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调查总结报告

乡村教育调查总结报告（精选6篇）

篇1：乡村教育调查总结报告

乡村教育现状及总结分析

调查小组组成：

组长：夏荣

组员：谭旭

王志标

孙帅

邹文

调查题目：农村教育现状及分析

调查目的：了解现状农村教育的基本情况

调查地点：武汉、襄阳、崇阳、恩施

调查对象：该地区在校学生，老师及其家长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采访，实地考察等

通过一个多月的团队努力我们搜集了不少的信息，现归纳整理分析主要是如下几个问题，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为乡村的发展尽一份力。

我们穿越四个地区进行调查，有经济高速发展的武汉，有经济条件一般的襄阳、崇阳，更有经济较为落后的恩施山区。为的就是将多地的乡村学校进行对比，找出我国乡村教育真正存在的问题。

心理情感方面：“留守儿童”比例大，课余时间无父母照看，教师当爹又当妈。

这是一群值得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他们缺少父母的关心，父母的辅导，父母的教育，没有人能够了解当他们看到别人扑向自己的爸

爸妈妈的怀抱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或许，他们也在幻想着突然之间自己的爸爸妈妈就从某个角落，跳了出来给自己一个惊喜吧。90年代中后期，大批的农民为了生计，不得已远走他乡，把孩子交给年迈的父母，这些跟随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孩子被称作“留守儿童”。农村教育的对象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在我们的调查中，80%的学校反应留守儿童现象严重。面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教师有着无以言状的苦楚。在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孩子的爷爷奶奶的教育观点和方法与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本质的冲突，爷爷奶奶对孩子更多的是溺爱，疼爱孙子的作法大家都很能够认同，而且年迈的爷爷奶奶的思想和教育方法都是比较落后的，有时候甚至不能认同年轻支教老师的做法，这让一群年轻的老师较为老火。留守孩子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性格孤僻、偏执，难以沟通。目前，留守儿童现象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应该引起广泛的关注。

师资方面：师资力量弱，工作量大，教师分身乏术。

他们是我们社会发展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正处于并将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时期，这段时期内我国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导致山区学校任然存在，就必不可少的需要这样一群乡村教师，他们扎根在山区，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乡村的孩子们，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难道就没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吗？他们有，只不过他们为了这群孩子们，他们可以放下。

调查中，很多的学校领导表示，学校的师资力量少，这一环节直接影响到教师的工作量。在我们的问答调查中，一周有25节以上的课的老师占90%，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80%以上的老师一般上的是2门到3门课，有18%的老师还在上复式班。有的乡村学校，甚至整个学校都只有一名老师，他们教孩子门所有的功课，这样的并不是很专业的教育方法，效果可想而知。担任班主任的老师，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有更多的班务工作需要处理。上课前得写教案，上完课后得批改作业、研究学生、家访。繁重的工作不仅体现在上课时间上，教师繁重的教学任务还包括对学生的管理。复杂的学生问题，让许多教师心理劳累是不言而喻的。沉重的心理负担在教师全天候的工作之外无形中延续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超负荷的工作量，让老师们实在无法成熟，很多老师都出现了向城市发展的想法，只不过他们为了这里的孩子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才坚持在这篇乡村热土。但是真正能够解决这种现象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缩小城乡的教育差距。教育设施方面：黑墙壁加教鞭是大部分山区小学的全部家当。

目前的农村学校，教学软件上的资源相对是平稳的。然而，在硬件设施上，农村学校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几乎所有学校都没有多媒体设备，有的学校最多只有几台录音机，音乐课上没有钢琴、风琴„„教师上音乐课就用嗓子干吼，体育课没有孩子玩的东西，上体育课就是学生自由活动的时候，有的地方学校操场破乱不堪，设施老化严重。而且，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大多数科目没有专门的老师，就是由班主任代上。硬件设施投入不足是目前农村教育一个最普遍的现状。这里的孩子同样渴望有一个标准舒适的篮球场，一张能够满足自己的乒乓球桌。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他们并不敢想跟城市的孩子一样好。

乡村教师工资福利方面：大贡献，小回报，对乡村教师的思想要求过高。

据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统计，待遇上觉得可以的只占15%，70%的老师认为基本没福利待遇，15%的老师觉得根本没有；在我的走访中，90%的老师说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福利问题。调查了解，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农村教师，每个月的工资不到700元，有的教师说，00年出来参加工作的时候，工资一个月只有300多元，教了十几年的书，现在一个月的工资也不到800元。大部份的农村教师都是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上有老人要供，下有孩子要养，还有人际交往等等，一个月的工资在当月中就花光了。有的教师说：“我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工资养不活家人，而人家出去打工的，一个月几千块，家里已经盖起了大楼，我们这都是为了什么？”我们知道答案，但是我们没有回答，他们是为了这里的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为了不让那一双双求知的双眼里露出滚烫的泪水。在调查中90%的老师认为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作为农村教师，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超负荷工作量也许他们都可以忍受，待遇上的问题或许才是急需解决的。

教育的主体是学生，学生个体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老师的工作,现在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和留守儿童，隔代教育的现象让我们的老师不知道如何去把握宽和严的尺度标准。现在的孩子，叛逆心越来越重了，动不动就闹小脾气，而孩子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又溺爱有加，这让老师们也是伤透了脑筋。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长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孩子的一

生,很多的家长根本不会管什么素质教育,只要孩子成绩好，其他的全都不重要，很多家长只看重考试的成绩，丝毫不在乎其他方面的发展。素质教育这么多年,从某种角度上讲,老师是无从下手的，这与素质教育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总的来讲，我们国家农村教育现状仍不容乐观，虽然这几年国家对教育非常重视，义务教育免费上学，但在学校的硬件与软件设施上还不能给予孩子良好的教育，大多数学校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教育模式仍需革新，而且大多数农村家的孩子上大学仍给家庭带来严重的经济压力，每年仍有不少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我们希望我们的这篇乡村教育调查报告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关心一下乡村教育，让乡村的孩子能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真切体会到党和国家的关怀。拉近乡村和城市的距离，实现全国一家亲。我相信在国家和社会的不断努力下，乡村教育问题会很快得到解决。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帮助乡村的孩子们，一定不能让一滴因辍学而产生的泪水从那双可爱的充满求知欲望的大眼睛里流出来。让他们能够逐渐了拥有自己的篮球，乒乓球，和其他运动设施。让大山里的孩子能插上翅膀，越过祖国山水，走向世界各地，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贡献最大的力量。

篇2：乡村教育调查总结报告

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 “人人有学上”到现今学杂费的全免除“人人上好学”，伴随着这个漫长过程的是中国乡村教育不可忽视的现实：

学校越来越“小”，学生越来越少，老师越来越“老”;城市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竞争越来越激烈，城市学校“大班额”比比皆是。

这一系列问题，是在当前城乡二元化结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教育改革引发的一种必然的普遍的阵痛与无奈，值得关注和思考。

带着这一课题，今年6月中旬至8月底，本报两名记者走访了我省陕北、关中、陕南的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与基层教育职能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教育研究者等多个层面的近百人，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访和调查。

这里为读者呈现的相关调查报告和个案解剖报道中反映出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多年来城乡义务教育天平的失衡。

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11月7日表示，要科学确定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规模、层次和速度，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激励机制，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这也许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是全社会的期待。

空壳学校的典型性“样本” 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县城的教学质量好，家住红旗小学隔壁的白永霞将儿子转到了县城上学

今年秋季开学，位于黄土高原上的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红旗小学只剩下了4个学生。

和很多西部县城的乡村小学一样，下二十里铺乡的书所乡村小学也不得不面对“生源荒”的残酷现实。

当生源一点一点衰减的时候，经受考问的不只是学生，还有家长对学校逐渐丧失的信心以及乡村老师们对未来或多或少的迷茫。

撤校是迟早的事，红旗小学的老师几乎都这么认为。

这所距离榆林市清涧县城约15公里的山村小学正在走向空壳。尽管学校曾有高峰期400多名学生的辉煌历史，如今也不得不“忍受”6个老师10个学生的凄凉。落寞的学校空荡荡的教室

6月8日，星期一。记者一大早就从县城出发，本想从升国旗开始，拥有对这所学校最完整的印象。

红旗小学坐落在八斗岔村村口水泥路边的高坡上：一排八九孔窑洞正对着校门，门框窗棂清一色地刷成了浅蓝色;窗户上没有镶玻璃，而是用白纸糊着;久经风吹，有的白纸已七零八落，有的干脆已被撕掉。

可惜，还是“错过”了升旗时间。上午7时许，学校已经开始上课。后来，记者才得知：学校的作息时间和城里不同，孩子们每天7时到校，半小时早读，接下来上两节课，9时放学回家吃早饭;中午12时到校，3时半放学。

一间窑洞里传来了讲课的声音。教室门开着，一个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男老师站在讲台上，正用特有的陕北普通话向孩子们讲授着“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紧贴着讲台的一角，放着两排两张课桌，坐着3个学生。这个至少容纳40个学生的教室里空荡荡的。

男老师叫白随宝，今年56岁，是数学老师。5年前，他从沟口的梨家湾小学调到这里，就开始面对学生流失的残酷现实。5年间，学校的人数从起初的七八十个，减少到了如今的10个。眼看着一间间教室空了出来，白随宝的心也变得空荡荡的。

三年级教室里，3张课桌正对讲台中央竖着摆放着。11岁的任旭和比他小一岁的赵小宝在教室里坐着，有些不安。

这个班的3个学生那天少了一个。没来的学生叫贺贤，是数学老师刘祝兰的儿子。老师和她的儿子竟然都没来，任旭分析：“估计赶事儿去了。”“赶事儿”是当地人对参加红白喜丧事的称呼。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任旭较为安静，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而赵小宝时不时走出教室看看，再转回来。

上午就这样过去。6个老师只来了1个，8个学生中的5个就像没了领头羊的小羊羔。初次到访，这个学校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落寞。再后来，记者听说了一个更受打击的事情：上午并没有升旗。

学生没了学校秩序也没了

学生人数的锐减，打乱了这所学校本应有的秩序。就连上下课打铃这样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一个14岁的小男孩身上。

男孩叫贺露，是五年级的学生。因为年龄最大，他成了这里的“孩子王”。

其实，贺露应该读六年级。去年秋季开学时，本应和他一起升到六年级的五六个同学都没来报名，只剩下了贺露一个。六年级这个班最终没有开起来，贺露只好回到五年级“重读”。对此，白随宝解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成绩太差”。

篇3：乡村教育调查总结报告

本次共抽样调查了1 5个县 (市、区) , 其中实地调查了成都市的都江堰市、双流县、青白江区;绵阳市三台县、宜宾市屏山县、雅安市汉源县、凉山州冕宁县、阿坝州理县等8个县 (市、区) 。书面调查了成都市金堂县、资阳市雁江区、广元市苍溪县、达州市宣汉县、大竹县、绵阳江油市、巴中市通江县等7个县 (市、区) 。15个县 (市、区) 共有行政村5474个, 乡村医生9442人, 服务总人口1181.46万。实地调查采取召开座谈会, 听取每个县 (市、区) 卫生局、人社局、财政局等领导、3个乡镇卫生院院长和3个卫生室的乡村医生代表介绍情况及交流互动, 实地查访2至3个卫生室;书面调查采取收集调查表及其分析材料。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乡村医生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

一、调查结果

(一) 现状分析

1. 基本情况

(1) 乡村医生年龄、性别构成:本次调查村医总数9442人, 其中男性7880人, 占83.8%;女性1562人, 占16.2%;男、女之比为5.04:1.0。年龄在29岁以下的298人, 占3.12%;30岁—49岁的5058人, 占53.57%;50岁—59岁的1770人, 占18.75%;60岁—69岁的1918人, 占20.36%;70岁以上398人, 占4.2%。表明我省村医以30岁至60岁年龄段为主体, 29岁及以下年龄为少量 (详见附表1) 。

(2) 乡村医生学历构成:9 4 4 2名村医中, 大学本科10人, 占0.1%;大学专科521人, 占5.52%;中专5261人, 占55.72%;高 (初) 中3650人, 占38.66%。表明我省村医学历主要是以中专、高 (初) 中生为主体 (详见附表2) 。

(3) 乡村医生执业资格:9442名村医中, 执业医师497人, 占5.26%;执业助理医师1041人, 占11.03%;乡村医生7511人, 占79.55%;无资格 (联络员) 393人, 占4.16%。表明我省村医执业资格仍以乡村医生为主。少数具有执业医师资格 (详见附表3) 。

(4) 乡村医生从医类别:9442名村医中属中医+防保、公卫的2155人, 占22.82%;西医+防保、公卫的2342人, 占24.8%;中西医结合+防保、公卫的4945人, 占52.38%。表明我省村医是以中西医结合+防保、公卫为主 (详见附表4) 。

(5) 乡村医生参加养老保障:9442名村医中, 参加职工养老保障的468人, 占4.96%;参加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障的15人, 占0.16%;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障的690人, 占7.31%;参加新农保的4801人, 占50.84%;参加商业养老保险的45人, 占0.48%;未参加养老保障的3423人, 占36.25%。表明我省村医入保多样性, 但仍以新农保为主 (详见附表5) 。

2. 主要成效

近年来, 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1]31号) 等文件,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得到了加强。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工作。首先是省政府办公厅制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川办发[2011]47号) 等文件。其次, 各市 (州) 、县 (市、区) 出台了相应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文件。第三是省卫生厅加强了对文件贯彻落实的指导和督查, 使有关乡村医生的政策等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乡村一体化管理稳步推进。各县 (市、区) 按照省卫生厅的安排, 在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础上, 同步推进了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雅安市宝兴县出台了留人政策, 实行乡招村用, 将乡镇卫生院的编制划出20%, 用于乡村一体化人员招聘, 招聘人员享有卫生事业人员等同待遇, 夯实了村级卫生服务网底。

——乡村医生服务能力有所增强。依据国家相关政策, 省卫生厅狠抓村医培训项目的落实, 各地分期分批举办了村医培训班, 村医的技术水平得到一定的提升。

——绩效考核调动了村医的工作积极性。各县 (市、区) 健全了对村医的绩效考核办法, 加强了指导和监督, 严格考核, 确保本村应承担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落实。

——村医的生存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各级财政对村医的补助政策力度加大。以每村1名村医服务1000人口计算, 年收入可达3.2万元, 双流县每年还从村级公共服务费中列支2.0万元向卫生站购买公共卫生服务, 使该县每个村站的补助达到5.2万元。

目前, 村医队伍精神状态较好, 工作热情较高, 对职业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增强, 基本担当起了应承担的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服务工作任务, 深受广大农民欢迎。

(二) 主要问题

1. 身份问题。

乡村医生法定身份与从事的职业身份不相符。乡村医生现在的法定身份是农民, 而干的是农村卫生服务工作, 这种尴尬的身份, 致使乡村医生不同程度地缺乏对农村卫生事业的职业认同感与归属感, 干到头来, 还没有名份。实际上乡村医生与农民有着职业本质的不同, 他们期盼成为乡镇卫生院的在编医生 (详见上表) 。

由于身份问题导致村医一些切身利益无法保障。

一是乡村医生考取的执业医师的价值与乡镇卫生院医生考取的职业医师的价值不等同。国家现行的执业资格考试, 无论是三甲医院的医生还是乡村医生都是全国统一考试、一样的执业资格准入条件;临床诊病的规范也是一样。但在收取一般诊疗费时, 乡镇卫生院执业 (助理) 医师的收费标准每人次一疗程是10元, 而考上执业 (助理) 医师的乡村医生收费标准是5元 (农民自费的0.5元根本收不到, 实际是4.5元) 。同样多的付出, 收费就减少50%, 村医们感到不合理。

二是实际隶属关系与法律隶属关系分离。村医工作在基层, 乡卫生院、村民委员会都会安排工作, 下达任务。按理说, 乡村医生与乡卫生院或村民委员会建立了事实上的隶属关系, 但是实际上乡村医生与乡卫生院或村民委员会任何一家独立法人单位都不存在法定的劳动合同关系, 既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 也不受《养老保险法》的保护。但凡涉及村医待遇、养老、医疗纠纷赔偿等问题谁都不管, 这时村医既无爹、又无妈, 成了孤儿, 收入靠国家有所补助, 赔偿只有靠个人承担。

三是村医养老问题迟迟未能落实。国发[1981]24号文件明确指出:“凡是考核合格, 相当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 发给乡村医生证书, 原则上享受当地民办教师待遇”。可是民办教师的待遇问题在上世纪末就采取“民转公”的方式, 于“九五”期间由国家安排专项指标解决了。国办发[2011]31号文件又提出;“极积解决乡村医生的养老问题”。国办发[2012]14号文件再次提出:“合理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3个国家级文件都有对村医养老问题的表述, 但30多年来却未得到很好的落实。座谈会上, 县卫生局的领导说村医养老保险应该解决;县人社部门的领导说村医是编外人员, 没有实施细则, 无法操作;县级财政部门的领导说县里是吃饭财政, 哪有钱来解决村医的养老问题。各有各的理由, 以对策应付政策, 以致顶层设计的政策到了县里成了一纸空文。

2. 村医队伍服务能力有待加强。

专业素质决定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决定服务效果。调查所见, 乡村医生存在“两多两少”现象, 即乡村医生无医学专业学历的多, 占38.66%, 医学类大专毕业的少, 占5.62% (《2001—2010年全国乡村医生教育规划》要求到2005年底10%的乡村医生接受专科以上高等医学教育, 其余的具有中专学历或水平) ;具有乡村医生证书的多, 占79.55%, 执业 (助理) 医师资格的少, 占16.29%。从工作能力看, 相当一部分村医的知识结构和实际操作能力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国家医改下达的工作任务和农民医疗保健的需求。基层反映:下沉的40%公共卫生任务大多数村医只能完成20%至25%, 只有少数村医能完成40%, 国家给村医配的电脑不会操作或无网络资源及维护费用。其原因, 现在的许多乡村医生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小学或初中毕业生, 经过短期培训当上了“赤脚医生”, 基础理论差;对于年龄较大的乡村医生来说, 知识老化, 学习力下降, 虽然进行了多次培训, 但收效甚微;其次, 部分村医年事已高, 力不从心;绝大多数乡村均未联网, 无法使用网络。

3. 乡村医生收入水平低。

近年来, 尽管国家加大了对村医的补助力度, 但调查发现, 各县 (市、区) 无论是口头汇报, 还是书面材料都反映乡村医生收入水平低。现在乡村医生的年收入到底是多少?调研了解到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按政策规定的计算, 以每村1名村医服务1000人口为基数计算, 基药补助中央财政3000元, 省级财政4500元, 县级财政2500元;公共卫生补助费12000元 (30元/人/年*40%*1000人) 一般诊疗费5000元;中药销售提成5000元, 共计3.2万元。二是按村医实际拿到手的补助计算。调查发现村医年平均收入分好、中、差三种情况。好的, 3万至4万元, 占15%左右;差的, 收入0.6万至0.8万占30%;中等水平收入0.8万元至1.2万元占55%。说明乡村医生政策性收入与实际收入还有较大差距。江油市大堰乡南河村卫生室村医曹永科说, 他们村有2名村医, 2013年5月拿到手的钱不到700元, 多的时候也不过1000元左右, 这就是他们的基本收入。

偏远贫困山区及民族地区的村医收入更低。中等水平年收入在4800元左右, 他们工作最艰辛, 山高寨远, 人口稀少, 交通不便, 气候恶劣。村医报酬少, 只能讲贡献。凉山州冕宁县有5个乡不通电, 3个乡不通公路。汉源县顺河彝族乡卫生院邱院长介绍, 该乡有80多个村至今不通电话。

政策算得高, 村医得到少, 其原因:一是各村人口基数不等。最小的村只有130多人, 最大的村有3000多人, 相差23倍。外出打工多, 留守人口少, 村医公共服务对象减少。而政策规定公卫经费第一次补助县财政是按服务人口人均30元计算到乡镇, 第二次补助给乡村医生是总额的40%计算 (即12元) , 且按工作量和工作质量补助。经过乡镇卫生院考核 (必然导致乡村两级利益冲突) , 一般村医只能得到50分至70多分, 也就是说, 公卫应补12元, 村医只能得到6元至7.5元左右, 只有少数村医考核能得80分至90多分, 拿到近40%的补助 (每个服务人口11元左右) , 还有一部分村医只完成公卫服务联络工作的拿得更少。二是基药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现在基药配送的情况是公布的品种多, 真正买得到的只有100多种。都江堰市中兴镇董院长介绍, 由于缺药镇上药店增加了5家。据都江堰市卫生局统计, 村卫生站基药平均品规66个, 平均品种67个, 连常用的麦迪霉素、安茶碱、甘草片、创可贴都没有;加之处方限额, 一个病人3天的药不得超过15元。要全额得到基药的补助, 每月至少要卖5500元的药品 (按销售额的15%补助) , 而实际情况是村医每月只能卖1000元至2000元的药, 基药补助大打折扣。三是一般诊疗费补助。由于村医技术水平低、病人逆流;加上限额, 乡卫生院报销高, 村医报销比例低;一般诊疗费收入很少。成都青白江区、理县、冕宁县等许多地方以网络不通或无接口为由, 就没有一般诊疗费补助。四是县财政是捆绑预算, 基药补助费2500元到不了位。五是有的村有几名村医, 按人头分配, 收入就更少了。六是房租、水电等支出, 这里扣一点, 那里支一点, 等拿到手上的就所剩无几了。

4. 队伍呈现老龄化趋势。

调查显示, 15个县 (市、区) 9442名乡村医生中, 年龄最小的30岁, 年龄最大的73岁。60岁以上2316人, 占24.56%;50岁以上的4086人, 占43.31%;没有形成年龄梯队, 出现青黄不接, 后继乏人局面。绵阳市卫生局2013年作的一个调查显示, 该市村医平均年龄56岁。宣汉县1501名村医中, 年龄在60岁以上398人, 占26.52%。都江堰市五里村67岁的村医李学明说:“我19岁当村医, 现在找不到接班人, 几十年的经验没法传承, 我十分焦虑”。

据基层反映, 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村医只有准入规定而没有退出制度。据成都崇州市村医会员反映, 该市元通镇景江村的乡村医生王明学, 今年63岁, 该“退休”了, 但却退不下来, 他说, 虽然我戴着一顶“村医”的帽子, 但一直都是农民身份, 农民有退休一说吗?王明学的说法代表了老村医们的心声。二是养老保障没解决, 有后顾之忧。调查表明36.25%的村医未参加任何养老保障, 虽有50.84%的村医参加了新农保, 但保障水平低, 与他们的付出不相适应。实际上退出村卫生室就意味着丢掉饭碗。继续干着, 一方面每月多少都有点补助, 另一方面期盼国家出台政策解决养老问题。三台县新生中心卫生院院长唐晓辉说:该乡平桥村村医何泉方, 今年73岁还在岗, 耳听不到, 眼看不清, 工作考核只有打点感情分, 给些补助, 否则停岗怎么办。

(三) 负面影响

1. 老年村医度日艰辛。

村医年青时, 收入微薄, 没有积蓄养老, 老来时, 社会养老保障缺乏, 致使一部分年过60岁的村医不愿也不敢下岗, 因为一下岗就面临衣食无着的生存危机。阿坝州理县甘堡村村医杨树先哽咽道:“我18岁就干起了村医, 干了整整45年, 就想老来政府给点稀饭钱, 可现在没有哇, 63岁还得继续干, 不然就没法生存。沈厅长来看了我3次, 我都没说, 今天见了你们农卫协的同志, 我实在忍不住了”。

2. 村医队伍断层流失。

村医收入水平低和老无所养带来3种后果, 一是队伍断层。调查显示, 29岁以下村医只占3.12%, 年龄结构呈倒三角形。二是村医流失, 有室无人。调查统计, 无村医的空白村共608个, 占11.1%。一部分村医考上执业 (助理) 医师招聘到乡镇卫生院或应聘到民营医疗机构, 一部份村医弃医打工或经商, 一部分村医以农村为主, 以医为辅, 汉源县持有乡村医生证书的129人, 现在从事村医工作的只有52人, 减少了59.6%。三台县抓住灾后重建的机会, 共建好标准化村卫生室925个, 而现在卫生室有村医的只有684个, 还有241个村卫生室没有村医, 村医空白村占26.05%。一位村医说, 他女儿1993年卫校毕业, 女承父业, 成了村里一名乡村医生, 1998年正式取得村医资格, 但几年之后她就放弃了, 原因是养老无保障, 辛苦与报酬不成比例, 于是去做了药品销售人员;三是村医工作无吸引力。大专以上的医学毕业生许多去民营医疗机构应聘, 甚至去洗脚房都不愿当乡村医生。

3. 频繁上访影响稳定。

“我调到县卫生局上班第一天就收到80多名村医的联名信, 反映他们的养老和待遇问题”, 理县卫生局局长说。村医们认为乡村医生与民办教师是一对孪生兄弟, 都曾享受同样的礼遇和荣誉, 如今却是两重天。民办教师转正领工资, 退休有保障, 而乡村医生仍未转正, 收入低, 养老无保障, 深感政策对他们不公正, 不公平, 心理极不平衡。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他们频频上访、越级上访、散在上访、集结上访。村医问题不是小问题, 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几点建议

针对老年村医不愿退、考上执业医师的村医留不住、部分村医弃医另谋职业、医学类大专毕业生不愿当乡村医生、村医队伍萎缩等问题, 调查组提出以下建议。

(一)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应当上升为国家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战略

新医改提出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方针, 卫生室是农村卫生前沿阵地, 村医是农民健康的“守门人”。其主要理由有五条。一是村医虽小, 但服务人口数量大, 地域空间大, 条件艰苦, 村卫生室工作不易。二是村级医疗反映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通过村医的工作, 让农民享受到普遍可及的医疗保健服务, 实现“小病不出村”的目的。三是“强基层”的需要。村卫生站是卫生行业的最低层, 村医是卫生室的基石, “强基层”首先就要加强村卫生室的建设, 不然“强基层”的目标就会大打折扣。四是农民需要村医。据对上海、湖北、重庆的一项调查表明:51.6%的农民认为村医非常重要, 38.7%的农民认为比较重要, 9.4%的农民认为重要, 认为村医可有可无的只占.0.3%。2013年1至7月, 乡村医生的诊疗人次占全国诊疗总人次的28%, 约占三成, 这些都说明村医的地位和作用。五是村医政策不可回避, 这关系到医改基础, 网底的牢固, 医改的成败。综上所述,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应当上升为国家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战略。

(二) 着力解决乡村医生待遇问题

1. 转变乡村医生身份。

借鉴宜宾市屏山县用县级医疗机构人员的身份吸引医学大学生到乡镇卫生工作的经验。一是将乡村医生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 统一管理, 乡招村用, 相互流动, 让他们有上升的空间和看到发展前景。四川省宝兴县、山西省沁源县、江苏省镇江市等249个县 (市、区) 已开了一个好头。二是用“身份”吸引医学类大学毕业生到村卫生室工作, 既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 又优化了乡村医生队伍。

2. 建立乡村医生退出机制。

对达到退休年龄的乡村医生, 主管部门取消注册, 不再从事卫生室工作。同时, 适当降低准入门槛。通江县等县 (市、区) 建议, 启用《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根据实际需要, 可允许具有中等医学专业学历人员或经培训达到中等医学专业学历人员注册为乡村医生”, 以及时补充退出乡村医生的岗位。

3. 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

据原卫生部通报, 全国已有1286个县解决了村医养老保障问题。但一些地方在制定村医养老政策时安装“弹簧门和玻璃门”, 搞“弹性落实”, 结果使这项政策成了镜中花。必须改变重民办教师轻乡村医生的认识, 变弹性落实为刚性落实。建议卫计委加强与人社、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 三家联合制定《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实施细则》。因任何一家单独出台的文件, 在县里都没法落实。只有三家形成合力, 才能规范操作。

4. 提高乡村医生收入。

村卫生室要吸引、留住人才, 须解决回报与提升的通道。四川省对村医扶持的政策很好, 以每村1名村医服务1000人口计算, 年收入达到了3.2万元 (基药补助1万元, 公卫补助1.2万元, 一般诊疗费5000元, 中药销售提成5000元) 。但由于诸多因素, 村医的补助不能足额及时拿到手。对此, 一方面, 上级有关部门应加大村医经济待遇政策的督查力度, 另一方面, 财政应提高补助水平。如一名村医每月3000元计算, 一年3.6万元 (尚差0.4万元) , 四川全省以6万个行政村计算, 0.4万×6万个 (卫生室) =2.4亿元。实际财政只需增加2.4亿元, 就可以解决好村医的收入问题。

(三)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服务能力建设

一是加强对在岗乡村医生多种途径的全科医学教育培训, 加强乡村医生的学历教育。在目前农村吸引高素质人才渠道不畅的情况下, 可以鼓励有条件的乡村医生参加函授、远程教学、自考等教学方式, 分段完成学业, 达到大专及更高层次的学历水平。二是建立培训进修制度, 加快乡村医生队伍整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三是采用“村来村去”, 培养本土化乡村医生。招收和培养村医最好是土生土长的具有初、高中学历, 有志于为村民服务的本地青年。学生取得大学 (专科或本科) 学历并能取得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的全部定向回到本村卫生室工作, 从根本上优化乡村医生队伍。四是强化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制度, 促进乡村医生自觉学习, 每年必须达到规定学分、资格证书审验才算合格。

解决乡村医生问题, 尽管现实与理想之间有差距, 但随着医改的不断推进, 相信不久的将来村医们的待遇梦、养老梦都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基础一定会夯得更扎实。

篇4：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调查报告

关键词:乡村公共产品;国家力量;村民自治;第三种力量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设计

关于公共产品概念的理论,很多学者已有所研究。公共物品是私人市场难以提供的物品,因为存在搭便车问题,搭便车者是得到了一种物品的利益但避开了为此付费的人。于是,公共产品必须由公共服务机构提供。史卓顿和奥查德认为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乡村是一个社区共同体,所以,乡村公共产品(如乡村公路、水利、学校、用电、通讯等)同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本文所指出的乡村公共产品属于狭义的范畴,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道路、供电、供水、通讯、基础教育等。

目前许多乡村建设学者对乡村公共产品的来源都有研究。比如于建嵘用“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解释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但是这种特定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以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力量为基础的,在国家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这是一种不可取的供给模式。改革开放新时期,罗兴佐教授在研究荆门村庄水利建设的调查中得出结论:市场化取向的水利体制改革,在盘活已有资产、激发民间的水利投资热情方面,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准公共产品(比如乡村公路等)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使得这类公共产品供给陷于困境。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运用社会学实地研究方式进行研究设计,选择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数个自然村的公路建设、桥梁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收集资料,运用理解方法分析资料,从而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问题做出解释和回答,为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进行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二、新农村建设及公路桥梁建设概况

笔者所调查的新卫村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它位于广西桂北灌阳县。在籍人口3840人,本村有九个自然村,零散分布于山区中,大则有700人-800人,小则有100多人。据县政府调查统计,本县2007年农民人均收入3410元,而本乡收入处于中等水平,新卫村村民收入处于本乡的中等水平。新卫村的居民收入存在两级分化的格局,靠近省级公路的自然村收入较之远离公路的自然村高。

通过对新卫村下塘屯、陈家屯、下刘村地灵屯的村干部、负责项目建设的负责人村民的访谈了解到以下概况:一是2007年,新卫村下塘屯开始建设一条水泥公路。村干部和村中的能人组织建设公路,成立了公路指挥部,专门负责工程建设。新卫村下塘屯有一位在自治区林业局担任办公室主任的高官(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退耕还林工程总工程师)。县林业局向自治区林业局上报了一个数百万的项目,项目获得批准后,县林业局通过节约项目资金的方式抽出一部分资金,从而获取公路建设资金。现已有十万元到位,此十万元用作从下塘屯到钟家屯的约600米道路所占用农田和耕地的补偿金和挖掘机工资。二是2008年,新卫村陈家屯计划在本自然村田地集中之处修建道路,方便水稻运输。他们预算约十万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十万资金的来源。曾经有人向乡政府打报告,请求下拨一部分资金,但乡政府回复:财政有困难,但承诺供给一定量的水泥。而后,村民主要领头人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并规定本屯村民按照人头集资。村民集资的四、五万,村民捐款四、五万元,共有八、九万。村干部和村中的能人组织建设公路,成立了公路指挥部,专门负责工程建设。

三、微探现实生活中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

下文将公路建设、桥梁建设作为研究对象,以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劳力和部分物资作为研究的重要载体,将其分为三部分:国家力量、村民自治、第三种力量,以此对现实生活中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展开探究。

(一)来源之一:国家力量

笔者以时间为纵向线索来探讨国家介入给乡村建设所带来的效果,阐述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的形式主要是资金和组织劳动力。运用西部的代表村庄现实状况论述国家力量的介入这种方式具有很大的缺陷,这与地方政府的财力有着紧密的关系。

国家力量单一化介入。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的高度集中的权力与集体所有制相结合,为传统体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动员能力。在这一时期,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到达空前的程度,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一支强大的建设队伍。新卫村有一水库,大约有1000多亩的水域面积。当时,新圩公社(新卫大队属于新圩公社)召集几千人经过几年的奋力建设将塘坝垒高,拓宽塘身,挖深塘底,修建排洪渠、灌溉水渠。塘水可以灌溉到几千亩的水稻田,同时也能养殖鱼类。在某种程度上,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时期,国家力量的强力介入对大规模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了显著作用,并对乡村的生产、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绩效退化的国家力量。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宣告解体。在这种“国退民不进”的特殊时期,农村社会一度陷入了无组织、无管理、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国退”正是多种基础的丧失。农村原来高度集中式的权力组织机制,变得乏力,失去了大量动员乡村劳动力的权力基础。随着“拆社并乡”的推进,原来的政社合一的组织转变成为村民自治委员会,实质上,是一个无权无力的自治组织,这使得乡村建设缺乏过去的动员组织基础。被新中国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所代替的绅士治理模式经过几十年的改造,已经非常弱化,依靠绅士声望治理乡村的模式已没有生存土壤,笔者将其称之为声望权力基础。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力外出务工经商,被称为“农民工”,农村的精英大量流失,留守在农村的是妇女、小孩和老人(被称为“386199”部队),农民劳力基础乏力。随着1994年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进,县级财政无力承受庞大的乡村公共品建设,乡村公共品供给呈现乏力化和僵化的局面。

作为国家级的贫困县——灌阳县对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只能“望路兴叹”了,于是国家介入已成为一句空话。2008年,新卫村陈家屯计划在本自然村田地集中的地方修建道路,方便水稻运输,预算约十万元。但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十万资金。曾经有人向乡政府打报告,请求下拨一部分资金,但乡政府回复:财政有困难,但承诺供给一定量的水泥。

在调查中,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未能供应该自然村一定的资金支持。有村干部向乡政府打报告请求给予资金支持,但乡镇府只承诺给一定数量的水泥,关于资金,乡政府表示无能为力,只能村民自行解决。村民为政府公共服务的缺失而买单,从而加重了村民的负担。

(二)来源之二:村民自治

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村民自治仅仅指自然村内部的村民自治。现将自然村内部的村民自治运作模式作如下介绍:

1、村民自治行动之目标

村民自治行动的目标是方便村民生产、生活,为村庄发展提供更良好的条件。以下是个村庄建设公路的具体目的:陈家屯——为子孙后代,为了有个好名誉,为了种田方便;下塘屯——方便村民出行,方便运输,“当官的”驾车回来方便。

2、村民自治能力的提升——工程建设

工程建设组织机构:工程建设呈现出相似的组织形态,即有一定的领头人员,或村干部,或村庄能人,来组成一定的临时机构,指挥全部工程。下塘屯和陈家屯成立公路指挥部。指挥部全权负责整个工程的进展,并互有分工。

资金来源:筹资、捐款、本屯集体资金、政府资金;陈家屯:集资四、五万,捐献资金四、五万,乡政府的水泥;长渡屯:出卖集体土地使用权十万、群众集资五万左右、村集体的鱼塘(月塘)承包钱约三万。

3、村民自治之“双结合”绩效

第一,农民。农民原子化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之后,以家庭为生产个体单位为理性算计各自利益的乡村形态。形态的三种表现:生产个体化;乡村利益格局的多样化;青壮年大量外流带来的空巢化。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村民自我组织生产,自负盈亏。分田到户的生产方式,使得生产个体化程度加深;乡村利益格局的多样化即一部分农民认为在具体的现实经济利益分配中存在不公平情况,他们会强烈要求重新分配。如果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发动其家族或家庭成员对工程百般阻难,与负责人商讨重新定价、骂叫、甚至以死相逼。在下塘屯建设公路时,就有一户调整他们土地价格,理由是公路经过的土地是用来修房子的,不是一般的田地。其实每个村民都明白:田地的价格7000元/亩,而宅基地的价格是10000元/亩,3000元的差价!同时村民也存在一种“钉子户”的意识,用他们的话说“这些钱是国家的,国家那么有钱,多我这几个钱有什么关系?”;青壮年大量外流带来的空巢化现象是指大量农民工外出经商务工,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或家庭中夫妇共同外出,或夫妇携带自己的孩子全家外出。

第二,乡村建设精英。村委会人员威信权威的丧失;村委会人员过少,不足支撑整个村庄(包含9个自然村)的所有事务。于是,本自然村出现了一批活跃于本自然村事务的积极分子。笔者将其称为乡村建设精英。积极分子既包括本村庄的经济能人,也包括活跃于村庄内的政治分子,也包括一些有能力的有家族势力的村干部。由这两部分人组成项目指挥部,实现了重组领导班子,并各自有分工。下塘屯的指挥部由五人组成,分管资金保管、劳力组织、账目管理等。

第三,“双结合”的绩效。在一定条件下,村庄内的精英们社会整合分散的农民。整合的主体是上文所说的村庄积极分子即村庄精英。整合的客体是本区域内的“原子化”的农户。即使是原子化的农民,社会整合也是存在现实的可能性的。一是农民是理性的经济学家。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会计算此工程所带来的福利:修建好公路之后对大家都有益处,方便大家,同时也方便自己。他们会为村庄的公共事务建设做出让步和奉献。二是村庄精英的影响性作为。新卫村陈家屯道路建设中得以体现,主要负责人、总指挥部拥有一家米粉厂,在全州县保险公司参股份,拥有一辆大货车,具有一定资产,在外面人缘关系好,乐于关心本屯事务,在本村庄中享有一定的威信。组成领导班子,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主要是留守人员参加),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并决定本屯村民按照100元/人集资。他们动员本村村民捐款(其中包括在外面打工的村民,或较为富裕的村民),总共四、五万元,加上本村村民集资的四、五万,大概有八、九万元。成立四人“公路指挥部”,负责对路线的规划,田亩占用和补偿,雇请挖掘机等事宜。与被占用的农户协商好后,在一天内就将一里路的路基挖好,后期工程也在进行之中。

“能人治村”,要让能人有一定权力资源去领导村庄建设,依靠权威人士汇集、整合较为松散、原子化的农民资源。采取农民最大程度参与方式,充分调动农村各种资源才能产生良好绩效。乡村公共产品来源于村庄自治能力提升,乡村内部资源得以整合所取得的有效结果。乡村自治运作方式给乡村建设提供新天地。

(三)来源之三:第三种力量

第一,“第三种力量”的引入。罗兴佐教授的“第三种力量”论述:在村庄治理中,存在着明显的两种力量。第一种是来自国家的,这种力量在人民公社时期成为村庄治理的主要力量;第二种力量是源于村庄自身的,推行村民自治,这种力量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其实,除这两种力量外,还有在家成长起来的现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村庄人称之为“在外面工作的人”)对村庄事务的关切,他们构成了村庄治理的第三种力量。在笔者所调查中几个自然村中存在普遍的“第三种力量”。

高考升学、参军复员军人转业、村干部迁升公务员,是改变农民身份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三种途径改变农民身份的人员很可能成为第三种力量的来源,进而对乡村建设产生很大影响。其中通过高考升学的农村大学生是这种力量的主力军。笔者认为,本区域内始终存在向上的社会流动现象。在村庄里流传着“兄弟同科”的佳话,据说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兄弟俩考取进士,并刻碑铭记。自1978年恢复高考后就有数十位农村学生考取大学,他们在自治区林业局、南宁海事局、桂林市公安局、灌阳县法院、灌阳县司法局、新疆科研机构工作等,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和领域内有所成就。这对具有“熟人社会”的农村而言,给村民的榜样作用是极为显著的。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子弟考取大学,这必然成为建设乡村的力量。中国的乡村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它承载着长久的历史文化沉淀,因此“第三种力量”的形成与村落悠久历史文化背景,及其传统村庄的生活和生存逻辑息息相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外工作的人员都是有很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和对家乡有感情,在家乡还有自己的亲人。这也使得在外工作的人希望自己作一些对自己村庄有益的事情。这时“第三种力量”的介入给村庄的治理和建设带来了契机。

第二,“第三种力量”的绩效。掌握实权的公务员身份的“第三种力量”对本村庄的影响力更强,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正当权力通过合法渠道获取国家资金来为服务于村庄。少者有几万资金的项目,多者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项目。这些对本村效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第三种力量成为乡村建设中的难能可贵的而举足轻重的力量。另一类人员,不能通过引进资金为本村庄服务,只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做出一定的贡献,比如直接捐款。新卫村下塘屯有一位在自治区林业局担任办公室主任的高官(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退耕还林工程总工程师),通过县林业局上报一个数百万元的项目,县林业局通过节约项目资金的方式抽出一部分资金,从而获取公路建设资金。在家中务农的两个哥哥在这次公路建设中自然成为了总指挥,主管资金的使用。在新卫村陈家屯道路建设案例中,村民动员“庄里的庄外人”捐款。其中一位在新疆搞科研的“村庄的村外人”捐款一万元,村民对此人津津乐道,赞赏有佳。宗族的“复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创造正在被纳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被人们赋予新的意义。这些新的意义包括乡村治理等的宣传。

第三,反思“第三种力量”。在本次调查中,此种力量表现出如此地积极和活跃,对乡村建设大有裨益。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第三种力量”具有一定限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建设中的公共品供给问题,全国七十多万个行政村并非所有的都拥有强大的“第三种力量”。此种力量的子女长期在外生活对本村庄缺乏了解和感情,如果第一代的这类人员因故不在,那么这种非制度性的力量因多种原因最终走向瓦解和消亡。

四、结论与对策探讨

本调查试图运用实证方法来说明和论证现实生活中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来源,以政府、村民自治、第三种力量的“三位一体”的乡村建设模式是所调查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真实写照。就乡村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属性而言,必须由国家提供。但是不排除社会参与,社会参与,农户已成为农田基本建设末端的主要投入主体;在村庄内部和外部跨村庄道路和水利工程建设、农村教育发展等方面,村庄成为投资主体,其作用不断加强;社会出资人在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和建设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一)国家力量介入才是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支撑力

国家具有强大的财力,方可支撑起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国家可制定一定的计划内和计划外预算,为乡村公共产品提供保障。与此同时,国家发挥其积极作用,调动乡村各种积极力量,化解各种矛盾,为乡村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二)完善基层村民自治制度

加强行政村内部的自然村或生产小组的临时性组织的管理,以杜绝贪污、挪用资金等问题。加强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的再造,组建临时性的领导班子,有利于提高其在群众中的可信度。充分采取多样化手段动员农民,使之理解和支持乡村事务。增加村集体的经济力量,为乡村建设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和支持。

(三)充分和合理利用第三种力量,培养第三种力量

第三种力量的出现和发展说明,村落文化仍在延续,因此需要成分利用血缘和友情等社会关系,加强与第三种力量联系和沟通,使得“第三种力量”有效长期存在。同时,特别关注青少年中的优秀者,在他人有困难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建立一种亲情和爱心关系,培育第三种力量的成长。

参考文献:

1、(美)哈克斯著;梁小民,陈宇峰译.经济学原理(第4版)学习指南[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澳)休-史卓顿,莱昂内尔-奥查德著;费绍挥,徐济旺等译.公共物品、公共企业和公共选择——对政府功能的批评与反批评的理论纷争[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皱勇文.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乡、村组织变革与创新[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08(3).

4、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M].商务印书馆,2001.

5、罗兴佐.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荆门五村农田水利研究[M].湖北长江出版社,2006.

6、罗兴佐.第三种力量[J].浙江学刊,2002(1).

7、《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筹资方式研究》课题组.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筹资:制度转型与政策建议[J].中国农村观察,2005(3).

*本文属2009年度西南政法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创新活动专门项目;项目编号:09xz-bzx-124。

篇5：乡村教育建设现状调查报告

近期在甘肃陇南市武都区调研发现，乡村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出现“苦乐不均”的苗头：一边是偏远教学点条件简陋，勉强维持，另一边在农村修建的大量学校却成了“空校”，造成资源浪费;一方面大量学生向城镇集中，另一方面村民要求恢复村级教学点。山乡教育究竟该怎么办?

现实：山乡教学点勉强维持

从铁山教学点到武都区龙坝乡不足10公里路程，但由于山路崎岖，加上下着小雨，道路泥泞不堪，记者一行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铁山教学点有32名学生，只有1间教室和1间教师宿舍。上午放学铃响了以后，有一半孩子没有回家，这些孩子的家离学校都在两三公里之外。老师孟玉强给他们烧了两壶开水泡方便面，这就是午饭，有些孩子连方便面都吃不到，只有从家里带来的馍馍。

铁山教学点有2名教师，孟玉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村聘代课教师。他在铁山村代课已经超过30年，因为家就在铁山村，就一直坚持在这里当老师，

“铁山教学点至今还是复式教学，一二三年级在一起上课，几乎没有像样的教具，上课‘全靠一支粉笔一张嘴’。”孟玉强说，像这样偏远的教学点谈不上教学质量，老师只能是“带孩子”。

前些年，乡上有撤并铁山教学点的想法，但村民因接送孩子不方便拒绝撤并。虽然学校留了下来，可从硬件到教学质量都只能是勉强维持。

据甘肃省教育厅介绍，截至底，甘肃省5人以下的学校还有853个。

矛盾：既要集中求发展 又要分散守底线

武都区教育局局长黄克良介绍，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多和收入增加，越来越多的务工人员把孩子送到城区上学，武都区在之后出资1.5亿元新建5所城区学校。

但农村教育的一个现实是：因为到乡镇学校上学山高路远，接送不便。虽然有免补政策，上寄宿学校难免增加家庭负担，每到学期开学时，都有家长提出要恢复乡村曾经被撤并的教学点。

黄克良说，既要靠“集中”提高优质教学资源，又要在乡村分散的学校、教学点保证起码的教育公平，守住底线。更让教育部门头疼的是，花了钱、出了力在乡村建的学校成了“空校”，武都区目前已有74所乡村完小或教学点因无生源已成“空校”。

武都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山区，学校是当地条件最好的.公共设施，但生源流失造成的“空校”现象却成了一大尴尬。

甘肃武都南部山区的三仓乡闹院小学校长谈彪介绍，这所小学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学校建成了新的教学楼，建筑面积260多平方米，当时尚有学生220多人。从开始，学生人数急剧下降，有13名学生，现在全校学生仅剩10人。

当地一些村干部说，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外出使村校空置，另一方面，随着本地经济发展加快，一些早期外出打工的人口出现回流。这种情况下，一刀切的“集中”和“保留”都不现实。

路径：山乡教育要精准投入

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大集中、小分散”是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小分散”的关键不是广撒网，而是精准施策。现有不少政策、做法缺乏精准性是造成乡村教育种种矛盾的原因。

一些乡村干部和群众说，有些村学校明明缺老师，可上面来的项目却是盖校舍;有些教育硬件建设项目没有考虑到当地人口变化因素，比如一个村子在册人口1000人，学校就按1000人的规模建，可实际这个村子有六七百人常年在外打工，这样建起来的学校当然会空;还有一些学校因为学生人数减少，教学设备调剂到别的学校使用，几年都办不下来。

部分教育专家认为，目前农村教育要精准解决。不能一说农村需要教学点，就一个村搞一个。学校要建在哪里，配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硬件，都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深入调查，拿出精准方案。

现有的教育投入也要充分考虑到未来的可调整性，避免浪费。黄克良说，武都区目前已有8所教学点或村小的闲置校舍被改建为村卫生室，并计划将有条件的22个闲置学校逐步改建为幼儿园。“这只是暂时改变资产用途，如果未来需要恢复学校或者教学点，我们马上可以不同规模恢复。”

篇6：关于乡村小学教育调查报告

空壳学校的典型性“样本”

原声实录

“我是自己愿意打铃的。如果不打铃，就不知道啥时候上课，啥时候玩了。”

――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红旗小学学生贺露。

学生没了，学校秩序也没了，就连上下课打铃这样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这个14岁的“孩子王”身上。

今年秋季开学，位于黄土高原上的榆林市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红旗小学只剩下了4个学生。

和很多西部县城的乡村小学一样，下二十里铺乡的书所乡村小学也不得不面对“生源荒”的残酷现实。

当生源一点一点衰减的时候，经受考问的不只是学生，还有家长对学校逐渐丧失的信心以及乡村老师们对未来或多或少的迷茫。

撤校是迟早的事，红旗小学的老师几乎都这么认为。

这所距离榆林市清涧县城约15公里的山村小学正在走向空壳。尽管学校曾有高峰期400多名学生的辉煌历史，如今也不得不“忍受”6个老师10个学生的凄凉。

落寞的学校空荡荡的教室

6月8日，星期一。记者一大早就从县城出发，本想从升国旗开始，拥有对这所学校最完整的印象。

红旗小学坐落在八斗岔村村口水泥路边的高坡上：一排八九孔窑洞正对着校门，门框窗棂清一色地刷成了浅蓝色;窗户上没有镶玻璃，而是用白纸糊着;久经风吹，有的白纸已七零八落，有的干脆已被撕掉。

可惜，还是“错过”了升旗时间。上午7时许，学校已经开始上课。后来，记者才得知：学校的作息时间和城里不同，孩子们每天7时到校，半小时早读，接下来上两节课，9时放学回家吃早饭;中午12时到校，3时半放学。

一间窑洞里传来了讲课的声音。教室门开着，一个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男老师站在讲台上，正用特有的陕北普通话向孩子们讲授着“同分母分数加减法”。紧贴着讲台的一角，放着两排两张课桌，坐着3个学生。这个至少容纳40个学生的教室里空荡荡的。

男老师叫白随宝，今年56岁，是数学老师。5年前，他从沟口的梨家湾小学调到这里，就开始面对学生流失的残酷现实。5年间，学校的人数从起初的七八十个，减少到了如今的10个。眼看着一间间教室空了出来，白随宝的心也变得空荡荡的。

三年级教室里，3张课桌正对讲台中央竖着摆放着。11岁的任旭和比他小一岁的赵小宝在教室里坐着，有些不安。

这个班的3个学生那天少了一个。没来的学生叫贺贤，是数学老师刘祝兰的儿子。老师和她的儿子竟然都没来，任旭分析：“估计赶事儿去了。”“赶事儿”是当地人对参加红白喜丧事的称呼。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任旭较为安静，坐在那里东张西望，而赵小宝时不时走出教室看看，再转回来。

上午就这样过去。6个老师只来了1个，8个学生中的5个就像没了领头羊的小羊羔。初次到访，这个学校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落寞。再后来，记者听说了一个更受打击的事情：上午并没有升旗。

学生没了学校秩序也没了

学生人数的锐减，打乱了这所学校本应有的秩序。就连上下课打铃这样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一个14岁的小男孩身上。

男孩叫贺露，是五年级的学生。因为年龄最大，他成了这里的“孩子王”。

其实，贺露应该读六年级。去年秋季开学时，本应和他一起升到六年级的五六个同学都没来报名，只剩下了贺露一个。六年级这个班最终没有开起来，贺露只好回到五年级“重读”。对此，白随宝解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成绩太差”。

上午8时10分，正在教室里自习的贺露突然从教室里冲了出去，跑到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前，敲响了挂在树上的一个生锈的铁铃铛――下课了。“我是自己愿意打铃的。”贺露笑着，露出两颗兔牙。自从一个多月前有了手腕上戴着的那块黑色电子表，他主动承担起了打铃的任务。“如果不打铃，就不知道啥时候上课，啥时候玩了。”贺露说。其实，学校以前有电铃，后来坏了，就再也没修好。

上午一节数学课，一节语文课。语文老师没来，五年级的孩子只能回到教室里自习。另外两孔窑洞内，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几个孩子依然没有停止打闹。贺露似乎没法让自己静下来学习，隔一会儿就抬起手腕，看看几点了。

其实，和同龄人相比，这个14岁的小男孩眼中的学校少了本该有的东西，广播操已经好久不做了，缺少的还有家长会、联欢会等本该有的活动。

不过，经常去县城的贺露比他的同学见识广、本事多一点：他会简单地用电脑，还会打字、玩游戏。

学校“单纯”地只剩下了上课。虽然每天安排了六节课，但孩子们开设的课程却极为简单。除了语文、数学等县上统考的科目外，美术、音乐等课程一概没有。体育课倒是开的，因为人数少，只好将全校的学生集中起来上，发给篮球、排球，或者任由孩子们在校园里嬉戏。

和城里的小学生不同，他们不用参加英语考试。因为英语老师一直请不来，本该三年级就开始的这门课程一直没开，考试也就自然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