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一警治安防控

一村一警治安防控（精选3篇）

篇1：一村一警治安防控

内部

强组织 重保障 图创新

——亭林派出所严格落实“一居一警”、“一村一警”警务要求

今年以来，我所紧扣市局、分局关于全面深化社区警务改革的总体部署，严格按照“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精神，以“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公安工作目标为基础，深入推进我所社区警务改革工作，着力打造一支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掌握社情民意，化解社会矛盾的“马天民”式社区民警队伍，使社区警务工作成为密切警民关系的“连心桥”、打击违法犯罪的“桥头堡”、强化治安防控的“根据地”。

一、以深化改革为牵引，倾力提升社区民警思想认识 随着亭林镇的工业发展、人口流动加剧，不得不面对警力不足、沟通不畅等新问题的考验。为主动适应动态化、信息化社会发展趋势，我所全面响应社区警务改革，通过让社区民警深度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夯实公安基层基础。一是细化责任目标，推进警务改革。为确保社区警务改革工作推进有序，我所领导班子多次召开班子会议专题研究分局制定的社区警务工作责任清单“刚20条”及社区警务工作任务清单，特别是针对“一居一警”“一村一警”的工作措施进行了详细解读，明确了要严格落实“两不一严禁”和“5个半天”的刚性措施，并定期开展讲评总结，全程统筹推进。二是强化思想引领，明确职责任务。我所在民警岗位变更前夕，逐一由主要领导进行鼓励谈话，强调社区警务工作是一项细致活和实在活，要求每个社区民警都能扎根社区、深入群众开展工作。从思想认识上让每个社区民警明确承担着实有人口管理、掌握社情民意、开展安全防范、维护社会秩序、开展群众工作等重要职责。三是完善考核激励，确保扎得了根。为保障社区民警能真正走街串巷、与居民打成一片，我所对标分局改革方案，对原有的社区民警目标管理考核进行了充实和细化，将走访户数、社会信息采集、可防性案件发案情况、警务室纠纷调处、发现消除安全隐患等项目纳入考核。同时还明确了将按照考核结果的优劣来进行表彰奖励，以此来调动社区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

二、完善警力构架，构建社区多元共治格局

在推进社区警务改革过程中，我所已全面完成了“一居一警”、“一村一警”配臵工作。辖区现有居（村）委13个，共有社区民警15人，社区民警数量比社区警务改革前增加15.3%，为社区警务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确保每村每居都有一个“马天民”。一是落实硬件保障，推动社区警务室建设。我所积极争取镇党委对社区警务工作的支持，为每个社区民警协调到了独立的办公室作为接待群众的社区警务室，并严格按照社区警务室规范化建设标准进行建设，做到每个社区警务室标识特征鲜明、服务功能凸显。同时，还在社区警务室内设臵了警务区地图、公示栏、便民栏、便民箱等便民设施，切实提升了社区警务室在基层组织中的融入度。截至目前，我所已先于分局规定时间完成全部13个社区警务室的建设工作，并已验收达标。二是强化人员配臵，推动警力下沉。我所在确保“一居一警”“一村一警”的基础上，于今年7月针对辖区治安情况相对较为复杂、外来人员聚集多、流动大的东新村新增加了一名社区民警进行协同管理，达到了“一村多警”的优势配臵，更高效地进行实有人口管理、掌握社情民意、开展安全防范、维护辖区秩序、开展群众工作。另外，对正在进行筹备的亭林大居居委会，我所也于今年5月调配了社区民警先期跟进开展社区工作，有力维护了社区安全。三是实行AB角制度，推动合作警务。我所积极探索社区警务模式创新，实行社区民警“ＡＢ角”制，在每个警组由警长牵头下建立联勤协作，合理搭配新老民警，用各自的业务特长弥补彼此的弱点，着力弥补当前工作中存在的老民警信息化水平不高、新入警同志群众工作经验不足等问题短板，优势互补，强化合作联动，发挥警种间“1+1＞2”的效能。

三、以社区警务室为载体，倾力打造每家每户的“马天民”

我所全力推动警力下沉社区、重心下移村埭，让社区民警养成以社区为家，与百姓为伴的工作理念，让辖区群众不出小区，就能“找得到人、办得了事”。一是把社区警务室作为主基地，构建家门口的服务窗口。我所着力推进将社区警务室打造成集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纠纷调处、信息采集、户籍办理初审、身份证遗失补办协调、开展群众工作等功能的工作服务站，将原本群众到警务室时“找不到人”“办不了事”的扯皮现象彻底杜绝，辖区群众纷纷表示“现在调解纠纷、办个证、咨询事情这些事情不用大老远跑到派出所了，直接在村里面找民警就行”。二是把矛盾纠纷调解作为“红线”，做好邻里乡亲的“老娘舅”。我所要求每名社区民警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中精耕细作，对发现和掌握的矛盾纠纷认真梳理，坚持抓早、化小，直到矛盾纠纷彻底解决，杜绝因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或不得当而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通过矛盾纠纷的化解，与居民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沟通、“心与心”交流，并以此来提高居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认可度。截止今年8月11日，我所共调解矛盾纠纷229起，有效促进了居（村）民间的和谐，保持着辖区的政治坚定、治安稳定、民风清明。三是以大走访工作为主基调，塑造为民排忧的“马天民”。我所在推进社区警务改革过程中，自始至终严格要求社区民警加大入户大走访、社区巡查力度，并结合大走访高频次的开展治安防范宣传，逐一回访可防性刑事案件当事人，及时发现、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熟悉基层情况、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马天民”重新回到社区群众的视野中。截至2017年8月 日，我所社区民警共开展入户大走访

余户，发现消除各类社区安全隐患

余处，今年6月、7月入民宅盗窃案件接报数（或者立案数）同比下降

%。

篇2：治安防控的经济学分析

一、理性的治安防控者

同“理性的犯罪人”所暗含的意义相同, “理性的治安防控者”这一表述本身就预示着, “理性人”的假设仍然是我们展开分析的前提;因为既然“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 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 而治安防控行为并没能逃脱“人类行为”这一范畴.单位、社会和自然人一样, 都会趋利避害。那么, 作为治安防控的主体——个人或是单位、社会——被假设为“理性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治安防控者是理性的, 其寓意如同对“理性的犯罪人”对“人是理性最大化者”的假设所暗示的意义——“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即, 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 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 那他就会这样去做”的借鉴一样, 当我们把“人们”理解或界定为“治安防控者”的时候, 就会得出另一个推论, 即:治安防控者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如果他的环境发生变化, 而他通过防控能增加他的满足, 那他就会去防控。

因此, 在经济学的意义上, “理性的治安防控者”与“理性的犯罪人”有实质性区别, 二者都不过是“理性人”这个“总纲”下具有相对意义的“子目”, 表象不同, 实质统一;治安防控行为与犯罪行为也没有实质性差别, 本质上都是一种经济行为, 虽然二者的目的是针锋相对的。

二、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

治安防控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 这决定了其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 成本与收益是两个决定性因素。

1. 治安防控成本。

治安防控成本指社会为预防犯罪而投入的成本。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就像犯罪并不总是“空手套白狼”的活一样, 治安防控也不是只说不练的“假把式”, 所有的防控措施, 即使按照目前公安机关所提的人防、物防、技防的“三防”建设——一定数量的现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有的还可能是巨额资金的投入。这些为预防犯罪所作的物质上的准备, 都归入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

其次, 治安防控的精神性成本。治安防控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投入, 人们为防控所做的比如思考、规划、计算甚至有些情况下所受的煎熬等等精神性的工作都是一种投入, 这些精力、心智等的精神损失当计入治安防控的成本。

再次, 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与犯罪的机会成本的寓意相同, 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意味着人们将资源用于防控而丧失了用于其他方面可能得到的收益。换句话说, 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的确定“参考”于拥有同样资源投入的另一个经济行为的价值。

最后, 治安防控的预期投入成本 (也称预期防控成本) 。预期防控成本是防控者打算投入的成本或者是能投入的成本, 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由于防控者的理性决定了防控者会尽可能的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收益, 因而, 对预期损失的测度将决定防控成本投入的多少。

2. 治安防控收益。

治安防控收益是指由于防控成本的投入而避免的损失。这种被避免的损失既包括物质性的, 也包括精神性的。相对于物质性收益的容易测度, 精神性收益是一笔不容易计量的收入, 因此, 为分析的简便, 仅将治安防控收益限定为物质性收益, 而将精神性收益忽略不计, 尽管它使社会总福利增加了。

治安防控收益的多寡取决于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 而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人们的预期损失, 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

治安防控所要避免的是未来的损失, 也即损失尚未发生;同理, 治安防控所要取得的收益也是未来的收益, 也即收益尚未得到, 因而治安防控的收益实质上是一种预期收益, 将防控收益称为预期防控收益似更恰当。

三、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之比较分析

由于犯罪者与防控者的“理性”统一性和犯罪行为与防控行为的“经济”统一性, 犯罪模型完全可以套用过来用以解释治安防控行为, 即:治安防控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为了在使用情境上与犯罪模型区别开来, 我们姑且称之为治安防控模型。

治安防控模型对防控行为条件的概括意味着, 在治安防控者的“理性”中, 当既得利益大于既付代价时防控者才会积极作为。这寓意着:首先, 当防控者认为其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时, 防控者将会采取防控措施以阻止不法侵害;并且随着预期收益越大, 防控者投入防控资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 当防控者认为其预期收益小于其预期成本时, 其投入防控资本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而且预期收益越小越不可能进行投资。再次, 当犯罪人认为其预期收益相当于其预期成本时, 防控者可能对犯罪防控抱无所谓的态度。

由于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都取决于预期损失, 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预期损失又取决于侵害发生的概率, 因而, 侵害几率会对防控者产生激励, 也就是说, 侵害——比如说被盗——的次数的多少会较价值的多少更能对防控者产生影响, 这一点同“概率的改变比刑罚的改变, 对于违法行为的数量有更大的影响”是一致的, 因为这是“一个人类行为共同的一般性特征”。

治安防控模型还隐示了一个与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及其相关的变量:时限, 也就是在多长的时段内去计算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防控措施并不是一次性消费产品, 防控者更不会去追求一次性消费, 在防控者看来, 防控资源发挥作用越长久越好, 时间越长, 收益越高, 成本则相对越低。在同样的防控效果和同样的价格下, 一套能正常使用5年的技防产品肯定要比使用3年的销路好, 而在同样使用年限的情况下, 防控效果和价格是决定防控者是否为此付钱的关键性因素。

摘要：本文基于经济分析的立场, 从理性人治安防控者的假设出发, 分析了治安防控的经济属性, 探讨了防控成本和防控收益, 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学,治安防空,理性人假设

参考文献

[1]万水云:略论犯罪预期成本与社会治安防控[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02)

篇3：“一村一警”工作的邙山模式

包村民警的双重身份

洛阳市邙山公安分局的民警王延既是中沟村的包村民警，又是该村的党支部副书记。

中沟村是洛阳老城区进行城中村改造的第一个村，因此，做好中沟村的治安防范工作，让老百姓入驻新区后安居乐业，对于其他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作为包村民警的王延，他要经常入户走访，收集社情民意，排查隐患，化解村民矛盾纠纷，组织巡逻，开展安全防范，以多种形式开展法律宣传，为百姓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

中沟村拆迁，涉及宅基地归属的纠纷不少。2015年1月12日，中沟村二组谢氏三兄弟因老人的宅基地归属问题发生矛盾。大儿媳妇王小红称，老人一直是自己赡养，因此老人的宅基地应归自己，拆迁后，小区分给老人的一套房子也理所应当归自己所有。但她的想法遭到了两个兄弟谢志庄、谢志敏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老人的房子三兄弟应该平分。1月9日晚上，两兄弟到王小红家说事，期间发生冲突，谢志庄用打火机燎王小红的脸，使得矛盾冲突升级。王延了解情况后，将谢氏三兄弟同时叫到警务室进行当面调解。经调解，三兄弟就房产分配问题达成和解。

类似的家庭纠纷、邻里矛盾还有很多，王水池与妻子陈雪霞离婚纠纷，叶文婷与邻居陈翔房屋漏水赔偿纠纷，墙头倒塌砸伤小孩纠纷等，而王延就是这些矛盾纠纷的“调解员”：“民不安则国不宁，作为一名包村民警，村就是你的地盘，想要你的地盘‘宁’，就得让这个地盘上的人‘安’。如果这些事情处理不好，老百姓生活就不能安宁，小区也不能安定。”王延用他的点滴行动守护着中沟村村民的平安。

除了民警的本职工作外，作为党支部副书记的他，还要参加中沟村的村两委会议，参与村里的事务处理。

为使村民入驻新区后有个安全稳定的居住环境，王延在村两委会议上与村干部多次商讨小区安防情况，督促小区物业安装高清视频监控设施。截至目前，中沟村投资28万元装了63个摄像头、3块监控平台显示屏。但部分摄像头清晰度不够，夜间监控画面不清，在王延的进一步提议下，物业准备再投资22万元用于安防建设，提高小区治安防范水平。

小区里居民电动车充电经常是一大麻烦问题，高层的居民从楼上扯电线到一楼充电，由此引发的火灾事故频见报端。为防患于未然，王延在村两委会议上提出统一安置电动车充电装置。9月份，他的提议得到了落实，小区物业在地下停车场安装了40个智能充电平台，可同时为400辆电动车充电。

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村民纷纷为王延“点赞”。在6月10日中沟村的村干部选举中，他以80多票的票数高票当选了该村的党支部副书记。

而这只是邙山公安分局推行“一村一警”工作的一个缩影。该局推行“一村一警”工作以来，在保持公安民警现有岗位和职责不变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把机关警力下沉到村（社区），让民警最大限度地“接地气”，把警务延伸到村（社区），把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让群众熟悉民警、让民警熟悉群众，治安防范加强了，维护了农村安全。

5月6日，洛阳地区遭遇大风、特大冰雹自然灾害后，包村民警杨建朝、李四中等一上班便赶到村里，查看受灾情况，调解灾害引起的财物损害纠纷。当包村民警出现在田间地头、受损房屋旁时，村民心里感觉踏实多了。村民见了局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感谢分局给我们派了一位好书记！”

望朝岭村包村民警杨建朝在走访中了解到，村民白红力因结婚时未登记，妻子在生下一个孩子后离家出走了，孩子没有出生证明无法登记户口，白红力的父亲患有癌症，家中一贫如洗，父子俩看着一岁多的孩子无法上户口非常着急。包村民警积极向市局、民政等部门汇报，并资助白红力和孩子做了亲子鉴定，顺利为孩子登记了户口。

像这样主动为群众服务的事情还有很多，自“一村一警”工作开展以来，包村民警共为群众解决户籍、证件、证明、法律咨询服务问题200多人次，通过包村民警渠道向各级部门沟通反映问题为群众服务解难题办好事36件次。

除了服务群众，还要兼顾村里的重大事务，包村民警鲁振平更是责任重大，因为后洞村特殊的村情，村党支部书记迟迟未选举出来，鲁振平便直接兼任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工作中他注重协调沟通，刚性把握原则，处事公正合理，得到了村两委和村民的普遍拥护，受到了邙山办事处的高度评价，村民们主动找到分局和邙山办事处要求给予鲁振平表扬奖励。

“一村一警”成为了邙山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构建“一村一警”长效机制

邙山公安分局副局长韩明秋介绍，该局辖区是一个典型的城乡接合部区域，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农村地区面积近45平方公里，下辖19个行政村。一直以来，农村地区治安管理力量薄弱，巡逻防控见警率低，不能到达末梢。辖区面积大，社区民警配备不足，群众办事不方便，矛盾纠纷调解滞后等现实问题困扰和制约着分局辖区平安建设总体水平提升。“省公安厅推行‘一村一警’工作构思后，我们觉得正是解决邙山分局辖区农村地区公安工作问题和短板的一剂良方。”

“如何扎实有效接地气地把‘一村一警’工作要求落实到辖区工作中，从而构建‘一村一警’的长效机制？”在学习新密试点单位经验的基础上，邙山公安分局局长杨建章高屋建瓴、创造性地提出了“由包村民警同时任该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做法。

为使这个想法能落地生根，杨建章多次向区委、政府汇报，并与邙山街道办事处反复沟通，经区委同意，办事处党工委正式印发文件明确包村民警任所包行政村党支部副书记。“此举不仅增加了包村民警的归属感、责任感，提高了民警在包村工作中的履职能力，便于民警协调解决工作中的相关问题，而且强化了农村村‘两委’的基层组织建设。”杨建章说，“这也是我们邙山分局推行‘一村一警’工作机制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如何使这个特色和亮点鲜明地体现出来，真正打造“一村一警”的邙山模式，韩明秋表示，分局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制定出台了《邙山公安分局深化“一村一警”长效机制建设工作意见》，为“一村一警”工作在邙山辖区的落实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分局党委积极协调区、办事处，争取政策、经费支持，完善内部管理措施。

一是强化领导机构选派精兵强将。分局成立了“一村一警”工作领导小组，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建章任组长，党委副书记、政委肖宇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副局长韩明秋兼任办公室主任。在包村民警的选派上，分局党委克服日常工作任务繁重的困难，要求中队长职务以上的民警必须包一个行政村，并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择优选拔民警，保证了驻村力量精干高效。

二是协调经费落实做实后勤保障。分局要求包村民警每月在正常工作日驻村工作不少于4个半天，每月利用休息日开展工作不少于3天，为解决包村民警在工作中的交通、通信、就餐费用，经协调由所属办事处为每位包村民警每月平均核发5D0元工作经费。区政府综治部门牵头，总计投入20余万元新建35个警务工作站，为包村民警配置了办公桌椅、便民设施、民警公示栏、民警工作台账、驻村工作包、民警工作日志、警民联系卡等，为迅速全面展开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是组织岗前培训提高能力素质。为使全体包村民警能迅速适应岗位马上进入角色，分局党委组织了包村民警岗前培训班，从工作纪律、工作职责、工作方法等方面对全体包村民警进行了培训，请优秀社区民警介绍社区工作经验，提升包村民警相关业务能力。

四是细化考评项目完善监督措施。以包村民警自评、办公室抽查、村班子及村民反馈、区综治办和分局机关定期考核等多种形式对包村民警工作情况进行详细即时考评，考评结果直接与工作经费的发放挂钩，工作经费实行上、中、下三档，对应考评结果实施发放。驻村民警当天工作情况要于次日12时前书面汇报分局“一村一警”工作办公室，每月进行书面总结。

五是定期讲评总结研讨共同提高。分局每周召开“一村一警”工作会议，由包村民警汇报一周工作开展情况，分局主要领导进行点评，对工作落后的民警提醒帮助，对工作突出的民警和做法予以肯定和推广，实行“以会代训”的方式带动全体包村民警共同提高，今年以来，分局共召开“一村一警”工作专题会议31次。

卓有成效的工作获得了辖区老百姓和各级党委政府的认可、称赞，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得到了极大加强，辖区治安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群众满意度、安全感大幅提升，警民关系进一步融洽，公安机关形象得到充分展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公安工作能力和触角得到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