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与有为议论文

第一篇：无为与有为议论文

德育创新的“可为”与“有为”

德育创新的核心意义在于“可为”，通过增强实效性达到强化德育价值和激发德育作为的目的。因而“作为”和“有为”是德育创新的激活点。

德育有没有作为和有什么作为的问题，聚焦了德育在人的发展、在全面发展教育、在学校发展、在德育创新、在德育何位何价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德育的何位、何价、何为问题相辅相成、相互制约。这个问题不解决，德育很难走出低效迷惘与困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入中小学的全过程充其量也只能是“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罢了。因此，这个问题的探讨具有理论指导与实践应用的双重意义。

一、德育可为：德育创新的聚焦点

德育创新，是指在德育理论和实践领域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新的德育理念、模式、途径、方式、方法等，以拓展德育功能、提高育人效果、促进学校特色发展的一种教育活动过程。德育创新一般包括理念创新、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等内涵。

德育创新的核心意义在于“可为”，通过增强实效性达到强化德育价值和激发德育作为的目的。因而“作为”和“有为”是德育创新的激活点。然而，作为一种行为，德育“是否作为”和“能否有为”，取决于人们对“德育何为”的认识和态度，即对德育在人的素质发展中有什么样的价值和作用，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功能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体现出现代教育价值取向、育人宗旨和育人方略的“德育何为”问题，就成为了回答德育作为和德育有为问题的前提，成为德育创新的聚焦点。

以“作为”和“有为”为价值取向的德育创新实践，要明确树立“德育可为”的观念和信念。首先，德育“可为观”是对德育创新价值的肯定，是德育创新行为的动力之源，是德育创新的积极而自信的态度。德育低效老大难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正是“德育不可为”的观念，它导致了“花架子德育”“形式主义德育”的泛滥。其次，德育“可为观”是德育创新的目标愿景，是德育发展的科学规划，是德育创新的实践行为宣言。人们从不怀疑更不会忽视德育在育人作用方面的作为，但对创新德育发展却缺少目标引领和规划指导。“德育就是搞活动”和“运动式德育”的种种偏见，与此不无关系。再次，德育“可为观”是德育创新实践的主动、积极、自觉、自为的行动语言，是德育作为、有为的最强有力的表达。德育创新的意义和要务，在于改变人们的“德育不可为”的偏见，强化德育价值，提高德育“可为”和“有为”的意识，激发德育“作为”行动。

问题就是课题：为什么德育总是低效，“5+2≤0”?为什么德育总是在加强声中削弱?针对现实情况，应采取一系列相应的“行动研究”策略。

行动就是研究：开展“叙事德育”实验研究，寻找借助叙述故事走进学生心灵的途径;通过“感触—感动—感悟”的心灵之旅，改变“90%的老师说热爱学生而90%的学生却说感受不到老师的爱”的现状;开展“小活动大体验”的活动体验型德育模式探究，探索新时期增强德育实效性的新途径;构建“心灵德育”模式，探索德育与心理教育有效融合的新思路，揭示通过“情理对话”引领心灵成长的秘密;实施校本德育，探索德育科学化发展和让教师感受在研究状态中成长的幸福;构建课程德育，探究主干课程、融合课程、活动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潜在课程的课程育人之道。

成长就是成果：理念引领，科研先导，特色发展，整体推进了学校和区域性德育的创新发展;确立德育为先、人文关怀、创新发展新理念，先进理念引领德育与时俱进;设立班主任专业能力大赛，形成了破解难题的德育生力军;设立德育创新奖，激发了学校创新求发展的意识;建立德育绩效评估制度，充分发挥出德育的示范引领作用;建立德育课题立项制度，掀起了德育科研引领学校特色创新发展的热潮;制定德育发展规划，营造了区域德育和学校改进与整体发展、优质持续发展的积极氛围。

二、德性内生：德育创新的着力点

德育创新的着力点和实践策略在于探索、认识和验证德育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升德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促进学生品德的内生发展。品德形成与发展有六大特点和规律：(1)品德形成是认知主体的自我建构活动;(2)品德形成是一个外塑—内化—内生—外化过程;(3)品德知情行统一协调发展;(4)品德在活动交往中形成;(5) 品德发展由他律到自律，由自律到自觉，由自觉到自为;(6)品德形成具有共生性、长期性和反复性。其中，品德“内生外化”是德育最基本的规律。

品德形成是外部规范内化为品德的结果。我们把品德形成过程看作德性内生过程，认知主体的自我建构是这一过程的关键。品德内在生成以“外塑—内化—内生—外化”为基本程式。品德生成经历由外部规范要求到道德内化，进而内生为品德，后外化为行为习惯的过程。“外塑”是指外部规范要求或行为习惯训练，即后天的教育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主要起着前提性、奠基性和积淀性的知识、价值和行为上的规范、导向作用和全过程的指引与指导作用;“内化”和“内生”是品德形成的根本，教育影响的规范、指导作用只有通过品德形成主体依据已有的道德知识、价值观念或行为习惯的基础，对各种影响源进行分析、整合、内化和自我生成，才能有效地转化和建构为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譬如，即使我们让学生从小就把“时刻准备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词重复一千遍，如果不能让学生内生和升华为道德情感和需要，学生没有道德自觉、自为的意识，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信念和信仰。同理，即使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让小朋友养成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但如果他们没有在头脑中形成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和观念，习惯养成只是一种简单的行为重复，同样不能保障他们以后一直都能持久拥有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可见，品德形成的核心是品德的自我生成。换言之，品德形成的实质是内生的，德育的本质是促进道德需要与道德价值的内在生成。这是内生德育的要义，也是德育创新的价值追求。

品德内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教育影响与德性内生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动促进的关系。教育的本质是育人，德育的本质是育德。教育或德育的目的性、科学性、实效性、艺术性主要是通过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促进青少年品格的形成发展而实现的。依据和遵循品德内生的原理，发挥有效教育影响的作用，德育要把促进“品德内生”作为品德教育的规律，作为实现“育人为本，育德为先”的理想。

把探索德性“内生外化”规律作为德育创新的着力点，其实践意义在于，第一，发挥教育者在品德方面的言传身教作用。外塑是外部规范，是德性“内生外化”的基础，有力、有序、有效的外塑是保证品德内生的条件，但外塑要达到有力、有序、有效，前提是教育者在品德方面的言传身教的影响。第二，引导学生品德形成要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内生是品德形成的本质，内化与体验是关键。因此，教育者要把着力激发学生道德需要、情感体验和实践感悟为促进学生德性生成的核心，积极开展德育创新活动，着力探讨有利于、有助于激发和促进青少年德性内生的有效德育的形式、载体、途径和模式。第三，促进学生品德形成要先从外到内，再从里到外。形于仪，和于心，美于行。“内化”是将道德规范从外到内转化为品德的过程，核心是自我建构和品德内在生成;而“外化”则是把内在品德转化为德行的过程。

三、德育有效：德育创新的最终目的

德育创新的目标方向是促进德育特色发展、内生发展，进而形成先进的德育理念引领学生品德健康发展和形成学校德育特色品牌。

学校德育特色品牌，指在鲜明的个性特点基础上形成的，具有独特性、创新性和广泛影响力的学校德育模式。德育特色品牌营造是在校本研究的基础上，依据现代德育理念，通过特色资源诊断，核心理念提炼，模式体系构建，实践应用推广等环节，进而树立学校精神，改变教育行为，形成学校文化，建立特色品牌的校本自主创新过程。德育特色品牌创建是中小学德育发展的新趋向，是德育管理的实践智慧，是提高德育实效性、促进学校优质发展的行动策略和有效途径。

促进内生发展——学校德育特色品牌创建的意义。学校德育特色品牌创建，是打造优质高效德育品质的过程，同时也是提高德育实效、促进学校德育和教育教学工作内生与共生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提升育人品质的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具体表现为三方面意义：增强德育本体功能，促使德育价值增值的意义;拓展德育自我发展功能，扩大德育作用，创新德育理念的功能;提升学校教育教学品质，促进学校内生发展的意义。德育创新营造德育特色品牌，是学校发展的“第二曲线”和新生长点，已成为学校优质持续发展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办学策略和学校改进的有效的实践模式。

内生发展之路——学校德育特色品牌创建的策略。不同的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学校如何发展?不甘后人的学校如何跃上台阶?曾经辉煌的学校如何再造辉煌?徘徊不前的学校如何突破瓶颈?排位居后的弱校如何绝处逢生?质量高原期名校如何更上层楼?学校发展一般有两种方式：外推式发展和内生式发展。所谓内生发展，是指发展的目标来自学校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景，发展的动力来自学校组织内部的内在需要和自觉追求，并由此形成了学校组织系统内的自动化良性发展循环状态。根据这一原理，内生德育指的是学校德育遵循“森林哲学原理”内在生成的发展生态：学校内部各个德育要素互动促进;学校内部和外部的家庭、社区、社会各种联动因素的共生发展;学校教师教育学生、发展学校、成就自我的教育自觉带来的澎湃的内动力，激发和推动着学校德育的创新发展、特色发展、持续发展。德育特色品牌创建走的是内生德育的发展之路。内生德育是学校特色品牌建设的根本。内生发展的立足点是校本资源开发，着力点是学校特色发展。

我们的做法——学校德育特色品牌创建“三部曲”。作为一种实践行为，学校德育特色品牌创建是一种校本行动研究。实施过程的立足学校、服务学校、发展学校的“优势资源诊断”“核心主题提炼”和“模式体系构建”是八个基本环节中的三个关键环节，是谱写学校德育特色品牌这一“交响乐章”的“三部曲”。

近年来，我们分别创建了广州康有为纪念小学的“有为教育”，广州市小北路小学和潮州市城南中英文学校的“阳光德育”，佛山市南海里水镇中小学的“内生德育”，广州花都区骏威小学的“童梦教育”，顺德西山小学的“享受教育”，广州花都区金华中学的“团队教育”，顺德顺峰中学的“和美教育”，广东实验中学的“导构德育”，顺德一中的“高雅教育”等100多所特色品牌学校。效果明显，这些学校中，接近半数的学校获得了广东省德育创新奖励、省市德育示范学校和全国德育实验学校称号。

德育特色品牌创建的实质是学校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校本发展之路，核心是通过德育特色品牌营造来树立学校积极向上的发展精神，凝聚师生的向心力，促进学校创新发展、特色发展、持续发展。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引领学校特色创新发展和优质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齐 欣

作者：李季

第二篇：生态课堂中教师的“有为”与“无为”

【关键词】生态课堂;历史教学;有为;无为

【作者简介】陈胜英，江苏省张家港市外国语学校(江苏张家港，215600)教师。

生态课堂是指学习资源、教学方式与主体(教师与学生)发展之间实现动态融合、相生相长的课堂教学系统。在课堂上，师生生态地(和谐平衡)从事各种教与学的活动。

笔者认为，生态课堂中，教师既要“有为”，更要“无为”，应让学生成为主体，教师应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提高能力的促进者、健全人格的引导者。

“有为”——学生成长的引领者

常言道“功夫在诗外”。新课改背景下的历史教学，尤其是面对新课标下“一标多本”的历史教材，迫切需要教师要根据教材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构建开放多元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提升学生的价值观等，教师成为学生成长的引领者，用教师的“有为”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潜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一)把握学情

在生态课堂中，教学不是教师根据教材把问题原原本本地抛给学生，让学生来解决，而是先要由学生通过课前的预习，解决一些问题，同时发现、提出一些问题来。这既是学生学习主体性的体现，又是教师开展有效教学的主要依据。教师要把预习的方法介绍给学生，让学生正确地预习，才能准确把握学生的“学情”，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二)关注成长

课堂的功能关系到学生的生命成长和在校的生活质量。在生态历史课堂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的知识积累，更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关注学生的生命成长，为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自由的个性、美好心灵的培养奠定基础。

关注知识的积累。学生在校期间不仅要学习课程、教材所提供的专业基础知识，还要学习更广博的知识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学生知识的积累除了来自课堂的教学，更多来自课外的积累。以必修二《古代商业的发展》这课内容为例。一是用教科书教，而不是教教科书。对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整合，选出更适合本校学生学习的资源并加以利用。二是补充史学动态。比如“积贫积弱说”几乎成了对宋朝评价的“定性”结论，我在教学的过程中，补充了邓广铭先生(《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以及美国学者L.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等人的观点，以供学生拓展思路。三是推荐阅读书目。如推荐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的《南宋社会生活史》等书籍。通过阅读拓宽了学生的眼界，增加了学生丰富的史学知识。

关注方法的掌握。要想让学生学到东西，学生自己得渴望学习，而不是由老师逼着学。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在恰当的时机教给学生正确的方法，它不仅可以使课堂有一个精彩的过程，还可以让学生在解决其他问题时进行迁移。生态的课堂不是灌输一个正确的结论给学生，而是让学生用一种有效的思维来完成探索的过程。一是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特别要倡导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质疑的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使学生的主体意识、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合作精神不断得到发展。我特别强调“预习历史”的方法。如必修一政治史，我强调从制度建立的背景、内容、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去预习。二是历史思维方法的培养。要教会学生掌握分析、归纳、比较、推理等逻辑思维方法;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学会掌握正确的评价方法。如能否用“魔鬼的化身”来评价太平天国?三是以正确的史观来引领。我们学习历史，决不能“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以史为鉴、学以致用，要帮助学生构建文明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社会史观等，以此来看待处理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如关于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分析有多种，但我们要注意引导学生淡化革命史观，而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去正确地分析。

关注人格的健全。课堂教学是师生生命与灵魂的一面镜子，也是师生的一段生命历程。新课程的根本精神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关注一些具有全人类普世价值的重大历史问题，如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文化思想科学化和理性化，以及环境保护、反腐败等，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热点。

(三)合理设计

生态课堂最大的亮点就是要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将学习活动立体化，极大地拓展学习的外延，构建开放多元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积累文化，积淀精神。搭建一个平台，给学生一个空间，让他们自己向前走;给学生一点时间，让他们自己安排;给学生一些冲突，让他们自己解决。这就需要教师从设“计”开始，帮助学生越过认识过程中的障碍，借“计”发散思维。

设计活动。我们要倡导教学形式的多样化，积极探索多种方式的教学途径，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学生活动形式，有以口头表达为主的，以阅读、书面表述为主的，以观察为主的，以讨论探究为主的，以动手为主的，以社会实践为主的;活动式学习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培养多种能力;活动式教学要注意全员、适度和及时评估。如高三复习课“驯服权力的笼子——近代西方的代议制”。从“笼子的编织”“启示与梦想”两个方面整合教材。第一个主题用分组探究的形式，把学生分为四组，确定小组名称，提供导学案，明确学习任务和要求。分绅士组合——英国、梦想组合——美国、浪漫组合——法国、思想组合——德国四组进行，分别探究英、美、法、德四国代议制的内容和特点，再总结其产生背景、政体特征、主要影响方面的共性，最终得出“不断完善、法律至上”的规律。通过营造合适的历史情境，激发学生思维的火花，让枯燥的历史生动起来，让沉寂的课堂生态起来，让狭隘的思维开阔起来。

设计主题。在教学中我根据“一课一灵魂”的教学理念尝试主题式教学，即在选择并提炼与主题相关的课本教学内容的基础上，拓展增加与主题相关的课外教学内容，经整合后形成高度结构化的学习内容。如必修一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分别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这两课我合并在一起，主题是选择与命运。古代希腊罗马为什么选择民主政治?而古代的中国为什么选择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17世纪欧洲为什么选择资本主义代议制?而中国为什么选择专制制度日益强化?从个人选择到国家选择到文明的选择，层层推进，让学生对中外历史进行比较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

“无为”——学生进步的助推器

在生态课堂中，教师的“无为”就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以陌生化的眼光和学生一起去面对知识，让精彩于学生。“无为”在于我们的态度，这往往比经验和专业更加重要。因此选择合适的时机适当地让自己变得“无为”，让学生有充分施展自己的机会。我认为恰当的时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当师生商议教材时。由于新课程的教材是按照专题来编写的，教学内容跳跃性比较强。这就需要师生对教材进行判定，适当补充内容。我们要将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根据“课程标准”规定的内容领域，参与对教材的判定和组织教学。如在上必修一第八单元《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时，学生根据他们学过的知识和内容，在教学时要求我在教学中详细地补充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关于一战、二战的内容则要求我详细讲述发生的背景，对具体过程他们认为初中已经学过不需补充。

当学生预习反馈时。在学生进行预习的过程中，教师除了出示给学生课程标准外，应不作任何暗示，让每个学生自由地阅读，自由地解决问题，自由地提出疑问，这样学生就把最初的想法暴露出来，教师在备课时才能有的放矢。

当学生合作讨论时。在合作讨论环节，我们要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充分地参与，尽可能地让学生相互讨论、相互质疑、相互争辩。在相互讨论时让学生自行解决基础问题。在相互质疑争辩时，教师不要急于打断学生的发言告诉学生观点，而要让学生把自己的观点充分地呈现出来。要允许学生出错，学生共同的错误就是我们教学的难点和新的生长点。如在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我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学生错误严重：实行生产责任制反映了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变革状况。我没有马上纠错，而是让学生讨论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内容，理清了建国后我国农村所有制的变革。通过讨论，让他们自纠错误，教师适当点拨，这种“自救运动”既解决了问题，又提高了能力;既增强了自信，又融洽了感情。

当课堂角色互换时。在生态的课堂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可以互换，教师作为一员参与学生的互动。如在讲述《新航路的开辟》这一课时，由于初中学过这一知识，我就安排学生课前预习，课上分组来讲。学生通过PPT展示掌握的史料，对新航路开辟的背景、条件、经过、影响等进行了详细的解说。让我惊喜的是，一组学生在讲述新航路开辟的背景时，引用了《历史教学》2011年第5期刊登的浙江师范大学王加丰教授的文章《再谈地理大发现的动因——雷海宗先生半个多世纪前的一则洞见》一文，认为开辟新航路是西欧内部竞争的结果。这一新观点立刻引起了学生的质疑和思考。当角色互换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长此以往，学生的思维素质和独立精神无疑会逐渐得到提高。

当教学评价反馈时。随着课堂改革的不断深入，课堂的评价改革也在不断改进。评价的对象从“教师的教”转为“教师的教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学，学生是否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否掌握了学习的内容”。评价的内容不仅仅是课堂知识，更多的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以及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评价的方法有学生自评、生生互评、师生互评。评价从确定性评价向发展性评价发展，这样可以让学生保持学习的兴趣和持续的主动学习的精神。如在讲述《克伦威尔》这一人物的评价时，一部分学生认为他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另一部分学生认为他是独裁者，是暴君。也有学生认为兼而有之。对学生的回答我没有急于告诉学生结论，而是让学生先自评，然后让学生互评，最后师生互评。我让学生讨论并归纳科学评价人物应遵循哪些基本方法。这样的教学评价改革，教师更多地放下架子、放下权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提升学生发言的品质，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加教学的开放度。

当价值观念传播时。历史学承担着引导人们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任务，具有陶冶和升华人类精神品格的社会价值。历史教学不仅仅是教学生历史史实，更多的是进行价值引导。在讲述一个历史史实之后，我们经常会问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往往我们会详细地解释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对我们价值观念的影响。我们讲得越详细，学生思考的空间就越小。学生的感悟，教师无法代劳;学生的体验，教师难以包办;学生的发展，教师不能代替。因此我们要无为而治，引而不发，将理解、思考的时间、空间留给学生，让学生自我消化吸收。

总之，在生态课堂里，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教师的主导意识，教师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作者：陈胜英

第三篇：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性质与挑战

【内容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内政与外交经历了较大调整，“奋发有为”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特征。作为一个源于中国、包容世界的中国学派，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是理解各国重大外交战略调整的综合理论，也是理解中国外交战略转型的理论工具。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是“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本原因，同时，国家能力的快速强化和合法性的联动提升则是“奋发有为”外交的直接原因。与一般理论集中关注外交行为本身不同，自主性外交理论还注重阐释外交行为的性质。新时代的“奋发有为”外交不仅是一种进取的外交战略，而且是一种进步的外交形态。当然，“奋发有为”外交在国内外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因此，以韬光养晦为基础的奋发有为应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 中国外交 奋发有为 韬光养晦 自主性外交 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 李志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 邮编：100029)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802005

导 论

“韬光养晦”曾经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的核心战略，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正在经历巨大且影响深远的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洞察国际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在保持对外大政方针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纵观五年多来的外交理论与创新实践，“奋发有为”已成为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突出特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特征。

2013 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 这是习近平首次用“奋发有为”对外交工作提出战略要求，这也标志着中国外交战略从“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战略性调整。2014年7月14日，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前夕，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随着不断发展，中国将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我们将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发展。” 近几年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外交不仅在周边外交方面奋发有为，而且在大国关系、多边外交、全球治理等各个层面都奋发有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推进，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持续追求，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积极倡导，对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奋力争取，对结伴不结盟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积极实践，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推进，对地区热点问题的积极参与，对全球治理的积极塑造，这些重大外交行动表明，中国已经并将在各种重大的地区性、全球性问题上奋发有为，以争取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五年多来，在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正在积极做好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全球治理的引领者，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话语塑造力和形象感召力不断提升。奋发有为的中国外交正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外交将在习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更宽广的世界眼光、更自觉的国际责任、更进取的外交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要求。一方面是作出新贡献，另一方面是呈现新作为。” 可见，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今后五年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奋发有为”的基调，近五年来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态势还将在致力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不断延续。

结合中国外交近年来的积极、主动态势，阎学通教授认为，相对于“韬光养晦”外交，“奋发有为”外交更加侧重争取政治支持而非经济利益，因而是一种更具外交担当的外交形态。 尽管“奋发有为”外交具有诸多不同于“韬光养晦”外交的新特征，但本文强调的是其外交形态变得更加主动这一特征，这既是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表述，也是一种减少误解的界定，更是对当前中国外交现实的准确概括。因此，本文认为，相对于“韬光养晦”外交，“奋发有为”外交是指，在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以及各种地区热点问题时，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外交塑造而非被动适应的外交形态。可见，“韬光养晦”外交侧重于国内经济发展，而“奋发有为”外交则侧重于国际责任担当;“韬光养晦”外交侧重于融入世界，而“奋发有为”外交则更注重塑造世界。中国外交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积极塑造世界，并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为此，本文在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观察中国外交战略与外交形态这一重大变化，试图对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根源、性质与挑战进行理论分析，从而为中国外交转型提供理论支持。

一、既有解释的不足与自主性外交理论的解释逻辑

作为快速崛起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兴大国，中国外交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然而分析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描述性研究多于学术性研究。与此同时，尽管此轮中国外交转型恰逢国际关系理论界探索外交综合理论的初期，但相关理论创新尚不能充分阐释中国外交转型。而“奋发有为”外交出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如何从理论上解释新时代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评估其外交性质及其战略合理性，就成为当前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一)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如何解释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就国内外研究来看，尽管有关习近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以及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新理念、新变化、新特点的研究很多，但多数属于描述型、总结型研究， 在西方学术界甚至掀起了有关中国“强势外交” 的激烈讨论。但总体而言，国内外相关研究很少对此进行理论层面的解释，导致诸多研究仅仅是“深刻的新闻”或“全面的描述”，而较少能够推动理论的进步。因此，对“奋发有为”外交进行理论思考显得尤为必要，目前，关于“奋发有为”外交的研究存在“实力论”“民族主义论”“领导人个性论”和“外交道义论”四种研究视角。

综观学界对所谓中国“强势外交”的讨论，“实力论”是西方诸多现实主义学者的核心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强势外交”源于其对自己实力增长的自信以及对美国衰落的乐观估计。 而另一些学者虽然认同“实力论”，但认为中国的实力增长导致利益的扩展是必然的，因此中国外交走向积极是自然的，国际社会要关注的是如何更加准确地认知中国所发出的信息，而中国则是要考虑如何在有利形势下去“谋势”。 “民族主义论”将中国外交走向强势的根源主要归于中国因实力增强和内部政治不安全感带来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强化。 鉴于领导层的更替，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变得更加积极主动主要归因于领导人个性特点与信念也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观点， 但“领导人个性论”显然忽视了中国外交变迁的深层原因。阎学通从能否为崛起国提供更好的国际环境角度比较了中国外交的“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认为强调政治支持的“奋发有为”战略比注重经济利益的“韬光养晦”战略更能促进中国的崛起。当然，由于道义现实主义将民族复兴界定为“在综合国力和国防影响力上赶超美国” ，且过于强调扩大盟友的必要性， 而忽视了一国崛起的内部基础的重要性。同时，道义现实主义似乎天然地认为“奋发有为”外交必然比“韬光养晦”外交好，却忽视了导致奋发有为的不同根源。因此，尽管“外交道义论”的阐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奋发有为”外交的合理性，却制约了我们去探究其根源、性质的可能性，进而无法真正对“奋发有为”外交进行全面、准确的认识和评估。综上所述，既有国内外研究对“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挖掘不够，对其性质认识不足，进而对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认识不深。近年来，伴随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大趋势，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试图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以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学派的雏形及其不足

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更是内政与外交联动的时代，内外联动正在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新常态。 内外联动的时代让单纯结构取向或施动者取向的理论均难以解释现实的外交行为，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糅合。有鉴于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综合单元与体系层次的外交理论研究日渐兴起，尤以新古典现实主义发展最为引人注目。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将体系层次因素作为自变量，将单元层次因素作为干扰变量，试图实现跨层次的理论综合，以解释更多的外交行为，但各种新古典现实主义或对国际结构这一变量不加讨论或仅将其当成背景性因素，这使得实际偏重国内因素解释的新古典现实主义难以成为一种跨层次的整合理论。因而，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新古典现实主义更多地提供了一种解释问题的思路，而未能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 在西方试图以外交政策理论完善国际体系理论的同时，中国也给予了外交政策理论以应有的重视。宋伟甚至指出，“如何基于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出有较强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是近十多年来国际关系学者们所面对的核心理论问题。” 在中国学界，创建与三大国际关系经典理论相媲美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一直是部分学者学术努力的方向。近年来，诸如过程建构主义(或称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 、道义现实主义 、国际政治的进化理论 、复合建构主义(即现实建构主义和自由建构主义) 、霸权利益理论 、现实制度主义 、“天下主义” 、“华夏主义” 、国际共生论 等理论形式业已出现，尽管这些理论意义重大，但由于其未能整合国内层次变量，从而在本质上均属于结构或进程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理论。

本文认为，一个完善的外交政策理论不仅应该包括结构层次因素，而且應该整合国家层次因素。为此，既有的诸多中国学派雏形及其成果尽管能够部分解释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但并不能提供更为直接和全面的解释，因为其本质上不属于外交政策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诸多中国学派雏形中，阎学通倡导的个人层次的道义现实主义是可以直接解释一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成果。该理论从政治领导的个人层次对权力转移现象进行了分析，突出了政治道义对崛起国的关键作用，但是由于将施动者直接等同于政治领导进而等同于决策者本身， 从而使该理论与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的理论一样，均未能对国家进行本体论探究 (ontological investigations)。事实上，将国家建构为施动者只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步。 真正的外交政策理论既不能单纯停留在结构层次，也不能单纯从施动者或个人层次出发，只有在对国家进行本体论探究之后，有机结合施动者与结构层次的综合理论，方能有效解释重大外交行为。与之相反，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赋予国家本体论地位， 而且试图综合结构与施动者因素， 有望成为一个能够有效解释各国重大外交行为的外交政策理论。

(三)自主性外交理论解释外交行为的核心逻辑

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内外联动时代各国的自主性是以复合自主性(complex autonomy)形式存在的，即国家相对于国内外社会而拥有的自主决策、自主行动能力，此乃任何一个国家的根本外交目标。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外交行为取决于国家与不同结构性因素互联互动的性质、过程与结果，自主性的分布决定了各国的外交行为。由于国家自主性是国家实力、国家能力与合法性的函数，因此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各国重大外交行为是国家实力、国家能力与合法性内外联动的综合结果。具体解释逻辑如图1所示。

可见，作为一个源于中国、包容世界的中国学派， 自主性外交理论源于对中国外交的长期思考， 同时整合了宏观结构层次的国家实力概念、施动者自我结构层次(即国家层次)的国家能力概念以及跨国互动进程层次的合法性概念，并通过国家自主性这一核心概念实现了理论整合，因而是一个具有明确因果解释链条和较强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各国的外交行为。 另外，由于国家自主性同时具有自主性能力与自主性地位的双重内涵，因此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能通过自主性能力分析外交政策的根源，还能根据自主性类型的不同与自主性地位的变化来辨析外交政策的进步性。 基于此，本文将尝试从自主性外交理论视角对新时代“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进行探析，并尝试评估其外交性质及其战略合理性，从而为深化“奋发有为”外交提供政策建议。

二、“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

国内外关于中国是否还应该继续坚持不结盟、不干涉内政以及“韬光养晦”战略的持续争论，需要我们回答“奋发有为”外交战略是否合理这个问题。经典现实主义的“实力论”强调权力决定国家行为，但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在实力相对最强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为何中国仍然坚守“韬光养晦”战略，更无法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合理解释，反而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论据。西方传统的“民族主义论”一贯强调中国国内的政治不稳定及其民族主义后果，但这一观点难以解释为何在中国国内政治并未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却经历了重大变化。“领导人个性论”显然过度强调个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却忽视了外交政策变迁的结构性因素。“外交道义论”从个人或政治领导层面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政治权力交接带来的国家行为变化，但把“奋发有为”外交完全归因于政治领导显然夸大了个人施动者的能动性，而忽视了其限度与结构性因素的作用。

自主性外交理论将“奋发有为”外交解释为中国国家自主性增强的结果，但由于影响国家自主性的因素是复杂的，因而该理论对“奋发有为”外交的解释不是单因的而是多因的。具体而言，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核心解释逻辑主要强调三点：其一，突出内外统筹的“奋发有为”外交战略符合21世纪的时代特征;其二，国家實力的持续增强是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本原因;其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国内采取的反腐、全面改革等举措，对国际社会的中国贡献，以及习近平主席的个人政治领导力，则是增强中国国家能力与国内、国际合法性的重要因素，这是“奋发有为”外交战略出现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可以解释新时代“奋发有为”外交的合理根源，而且还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的路径，即通过国内改革提升国家自主性。

(一)“奋发有为”外交符合内外联动的时代特征

“时代问题是外交决策者必须首先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21世纪的时代主题，但在此背景下，世界的基本特征正在发生深远的历史性变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这源于在全球化与民主化双重变奏下，国际社会正进入内政、外交持续互动的新时代。“在内外联动时代，国家层面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然同时受到内政与外交的双重影响与塑造，国家必须在常态性的内外联动背景下按照同一运行逻辑去理解和制定外交政策。”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外交工作的生命。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在2014年11月28—29日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指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他继而指出，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 由此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奋发有为”外交战略的实施是基于对内外联动时代的准确判断和深刻认识，顺应了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具有合理性。

(二)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是“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本原因

根据图1可知，外交行为能力与国家实力具有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外交行为能力也将增强，国家倾向于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外交行动;反之，国家倾向于采取更加消极或保守的外交行动。根据表1可知，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二，而且在此前后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基本上逐年增加。在世界经济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且持续低迷的情况下，2013年以来中国加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继续保持了中高速增长，领先于世界主要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决定了“奋发有为”外交将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2010—2013年期间，尽管国内有学者呼吁中国要有所作为，放弃不结盟，积极探索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 但中国外交却仍然延续了“韬光养晦”的外交主轴。由此可见，单纯的现实主义的国家实力视角并不能完全解释“奋发有为”外交为何在2013年之后出现，这还需要考量国内因素。

(三)国家能力的快速提升是“奋发有为”外交的直接原因

从图1可知，外交行为能力与国家能力具有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国家能力的增强，外交能力也将增强，国家倾向于选择更加积极的外交行为;反之，国家倾向于选择更加消极或保守的外交行为。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认为，一个国家成为大国的关键就在于国家能力，一个国家必须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将经济财富转化为硬实力。 法里德·扎卡利亚也以国家能力而非国家实力来解释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交政策的转变。 在一定意义上，国家能力主要体现为国家有效获取国内社会资源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深入的反腐行动，全面改革的启动，“四个自信”与“四个意识”的强化，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威信的确立均表明，中国国家能力在最近五年得到了快速提升。在中国的体系性权力地位未发生根本变化的五年中，快速增强的国家能力直接催生了奋发有为的积极外交行为。这正是近几年国内外讨论“强势中国外交”的真正根源。

(四)合法性的联动提升是“奋发有为”外交的道义基础

从图1可以看出，外交行为能力与合法性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合法性的增强，外交行为能力也将增强，国家倾向于选择更加积极或主动的外交行为;反之，国家倾向于选择更加消极或保守的外交行为。阎学通曾经指出，“对第二大国来说，要制衡头号强国，增加战略盟友比获取经济利益更加重要。” 事实上，从自主性外交理论看，增加战略盟友本质上就是提升本国外交合法性的重要路径之一。但与道义现实主义单纯从体系层次增加战略盟友的角度构思大国崛起战略不同，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不仅可以从体系层次还可以从国内以及内外联动层次提升合法性。首先，从体系层次而言，一国提升其外交行为合法性的路径，包括增加战略盟友、遵守国际制度及其规则、外交行为与观念的社会化与制度化等路径。其次，从国内层次而言，一国提升其外交行为合法性的路径包括国内正向改革的诸多方面。再次，从内外联动层次而言，一国提升其外交行为合法性的路径是不断调整、整合国内外不同行为体的利益与目标关系，以增加其一致性、共鸣性，这要求中国外交获得更多的国际承认。

因此，自主性外交理论认为，崛起国的成功和平崛起必须依赖于道义与合法性的不断提升，但这种合法性不仅来源于体系层面，还来源于国内层面以及内外联动层面，是一种内外联动式提升。据此，从道义或合法性层面分析，中国实施“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从国际体系层次而言，遍布全球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作为国际秩序维护者而非革命者的声誉，中国对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倡导，日益增加的对外援助尤其是人道主义援助，日益活跃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等等，均提升了中国外交行为的感召力与合法性。其次，从国内层次而言，对中国梦的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深入的反腐行动，普通民众对全面改革的期待，等等，均夯实了中国外交行为的国内合法性基础。最后，从内外联动层次而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两种资源的努力，中国内政、外交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均增加了内外行为的一致性，提升了外交行为的合法性。基于近五年来外交行为合法性的联动提升，中国在国际上持续提出了许多中国倡议与中国方案，为“奋发有为”外交提供了坚实基础。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实力的持续增强是“奋发有为”外交的根本原因，但2013年之后“奋发有为”战略才真正取代“韬光养晦”战略，直接原因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一系列内外政策迅速强化了国家能力，并提升了外交行为的合法性。

三、“奋发有为”外交的性质

对中国当前“奋发有为”外交的认识不能仅停留在外交趋势的判断及其根源的追溯上，还必须关注、剖析其性质，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性质，才能真正对当前的外交作出分析并提出建议。因为只有进步的外交才能持续向前。尽管“进步”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人们难以在外交的进步性方面达成共识。但是，从根本上讲，外交的进步性或进步外交是指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外交观念与行为。 与一般理论回避外交性质不同，自主性外交理论对外交性质进行了深入探讨。依据自主性外交理论，既然国家自主性决定外交行为，那么外交行为的进步性就可以从国家自主性的类型及其自主地位方面进行分析。因此，国家自主性的类型变化与自主性地位提升就构成了自主性外交理论衡量外交进步的两个重要维度(图2)。

(一)国家自主性的分类及其演进

自主性外交理論认为，国家自主性一般的演进逻辑是从权力主导型到制度主导型再到观念主导型，这不仅体现了国家自主地位的提升，而且将推动国家外交的进步。 因此，对国家自主性类型的辨识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分析外交行为，并作出有利于外交进步的总体判断。 从纵向上看，依据国家自主性的类型，中国外交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权力主导型的政治外交阶段(1949—1978年)、制度主导型的发展外交阶段(1979—2009年)和观念主导型的大国外交阶段(2010年以后)。 正是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历史演进推动了当前“奋发有为”外交的进步。从横向上看，目前中国的国家自主性是以制度主导型为主，同时兼有观念主导型的特点。在国内层面，全面深化改革正在构建良性的制度互动环境;在国际层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正在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制度性合作(如中国保持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一带一路”倡议等的开放性)而非单纯的制度性竞争正在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关切，这保障了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的和平性质。同时，观念主导型国家自主性在中国国家自主性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中国对国际话语权、新型义利观、中国方案、命运共同体、新型双边关系的反复强调和重视均体现了这一点。

(二)国家自主性地位的提升

就国家自主性的内涵而言，外交是否符合社会公众利益不仅取决于自主性的演进，还取决于国家是否具有真正的自主地位。国家的自主地位既需要合法性的认可，也需要国家对社会的“嵌入性”支撑。根据自主性外交理论，外交的进步性取决于国家外交观念与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及其程度高低，并以外交观念的社会化程度加以衡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大国责任等，这些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认可的外交理念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核心理念。相较于此前的试图“另起炉灶”式的革命外交和更多关注本国利益的发展外交，当前更开放、更强调责任的中国外交的社会化程度已大为提高。另外，根据自主性外交理论，外交的进步性还取决于国家相对于国内外社会是否具有“嵌入性”及其程度高低。 所谓“嵌入性”就是指国家与国内外社会的制度化联系，即国家与国内外社会互动的制度化程度。制度化程度越高，“嵌入性”越高，外交进步的可能性就越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在国内加强了各种制度化建设，还进一步明确了现存国际体系受益者的身份，并继续坚持融入国际社会的基本政策。当然，与“韬光养晦”外交时期侧重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不同，“奋发有为”外交强调在继续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积极推行自主性战略，即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这种自主性战略表现为，当前中国对现有国际制度不仅进行了规则重塑，还在国际制度边缘或空白地带建立了有利于国际秩序公正化的新机制。从上述实践来看，只要中国外交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与进步性，中国对国际制度建设的“协商介入”将推动中国外交达到更高的制度化水平，即从参与型制度化到塑造型制度化的转型升级。为此，一方面，中国外交必须继续实施融入战略，加入更多主流且合理的国际制度;另一方面，在追求自主性战略目标的同时，保持“一带一路”建设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合作框架的公平性、开放性、透明性，真正把中国推动建立的合作框架打造成区域甚至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提升中国外交的制度化水平。

四、积极应对“奋发有为”外交面临的挑战

“奋发有为”外交不仅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外交战略，而且是一种进步的外交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奋发有为”外交的发展将一帆风顺。相反，“奋发有为”外交在国内外面临诸多挑战。自主性外交理论强调国家自主性的社会基础，即国家需要获得国内外社会的支持。 以此观之，“奋发有为”外交在国内层面需要处理好“民族主义”的上扬，普通民众对反腐败的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等问题;在国际层面则要处理好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经济影响，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中国贡献的期待等问题。如果说处理好这些问题能够增强“奋发有为”外交的社会基础，那么处理不好则可能构成挑战。另外，中国外交的发展基于中国国家自主性的内在发展，能否通过内部改革推进国家自主性的不断发展是“奋发有为”外交面临的另一挑战。可见，“奋发有为”外交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既有外交战略的基础、外交进步性能否持续维持和改进，这些问题主要来自于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与国际话语权三个方面。

(一)国内社会的挑战与应对

面对内政与外交互联互动日益强化的现实，“奋发有为”外交面临的挑战首先源于国内，并受到国际压力的刺激而变得日益紧迫。就此而言，来自国内社会的挑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全面改革能否持续推进，从而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进而保障“奋发有为”外交的持续推进。其二，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民族主义在推动“奋发有为”外交的同时，存在走向极化的可能，并将制约外交让步、外交协调的空间，进而对中国处理东海、南海、中印边界问题等领海、领土问题产生潜在的影响。其三，反腐败不仅净化了国内政治空气，而且奠定了“奋发有为”外交的社会基础，但反腐败如果难以从机制层面更深入推进，将削弱“奋发有为”外交的社会基础，进而制约政府的动员能力。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与社会转型期复杂的社会矛盾的交错，容易导致民粹主义和激进思想的蔓延，进而成为“奋发有为”外交的观念瓶颈。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必须始终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冲破各种藩篱，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始终做到以人为本，为民服务。为此，一要持之以恒地推进全面改革，保持强劲的改革势头，以改革化解前进中的各种矛盾;二要积极培育健康的大国心态，适时、适度地对民族主义情绪进行合理引导，为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理性的舆论环境;三要切实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化建设，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政府的各项权力在法律轨道上运行，保持并提升公权力的公信力;四要广泛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广大民众真正领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为“奋发有为”外交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

(二)国际社会的挑战与应对

如果说中国外交面临的国内挑战主要在于国内政治议程，那么国际挑战则更难以控制。其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结构性防范以及由此引起的部分周边国家的追随、观望将增加中国崛起的现实压力。其二，中国在制度层面争取话语权的努力已经引起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警惕与防范。其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困境，或将降低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吸引力。其四，西方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将加剧“奋发有为”外交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其五，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的领海、领土争端的激化，周边热点问题的久拖不决，可能打乱“一带一路”倡议的既定进程，促使中国将更多的战略资源转移到主权维护而非国际制度的塑造上。

为了应对上述挑战，中国外交必须始终做好融入与自主性的平衡。为此，一要切实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以和平发展为目标，以合作共赢为路径，真正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二要始終坚持国际体系改革者的立场，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动现有国际制度的优化，推动国际制度的公正、民主，同时保持新的国际制度的开放性、透明性;三要在展现自信的同时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要在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中国模式，提供更好的中国方案，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感召力;四要始终倡导互利共赢的原则，保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以包容互惠的理念为中国外交的奋发有为打造更为宽广的平台;五要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以协商对话的方式切实管控好各种国际冲突风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

(三)国际话语权的挑战及其应对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是国际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关键塑造者和重要领导者，但尚未形成与这种角色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既有中国是现代国际体系后来者的历史原因，也有中国为世界提供的观念性公共产品不充分的现实原因。具体而言，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公共外交的挑战，即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公共外交的效果，让爱好和平、奋发有为的中国形象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伴随大众对国际政治的积极参与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推行，公共外交已经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有关公共外交的本质内涵、实现形式、传播路径、传播技巧受到了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中国公共外交经验欠缺的技术性短板基本得到弥补。因此，公共外交面临的挑战主要不在于传播经验的欠缺而更在于传播内容的不足。其二，观念创新的挑战，即如何真正提升中国观念、中国规范的共享性，进而主动引领、塑造国际舆论，实现从中国话语到世界话语的无缝对接，实现理念创新的目标。但观念具有的共享和私有两种属性使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推广中国方案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新发展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义为利的正确义利观，等等，这些中国理念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外交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另一方面，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对自身特殊性的强调，又往往使中国的诸多倡议遭到质疑，加剧了“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不利于中国外交的推进。

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非一日之功，中国必须做好长期规划。其一，中国要在总结公共外交经验的基础上，深化公共外交本质的研究，使其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进同步推进，最终提升公共外交的效果，真正让国际社会理解、认同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道路。其二，中国外交要真正做好融入与自主性的平衡，在融入中提升中国外交的制度化水平，争取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其三，中国外交在理念上要做好特色价值与普遍价值的平衡，进而打造一套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核心价值观，以占领价值竞争新高地。

结 束 语

纵观近五年的中国改革与外交，尽管全面改革已经启动，制度反腐正在推进，但国家自主性在经历阶段性提升后将受到经济下行的制约。与此同时，中美结构性竞争日益激烈，在中国经历国内改革困境之时，美国的实力、威望或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国内外面临的结构性与观念性制约或将日益加大。因此，“奋发有为”外交或将遭遇日益严峻的结构性挑战。同时，“奋发有为”外交主要根源于国内自主性的强化，并主要表现为国家能力的提升。在国内经济下行和积极重塑国际规则的背景下，开展进取性外交，不仅可能存在战略透支 的风险，而且可能面临“中国威胁论”影响持续扩大的舆论风险，进而造成“奋发有为”外交遭遇更大制约与挫折的可能。为了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必须对日益增强的国力进行更有效的自我管理。就此而言，美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值得中国学界、政界学习和总结。尽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就已超过英国，位列世界第一，但半个世纪之后，美国才真正放弃孤立主义外交传统成为世界霸主。除此之外，就中国崛起目前面临的现实态势而言，中国内部还面临诸多脆弱性，对这些问题也应该警醒。就中国崛起的未来态势而言，中国崛起必然要在国际制度与观念结构方面实现新的突破，争取更大的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真正全方位地提升国家自主性能力。中国国家自主性在机制与观念层面的缺失与不足，决定了在中国真正崛起前，作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的“韬光养晦”外交不能被放弃。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综上所述，尽管“奋发有为”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必然之路，但必须明确，“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以韬光养晦为基础和前提的奋发有为应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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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志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