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兼并的博弈分析

企业兼并的博弈分析（精选6篇）

篇1：企业兼并的博弈分析

企业兼并的博弈分析

近年来,企业兼并浪潮风起云涌,引起了学术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应用博弈论分析了企业兼并中影响和决定企业兼并成败的主要因素.力求能够为企业兼并的决策分析探索一种可行的思路.

作 者：贺盛瑜 作者单位：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电子商务系,四川,成都,610041刊 名：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学报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年，卷(期)：18(2)分类号：F224.32关键词：博弈 企业兼并 决策

篇2：企业兼并的博弈分析

关键词：技术创新；政府税收；税率；博弈分析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技术创新是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领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

2 文献回顾

通过检索文献可以发现，近年来国内采用博弈模型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针对企业与企业之间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如胡玉柱等（2007）通过构建博弈模型，分别分析了企业在合作与不合作情况下的技术创新行为，结论认为应该加强企业间的创新合作，特别是在我国高科技园区，应该从各个方面出发创造良好的企业合作创新的氛围与环境。张琳等（2009）对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问题进行了一次博弈分析，通过分析找出影响创新模式选择的因素，为江苏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的选择提供了一些建议。还有诸如此类的文献，不在赘述。此类文献主要考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行为。另一类文献主要考察企业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之间的博弈关系，如魏务云、罗掌华（2006）利用演化博弈分析方法探讨了我国财政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通过具体实例的分析结合博弈模型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应该加强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并且应当通过渐进的改革来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财政政策体系。蒋长流、纵玲玲（2007）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存在一个完全但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通过模型的构建和分析，结论显示政府对于有创新能力企业给予资金支持和企业进行自主技术创新有助于形成政府和企业双赢的格局。

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自身行为，同时也会受到外界因素特别是政府行为的影响。单纯考虑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而忽略政府政策行为的影响显得不尽科学。通过以上简单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以上学者当中，要么没有考虑到政府因素，要么考虑政府财政投入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而对于政府税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研究颇少。本文将试图通过博弈模型的分析，从另一种角度来阐述政府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

3 说明及假设条件

企业技术创新方式有很多种，按照技术创新的新颖性和独特性，一般把企业技术创新分为两大类: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

为了更好利用博弈模型进行问题的研究，本文做出如下几点假设条件：

（1）市场中只有两家企业A和B，其中A企业为大企业，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B企业为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弱。

（2）每个企业都有自主创新U和模仿创新V这两种决策选择。

（3）不管自主创新还是模仿创新，若成功，则两企业将分别获得m1和m2的创新收益。但是通过模仿创新成功的企业需要向另一自主创新企业支付s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若两企业均模仿创新，则认为两企业创新收益为0。其中0＜s＜c1＜c2＜m2＜m1。

（4）A、B两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分别为c1、c2-tm2，政府对于创新成功的企业将征收税率为t的收益税收。其中c1＜c2，0＜t＜1。

（5）A、B两企业自主创新成功的概率分别为p1、p2，其中0＜p2＜p1＜1。

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静态博弈模型并分析，我们将重点讨论政府税收税率t的高低不同对博弈均衡结果的影响。

4 博弈分析

根据假设条件，企业A、B均有两种策略选择：自主创新U与模仿创新V，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分别算出企业A、B在策略组合为（U，U）、（U，V）和（V，U）情况下的收益矩阵，（V，V）策略情况下每个企业的创新收益根据假设视为0。具体见（1）~（3）。

（1）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U，U）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c1-tm1;m2-c2-tm2;A成功B失败时为-c1;m2-c2-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c1-tm1;-c2;A、B同时失败时为-c1;-c2;

（2）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U，V）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s-c1-tm1;m2-s-tm2;A成功B失败时为s-c1;m2-s-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s-c1-tm1;-s;A、B同时失败时为s-c1;-s;

（3）A、B企业在策略组合为（V，U）时的收益矩阵。

A、B同时成功时为m1-s-tm1;m2+s-c2-tm2;A成功B失败时为-s;m2+s-c2-tm2;A失败B成功时为m1-s-tm1;s-c2;A、B同时失败时为-s;s-c2;

根据每个企业创新成功率的不同，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不同策略情况下企业创新收益概率矩阵如下4。

（4）各种决策情况下A、B企业创新成功概率矩阵。

在（U，U）策略组合下，A、B同时成功时为p1p2，A成功B失败时为（1-p1）p2，A失败B成功时为p1（1-p2），A、B同时失败时为（1-p1）（1-p2）。

在（U，V）策略组合下，A、B同时成功时为p12，A成功B失败时为（1-p1）p1，A失败B成功时为p1（1-p1），A、B同时失败时为（1-p1）2。

在（V，U）策略组合下，A、B同时成功时为p22，A成功B失败时为（1-p2）p2，A失败B成功时为p2（1-p2），A、B同时失败时为（1-p1）2。

根据两企业每种创新策略情况下的收益矩阵和成功概率矩阵，通过计算，可以分别得到两企业在不同创新策略情况下的最终期望收益，如下5。

（5）A、B企业在各种创新策略组合情况下的期望收益矩阵。

A、B同时采取U时为（1-t）p1m1-c1；（1-t）p2m2-c2;A采取U,B

采取V时为（1-t）p2m1-S;S+（1-t）p2m2-c2；A采取V，B采取U时为s+（1-t）p1m1-c1;（1-t）p1m2-s；A、B同时采取V时为0;0。

通过5可以看出，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有赖于t的大小，当政府制定不同的税收税率t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会不同。

在上述收益矩阵表5当中，对于A企业而言，若0≤t＜1-（c1-s）/p1m1，则（1-t）p1m1-c1＞（1-t）p2m1-s，s+（1-t）p1m1-c1＞0，此时无论B企业如何决策，A企业都会选择自主创新；若1-（c1-s）/（p1-p2）m1≤t＜1，则（1-t）p1m1-c1＜（1-t）p2m1-s，s+（1-t）p1m1-c1＜0，此时无论B企业如何决策，A企业选择模仿创新。

对于B企业而言，由于（1-t）p2m2-c2＜（1-t）p1m2-s，所以当A企业选择自主创新时，B企业一定会选择模仿创新；若A企业选择模仿创新，则当0≤t＜1-（c2-s）/p2m2时，B企业选择自主创新；当1-（c2-s）/p2m2≤t＜1时，B企业选择模仿创新。

综合上面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此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

①当0≤t＜1-（c1-s）/p1m1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

②当1-（c1-s）/（p1-p2）m1≤t＜1-（c2-s）/p2m2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为（模仿创新，自主创新）；

③当1-（c2-s）/p2m2≤t＜1时，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为（模仿创新，模仿创新）。

通过上文对博弈模型均衡解的寻找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政府制定的税率t不同时，博弈模型纳什均衡会有所不同，即两种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模式选择会不同。比较遗憾的是本博弈模型并没有得到最佳均衡结果，即（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政府税收政策不能激励企业积极技术创新，当除去假设条件中对s的约束，接着讨论s不同取值时，便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参见文献。可以观察到，当政府的税率较低时，大型或规模以上企业会选择自主创新，而此时小企业会选择模仿创新，而不愿选择自主创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大型或规模以上企业往往会先于小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而小企业考虑到大企业创新成功率高于自身，且通过模仿创新成本低于自主创新成本，通过模仿创新得到的期望收益要高于自主创新所得到的期望收益。在现实生活当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知识产权使用费不高。当政府税率稍微偏高时，如上述第2种情况，此时大企业或规模以上企业选择自主创新的期望收益已经大大降低，企业会选择模仿创新；而此时中小企业在觉察到这种信息后，会选择自主创新，因为此时大企业或规模以上企业已不再进行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只能通过自主创新从而避免“囚徒困境”。当税率高到一定程度后，高税率已经造成企业创新成本的急剧上升，所有企业均不会去进行自主创新，此时企业技术创新博弈的“囚徒困境”产生。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合而言，上文通过构建在政府税收前提条件下的不同规模企业间的静态博弈模型，分别计算了企业不同策略情况下的期望收益，并通过讨论不同的税收率t，找出了几组不同的纳什均衡结果。结论显示政府税收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不同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选择，制定较低的税率将有助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形成自主创新氛围。

5.1 加强税收政策实施有效性

在我国，由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和不明晰以及政策制定目标不明确等原因，政府的税收政策多表现出零散和临时性的特征，税收政策级次低、权威性差，连续性不强等等，都造成政府的税收政策不能形成有效激励。为此，政府需要明确税收政策实施的目标，进一步完善税法体系，将税收政策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以固定法律的方式进行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提高税收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5.2 明确税收政策实施对象

我国企业众多，以往政府多根据企业性质、规模以及行业归属等来对不同企业实施税收激励政策，而这导致很多企业一味追求企业规模和营业利润而忽视技术创新。同时，政府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忽视一些中小企业，削弱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意识和积极性，从而引发受到对象限制的中小企业产生模仿创新甚至抄袭等恶劣行径，不利于自主创新的行业市场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为此，政府在税收政策制定的同时必须考虑到政策实施对象的范围，不应片面根据企业规模、所有制性质等因素而忽略了其他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

5.3 制定合理的税收率

税收是国家和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一件有力工具。针对技术创新收益，若税率过高，则会导致企业自主创新积极性削弱，不利于自主创新环境和市场的形成发展；若税率过低，那么将给政府和国家财政带来一定的损失。因而，政府需要制定合理的税收率，对于企业因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征税的税率应该适度降低，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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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琳,王红梅,施建军.江苏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9,（3）:60-64.

［3］魏务云,罗掌华.财政政策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博弈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6,（12）:227-229.

［4］蒋长流,纵玲玲.基于动态博弈的政府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分析［J］.技术经济,2007,（3）:14-16.

篇3：企业信用策略选择的博弈分析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信用经济, 高度发达的信用经济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保护消费者利益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 我国企业诚信意识和产品质量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安全是产品最基本的保障和要求, 也是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但无论是国内品牌, 还是跨国公司知名品牌, 似乎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产品安全问题上背负着一张红牌。

二、企业信用缺失的成因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已经占据大部分市场份额的企业为了利润铤而走险, 本文将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揭示企业在欺诈与诚信之间的两难选择。

1. 分析工具——博弈论。

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 (G a m e Theory) , 它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按照2005年因对博弈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Robert Aumann教授的说法, 博弈论就是研究互动决策的理论。互动决策, 即各行动方 (即局中人[player]) 的决策是相互影响的, 每个人在决策的时候必须将他人的决策纳入自己的决策考虑之中, 当然也需要把别人对于自己的考虑也要纳入考虑之中……在如此迭代考虑情形进行决策, 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战略 (strategy) 。企业的理性决策是:无论对方选择诚信还是欺诈, 都会假定对方选择欺诈, 并以此做为决策依据, 即“抱最好的希望, 做最坏的打算”。

2. 信用缺失的博弈分析

(1) “以利至上”的市场竞争催生企业相互欺诈。假设不考虑道德、法律等其它因素的制约, 仅考虑作为市场主体——企业的“理性行为”, 在它们的相互竞争中, 其最佳策略就是欺诈。我们可以借助图1来解释这个问题:

图1表明甲乙两家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均有两种策略:诚信或欺诈。如果在交易时, 双方均选择诚信, 利益共享, 各获得效用为6个单位;如果双方均选择欺诈, 交易失败, 除没有获利外, 还要因交易成本和企业运行成本各付出代价为一1个单位:如果有一方选择欺诈而另一方选择诚信的话, 诚信方因遭受欺诈而损失的效用为一2个单位, 欺诈方获取全部效用为12个单位。很显然, 在甲乙双方的博弈过程中, 甲乙双方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其最终的决策都是“欺诈”。

(2) 法制机制对企业诚信的影响。法制机制的主要目的就是增加企业等市场主体的欺诈成本, 促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良性运行。同样假设市场上有甲乙两家企业, 在其它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由于法制机制的引入, 选择“欺诈”策略的企业不再是获益12个单位, 而是由于受到惩罚损失效用一12个单位 (其它效用不变, 图2)

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 这里存在一个累次严优的纳什均衡 (诚信, 诚信) 。

问题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只要引入法制机制, 通过以政府为代表的外部干预, 加大欺诈成本, 就能催生“诚信”均衡的诞生。比如说在图2中, 假设政府干预的力度较小, 在增加欺诈成本时, 不是使选择“欺诈”的企业效用降至为一12个单位, 而仅仅是使其效用由原来的12个单位降至8个单位的话 (见图3) :

甲乙双方博弈的纳什均衡依然是 (欺诈, 欺诈) , 企业之间相互诚信的局面依然不会出现, 欺诈将仍然盛行。所以要想促使企业诚信, 引入法制机制并加大惩戒力度将是其中的关键。一旦使企业选择“欺诈”的成本高到使其所获得的净收益低于其保持“诚信”的收益, 企业就可能趋向“守信”的选择。

(3) 道德信用对企业诚信的影响。假如我们把企业看作“自我”与“超我”的一个复合体, 假设“自我”保持诚信的代价为g, “超我”保持自律的成本为h, 且g>h>0;又假设“自我”在“超我”采取“放任”策略时的最大效用为w, “超我”在“自我”保持诚信时的最大效用为v, 且w>v>0, 其盈利矩阵如图4所示:

根据以上情况, 从图中可以判断出此博弈缺乏累次严优的纳什均衡, 我们只能从各自策略采用的概率上去求其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设“自我”保持诚信的概率为x, 选择欺诈的概率为 (l一x)

设“超我”保持自律的概率为y, 选择放任的概率为 (1一y)

计算“自我”的期望盈利函数为:

U (a1, a2) =x{ (w一g) y+ (w-g) (1-y) }﹢ (l一x) {0y+w (1一y) }

=x (w-g) +w (l一x) (1一y) (1.7)

(a1:是自我保持诚信时的预期效用;a2:自我选择欺诈时的预期效用)

按照纳什均衡定义, 在给定“超我”的混合策略 (自律, 放任) 条件下, 寻求x值以使u (a1, a2) 达到极大, 在 (1.7) 中对x求导数并令导数为零

得:w一g=w (1一y) (1.8)

(1.8) 式的左端其实就是“自我”保持诚信时的期望盈利, 右端恰恰是“自我”选择欺诈时的期望盈利。 (1.8) 式告诉我们, 在纳什均衡中“超我”所选取的策略必须使得“自我”在进行“诚信”与“欺诈”的选择时由于平均盈利相等而表现出无所谓态度, 其临界点y=g/w。

类似地, 通过求“超我”的期望盈利函数并使之达到极大值, 我们可以得到x= (w一g) /w, 它使得“超我”在选择“自律”与“放任”策略时持无所谓的态度。综上所述, 我们得到“自我”与“超我”博弈的混合策略解, 或者说得到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 (w一g) /w, l一 (w一g) /w) , (g/w, 1-g/w) }。

该纳什均衡反映出如下思想:即企业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加强自律对企业保持诚信行为很有必要, 企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和自律强度的大小对企业诚信行为的最终结果有很大的影响。

三、完善企业信用的途径

1. 加快诚信数据的开放与信用数据库的建立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信息弱势方上当受骗, 失信者能频频得逞的客观基础, 很多时候, 诚信经营企业被不诚信经营企业所排挤, 这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而劣币能够驱逐良币, 就在于信息的不充分, 即人们无法辨别、了解良币和劣币。从而导致诚信经营的企业反而损失惨重, 不得不选择欺诈。而完善的质量信用报告为银行系统, 企业经营者, 消费者提供了准确的质量信息, 通过对实施欺诈策略的企业进行披露:失信企业在金融系统无法得到企业后续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在销售渠道上找不到愿意为其代理产品的厂商;在销售市场上失去其原有市场份额, 情节严重时, 甚至因消费者无法再信任其产品而破产。

2. 制定和完善信用管理相关法律, 加大惩处力度

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完善, 社会失信惩罚机制不健全, 使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大量失信行为得不到相应的惩罚, 失信成本过低, 政治惩戒起不到该有的威慑作用, 是企业采取“欺诈”策略的主要原因。失信惩罚机制的欠缺助长了失信者的气焰, 间接地打击了守信者的信心, 搞乱了社会信用秩序。从图1-2的分析可以看出, 只有企业预计政府的惩处利率大于1/16时, 企业才会顾忌政府惩罚而选择诚信经营。因此以政府为代表的监督应通过法定程序确立下来, 改变目前“政治运动”式的监管, 仅仅在出现质量问题, 或“3.15”之类的质量日进行突击检查, 这种方式使许多欺诈企业通过各种手段逃过检查后, 接下来依然可以获得非法暴利, 不仅是对诚信经营企业的排挤, 更容易滋生腐败。

目前我们应当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修补我国民法等法律中有关权益保护的规定, 切实维护信用关系中各主体的合法权益。对违约失信行为制定较为严厉的赔偿和惩罚规则, 使失信成本大大超过其获利收益。制定有关法规, 严格规范涉及信用信息记录、使用及评估活动机构和组织行为。对失信企业“黑名单”公示制度应有法定的征集、传播途径。

3. 加强诚信教育, 倡导信用观念、培育信用需求

从“自我与超我”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 提高企业追求道德自律的盈界对于企业选择诚信策略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提高企业自律能力, 把信用观念作为一种道德价值, 商品价值或者是资本价值来看待是当前信用工作的重中之重。观念是行为的先导, 信用观念的养成可以促进信用需求的发展, 而有了强大的市场需求, 信用产业才能兴旺发达, 社会信用体系才可能进入良胜循环的轨道。但是中国信用经济发育较晚, 整个社会没有真正树立起以讲信用为荣, 不讲信用为耻的信用道德评价标准和约束机制。

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普及信用文化, 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是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方式, 利用学校、企业、社区、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广泛开展行之有效的信用道德培养和教育。二是提高社会主体的守信意识和维权知识, 并能自觉参与监督和抵制失信行为。三是引导和培养市场主体重视自身信用程度的社会评价, 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等级。同时, 发挥行业协会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行业协会的工作重点是强化会员的守信和维权意识, 引导行业内企业健全信用管理制度;制订行业信用发展规划, 创造条件建立行业信用信息数据库, 并开展行业内的联合征信活动;提出有关的立法建议;建立行业内的失信惩戒机制, 合法地对严重失信者施以惩罚, 改善行业内的信用秩序。

四、总结

根据博弈论原理, 企业总是寻找对自己最优的策略。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社会, 市场竞争不能自发形成企业诚信体系, 相反只能催生企业相互欺诈。当不守信被大多数企业作为最优策略时, 信用环境也随之恶化, 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因此, 政府应通过法制手段对失信进行惩治, 并加大惩处力度, 使法律真正起到威慑企业的作用;同时, 提高加强企业思想道德教育, 提高其道德素质、加强企业自律, 企业素质的高低和自律强度的大小影响企业最终的策略选择;当然, 无论惩戒机制还是道德机制, 它们对企业诚信机制的影响其实质都是建立在企业期望盈利的比较分析基础之上的, 企业策略的选择是有其预期盈利决定的, 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 实现信用信息公开是保证企业诚信经营的根本。

由此可见, 道德因素、经济因素、法制因素均是影响企业诚信的关键因素, 建立以道德信用为导向、以经济信用为根本、以法制信用为保障的的全面信用管理体系是企业信用管理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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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诺思曼摩根斯顿:博弈论与经济行为[M].北京:三联书店, 2004

[3]吴晶妹:信用管理概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4]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M].北京:三联书店, 2001.

[5]安贺新: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6]林均跃著:社会信用体系原理[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 12.

[7]谢旭主著:突破信用危机[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3.3

篇4：企业反并购的博弈分析

关键词：企业并购；反并购；博弈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088-01

一、并购的概念及类型

企业并购即兼并与收购的统称，一般以企业产权作为交易对象，通过现金、有价证券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被并购企业部分产权。并购者的动因一般体现在获取战略机会以进入新的行业；完善企业的产业链，获得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买壳上市等。从双方所处的行业不同，可以将并购划分为三类：横向并购、纵向并购以及混合并购。横向并购指处于同一行业，生产、经营同一产品的企业间并购，可以减少重复设施，从而形成节约；纵向并购分为前向并购和后向并购，所谓前向并购是指企业兼并生产链的上游企业如供应商，而后向并购即指与下游经销商的合作；混合并购是处于不同产业领域，产品属于不同市场且相互之间不存在特别的生产技术联系的企业进行的并购行为。

二、目标企业反收购的博弈分析

（一）目标公司的反并购措施。一般来说，公司可采取诸如援引反垄断法、证券法，利用诉讼阻止并购进程等法律手段，保护本公司免受敌意并购的侵害，但最主要的、最有力的措施是经济手段，包括“毒丸计划”、“焦土战术”、降落伞计划、股份回购、寻找“白衣骑士”等等。反并购是目标公司的正当防卫，但是一些措施会造成两败俱伤，目标公司需审时度势、慎重选择战略。例如：毒丸计划是目标公司为防止敌意收购，让公司背负大额高利率债务，一旦并购成功，主并方需要清偿巨额债务，犹如吞食了毒丸。目标公司在意识到自己存在被收购的危险时，采取何种策略，是一个博弈问题。

（二）并购与反并购博弈

1、基本假设：（1）假设有A、B两家公司， 主并方A有收购与不收购两种策略选择，目标公司B有反收购与不反收购两种选择。HA 、CA分别表示A公司成功并购B的收益和成本，HB、CB表示B公司反收购的收益与成本，且HA＞CA，HB＞CB；（2）并购双方不存在共谋；（3）A、B均为理性经济人，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4）并购双方都拥有自主经营权、自负盈亏。

2、反并购博弈过程分析：

目标企业B

I表示A选择收购，B选择反收购，此时，A的支付为HA-CA - HB，B的支付为HB-CB- HA；II表示当A 选择收购，B选择不反收购时，得益为(HA -CA，- HA)；III表示当B选择反收购，A不收购时，各自的支付分别为（- HB，HB- CB）；Ⅳ表示当A不收购，B不反收购得益均为0。由上表可以看出，该博弈存在一个纳什均衡（收购，反收购），即无论B选择什么策略，对于A来说，收购是其占优策略，同样无论A如何选择，B均会选择反收购。

现在我们考虑并购方有优质和非优质公司两种类型时的博弈过程，假设

优质企业会给目标公司带来正的收益，其净收益为S1（S1＞0）；而非优质公司由于自身问题多多，并购并不会给其带来直接收益，因此，设非优质企业实施收购后的净收益为S2 (S2＜0)，但不可否认存在间接的投资收益P；目标企业被优质公司收购后，改进管理、引入优质人才，给公司注入新的活力，其得益设为V1（V1＞0），当被非优秀企业收购，公司的发展受到拖累，其净收益为V2（V2＜0）； 双方未达成一致并购意向时，收益均为零。得益矩阵如下：

在并购的第一阶段，优质与非优质企业均有收购与不收购两种策略选择，如果并购方选择不收购，则博弈结束；如果并购方选择收购则博弈进入第二阶段，此时目标公司需首先判断收购企业类型，以决定反收购还是接受收购，这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

结束语：并购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举措，得到普遍运用，但我们不可忽视其潜在风险。根据上文分析可知，一般情况下，目标企业在察觉到自己存在被兼并的危险时，会采取反收购措施，甚至不惜牺牲本公司利益，此时主并方应从长计议，适时调整策略。现实中，并购双方通常是信息不对称的，这也常常会导致并购失败，另外，并购后两家企业如何整合，怎样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企业并购的主流是好的，但由于条件的限制、法规的不健全，并购市场环境有待改善。并购方应遵循市场竞争规则，确保并购进程合理、合法，同时公开应相关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最大化并购得益。

参考文献：

[1]肖凌匀.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与公司价值[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2]吕竺笙.企业并购中的利益博弈与协调[D].上海:复旦大学,2005.

[3]王文举,周斌.企业并购的博弈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1).

[4]马雪金.试论企业并购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J].财会通讯.2010(12).

篇5：企业兼并的博弈分析

我国是龙头企业带动型的“公司+农户”形式现已成为普遍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龙头企业的强弱和带动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程度、规模和成效。扩大龙头企业的规模和生产水平离不开资金扶持,通过财政扶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吸附、膨化和杠杆作用,引导社会各种资金共同投入,是解决制约龙头企业发展资金瓶颈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获得财政扶持中也出现了过度依赖现象,寻租行为的发生导致了财政扶持政策低效率、农户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等情况。以至于有些学者对扶持政策产生了质疑,认为政府的扶持政策对于龙头企业业务扩张没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没有达不到扶持预期的目标。本文试图通过对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中参与各方的博弈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一、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博弈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执行中存在多种利益集团,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户,这四方均想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概括来说中央政府的目标是促进GDP的增长、增加农业生产总值、带动各方资金投入、社会稳定, 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带动尽可能多的农户脱贫致富,龙头企业的目标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农户的目标是提高农产品转化率、增加纯收入。

(一)当地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对当地地方政府来说,争取本地有更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既可以得到上级政府的投资和优惠,有利于经济发展,又能体现政绩,其最优选择必然是争取更多的名额。中央政府同样是希望按照规范办事,同时中央政府还希望平衡各地之间的差别。目前是通过竞争,设置门槛,达标者上。这样就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中央政府在各地平衡建立;当地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弄虚作假,使未达标企业达标;当地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公关取得名额等。

(二)龙头企业和当地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由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以享受政府的财政扶持,政府配给每个地方的企业名额有限,所以对企业而言首先要争取成为龙头企业,其最优选择是争取名额。这样企业能否成为龙头企业取决于企业的公关能力和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不达标的企业可以想办法达标,选择的企业并不一定是最优的。

(三)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博弈

龙头企业和农户双方的目标均可以概括为利润最大化,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很复杂,二者之间的博弈较为复杂,包括是否租地、租金多少,是否签订合同、签订什么类型的合同,农户是否按照公司的标准要求生产,是否执行合同,产品是否卖给公司或公司要不要收购产品等等。双方博弈考虑的因素也较多,双方信息拥有量、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自然灾害造成的丰与欠、公司与个人信用、短期与长期的合作关系等等。

目前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一般是财务订单生产,订单生产从实质上来

说就是一种远期交易方式,这种远期契约关系往往因为价格波动,或者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突然出现而遭到人为破坏。无论对于农户还是对于公司,只要不执行合同的收益大于执行合同的收益,所签合约就会面临被撕毁的风险。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在合同签订以后,如在某一时刻任一合同方违约,那么农户与公司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静态博弈。在静态博弈中,只要一方有一种能给他带来更多利益的策略,也就是说该博弈方拥有严格的“上策”,那么他就会无条件的选择这种上策,而不受其他博弈方策略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另一方的损失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利益的话,在没有外部约束机制有效作用的情况下,那么他必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而不会顾及对方的损失。因此,在订单农业中常常出现违约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多方博弈带来与政策目标的背离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加剧与龙头企业的过度依赖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会导致地方政府为了能够出政绩,极力扶持本地的龙头企业,以期望其做大做强,形成本地几个大的龙头企业的垄断,加重了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全国性龙头企业的形成,违背了中央全面平衡发展的战略。政府的过保护和扶持,会给龙头企业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当遇到诸如资金短缺等问题时不是从自身找原因、想办法来解决,而是期待通过找政府财政的帮助来解决,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动力。

(二)对龙头企业扶植有余而风险失控不足

在对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上有些地方政府忘记了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被过度夸大,一说农业产业化,就是“公司+农户”。对于龙头企业社会各方面都是支持有余,但对其潜在的风险却少有人去提及,一时的成功有时并非企业自身“身强体健”,而是方方面面“厚爱”的结果,但企业决策者往往会被一时的成功冲击昏了头脑,致使企业越跑越快,风险越积越大。在福建省南平市原本只有几百头奶牛的一家小型奶企,通过实施“公司+奶场+农户”的经营模式,短短几年迅速崛起为我国地方最大的奶业基地。但在狂飙突进式的盲目扩张和奶业市场惨烈竞争的双重压力下,目前南平市的牛奶企业全面陷入困境,数亿元的银行贷款难以偿还,几十家奶牛场惨淡经营。①

(三)政府财政扶持中伴随着对龙头企业的干预

政府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本身就是出于通过龙头企业来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在这种目的下的促使下,在政府本身不具有完全理性的情况下,各地政府也为了自己能够出政绩,按照把龙头企业是否按照政府自己的思路办事作为扶持的条件,而龙头企业为了得到政府的财政扶持又必须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做,这些都有可能形成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预,有的甚至是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干预。

(四)寻租行为的发生导致财政扶持政策低效率

龙头企业与在政府博弈中,由于在企业利益的流失会由国家补偿的诱导下,企业会扩大外购或合作的比例并以各种形式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实现,导致企业竞相追求补贴的深度,要求更优惠的税收优惠或更多的财政补贴,而这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都为企业制造了寻租的机会,许多企业都把精力放在了如何去争取政府的优惠和补贴,而忽视了主营业务的发展,甚至有的企业虚报材料跻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期获得这些优惠政策。有学者通过对几十家农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由于政府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主营业务增长并无明显作用,甚至是那些接受政府补贴少的企业更具备经济效率,政府扶持并没有直接带来所期望的农业龙头企业产出的增长②。

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目的之一是为了给农民增收,也就是说企业和农民都应该能够分享到合理的利益,而现实中农民只是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利益,大部分的利益都为企业所获得。另外,当前我国给予的龙头企业的扶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补贴,而往往有些企业在拿到资金后,只是拿出一部分投资于农业,而有相当部分投资于其它高利润项目,去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五)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毁约情况时有发生

在“公司+农户”模式中,龙头企业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然后进行深加工。作为各自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表面上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事实上,这种看似平等的背后隐藏着真实意义上的不平等。在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博弈中农户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农产品交易额几乎是农户的全部收入,而单个农户提供的农产品在龙头企业收购的全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却是非常小的;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的同质性,生产相同产品的农户在龙头企业看来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而对于农户而言,相对于特定的农产品收购和加工的龙头企业,农户往往没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这些都导致了农户对龙头企业的强烈依赖。

内成千上万的竞争对手中胜出,从而获得龙头企业的垂青,进而取得供货合同,就必须不断进行专用性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像专用性的技术培训,专用性的设备投资等,而专用性的投资越多,农户对龙头企业的依赖性就越强,一旦龙头企业因某种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农户的专用性投资将毫无用处,这时农户的损失将会很大,事实上这些农户已何尝体裁“套牢”在这家企业身上。再加上龙头企业在市场信息、产品检验等方面的优势,使龙头企业在这一渠道关系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农户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也就成了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为规避风险、避免被龙头企业“套牢”,农户理性的做法是不进行或者尽可能少地进行专用性投资,一旦市场价格高于龙头企业给出的收购价之时,农户则很有可能率先撕毁合同自行出售。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农户投入不足,难以生产出质优、价廉的原料型农产品,造成龙头企业在与国内外同行的竞争中,在原料环节就先失一城,降低了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三、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的完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只有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去完善,才能进一步提高这一政策的效率。

(一)中央财政政策由重扶持转变为重引导

虽然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扶持的资金每年在数量上和占财政总预算的比重上都在逐年增加,但是受制于我们国家底子太薄、农业欠账又过大的现状,财政资金不可能满足龙头企业的全部需求,中央政府财政投入只是起引导、导向作用,引导社会各种资金共同投入才是真正目的。因此中央在制定扶持政策时要把引导地方政府配套投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带动企业自身投入作为是否进一步扶持的考核指标。

(二)继续完善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己与扶持的龙头企业面对面的优势,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企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定优惠政策、规范市场管理、引导企业发展方向、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上,加快龙头企业在全

国范围内的整合,解决好跨区域经营的问题,不断提高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利用比较优势鼓励龙头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把手中垄断的许多资源尽快市场化,同时简化繁琐的审批程序,使资源的配置能够真正达到有效率,恢复龙头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三)减少财政直接补贴创新扶持方式

目前直接给企业提供补贴,一方面会引起企业的寻租行为,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企业在资金使用上的监督管理,因此对龙头企业的财政补贴重点可以考虑放在技术、设备、基地上,使龙头企业更快地形成直接的、可持续的、高效的生产能力。各级政府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探索新的、更科学的扶持方式。

(四)完善的配套措施建设,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应当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竞争的战略伙伴关系

龙头企业和农户要想走出“囚徒困境”,必须着眼于长期合作。龙头企业要想做大,并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应当具备稳定、高效、按照标准化生产的原料基地;而农民要想与“大市场”对接,抛开龙头企业很难有所作为。因此,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应当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竞争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样一种合作框架下,地方政府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改变龙头企业直接与农户打交道的情况,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在龙头企业与农户间设计一个中间层,即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社等。这样一来,一方面降低了龙头企业直接面对农民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谈判地位。

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农户在协会或龙头企业的指导下,可以放心地进行专用性投资,按照标准化种植,而不必担心遭遇解约或被套牢;而龙头企业则有精力专注于市场开拓,并可期待农户对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适应,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药残留”、“标准化程度低”等困扰企业的技术壁垒问题,提升龙头企业的竞争能力。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虽然仍是市场合约关系,但由于建立在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因而比通常的市场关系要密切和牢固得多,这种互好的关系,确保了合作双方在竞争中实现双赢。中央财政可以把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保护农户的配套措施作为考核龙头企业的一项指标。

(五)加强管理和监控,防范企业风险

人们对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的质疑并不完全是政策本身有什么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的执行不利造成的。由于存在着多头管理,财政资金安排上并没有形成合力。在目前我国对重点龙头企业采取资格认定的情况下,各部门有没有真正按照规定来审查,企业有没有虚报的情况,企业拿到财政补贴后有没有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很好的管理才能保证政策的实施到位。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避免一味的扶植而不顾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要在扶植的同时帮助企业建立财务预警机制防范财务风险的发生。另外,必须随外部世界的变化和人的认识的深化对财政扶持政策做出适时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政策目标实施步骤,执行手段与现实相符合,因此,政府在扶持中必须注意对政策执行中的各个方面进行有力的监控,以使其不断得到调整和完善。

总之,在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的执行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户既是政策执行的主体,又是市场经济博弈的参与者。它们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合作过程是博弈的过程,相互影响,其合作效果直接影响各方的经济利益。如果局中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其中一方或各方都将遭受损失。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策,政策参与各方就彼此有利的行为过程或组合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共同遵守,合作博弈,都将使效益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也印证了“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博弈论基本观点。

注释:

① 梅永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风险谁来约束?[N].经济参考报,2006-04-20.② 林万龙,张莉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贴政策效率: 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参考文献:

篇6：年终奖：企业与员工的博弈

2011-01-18 来源:互联网 作者:佚名

标签: 年终奖发放 企业年终奖 员工年终奖 企业与员工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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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传统的佳节春节前后，往往是企业发放年终奖的时间，网上总有人乐此不疲地“晒”年终奖，抱怨者有，不平者有，炫耀者有……众生百态，也投射出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策略。

中国传统的佳节春节前后，往往是企业发放年终奖的时间，网上总有人乐此不疲地“晒”年终奖，抱怨者有，不平者有，炫耀者有……众生百态，也投射出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策略。

毫无疑问，员工的情绪跟满意度息息相关，同时，也跟工作效率关联度极高。

针对不同的员工该怎么发、发多少、何时发?发放年终奖最终成为企业和员工之间一场“看不见”的博弈，谁是那个既考虑自身利益又兼顾员工心理预期的聪明企业?

企业与员工的博弈

“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博弈主要是因为双方的出发点不同而引起的。”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薪酬绩效管理咨询中心项目经理陈洁玮说。

站在企业的角度，企业设立年终奖是为了激励、保留员工，同时，也和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文化有重要联系。

因此，大多数企业选择发放年终奖，中智在对2010年年终奖发放的专题调查中显示，统计仅有不到7%的企业不准备发放年终奖。

但是企业发放年终奖的目的和动机存在差异，有对过去一年业绩的认可，也有象征性的发放，事先约定的兑现、制约和保留员工，预算调节的手段等等。

而站在员工的角度来看，年终奖似乎已经是收入的一部分，发多发少，感受千差万别。

绝大多数员工认为，不发放年终奖的企业有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是企业对个人全年表现的一种评价。

陈洁玮分析，“现实中企业直接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一般由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加班费等几个方面组成，奖金属于工资，企业是要发放的。如果企业没有设立年终奖金，显然会降低公司薪酬水平和政策的竞争性，给员工带来心理落差，降低员工对于薪酬的满意度。”

有效均衡

那么企业如何找到最有效的均衡呢?绿叶制药人力资源副总裁刘玉波说：“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年终奖要和员工的业绩挂钩，不然没有准则，会让员工觉得不公平。”

中智薪酬绩效管理咨询中心项目经理杨冰建议说：“企业要建立合理、规范和确保激励性的年终奖管理方案，结合不同人员类别，制定相关政策，避免年终时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合理科学的年终奖管理办法，才能有效发挥年终奖作用，如果没考虑好，或者是与市场严重脱钩，企业会在„博弈‟中受到惩罚，适得其反。”

目前公司发放年终奖主要有固定和浮动两种方式。固定年终奖是指事先约定或结合公司年度效益达成情况，在年底(元旦或农历春节前后)固定发放的奖金，一般和月基本工资挂钩，发放标准为月基本工资的倍数。年终浮动奖金一般与绩效考核挂钩，分为现金奖励或弹性福利两种方式。结合员工年度个人业绩，或加上对部门、公司业绩等因素的考虑，综合设定奖金标准与额度，弹性管理。

根据中智的调查，企业年终发放浮动奖金和固定奖金的比例分别是49%和40%。在年终固定奖金发放的企业中，制造业、高科技和服务业的比例偏高，占到52%。13(个月)薪和14(个月)薪仍是多数(81%)企业年终固定奖金发放的普遍方式。发放13(个月)薪的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70%。

而发放浮动年终奖的公司中，贸易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比例偏高，占到了53%。80%的企业浮动年终奖的奖金基数为1~2个月固定工资。在此基础上，通过绩效考核结果系数，进行整体浮动奖金的计算。

销售人员普遍采用的是浮动年终奖。销售人员是直接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群体，他们的年终奖其实和自身的业绩是直接挂钩的。多数企业都是在年前制定销售目标，完成不同的销售目标会有不同水平的年终奖金额度。有些企业对于销售人员的年终奖额度不封顶，做得多拿得多。杨冰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方式，但同时也造成人工成本的上升，所以这一方面是要以企业的现实情况来定，不适用所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