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调研报告

中国近代史调研报告（通用6篇）

篇1：中国近代史调研报告

《敬告青年》敬告什么

周三10-11节 翻译学院商务外语B班 雷雨晴 学号：15307146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在上海（后期迁至北大）创办《新青年》（原称《青年》杂志,第二期改名为《新青年》）为标志，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而《敬告青年》一文，就是陈独秀为《新青年》撰写的创刊词，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所以《敬告青年》的写作背景相当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写作背景。

政治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统治黑暗。经济上，一战期间，中华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登上政治舞台，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这是根本原因。思想文化上，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推行尊孔复古的逆流。因此，新文化运动是受当时经济、政治、思想等各方面的影响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敬告青年》开门见山就指出了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于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自然淘汰之途，予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生尊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尊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比喻十分恰当而具有说服力，充分说明了青少年的重要性。接着，他提倡科学与人权并重，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青年杂志》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科学与民主“改造青年的思想，辅导青年的修养”。为了将民主科学的思想发扬光大，他指出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并进行论证：

（一）自主而非奴隶的，“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而我国“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这六条标准的要求都是从当时的实践出发，强调反对自古以来的封建专制、反对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陈独秀将中西文明相互对比，并且大加赞扬欧洲文明，尤其是法兰西文明。

《敬告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同样对推动中国自然科学发展、思想解放产生了一定影响，极大地冲击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启发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然而，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思想、呼吁改变国情固然是好，但是，却存在着许多缺点。

在《敬告青年》之中，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完完全全贯彻其中，成为一条将这六项标准串联起来的线索。民主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惟一准绳，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敬告青年》所针对的对象太过狭隘，几乎全部指向青少年知识分子，并没有普及到群众里面去，忽视了中国真正的群众基础，没有正确认识到当时的国情。除了一些空空的政治口号外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法，同时，一味地学习西方摒弃东方，多多少少带有崇洋媚外的感觉，一味地否认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全盘否定，不能正确地对待中国文化遗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缺点，成为了它的弱点，只起到了小范围的表面上的传播思想的作用，并未能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

与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相比，它们之间还有许多相似之处。都论证了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但是《变法通议》却主张从教育、考试方面进行改革，最终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并不是全盘吸收，对于传统文化也不是全盘否定，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它的局限性所在。《敬告青年》侧重于思想方面的改革，但是也由于其受众的局限性和全盘西化的倾向并未能直接促成社会的变革。

在我阅读《敬告青年》之后，虽然没有极大的震撼感，但是感触还是有一些的。《敬告青年》中宣扬的民主科学、对青少年的希冀等等，在现今却仍然没能够完全实现。

各种各样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充满我们的生活，青少年的相关问题更是数不胜数，“少年强则国强”，我们的少年为何却频频爆出杀母杀室友吸毒强奸的新闻，而且有不少是和知名高校挂钩，知识分子，这一条符合，而知识分子所有的觉悟呢？还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很多腐败思想流入、侵蚀国人的身心，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今天早上我无意间点开一个新闻，然后便花了一个小时去了解这则新闻的衍生——非主流和杀马特，光是翻看那些图片就让我感到震撼，详细了解之后才知道这都是哈韩哈日哈美哈欧的表现，一味的模仿最终导致了怪异杀马特的流行。更重要的是，当今社会，国家之间竞争非常激烈，有合作但也有冲突，日本岛国文化渗透，美国的网络文化、消费文化等每时每刻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尤其是青少年。譬如，提笔忘字、传统文化后继无人这种现象，不正是漠视传统文化转而投向外来文化的表现吗？尽管有汉字听写大会出手相助，但并不能放松警惕，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碰撞有时候甚至比政治军事上的比拼更加激烈。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西化或许在当时的那个特定的背景下能够激励青年们解放思想，从封建的牢笼中看到一丝希望。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适用了，我们既需要传统文化的精华的熏陶，又需要国外先进文化的陶冶，中西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传统，推陈出新，这样我们才能成新鲜活泼者，才能成为社会之新鲜活泼细胞，为国家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篇2：中国近代史调研报告

专业：临床医学一系xx班学号：139800xx

在中国近代史的吴炜老师推荐下，我拜读了由张鸣前辈写的书《重说中国近代史》，该书语言诙谐，让本来稍带点枯燥无味的历史带上了趣味性。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脑海中一直响起了“弱国无外交”这句话，那一段历史，不得不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耻辱，但是反观当代，似乎越来越多的人遗忘了这一段深沉的历史，不管是真的没有涉及，或者不感兴趣，抑或了解这段史料但无法正面面对这段惨痛的历史，这些都是危险的，其中我们难道没有觉察到这个危险的信号吗？难道那一段历史，我们都习惯了吗？习惯逃避，习惯抵触，习惯无视，习惯抛弃吗？如果不想再重蹈覆辙，我们应该认真把这段历史当为警钟，时刻警醒我们要自强不息，时刻记住曾经民族的伤痛吧。而这也是研究历史想带来的效果；正如张鸣前辈在文中所说：冷静的审视过去，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一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反复跌倒。如果我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很难吸取教训，很难避免过去的悲剧。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当然惨痛的历史亦然！

回首一段史实，首先要摆正态度，如果带着扭曲的心态去看历史，很多人最后会陷入过度的意淫世界中，这样的醉生梦死、纸醉金迷毫无疑问会危害这个人，最后会沉迷在这种自欺欺人的走火入魔状态中，这与历史是促人进步已经是背道而驰，问题固然不是很大；但是倘若整个民族使然都带有这样的心态，灭族的命运会逃脱不掉吧。不过当代的国人对待这段历史没有上述的心态，但是却有着三种较为奇异的心态，作者也有趣地把这三种心态分别比喻为‘怨妇’、‘泼妇’、‘情妇’心态，前两种心态明显带有着偏激的态度，要不就是怨恨世界列强欺负我们弱小，要不就是一直不服世界列强的欺凌，认为历史上我们一直都在反抗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抱有第一种心态的人，你们怎么能带有这么幼稚的想法呢？‘弱肉强食’这样的规则似乎一直都存在吧，所以弱小的自己怎么可以怨恨对方欺凌自己，你能选择的只有两条路：要不逐渐强大起来，能够和它们分庭抗礼；要不就静静等待灭亡的命运。抱有第二种心态的人似乎不太正确认识到当时中国和外界的差距性以及中国根深蒂固的落后和封闭理念，过于冲动的看待历史也算是有些接近意淫状态，所以也不是一种正确的心态看待近代史。第三种‘情妇’心态够为折中，能够冷静的审视历史，也能理智的分析过去，从而通过总体的分析得出总结：殖民史也是一段好历史！其实作者把其称为‘情妇’心态也是有原因，现在的人都知道‘情妇’是一个贬义词，所以显然这样的心态在作者认为也是错误的，事实上确实有够让人难以接受，难道别人打你一巴掌，你要感谢别人帮助你锻炼脸部肌肉吗？所以带有‘情妇’心态的国人其实也只考是虑殖民者鞭策着我们要强大起来，却忽视了这群殖民者阴暗的一面：掠夺和奴役！因而面对着这段历史，我觉得应该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中的每一个事件，并且对于不同的历史事件也要应该联系国外的环境多方面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上面三种心态似乎都是带着一种不变的心态看待这段相对较为漫长的历史，实际一段历经110年的近代史中，我们国家和外界势力以及其和我们的关系有着很多的变动，所以其好或其坏能比喻为一个振动函数吧，即我们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事件来分析，到底如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和涉及的外来者和我们国家的表现？这样看待近代史难道不更合理吗？我觉得看待近代史的心态中只要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事件，然后把其放大再毫无根据的把它代表为近代史，是现在我们国人看待近代史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抛弃这种局限思维才有助于我们正确的看待近代史的进程。

而恰好《重说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按照中国近代史各个相对较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详细分析，并且挖掘各个历史事件的外在联系性和内在因果性，且外对于每个大型的事件，也努力的在细致上丰富还原当时的事实，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当时的执政情况和外面列强的真实想法，因而有助于我们以更正确的心态看待每一个历史事件。

所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便把作者提供的一些细致的历史事件和作者较为缜密的分析摘抄下来，以下内容便是对书中提及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细致内容以及作者所持有的观点的分析：

（一）、在两个世界的碰撞中，当分析为什么在军备等级相差不多的前提，但一个途径漫长路途的疲劳之师最后居然以较少的数量练克一个大国的数支大军的时候，作者其中便有从一个国家的统治的力度的细致角度进行分析：一般来说，统治机器在一定的时候都会出现由‘有规则’到‘潜规则’，最后到‘无规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已经有了200多年寿命的清皇朝根据历史的一般规律性也确实应该踏上了‘无规则’这样一个混乱状态，所以这样的军队也不过是乌合之众罢了。从其中，便可以看出，作者在分析近代史的过程中没有抛弃清皇朝的本质，它不过依然属于封建体制的产物，所以它的命运和之前中国古代其他封建国家的命运不会有太多差异，从而类比得出鸦片战争时期的清朝官员之间的关系已经被‘无规则’充斥着，从而也为战争的失败埋下一支伏笔。

（二）、在帝国古老命题新解中，鉴于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太平天国在接近胜利后的瞬间消逝，作者结合了中国古代的几个失败起义进行比较，认为农民其实不是没有力量，而是这种力量需要整合，倘若没有人整合，即使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一件事，并且得出整合农民的力量需要士大夫的参与，但太平天国的早期起义中没有注意到其对士大夫一直信仰的孔子的不敬，所以太平天国后期发现士大夫基本不参与洪秀全的起义运动，因而最后太平天国运动也因为缺失了统一的理念，在历史长河中远去。

（三）、对于洋务运动，有人认为其中存在很多问题，但也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未必是一场失败的运动。首先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结束了列强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的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国家需要富强起来，而且当时领邦的日本似乎在这方面做的很好，所以清朝的部分官员开始萌发出一种斗志：既然别人能学好，我们也可以，然后等我们学好了，就不用再受人欺凌，这是一种好的心态；并且还有一个优势条件是当时我们国人并不排斥洋务运动，毕竟历史上有过其他国家对其的强烈反弹，所以少了国人的排斥这一关后，中国实行洋务运动似乎会成功啊，毕竟那个时候西方列强也十分赞赏中国的洋务运动，在这种无内外加压的情况下，貌似没有什么阻力阻扰这个运动，但为什么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如果仔细观察洋务运动的整个过程，发现当时洋务派只是革新在制度的表面，且外普遍缺乏精英的参与，尤其是军队都仅仅只是练兵不练军官，这样的军队能称得上是现代化吗？就像上面所说的强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整合的话，那也成不了事的，所以，没有好的军官怎么可能打得出好的仗呢？因而洋务运动中

中坚人才貌似长期匮乏；且外洋务运动没有达到西方列强认为会达到的效果，不是说学日本的吗？日本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先是由官办企业为主导，然后发展到官商督办，最后过渡到具有独立法人性质的商办企业的手中，但是中国却只完成前面两步后就不再走下去了，这样的运动彻底吗？不彻底的运动、不彻底的学习会有效果吗？最后的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也告诉我们：没有！也是因为此我们中国开始踏上了前面那种‘怨妇’心态中认为的我们一直被外界欺负的荆刺路。

（四）、谈及到近代史上的变法，不得不提当属近代史上第一次变法；百日维新，看到这个词就知道无疑这场运动失败了，只有那一百天而已，而究其原因首先不能忽视的是逐渐浮现的民族劣根性：我们学习总是想走捷径，其实当时的洋务运动也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因为为了富强，然后又看到友邦的成功，我们自己就只想直接搬别人的那套过来用，为什么不自己想呢？这样能贴合自己的实际，或许会进展更快呢？所以我们国人想走捷径的急功求成的心态让我们这两场运动都失败了，其外还有就是维新派之间具有地域分化和思想派系的分化，更为严重的是维新派排斥当时势力大的洋务派和慈禧太后，当我读到文中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很想知道究竟还有什么大boss撑着他们，竟敢有如此大的勇气，可也太让我吃惊了，皇帝，一个基本没什么实权的皇帝，这样的改革能有多大进展呢？而最后刺杀太后的这一馊主意不过是加速了维新运动的结束罢了。可见当时的中国已经越发急于求成，而结果也是越发早早了结！并且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大，由洋务运动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失望到百日维新的中国政治体系出现严重倒退，中国能够强大起来的条件和机会貌似也越来越少了。

（五）、关于清末新政，现在有部分史学研究者认为假若当时让清朝新政一直搞下去的话，中国将会成功地在列强瓜葛的氛围中重新成长起来，或许中国就不用在经历此后的军阀混乱、国名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这样烽火纷飞的乱世了，但实际上真的会那么乐观吗？还有历史的一个性质必须坚持就是：历史不容假设，所以这样的假设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如果清朝一直执行新政的话，是可以肯定中国政治体系会由封建体系过渡到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但过渡到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中国就一定能逃脱西方列强瓜分的命运吗？这样的体系就真的适合中国吗？这似乎都是一个不能确定的事实吧？所以我认为对于清末新政的立与破的问题，不必要纠结过多。而作者在阐述新政的问题时，似乎十分支持新政，并且带有点偏向于憎恨革命党派的革命，其实对于作者对这段历史的解读，我有些许不是很赞成，首先谈及到清末新政中提出的预备立宪，其实当时很多人认为预备立宪中的民主是一种假民主，作者变为此解析民主实质应该是一个过程，所以应该循序渐进，但是谈及清末新政中的废除科举制的时候，这不是矛盾了吗？你不是说新政中的预备立宪体现了循序渐进吗？但是科举废除貌似不是很激进吗？毕竟这可是历经数个朝代，但任然遗留的产物啊，怎么能一夜之间让它灰飞烟灭呢？所以对待新政的决策不应该把它看得太好，那个时候的清朝政府和士大夫怎么可能会想到那么缜密的决策呢？所以不能过于乐观看待清末新政。

（六）、过去的历史书评价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书中解释实质并非如此，确实也是，怎么可以仅仅通过它‘不碰列强、不反帝、不反封建、不敢发动群众’就判定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呢？他们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根据我们中国当时的国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控制革命的规模和烈度，从而减少社会动荡，让我们国家能够顺利地度过共和制。不过似乎历史潮流告诉了我们：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之后，带给中华民国的共和制让中国的政治格局更复杂和

更混乱了，因为当时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当时的中国不适合共和制。所以此后中国的政治局面越来越乱，也是这场革命，之后带来了中国南北对抗、军阀纷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

篇3：中国近代史调研报告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该课题的研究对象为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包括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及其对创新人才培养的作用和影响。运用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和中国高等教育史知识,设计研究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围绕研究主题,对相关问题做系统考察和深入分析。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从理论与历史的视角,辨析和考察通识教育的内涵、起源,中西古代大学教育的性质、通识教育传统的形态与地位的变迁。第二,从近代中国大学制度变革入手,探究中国近代大学办学宗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变迁的动因、过程,论述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特征及影响。第三,选择典型案例,论析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群体的通识教育理念内涵,并做比较研究,辨析异同;选择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北联大、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大夏大学、辅仁大学等10所国立、私立大学及教会大学为案例,论析三种类型大学通识教育教育实践特色,总结近代大学通识教育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成效。第四,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大师成长之路,分析教育环境和通识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的作用,归纳中国近代大学育人一般规律。第五,全面总结和客观评价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经验、历史地位及借鉴意义,探讨其对当代大学培养创新人才的启示。

该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一是运用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从理念、制度及实践层面系统探析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的性质、特点与作用;二是全面总结通识教育的历史经验,为当代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启示。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文献分析、统计分析、个案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深入发掘原始史料,注重系统性、理论性、实证性和综合性研究。遵循科学研究规范,论从史出。正确运用高等教育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深入认识中国近代通识教育发展规律及其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重大影响。具体研究方法包括:1.文献研究法。以第一手史料为基础,进行历史分析。充分利用已出版的大量近代教育家文集、校史、笔记、回忆录、人物传记等文献资料及当今相关研究成果。2.比较研究。从比较的视角,分析中西古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内容、形态、演化轨迹及影响,为主题研究作铺垫。对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通识教育理念来源、内涵以及国立、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类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作比较研究,分析各自特点。3.个案研究。选择中国近代6位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以及10多所不同类型大学作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论析各自办学理念、举措及成效。4.多学科综合研究。综合运用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理论与方法,拓宽研究思路和学术视野。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

该研究得出如下一些结论。

第一,中国古代大学和近代大学具有注重通识教育优良传统。近代以来,在西方大学教育思想和儒学教育理念影响下,中国大学在变革和发展中形成两种通识教育传统:一是以儒学为核心理念,兼容诸子学说、佛教文化的古代大学教育传统,包括经学教育和书院教育的传统;二是以西方大学制度为组织模式,融合中西教育理念,涵盖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三大知识领域的近代大学通识教育传统。两者既有性质、内涵的差异,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后者赋予传统大学之道新的意涵。

第二,清末高等教育变革,既承袭儒学通识教育的传统,又引进西方大学制度和课程,初步建立起以经学为主导,传统文史和西方近代普通教育为基础的通识课程体系。受封建政治影响,清末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与课程存在历史局限性。

第三,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推动了大学制度变革和通才模式发展。一批学贯中西的教育家,在更新教育观念、探索通识教育模式方面发挥了引导作用,促进了大学宗旨、课程结构、培养模式及师资队伍的变革与发展。

第四,中国近代大学通识教育变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清末大学章程的拟定,到民国初年《大学令》的颁布以及北京大学的变革,初步确立了通识教育宗旨及通才培养模式。第二阶段,从二十年代“新学制”的实施及“国学”教育的兴起,到三十年代中期“学院制”的推广,更多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投身通识教育实践,促进了培养模式的变革。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大学课程标准的编制工作。第三阶段,自抗日战争时期至1949年,教育部确立以大学各学院“共同科目表”为基础,由基本课程到专门课程,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1938年以后,通识教育理念已经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方面,最终建立美国式通才教育模式。同时,一些著名学者和校长、教育家反思移植西方大学之得失,阐释、弘扬中国传统大学通识教育的意蕴,探索书院教育新模式。

第五,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教育家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教育家群体,其所秉持的通识教育理念的内涵,既有共性特征,也有个性差异。

这一教育家群体包括马相伯、蔡元培、郭秉文、林文庆、陈垣、梅贻琦、胡适、潘光旦、吴宓、竺可桢等名家,他们在西方大学理念和儒学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一些著名学者、校长和教育家,在教育理论探索和办学实践中,针对人才培养问题,阐明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办学主张,赋予通识教育新的意涵。作为一个特定的知识群体,这些教育家的通识教育理念主要来源于三方面:西方文化教育、儒学教育传统以及教育家相互影响。这是其共性特征。所不同的是,他们接受中西文化教育的路径和职业生涯存在差异。这些教育家拥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内涵和办学经验,在大学教育性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师资建设、教育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有着诸多共同认识。就通识教育理念而言,虽然只有少数教育家如郭秉文、梅贻琦、潘光旦等人作过明确界定和直接阐释,但其他著名校长在阐述自己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中,也论及通识教育的性质、目的、内容、路径和保障等相关问题。其基本观点大多一致或相近,只是具体表述和侧重点略有差异。这些学人虽然学科背景、办学举措不尽相同,但都重视通识教育的作用。

第六,民国时期国立、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在办学理念和通识教育实践上具有鲜明特色。以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大夏大学等10多所大学为例,这些大学办学的共性特征在于,以培养通才为目标,吸收西方大学教育的优点,继承传统教育的精华,以育人为本,融合中西文化;但在具体的办学举措上,各校存在某些差异。

第七,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促进了创新人才的培养。其办学实践大致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以培养“通才”为目标,倡导学术自由,注重人格教育,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二是构建通专结合的课程体系,重视基础学科和选修课教学,提倡文理兼修,推行选科制和学分制,扩大教学选择性,发挥人文、自然和社会科学课程的育人作用;三是广延名师,注重文理基础学科建设,开拓教学资源,为通识课程教学、人才培养提供保障;四是实行民主管理,教授治校,为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五是重视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广泛开展课外学术讲座、文化社团、体育等活动,营造优良、宽松的教育环境。这些举措既陶冶了学生的心灵,提升人格境界,领悟大学精神,也拓展了知识、能力和文化视野,提高学术研究能力,从而促进了创新人才的培养。

第八,中国近代学术大师成长之路显示,适宜的教育环境和通才培养模式更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变革中,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才。名家数量之多,文化贡献之大,至今仍令人感叹不已。这些学术大师的成长路径,虽有个体、学科的差异,但仍具共性特征,如:家学熏陶,养成国学根基;勤奋好学,持之以恒;求学海外,会通中西文化。学术大师的成长,除了学人自身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适宜的教育环境和通才培养模式。清末民初,大学教育转型为新式人才培养提供了历史际遇,大学通才培养模式奠定了人才成长的教育基础。一是,清末民初教育转型,使20世纪初期一代学人在“旧学”与“新学”的演进转换中,既积累了传统学问,又获得新的人生感悟与文化知识。二是,尽管近代中国教育开放是被动的,但客观上为学人打开了新的学术天地,为近代学人提供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遇,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三是,近代大学通才教育环境,拓展了学人的学术视野和知识结构,奠定了人才成长的教育基础。

第九,通识教育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的、非功利的教育,它注重人文关怀,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人格养成与共同核心价值观的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和完整的人,而专业教育则指向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成高级专门人才。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崇尚通才教育模式,注重通识教育,在办学实践中取得广泛的育人成效,对于当今大学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了促进创新人才培养,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该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确立育人为先、“通识为本”教育理念和办学目标。

中国传统大学教育理念,以育人为根本,主张先“成人”,后“成才”,其最高境界为“大成”。梅贻琦等近代教育家继承并发展这一教育理念,提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所谓“通才”,并不是什么都懂的“百科全书”式人才,而是指具有“通识”素养,在某类学科具有多种专长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现代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当今中国大学呈现“巨型化”的发展特征,办学规模日趋扩大。在“行政化”、“市场化”导向的影响下,大学育人功能实际上被削弱,处于从属地位。大学生则片面追求“专业”学习,而忽视通识素养的培育。章开沅教授指出:“目前的学校‘重教书而轻育人’,没有真正把知识传授与品格陶冶密切融合在一起。这好像是学校的问题,老师的毛病,但归根到底还是主政者方针、政策乃至教育理念的缺失。”潘懋元教授认为:“高校在培养学生过程中,若要满足社会需求,就不能抛开学生责任感的培养,而仅仅满足于找到一份工作”;“服务社会需求与坚守大学内在品质是表面矛盾,内在统一的。”在这里,“学生责任感的培养”,显然离不开通识教育。这就要求发挥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方面的作用。借鉴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优良传统,正本清源,应确立育人为本的理念,端正办学导向,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急功近利的弊端。

其二,在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上,建立和完善大学通专结合的培养模式。

通识教育理念须通过具体的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才能发挥作用。中国近代大学以培养“通才”为目标,经过实践探索,逐渐形成通专结合的培养模式。它以中西合璧的大学理念为指导,以通识教育与专业基础科目为基础,注重文理学科交叉和基础学科教学,实行跨学科选课。在高年级开设各类专业课程,培养专业技能。实践表明,这种培养模式为大学生提供了宽厚的学科与知识基础,所造就的人才更具发展潜力,更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20世纪50年代,国内高校模仿前苏联专才教育模式,将一些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调整、分解为专业性、行业性学院,以培养“专才”。这在特定时期对培养经济建设紧缺人才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导致人才培养分科过细、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缺失等弊端。“钱学森之问”再次提醒我们,单一的专才培养模式,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提升高等教育质量,须变革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为了培养杰出创新人才,我国一些重点大学正在探索通识教育新模式。这既是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导向。

其三,加强通识课程建设,发挥国学教育传承民族优秀文化、陶冶品德等功能。

通识教育课程的内涵与质量制约其教育成效。民国时期大学重视国学的教育与研究。国学教育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媒介,就内容与形式而言,它具有通识教育性质。国学教育包括国文、中国通史、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及相关专题研究课程。近代大学国学教育的实施,不仅培养了大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陶冶品格,也拓宽其文化视野,提升传统文化学养。改革开放以来,国学教育逐渐走进大学课堂。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发展通识教育的重要环节,当今大学推广国学教育,须处理好国学教学与国学研究、国学普及与国学提升、国学基础与国学应用的三重关系,以真正发挥其育人与传承文化的功能。

其四,师资建设应注重品德与才学,发挥其特殊的育人作用。

教师是实施通识教育的主体力量,其文化学养、专业才能和教学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决定通识教育的成败。古代高层次的书院,名师荟萃。他们既是经师,亦为人师,通过言传身教、启发教学,培养了大批儒学通才。民国时期一些名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辅仁大学,重视“大师”办学,选聘教师以“品德”与“才学”为导向,广揽学贯中西的通识之士。这些教师承担大学基础学科和通识课程的教学,拓展学术视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产生广泛的教育影响。

当今高校数量庞大,高等教育体系复杂,教师分层分类增多。但是,就通识教育而论,对于教师文化学养与教学能力的基本要求并无本质差异。推动大学通识教育,既要改善教师的知识与能力结构,也要制定相应的课程评价标准,以引导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和通识课程建设。

其五,弘扬近代大学民主治校的优良传统,激发人才培养的活力。

中国近代大学融会中西文化之精华,一些著名校长和教育家,汲取中西方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倡导学术自由与民主治校,集思广益,吸收大学教授、专家参与通识课程计划的修订,开创了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新传统。在教育管理上,采用导师制与自我管理相结合,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在教学管理上,提升通识课程的地位,实行学分制与学年制,加强选课指导,既扩大学习的选择性和针对性,也保证了通识教育与基础课程的质量。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有益经验。

其六,努力营造浓郁人文环境,更好地发挥环境育人作用。

通识教育是一个包涵理念、模式、课程和管理在内的整体,校园文化作为隐性课程是其不可或缺的环节。古代书院注重育人环境的选择和营造,在优游山水,诵读经典,质疑问难中,省思人生与社会问题,陶冶情操,达致修身养性的境界。近代大学引入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民主、科学精神,各类科学研究和社团活动异彩纷呈,形成各具特色的校园文化风格。在潜移默化间,大学生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素养。

篇4：《中国近代史词典》

这部词典的释文，根据条目内涵、外延的不同，做到长短适中(如鸦片战争、梁启超等重点条目释文长达一千余字，短的释文如词典正文第一页“乙榜”只数十字)，基本上做到编者所说的“求其准确明了，言简意赅”。

人物条目，在这本词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谁收谁不收，收录了，经历、事迹如何叙述，作者所取的态度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力求做到对先驱人物的行谊不溢美，对旧时官吏的作为不全盘否定。如“左宗棠”条，从几百字的释文中，可使读者知悉：他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太平军，捻、回起义)，这无疑是反动的；办洋务，有爱国、进步的一面(姑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收复新疆，是爱国的、进步的。做到这一点，需要不囿于成说，而是广搜有关史料，汲取当代人的研究成果。

附录《中国近代史大事记》、《历日对照简表》、《韵目代日表》等五种，也能方便读者。例如在《大事记》一九○三年项下，就载有李书城等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邹容《革命军》出版于上海，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相继在上海出版以及“苏报案”发生等大事。上述重要书刊，不少资料是经常提到的，但其出版年月和编著者，一般大事年表也不可能备载。

辞典的某些内容还有可议之处。有些人的生卒年可进一步查清。如在北洋时代曾代理过国务总理的朱启钤(据说解放后才故世)，其卒年打“？”号，似失之粗略。其实只要通过他的女儿朱洛筠(现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天津市政协委员)一问即知。

此外，对于清王朝的一些残暴而愚昧的大员，在释文中如能略述其劣行丑事，我想无疑会增加读者查阅的兴味。如杨芳，词典载称他于一八四一年“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东防剿。行抵江西，即附和琦善和议，……，为割让香港进言。至广州后，战不能胜，乃上奏‘攻守八难’，畏敌求降，请许通商”。据史料记载，杨芳其人在这一年竟想出一条“以邪破邪”的妙计(即让士兵载马桶于木筏之上，迎着英侵略军的洋枪炮去“破邪”)，结果遭大败。当时有人赋诗嘲讽这位参赞大臣道：“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海中。”类似这样的事，《辞典》若能适当采撷，无疑可以增加辞书的可读性。

篇5：中国近代史调查报告

经济日趋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不仅仅只追求物质上的需要，也更加注重精神思想境界上的发展。现如今，各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历史景观点都得到了较好的完善与修复，这是值得我们认同的。这些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标志性建筑园区，既是我们健身锻炼，放松心情的地方，也是我们饮水思源，缅怀那些为我们争取幸福生活的伟大的革命烈士们的革命圣地。当代社会仍旧在不断发展，人们大多忙碌于生活，穿梭于人群，爱国的热情不再那么显而易见，出于对历史的兴趣，对历史的探寻，对人们思想境界的了解，也想知道那些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建筑在人们心目中存留的印象，对历史的想法，我们选择了碧沙岗公园这一纪念园区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与分析，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又进一步学习了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多的了解到了历史知识深处的意蕴，也意识到这些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思想支柱，精神启迪。

关键词: 碧沙岗历史 革命精神 纪念 调查 学习

一、碧沙岗公园的历史

碧沙岗公园占地约400亩，是郑州西区居民娱乐休闲的主要场所。然而，当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70多年前，这里却是城区以西4公里一片风沙弥漫的沙丘，当地人叫它白沙岗。

1928年春，冯玉祥为纪念北伐军阵亡将士，责成交通司令许骧云建造北伐阵亡将士墓地。1928年3月陵园动工，当年8月竣工。冯玉祥取“碧血丹心，血殷黄沙”之意，将陵园命名为“碧沙岗”。陵园中部设祠堂，名“昭忠祠”。祠为古式建筑，占地约4070平方米。

“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冯玉祥亲笔所题的“碧沙岗”三个字是地地道道的“四旧”，理应砸掉该，可因为它太高了，所以才免遭厄运。碧沙岗北伐阵亡将士墓地建成之时由4部分组成。陵园中部是烈士祠。烈士祠里悬挂着匾额，存放着刻有烈士姓名的铜牌和记载烈士功绩的金册、碑记等。祠堂之前是中山公园，由民族、民权、民生3座亭子以及水池和石桥组成。祠堂后面是开阔的烈士公墓。烈士公墓的东南是民生公墓，安葬着官兵的眷属。1994年，在“抗日烈士纪念碑”原址上建起了“北伐战争纪念碑”。

1986年，碧沙岗陵园被河南省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她是全国保存下来的面积最大、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处北伐阵亡将士的烈士陵园。1991年6月28日，聂荣臻元帅为新建纪念碑题词“北伐阵亡将士永垂不朽”。2008年7月份碧沙岗公园被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现在碧沙岗公园内一年四季，景色宜人。时逢节假日，这里更是游人如织，热闹非常。如今的碧沙岗商埠林立，已成为郑州三大商圈之一。郑州市碧沙岗公园还是郑州市建成的9处地震应急避难场所之一。

二、北伐战争的历史

北伐战争，是由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蒋介石为总司令于1926年至1928年间发动的统一战争。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在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以后，国民政府内部因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同态度而一度分裂，汪精卫和蒋介石决裂，北伐陷于停顿。宁汉合流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并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加入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张作霖撤往东北并被日本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为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加深了革命认识，保证国家独立，维护祖国统一。历史事实证明，国共两党合则两益，分则两损。这一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实现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三、数据统计与分析

这次我们去碧沙岗公园的调查，发放的问卷大多数发到了周末出来放松心情的学生手里，还有就是少数来游玩的成年旅客以及极少数50多岁前来健身锻炼或者专门来缅怀烈士的老年人手里。针对这次的调研，和我们的调查问卷得到的数据的整理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年龄段对碧沙岗的历史了解有一定的不同。大多数人也就是35岁以下的人大都知道碧沙岗公园的前身是烈士陵园，但是还是有个别人不能知道是为了纪念在北伐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但是由于问题设置，他们大多数知道北伐战争是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但是还是有个别人是真的不了解历史；在碧沙岗最初是谁建立的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都能知道是冯玉祥，但是还有人会选择错误；没有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会进行吗？对于此问题的选择，“会”占了60%，其余各占20%，关于国共合作对于双方来说的问题选互利共赢的占到80%，只有一个人选的不利于共产党，当然还是有不知道的人存在。从这两个问题里面我们知道人们对于国共合作的认识还是很好的；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选择利大于弊的占70%，弊大于利占10%，不清楚的占20%，大家对于近代史辛亥革命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革命烈士的重要品质70%的人都选了“不怕牺牲”和“不畏艰险”，其余也有20%的人选择上了“乐观自信”和“与时俱进”，这是一道主观题，我个人感觉这四个都是革命烈士的重要品质；在现今我国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什么的问题中40%的人选了钓鱼岛问题，看来大家都很关心钓鱼岛的问题；假如有一天战争爆发50%的人选择了“捐钱捐物，抵抗侵略”，也有20%的人选择了“主动参战，保卫国家”，另外也有选择“视战争性质而定”的，国人的爱国热情还是很高的；大多数人被问到民众的爱过热情时40%的人认为大多数人高涨一时，时间久了就忘了；在看战争剧时60%的人是一边为了了解历史，一边为了娱乐，单一目的地各占20%；现在的80%的人是通过相关书籍和史料了解历史，也有人是通过电视剧，实地考察，他人讲述等方式了解；在问到爱国问题是100%的人都是爱国的，而且80%的人认为高校开设相关历史教育客程可以让学生了解历史，铭记历史。

通过这次调查，虽然大多数是学生，但是他们对历史的了解并不是很好，所以我认为高校开设相关历史教育客程还是很必要的，可以提高学生的爱过热情，让学生了解历史，铭记历史。

四、调查感想

从这次的问卷调查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碧沙岗公园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郑州的年轻人，也许只知道碧沙岗是一座公园，是市民娱乐休闲的场所。但60岁以上的老郑州人，称这里为“老冯义地”。这里完整地保存了88年来郑州的革命历史。从恢宏的北伐战争，到中原大战，再到抗日战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碑亭。当我们站在民生、民族、民权3座亭子边，似乎可以听到北伐军当年那气壮山河的呼声和枪炮声。1945年抗战胜利，冯玉祥的旧将刘汝明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为了纪念第29军抗日战争时期阵亡的高级将领佟凌阁、赵登禹、张自忠以及积劳病故的原29军军长宋哲元，刘汝明在原有的民族、民权、民生3座亭子后旁边又建了两座亭子。5座亭子的前方另建了一座纪念塔，正面镌刻着“抗日烈士永垂不朽”的字样。1994年，在“抗日烈士纪念碑”原址上建起了现在“北伐战争纪念碑”，聂荣臻元帅题写了“北伐阵亡将士永垂不朽”10个金色大字。

现在的碧沙岗公园内的美好的景象，无不归功于北伐战争中英勇作战的将士们。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今日的美好和繁荣。此时长眠于此的烈士们，看到这些景象，也必定会感到欣慰。回首历史，碧沙岗公园只是近代中国史的一个缩影，我们能够通过其了解那段屈辱史，探索史，抗挣史，能够更加坚定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

小结: 历史是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与意义的，我们忙碌于现实生活，感慨于生活艰辛，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更应从思想上去探寻，去追求，想想无私奉献的人们，想想那些不畏艰苦的革命烈士，满怀一股爱国情，学会感恩，学会热爱，努力学好知识，学习那些吃苦耐劳，努力奋斗的精神，微笑迎接属于我们的美好生活吧。

参考文献：

1、《郑州晚报》 2015年10月24日

篇6：中国近代史纲要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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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主要写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的历史，本书在一开始就从中西的对比入手，指出“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明，而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对于中国怎样才能脱离当时的困境，蒋廷黻继而对：“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这些问题作了自己的论证，他从中国学习西方的技术，制度，文化等一系列过程中认识到必须用“近代化”来改变“中古”的面貌。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缓慢和曲折的历程，虽然蒋廷黻不可能找出导致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但是他却看到了我们民族的惰性。为什么中国在鸦片战争的震撼当初迅速走上维新之路呢？他回答到：第一，中国的守旧性太重。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的生命线。第三，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

关键词：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

一民族的致命伤

在书中第一章第四节有这样一句话：“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这一句话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效果，近代中华民族所受的压迫与屈辱，都与民族的惰性有着极大的关系。鸦片战争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那时的中国就如蒋廷黻所说的，是一个仍滞留于中古的国家，“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在内，是中古的人民。”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在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已经具备了近代文明，所以鸦片战争在一开始胜利的天平就已经倒向了英国。但是，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如果国人能够早点觉悟，那么远东的近代史恐怕要完全改写了，可惜的是当时的人们在战争前后依然麻木不仁，妄自尊大。对于这个问题，蒋廷黻的想法是：第一，中国的守旧性太重，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使

得要人们做出变革极不容易；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的生命线，实行改革必然会影响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的利益，反对也随之而来；第三，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总有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责，默而不言。本书中第一章对于国人对中英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反应让我们对当时中国的落后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由于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式，丢失了国家主权却还洋洋得意，以为自己外交成功。

二自强及失败

接连的战争失败让部分人认识到西洋的军事是优于中国的，于是他们开始学习西方的军事部分，以恭亲王、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启了国防近代化的进程。他们办军工厂，设武备学堂，派遣军官留洋，创立工厂支持国防费用。但是任何的改革在古老的封建制度下都不可必免的会受到重重阻力，这不仅包括外界的反对，也包括改革者自身的局限性，在旧有的体制下进行军事改革无疑不可能成功，但是改革者自身的局限性使得他们不可能去改变中国的体制与文化，这种不触及根源的改革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甲午战败只是为它划下了结束的句号。

三瓜分及民族复兴

甲午战败引来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各国都在中国划分利益，看到国家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一些有识分子站了出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提倡政治改革，在光绪的支持下，开始了维新变法。但是顽固势力的阻力无疑是巨大的，变法仅仅推行百日就失败了。书中蒋廷黻对于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很是认同，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伟大是古今无比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是民族唯一复兴的路径，相比于李鸿章等人的自强，康有为等人的变法，及义和团的反对现代化，孙中山的思想都是极为伟大的。辛亥革命打倒了满清，虽然扫除了民族复兴的一个障碍，但是民国元年的民国还不具备民国的条件，民族内在的各种矛盾还依然没有就解决，军权就是政权的结果就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而蒋廷黻认为遵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实行军政、训政、宪政就可以让国家逐步走向近代化。参考文献：