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代教子（精选13篇）
篇1：谈古代教子
战国时期，田稷子曾任齐国宰相，三年任满从相位上退下来时，他的属吏送给他百两黄金。田稷子收下后，将它拿回家去原封不动地献给了母亲。田母问明原因后，十分严肃地说：“为官应该做到廉洁自律，品行高洁，不取分外之财，否则就是不义;如果你要孝敬长辈，就应该尽心诚意地为国办事，否则就是不孝。不义之财，不是我应有的东西;不孝之子，也不是我的儿子!”田稷子受到母亲训斥后，先将那些金子退还给属吏，又主动到朝廷请罪。齐王很是钦佩田母的高尚情操，就从朝廷拿出一百两黄金赏赐给田母，同时也没计较田稷子收受百金之事。
篇2：谈古代教子
寇准自幼丧父，家境清贫，全靠母亲为人织布度日。但在寇准做官后不久，寇母就病逝了。临终前，寇母亲手绘制了一幅《寒窗课子图》，并在上面题诗一首：“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儿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慈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让仆人刘妈在适当的时候交给寇准。寇准仕途顺利一直做到了宰相。有一次，他为了庆贺自己的生日，请来了两台戏班子，准备大宴群僚。刘妈见时机已到，就将这幅《寒窗课子图》交给了寇准。寇准边看图边读诗，不觉泪如泉涌。于是立即撤去了寿宴，辞掉了寿礼，从此清正廉洁，勤于政事，终成一代名相。
篇3：浅谈古代官职侍郎
一、官职侍郎之沿革
《初学记》有“以其为郎内侍, 故曰侍郎”之句, 由此可推知, 侍郎最初是作为内侍之官而存在的。又据《汉书》所载:“郎掌守门户, 出充车骑, 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 皆无员, 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 侍郎秩比四百石, 郎中比三百石。”[1]292侍郎是郎官的一种, 因而在“内侍”之外, 也承担了郎官“掌守门户, 出充车骑”的职能。
东汉时期, 郎官体制更加系统规范。光武帝省并官职, 精简并改组了郎官组织, 以五官与左、右中郎将统三署郎官, 是为三署郎。“三署为五官署也, 左、右署也, 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 年五十已上属五官, 其次分左、右署。”[10]可见, 三署郎即五官郎、左署郎、右署郎的总称。东汉时期, 侍郎成为隶属于三署郎的官职。
两汉侍郎作为郎官的一种, 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便是官员补给。汉武帝在郎官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 使郎官开始大规模给事中外朝。给事内朝的侍郎初补官职较高, 政治前途通达, 如东方朔曾以常侍郎之职补太中大夫给事中。而给事外朝的侍郎秩比四百石, 其初补平除例为县令或与县令相当的官职居多, 如张缉、张霸等人均是如此。发展至东汉, 郎署几乎完全成为后备官员储备与培训的处所, 三署郎官既可以补中央系统的官吏, 亦可以补地方及郡国官员。
魏晋时期, 随着选官制度的变化, 九品中正制的兴起, 隶属于三署郎之郎官式微, 其中的侍郎一职亦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魏以后无侍郎, 官职侍郎的另一个发展体系源于西汉尚书郎, 后存在于中央机构三省六部中, 承担了大量辅助性的秘书工作。
《初学记》云:“初西汉置尚书郎四人。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 一人主羌夷吏人, 一人主户口垦田, 一人主钱帛贡献委输。光武分尚书为六曹, 每一尚书则领六郎, 凡三十六郎焉。”[9]417此处提及的尚书郎亦是郎官的一种。又《汉官》云:“尚书郎, 初从三署郎选诣尚书台试, 每一郎缺则试五人。先试笺奏, 初入台称郎中, 满岁称侍郎, 故郎中侍郎之名, 犹因三署本号也。”[9]417此时的尚书郎, 人员由原三署郎选试而来, “满岁”后侍郎之名亦是沿三署郎而得。然而, 尚书台之侍郎与原三署郎之侍郎性质与职能均不相同。两汉称郎的官职, 多不指尚书郎, 因而言及侍郎, 也往往指称三署郎。
汉魏六朝时期, 尚书诸曹郎中与侍郎之职并不一定两置。汉代同时设郎中与侍郎二职。其后魏、晋、宋、齐、后魏、北齐诸朝均唯有郎中一职。梁陈二朝亦是两置, 有郎中、侍郎。
魏晋南北朝时期, 统治者不断探索, 使中央机构逐步发展为中书、门下、尚书三个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部门。曹丕创设中书省, 除主官中书监、中书令之外, 尚有不少秘书人员, 如黄门郎、通事郎、中书舍人等。随着中书省的势力扩张, 晋朝皇帝将宫中的侍中、常侍、给事中、黄门侍郎、谏议大夫、起居郎等官员组成了一个新的机构, 成为门下省, 来分散中书省的职权。自曹丕以中书省取代尚书台后, 便把尚书台转化为政府机构, 主要起执行作用。尚书台下分诸多名目, 尚书侍郎的人数也相应增加了, 西晋时有二十三名, 东晋初年, 仍有十八名, 后经省减, 留十五名。南北朝时, 尚书台升为尚书省, 三省初步形成, 各自承担一部分中央秘书事务。三省中均设有侍郎一职, 对机构运转及其职能的发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隋朝建立后, 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政府机构形式, 为此后的各王朝沿袭。据《隋书》所载:“改中书省为内史省。中书省置监、令各一人, 掌出内帝命。侍郎四人, 功高者一人, 主省内事。”[2]491又载:“门下省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各四人, 掌侍从左右, 摈相威仪, 尽规献纳, 纠正违阙。”[2]490可见, 隋代内史与门下二省皆置侍郎。内史省置侍郎四人, 功高者一人, 负责省内诸项事宜。门下省置给事黄门侍郎四人, 主要职能为侍从左右, 建言献策, 提出谏议等。隋氏讳中, 因而隋文帝开皇初, 尚书省不置郎中, 唯置侍郎。隋炀帝各于六尚书曹置六侍郎, 增品第四, 以贰尚书之职。中央政府机构三省六部中侍郎的基本职能自此基本定型, 后世变化主要在设定人员与品级之上。
隋朝短命而亡, 之后唐朝沿袭了三省六部制, 将内史省恢复为中书省, 三省的职责分工趋于明确, 具体可归纳为“中书出令, 门下审议, 尚书执行”。据《新唐书》载:“中书省, 侍郎二人, 正三品。掌贰令之职, 朝廷大政参议焉。临轩册命, 为使, 则持册书授之。四夷来朝, 则受其表疏而奏之;献贽币, 则受以付有司。”[3]747“门下省。门下侍郎二人, 正三品。掌贰侍中之职。大祭祀则从;盥则奉巾, 既帨, 奠巾;奉匏爵赞献。元日、冬至, 奏天下祥瑞。侍中阙, 则涖封符券、给传驿。龙朔二年改黄门侍郎曰东台侍郎, 武后垂拱元年曰鸾台侍郎, 天宝元年曰门下侍郎, 乾元元年曰黄门侍郎, 太历二年复旧。”[3]742唐朝设中书与门下侍郎各二人, 俱为正三品, 机构副官。中书侍郎可参议朝廷大政, 在册命时担任使者, 四方少数民族来朝时, 传递文书与贽币等。门下侍郎为门下省实际主官, 负责掌管机密文件, 备皇帝顾问, 审议中书省拟写的制、诏等公文。另外, 其职能还包括祭祀与奏天下祥瑞等。尚书省领六部, 各部均设有侍郎, 其中吏部侍郎二人, 正四品上;户部侍郎二人, 正四品下;礼部侍郎一人, 正四品下;兵部侍郎二人, 正四品下;刑部侍郎一人, 正四品下。工部侍郎一人, 正四品下。各部侍郎品级与人数根据部门需要进行设置, 相互间略有区别。
宋朝建立后, 对唐朝正规的国家机构都沿袭设置, 中书省亦设有侍郎, “侍郎掌贰令之职, 参议大政, 授所宣诏旨而奉之。凡大朝会则押表及祥瑞案。临轩册命则押册引案, 以所奏文及册书授令。四夷来朝则奏其表疏, 以贽币付有司。南渡后, 复置参知政事, 省中书侍郎不置”。[6]2530宋朝门下省也设有侍郎, “侍郎掌贰侍中之职, 省中外出纳之事。大祭祀则前导舆略, 诏进止。大朝贺则授表以奏祥瑞。册后则奉节及宝位。与知枢密院、同知枢密院、中书侍郎、尚书左右臣为执政官。南渡后, 复置参知政事, 省门下侍郎不置”。[6]2530根据《宋史》所言, 宋代中书侍郎与门下侍郎之执掌与唐代几乎无异。只是在宋代, 此二侍郎官职并不常置, 往往被参知政事一职所代替, 其职能也相应转由参知政事执行。《宋史》曰:“参知政事掌副宰相, 毗大政, 参庶务。”[6]2528由此可以看出二者职能相类。
有宋一代, 中央机构虽大体沿袭唐朝, 然各官署长官与属官, 均无法行使其职权。官职的权力, 需由朝廷另派他官来行使。本官处理本职之事, 也需加上“判本司”之类的头衔。是以“三省、六曹、二十四司, 类以他官主判, 虽有正官, 非别敕不治本司事, 事之所寄, 十亡二三。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 侍郎、给事不领省职, 谏议无言责, 起居不记注。”[6]2528由此看来, 侍郎一职也是很难实行其应有职能的。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军事强国, 疆域最为辽阔, 境内民族众多。它的中央机构既承袭前朝, 又有所变化。由于疆域辽阔, 地广人稀, 实行宋代的三省制不便于迅速处理政务。于是, 元初只设中书省作为中央行政中枢, 下设六部。各部均设有侍郎二员, 品级为正四品。
明朝立国之初, 中央政府机构沿袭元代。洪武十三年, 朱元璋总结历朝经验, 认为丞相一人之上, 万人之下, 极有可能越权, 因此, 他处死丞相胡惟庸, 取消中书省, 设六部作为处理中央政务的中枢, 由六部尚书分担国务, 各自对皇帝直接负责。《明史》云:“明官制, 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 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 以尚书任天下事, 侍郎贰之。”[7]1106这样一来, 六部尚书的地位大大提高, 侍郎作为佐贰职官, 地位也大有提高。明初, 于中书省设四部。洪武元年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设尚书、侍郎, 尚书正三品, 侍郎正四品。洪武十三年, 罢中书省, 仿《周官》六卿之制, 升六部秩, 各设尚书、侍郎一人, 惟户部侍郎二人, 其中尚书正二品, 侍郎正三品。不久又增侍郎一人, 最终形成每部尚书一人, 左、右侍郎各一人的局面。
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政权, 因而在机构官职设置上有别于汉族政权。《清史稿》对清代侍郎设置过程有所记载:“左、右侍郎, 初制, 满洲、汉军二品, 汉员三品。顺治十六年改满侍郎三品, 康熙六年复故, 九年仍改正三品。雍正八年俱定从二品。各部同。俱满、汉一人。”[8]2224前后对比可以发现, 清代侍郎设置相比于前代除品级提升外, 最鲜明的特点即是各部侍郎均为满、汉各一人。
二、中书侍郎与黄门侍郎
中书郎汉代始设, 卫宏《汉旧仪》曰:“汉置中书, 领尚书匈奴营部一郎、民曹一郎、谒者一郎, 此则中书郎已闻汉代, 记传无明文, 莫知废置之由矣。”[5]424据沈约《宋书》载, 魏文帝黄初年间设通事郎, 晋改通事郎为中书侍郎, 中书侍郎之名就是由此开始的。但《初学记》中同时又提出了“司马宣王辟王伯兴, 擢为中书侍郎, 亦明帝时”[5]424之例, 故此推测, 中书侍郎之名应起自三国魏。
东晋时中书侍郎又改为通事郎, 不久改回。自隋代始, 中书省之名几经变迁。隋初将中书省改为内侍省, 隋末改为内书监, 唐初改为内史省, 龙朔二年又改为西台。光宅初年改为凤阁, 开元初年改为紫微。因机构名称的变化, 侍郎作为个中官职, 其名称也相应变异。如当机构名为凤阁省时, 相应官职名为凤阁侍郎;当机构名为紫微省时, 官职名为紫微侍郎。中书侍郎是长官的佐贰之官, 如若中书令职缺, 侍郎即为长官, 管理省内事务。至宋代, 置参知政事为副相后, 省中书侍郎不置。
黄门侍郎源于秦代, 《初学记》指明了官职名称的来源:“禁门曰黄闼, 中人主之, 故号黄门令矣。然则黄门郎给事于黄闼之内, 入侍禁中, 故号曰黄门侍郎。”[5]435黄门侍郎主要负责侍从皇帝, 传达诏令,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秘书官职, 西汉李寻、董贤、张禹等都担任过此职。秦及西汉同时还有给事黄门侍郎一职, 至东汉初, 将二官并称为给事黄门侍郎, 后短暂改为侍中侍郎, 不久又恢复原称。隋炀帝时, 去“给事”二字, 直接称为黄门侍郎。有隋一代, 黄门侍郎愈加得到重视。
至唐玄宗天宝年间, 黄门侍郎改称门下侍郎, 员二人, 为门下省长官侍中之副, 同判省事。其职为侍从皇帝, 传达诏命, 及掌祭祀、赞献、奏天下之祥瑞等。事实上, 门下侍郎作为门下省的实际主官, 还负责顾问、掌管机密文件、审议公文等其他事务。
从职能上讲, 中书侍郎与黄门侍郎均是重要的秘书官职, 并且承担着大量文书工作。唐代公文拟制有一五花判事制度, 即中书省起草诏书时, 中书舍人必须“各执所见, 杂署其名”, 之后由中书令或者中书侍郎选定一种意见, 经补充润色, 成为正式诏书。后再转门下省, 由门下省给事中、黄门侍郎进行复审, 若无问题, 则送呈皇帝。在这一过程中, 侍郎虽为副职, 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 曾对时任黄门侍郎的王珪说:“中书所出诏敕, 颇有意见不同, 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 本拟相防过误……卿等特须灭私徇公, 坚守直道, 庶事相启沃, 勿上下雷同也。”[4]10侍郎官职对文书工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三、总结
侍郎这一官职始于汉代, 终于大清, 前后绵延数千载, 分布在各种不同的机构内。从横向上说, 这一官职主要是沿着两个不同的体系发展的:一个体系隶属于汉代的三署郎, 再往前推算, 则是由汉初“三郎”派生出来的;另一个体系源于西汉尚书郎, 后发展成为隶属于三省的重要官职。这两个体系之间是有联系的, 诚如《汉官》云:“ (尚书台) 郎中侍郎之名, 犹因三署本号也。”但两个体系中的侍郎一职, 执事不一。前者起初为内侍之官, 后者承担了重要的官员补给功能。后者则是三省六部主官的佐贰之官。
从纵向上说, 各个朝代尤其是隋唐以降的侍郎官职, 总是带上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甚至统治者个人特色。唐代, 部分侍郎名称随着机构名称的变化而频繁变化。宋代由于官称和实职的分离, 侍郎一职同其他大多数官职一样, 难以行使其应有的职权。明朝由于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 六部地位骤然上升, 各部侍郎地位也大为提高, 执掌日益重要。至清代, 由于是满族建立的政权, 官职侍郎明文规定由满人和汉人一起担任, 共同治事。
官职侍郎的职能虽然由于隶属于不同的机构, 从属于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一些区别, 但总的说来, 侍郎承担了重要的秘书性工作:一是辅助皇帝和机构长官, 参谋咨询。辅助性是秘书工作最基本的特性, 参谋咨询也是秘书工作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二是上传下达, 沟通协调。上传下达不仅在皇帝与百官之间, 机构长官与属官之间, 还包括四夷来朝时, 进行传达公文、沟通递献。三是文书工作, 撰拟修改。不仅包含协助拟、修改公文, 还包括机密文件的保管和处理等。最后是机构日常事务管理工作, 尤其在主官职缺时, 侍郎更是代理主官职权, 对机构日常大小事务都要管理安排。
摘要：侍郎产生于西汉时期, 消亡于清代, 前后历经数千年, 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官职之一。侍郎一职在各个朝代散见于众多机构, 大体上可将其一分为二:一是盛行于两汉, 隶属三署郎的侍郎一职;另一为发源于尚书郎, 魏晋以后存在于中央机构三省六部中的侍郎一职。其中, 中书侍郎与黄门侍郎在众官职中独具特色, 因而单列讲述。最后, 本文对侍郎这一官职的总体特点和基本职能进行了小结。
关键词：官职,侍郎,沿革,职能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2]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3]欧阳修等.新唐书[M].长沙:岳麓书社, 1997.
[4]吴兢.贞观政要[M].北京:中华书局, 2009.
[5]徐坚.初学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0.
[6]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 2000.
[7]张廷玉.明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8]赵尔巽.清史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9]吴玉贵、华飞.四库全书经品文存11·初学记[M].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7.
篇4：古代官员的教子之道
诸葛亮、司马光:俭以养德。
三国时期西蜀丞相诸葛亮一生忠心辅佐刘备、刘禅两代帝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晚年得子,取名瞻,字思远,希望自己的儿子“志存高远”。诸葛亮非常喜爱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但同时又对他的成长充满了担忧。他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曾说道:“诸葛瞻今年八岁了,十分聪慧可爱,但我又担心他过于早熟,最后成不了大器!”可见,诸葛亮十分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
诸葛亮虽高居相位,却一生俭朴,他曾经在给后主刘禅的上表中说道:“我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此外别无积蓄,而这些也足够家人使用的了。我保证在我死后,家里家外都不会留有多余的财产,不辜负陛下对我的厚恩。”诸葛亮亲自履行着自己“俭以养德”的做人准则,希望子孙后代成为拥有远大理想、勤学俭朴的有为之人。
北宋司马光教子的核心思想也是“俭朴”二字,当他看到儿子在读书时用指甲抓书页,便耐心地教导他要爱护图书。司马光虽官居高位,但他的生活却十分节俭,他训诫儿子“食丰而生奢,阔盛而生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时刻提醒他们要以俭朴为美,切不可奢侈腐化。在司马光的教诲下,其子司马康从小便以俭朴自律,勤奋好学,后来成长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颜之推:读书为上。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他对子女的教育一直遵循着“读书为上”的原则。北齐灭亡后,颜之推被迫举家迁徙到长安,朝无禄位,家无积财。面对窘迫的生活,其子思鲁问道:“现在我们既没有朝廷的俸禄,也没有积蓄的财产,我们就应当尽全力劳作,来养家糊口,但您却经常督促我们学习,让我们勤习经史,可是您知道吗,我们做儿子的,不能供养双亲,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啊!”颜之推听罢,语重心长地说道:“做儿子的把供养双亲的责任放在心上是对的,但做父亲的更应该用学到的知识来教育子女。如果我的丰衣足食是用你们放弃学业换来的,那我真是食不知味,衣不觉暖。只要你们能够努力读书,继承祖上的基业,即使是粗茶淡饭、粗布短衣,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李晟:“西平礼法”。
李晟是唐德宗时期著名的大将,虽为一介武夫,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李晟的女儿许配给吏部尚书崔枢为妻。一次李晟做寿,其女也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酒宴中,一个侍女来到女儿身旁耳语了几句,女儿听后似乎极不耐烦,但依旧与客人们推杯换盏,谈笑自若。后来在侍女的再三催促下,女儿才被迫退席。可是很快,女儿就又回到了宴席上。这一幕被李晟看到了,他觉得其中必有缘故,便招来女儿问个明白。女儿答道:“刚才侍女来报,昨晚我婆婆得了一场小病,我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便派人回婆家代我去看望婆婆了。”李晟听罢大怒,对女儿说道:“你真是个没有教养、不懂礼仪的女儿啊!你的婆婆病了,你作为媳妇,就应该在婆家侍奉左右,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这才是我李家知书达理的女儿啊!”于是,女儿听从了父亲的训教,急忙赶回婆家照料婆婆去了。而李晟也在宴会结束后,亲自来到崔家看望亲家,同时对自己疏于对女儿的管教表达了深深的歉意。李晟教女的故事在当时传为美谈,由于李晟曾被封为西平郡王,因此李家的家法也被时人称为“西平礼法”,成为一时的表率。
柳氏家族:家法严谨。
唐代柳公绰一门显贵,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其子柳仲郢、其孙柳璧、柳玭等皆至高官。柳家也以治家严谨闻名于世,柳氏家法成为时人教育子孙的榜样。柳公绰对子女们要求十分严格,一到灾荒的年月,家中虽然储备甚足,但摆在子侄们面前的却始终是一碟菜。他还经常让他们吃野菜,对他们说:“你们爷爷在世的时候,曾经因为我们兄弟学习不好,就不给我们肉吃,我们终身没有忘记他老人家的教诲啊!”柳家子侄们听后很受教育。柳公绰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教育子孙一方面要勤俭持家,同时还要勤学苦读。
柳公绰十分重视长幼之序,他在外任官时,一次其子柳仲郢前来看望。柳公绰要求他在距离衙门很远的地方就要下马,以示对长辈的尊敬。同时还要求他要尊重府中的各种职员,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也要对他们行晚辈之礼。在严谨家法的影响下,柳玭写下了《诫子弟书》和《柳氏序训》,从做人到治家,集中体现了柳氏家法的精髓。
包拯:为官清廉。
被后人称为“清正廉明,铁面无私”的包拯,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包拯一生为官清廉,不畏权贵,不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誉,也为自己的子孙作出了优秀榜样。包拯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品德教育,认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晚年的他针对子孙的为官之道曾进行过一番训诫:“后代子孙为官,如果有贪赃之人,罢官后不准他回到家乡,死后也不准埋葬在我家的墓地中。如果有谁不按照我说的去做,那么,他就不是我包家的子孙!”包拯还命人将这条家训镌刻在石碑上,并镶嵌在家中的墙壁上,以便让子孙后代时刻念颂,世代不忘。
篇5：古代教子小故事
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临行前，姚太夫人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
“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
姚太夫人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满意，“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希望。她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儿子的背上，让他永远铭记在心。
岳飞解开上衣，露出瘦瘦的脊背，请母亲下针。
姚太夫人问：“孩子，针刺是很痛的，你怕吗?”
岳飞说：“母亲，小小钢针算不了什么，如果连针都怕，怎么去前线打仗!”
篇6：古代教子名言名句
2. 强而骄者损其强，弱而骄者亟死亡。
3.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4.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5. 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
6.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7.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8. 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9.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10.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11. 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12.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13. 挂羊头卖狗肉。
14. 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为也，而不能也。
15. 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
16. 彼一是非，此一是非。
17.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18.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19.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篇7：古代母亲教子的故事
晋朝人陶侃小时候家里很穷,但陶母却很注意对他品德的教养.后来,陶侃做了一个小吏,有一次他利用负责管理鱼塘之便,弄到一坛腌好的咸鱼,让人捎给了母亲。
陶母见后,立即封好了咸鱼,派家人原物送回,并写了一封信责备他说：“你作为一个官吏,却拿了公家的财物给我,不但不能使我满意,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啊!”
此后,陶侃牢记母训,清廉正直,忠于职守,后累官至征西大将军、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洲诸军事等要职,成为东晋初期的重臣之一.
篇8：谈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
1. 古代诗词追求意境的审美艺术
意境可以视为我国古代诗歌作品的终极艺术追求, 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典型特质。意境指的是在文学作品中, 通过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一个具有广阔审美空间的艺术境界。意境可以体现在一副静态的山水画中, 也可以体现在动态的鸢飞鱼跃中, 通过文字的描述使画面与作品形成高度的统一, 进而引起读者无限的遐想, 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心灵的共鸣。如《诗经·蒹葭》:“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央。”在诗篇中塑造了一个十分优美的意境:在芦荻苍苍的世界中, 河的对岸有一位美丽的佳人, 苦苦追寻却终究智能隔水相望, 这也表达出两种不同的意向世界, 也表达了作者对于美好事物深深的向往之情。简单的文字便刻画出了具有深刻意境的画面, 事实上, 这个美丽的画面中包含了多少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是读者所不能想象, 也无需深究, 只要通过这种独特的描写引起读者无线的遐想和共鸣, 文学便将人们带入了一种审美意境中, 给人深深的美的感受。
2. 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塑造
小说是古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作品形式, 在小说中对于古代文学特质的体现, 主要是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塑造。在小说中有三要素, 即人物、情节、环境, 通过三要素的有机结合, 便形成了一个个鲜明的任务形象。我国的四大名著可谓是古典文学中小说作品的经典巨作。如《水浒传》中描写了一百零八个梁山好汉, 每一个人物的个性都十分鲜明, 而《水浒传》的成功也正因为如此, 其不仅塑造了很多鲜明的人物形象, 同时也抓住了小说创作的根本, 这也充分体现出了我国古代文学的艺术规律。在小说作品中, 人物、情节、环境这三个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通过人物的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 而情节的发展又能够对人物的塑造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人物与情节的发展都需要依靠环境这一现实的基础, 所以可以说, 三要素之间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塑造出一个符合环境而且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事实上,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 依靠情节取胜的作品有很多, 如《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 但是这部分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似乎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就, 而如《水浒传》《红楼梦》这几部作品却将人物与情节和环境三者之间进行有效的结合, 所以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因此, 有人认为古典小说重情节、轻人物的思想显然是片面的, 而且与我国古典小说创造的实际情况是相违背的。
对于小说中的环境描写, 实际上也是塑造人物形象必不可少的要素, 一方面为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巧妙的外部条件, 如《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这一幕, 刘备利用恰巧而至的雷声来掩饰自己失凉落筋的真正原因, 这里为刘备的韬晦性格的塑造奠定了一定的铺垫作用;另一方面对于人物的性格塑造起到一定的暗示作用, 如《红楼梦》中对于大观园的描述时, 作者用了“凤尾森森, 龙吟细细, 竹影参差, 苔痕浓淡”的潇湘馆象征着林黛玉孤傲、素雅的品格, “冷香习习, 蘅芷清芬, 奇草仙藤, 兰风蕙露”的蘅芜苑象征着薛宝钗冷漠, 等等, 类似的描写在书中数不胜数。另外, 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也利用环境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的形成原因, 如《红楼梦》中对于四大家族的介绍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环境的写照,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贾雨村, 必然会形成扭曲的人格。
3. 古代戏曲作品中的怨谱
古代文学中的戏曲作品, 主要是借助文学艺术形式揭示社会矛盾, 可以说, 一部成功的戏曲作品就是一个浓缩的社会环境。在古典戏曲中具有喜剧和悲剧兼美的特性, 而其中以悲剧的怨谱最能体现古代文学戏曲的特质。在西方国家的文学和文艺领域中, 悲剧被认为是戏剧的最高境界, 通常用主人公事业甚至生命的毁灭来表达永不磨灭的精神作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戏剧作品在表达悲剧的形式上, 一般分为两类:第一是利用忠奸善恶的冲突所产生的道德悲剧警醒世人, 如《赵氏孤儿》、《精忠旗》等;另一种则是通过被压迫的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与社会压迫势力的冲突来表达, 如《窦娥冤》、《牡丹亭》等。在悲剧的创作方面, 有三个基本的要素:悲剧人物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冲突的不可调节性、被毁灭者的价值。如《窦娥冤》中窦娥的种种不幸, 可以将其前二十年的悲惨经历视为命运的悲剧, 但是此后的悲剧就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悲剧, 面对黑暗社会的压迫, 窦娥无力反抗, 她不得不救婆婆, 更是在临死前发了三个誓愿, 这也充分表达了她既无奈又绝望的悲愤情感。是谁吞噬了这个弱女子, 我想, 答案是很明确的。
结束语:
中国古代文学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文学发展阶段, 而汉语最具有优美意境的语言, 从中国古代文学特质的研究中可以发现, 正是由于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在古代文学的诗词歌赋中自然地流露出千回百转的情感, 这也正是古代文学的特质所在。随着文学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将更加全面和彻底, 这对于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摘要：中古古代文学博大精深, 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专注于对古代文学的研究, 无论采用西方文学的研究方式, 还是我国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 都充分说明历史悠久的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文学领域最为深远的一个地带, 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具有独特民族特色的古代文学。本文就主要针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进行浅显的探讨。
关键词：古代文学,文学特质,现代文学,古代文化
参考文献
[1]、王观蓉.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分析[J].青年文学家, 2013 (04)
[2]、符海灵.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目的及方式初探[J].青年文学家, 2013 (04)
[3]、方义祥.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字特质探源[J].北方文学.中旬, 2012 (12)
[4]、王芹.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嬗变的影响因素[J].作家.下半月, 2012 (09)
篇9：古代官员的教子之道
诸葛亮：俭以养德
三国时期西蜀丞相诸葛亮一生忠心辅佐刘备、刘禅两代帝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晚年得子，取名瞻，字思远，希望自己的儿子“志存高远”。诸葛亮非常喜爱这个小儿子，但同时又对他的成长充满了担忧。他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曾说道：“诸葛瞻今年八岁了，十分聪慧可爱，但我又担心他过于早熟，最后成不了大器！”可见，诸葛亮十分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
诸葛亮虽高居相位，却一生俭朴，他曾经在给后主刘禅的上表中说道：“我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此外别无积蓄，而这些也足够家人使用的了。我保证在我死后，家里家外都不会留有多余的财产，不辜负陛下对我的厚恩。”诸葛亮亲自履行着自己“俭以养德”的做人准则，希望子孙后代成为拥有远大理想、勤学俭朴的有为之人。
颜之推：读书为上
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对子女的教育一直遵循着“读书为上”的原则。北齐灭亡后，颜之推被迫举家迁徙到长安，朝无禄位，家无积财。面对窘迫的生活，其子思鲁问道：“现在我们既没有朝廷的俸禄，也没有积蓄的财产，我们就应当尽全力劳作，来养家糊口，但您却经常督促我们学习，让我们勤习经史，可是您知道吗，我们做儿子的，不能供养双亲，心里感到非常不安啊。”颜之推听罢，语重心长地说道：“做儿子的把供养双亲的责任放在心上是对的，但做父亲的更应该用学到的知识来教育子女。如果我的丰衣足食是用你们放弃学业换来的，那我真是食不知味，衣不觉暖。只要你们能够努力读书，继承祖上的基业，即使是粗茶淡饭、粗布短衣，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李晟：“西平礼法”
李晟是唐德宗时期著名的大将，虽为一介武夫，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李晟的女儿许配给吏部尚书崔枢为妻。一次李晟做寿，其女也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酒宴中，一个侍女来到女儿身旁耳语了几句，女儿听后似乎极不耐烦，但依旧与客人们推杯换盏，谈笑自若。后来在侍女的再三催促下，女儿才被迫退席。可是很快，女儿就又回到了宴席上。这一幕被李晟看到了，他觉得其中必有缘故，便招来女儿问个明白。女儿答道：“刚才侍女来报，昨晚我婆婆得了一场小病，我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便派人回婆家代我去看望婆婆了。”李晟听罢大怒，对女儿说道：“你真是个没有教养、不懂礼仪的女儿啊！你的婆婆病了，你作为媳妇，就应该在婆家侍奉左右，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这才是我李家知书达理的女儿啊。”于是，女儿听从了父亲的训教，急忙赶回婆家照料婆婆去了。而李晟也在宴会结束后，亲自来到崔家看望亲家，同时对自己疏于对女儿的管教表达了深深的歉意。李晟教女的故事在当时传为美谈，由于李晟曾被封为西平郡王，因此李家的家法也被时人称为“西平礼法”，成为一时的表率。
包拯：为官清廉
被后人称为“清正廉明，铁面无私”的包拯，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包拯一生为官清廉，不畏权贵，不仅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誉，也为自己的子孙作出了优秀的榜样。包拯十分重视对子女的品德教育，认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晚年的他针对子孙的为官之道曾进行过一番训诫：“后代子孙为官，如果有贪赃之人，罢官后不准他回到家乡，死后也不准埋葬在我家的墓地中。如果有谁不按照我说的去做，那么，他就不是我包家的子孙！”包拯还命人将这条家训镌刻在石碑上，并镶嵌在家中的墙壁上，以便让子孙后代时刻念颂，世代不忘。
综观中国古代官员的教子之道，一方面与普通百姓之家的家庭教育内容颇有重合之处，如关于尊敬长辈和立志勤学等，这反映出家庭教育所具有的普遍性；另一方面，倡导为官俭朴、清正廉明则充分体现出官员的教子特色。(来源：《人民论坛》)
篇10：家长教子心得谈
来源：上海丁丁家教网 http:///
1、让孩子感受到爱
父母能给予孩子的最有价值的礼物就是“爱”，慷慨和无条件的爱，尽可能多地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爱他。无论孩子犯了怎样严重的错误，妈妈都要对孩子有一颗宽容的心。
2、尽可能多地和孩子在一起
每天工作之余，父母都要腾出一些时间，参加孩子的游戏或一起读书。要是全家人在一起做一些事情，那就更好了。这不仅是给孩子提供了向父母学习的机会，还会促进家庭成员的交流。
3、合理地管教
管束孩子是告诉他行为的标准，即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做。管教孩子是每个父母都必须做的事情。首先，要有权威性。其次，父母在管教孩子时应该保持一致，这样孩子可以建立起统一的行为标准。即使父母间对管教孩子有分歧，也最好在孩子不在场时，再进行讨论。这样做，也可以树立起父母双方的权威性。再次，不要惩罚的太多。
4、倾听孩子的心声
有经验的父母通过听孩子说话来了解他们的感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方式。不论孩子提出的问题是大还是小，都要尽可能立即去倾听，当孩子与父母谈话时，父母要尽可能地立即与他交谈。这样孩子就不会失望了，他可以感受到他对于父母是多么的重要，他也就会更多的把心里话告诉父母。
5、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给孩子自由和控制自己生活的权力很重要，父母可以首先在一些小事上给孩子作决定的自由；然后再将范围不断扩大。从而使孩子有了完成任务的骄傲感，更加自信和自律。
6、培养孩子的自尊
篇11：谈外企高管辞职教子的值与不值
一名16岁的孩子，能够考上英国剑桥大学，听来真是一件富有传奇意味的事情。其实，如果是在一个思想开放、以能力为目标的教育体制里，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在今天痴迷应试的教育体制里，如果不是外企高管的父亲不惜辞职调教，又怎么可能谱写出这样的传奇呢？ 与国际各类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现状相比较，今天我们国内的教育真有些赶着牛车追火箭的感受。不是条件上不足，而是认识和思想上太过落后。
仅就这个世界上富有价值的学问来说，应该具有很多，然而，国内的教育既不注重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在启迪孩子们科学的思想、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我们今天的教育承担的知识传承的责任很重，然而，当下的教育，有多少注重发掘和培养学生能力的？对考试与分数的痴迷，让国内教育走进了一个极端让人不敢恭维的迂腐境界：看他们课堂表演夸夸其谈各种语言、文字常识，大肆鼓吹教育
孩子读书的方法、仿照下水文式的文章练习，然而，即使众多的教育工作者自身在阅读量、知识面和写作能力方面都严重不足，除了在各种考试题目中吹捧咬文嚼字的能耐，真正拿到国际大舞台上，可能展示深厚的文化造诣？如此以一种愚昧的认识自以为是的愚弄下一代的头脑，是今天的教育界最常见的局面。
而且，正确的教育方式在于因材施教，开发每个人身上的特长。这一点，是今天的所谓“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也罢做得最失败的一点。不管你孩子身上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和特长，我们的教育者和众多呆头呆脑的教育领导们都不去关心那个问题，真正让他们关心的是你是否能够学习好考试大纲内安排的内容，而且，并不是看你在一两门之内的超人发展，而是要求在所有的学科知识中都能争优。这一点，成人能够做到吗？愚蠢的权威意识，紧紧地禁锢了今天教育界的灵性与活力，这一点是最让人震惊的！要不，今天的众多小孩能被考试驯化成背书、做题考高分成为一些装饰无能的教育体制的工具吗？他们辛辛苦苦付出十多年，可有什么真才实学的本领？还是被众多浑浑噩噩的认识困扰呢？
一个16岁的小孩，如果不是受着一个觉悟高的家长的引导，真正装在时下的教育体制中，会取得什么样的作为呢？首先，他会被教育界中的一些没有多大价值的考试题目所困扰着个人自由成长的翅膀，在这里，整个教育界迂腐的教书匠们对他们自诩为神圣般的学科推崇的程度绝对世界一流，被考试功利捆绑着，在一种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驱使下，让这种愚昧的行为显得尤其严谨。如果，在时下的教育体制内，16岁的小学还没有毕业的学生不会升初中，他还要通过层层自己可能并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学科考试，他的头脑必然受到诸多的除了考试百无一用的知识的愚弄。真是那样，他的觉悟似乎也就限于追求在各种明规则、潜规则之中上一所好的高中院校而已，有什么能力去考取国外一流的名牌大学呢？
透过此来看，我们身边并不缺乏世界一流的人才，缺乏的是教育界一流的教育精神，是那种不痴迷在考试科目内绑住了自己正确教育认识的以人为本教育教育理念。有人谈，作为一名外企的高管，为了教育好孩子竟然辞掉了高薪的工作，真是不值。然而，换一种立场，能够把两名孩子从愚昧的应试教育泥潭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取得同样精彩的表现，作为这样的一名成功的父亲，又是一种多么富有荣耀的事情呢？整个教育界那么多夸夸其谈的教育专家、精蝇们，可能取得如此卓越的作为吗？
篇12：浅谈中国古代“贬官文学”
一.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
柳宗元被贬永州, 写有一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 其中尤以《小石潭记》著名。“青树翠蔓, 蒙络摇缀, 参差披拂。谭中鱼可百许头, 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撤, 影布石上, 怡然不动;俶尔远逝, 往来翕忽, 似与游人相乐”, 景物空灵秀澈, 然而“四面竹树环合, 寂寥无人, 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 山水之乐掩不住内心之忧。永州十年, 柳宗元又被移至柳州, 正如余秋雨说的:“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 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在被贬柳州途中, 他与同样被贬的刘禹锡拱手作别, 发出“今朝不用临河别, 垂泪千行便濯缨”的感慨。
白居易字乐天, 名字中即便含有恬然自适之义。然而“天涯沦落”的命运却使他发出了“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感慨。这泪缘何而流呢?
游戏人生、随缘自适如苏轼, 在贬地黄州东坡种竹吃肉、养生谈禅、写诗作画之余, 也并未忘记那深刻的内心之忧, 面对“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的壮美风光, 他不禁发出了“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人生如梦, 一尊还酹江月。”的无限感慨。
二.忠君即爱国, 爱国即忠君——贬官们的人生信条
中国古代绝少纯文人, 上起屈原、贾谊、司马迁, 中到李白、杜甫、白居易, 下至苏轼、陆游、辛弃疾, 一部中国文学史, 不知含有多少官员的人生咏叹。在封建社会, 忠君即爱国, 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我们不可以“愚忠”简单地否定古人执著的爱国热情。
屈原被流放, 尽管他也知道“荃不察余之衷情兮, 反信谗而齑怒”, 可是他仍发誓“指九天以为证兮, 夫惟灵修之故也”, 幻想着有朝一日为楚王尽力。幻想破灭, 也是发出“约黄昏以为期兮, 羌中道而改路”的怨言, 埋怨楚怀王不守信用。当然, 更有最后那悲壮的一跳。掩卷之余, 我们只能唏嘘, 难道你能忍心如某些人那样斥责“你这是愚忠, 你为什么不反抗”吗?
韩愈在被贬潮州途中写有《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 悲愤, 忠诚, 感伤, 五味杂陈。然而那耿耿之衷心却可以日月鉴之!
放浪如诗仙李白, 也只是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针对权贵的呐喊。他甚而在《行路难》中委婉地表达了再度为朝廷出力的愿望:“闲来垂钓碧溪上, 忽复乘舟梦日边。”传说姜尚闲来垂钓, 后被周文王任用;伊尹将受商汤任用时, 梦乘船过日边。这里连用两个典故, 表达了李白对唐皇赤诚的衷心。
忠君即爱国, 爱国即忠君。在贬官们或高昂或低沉的合唱中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人生信条。
三.悲愤出奇文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诗》三百篇, 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司马迁在其著名的《报任安书》中, 对困厄的人生境遇与伟大的文学成就之间的关系早就有论述。但因个人的性格不同, 又造就了不同特色的奇文。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短短二十八个字, 却展现了诗人无比广阔的胸襟, 萎靡之人看到也会为之一振。贬谪之下有此豪情, 诗人自是不同寻常之人。这是刘禹锡的《秋词》。
“山下兰芽短浸溪, 松间沙路净无泥, 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上阙描写了清新明丽的春景, 虽是“潇潇暮雨子规啼”, 但并不给人悲切之感。下阙议论抒情, 唱出自己积极向上的放旷豪情。这是苏轼的《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以上两人个性偏于豪放, 因而诗歌自然旷达。
骆宾王身陷囹圄时所作的《咏蝉》, 全诗忧伤愤懑, 借蝉抒怀, 取譬贴切, 用典自然, 语多双关, 于咏物中寄情寓兴, 由物到人, 由人到物, 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 是咏蝉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屈原贾生列传》是屈原、贾谊两人的合作。他们虽属不同时代, 但却有诸多共同之处:政治失意, 文名卓著, 因忠被贬, 孤傲抑郁。苏轼在其《贾谊论》中曾指出:“其后卒以自伤哭泣, 至于夭绝, 是亦不善处穷者也。”生命宝贵, 然二人都未加珍惜。“往事越千年”, 感慨之余, 更多的是遗憾。如果他们能够珍惜生命, 会有更多的奇文在文学史上闪烁光芒吧。
篇13：浅谈现代家庭的教子方法
一、充分尊重孩子的人格
现代家庭中，孩子与家长的关系应当是民主、平等的关系。家长既不能把孩子置于家庭的中心，围着孩子转，也不能完全让孩子服从家长。家长和孩子之间应该相互关爱、相互体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尤其在孩子的学习问题上，即使孩子学习任务再重，家长也要允许他们玩耍。孩子在成长阶段，他们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家长应尊重他们的兴趣和爱好，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允许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只有教育方法得当，才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
二、正确对待孩子的错误，讲究批评的艺术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错误。当孩子犯错并不肯认错的时候，家长最好不要用训斥的手段来迫使孩子认错，而应摸清真相，确认错误的性质及原因，然后选择恰当的时机，帮助孩子认识并改正错误。家长一听到“风声”就火冒三丈，对孩子横加指责，这并不能起到任何效果。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戴尔·卡耐基所说：“斥责别人，甚至诽谤别人，连最愚蠢的人都会做……”由此看来，批评必须讲究艺术，使忠言不至于逆耳，良药不至于苦口。
三、相互沟通，做孩子的知心朋友
现代家庭中，很多孩子由于与父母缺少沟通，不理解父母，不愿意和父母说知心话，这样很可能使孩子形成一些坏习惯。因此，无论父母多忙，也应该抽时间与孩子进行情感交流。父母对孩子的话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耐心去听，要使孩子体会到父母不但愿意倾听他们的话语，而且是他们的知心朋友，对他们是很关心的。这样，通过与孩子谈话、相处，家长就能摸透孩子的心理，发现孩子的动向或不足，继而用爱心去抚慰他的心灵，帮助他们改正不足。
四、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现在大部分家庭教育为溺爱型。家长过分地溺爱和娇惯孩子，代劳孩子的一切事情，会使孩子形成依赖性，甚至失去自理能力。例如：大部分孩子不愿劳动，连简单的家务活都不会干。为了让孩子适应生存环境和时代的发展，家长必须改变以前的教育方法，要重视对孩子生存能力、創造能力和责任心的培养。
1.让孩子学会独立生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孩子会拿筷子吃东西时，家长就应该指导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并让他们从中体会劳动的快乐。在这期间，家长还要给予孩子适当的鼓励和表扬，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
2.让孩子学会创造。孩子年龄越小，好奇心越强，思维局限性越小，想象力越丰富。因此，家长应该多为孩子创造机会，保护和发展他们可贵的创造萌芽，以使其终生受益。常言道：“实践出真知，时间长才干。”作为家长，应该根据孩子具备的能力，多为他们组织适宜的活动，从而增强孩子的创造能力。
3.让孩子学会负责。所谓学会负责，就是做到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时，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以及对生态环境负责。这就要求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教育孩子不能一心想着自己，而应学会助人为乐。
五、家长应言传身教，以身作则
实践证明，言传不如身教。在家庭中，父母的言行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言行乃至思想品格的形成。家长都希望孩子有积极向上的心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然而这与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生活态度是休戚相关的。如果父母整天怨天尤人，生活态度消极，孩子也不会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如果父母在家里无所事事，孩子也不会安心学习，也不会有更高的追求；如果父母的语言不讲究，也会导致孩子说话随便、不礼貌……总之，家长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的语言行为和思想品德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