法律责任。因此, 在我国身份证法中仅将公务员作为责任的承担主体, 不仅有悖行政立法精神, 而且不利于公务人员积极行政。二是归责主观要件不明确。该法第19条规定人民警察存在法律规定的五种违法行为应当受到行政处分或刑事制裁, 其中, 该条文一到四款中明确规定人民警察泄露居民身份证信息的主观要件必须是故意, 而第5款中对于是否包括故意和过失却规定得不明确。三是归责的客观要件不明确。根据身份证法第19条规定, 责任主体应当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同时该法第11条规定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 公安机关也应当承担责任, 即及时更正, 换发新证。那么归责的客观要件是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 还是居民权益受到损害的事实, 还是两者必须兼备。四是缺乏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

3.救济制度不具体。“无救济即无权利”。尽管在受到行政权力侵犯时, 居民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但是对于公民进行救济的程序、期限等事项, 是否可以适用我国其他行政立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身份证立法并未做出规定。

三、我国身份证制度立法的完善

为实现身份证“一证走遍天下”的管理模式, 当务之急是增加身份证的技术含量。如可以借鉴香港实行的智能式身份证的成功经验, 在我国的芯片身份证中增加指纹等生物认证技术, 但更重要的是完善新身份证法和与身份证相关的制度。

(一) 完善民法典及人格权制度

由于身份权是最重要的人格权, 身份证的侵权涉及到一个人的人身规划等, 建议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增加我国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类型, 即人身计划权[4]。通过权利的确定, 从而可以弥补身份证立法的救济制度之缺失。

(二) 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建议通过司法解释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居民的身份证信息隐私权和人身计划权 (2) 纳入到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 使由于国家机关信息采集或登记错误导致居民的人生计划受到影响的公民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方式获得国家赔偿, 从而保障我国居民的合法权益, 加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自觉性。

(三) 完善我国身份证法

1.界定居民身份证的性质。建议在身份证的芯片中增加公民个人身份电子信息, 在身份证法中赋予身份证作为证明公民身份的权威性和唯一性, 户口簿单纯承担人口信息统计和社会管理职能[5]。

2.保障公民查询权和信息修改权。建议在立法中明确规定, 只有法律、法规规定, 或公民直接授权,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查验居民身份证信息, 从而防止行政机关权力的滥用。同时, 立法中公民个人有法律规定的情形也可申请提出查询或修改本人身份证信息的条款。如对由于居民的过错导致年龄登记错误, 又可能导致身份证持有人的人身计划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居民应当有权要求公安机关更正, 换发新证, 从而保障公民身份信息的正确性和及时性。

3.完善法律责任和救济制度。在身份证立法中应当增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错误登记身份证信息的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 对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承担责任的主观要件应当从故意扩大到过错责任;同时还应当增加救济制度条款或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以便居民按照法定程序及时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参考文献

[1]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美]玛格丽特·安·艾尔文.信息隐私权的法律保护[A].陈雪娇, 王继远译.梁慧星.民商法论丛.V O L·23[C].香港:金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02.

[3]方世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4]苏林, 左鹏.关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J].北京观察.2001, (3) .

篇4：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

这张“基因型身份证”与普通身份证有什么不同呢？又是如何提供独一无二身份证明的呢？

记者来到坐落于武汉市东湖之滨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在该院的基因诊断中心，见到了中心主任周新教授。经过一段不算很长时间的采访，对“基因型身份证”有了较完整的了解。

独一无二特征的基因

周新教授对记者的采访似乎早有准备，寒暄几句后，就切入正题。一堂有趣的“基因课”开始了。

周教授介绍说，人体的任何组织细胞中都有基因，“基因型身份证”就是根据各人基因的差异而制成。由于采用国际规定的18个基因位点来分型（除了同卵双生子，在100亿人口中没有两个人的这18个位点的分型结果相同），所以利用它来进行个体识别的准确率可达99.9%以上。

周教授接着说，目前全世界有60亿人，同时出生或姓名相同、长相酷似、声音相仿者都可能存在，传统的身份证在某些时候较难区分个体间的细微差异。基因又是代表个人遗传特性，具有独一无二、永不改变的特征，因此基因可以成为个人的“独一无二身份证明”。

记者的问题随之而来:这些基因一旦暴露个人存在某些健康隐私问题，比如将来会罹患某种疾病，是否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周教授笑着说，这些担心都大可不必。

原来，人类的基因包括内含子和外显子:内含子主要作为遗传标记，即证明与上一代的关系;外显子用于编码蛋白质的DNA序列，其决定人的容貌、是否会患某种疾病等。制作“基因型身份证”的18个基因位点都是内含子，这与经常提及的“人类基因工程”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只具有个体识别的功能，不能用于疾病诊断。所以，“基因型身份证”不会暴露自己的健康“隐私”。

当记者将此“基因型身份证”称作“中国第一”时，周教授马上纠正说，其实我国第一张“基因型身份证”早些时候已经在成都出现，但它只有9个位点，从理论上讲，只适用于10亿人群。而目前的“基因型身份证”的适用范围已扩大许多。

庐山真面目

关于“基因型身份证”的报道看了不少，但它的模样却始终未曾见到。此时，周教授拿出了一张“基因型身份证”，也就是鲁景轩所持有的我国第一张18个位点的“基因型身份证”。

该证正面印有鲁景轩的相片、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民族、其父母的姓名，18个位点的基因分型（包括性别基因）和血型，反面印有“基因型身份证”字样以及鉴定单位、证件发放单位的名称和印章。周教授解释说，这是婴幼儿型的“基因型身份证”，此外还有成人型。成人型与婴幼儿型的惟一区别是少了父母的姓名。

当记者问起“基因型身份证”在用途上与普通身份证的区别时，周教授如数家珍地讲了以下的作用:①用于鉴定试管婴儿是否为其父母所生;②避免新生儿在住院期间错抱，万一发生，可以此作为依据进行确认，减少不必要的纠纷;③精子库和卵子库的建立尚存不规范之处，那些依靠他人生殖细胞诞生的孩子，在长大后可能相识相恋，如果能够及时了解彼此的基因分型，可避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男女婚配，减少由此产生的疾病;④有助于离散亲人相认。比如，当被拐儿童获救后，可以通过其基因分型很快找到父母，避免因年久失散、容貌改变等原因造成的错认。

持证说明

如何才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基因型身份证”呢？

周教授介绍说，需要办理“基因型身份证”者，必须提供检材，如血液（一滴）、毛发（带毛球）、骨骼、牙齿、皮肤等，较常用的是血液。不能亲自前往提供检材者，可以在干净的纱布上留一滴血，寄往该中心。周教授特别提醒，如在纱布上留血样者，应有足够的量，有些提供者血液留得很少，大多为组织液，这样较难进行有效的检测。

记者问到“基因型身份证”的安全性问题，周教授回答道，除了用数字和字母标出的18个基因位点的分型，还通过激光技术编号写成条形码，只有研制单位才能识别，也无法破译和造假，并有存档，若有遗失，补办方便。

篇5：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身 份 证 明 书

志，性别，现任我单位职务，为我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特此证明。

（盖单位公章）

二Ｏ年月日

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情况：

住址：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注：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主要（行政）负责人为本单位的法

篇6：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性别： 年龄： 民族： 住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年

月 日

篇7：质量负责人质管经验证明(药师)

XXX，自20XX年XX月XX日至20XX年XX月XX日于我公司从事药品经营质量管理（验收、养护）工作，从事质量管理工作年限为X年X个月。

特此证明！

XXXXXXXXXXXXXXXXXX中心药房联系电话：

公司负责人：

负责人联系电话：

篇8：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零知识证明的基本思想是:证明者Peggy拥有某些知识 (如某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问题的解决方法) , 在不将该知识的内容泄露给验证者Victor的前提下, Peggy可以向Victor证明自己拥有该知识。零知识证明协议至少应该包括两方, 一方称为证明者P (Prover) , 另一方称为验证V (Verifier) 。P向V证明某个断言为真, 但又不让V知道他证明这个断言所用的关键信息。也就是说, P可使V相信某个断言为真, 但不将证明的方法告诉V (由于V缺乏一些信息而无法证明该断言) 。或者说P知道某个秘密, 但又不向V泄漏秘密内容。当然V可验证P是否真的掌握这个秘密。这样的证明被称之为零知识证明, 其证明规则就称为零知识证明协议。

这里的知识在密码学中通常指的是某种形式的密钥。零知识证明可以是交互的, 也可以是非交互的。交互式的零知识证明方式需要P和V双方共同参与证明的过程, 而非交互式的证明方式是单向的, 证明者和验证者之间不需要任何交互。也就是说, P公布一些不含有她的秘密信息, 却能让任何人相信这个秘密存在。特别是在执行大量密码协议的大型网络中, 非交互式零知识证明可以大大节省信息交互所花费的时间, 从而使得非交互式零知识证明有更广的适用范围。

2 M-H背包公钥密码体制

2.1 背包问题的一般性问题描述

设有n个物品, 其重量各不相同, 问能否将这n个物品中的若干个放入一个背包中, 使其重量等于一个给定的重量。其公式化描述如下:

背包问题 (0-1Knapsack) :给定n个正整数w1, w2, ..., wn (可以有相同的) 及一个正整数w, 是否存在一个n元0-1向量 (b1, b2, ..., bn) , 使

b1w1+b2w2+...+bnwn=w

求解背包问题的困难性可以作以下理解:已知n个整数的集合A={a1, a2, …, an}和整数s, 要找出A的一个子集, 使得该子集中元素的和等于s是困难的。背包问题又称子集和问题, 其时间复杂度为O (2n) , 是一个NPC问题, 因此可以将背包问题用于密码学中用于加密和解密消息。

2.2 M-H背包公钥密码系统

在M-H背包公钥密码系统中使用了超递增序列背包。对于超递增序列的定义是:一个正整数序列{a1, a2, ..., an}为超递增序列, 当且仅当对任意的j>1, 有。即该序列的任意一项都大于它之前的所有项之和。超递增序列背包问题可用穷搜索法在时间O (n) 内解决 (即线性时间) 。

假定在该系统中, Alice是明文的发送方, Bob是密文的接收方。则算法主要包含了以下3个步骤:

2.2.1 参数选定

(1) Alice秘密选定一个超递增序列A={a1, a2, ..., an}, 并选定整数M与W满足及gcd (W, M) =1; (2) 选择{1, 2, ..., n}上的一个置换П, 并计算bi=WaП (i) modM; (3) B= (b1, b2, ..., bn) 是Alice的公开钥, 而 (A, П, W, M) 是她的私钥。

2.2.2 加密运算

设Alice有信息明文m=m1m2...mn (m的二进制表示) 要秘密发送给Bob, Alice利用公钥B计算出密文v发送给Bob:

v=b1m1+b2m2+...+bnmn

2.2.3 脱密运算

Bob收到密文c后计算

S=vw-1modM

对超递增序列A= (a1, a2, ..., an) 及整数S利用超递增序列背包问题求解算法, 求得r1, r2, ..., rn。对i=1, 2, ..., n, 令mi=rП (i) , 则恢复出明文m=m1m2...mn

2.2.4 以下步骤证明该协议的正确性

说明脱密运算中求得的rπ (1) , rπ (2) , ..., rπ (n) , 确为m1, m2, ..., mn, 即准确地恢复出明文rπ (1) rπ (2) ...rπ (n) =m1m2...mn=m。

2.3 身份识别的过程实现

身份识别的过程主要在以上第2步加密运算中进行。假设Bob要想确认该密文确实是由Alice发出的, 就需要通过一个协议来确认Alice的身份。在该协议中, Alice通常又称之为证明者, Bob称之为验证者。

Alice与Bob之间通过如下步骤进行交互, 从而实现Bob对Alice身份的识别和认证, 参考图1。认证过程如下: (1) Alice随机选取矢量r= (r1, r2, ..., rn) , 计算x=Σbiri; (2) Alice将x作为证据 (亦称之为承诺, Commit) 发送给Bob; (3) Bob发送挑战c (Challenge) 给Alice。c的值为0或1; (4) Alice计算y=ri+cmi; (5) Alice将y作为应答 (亦称之为响应, Response) 发送给Bob; (6) Bob验证x+cv与Σbiyi是否相等。若相等, 则重复上面的步骤 (1) - (6) 若干次;若不相等, 则Bob拒绝接收Alice的身份, 协议停止执行。

其中, 验证函数v=Σbimi, bi (i=1, 2, ..., n) 为Alice与第三方之间共享的公钥, mi (i=1, 2, ..., n) 作为Alice的私钥, ri (i=1, 2, ..., n) 是Alice选取的随机数序列。这些数据引用与前面M-H加解密过程中的数据是一致的。

等式的证明过程如下:

因为x+cv=Σbiri+cΣbimi, 而Σbiyi=Σbi (ri+cmi) =Σbiri+cΣbimi, 所以x+cv=Σbiyi成立。

以上身份识别的步骤中, Alice如果猜测c=0, 那么可以将y=ri交给Bob来验证, 这是不需要知道私钥mi的;如果猜测c=1, 那么必须将y=ri+cmi交给Bob来验证, 而这是需要知道私钥mi的值的。因为c的值是随机的, 因此Alice在没有掌握私钥的情况下, 每次能够做出正确预测并通过验证的概率是1/2。

此协议重复执行t圈, 若全部通过验证, 则Alice欺骗的概率是1/2t。当t很大时, 概率近似为零。也就是说, Alice在不掌握密钥的情况下, t次都能够做出正确判断并通过验证的几率是很小的。

由此可见, 该交互式证明过程满足了以下3个方面的特征:

(1) 完备性。如果P证明S为真, 那么V拒绝接受S的概率非常小。在该身份识别的过程中, 若Alice真正掌握了密钥, 就能够对Bob发起的每一个挑战做出正确的应答, 从而让Bob相信自己确实拥有密钥。

(2) 合理性。如果P有欺骗行为, 则V接受S的概率非常小。在该身份识别中, 若Alice没有掌握密钥, 那么对于Bob发出的每次挑战只能猜测, 只要有一次没有通过验证, Bob就可以确信Alice的身份是不可靠的, 协议自动终止, 不再对Alice进行验证。

(3) 零知识性。V除了相信S外不能获得额外信息。Bob可以对Alice验证, 但在验证的过程中无法获取和Alice私钥相关的任何知识。

这些特征满足了S.Goldwasser、S.Micali及C.Rackoff于1985年提出的零知识交互式证明系统模型3要素, 因此该协议的执行过程是零知识的。在实际的M-H背包公钥密码体系中, 可以将该思想用于加解密过程中的身份认证。

3 结束语

M-H背包公钥密码系统证明了如何将NP完全问题用于公开密钥密码学,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文创造性地将M-H背包算法和零知识证明问题结合起来, 实现了在加解密过程中的身份识别和认证, 使得加密过程更加可信。算法的安全性基于背包问题 (又称子集和问题) 的难解性, 已被证明是不安全的。在实际使用时, 为节约运行时间, 可选M为素数, 置换π为单位置换, 在使用时要尽量选用很多项数的背包以增强安全性。此外, 在身份识别过程中, 为了能够充分验证证明者的身份, 协议应该重复执行很多次, 这可能会导致验证的时间过长, 效率低下。

参考文献

[1]徐茂智, 游林.信息安全与密码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2]郭宝安, 卢开澄.基于背包问题的身份认证方案[J].计算机科学, 1995 (6) .

[3]佘堃，沈仟，周明天.背包问题在硬币抛掷协议上的研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03 (4) .

[4]周先存, 侯整风.一种基于ElGamal签名和零知识证明的身份认证方案[J].微计算机信息, 2005 (5) .

[5][美]BEHROUZ A.FOROUZAN.密码学与网络安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

[6][美]BRUCE SCHNEIER.应用密码学—协议、算法与C源程序[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篇9：《身份的证明》信仰照亮的天空

这也就不难解释《身份的证明》与《集结号》一样,都具有独树一帜的人文关怀,使华谊实现了这一另类主题从电影到电视剧的全面开花。

较之以往谍战剧大多着重于抓特务的过程,本剧重点将笔墨落在抓特务的人的身上。《身份的证明》讲述地下情报人员瞿皓明,在潜伏时期不畏艰险获取了极有价值的情报,并且促成了其所在城市的和平解放。但解放后,由于惟一的上级牺牲,惟一的助手去了台湾,无人能证明他的真实身份,使得革命功臣身处尴尬境地成为“特嫌”。他用后半生的风雨历程,为自己做了身份的证明。

瞿皓明与《集结号》主人公谷子地一样 “轴”,他们都是珍视荣誉胜过生命的人:谷子地本可以不找兄弟遗骨,而作为幸存的英雄过自己的生活,但是他对兄弟们有着一份心灵的承诺,迫使他必须“自讨苦吃”,即便孤军奋战也要证明兄弟们的“烈士身份”;瞿皓明也可以不再纠结于共产党人的身份,作为投诚的国民党将官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是“身份”是他的最大骄傲,他无法容忍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的含糊与妥协。

制作上, 本剧从场景选择到道、服、化都极力吻合所处时代,是部考究的剧目,演绎方面也不愠不火,透着股素淡的人生况味,算是不走哗众取宠路线的原色电视剧。

整部剧气质如同张涵予本人自带的“旧”,不是老气横秋,而是一种岁月沉淀,表面从容、不使劲,内心却波涛暗涌。只是剧中无数次出现梦境碎片,并且没有强烈的逻辑关系渲染,加之音乐没有鲜明特色,致使剧情缺乏高潮。

故事主线倒是十分集中:在那个参军、工作、分房都以政治成分说了算的年代,一个“特嫌”压制了瞿皓明四十余年。期间儿女的参军机会一次次被卡, 自己被根正苗红的同志质疑排斥。身份的证明因此变成“侥幸”——没有那个“直接证明人”,他就永远只能是“特嫌”……47年的工作经历,比不上一个历史的证人,这是本剧带来的最大讽刺。

相较于为各类革命英雄树碑立传的常规影视作品,本剧更为浓厚的人文关怀在于,它用瞿皓明身上背负的政治偏见与向德福背负的变节包袱,真实展现了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以及酷刑与气节的不对称性。这样理念的提出需要很大勇气:一个身份“不明”但内心光明的人,与一个有着光鲜身份但内心灰暗的人,这种讽刺的身份对比对“身份的证明”从根本上进行了质疑。与此同时, 宁死不屈一向是对英雄烈士的褒扬,但无法忍受肉体的酷刑是不是就要将当事人的人格及信仰全盘否定?

篇10：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新版GSP第二十条中规定了药品经营企业质量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执业药师资格和3年以上药品经营质量管理工作经历, 在质量管理工作中具备正确判断和保障实施的能力[1]。与2000年4月30日发布的旧版GSP相比发生的变化主要在于[2]: (1) 取消了企业的规模限制, 制订了一个所有药品经营企业都应该遵守的基本要求; (2) 强调质量负责人的学历, 弱化职称、专业; (3) 增加执业药师资格; (4) 注重药品质量管理工作经验。并且根据新版GSP要求质量负责人应具有以下职能: (1) 在批发企业主要负责贯彻执行有关药品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 (2) 起草公司药品质量管理制度, 并指导、督促、检查制度的执行; (3) 负责新销售客户、首营企业和首营品种的质量审核; (4) 负责建立公司所经营药品并包含质量标准等内容的质量档案; (5) 负责药品质量的查询和药品质量事故或质量投诉的调查、处理及报告; (6) 负责药品入库检查验收的管理, 指导和监督药品保管、养护和运输中的质量工作; (7) 负责质量不合格药品的审核, 对不合格药品的处理过程实施监督; (8) 收集和分析药品质量信息, 并及时反馈和上报; (9) 协助综合办公室开展对公司职工药品质量管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 (10) 有权对进货、销售、储运过程中的药品质量在本公司内部按国家有关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要求进行裁决; (11) 负责组织进货情况质量评审。质量负责人在药品经营企业提高质量管理水平, 规范药品经营行为、保障药品质量、保障人体用药安全、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等方面都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新版GSP明确了质量负责人的权利和义务, 虽说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管理形式可能存在差异, 进而导致质量负责人的工作范围存在差异。但究其根本, 质量负责人履行的基本职责、所承担工作的性质是不变的。进一步讲, 企业规模、经营范围等即使有所不同, 对质量负责人的基本要求应该是一致的。新版GSP对此项内容的详述正是基于上述普遍规律做出科学的归纳, 以对质量负责人的性质与特征加以规范和完整。

1 资料与方法

2009年以前辽宁省采用省市联动的方式对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变更进行审批, 此前许可证的变更数据分散于全省各市局, 实际采集有较大难度。故结合GSP证书有效期, 选取2009-2014年这6年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即时办理和质量负责人变更的数据, 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其中2009-2012年及2014年的数据统计以年为单位, 而2013年数据按新版GSP执行时间的2013年6月1日, 分为1-5月和6-12月两个时间段。又由于GSP证书有效期为5年, 故2009年和2014年是GSP认证比较集中的年份。采用SPSS 13.0进行数据统计,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009~2012年药品经营许可证质量负责人变更的申请数量占总即时办理数量不超过32.0%;2013上半年质量负责人变更的申请数量占总数量的29.2%, 后半年占总数量的57.6%;2014年为61.3%。经SPSS13.0软件统计分析, 2013下半年及2014年即时办理事项数量均显著高于前几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见表1。

(n)

注:A:药品经营许可证即时办理项目变更;B:药品经营许可证质量负责人变更;C:C=B/A×100%, 即B项在A项中的百分比;药品经营许可证即时办理事项 (即A项) 包括: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 (即B项) 的变更。

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 虽然2009年也是认证较为集中的一年, 但是与新版GSP实施前几年相比, 即时办理项目并没有明显差异。经统计分析发现, 2009、2010、2011、2012年质量负责人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虽然2009年是继2004年之后的第二个集中认证时期, 而这两年所执行的是同一版的GSP, 对质量负责人的要求是一致的, 因此2009年质量负责人变更并没有明显变化。

新版GSP执行后, 即2013年6月1日起, 同年6-12月份以及2014年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即时办理事项与前几个时间段相比有显著增加, 质量负责人变更所占的比例也大幅增加。经统计分析发现, 仅2013上半年与下半年相比较也有统计学差异 (P<0.01) , 而2014年与2013年之前几年比较亦有统计学差异 (P<0.01) 。

3 讨论

实施GSP认证的意义在于提高药品经营企业的人员素质和经营条件, 严格企业管理制度和行为规范, 控制可能影响药品质量的各种因素, 消除发生质量问题的隐患, 保证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稳定性。而新版GSP的实行将进一步推动药品经营企业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 最终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在对质量负责人在药品经营企业的职责分析中也不难看出, 对于药品经营企业, 任命符合要求的质量负责人是保证职责的完成, 实现企业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自我约束的保证。新版GSP的实施也正是为适应医药行业发展, 与时俱进地做出适当调整, 最终实现药品经营企业全部经营过程的质量可控。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经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S].卫生部令第90号, 2013.

篇11：顺发，给猪安上身份证明

一块普通的猪肉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食品追溯系统可以轻松展现这个过程，给客户一个安心的理由。

在顺发的屠宰车间，每一头猪都配有一张卡片。这其实是RFID技术的应用，每头猪是哪个客户交过来的，什么时间进场、上线、下线、入库到销售出库，发给哪个市场，哪个客户购买等各个环节，都可以被完整地记录下来，而这都是追溯系统的一部分。

临沂顺发食品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在北京、河北、山东三地的工业项目年屠宰生猪1000万头。这3家分公司都是当地规模大、标准高、设备和工艺流程一流的现代化大型肉食品加工基地。

按照米、面、油、肉、奶等重点食品加贴电子标签，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追溯链条和食品安全数据库的要求，顺发食品有限公司建立了全国首个猪肉追溯体系。

按照食品安全可追溯的要求，开展产品可追溯性管理。该系统从生猪的育种、养殖、运输、分割、肉制品加工、仓储配送等方面实现全流程跟踪。一旦发现问题猪肉，立即可以通过贴在每块猪肉上的条形码查明原因。

举个例子来说，消费者在超市购买顺发的猪肉，经过查询就可以追溯到生产厂家，再通过生产厂家的生产记录和检验报告，可以掌握猪肉生产过程中的信息，再通过生猪来源查询系统，可以追溯到生猪的来源，在养殖场可以通过猪的耳缺号，了解生猪在饲养过程中的信息。

篇12：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土十条”部署的相关措施能否改善总体状况堪忧的土壤环境?能否遏止损害群众健康的土壤污染问题?能否守住影响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的土壤环境质量底线?环保部有关负责人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

我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

问:我国土壤环境的总体状况如何?

答: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总体粗放,产业结构和布局仍不尽合理,污染物排放总量较高,环境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当前,土壤环境总体状况堪忧。我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污染类型以无机污染为主,有机污染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土壤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9.4%、10.0%、10.4%、11.4%。

我国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较重。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工矿企业及其周边土壤环境问题突出,抽样调查显示,污染企业及其周边点位超标率为36.3%、工业废弃地为34.9%、工业园区为29.4%。

土壤污染防治起步较晚、基础薄弱

问: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较晚,目前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尚未形成。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科学家开始关注矿区土壤、污灌区土壤和六六六、滴滴涕农药大量使用造成的耕地污染等问题。

“六五”和“七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支持开展农业土壤背景值、全国土壤环境背景值和土壤环境容量等研究,积累了我国土壤环境背景的宝贵数据,在此基础上制订并于1995年发布了我国第一个《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近年来,我国土壤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关部门和地方积极探索,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一是组织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掌握了我国土壤污染特征和总体情况;二是出台一系列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文件,建立健全土壤环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三是开展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修订工作,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四是制定实施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启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项目;五是编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推动土壤污染防治工作。

全面提升土壤污染防治能力

问:“土十条”实施将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土十条”的出台实施将夯实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基础,全面提升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能力。

一是通过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的污染地块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摸清土壤污染家底。

二是通过制修订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标准体系等,使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基本建立健全。

三是通过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在土壤污染源头预防、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探索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模式,逐步建立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体系。

四是通过规范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从业单位和人员管理,明确治理与修复责任主体,实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终身责任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等措施,推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产业发展。

五是通过明确各方责任,加强信息公开,宣传教育等措施,形成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

分步骤摸清土壤污染家底

问:摸清土壤“污染家底”是开展治理第一步,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将如何开展?

答:“土十条”提出农用地详查2018年完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详查2020年完成,根据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量进行测算,计划用两年左右时间完成农用地详查,用四年左右时间完成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详查。

篇13：质量负责人的身份证明

关键词：虚假的身份证明；信用卡诈骗；恶意透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项条文规定"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在司法实践中，该项条文的"虚假的身份证明"究竟该如何理解，主要包括哪些内容，争议性较大。"虚假的身份证明"究竟是仅指"身份造假"，还是囊括能导致成功骗领信用卡的所有的虚假信息或者某些虚假信息呢？这关系到行为人使用不同的虚假信息骗领信用卡的，是需要从信用卡诈骗的角度来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呢，还是不需要从信用卡诈骗的角度来认定为一般违法行为或者是其它情况，比如无罪或者是附条件构成其它犯罪等等。因此，确定"虚假的身份证明"的内涵对于司法实践意见重大。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意思可以表述为"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后又加以使用"，即"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前提是"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因此，法律术语"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中的"虚假的身份证明"与法律术语"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中的"虚假的身份证明"指向对象其实是同一的。依照《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二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使用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等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应当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该解释属于列举性的解释，从内容上看，比较侧重于虚假的居民身份证、军官证等狭义范畴的身份证明，不包括行为人虚假的所在单位证明、收入证明等资信证明和虚假的担保，即该解释规定的内容对于"虚假的身份证明"采用了狭义解释。它明确了犯罪嫌疑人如果实施了"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而"虚假的身份证明"满足这种狭义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就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这是毋庸置疑的。

司法实践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在于：从《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二条规定表明的意图看，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等狭义身份证明，而提供虚假的所在单位证明、收入证明或担保证明，骗领了信用卡并使用的，显然不能认为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第（一）项规定，那么对于这种行为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从法学理论角度上看，对于使用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等狭义范畴的身份证明，又提供虚假的所在单位证明、收入证明或担保证明，骗领了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一般有三种比较有争议性的看法：第一种观点是这种行为应认定为诈骗行为；第二种观点是这种行为应直接认定为无罪；第三种观点是这种行为应认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

对于第一种观点，我们认为不符合刑法的适用原则。信用卡诈骗罪的法条与规定普通诈骗罪的法条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信用卡诈骗罪之所以独立于普通诈骗罪之外，一是因为信用卡诈骗罪不仅侵害了财产权，更重要的是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市场经济秩序；二是该罪的手段、对象等与普通诈骗罪相比具有特殊性。当行为人提供虚假的所在单位证明、收入证明或担保证明欺骗银行，使银行误以为其具有办理信用卡的资格，银行基于错误认识为其办理了信用卡且授予其透支权限，行为人使用信用卡进行透支，会使银行可能遭受财产损失，这种行为以骗领信用卡并进行使用作为行为手段，以银行的资金作为行为对象，其行为手段、行为对象等，与普通诈骗罪相比明显具有特殊性，客观上确实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市场经济秩序，行为人的上述行为完全符合信用卡诈骗的构成要件，故不宜认定为构成诈骗罪。

对于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也不符合刑法的适用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有人认为，像这种从广义上理解的"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的"行为应属于该规定中"另有规定的"的内容。虽然上述行为属于刑法另有规定的行为，但显然又不符合另有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故只能认定为无罪。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所谓"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应是指当行为完全符合本法另有的特别规定的，应先适用特别规定处理，而当行为并不符合另有的特别规定的，则仍应适用普通规定。因此，依照该规定推定上述行为无罪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对于第三种观点，我们认为相对合理。"恶意透支"型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明确要求行为人必须具有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行为。依照第三种观点，行为人以真实的身份证，提供虚假资信证明骗领了信用卡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透支数万元后逃匿，如果满足"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的条件，则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如果行为人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在3个月内归还了透支欠款，行为人的行为就不应认定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而应认定为无罪。也许有人认为，上述行为人骗领了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事实上已经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并造成了银行损失，就应该定罪。笔者以为，上述行为人骗领了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管理秩序，但未必就会给银行造成损失；相反，对于在两次催收后能归还透支款的，银行往往不但能收回其规定的利息，而且可以加收可观的滞纳金，实际上银行还成了真正的受益者。

同时，笔者以为对于上述第三种观点，《妨害信用卡管理解释》第二条对"虚假的身份证明"内涵的狭义解释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该规定表明行为人在申领信用卡时不用自己真实姓名、地址等证明材料时，就可以证明其申领信用卡时即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同时使银行财产处于无法监管的境地，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市场经济秩序，理应认定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犯罪。如果行为人用真实的姓名、住址等资料申领信用卡的，可以证实其申领时并未有意避开银行的监管，可以不认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行为人在申领时提供虚假的收入证明、担保证明等还款能力证明材料，并不能证明其无序消费或者无力还款而导致银行损失，最多只是影响银行在认定贷款数额方面发生误判。何况实践中，银行方并未对行为人在申领时提供虚假的工资等还款能力的证明材料进行实质审查，甚至有时银行方为了快速增进信用卡业务，办理人员还有意帮助行为人伪造相关资料、内容，导致滥发信用卡。因此，司法后果也不宜全由行为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